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少敏:惟一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八大代表（论文文献综述）
刘妤[1]（2020）在《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是代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代议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关系到代表职能的有效运行和民意的充分表达。一直以来,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还是秘密性是宪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更能促进民主?根据我国国情,人大及其常委会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怎样对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方式进行完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政治领域的投票表决的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图表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投票表决公开性和秘密性背后的原理、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演变的过程、中外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的种类和特点、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现状及完善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一是选民投票更适合采用秘密投票,代议机关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二是秘密投票在抗拒贿选、强迫方面更有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公开投票在抗拒投票人自私情感方面更有优势。三是代议机关公开投票需要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议员免责制度来支持,投票的公开和秘密性还受到社会大众思想理念的影响。当公开投票的条件不具备时,秘密表决胜过公开投票。为了证明以上观点,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本文介绍了投票表决这一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梳理了在选民投票领域和代议机关议事领域投票表决的不同特点。选民投票由早期的公开投票演变为秘密投票,代议机关的投票则正好相反,由秘密投票转变为公开投票。投票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偏好,二是对投票主要是权利还是责任的认识,三是能否抗拒外来非法投票压力的考量,四是能否克服投票人自身的自私情感的考量。选民投票着重保护投票自由和公民隐私,以秘密投票为主,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则以责任为优先考虑因素,以公开投票为主。代议制度运行的政治原理对代议机关投票方式有决定作用。代议制的有效运转在于议员如何通过代表机制实现对人民的代表。选民和议员的关系是代议机关议事公开、投票公开的决定因素。当代代议制国家,除了传统的立法行为,议员的服务行增多,代表和选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问责关系向多重关系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代议机关公开投票的必要性。现代政党政治的的发展,使得议员面临选民和党纪的双重压力,公开投票造成了向政党负责和向选民负责的冲突。英、美、法、日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特点有:一是以公开投票表决为主;二是针对争议不大的事项一般采用举手、呼喊等简单高效的表决方式;三是针对重大事项的决议,则采用正式的公开记名投票;四是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灵活转换。以四国为代表的代议制国家的代议机关大多采用公开表决,并且有较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和议员免责制度。本文立足梳理并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秘密投票表决为主要形式。港澳台地区民意机关以公开投票为主要形式,并根据表决事项的性质选择表决方式。现阶段的秘密投票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的作法进行公开投票类型化的尝试,对现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作规范化、统一化规定,完善程序规则;用足现有制度优势,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对秘密写票处进行规范;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公开制度。对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达成的社会共识有:一是对选民投票和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表决进行区分,二是改变“秘密即民主,公开非民主”的观念,三是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龙凌云[2]（2019）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指明从党的成立至中共七大,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任务转变和革命斗争需要,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多次变更名称、调整、改组、不断改革发展,逐步日益健全、合理、科学,形成适合中国革命特点和组织实际的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具体来讲,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从3人组成的中央局调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中共二大到四大的发展之后,形成中央四级领导机构。中共五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看似形成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其实则不然。一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彼时,中央领导体制仅单单是“拿来主义”,空有其表。二是因为二大时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成为其下一支部。此时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是五级,即共产国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务委员会。三是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中央领导机构步步退让,其自主独立无从谈起。虽初具规模,实则为“萌芽”阶段。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此阶段因受十年内战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影响,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导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改组、调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换帅”。先后更换过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央核心领导层人员极不稳定,权责不明,甚至出现中央书记处和常委会并存混用,“三人团”代行中央职权等情况。在“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中央领导机构核心领导层呈现贡献与错误并存,长时期呈现“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的状态。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通过肃清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遗毒”影响,中央领导机构得以重大调整。在中共七大时确立了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四级构成。本文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以中央领导机构形成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其主要特点展开研究,旨在廓清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演进的经验教训。
王明科[3]（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杜立芳[4]（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廖春梅[5]（2016）在《“红心女战士”陈少敏的传奇人生》文中研究指明她是当年叱咤鄂豫边区,令敌人闻风丧胆、谈之色变的新四军女将;她被毛泽东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并曾奉毛泽东之命乔装徐特立夫人从延安前往长沙;她在党、政、军、群各部门都曾主持过全面工作,尤其被誉为"工会领袖";她是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惟一反对"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央委员。她就是解放后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
高天鼎[6]（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黄飞[7]（2014）在《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湖北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湖北全境解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来,湖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将湖北青年运动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全景式地再现了广大湖北青年在各个历史时期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足迹。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回顾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深入总结其特点、作用和历史经验,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为湖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青春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绪论：主要对选题做详细说明,分析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界定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湖北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使湖北青年运动从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第二章：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为积极贯彻党的“三大”精神,广大湖北青年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之中,并与各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全面推动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建立,更提高了青年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北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区域,青年运动随之全面高涨,形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湖北青年运动陷入低潮。第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八七会议后,湖北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秋收暴动,与人民群众一道创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政权等建设,不断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为党积累了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大青年英勇地走在时代前列,将湖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湖北共青团被改造成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参加了波澜壮阔的武汉保卫战。武汉沦陷后,广大湖北青年按照党的工作方针的指引,在坚持鄂西后方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同时,积极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全面走上抗日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卖国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促进了敌后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湖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第五章：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广大湖北青年组成湖北的“第二条战线”,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搬迁、反破坏”等一系列爱国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为解放大武汉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湖北开始试建共青团组织,经过试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湖北青年运动由此在党、团组织领导下,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结束语：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光辉历史,从理论上深刻阐明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认真总结这一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努力为党做好新时期的湖北青年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使广大青年按照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征程中,努力续写当代湖北青年运动新篇章。
胡鞍钢[8]（2012）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二）》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阶段:全面发动、全面内战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全面内战时期。该决议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视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岳奎[9]（2012）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文中提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届由大量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党情有关,也与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结构特点有关。这届在“革命”与“执政”之间徘徊的中央委员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具体实践中,既有实践上的创举,也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为蔚为壮观的社会现代化图景。但是,八届中央委员会最终没能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并在探索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既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集体的责任,更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历史证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成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是一届经受了考验的中央委员会。本研究第一章梳理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探索中央委员会建设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第二章考察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成员结构、组成特点,其显着的“革命家”领导集体特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人群体意识和群体品格,分析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特点及其履职目标。第三章到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期间,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指出其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勾勒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思维、执政逻辑和执政方略以及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特点、组织结构对其执政逻辑、执政绩效的影响。第七章则重点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得出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活动以及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失误,最后发展到用“政治运动”和“革命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地步,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逻辑,又加之八届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第八章在理性评估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的基础上,对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得出了中央委员会应当依法执政,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防错纠错机制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等重要结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认真总结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对当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高振宇[10]（2012）在《近代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儿童问题研究：儿童史学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的重大转向,从此以普通大众之日常生活及其变迁为研究焦点的社会史横空出世。在社会史狂飙突进的运动中,借助法国史学家阿里耶斯的大作《童年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儿童史作为一门研究领域于20世纪60年代宣告诞生。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之后,西方儿童史学的研究焦点已经日益从儿童观的演化史转移到对儿童声音的还原和其力量的揭示上。在中国,学者对儿童史的基础研究还很少,儿童史的学科建设问题才刚刚被提上议程；对儿童观的研究虽然受到多个学科领域学者的青眯,但这些研究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史料方面,过度倚重知识分子的论着和官方档案,缺乏对与一般民众有关的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二则存在明显的“革命论”倾向,夸大了“五四时期”在现代儿童观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三是对学校教育议题的关注不足。此外,对历史上儿童的生活体验,以及他们重构社会文化的力量等方面的研究也处于空白的状态。本论文的诞生即在为解决以上问题迈出最初的一步,因为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利用自传、口述历史、校史等新史料,藉由对1902-1949年这段时期中国学校教育的重新审视,不仅探讨了彼时中国官方、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在儿童议题上的基本观念,证明“五四时期”并不完全是中国童年的“发现期”；而且揭示了儿童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和他们扞卫自己的权益、影响成人世界的力量。全文由三个部分八大章所构成,兹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为“社会和家庭环境下的儿童”,旨在展示国家、社会、家长和儿童围绕受教育权问题所展开的各种博弈,主要分成两章来叙述：第一章分析了儿童参与各种劳动与受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重点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在处理这对关系时的基本看法与实际作为；第二章探索了家庭内部有利或不利于儿童实现受教育权的各种因素,以及儿童为扞卫这项权益所采用的各种策略。第二部分为“学校教育制度中的儿童”,重在呈现学校制度框架中国家、学校、家长和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三章所构成：第三章探讨了在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与实施的过程中,国家和家长对待儿童教育的态度,及他们各自履行义务的情况；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分别从惩罚和自治两个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学校管理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及儿童为促进这种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第三部分为“课程与教学中的儿童”,重在还原各方在建立儿童本位的课程与教学体系过程中的实际贡献,也由三章组成：第六和第七两章主要揭示了国家和知识分子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后的儿童观因素；第八章则通过描述儿童在课堂内的学习生活和课堂外的业余生活,展现了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在儿童议题上的具体观念与做法。
二、陈少敏:惟一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八大代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少敏:惟一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八大代表（论文提纲范文）
（1）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几则典型案例引发的思考:代议机关应该采用哪种表决方式?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票表决的历史发展——公开性和秘密性的演变 |
| 第一节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一、雅典民主的初尝试——以抽签为主 |
| 二、雅典民主的初尝试——投票选举 |
| 三、雅典民主投票的不利影响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选民投票方式由公开到秘密的演变——以英国为典型 |
| 一、英国选民投票方式的变迁 |
| 二、英国议会改革中关于选民投票方式的辩论 |
| 三、英国选民投票方式变迁的启发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由秘密演变为公开——以美国为典型 |
| 一、美国国会的秘密会议制度 |
| 二、1970美国国会改革逐步实现了由秘密到公开的转变 |
| 第二章 代议机关的表决方式与代议制度 |
| 第一节 代议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当代特点 |
| 一、代议制度的定义和历史发展 |
| 二、代议制度运行的特点 |
| 第二节 议员-选民关系与表决方式 |
| 一、密尔的思考——“专职代表说”还是“使节说” |
| 二、现代民主社会议员-选民关系的理论学说 |
| 三、议员-选民关系决定了代议制是责任政治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及适用依据——以英、美、法、日为典型 |
| 第一节 英、美、法、日四国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 |
| 一、英国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二、美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三、法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四、日本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二节 公开还是秘密——代议机关适用投票表决方式的考量 |
| 一、公开表决符合代议制责任政治的要求 |
| 二、缺乏公开表决的条件时秘密投票更合适 |
| 三、适用表决方式的具体考量 |
| 第三节 代议机关公开投票表决的条件 |
| 一、议事公开制度 |
| 二、议员免责权 |
| 三、选民的理性判断 |
| 第四章 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一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多种表决方式并存 |
| 二、1954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举手表决方式为主的表决方式 |
| 三、“文革”特殊时期人大制度遭到破坏 |
| 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确立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制度 |
| 第二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方式 |
| 一、举手表决 |
| 二、投票(无记名投票) |
| 三、电子表决器表决 |
| 四、我国港澳台地区立法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三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特点及问题 |
| 一、以秘密性投票表决为原则 |
| 二、尚不具备普遍性公开投票的社会共识和环境 |
| 三、推崇秘密投票表决的原因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设想 |
| 第一节 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
| 一、由法律固定表决方式 |
| 二、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 |
| 三、完善秘密写票处的程序 |
| 第二节 党员人大代表委员投票的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一、党内法规没有对党员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纪律作针对性的、明确的规定 |
| 二、现行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不利于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三、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类型化 |
| 第三节 正确认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行为 |
| 一、客观对待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 |
| 二、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及译着类 |
| 二、编着类 |
| 三、杂志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网站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略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略 |
| 1.3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不足之处 |
| 1.4 概念界定 |
| 第2章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 |
| 2.1 “家长制”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21.7-1927.7) |
| 2.1.1 颇有争议:中央局 |
| 2.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
| 2.1.3 首次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 |
| 2.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双重效应 |
| 2.2.1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积极作用 |
| 2.2.2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消极影响 |
| 2.3 中共的“三次大让步”与中央领导机构的关系 |
| 2.3.1 第一次退让:国民党二大 |
| 2.3.2 第二次退让:中山舰事件 |
| 2.3.3 第三次退让:整理党务案 |
| 第3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 |
| 3.1 中央领导机构的频繁“换帅”(1927.8-1931.8) |
| 3.1.1 八七会议的产物:“临时中央政治局” |
| 3.1.2 莫斯科“指挥棒”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
| 3.2 第三次“左”倾路线蔓延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1.9-1935) |
| 3.2.1 难以为继的“临时中央” |
| 3.2.2 “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共中央局 |
| 3.2.3 “左”倾顶点下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央三人团” |
| 3.3 “洛毛”与“左”右倾较量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5.1-1937.6) |
| 3.3.1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与“五人团” |
| 3.3.2 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中共西北中央局 |
| 3.4 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 |
| 3.4.1 表现之一——瞿秋白代表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左”倾盲动 |
| 3.4.2 表现之二——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左”倾冒险 |
| 3.4.3 表现之三——王明代表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教条 |
| 3.4.4 表现之四——张国焘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右倾分裂主义 |
| 第4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 |
| 4.1 毛泽东逐步“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37.7-1941.4) |
| 4.1.1 王明的“尚方宝剑”与“十二月政治局” |
| 4.1.2 六届六中全会:中央书记处开始取代常委会 |
| 4.2 中央领导机构“四级领导体制”的确立(1941.5-1945.8) |
| 4.2.1 “延安整风”机构:中央学习组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
| 4.2.2 中央“精简机构”与六届七中全会 |
| 4.2.3 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与“五大书记” |
| 4.3 依托“延安整风”:中央领导机构的重大调整 |
| 4.3.1 1941年“九月会议”:清算中央领导机构内的教条主义 |
| 4.3.2 肃清“左”倾“遗毒”:中央领导机构得以调整 |
| 4.3.3 1943年“九月会议”:中央领导机构得以巩固 |
| 结语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概念界定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1915年—1923年) |
| 一、五四运动中的湖北青年 |
| (一) 湖北新青年群体的形成和青年的早期活动 |
| (二) 新文化运动的涌动和新文化团体的诞生 |
| (三) 五四运动在湖北的展开 |
| (四) 五四爱国运动在湖北的持续和发展 |
| (五) 五四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意义 |
| 二、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
| (一) 各种新思潮在湖北地区的传播 |
| (二)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 |
| (三)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
| (四) 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团湖北区委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1923年—1927年) |
| 一、国共合作的建立与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 |
| (一) 团湖北区委的恢复和全省青年团体的建立 |
| (二) 大力协助党实现国共合作方针 |
| (三) 湖北青年踊跃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 |
| (四) 汉口“六·——”惨案掀起湖北青年运动高潮 |
| (五) 湖北青年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 |
| 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年运动 |
| (一) 湖北青年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 |
| (二) 劳动童子团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三) 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1927年—1937年) |
| 一、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
| (一) 白色恐怖下的共青团湖北省委 |
| (二) 八七会议与武汉暴动 |
| 二、湖北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一) 在反“围剿”中英勇斗争的鄂豫皖苏区青年 |
| (二) 湘鄂西苏区青年参加革命政权建设 |
| (三) 湘鄂赣苏区青年投身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 |
| (四) 鄂豫边根据地青年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
| 三、湖北青年运动在曲折的革命斗争中艰难发展 |
| 四、湖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初步展开 |
|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湖北青年运动 |
| (二) 湖北青年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 |
| (三) 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和湖北青年运动走向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1937年—1945年) |
| 一、湖北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一) 湖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二) 在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团结广大青年 |
| (三) 保卫大武汉和“青救团”、“民先队”、“蚁社”等团体的解散 |
| 二、湖北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运动 |
| (一) 组织青年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 |
| (二) 动员青年站在保家卫国的前列 |
| (三) 帮助青年提高革命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
| (四) 领导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开展工作 |
| (五) 党的自身建设与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 |
| 三、鄂西后方国统区的青年运动 |
| (一) 国民党加强对湖北青年运动的管制 |
| (二) 党在国统区青年工作方针的转变和湖北青年运动的新特点 |
| (三) 国统区鄂西地下党领导下的青年进步团体及其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1949年) |
| 一、第二条战线在湖北境内的开辟 |
| (一) 湖北青年对国民党幻想的破灭 |
| (二)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湖北青年 |
| (三) 湖北青年运动向纵深发展 |
| 二、湖北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 (一)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讨论与准备 |
| (二) 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建团工作 |
| (三) 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湖北试建青年团 |
| (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委的成立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北全境的胜利 |
| (一) 湖北青年积极参加“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
| (二) 党带领青年参与统战策反工作 |
| (三) 党领导湖北青年迎解放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青年运动大事记（1919年一1949年）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研究品格 |
| 四、主要概念与框架结构 |
| 五、可能创新与努力方向 |
| 第—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马、恩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二) 列宁对俄共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三) 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执政模式 |
| 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一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 五届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概述 |
| 一、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与人事调整 |
| (一) 产生的背景 |
| (二) 指导思想 |
| (三) 产生的原则 |
| (四) 正式选举及结果 |
| (五) 重要人事调整 |
| (六) 主要会议 |
| 二、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及特点 |
| (一) 结构分析 |
| (二) 显着特点 |
| 三、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履职目标与愿景 |
| (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二) 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
| (三) 加大投入,繁荣文教 |
| (四) 和平共处,大国外交 |
| (五) 加强党建,提高能力 |
| 第三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发展 |
| 一、冒进与保守之间 |
| (一) 八大对经济建设的主张 |
| (二) 反冒进的努力 |
| (三) 对“反冒进”的批评 |
| 二、跃进和跃退之间 |
| (一) 主线：政治与业务的分歧 |
| (二) “积极平衡论”与“大跃进” |
| (三) 政治的臆想：人民公社 |
| (四) 国民经济“大跃退” |
| 三、调整和提高之间 |
| (一) 调查研究年的成效 |
| (二) 政治与业务的博弈 |
| (三) 卓有成效的调整 |
| 四、繁荣与危机之间 |
| (一) 1966年的繁荣 |
| (二) 经济发展政治化 |
| 第四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发展 |
|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
| (一) 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三) 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与夭折 |
| (四) 党内监督体系的加强与瘫痪 |
| (五) 干部制度的发展与变异 |
| 二、政党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一)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二) 从团结到斗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 |
| (三) 统一战线的分合：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纠“左”与反弹 |
| (四) “文革”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破坏 |
| 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异 |
| (一) 人大职能的履行与丧失 |
| (二) 政协功能的发展与弱化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强化 |
| 第五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思想文化发展 |
|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
| (一) 思想文化探索的背景 |
| (二) 人员结构特征的影响 |
| (三) 八大的基本主张 |
| 二、从“双百”到反右 |
|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三)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
| 三、知识分子难题 |
| (一) 知识分子定位的转换 |
| (二) 内部分歧的出现 |
| (三) 反复与歧义 |
| 四、“社教运动”不归路 |
| (一) 思想文化“现代化” |
| (二) “社教运动”的开展 |
| (三) 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过火批判 |
| (四) 从思想文化“现代化”到“革命” |
| 第六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外交 |
| 一、外交政策的理论与脉络 |
| (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坚守与放弃 |
| (二) “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提出与贯彻 |
| 三、外交实践的理路与实效 |
| (一) 和平外交方针的再次确认 |
| (二) 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偏离 |
| (三) 革命化外交政策的确立 |
| (四) 八届中央内部处理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及影响 |
| 第七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失误 |
| (一) 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 |
| (二) 政治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的“灵魂革命” |
| (四) 外交领域的“反帝”、“反修” |
| (五) 从党内民主到个人专断 |
| 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升起 |
| (一) 学术“罢官”与政治“罢官” |
| (二) 《二月提纲》与文化战线“革命”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 (一) 号角吹响：《五·一六通知》 |
| (二) 以集体的名义：八届十一中全会 |
| (三) 推向纵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第八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评估与经验启示 |
| 一、绩效评估 |
| (一) 经济发展考察 |
| (二) 政治发展评估 |
| (三) 思想文化分析 |
| (四) 外交实践考量 |
| 二、经验启示 |
| (一) 中央委员会要依法执政 |
| (二) 中央委员会要与时俱进 |
| (三) 中央委员会要民主执政 |
| (四) 中央委员会要强化监督 |
| (五) 中央委员会要防错纠错 |
| (六) 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学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10）近代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儿童问题研究：儿童史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走向儿童史学 |
| 第一节 儿童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一、儿童史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 |
| 二、中国儿童史学的起步 |
| 三、儿童声音与力量的再现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概念架构 |
| 一、研究的目的与假设 |
| 二、研究的时间期限 |
| 三、研究的对象 |
| 四、概念架构：现代儿童观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的设计与实施 |
| 第一部分 社会与家庭环境下的儿童 |
| 第一章 劳动与儿童教育的冲突和融合 |
| 第一节 工厂劳动与儿童的教育 |
| 第二节 商店学徒的工作与教育 |
| 第三节 家务、农业劳动与儿童的教育 |
| 第二章 家庭关系中的儿童教育 |
| 第一节 家长对儿童上学的支持 |
| 第二节 早婚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儿童对受教育权的扞卫 |
| 第二部分 学校教育制度中的儿童 |
| 第三章 义务教育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
| 第一节 建立义务教育的背景与目的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的实施：国家与家长之间的角力 |
| 第四章 学校对儿童的惩罚机制 |
| 第一节 学校惩罚体系的演变历程简述 |
| 第二节 私塾内的体罚现象与各方的反应 |
| 第三节 中小学校的处罚现象与儿童的反抗 |
| 第五章 儿童自治问题 |
| 第一节 儿童自治事业的发展历程简述 |
| 第二节 儿童自治机构的组织框架与实际职权 |
| 第三节 儿童自治名义下的学生运动 |
| 第三部分 课程与教学中的儿童 |
| 第六章 学前教育改革与童年观念的初步确立 |
| 第一节 阶段教育的区分与联络 |
| 第二节 兴趣教育的盛行 |
| 第三节 个别指导与团体授课之间的张力 |
| 第四节 走近儿童生活的课程 |
| 第七章 中小学课程改革与儿童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阶段教育的确立与改革 |
| 第二节 儿童的个体差异与课程开发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控制与课程 |
| 第四节 老解放区的课程改革 |
| 第八章 儿童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体验 |
| 第一节 课堂内的学习生活 |
|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
| 结论与建议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对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反思和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陈少敏:惟一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八大代表（论文参考文献）
- [1]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D]. 刘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D]. 龙凌云. 天津大学, 2019(06)
- [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5]“红心女战士”陈少敏的传奇人生[J]. 廖春梅. 文史春秋, 2016(01)
- [6]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7]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D]. 黄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8]“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二）[A]. 胡鞍钢. 国情报告（第七卷 2004年（下））, 2012
- [9]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D]. 岳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10]近代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儿童问题研究：儿童史学的视角[D]. 高振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