一、规模化肉牛生产的环境卫生及主要疫病预防程序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亢智鹏[1]（2021）在《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的小规模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以巴彦毛都苏木为例》文中提出养牛业在畜牧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养牛业的快速发展,探讨不同养牛模式的经济效果和生态效应,以及哪一种模式更能带动农牧户增收对养牛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是内蒙古自治区33个牧业旗之一,当地的养牛业发展已有一定基础,是内蒙古黄牛养殖的重要基地之一。本文对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的小规模模式及其效果进行研究,以实地调查研究为支撑,取得了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对小规模养殖模式进行研究,希望对新时期下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业的发展提供有用的建议,对促进我国养牛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科尔沁左翼后旗小规模养殖模式是一种高效的养殖模式,以户为单位,饲料、草场、人力、圈舍等生产资料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绿色生态、低成本高产出,产品高质量的畜牧养殖模式。在307户样本养殖户中,269户的饲草料实现了自给自足,占比达87.62%。小规模养殖模式最大的优势是饲草料的自给自足,带来的养殖成本低。同时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有96.41%的养殖户认为,在小规模养殖模式下黄牛养殖的经济效果与前几年相比更好了。在调研中,97%的养殖户认为禁垦、禁牧舍饲以来,当地的草牧场沙化、退化问题有得到改善。截止到2019年,巴彦毛都苏木植被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有90.87%养殖户认为当地的生态治理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当前,小规模养殖模式下的养殖利润最高,同时小规模养殖模式下的黄牛养殖基本以舍饲禁牧为主,兼顾了黄牛体质健康又绿色,生态效应好。小规模养殖模式有利于在农区、半农半牧区且具有种养结合优势的地方进行复制和推广。目前,当地具有发展黄牛养殖的优势,同时也有存在的问题。如科尔沁左翼后旗整体上存在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产业链条不完善、畜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不完善、向生态效益型畜牧业转变速度慢的问题。养殖户方面具有基础设施建不完善、资金投入能力弱、补贴优惠政策少、养殖技术水平低等问题。进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政府加大投资和政策补贴力度、提高养殖技术水平、推广适度规模、激发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建立健全畜牧业全面支撑体系、推进生态效益型畜牧业建设等建议。
李常挺[2]（2020）在《广西肉牛新发再发疫病的诊断和病原分析》文中指出近年来广西肉牛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随着牛只存栏数量的增长和饲养密度的增大,疫病发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为了了解并掌握广西肉牛的疫病流行与发生情况,发现新的疫病以及过去曾严重流行得到控制、现在又重新危害养牛业的再发疫病,2018-2019年在广西肉牛肉羊创新团队疫病控制专家团队带领下,通过临床接诊、现场采样、病理剖检和类症鉴别方法,结合实验室诊断,发现了4种可能危害产业发展的重要疫病病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牛丘疹性口炎病毒。发病犊牛体温正常、表现流涎、口腔糜烂,无异物接触和口腔损伤史。刮取病牛齿龈糜烂充血增生物和痂皮病料,PCR检测口蹄疫病毒、病毒性腹泻/黏膜病病毒、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和牛流行热病毒均为阴性;该病料样品扩增出91 bp的条带,测序结果与Gen Bank的牛丘疹性口炎病毒基因序列比对,其核苷酸同源性为95.56%,表明样品含有牛丘疹性口炎病毒,结合发病犊牛的临床特征性症状,可以确定该犊牛感染牛丘疹性口炎病毒而引起发病。2、牛乳头瘤病毒。病牛的特征性临床症状主要是在头部、颈部和背部皮肤出现明显的瘤状物,突出于皮肤表面,大小不一,椰菜花样,最大的瘤状物直径可达8 cm,精神、食欲、体温等均无异常。瘤状物压片镜检未发现寄生虫,涂片染色镜检也未见细菌。瘤状物制作的病理组织切片观察可见表皮和真皮增生、癌细胞呈梭形或星形,癌巢中心细胞角化过度,呈同心圆状结构,形成典型的癌珠。PCR检测瘤状物病料为牛乳头瘤病毒阳性。设计5对引物扩增病毒全基因组,胶回收PCR产物,克隆,筛选阳性质粒送测序。采用生物学软件MEGA对获得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分析,发现其与牛乳头瘤病毒-1型处在同一分支。3、牛源志贺氏菌。某牛场突发一起高热不退、呼吸急促、腹泻拉血便的急性病例,病牛死亡前表现前后脚划动、似游泳的神经症状。从病死牛的肠道中分离获得1株革兰氏阴性杆菌,经表型特征、16Sr RNA基因序列比对和生化试验,鉴定是志贺氏菌。以0.5麦氏比浊菌浓度进行小鼠致病力试验,接种细菌的10只健康小鼠24 h内全部死亡,死亡率100%。体外抑菌试验结果表明,头孢噻肟钠、头孢曲松钠和环丙沙星对该菌有作用,临床联合应用头孢曲松钠和环丙沙星,有效减少牛只的急性死亡。4、A型产气荚膜梭菌。2019年4-10月,广西百色、合浦、河池、北海、南宁等地出现牛突发的急性猝死病例,现场病理剖检可见死亡牛腹部明显膨胀,十二指肠和空肠出血,肠系膜淋巴结充血肿大,肺出血。从上述5个病例的肠粘膜内容物中均分离获得革兰氏阳性粗大杆菌,经表型特征、生化试验和产气荚膜梭菌特异性引物PCR鉴定,该菌为A型产气荚膜梭菌;其他脏器均未分离出细菌。接种分离菌的10只健康小鼠36 h全部死亡,死亡率100%。体外抑菌试验结果表明,分离菌对青霉素、头孢噻肟钠、头孢拉定钠、头孢曲松钠和氨苄西林5种药物敏感。结论:通过对4类病例的病原检测,结合资料查新,可以确定牛丘疹性口炎病毒、牛乳头瘤病毒、牛源志贺氏菌为广西肉牛新发疫病的病原。A型产气荚膜梭菌为广西肉牛再发疫病的病原。这4种新发再发病原对广西肉牛养殖具有一定潜在的威胁,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对病原学开展深入研究和研发新型快捷检测技术,为广西肉牛疫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吴强[3]（2020）在《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中国奶业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乳品生产国。近年来,涉及乳品质量安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乳品质量安全隐患普遍存在,乳品质量目标与产能目标冲突,乳品质量提升与奶业持续发展的矛盾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但质量控制水平与成本不协调、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是关键。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表明,实施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是改善乳品质量、协调质量与产能目标,促进奶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依据供应链管理、认知行为、协同学、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协同度、Logit-ISM、结构方程、演化博弈、委托代理和模拟仿真等模型方法,从概念界定、现状描述、协同度测算、影响因素确定、形成机制剖析、实现机制解析和对策建议等方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由奶牛养殖场户（简称奶农,全文同）、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组成的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及其运行机制的相关问题。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供应链环境下影响乳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主要有投入品来源（采购）、检疫检验、环境维护、设施配置、生产档案和员工培训等6方面。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基本问题包括:含义是奶农、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间在投入品来源（采购）等6方面配合得当、协同一致,共同维护乳品质量、提高乳品供应链竞争力;模式包括横向层面协同和纵向层面协同;目标由状态目标和结果目标两部分构成,结果目标是状态目标的外在表现,状态目标是结果目标的内在基础;标志是奶农、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间质量控制行为配合得当,乳品质量指标得到有效保障;决策参量有质量预防水平、质量检验水平、质量成本分摊、质量收益分配和质量缺陷惩罚等,各决策参量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共同影响乳品质量水平和供应链整体收益。利用来自全国10省份590家奶农、224家乳品加工企业和750家超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首先从投入品来源（采购）等6方面描述性分析了奶农、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质量协同控制的认知、行为及其协同状况,然后利用复合协同度模型测算了乳品供应链质量控制协同度。研究结果表明:三方对于投入品来源（采购）等6方面的重要性认知处于良好协同状态,对于投入品来源（采购）等6方面的质量控制标准的认知处于低度协同状态;三方在投入品来源（采购）、检疫检验和环境维护等3方面的质量控制行为处于良好协同状态,但在员工培训方面的质量控制行为协同状况欠佳,在设施配置和档案管理方面的质量控制行为协同状况较差。总体来看,加工环节的质量控制有序度要高于养殖和销售环节,各环节间的协调性、配合性和同步性还较差,仍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乳品供应链质量控制处于初级协同阶段。基于590家奶农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实证分析了奶农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递阶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文化程度、养殖规模、原奶质量标准认知、饲料质量标准认知、饲养环境标准认知、稳定销售渠道、提升原奶价格、风险分摊、信息共享、信任程度和政府鼓励支持对奶农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有显着影响。其中,政府鼓励支持、原奶质量标准认知、饲料质量标准认知、饲养环境标准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稳定销售渠道、提升原奶价格是中层间接因素,受访者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风险分摊、信息共享、信任程度是深层根源因素。基于750家超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依据“经营能力、内部动力、外部推力、合作伙伴关系—中间合力—协同意愿”的分析思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超市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能力、内部动力、外部推力、中间合力和合作伙伴关系对超市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经营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外部推力,然后依次是合作伙伴关系和内部动力。结合乳品供应链的结构特征和运行规律,从动力因素、促进因素、保障因素、传导过程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剖析了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得出结论: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提升质量、规避风险、增加收益是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动力因素,通过质量信息流和行为信息流的传导作用,实现质量协同控制的目标;个体素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信息共享、相互信任是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促进因素,发挥加快质量协同控制进程的作用;政府监管、第三方检测、内部监管、市场秩序是保障因素,具有引领质量协同控制轨迹的作用。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视角,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和模拟仿真技术分析并印证了乳品供应链中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质量协同控制的演进过程、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双方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条件。研究结果表明:低收益率与高溢出率均会导致市场失灵。当奶农采取高级预防策略和乳品加工企业采取高级检验策略收益率较低时,（基本预防,基本检验）将是双方质量控制博弈的稳定策略,此时,政府应给予采取高级控制策略方足够的补贴,以激励双方实施质量协同控制;当奶农采取高级预防策略或乳品加工企业采取高级检验策略收益率提高,但溢出率较高时,另一方将采取“搭便车”行为,则（高级预防,基本检验）或（基本预防,高级检验）将是双方质量控制博弈的稳定策略,此时,政府应该加大处罚力度,迫使“搭便车”行为者进行质量协同控制;政府补贴对奶农的效用更为明显,政府惩罚具有“正强化”和“负强化”双重作用。综合运用最优化原理、博弈论、委托代理模型和模拟仿真技术,分析并印证了信息对称、单边信息不对称和双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乳品供应链中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的最优质量控制策略,以及双方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当质量预防水平隐匿时,乳品加工企业将采取“质量预防不足”策略;当质量检验水平隐匿时,超市将实施“质量检验过度”策略;当质量预防水平和质量检验水平均隐匿时,乳品加工企业的“质量预防不足”与超市的“质量检验过度”同时存在;合理的供应链利益分配合同设计,可促使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实施质量协同控制。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4个方面:一是提高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改善质量控制行为;二是健全运行机制,促进质量协同控制的形成;三是增强乳品加工企业的综合能力,强化内部监管与服务能力;四是营造良好协同环境条件,提升质量协同控制水平。
柳国锁[4]（2020）在《宁夏地区奶牛IBR与BVD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文中研究表明牛传染性鼻气管炎（IBR）和牛病毒性腹泻（BVD）分别是由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IBRV）和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引起的一种牛的急性、热性、接触性传染病。IBRV主要引起牛发热、严重的上呼吸道症状、母牛流产、死胎,以及生殖道炎症和犊牛脑炎等。BVDV主要引起牛发热、粘膜溃烂、腹泻和流产等症状。我国将IBR和BVD分别列为二类和三类动物疫病。目前,这两种传染病在我国广泛流行,给养殖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本研究采用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宁夏四个地区规模化奶牛场的IBR和BVD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初步了解这两种传染病在宁夏地区的流行情况。并开展免疫预防试验及牧场防控实践,总结出了 IBR和BVD的防控措施。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宁夏4个地区的45个奶牛场共1446份牛血清进行IBRV和BVDV的抗体检测。结果显示,宁夏地区牛群中IBRV、BVDV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82.36%和86.03%。IBRV在吴忠地区的抗体阳性率最高,达86.91%,在石嘴山地区的阳性率最低,为76.27%;BVDV在银川地区的抗体阳性率最高,达到了 90.41%,在石嘴山地区的阳性率最低,为80.00%。不同季节ELISA检测结果显示,IBRV、BVDV在冬季的抗体阳性率最高,分别为88.31%和91.40%;而在夏季阳性率最低,分别为75.33%和79.67%。IBRV在犊牛、青年牛、成年牛群中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78.92%、73.77%和86.2%;BVDV在犊牛、青年牛、成年牛群中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78.51%、83.93%和88.76%。2.应用荧光PCR方法对宁夏4个地区592头奶牛的鼻拭子和肛拭子进行了IBRV和BVDV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宁夏地区奶牛IBRV阳性率平均为2.03%;BVDV阳性率平均为2.70%。IBRV在吴忠地区的阳性率最高,为3.13%;BVDV在中卫地区的阳性率最高,达到了 3.44%。不同季节检测结果显示,IBR在秋季最易发、BVD在冬季最易发。不同生长阶段奶牛检测发现,IBRV在犊牛群中阳性率最高,为2.89%,BVDV在青年牛群中阳性率最高,为3.94%。3.分别对IBR、BVD抗体阳性和阴性妊娠母牛在预产期前60天、30天注射IBR-BVD二联灭活疫苗,免疫前后用ELISA方法检测抗体的变化。结果发现,牛群注射二联灭活疫苗后,牛群免疫抗体水平显着提高,妊娠母牛所生犊牛母源抗体明显增加。在某牧场进行IBR、BVD综合防控,防控前后统计相关疾病发病率,结果发现实施综合防控以后能够明显降低牛群中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和牛病毒性腹泻的发病率。综上所述,IBR和BVD在宁夏地区奶牛群中广泛流行,并且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年龄段的感染情况都有显着差异。通过淘汰病原阳性牛以及注射IBR-BVD二联灭活疫苗、加强饲养管理、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能够明显降低牛群中IBR和BVD的发病率。
安泓霏[5]（2020）在《宁夏地区牛子宫内膜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组方泡腾栓的研制》文中研究说明宁夏具有适合发展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自然条件,但中小型规模牛场和散养户的饲养量基数比较大,饲养水平不高导致产科疾病多发,尤其是牛子宫内膜炎最为常见。为了更好的治疗子宫内膜炎,本研究对宁夏6个市、县（区）开展牛子宫内膜炎流行病学调查,对导致子宫内膜炎的主要病原菌进行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针对性地研制出一种治疗牛子宫内膜炎的中药组方泡腾栓,并对该药物进行安全性评价和临床治疗实验,收到了良好疗效。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随机调查宁夏33个规模化养殖场和50个散养户,共抽检2 160头牛,结果显示:2016年1月12月宁夏平均发病率约为27.0%,各市、县（区）之间的发病率差异不显着（P>0.05）,发病率与季节气候、饲养管理水平和牛年龄有相关性:发病率春秋季节较低,冬夏季节较高;规模养殖场全年发病率为18.5%,显着低于散养户发病率35.5%（P<0.05）;随着牛年龄增长,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呈现高-低-高的趋势,其中4岁时发病率最低为17.17%,8岁时发病率最高为42.0%;不同品种的牛发病率差异不显着（P>0.05）。2.从宁夏6个市、县（区）抽检的180头份牛子宫内膜炎病料样品中共分离鉴定出20种细菌。其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停乳链球菌和无乳链球菌检出率较高,检出率分别为53.3%、50.0%、28.9%和18.3%,其他细菌检出率较小;银川市和利通区以单一感染为主,单一感染率分别为60%和53.3%,其它地区均以混合感染为主;在单一感染的病例中,银川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的优势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西吉县、彭阳县的优势病原菌为大肠杆菌;在混合感染的病例中,各地检出的病原菌的种类复杂,不具有规律性;通过药敏实验,测得各市、县（区）分离的主要致病菌对大部分抗菌药物都产生了耐药性,磺胺类药物耐药率最高,β-内酰胺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和大环内酯类药物次之,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最低。3.选定泡腾栓作为研制药物剂型,对引起宁夏地区牛子宫内膜炎的主要致病菌进行中药体外抑菌试验,采用正交法筛选中药组方和泡腾栓辅料,确定中药组方为:连翘、黄连、黄柏、蒲公英、升麻、红花、柴胡、当归,泡腾栓辅料配比为:酒石酸∶碳酸钠碳酸氢钠混合物（1∶9）∶甘露醇乳糖混合物（1∶10）∶十二烷基硫酸钠∶中药干浸膏粉=0.25∶0.2∶0.15∶0.1∶0.3,确定的制粒工艺为滚压干法制粒,共制备三个批次的中药组方泡腾栓。经过质量检验,该处方及配比组成的颗粒外观合格,硬度大于6kg/cm2,脆碎度在0.5%以下,崩解时限在5min以内,重量差异在±5%以内,最小发泡量大于6mL,泡沫持续时间在5558min之间,变形温度在38.538.9°C,融变时限低于30min,需氧菌数量每克小于100cfu,霉菌和酵母菌每克小于10cfu,均符合药典规定,满足使用需求。通过小鼠急性毒性实验,测得该中药组方泡腾栓的LD50≈5 788.32mg,属于实际无毒物质,家兔阴道大剂量给药后应激反应较小,对家兔眼睛有轻度刺激性,符合黏膜用药要求。经过临床治疗实验,中药组方泡腾栓治疗急性和慢性子宫内膜炎的有效率均为90%,与抗生素恩诺沙星相比,不但治疗有效率高,还能更快促进牛恢复发情周期,大幅提高受孕率,尤其是对慢性子宫内膜炎的疗效显着,临床上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周春香[6]（2019）在《不同饲养模式下三个品种猪肠道寄生虫调查及隐孢子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养猪大国,更是猪肉消费大国。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监测数据,2017年我国生猪存栏量为43325万头,出栏商品猪68861万头;2017年猪肉消费量5456.55万吨,人均猪肉消费量达39.76千克,占人均肉类消费结构的60%以上。所以,养猪业是我国农业中的重要产业,对保障肉食品安全供应有重要作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也是农村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感染猪的寄生虫种类繁多,在养猪生产中猪感染寄生虫十分普遍,给养猪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有些寄生虫还可以感染人体,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产生很大威胁。中国种猪资源丰富,有很多优质地方猪种,如藏猪、豫南黑猪、民猪、太湖猪等。此外,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还引进多个外来品种,如长白猪、杜洛克猪、约克夏猪等。因地域条件因素,中国多种养猪模式并存,有原始放牧模式、养殖场散养模式、公司集约化养殖模式等。在不同饲养模式下、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品种猪的寄生虫感染与流行有何不同,为此本文在西藏林芝米林县、工布江达县和河南三门峡、开封市等4个地区,对不同饲养模式条件下3个品种猪（藏香猪、豫南黑猪、长白猪）的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对猪隐孢子虫虫种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进行鉴定,以及人兽共患风险和种系进化关系进行分析,为该地区制定猪寄生虫病的防控策略奠定理论基础,为保障公共卫生与健康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丰富猪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资料。1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采集了河南省（开封长白猪229份和三门峡豫南黑猪246份）和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藏香猪225份和米林县藏香猪490份）4个区域的1190份新鲜猪粪便样本,采用卢戈氏碘液法和饱和蔗糖溶液漂浮法对粪便样品进行寄生虫检查,共检出5种寄生虫:猪蛔虫（Ascaris suis）、食道口线虫（Oesophagostomum ssp）、猪毛尾线虫（Trichuris suis）、猪等孢球虫（Isosp ora suis）和阿米巴原虫（Amoeba protozoa）,感染率分别为15.71%、11.17%、1.09%、19.07%和26.72%。总的猪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51.59%（614/1190）。西藏林芝地区的感染率为64.34%,河南地区的感染率为32.42%。自然放牧养殖模式寄生虫感染率为90.10%,分别高于散养模式（60.10%）、集约化养殖模式（37.99%）和阶段放养模式（28.86%）的猪。藏香猪、豫南黑猪和长白猪的寄生虫感染率分别为64.34%、27.23%和37.99%。感染的优势虫种,在自然放牧模式和集约化养殖模式均为猪等孢球虫和阿米巴原虫,在散养模式为阿米巴原虫和猪蛔虫,在阶段放养模式为猪等孢球虫和食道口线虫。自然放牧和散养猪均可发生2～4种寄生虫的混合感染,而集约化养殖和阶段放养猪未发现3种及以上寄生虫的混合感染。结论:猪肠道寄生虫的感染及感染的优势虫种与猪饲养模式、猪品种和地理区域有直接关系。2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隐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隐孢子虫体积微小,卵囊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4～6 μm。因显微镜检测方法的准确率较低,故采用分子检测方法,提取1190份新鲜猪粪便样品的DNA,PCR扩增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SSU rRNA基因并进行序列分析,结果发现23份样品呈Cryptospoidium阳性,总感染率为1.93%（23/1190）。长白猪隐孢子虫感染率为8.30%（19/229）,明显高于地方品种藏香猪0.42%（3/715）和豫南黑猪0.41%（1/246）;保育阶段仔猪（1～2月龄）隐孢子虫感染率为4.36%（21/482）,明显高于哺乳阶段（<1月龄,0.21%,1/467）和育肥阶段（>2月龄,0.41%,1/241）的猪（P<0.01）;集约化养猪模式隐孢子虫感染率为8.30%（19/229）,明显高于自然放牧（0%,0/101）、散养（0.49%,3/614）和阶段放养（0.41%,1/246）等饲养模式的猪;河南省猪隐孢子虫的感染率为4.21%,高于西藏地区的猪（0.42%）（P<0.01）。在1头哺乳仔猪（<1月龄）和1 1头保育仔猪（1～2月龄）的粪便样品中检测到C.suis,在10头保育仔猪（1～2月龄）和1头育肥猪（>2月龄）检测到C.scrofarum。分离到的12个C.suis（52.17%,12/23）和11个C.scrofarum均为种类单独感染（47.83%,11/23）,无混合交叉感染。结论:猪隐孢子的感染及感染的种类与猪品种、饲养模式、日龄（或饲养阶段）及所在地理区域有直接关系,C.suis主要感染2月龄以下仔猪,C.scrofarum主要感染2月龄及以上的大猪。3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毕氏肠微孢子虫同隐孢子虫一样是一类个体微小的人兽共患肠道寄生原虫,因显微镜检测方法准确率低,实验室常采用分子检测方法。提取1190份新鲜猪粪便样品的DNA,PCR扩增毕氏肠微孢子虫（Entercorytozoon bieneusi）ITS基因,并对MS1、MS3、MS4和MS7位点进行多位点序列分析。结果发现猪E.bieneusi的总感染率为54.2%（645/1190）。在西藏工布江达县猪的感染率为41.3%（93/225）,西藏米林县为44.1%（216/490）,河南三门峡地区75.6%（186/246）,河南省开封地区65.5%（150/229）。西藏藏猪感染率为43.2%（309/715）,豫南黑猪感染率75.6%（186/246）,长白猪感染率65.5%（150/229）。自然放牧模式感染率为13.9%（14/101）,养殖场模式感染率为57.9%（631/1089）,两者之间有显着差异（P<0.01）。60日龄以上的感染率为94.6%（228/241）,30～60日龄的感染率为64.3%（310/482）,30日龄以下的感染率为44.3%（207/467）,三者间差异显着（P<0.01）。将获得的序列校准比对后共发现10种E.bieneusi基因型,其中8个为已报道的基因型（EbpC,EbpA,CHG19,CHC5,Henan-Ⅲ,I,D和H）,2个为新基因型（XZP-Ⅰ和XZP-Ⅱ）。基于对小卫星/微卫星位点MS1、MS3、MS4和MS7上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分别获得18、7、16和13个基因型。通过强连锁不平衡（LD）和重组事件分析,显示本研究检测到的猪E.bieneusi种群为克隆性群体结构。群体间成对遗传距离（FST）和基因流（Nm）均较低,表明来自不同寄主的E.bieneusi群体的基因流动有限,系统发育分析、基因结构分析和遗传网络分析结果均显示存在寄主适应性和地理隔离。结论:猪E.bieneusi的感染与猪饲养模式、日龄有直接关系,猪E.bieneusi不同基因型的分布具有广泛流行性、宿主适应性、地理区域隔离性和人兽共患潜力的存在。
刘利[7]（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冯杰[8]（2018）在《贵州省山羊主要疫病调查及防控对策》文中研究表明疫病是导致养羊业损失的重要因素,研究养羊业存在疫病隐患及威胁、找出其流行传播途径,为兽医防疫部门实施源头控制、精准有效免疫提供依据和措施,这对推动高原山地种草养羊产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对防止动物疫病所致公共卫生危害具有重要意义。该论文采用血清学和病原学调查方法,对贵州规模养羊场山羊小反刍兽疫、口蹄疫、蓝舌病、羔羊口疮、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山羊痘、弓形体等疫病进行抽样检测,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小反刍兽疫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50.66%（115/227只份）、蓝舌病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38.69%（53/137只份）、O型口蹄疫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49.44%（133/269只份）、亚洲I型口蹄疫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17.47%（47/269只份）、A型口蹄疫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0%（0/77只份）、口蹄疫病毒非结构蛋白抗体平均阳性率0%（0/155只份）、绵羊肺炎支原体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15.91%（67/421只份）、丝状支原体山羊亚种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23.28%（98/421只份）、山羊痘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57.62%（189/328）、布鲁氏杆菌病血清抗体平均阳性率0%（0/4只份）、弓形体血清抗体阳性率75.00%（3/4只份）;病原学检测结果显示:羊小反刍兽疫病原平均阳性率50.00%（4/8只份）、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原平均阳性率28.57%（2/7只份）、蓝舌病病原平均阳性率14.82%（4/27只份）、魏氏梭菌病原阳性率100.00%（1/1只份）、附红细胞体病原阳性率100.00%（2/2只份）。病原学检测结果说明贵州山羊存在小反刍兽疫病毒、魏氏梭菌、支原体、弓形体和附红细胞体感染。由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结果可判定贵州省山羊产业存在小反刍兽疫、蓝舌病、传染性胸膜肺炎、山羊痘、弓形体和附红细胞体等疫病威胁。因此,在深入做好口蹄疫、布鲁氏杆菌病、弓形体和附红细胞体防控基础上,将小反刍兽疫、蓝舌病、传染性胸膜肺炎和山羊痘作为贵州山羊重点防制疫病净化目标,制定免疫程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全面推进程序免疫和免疫效果监测;以规模养羊场或以乡镇为单位,推行疫病净化工作,逐只进行病原检测,清除带毒、带病羊只,进而减少养羊业的养殖风险。
张晓锋[9]（2017）在《上海市金山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文中研究指明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是由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以上呼吸道炎症和生殖道炎症为主要特征,该病毒能引起牛的免疫抑制,造成继发感染,严重影响牛的生产性能,临床上表现为发热、鼻炎、乳腺炎、流产等。目前,世界各主要养牛地区均有该病的报道,我国亦是该病的主要疫区之一,严重危害我国养牛业的发展。上海市金山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目前全区有10个中小型规模奶牛场,存栏量接近万头。因从国外或国内其他地区引进种牛频繁,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在金山区存在一定程度的感染,感染引起的奶牛肺炎、流产时有发生。但金山区奶牛系统缺乏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流行病学资料。本研究从该地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入手,建立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的定量PCR检测方法,形成一套结合金山区实际的综合防控方案,为当地防控该病提供参考依据。1.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利用商品化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IBRV）gE特异性抗体检测剂试剂盒,对2016年在上海市金山区10个奶牛场采集的460份牛血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金山区奶牛场的抗体阳性率达到36.67%～97.37%,提示IBRV感染普遍,建议采取综合管理措施,有效控制该病造成的损失。2.Ⅰ型牛疱疹病毒gE基因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及应用以Ⅰ型牛症疹病毒（Bovine herpesvirus-1,BHV-1）的gE基因序列,针对1607～1704bp区域分别设计1对引物及相应的TaqMan探针,在建立和优化反应体系后,对经10倍系列稀释的病毒进行扩增来检测其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表明,建立的荧光定量PCR可用于检测BHV-1,其灵敏度为10 copies/μL,且与其他病毒无交叉反应,可用于BHV-1临床检测。3.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综合防控牛传染性鼻气管炎（IBR）严重威胁着金山区乃至上海市的奶牛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由于该病具有潜伏感染和隐性感染的特性,可以通过携带病毒牛只的调运和病牛自愈后的持续排毒来感染健康牛,从而造成健康牛群感染该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针对该病的防控应当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从诊断、检测、监测、免疫、消毒、隔离、扑杀以及风险评估和应急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做好防控工作。
杨艳梅[10]（2017）在《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措施》文中指出疫病防控是规模化肉牛场工作的重要内容,关乎肉牛场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本文主要是对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加强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措施。
二、规模化肉牛生产的环境卫生及主要疫病预防程序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规模化肉牛生产的环境卫生及主要疫病预防程序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的小规模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以巴彦毛都苏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4.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研究的创新点 |
| 2.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业发展历程与优势 |
| (一)科尔沁左翼后旗概况 |
| 1.自然概况 |
| 2.人文概况 |
| 3.经济概况 |
| (二)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发展概况 |
| 1.黄牛养殖规模 |
| 2.黄牛养殖品种 |
| 3.黄牛养殖区域分布 |
| 4.黄牛养殖的地位作用 |
| (三)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发展历程 |
| 1.传统品种的畜牧养殖阶段 |
| 2.传统品种的改良养殖阶段 |
| 3.黄牛改良品种的认可度 |
| (四)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业取得的成就 |
| 1.打造了“科尔沁牛”品牌 |
| 2.探索出了新模式 |
| 3.壮大了养殖规模 |
| 4.推动了经济发展 |
| (五)科尔沁左翼后旗发展黄牛养殖业的优势 |
| 三、科尔沁左翼后旗小规模养殖模式的形成 |
| (一)传统畜牧模式 |
| 1.传统畜牧模式的演变 |
| 2.传统畜牧模式的特点 |
| 3.传统畜牧模式的优势与劣势 |
| (二)小规模养殖模式 |
| 1.小规模养殖模式的内涵 |
| 2.小规模养殖模式的特点 |
| 3.小规模养殖模式的优势 |
| (三)小规模养殖模式的形成原因 |
| 1.小规模养殖模式的经济效果 |
| 2.小规模养殖模式的生态效应 |
| (四)小规模养殖模式与传统畜牧模式的对比及推广价值 |
| 四、巴彦毛都苏木黄牛养殖实地调查 |
| (一)研究区基本概况 |
| 1.研究区域的概况与研究点的选择 |
| 2.研究区牧户的基本情况 |
| 3.研究区黄牛养殖的发展情况 |
| (二)研究区黄牛养殖规模及养殖模式选择 |
| 1.研究区的黄牛头数及结构分布 |
| 2.研究区黄牛养殖模式的选择 |
| (三)研究区黄牛养殖的经济效果 |
| 1.不同模式的黄牛养殖成本 |
| 2.不同模式的黄牛养殖收入 |
| 3.不同养殖模式的经济效果 |
| (四)研究区黄牛养殖的生态效应 |
| 1.传统畜牧模式的生态效应 |
| 2.小规模养殖模式的生态效应 |
| 五、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存在的问题 |
| (一)养殖户层面存在的问题 |
| 1.养殖户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
| 2.养殖户的资金投入能力弱,得到的政府补贴政策少 |
| 3.养殖户接受新技术的意识弱,整体养殖技术水平不高 |
| 4.养殖户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引起的饲草料不足 |
| (二)科尔沁左翼后旗整体层面存在的问题 |
| 1.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带动能力弱,产业链条不完善 |
| 2.畜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不完善 |
| 3.生态效益型畜牧业转变速度慢 |
| 六、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的对策建议 |
| (一)养殖户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完善养殖户基础设施建设 |
| 2.政府要加大对养殖户的资金帮扶,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 |
| 3.提高养殖户养殖技术水平,引进高水平技术人员 |
| 4.推广适度规模的黄牛养殖,不盲目追求“规模化” |
| (二)科尔沁左翼后旗整体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条 |
| 2.建立健全畜牧业全面支撑体系,提升综合能力水平 |
| 3.推进生态效益型畜牧业建设,提高畜牧业质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科左后旗养牛业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广西肉牛新发再发疫病的诊断和病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肉牛业的发展概况 |
| 1.2 新发再发疫病的定义 |
| 1.3 肉牛新发再发疫病的研究状况 |
| 1.3.1 牛丘疹性口炎研究进展 |
| 1.3.2 牛乳头瘤研究进展 |
| 1.3.3 志贺氏菌病研究进展 |
| 1.3.4 产气荚膜梭菌病研究进展 |
| 1.4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牛丘疹性口炎的诊断和病原分析 |
| 2.1 材料 |
| 2.1.1 主要仪器设备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样品来源 |
| 2.2 方法 |
| 2.2.1 临床检查与样品采集 |
| 2.2.2 引物合成及PCR扩增 |
| 2.2.3 牛丘疹性口炎病毒基因序列测定及同源性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临床检查结果 |
| 2.3.2 PCR扩增结果 |
| 2.3.3 牛丘疹性口炎病毒基因核苷酸序列测定及同源性分析结果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牛乳头瘤的诊断和病原分析 |
| 3.1 材料 |
| 3.1.1 主要仪器设备 |
| 3.1.2 主要试剂 |
| 3.1.3 样品来源 |
| 3.2 方法 |
| 3.2.1 病变观察和显微镜检查 |
| 3.2.2 病理组织切片的制作 |
| 3.2.3 PCR扩增 |
| 3.2.4 BPV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病变观察和显微镜检查结果 |
| 3.3.2 病理组织切片观察结果 |
| 3.3.3 PCR扩增结果 |
| 3.3.4 BPV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分析结果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牛源志贺氏菌的诊断和病原分析 |
| 4.1 材料 |
| 4.1.1 主要仪器设备 |
| 4.1.2 主要试剂 |
| 4.1.3 病料来源及试验动物 |
| 4.2 方法 |
| 4.2.1 发病情况调查及病理剖检 |
| 4.2.2 细菌分离培养 |
| 4.2.3 细菌16Sr RNA基因扩增及遗传进化分析 |
| 4.2.4 生化试验 |
| 4.2.5 药敏试验 |
| 4.2.6 致病性试验 |
| 4.3 结果 |
| 4.3.1 发病情况调查及病理剖检结果 |
| 4.3.2 细菌分离培养结果 |
| 4.3.3 细菌16Sr RNA基因扩增及遗传进化分析结果 |
| 4.3.4 生化试验结果 |
| 4.3.5 药敏试验结果 |
| 4.3.6 致病性试验结果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牛产气荚膜梭菌的诊断和病原分析 |
| 5.1 材料 |
| 5.1.1 主要仪器设备 |
| 5.1.2 主要试剂 |
| 5.1.3 病料来源及试验动物 |
| 5.2 方法 |
| 5.2.1 流行病学调查 |
| 5.2.2 细菌分离培养 |
| 5.2.3 生化试验 |
| 5.2.4 药敏实验 |
| 5.2.5 致病性试验 |
| 5.2.6 病理组织切片的制作 |
| 5.2.7 细菌PCR扩增和产气荚膜梭菌毒素分型鉴定 |
| 5.3 结果 |
| 5.3.1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
| 5.3.2 细菌分离结果 |
| 5.3.3 生化试验结果 |
| 5.3.4 药敏试验结果 |
| 5.3.5 致病性试验结果 |
| 5.3.6 病理切片观察结果 |
| 5.3.7 细菌PCR扩增和产气荚膜梭菌毒素分型鉴定结果 |
| 5.4 讨论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3）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 |
| 1.2.2 关于食品(农产品)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 |
| 1.2.3 关于畜产品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 |
| 1.2.4 关于乳品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
| 2.1 乳品与乳品供应链 |
| 2.1.1 乳品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乳品的质量安全标准 |
| 2.1.3 乳品供应链的结构与特征 |
| 2.2 供应链环境下乳品质量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 |
| 2.3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基本问题 |
| 2.3.1 质量协同控制的概念 |
| 2.3.2 质量协同控制的内涵 |
| 2.3.3 质量协同控制的目标与标志 |
| 2.3.4 质量协同控制的模式与内容 |
| 2.4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决策框架 |
| 2.4.1 质量预防水平 |
| 2.4.2 质量检验水平 |
| 2.4.3 质量成本分摊 |
| 2.4.4 质量收益分配 |
| 2.4.5 质量缺陷惩罚 |
| 2.5 本章小结 |
| 3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认知、行为与协同度分析 |
| 3.1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情况 |
| 3.1.1 调查问卷设计 |
| 3.1.2 样本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 |
| 3.2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认知与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 3.2.1 质量协同控制认知状况描述性分析 |
| 3.2.2 质量协同控制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 3.3 乳品供应链质量控制协同度的测算 |
| 3.3.1 模型构建、序参量选取及数据整理 |
| 3.3.2 结果与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1 奶农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2 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
| 4.1.3 估计结果与讨论 |
| 4.2 超市质量协同控制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2 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
| 4.2.3 模型估计与检验 |
| 4.2.4 估计结果与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5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形成机制分析 |
| 5.1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形成条件与机制框架 |
| 5.1.1 质量协同控制的形成条件 |
| 5.1.2 质量协同控制的机制框架 |
| 5.2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主导机制 |
| 5.2.1 动力因素对质量协同控制形成的作用 |
| 5.2.2 质量协同控制形成的传导过程 |
| 5.2.3 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路径 |
| 5.3 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辅助机制 |
| 5.3.1 促进因素对质量协同控制形成的作用 |
| 5.3.2 保障因素对质量协同控制形成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乳品供应链中养殖与加工环节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机制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问题描述与博弈主体策略 |
| 6.1.2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经济逻辑 |
| 6.1.3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的基本假设 |
| 6.2 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质量协同控制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
| 6.2.1 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
| 6.2.2 复制动态方程与均衡点 |
| 6.2.3 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
| 6.2.4 演化稳定策略形成机理分析 |
| 6.3 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条件 |
| 6.3.1 补贴机制下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条件 |
| 6.3.2 惩罚机制下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条件 |
| 6.4 数值模拟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乳品供应链中加工与销售环节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机制分析 |
| 7.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7.2 信息对称条件下委托代理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
| 7.3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代理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
| 7.3.1 乳品加工企业的质量预防水平隐匿 |
| 7.3.2 超市的质量检验水平隐匿 |
| 7.3.3 质量预防水平和质量检验水平均隐匿 |
| 7.3.4 基于内部惩罚和内外部损失分摊契约的比较分析 |
| 7.4 乳品加工企业与超市质量协同控制的实现条件 |
| 7.5 数值模拟仿真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促进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的对策建议 |
| 8.1 提高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改善质量协同控制行为 |
| 8.2 健全运行机制,促进质量协同控制的形成 |
| 8.3 增强综合能力,强化内部监管与服务能力 |
| 8.4 营造良好协同环境条件,提升质量协同控制水平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4）宁夏地区奶牛IBR与BVD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英文缩略词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牛传染性鼻气炎的研究进展 |
| 1.1.1 病原概述 |
| 1.1.2 流行病学特征 |
| 1.1.3 临床症状 |
| 1.1.4 流行现状 |
| 1.1.5 诊断方法 |
| 1.1.6 疫苗的研究进展 |
| 1.2 牛病毒性腹泻的研究进展 |
| 1.2.1 病原学 |
| 1.2.2 流行病学 |
| 1.2.3 临床症状 |
| 1.2.4 流行现状 |
| 1.2.5 诊断方法 |
| 1.2.6 疫苗的研究进展 |
| 1.3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第二章 宁夏地区奶牛IBR和BVD血清学调查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临床样品 |
| 2.1.2 试剂 |
| 2.1.3 仪器设备 |
| 2.1.4 样品采集与处理 |
| 2.1.5 IBR抗体检测方法及其判定标准 |
| 2.1.6 BVD抗体检测方法及其判定标准 |
| 2.2 结果 |
| 2.2.1 宁夏地区奶牛IBRV、BVDV抗体检测结果 |
| 2.2.2 不同地区奶牛IBRV和BVDV抗体检测结果 |
| 2.2.3 不同季节奶牛IBRV和BVDV抗体检测结果 |
| 2.2.4 不同年龄段奶牛IBRV和BVDV抗体检测结果 |
| 2.3 讨论 |
| 2.3.1 宁夏地区奶牛IBR血清学调查分析 |
| 2.3.2 宁夏地区奶牛BVD血清学调查分析 |
| 2.4 小结 第三章 宁夏地区奶牛IBR和BVD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临床样品 |
| 3.1.2 主要试剂 |
| 3.1.3 仪器设备 |
| 3.1.4 IBRV的核酸检测 |
| 3.1.5 BVDV的核酸检测 |
| 3.1.6 数据统计 |
| 3.2 结果 |
| 3.2.1 核酸检测结果 |
| 3.2.2 不同地区奶牛IBRV和BVDV核酸检测结果 |
| 3.2.3 不同季节奶牛IBRV和BVDV核酸检测结果 |
| 3.2.4 不同年龄段奶牛IBRV和BVDV核酸检测结果 |
| 3.3 讨论 |
| 3.3.1 宁夏地区奶牛IBRV核酸检测结果分析 |
| 3.3.2 宁夏地区奶牛BVDV核酸检测结果分析 |
| 3.3.3 PCR和ELISA两种检测方法的应用 |
| 3.4 小结 第四章 奶牛IBR、BVD综合防控措施及实践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主要试剂 |
| 4.1.2 试验动物 |
| 4.1.3 IBR、BVD免疫预防试验 |
| 4.1.4 IBR、BVD综合防控措施 |
| 4.2 结果 |
| 4.2.1 免疫预防试验结果 |
| 4.2.2 综合防控试验结果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第五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个人简介 |
（5）宁夏地区牛子宫内膜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组方泡腾栓的研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牛子宫内膜炎研究进展 |
| 1 牛子宫内膜炎概述 |
| 1.1 牛子宫内膜炎的分类 |
| 1.1.1 产褥期子宫内膜炎 |
| 1.1.2 临床型子宫内膜炎 |
| 1.1.3 隐性子宫内膜炎 |
| 1.2 牛子宫内膜炎的病因 |
| 1.2.1 病原微生物感染 |
| 1.2.2 日粮营养失衡 |
| 1.2.3 环境因素 |
| 1.2.4 继发性因素 |
| 1.2.5 内分泌因素 |
| 1.2.6 遗传因素 |
| 1.3 牛子宫内膜炎的诊断 |
| 1.3.1 临床诊断 |
| 1.3.1.1 直肠检查 |
| 1.3.1.2 阴道检查 |
| 1.3.1.3 超声波检查 |
| 1.3.2 实验室诊断 |
| 1.3.2.1 子宫分泌物检查 |
| 1.3.2.2 精液试验 |
| 1.3.2.3 尿液组胺检查 |
| 1.3.2.4 乳中孕酮含量检测 |
| 1.3.2.5 子宫组织与细胞检查 |
| 1.4 牛子宫内膜炎的治疗 |
| 1.4.1 子宫内疗法 |
| 1.4.1.1 子宫冲洗治疗 |
| 1.4.1.2 子宫灌注治疗 |
| 1.4.1.3 子宫填塞药物治疗 |
| 1.4.2 全身抗菌治疗 |
| 1.4.3 激素治疗 |
| 1.4.4 激光治疗 |
| 1.4.5 其它疗法 |
| 1.5 牛子宫内膜炎的预防 |
| 1.5.1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
| 1.5.2 加强牛产后护理和保健 |
| 2 泡腾栓剂的研究进展 |
| 2.1 栓剂简介 |
| 2.2 中药泡腾栓的研究概况 |
| 3 宁夏养牛业现状 |
| 4 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章 宁夏地区牛子宫内膜炎流行病学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调查对象 |
| 1.1.2 采样地点 |
| 1.1.3 药品与试剂 |
| 1.1.4 耗材与仪器 |
| 1.2 方法 |
| 1.2.1 抽样方法 |
| 1.2.2 养殖基本情况调查 |
| 1.2.2.1 选址与布局(20分) |
| 1.2.2.2 设施与设备(30分) |
| 1.2.2.3 管理制度与人员配备(30分) |
| 1.2.2.4 环保要求与生产性能(20分) |
| 1.2.3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调查 |
| 1.2.3.1 临床症状检查 |
| 1.2.3.2 直肠检查 |
| 1.2.3.3 实验室诊断 |
| 1.2.4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临床症状结果 |
| 2.2 子宫分泌物检查结果 |
| 2.3 养殖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
| 2.4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 |
| 2.5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季节变化的相关性 |
| 2.6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地域的相关性 |
| 2.7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饲养模式的相关性 |
| 2.8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年龄的相关性 |
| 2.9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品种的相关性 |
| 3 讨论 |
| 3.1 养殖基本概况 |
| 3.2 宁夏牛子宫内膜炎的发病情况 |
| 3.3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季节变化的相关性 |
| 3.4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地域的相关性 |
| 3.5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饲养模式的相关性 |
| 3.6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年龄的相关性 |
| 3.7 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和品种的相关性 |
| 第三章 宁夏牛子宫内膜炎主要病原菌分离鉴定及药敏实验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动物 |
| 1.1.2 试剂与药品 |
| 1.1.3 耗材与仪器 |
| 1.2 方法 |
| 1.2.1 子宫内膜炎患牛子宫分泌物的采集 |
| 1.2.2 细菌的分离培养 |
| 1.2.3 高智能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仪鉴定 |
| 2 结果 |
| 2.1 宁夏各县、市(区)分离菌株生化鉴定结果 |
| 2.2 宁夏各市、县(区)牛子宫内膜炎检出细菌的分布 |
| 2.3 宁夏各市、县(区)牛子宫内膜炎感染类型 |
| 2.4 宁夏各市、县(区)细菌的耐药率检测结果 |
| 3 讨论 |
| 3.1 牛子宫内膜炎病原菌分离鉴定 |
| 3.2 病原菌的耐药性分析 |
| 第四章 治疗牛子宫内膜炎中药组方泡腾栓的研制 |
| 实验一 中草药组方的筛选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菌株 |
| 1.1.2 主要试剂 |
| 1.1.3 中草药 |
| 1.1.4 主要仪器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中草药筛选 |
| 1.2.2 中草药有效成分提取 |
| 1.2.3 供试菌液的制备 |
| 1.2.4 中草药抑菌正交实验 |
| 1.2.5 中草药组方的确立与体外抑菌效果观察 |
| 2 结果 |
| 2.1 中草药组方筛选正交设计试验结果 |
| 2.2 中草药组方抑菌试验结果 |
| 3 讨论 |
| 实验二 中药组方泡腾栓的制备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主要试剂 |
| 1.1.2 主要仪器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泡腾栓辅料的选择 |
| 1.2.2 中药和辅料的预处理 |
| 1.2.3 泡腾栓辅料配比优选实验 |
| 1.2.4 中药组方泡腾栓制备工艺流程 |
| 1.2.5 中药组方泡腾栓质量检查 |
| 2 结果 |
| 2.1 中药组方泡腾栓辅料配比优选结果 |
| 2.2 正交实验结果方差分析 |
| 2.3 中药组方泡腾栓质量检查结果 |
| 2.3.1 外观检查 |
| 2.3.2 硬度、脆碎度和崩解时限检查 |
| 2.3.3 重量差异检查 |
| 2.3.4 pH值、发泡量、泡沫持续时间测定 |
| 2.3.5 变形温度、融变时限和微生物限度测定 |
| 2.3.6 中药组方泡腾栓抑菌实验结果 |
| 3 讨论 |
| 实验三 中药组方泡腾栓安全性评价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动物 |
| 1.1.2 实验器材与药品 |
| 1.2 方法 |
| 1.2.1 小鼠腹腔给药急性毒性预实验 |
| 1.2.2 小鼠腹腔给药急性毒性正式实验 |
| 1.2.3 家兔阴道给药急性毒性实验 |
| 1.2.4 家兔Draize眼部刺激试验 |
| 2 结果 |
| 2.1 小鼠腹腔急性毒性实验结果 |
| 2.2 家兔阴道给药急性毒性实验结果 |
| 2.3 家兔Draize眼部刺激试验结果 |
| 3 讨论 |
| 3.1 急性毒性试验结果分析 |
| 3.2 家兔眼部刺激试验结果分析 |
| 实验四 中药组方泡腾栓对牛子宫内膜炎的治疗效果观察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药品 |
| 1.1.2 实验器材 |
| 1.1.3 实验动物 |
| 1.2 方法 |
| 1.2.1 实验分组与设计 |
| 1.2.2 治疗效果判定标准 |
| 2 结果 |
| 2.1 两种药物对急性、慢性子宫内膜炎的治疗效果 |
| 2.2 两种药物对患病牛发情时间和受孕率的影响 |
| 3 讨论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等 |
| 导师简介 |
（6）不同饲养模式下三个品种猪肠道寄生虫调查及隐孢子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我国猪肠道寄生虫的防治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隐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第三章 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第二篇 试验研究 |
| 第一章 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隐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和西藏地区猪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全文结论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贵州省山羊主要疫病调查及防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符号中英文对照表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贵州省山羊产业现状及其疫病防控研究进展 |
| 1.1.1 贵州省发展羊产业的自然资源 |
| 1.1.2 贵州省发展羊产业的山羊品种资源 |
| 1.2 贵州省发展羊产业的举措及成就 |
| 1.2.1 主要举措 |
| 1.2.2 主要成就 |
| 1.3 贵州省发展羊产业存在的问题 |
| 1.3.1 企业带动能力弱 |
| 1.3.2 肉羊育种目标尚未明确 |
| 1.3.3 草料供应不平衡,季节草料不足现象十分突出 |
| 1.3.4 日粮搭配不科学,营养不足现象十分普遍 |
| 1.3.5 产业链条不健全,产品销售难 |
| 1.3.6 产业服务方式单一,产业支撑力度不够 |
| 1.3.7 防疫能力不够,重大疫病威胁依然存在 |
| 1.4 当前威胁羊产业发展的主要传染病 |
| 1.4.1 小反刍兽疫 |
| 1.4.2 蓝舌病 |
| 1.4.3 口蹄疫 |
| 1.4.4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
| 1.4.5 羊痘 |
| 1.4.6 羊传染性脓疱病 |
| 1.4.7 梭菌性疾病 |
| 1.4.8 羊弓形虫病 |
| 1.4.9 羊附红细胞体病 |
| 第二章 贵州省山羊主要疫病血清学调查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材料 |
| 2.1.1.1 羊血液样本的采集 |
| 2.1.1.2 检测试剂 |
| 2.1.2 方法 |
| 2.2 试验结果 |
| 2.2.1 小反刍兽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2.2.2 蓝舌病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
| 2.2.3 口蹄疫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
| 2.2.4 传染性胸膜肺炎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
| 2.2.5 山羊痘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
| 2.2.6 弓形体并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
| 2.2.7 布鲁氏杆菌病血清学调查结果 |
| 2.3 分析与讨论 |
| 2.3.1 小反刍兽疫风险分析与讨论 |
| 2.3.2 蓝舌病风险分析与讨论 |
| 2.3.3 口蹄疫风险分析与讨论 |
| 2.3.4 传染性胸膜肺炎风险分析与讨论 |
| 2.3.5 山羊痘风险分析与讨论 |
| 2.3.6 羊弓形虫病风险分析与讨论 |
| 2.3.7 布鲁氏杆菌风险分析与讨论 |
| 第三章 贵州省山羊主要疫病病原学调查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材料 |
| 3.1.2 方法 |
| 3.2 检测结果 |
| 3.2.1 小反刍兽疫病原学检测结果 |
| 3.2.2 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原学检测结果 |
| 3.2.3 梭菌病病原学检测结果 |
| 3.2.4 羊口疮病原学检测结果 |
| 3.2.5 山羊蓝舌病病原检测结果 |
| 3.3 分析与讨论 |
| 3.3.1 小反刍兽疫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2 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3 梭菌病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4 羊口疮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5 山羊蓝舌病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 病原学检测结论 |
| 第四章 贵州省山羊主要疫病防制措施及对策 |
| 4.1 整体防制措施及对策建议 |
| 4.1.1 加强组织领导 |
| 4.1.2 建立种羊和羊只准入制度 |
| 4.1.3 科学合理使用优质疫苗 |
| 4.1.4 全面推进程序免疫 |
| 4.1.5 全面推进免疫效果监测 |
| 4.1.6 建立动物疫病控制大数据信息平台 |
| 4.1.7 实施疫病净化行动计划 |
| 4.2 主要疫病防制技术措施 |
| 4.2.1 山羊小反刍兽疫的防治技术措施 |
| 4.2.2 山羊口蹄疫的防治技术措施 |
| 4.2.3 山羊痘防治措施 |
| 4.2.4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治措施 |
| 4.2.5 羔羊口疮的防治技术措施 |
| 4.2.6 山羊梭菌病的防治措施 |
| 4.2.7 养殖场户春季羔羊痢疾防治措施 |
| 4.2.8 母羊流产的综合防治措施 |
| 4.2.9 山羊弓形虫病的防治措施 |
| 4.2.10 山羊附红细胞体病的防治措施 |
| 全文小结 |
| 全文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9）上海市金山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研究进展 |
| 1 流行现状 |
| 1.1 国外流行情况 |
| 1.2 国内流行现状 |
| 2 病原学 |
| 2.1 gB囊膜蛋白基因 |
| 2.2 gC囊膜蛋白基因 |
| 2.3 gD囊膜蛋白基因 |
| 2.4 gE囊膜蛋白基因 |
| 3 流行病学 |
| 3.1 疾病传播 |
| 3.2 感染表现 |
| 3.3 感染机制 |
| 4 诊断 |
| 4.1 病原学诊断 |
| 4.2 血清学诊断 |
| 4.3 分子生物学诊断 |
| 5 防治 |
| 5.1 疫苗免疫 |
| 5.2 综合防治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上海市金山区奶牛养殖现状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牛场和试验动物选择 |
| 1.2 试剂 |
| 1.3 试验方法 |
| 1.4 统计与分析 |
| 2 综合防控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1 奶牛养殖现状 |
| 2.2 奶牛饲养管理和繁殖状况 |
| 2.3 疫病综合防控情况 |
| 2.4 投入品管理 |
| 2.5 粪尿处理 |
| 2.6 标准化及减排项目建设 |
| 2.7 人员管理 |
| 2.8 生鲜乳质量管理 |
| 2.9 风险防控 |
| 3 问题分析 |
| 3.1 饲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生产能力必须加强 |
| 3.2 综合防控能力不足,造成疫病控制不力 |
| 3.3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造成技术支撑不够 |
| 3.4 组织化程度不高,造成利益联结机制低下 |
| 3.5 土地承载力限制,造成规模与环境脱节 |
| 3.6 绿色发展要求提高,种养结合模式探索不够 |
| 4 IBR的危害性及金山区防控IBR的重要性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采样时间及采样地点 |
| 1.2 采血器械 |
| 1.3 牛尾静脉采血方法 |
| 1.4 血清分离与保存 |
| 1.5 ELISA检测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Ⅰ型牛疱疹病毒GE基因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及应用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毒和细胞 |
| 1.2 工具酶及主要试剂盒 |
| 1.3 主要仪器 |
| 1.4 主要溶液的配制 |
| 1.5 病毒扩增 |
| 1.6 病毒DNA的提取 |
| 1.7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
| 1.8 PCR产物克隆与测序 |
| 1.9 TaqMan探针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 |
| 1.10 临床样品检测 |
| 2 结果 |
| 2.1 BHV-1病毒扩增 |
| 2.2 Real-time PCR标准曲线 |
| 2.3 敏感性和重复性试验 |
| 2.4 特异性试验 |
| 2.5 临床样品检测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综合防控 |
| 1 流行病学调查 |
| 1.1 临床诊断 |
| 1.2 综合检测 |
| 2 防控物资储备 |
| 2.1 生物制品 |
| 2.2 消毒物资 |
| 2.3 防疫物资 |
| 3 防控技术队伍 |
| 3.1 防控机构 |
| 3.2 专家委员 |
| 3.3 技术保障 |
| 3.4 人员素质 |
| 4 IBR综合防控 |
| 4.1 总体规划 |
| 4.2 严格检疫 |
| 4.3 规范隔离 |
| 4.4 全面封锁 |
| 4.5 彻底消毒 |
| 4.6 隔离治疗 |
| 4.7 结合免疫 |
| 4.8 积极扑杀 |
| 4.9 综合保险 |
| 4.10 风险防控 |
| 4.11 应急管理 |
| 4.12 粪污处理 |
| 5 防控成效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10）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1 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
| 1.1 规模化肉牛场疫病治疗技术滞后 |
| 1.2 规模化肉牛场管理不科学 |
| 1.3 规模化肉牛场疫病传播和感染防控不到位 |
| 2 加强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措施 |
| 2.1 提高规模化肉牛场疫病治疗技术 |
| 2.2 加强规模化肉牛场科学管理 |
| 2.3 加强规模化肉牛场疫病传播和感染防控 |
四、规模化肉牛生产的环境卫生及主要疫病预防程序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尔沁左翼后旗黄牛养殖的小规模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以巴彦毛都苏木为例[D]. 亢智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广西肉牛新发再发疫病的诊断和病原分析[D]. 李常挺. 广西大学, 2020
- [3]乳品供应链质量协同控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吴强.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 [4]宁夏地区奶牛IBR与BVD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D]. 柳国锁. 宁夏大学, 2020(03)
- [5]宁夏地区牛子宫内膜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组方泡腾栓的研制[D]. 安泓霏. 甘肃农业大学, 2020(01)
- [6]不同饲养模式下三个品种猪肠道寄生虫调查及隐孢子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D]. 周春香. 扬州大学, 2019(01)
- [7]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8]贵州省山羊主要疫病调查及防控对策[D]. 冯杰. 甘肃农业大学, 2018
- [9]上海市金山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D]. 张晓锋.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10]规模化肉牛场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措施[J]. 杨艳梅. 农技服务, 20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