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起点 天津劳教工作扫描（论文文献综述）
郝志昌[1]（2021）在《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文中指出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依存与共同交往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不断地探索与建构“更值得一过的”共同体的进程。我们看到,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再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共同体视为他们关键性的致思取向。这种致思取向对于阿甘本而言,同样如此。不过阿甘本的贡献是,在既有的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之外,阿甘本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并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模式——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阿甘本力图以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并从而将生命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不正义、不自由的境遇揭示出来。而此种分析模式,亦即以生命政治的视角通观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在阿甘本看来,是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分析模式所忽略、遗留下的盲区,对此盲区的补遗就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强烈的“问题意识”。舍此,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诸多的“乍眼”之事实（如集中营的再度显现）便无从给予其更为切中肯綮地回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构建,在其方法论上严格地遵循他所指认的“哲学考古学”、“范式”以及“签名理论”。在此方法论的自觉使用中,阿甘本开显出了异质于福柯、奈格里与哈特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并创造性地生产出了诸多衍生性术语（如至高主权、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神圣人等等）,从而自洽地将其导向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分析上。其中,阿甘本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表现为法权形式的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结构性溢出,这一溢出虽是必要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危机性的后果。实际上,阿甘本正是借助法权形式的生命政治实践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在诸多文本中,阿甘本都强调这一法权形式与人类共同体之间严丝合缝的关系。比如,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同意如下看法:每个共同体都是由archon（下令的行政官员）、接受命令的人,以及第三个元素,法律,所组成。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中,阿甘本也同样承认:共同体与权力严丝合缝地相互对等,因为共同体原则同一切权力的结合乃是所有共同体必然潜在的特性的一种功能。而正是主权权力及其它天生所携带着的法律之例外的属性,架构着人类共同体的悖论性结构,即它从外部建立自身,并支撑着内部的常规法律,但同时宣称并没有什么外部,从而生命被此种悖论性的结构牢牢宰制、捕获、征用与奴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阿甘本从法权形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理论底色是宗教神学。或者毋宁说,阿甘本正是得益于对宗教神学的颠覆性思考,才真正独具特色地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以法权的公式标注出来。在阿甘本看来,原本隶属于宗教神学的神圣这一概念,绝非是一个美好的、崇高的意象,而是相反性地表现为暴力性的排除、分隔机制。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诸神正是经由祭祀的暴力性实践将凡俗之物从“人间法”领域中排除、分隔出去,从而将其交付给“神法”之域,以此诸神可以对凡俗之物进行绝对性、独一性、特权性地占有。“神法”恰恰就是“俗世法”抑或“人间法”的必要性例外,前者支撑着后者。阿甘本发现,而在现实的法权领域中,法权本身的具体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呈现,这让法权本身的超验性与权威性得到了神学范式的说明。因为至高主权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效仿了神圣机制,它自身同样指向俗世的常规法律之外,而这个常规的法律之外不再是天国的“神法”,而是现实中的“无法”空间——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主权同诸神一样对事物获得了一种特权式的使用与占有。主权不受俗世的正常法律约束,但它却约束正常法律,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法”并有“合法”的权力去打断自身,开启例外。这样一来,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就此形成,后者同样为前者提供普遍性的支撑,就像神圣为俗世提供普遍性支撑一样。所以,主权在其面相上不过就是诸神在现实世界中的代言人,主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不过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显现。阿甘本认为这一结构性公式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绎进程中始终存在。基于此,我们以此结构性公式为线索,条分缕析地勾勒出了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同一性结构格局,并相应地将赤裸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出来,进而确证这一结构性格局的极端悖论性、危机性及其对之扭转的必要性。否则,按照阿甘本的判断,我们就只能生活在集中营式的共同体中。因为,至高主权在历史的演绎进程中,无论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多大程度上的翻新与更迭,但它的本质——例外治理——是始终不变的。我们看到,从古代共同体中的生杀大权,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人民主权,以及景观时代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观主权,它们无一不奉行着法之例外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主权无论表现为何种面相,世俗化的神圣机制始终在场,这意味着它的暴力性面相从未改变过。只有这样,它的绝对性、权威性与独一性的力量才能得到无限制的释放。因此之故,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在政治至高主权的架构下也始终表现为法律+法律之例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拒绝接受我们所直面的问题是“新的”问题,而是隐藏了两千多年的并且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旧的”问题,阿甘本深切的担忧正在于此。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境遇,阿甘本极力筹划一种“来临中的共同体”。在阿甘本看来,“来临中的共同体”中不存在此种悖论性的结构格局,生命能够“如其所是”的获得自由的身价。要想通达“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现实存在的赤裸生命,亦即在悖论性的结构中被捕获的生命,需要一种“非潜能”意识的支撑。“非潜能”意识是有能力说“不”的意识,它同时也是“能不”实现的至高的潜能,它是洞察既有的法权机器运作之奥秘的智识,更是突破既定知识框架和行为范式的勇气。“非潜能”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化行动中就表现为对神圣机制的亵渎。阿甘本的亵渎方案所诊断的正是神圣机制,它以不作为、不实现的具体行为姿态无视、玩忽神圣机制的分隔结构,使其停滞与失效。这样,经由亵渎方案的政治化操作,阿甘本相信“来临中的共同体”会在弥赛亚式的当下时间的“收缩”中为我们敞开,在其中,政治表现为真正的政治,生命表现为本真的生命——“任意的独体”。这是阿甘本给予当今时代我们所共享之现实的生命政治致思路径的关切与努力。纵观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激进的弥赛亚主义重构之后,我们必须一方面看到阿甘本思想中的真正闪光点,但同时更要在另一方面看到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体现为他忽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刻性,并从而在对新的共同体的筹划上失去了真正的“准星”,以至于最终跌入到了弥赛亚主义的政治虚无之中。实际上,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不仅能够在现实的根源上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更能够以此为基础,为阿甘本弥赛亚主义的“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激进筹划提供“此岸”的“还原”——真正的共同体。否则,阿甘本对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批判只能是“半截子式”的、不彻底的批判,并且,其亵渎的救赎之路也将总是耽于想象之中而无力自拔。虽然阿甘本青睐于将当代的现实难题纵向地回溯到古代的历史与宗教的神话之中去探寻答案,但是由资本所操控的当代现实难题,绝不能被前者所忽略甚至被前者所代替。马克思的着力点就在于后者,即对资本的深刻分析之上。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将阿甘本的思想无条件地拿来使用,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深挖与再推进,从而使其真正地大放异彩!
周红梅[2]（2021）在《鲁敏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鲁敏是在新世纪崭露头角的70后作家,她的小说可大体分为五个系列:“婚恋”系列、“东坝”系列、“暗疾”系列、“时代”系列及“荷尔蒙”系列。鲁敏对写作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打开她的作品,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她虽然无意表现宏大的社会历史转折与变迁,但力求在历史的经纬下刻画出人生的“日常”形态。鲁敏个人对“家庭”历史的记忆多半来自祖辈及父辈的漫长口授,对“家人”的记忆影响到她对历史的思考与情感,同时也成了激励她创作的动力。这些间接的经验促成了鲁敏对“家庭”历史的独特书写。与此同时,她还在诸多文本中设置典型的时代背景,在鲁敏笔下,这种被“历史”裹挟着的人物与故事,表现了小说家所特有的历史情结。对于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鲁敏有她自己的考虑,既“相携而行”,又“顺中有逆”,这无疑标明了鲁敏对个人化与公共性的个人追求。鲁敏不厌其烦地探究个体的生存困境,表达小说家特有的人文情怀。鲁敏的小说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作者自身经历及创作观念息息相关。在众多人物形象中最突出的是家庭人物形象与东坝人物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人物与东坝人物构成了鲁敏笔下特有的人物“谱系”。考察鲁敏的小说创作历程,其人物与故事的历时性特征较为明显,记录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历史变迁,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叙事主题,其中最别具一格的是“成长”主题、“逃逸”和“苦难”主题。三大叙事主题互为关联,构筑起鲁敏小说独有的叙事空间,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
庞玉玲[3]（2020）在《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研究 ——以通辽市A小学为例》文中认为目前国内实行新教育实验的学校逐渐增多,朱永新教授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的重要概念与理论的核心思想对学校教学行动管理意义重大。截至2019年7月,新教育实验已经惠及560多万的师生。学校师生的共同成长及学校的发展趋势用实力证明了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研究的重要性。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涵盖:“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筑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育,”其中以“营造书香校园”、“研发卓越课程”、“缔造完美教室”为先锋,对国家新时代教育改革意义重大。新教育实验视域下的教育思想具有时代性、改革性、先进性、行动性,符合新时代教师和学生健康成长的规律。在教学行动中注重以学校、教师、学生的发展为起点,掀起营造“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的新教育变革的旋风。然而任何教育实验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实验过程中提出合理化管理对策,发挥领导管理优势,促进行动管理进展十分必要。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地方学校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分析问题及原因,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总结优秀成果归因,取其精华,贡献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的个案研究成果,分享行动管理的宝贵经验,探究行动管理中三层管理者的力量。希望与通辽市各小学共享榜样力量,迅速惠及通辽市广大中小学师生。以地方榜样带动地方教育,实现中小学教育管理中学校管理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精细做好真正接地气的地方教育事业。
陈珏[4]（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罗家枝[5]（2020）在《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程教育以应用型专业为依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量工程人才。1949-1966年是共和国工程教育的起步探索和奠基阶段,这十七年是我国工程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十七年”,是新生政权为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开拓性地开展工程教育的艰难探索的十七年。在这十七年里,工程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计划性特征,完成了从学习苏联向自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模式转变的重要任务,奠定了共和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基本格局。论文运用历史研究、制度分析及案例研究方法,以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变迁动力、变迁路径、变迁策略方面,剖析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以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为核心的变迁过程。学科目录式管理是政府征用学术权力对高校人才培养进行统一规划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社会分工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特征。基于对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动力、路径及策略选择的分析,研究认为,1949-1966年我国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是政府强制力规范下,以具体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根本遵循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是对历史最基本的尊重,以谨慎的态度审视前十七年工学建制过程是跨越工科制度建设“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战略抉择。剖析这十七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给我们理解和预测学科制度变迁以重要启迪:以学科专业目录为核心的渐进式变革是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是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量,各利益主体需求的变更直接推动其变革;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来势汹汹,工科作为建设工程教育强国的重要抓手,由“公共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变、多主体共同参与成为学科制度变革的重要考量。
张瑜[6]（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车志远[7]（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陈凌峰[8]（2020）在《体育活动改善青少年男性女性化的实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部分男性青少年受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面影响在社会化过程中性别角色发展受阻,存在不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及行为,在性格特质、外在形象、肢体行为、生活习惯、语言表达等方面向女性化方向发展,形成了男性女性化现象。来自网络上“少年娘则国娘”的批评尽管不无戏谑,但也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男子汉气质的缺失和尚武精神的淡化,造成了大范围阴盛阳衰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本研究运用体育活动对男性气质进行构建,对接男性女性化现状,寻找两者之间的耦合及建立关联可能性,并由此构建干预机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男性气质表征包括反女性化;勇猛刚强,具有攻击性;体格强壮、富有力量;顽强的意志力。选取带有较强攻击性的足球活动设计干预塑造青少年男性气质表征的实验流程,旨在探索体育活动改善青少年男性女性化现象的可能与可行。实验前后运用Bem性别角色量表、青少年意志品质问卷、BWAQ攻击性问卷、1分钟俯卧撑力量素质等工具与手段进行测试,对性别角色与意志力、攻击性、力量素质等各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适当增加身体攻击维度,刺激敌意与愤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青少年攻击性,在训练过程中可以着重刺激果断性、坚韧性与独立性维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意志力整体水平的发展,力量素质仅作为一个中介来促进性别角色的发展,并不能最终决定性别角色。（2）、本教学实验所采取的变量对青少年的身体攻击维度与间接攻击维度起到了强化作用,同时避免在敌意与愤怒维度上对青少年产生负面作用。（3）、实验前后攻击性总分、意志力总分、力量素质均呈显着性差异,实验前后男性化得分呈显着性提升,体育活动的持久参与构建男性气质发展进而对个体性别角色产生分化,体育活动对青少年男性女性化现象的改善存在促进作用。
王晓阳[9]（2020）在《大连市J区司法机关社区矫正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区矫正这一概念最早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见成效。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的执行方式,在我国主要面向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些具有较为轻的犯罪情节、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对象开展的管理。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的原因是为了缓解监狱接收过多罪犯的压力,开展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有关政府、社会团体及相关爱心人士的支持,能够使社区服刑人员改掉不良习惯,帮助他们适应社会并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所以,社区矫正管理相较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无论是在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对象、管理客体上都有所不同。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区矫正管理虽然已取得一点点成绩和进步,但是在诸多方面还有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最近的几年我国在社区矫管理工作中出现一些漏洞。主要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达不到制约和约束的作用,导致在社区矫正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没有信服力,矫正管理工作付出与达到的效果不成正比。与此同时,社区矫正管理部门人力不足,缺乏宣传推广造成社区矫正管理的认知度不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很难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仅有的工作人员只是疲于应付日常的工作,执法部门之间衔接不通畅,社区服刑人员自己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都充分说明了社区矫正管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为了使社区矫正在我国法制化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司法行政机关应尽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工作早日与西方先进国家抗衡。
方琳琳[10]（2020）在《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历来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但是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价值观的多元交织使公民道德有时难以发挥有效调控力,公民道德领域依然存在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情况。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道德生活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外在动力如道德教育、法治手段等供给不足存在矛盾,而公民道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层面内容融入法治建设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大动力支持。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集体主义原则的公民道德建设受多元道德观冲击,亟需以法治这一有力手段来凝聚公民道德共识,同时法治对公民道德建设也有充分诉求,使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具有必要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互补和道德法律化理论的成熟,加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就和国外成功经验,都使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具有可行性。但是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存在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公民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如地方道德规范存在不合法元素,公民道德教育中法治内涵的层次性不够突出;另一方面是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式不成熟问题,一些公民道德的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涉及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过于单一粗暴,司法判决与公民道德观脱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有道德与法律两者冲突的内在原因,也有立法项目论证制度不完善、公民法治意识不高和执法司法主体德法平衡能力不足的综合原因。针对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和成因,可以从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加以解决。首先从理论层面整体把握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以惩恶扬善和德福统一为基本尺度,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为目标、以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为基本方法,以公民道德教育和规范法治手段为建设重点,再进一步从以法治精神夯实公民道德建设根基和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两个角度规范建设内容;从实践层面针对现实具体问题提出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细化公民道德的立法范围、以分层的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规范法治手段解决公民道德突出问题、优化社会治理整体推进建设。
二、新的起点 天津劳教工作扫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的起点 天津劳教工作扫描（论文提纲范文）
（1）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生命政治:透视人类共同体结构的重要视角 |
| 1.人类共同体的危机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理论使命 |
| 2.“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视角窥探共同体结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本文研究框架及其论证思路 |
| 第一章 共同体的生命政治分析模式何以可能 |
| 1.1 何谓共同体与共同体何为 |
| 1.1.1 共同体的概念 |
| 1.1.2 共同体的诸种分析模式 |
| 1.1.3 共同体的本质与使命 |
| 1.2 阿甘本以生命政治理论分析共同体结构的方法论自觉 |
| 1.2.1 作为“哲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自觉 |
| 1.2.2 作为“范式”的方法论自觉 |
| 1.2.3 作为“签名理论”的方法论自觉 |
| 1.3 阿甘本生命政治的理论定位 |
| 1.3.1 生命政治谱系中的阿甘本 |
| 1.3.2 贯穿阿甘本生命政治逻辑始终的神圣机制 |
| 1.3.3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对人类共同体诸种分析模式的回应 |
| 第二章 生命政治管控与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 |
| 2.1 神圣机制的诞生与古代人类共同体的结构 |
| 2.1.1 誓言的考古学回溯与神圣机制的诞生 |
| 2.1.2 古代生杀权的致死面相 |
| 2.1.3 古代悬法与例外状态 |
| 2.2 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神圣机制的持续在场 |
| 2.2.1 现代装置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
| 2.2.2 人民概念的断裂与现代人民主权的虚假面相 |
| 2.2.3 现代悬法及其常态化演绎 |
| 2.3 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的形式创新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 2.3.1 景观拜物教的来临与至高主权的新面相 |
| 2.3.2 景观主权对语言的征用 |
| 2.3.3 语言展示价值的凸显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 2.4 作为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典范的集中营及其泛化 |
| 2.4.1 集中营作为历史现象 |
| 2.4.2 集中营作为“结构性”的范式 |
| 2.4.3 人工智能时代中“营范式”的扩增 |
| 第三章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方案与“来临中的共同体” |
| 3.1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思想支撑:潜能观 |
| 3.1.1 潜能的两种形式 |
| 3.1.2 潜能与形式生命的筹划 |
| 3.1.3 潜能与两种权力机制问题的反思 |
| 3.2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具体操作:亵渎方案 |
| 3.2.1 亵渎方案的政治使命:去神圣化的操作 |
| 3.2.2 亵渎方案的典范:无目的的游戏 |
| 3.2.3 亵渎方案的增补:从亵渎到身体使用 |
| 3.3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最终图景:“来临中的共同体” |
| 3.3.1 当下时间的收缩性 |
| 3.3.2 政治形态的圆满性 |
| 3.3.3 个体存在的任意性 |
|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反思与推进 |
| 4.1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价值与不足 |
| 4.1.1 阿甘本以神圣机制为核心揭示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的价值 |
| 4.1.2 阿甘本以亵渎方案为核心重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 |
| 4.1.3 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批判与重构的缺陷 |
| 4.2 发现神圣机制的真正秘密: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 |
| 4.2.1 资本的统治权与至高主权 |
| 4.2.2 资本增殖的本性与例外状态 |
| 4.2.3 无产阶级与赤裸生命 |
| 4.3 推进亵渎方案的现实道路:弥赛亚主义的共同体还是真正的共同体 |
| 4.3.1 亵渎方案的主体建构:生命的生产性反抗 |
| 4.3.2 亵渎方案的制度建构:超越资本权力的制度性探索 |
| 4.3.3 亵渎方案的最终归宿: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
| 结语:消解神圣机制: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困境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鲁敏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鲁敏小说创作概述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构想及其写作提纲 |
| 第一章 鲁敏的写作姿态 |
| 第一节 刻画历史的“日常” |
| 一、“家史”的书写 |
| 二、“社会史”的书写 |
| 第二节 追求个人化与公共性的“融合” |
| 一、个人化向公共性“转变 |
| 二、个人化与公共性“融合” |
| 第三节 凸显对“个体”的人文关怀 |
| 一、个体的“困境” |
| 二、个体的“孤独” |
| 第二章 鲁敏小说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鲁敏小说人物形象的类别 |
| 一、家庭人物形象 |
| 二、东坝人物形象 |
| 第二节 家庭人物形象 |
| 一、文雅、自我的“父亲” |
| 二、坚强、病态的“母亲” |
| 三、自尊、敏感的“女儿” |
| 第三节 东坝人物形象 |
| 一、睿智圆通的“乡村教师” |
| 二、温厚善良的“小人物” |
| 第三章 鲁敏小说的叙事主题 |
| 第一节 “成长”主题的书写 |
| 一、田园牧歌式的“成长” |
| 二、投机、妥协式的“成长” |
| 第二节 “逃逸”主题的书写 |
| 一、“事出有因”的逃逸 |
| 二、“不明原因”的逃逸 |
| 第三节 “苦难”主题的书写 |
| 一、关注“生存”苦难 |
| 二、关注“精神”苦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研究 ——以通辽市A小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研究概述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核心概念 |
| (五) 研究综述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研究思路 |
| (八) 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实施现状分析 |
| (一) 引领者管理情况阐述 |
| 1、学校组织文化引领行动 |
| 2、校长对课程改革的引领 |
| 3、校长教学行动管理机智 |
| 4、引领者管理问题反思 |
| (二) 执行者管理情况阐述 |
| 1、管理理念奠基行动发展方向 |
| 2、管理方式助力管理任务实现 |
| 3、管理过程铸就行动成果 |
| 4、执行者管理问题反思 |
| (三) 实施者管理情况阐述 |
| 1、教育理念打造 |
| 2、教学行动研究 |
| 3、师德师风建设 |
| 4、管理者问题反思 |
| (四) 家长参与教学行动情况阐述 |
| 1、初涉行动情况 |
| 2、体验行动情况 |
| 3、后期行动期望 |
| (五) 学生参与教学行动情况阐述 |
| 三、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经验总结 |
| (一) 教学行动个案价值 |
| (二) 文化传承与借鉴 |
| (三) 营造书香校园行动 |
| (四) 研发卓越课程行动 |
| (五) 缔造完美教室行动 |
| 四、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
| (一) 师资队伍建设 |
| (二) 课程研发管理 |
| (三) 学校硬件设施和物资配备管理 |
| (四) 校外教师资源管理 |
| (五) 激励机制管理 |
| 五、解决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对策 |
| (一) 构筑新时代教学理念 |
| (二)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
| (三) 建构良性管理机智 |
| (四) 吸收借鉴成功经验 |
| (五)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六)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
| (七) 稳步推动教学行动 |
| (八) 积极倡导综合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㈠理论意义 |
| ㈡实践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㈠对“女犯”的解读 |
| ㈡对“女监”的界定 |
| 三、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㈠研究成果概述 |
| ㈡研究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几个阶段 |
| 第一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初创与停滞 |
| 一、建国早期女犯改造的初创阶段 |
| ㈠关押机构“大集中小分散” |
| ㈡管理手段强硬 |
| 二、文革时期女犯改造的停滞阶段 |
| ㈠文革前的社会背景 |
| ㈡冲击与亮点并存——“开门改造”试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恢复与重振 |
| 一、改革开放后女犯改造的恢复阶段 |
| 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 |
| 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与监狱工作恢复 |
| 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犯改造的重振阶段 |
| ㈠从数据看女犯改造形势已发生变化 |
| ㈡从管理看分类改造已形成 |
| 第三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
| 一、21世纪女犯改造的改革阶段 |
| ㈠整合资源为女犯改造服务 |
| ㈡加大对女犯的文化教育比重 |
| 二、新时代女犯改造的创新阶段 |
| ㈠打造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 |
| ㈡研发具有可推广性的女犯评估量表 |
| 第二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与体现 |
| 第一节 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旧上海侵犯女性人格尊严的思想 |
| ㈡20世纪50年代改造旧时代的运动思想 |
| 二、惩治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女犯关押机构未形成独立监狱设置 |
| ㈡看守人员未形成专业化队伍 |
| ㈢改造手段与男犯基本无异 |
| ㈣携带儿童服刑的特权逐渐被剥夺 |
| ㈤对孕产妇女犯的规定趋于规范 |
| 第二节 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划分警戒度的监狱管理理念 |
| ㈡以分类促安全的监狱管理理念 |
| 二、管理安全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严峻社会形势带来的新要求——安全底线 |
| ㈡管理手段之新尝试——宽严相济 |
| ㈢文化改造之初体验——人文关怀 |
| 第三节 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再社会化改造的思想理念 |
| ㈡罪犯再社会化改造的发展历程 |
| 二、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与地区衔接促进监所内外联动 |
| ㈡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女犯改造 |
| ㈢实践“个体定制化”改造方式 |
| ㈣探索民警与女犯“同频共振” |
| 第三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内容变迁 |
| 第一节 政治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㈠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造反革命为主要目标 |
| 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目标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第二节 监管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㈠监管工作有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 |
| ㈡出现了分类管理的雏形 |
| ㈢监管和教育工作界限不明朗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上注重人性化 |
| ㈡女犯整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手段变革 |
| ㈢变性人之殇——监管改造面对的新形势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民警管理工作规范度提升层级 |
| ㈡女犯管理模式在稳定中求变革 |
| ㈢通过狱务公开检验女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 |
| 第三节 教育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㈠以女犯思想动态的掌握为核心 |
| ㈡以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以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为媒介 |
| ㈡重视综合素质提升 |
| ㈢以“个别谈话”解决个体问题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通过系列读书活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
| ㈡“高低并轨同行”提升个体女犯学历 |
| ㈢开展精品技术教育 |
| 第四节 劳动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劳动改造 |
| ㈠女犯劳动改造强度大 |
| ㈡以生产效能为主要评价标准 |
| ㈢劳动改造与其他改造手段高度熔合 |
| 二、文革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准确定位适合女犯的劳动项目 |
| ㈡“监企分离”适度改变女犯劳动改造方向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以生产安全为衡量劳动改造的红线和底线 |
| ㈡质量控制成为核心环节 |
| ㈢将女犯技能培训与劳动改造紧密结合 |
| 第五节 文化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㈠以亲情专题系列教育为抓手 |
| ㈡以警囚互动为形式 |
| ㈢以科学评估为前提 |
| 第四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之法律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减刑、假释等权利的变迁 |
| ㈠减刑假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
| ㈡女犯减刑假释执行情况的变迁 |
| 二、女犯通信、会见权利的变迁 |
| ㈠基本通信、会见制度逐渐规范 |
| ㈡资源共享搭建特殊会见平台 |
| ㈢通讯模式电子信息化 |
| 三、女犯探家、安置权利的变迁 |
| ㈠“周末监禁”、探家等回归前的探索与尝试 |
| ㈡通过安置政策确保顺利回归 |
| 四、女犯其他法律权利的变迁 |
| ㈠申诉、控告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
| ㈡法律援助保障女犯权益 |
| ㈢保护狱内的其他合法权利 |
| ㈣关注外籍女犯合法权利保护 |
| 五、女犯深挖工作的变迁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之生活卫生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伙食条件变迁 |
| 二、女犯医疗卫生条件变迁 |
| ㈠女犯医疗机构专业化 |
| ㈡对重点时间段和重点病犯的管理不断加强 |
| ㈢规范疾病预防和病情档案整理工作 |
| 三、女犯生活和生产条件变迁 |
| 四、女犯囚被服、作息时间变迁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环境的变迁 |
| 一、警戒条件的变迁 |
| ㈠提高监狱二大门科技水平以加强警戒 |
| ㈡监管信息技术化的实现为警戒工作护航 |
| ㈢加强对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和管理 |
| ㈣集约警务与增强责任意识并举 |
| 二、应急条件的变迁 |
| ㈠应急预案演习种类不断完备、形式更加科学 |
| ㈡通过单位联动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
| 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中的单元格 |
| 三、惩戒条件的变迁 |
| 四、证据保全条件的变迁 |
| 第四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者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改造管理者的变迁 |
| ㈠监狱管理者来源正规化 |
| ㈡监狱管理者工作制度详细化 |
| ㈢监狱管理者培养机制化 |
| 二、女犯改造科研环境的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思考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 |
| 一、政治是女犯改造变迁的原动力 |
| ㈠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女犯改造的政策指导方向 |
| ㈡国家的政治变革引起女犯改造的重要变化 |
| ㈢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女犯改造方式的变化 |
| 二、经济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物质基础 |
| ㈠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女犯改造的物质条件 |
| ㈡国家的经济进步促进女犯改造的物质环境改善 |
| ㈢国家的经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女犯改造具体措施的改变 |
| 三、法制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规则支持 |
| ㈠国家的法制精神是女犯改造的制度渊源 |
| ㈡国家的法制原则是女犯改造原则的形成依据 |
| ㈢国家的重大法制事件可能引起女犯改造制度的变化 |
| 四、文化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精神助力 |
| ㈠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女犯改造的精神基础 |
| ㈡国家的文化氛围制约女犯改造的变迁速度 |
| ㈢国家的文化进步是女犯改造变迁的起点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女犯改造变迁的三大特点 |
| ㈠在法制层面比男犯相对宽松 |
| ㈡在改造手段上比男犯更多样 |
| ㈢在文化领域比男犯更易受影响 |
| 二、主要原因分析 |
| ㈠政治改造上把女性社会责任融入 |
| ㈡监管改造上能兼顾女性生理特点 |
| ㈢教育改造上与女性特色贴近匹配 |
| ㈣劳动改造上向培养适宜女犯的实用技能倾斜 |
| ㈤文化改造上用女性元素构建氛围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变迁历史带来的启示 |
| 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 |
| ㈠社会文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
| ㈡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
| ㈢女犯改造的进步依赖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 二、对女犯改造的启示 |
| ㈠改造精神上注重树立培育自立女性的矫治理念 |
| ㈡改造原则上注重形成有利于女犯回归的矫治目标 |
| ㈢改造手段上注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矫治模式 |
| ㈣预防警囚“互害”模式的产生 |
| 三、对女性犯罪预防的启示 |
| ㈠从“女权主义”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 ㈡改变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 |
| ㈢增强女性的个人能力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
| (二)建国初十七年工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
| 二、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阶段划分 |
| (一)建国前学科制度与学科分类设置 |
| (二)1949-195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专业设置体系初步确立 |
| (三)1957-1960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的反思与微调 |
| (四)1961-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的独立探索与修订 |
| 三、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动力及路径 |
| (一)建国初工学蓬勃发展的背景 |
| (二)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动力 |
| (三)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路径及策略选择 |
| 四、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案例分析 |
| (一)建国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系科设置概览 |
| (二)建国初十七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变迁 |
| (三)建国初十七年哈工大工学变革动因及路径分析 |
| 五、结论与启示 |
| (一)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动力层面 |
| (二)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路径层面 |
| (三)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的利益相关者层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体育活动改善青少年男性女性化的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男性女性化 |
| 2.1.2 青少年 |
| 2.1.3 性别角色 |
| 2.1.4 攻击性行为 |
| 2.2 性别角色形成理论研究 |
| 2.2.1 精神分析理论 |
| 2.2.2 生物学理论 |
| 2.2.3 社会学习理论 |
| 2.2.4 认知发展理论 |
| 2.2.5 性别图式理论 |
| 2.3 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现状 |
| 2.4 青少年男性女性化成因研究 |
| 2.4.1 社会学视角 |
| 2.4.2 心理学视角 |
| 2.4.3 生物学视角 |
| 2.5 体育活动干预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研究 |
| 2.6 男性气质表征研究 |
| 2.6.1 反女性化 |
| 2.6.2 勇猛刚强,具有攻击性 |
| 2.6.3 体格强壮,富有力量 |
| 2.6.4 顽强的意志力 |
| 2.7 体育活动增强男性气质的相关研究 |
| 2.7.1 个人气质可塑性研究 |
| 2.7.2 体育强化男性气质研究 |
| 第3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实验法 |
| 3.2.3 数理统计法 |
| 3.2.4 专家访谈法 |
| 第4章 结果与分析 |
| 4.1 受试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 |
| 4.2 实验前男性化得分、女性化得分与攻击性相关分析 |
| 4.3 实验前男性化得分、女性化得分与意志力相关分析 |
| 4.4 实验前男性化得分、女性化得分与力量素质相关分析 |
| 4.5 实验前后攻击性比较 |
| 4.6 实验前后意志力得分比较 |
| 4.7 实验前后力量素质比较 |
| 4.8 实验前后性别角色比较 |
| 第5章 讨论 |
| 5.1 性别角色与攻击性、意志力、力量素质各相关性分析 |
| 5.2 体育活动中的攻击性对改善男性女性化青少年的影响 |
| 5.3 体育活动中意志力培养对改善男性女性化青少年的影响 |
| 5.4 体育活动中力量素质对改善男性女性化青少年的影响 |
| 5.5 体育活动对改善男性女性化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影响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3 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修订版 |
| 附录 B BWAQ攻击性问卷(中文修订版) |
| 附录 C 青少年意志品质问卷 |
| 附录 D 专家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9）大连市J区司法机关社区矫正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性之处 |
| 二、社区矫正管理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社区及社区矫正 |
| 2.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 |
| 3.社区矫正管理的客体 |
| 4.社区矫正管理的内容 |
| (二)社区矫正管理的理论基础 |
| 三、社区矫正管理的国内外实践 |
| (一)社区矫正管理的国内实践 |
| 1.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
| 2.北京市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
| (二)社区矫正管理的国外实践 |
| 1.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
| 2.日本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
| 3.借鉴与启示 |
| 四、J区社区矫正管理的现状 |
| (一)社区矫正的发展历程 |
| 1.国内社区矫正的发展情况 |
| 2.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现状—社区矫正法即将实施 |
| (二)J区社区矫正管理现状 |
| 1.J区社区矫正管理的管理主体现状 |
| 2.J区社区矫正管理的认知现状 |
| 五、J区社区矫正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J区社区矫正管理方向不明确 |
| 1.社区矫正管理工作机制不健全 |
| 2.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专项人员配置不足 |
| 3.大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不高 |
| (二)J区社区矫正管理措施不到位 |
| 1.社区矫正管理工作行为不标准 |
| 2.心理矫正工作落实不周全 |
| 3.社区矫正管理的水平不高 |
| 4.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
| 六、完善J区社区矫正管理的对策 |
| (一)明确J区社区矫正管理的改进方向 |
| 1.加强社区矫正管理机制建设 |
| 2.加强职能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 |
| 3.重视社区文化的融入度 |
| 4.重视普通民众对社区矫正管理的接受度和认知度 |
| (二)优化J区社区矫正管理的措施 |
| 1.增强社区矫正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 |
| 2.发挥社区矫正官的管理职能 |
| 3.加强接受社区矫正人员技能培训 |
| 4.完善社区矫正管理综合评估系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外国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2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
| 2.1 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要求 |
| 2.1.1 公民道德的政治性与社会性要求国家力量的推动 |
| 2.1.2 公民道德建设从重德性伦理到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的趋势 |
| 2.1.3 中国特色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发展的要求 |
| 2.2 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要求 |
| 2.2.1 多元道德观的交织导致公民道德认知模糊 |
| 2.2.2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给公民道德调控能力带来挑战 |
| 2.2.3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外部保障有待加强 |
| 2.3 法治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诉求 |
| 2.3.1 公民道德内容是法律的素材与补充 |
| 2.3.2 公民道德教育是培养法治思维的重要手段 |
| 2.3.3 公民道德的价值取向能够滋养法治精神 |
| 2.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要求 |
| 2.4.1 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 |
| 2.4.2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
| 2.4.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
| 3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可行性 |
| 3.1 理论支撑 |
| 3.1.1 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相辅相成 |
| 3.1.2 道德法律化理论的成熟 |
| 3.2 客观条件 |
| 3.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奠定坚守基础 |
| 3.2.2 依法治国的全面性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制度支持 |
| 3.2.3 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 |
| 3.3 主观要求 |
| 3.3.1 公民对用法律法规解决道德问题的现实需求 |
| 3.3.2 公民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 |
| 3.4 实践经验:道德与法律具有互补性的成功实践使其成为可能 |
| 3.4.1 国外经验 |
| 3.4.2 国内实践 |
| 4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成因 |
| 4.1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 |
| 4.1.1 地方道德规范存在不合法元素 |
| 4.1.2 公民道德教育中法治内涵的层次性不够突出 |
| 4.1.3 一些公民道德的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 |
| 4.1.4 涉及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过于单一粗暴 |
| 4.1.5 司法判决与公民道德观脱节 |
| 4.2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问题的成因 |
| 4.2.1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是内在原因 |
| 4.2.2 公民法治意识还不足以成为有效的监督力量 |
| 4.2.3 关于公民道德的立法论证不到位 |
| 4.2.4 执法、司法机关的德法平衡能力不高 |
| 5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理论思考 |
| 5.1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
| 5.1.1 基本尺度是惩恶扬善和德福统一 |
| 5.1.2 目标是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 |
| 5.1.3 基本方法是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 |
| 5.1.4 重点建设内容是法治手段与公民道德教育 |
| 5.2 以法治精神夯实公民道德建设根基 |
| 5.2.1 法治文化建设为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
| 5.2.2 法治要求体现在公民道德体系中 |
| 5.2.3 法治内涵的层次性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突显 |
| 5.3 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 |
| 5.3.1 以科学立法凝聚公民道德共识 |
| 5.3.2 以严格文明执法提高公民道德调控能力 |
| 5.3.3 以公正司法维护公民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 |
| 6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
| 6.1 细化公民道德的立法来提高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 |
| 6.1.1 社会公德的法律化 |
| 6.1.2 家庭美德的法律化 |
| 6.1.3 职业道德的法律化 |
| 6.2 以分层的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 |
| 6.2.1 以基层的道德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的守法意识 |
| 6.2.2 以职业道德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用法意识 |
| 6.2.3 以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诚信意识 |
| 6.3 规范法治手段解决公民道德建设突出问题 |
| 6.3.1 完善立法程序保证公民道德的科学立法 |
| 6.3.2 丰富关于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 |
| 6.3.3 深化司法队伍改革提高法官司法能力 |
| 6.4 优化社会治理整体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
| 6.4.1 以合作治理方式调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
| 6.4.2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文献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四、新的起点 天津劳教工作扫描（论文参考文献）
- [1]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D]. 郝志昌. 吉林大学, 2021(01)
- [2]鲁敏小说研究[D]. 周红梅. 扬州大学, 2021(09)
- [3]新教育实验视域下教学行动管理研究 ——以通辽市A小学为例[D]. 庞玉玲.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4]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1949-1966年工学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变迁研究[D]. 罗家枝.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7]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8]体育活动改善青少年男性女性化的实验研究[D]. 陈凌峰.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9]大连市J区司法机关社区矫正管理问题研究[D]. 王晓阳.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7)
- [10]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D]. 方琳琳. 浙江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