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板戏:政治文学的高潮与终结（论文文献综述）
张琼[1]（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鑫[3]（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表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魏欣怡[4]（2019）在《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传统戏曲因具备社会政治、宗教仪式、民族心理情感建构等诸多功能且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与清末民初启蒙革命话语的发轫、战时语境下宣传与鼓动的要求、新政权初构时大众化普及的需求等现实语境相杂糅,呈现出格外复杂的流动过程。至十七年时期,为能够在接受的维度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效呼应,传统戏曲从生产、传播到接受层面均收到来自国家话语的全面介入与覆盖。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话语生产者、实践者与接受群体不断固定并共同推动着对于戏曲改革认知与阐释系统的“一体化”趋向。但它又并非铁板一块,伴随着特定的形势的变化,它又呈现为动态平衡下潜藏对话与张力的样态。因此,对于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不仅限于本体的研究,更应当作为典型的文本策略,对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戏曲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共同构成主体部分。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概念的界定、研究状况的综述、大众化视域的切入等方面深入爬梳了戏曲改革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讨论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交叉学科、从二元到多元视角、从“价值论”到“生成论”转变的研究趋势。这些有效的基础与思路,决定了本文的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必须在相似的学术背景下,选择与过往研究不同的“大众化”路径重新进入历史现场,进一步对戏改运动如何走向大众又如何成就自身进行辨析、考释及再解读。第一章,“梨园新声与’大众7浮现—一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从发生学的角度回溯至20世纪前期戏曲改革事件酝酿、发展及深化的进程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戏曲因对于广大中国民众生活方式、情感图式的建构品格,而被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并纳入现代性转换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改革为走向大众,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以“大众化”视角观之,戏曲经历了从“国民之众”“启蒙之众”到“民族之众”直至“阶级之众”的“大众”所指的位移,亦因此影响了各个时段学人对于其具体的价值认知、改革方向与操作路径。直至延安时期,旧戏改革在民族国家构建的革命语境中被具体确立、固定下来,并由此奠定了十七年传统戏曲的改革范式及基本走向。第二章,“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作为十七年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最佳载体,对戏曲艺术的青睐是经历了延安时期对各类文艺形式反复实验与淘炼的结果。建国前后,它于新政权初构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亟需普及推进的现实语境中,以机构单位的方式形成了全面覆盖与不断纵深的组织化网络。这一力量以“改人、改戏、改制”的姿态直接介入戏曲构思创作、传播普及、演出接受的各个环节,与依存于原有旧戏生态中的表演者、接受者们构成了一个既充满张力又动态平衡的发展轨迹。第三章,“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个批示”的骤降暗示了“戏曲改革”向“戏曲革命”加速跃进的可能性。在革命现代戏的大力创作与演出中,一批理想的农民形象开始占据戏曲舞台,并在现实语境下广大农民的接受内化、能动反馈中不断趋于纯粹化与典型化。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更加符合“样板”潜质的“革命英雄”开始代替“理想农民”成为主角,正式亮相于革命京剧现代戏的舞台之上。于这一创作实践经验之上所形成的“文艺革命理论”,最终促就了十七年话语向文革话语雏形的急遽突越。第四章,“’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新时期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资源的涌入,传统戏曲的发展也开始被纳入大众文化语境下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之中。为获得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戏曲艺术的持续革新成为“消费革命”形势下的题中之义。但是坐困于文化遗产的定位与大众化工具的移位,戏曲艺术仍需从十七年戏改运动“大众化”经验的逻辑前提、阐释过程与结果中汲取养分,以实现传统文艺形态的当下转换。
李晓磊[5]（2019）在《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以接受美学理论为切入点,系统研究和梳理“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十七年”时期、文革期间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与文学创作、传播以及文学规范之间形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本文坚持理论阐释与实证相结合,立足于不同历史时期“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读者与作者、出版机构互动的文学史料,对各个阶段“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学接受过程进行总结归纳,研究分析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文艺政策和文学规范对文学创作及传播的影响以及原因,同时兼顾文学接受随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期待视野的变化而呈现的不同面貌,对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反应进行阐释。通过对比各个阶段“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文学接受的异同,分析论证为何在不同政治话语环境和文化传播体制下,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所表现的“大众化”特征。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十七年”时期,在“工农兵方向”确定为新的文学方向后,诞生了一大批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反映他们的革命经历和生活内容,被学界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品。其中,通过描写人民军队武装斗争而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长篇战争小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拥有庞大的受众面,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对文学创作、作品传播、文本改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始终贯穿其中,随着“十七年”时期读者意识不断强化,“文艺大众化”的标准被统一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发展了根本性地转变。“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作为“启蒙者”的作者被划分身份等级,成为了“被改造者”,他们必须根据“工农兵”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标准调整创作,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第三,在新的文学规范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作家们不仅是文学创作者,同时也承担着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他们必须通过作品向全国民众普及和宣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面对“工农兵”读者群体文学素养不高的社会现实,他们必须通过调整叙事策略来进行革命历史的传播和革命意义的宣讲,用作品中所高扬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和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第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从革命经典被批判为“革命毒草”,但为了充分利用作品的影响力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在文化革命激进派的统一组织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通过被“样板化”的改造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并且达到了进一步净化读者期待视野的目的。第五,新时期以来,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浪潮冲击下,由于“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中的“传奇”因素和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既能向大众普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新中国诞生的意义,缓解大众对信仰缺失的焦虑,又能为商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也因此随着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而经历了更为娱乐化、大众化的传播。本文通过以上研究,以期整体把握“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各个历史时期读者接受的状况,反映读者群体的变化对不同阶段文本传播的重要影响,并梳理出读者与作者、文本、出版机构以及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多维张力,作为重新审视“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的一次有意义尝试。
吴国彬[6]（2018）在《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文中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发展史上,延安文艺的研究与延安文艺本身的发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凡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由于延安文艺学术史的整理与发掘研究相当繁复浩阔,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作深度研究,因此,本文着力于回顾、梳理、整合与提炼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段的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史进程,探察与反思近4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研究、延安文艺运动及其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等各个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和发现延安文艺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历史经验、价值意义等,这无疑对于推进延安文艺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和当代借鉴意义。引言:综观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纵览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概述论文选题及其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第一章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主要呈示和总览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如何从以往的“思想战线”向学术研究“拨乱反正”转变。延安文艺研究及其作家作品批评等,不仅开始逐步走出思想及方法的束缚及僵化,而且也在研究立场及方法的转变、文艺史料的整理、作品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及其历史特征。第二章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多种外国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涌入、思想理论界开展“人道主义”及“异化”论论争、文艺理论界提出主体性文论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及“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等学术思想背景下,集中讨论“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如何在理论方法的借用、研究视角的拓展及学术史角度的反思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学术探索面貌和学术研究的自觉等。第三章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通过对1990年代学术界“规范化”及专业化思想的提出,以及对于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及其相关图书资料编纂出版等多方面成果的梳理,探讨海外学术思想的影响与不同研究社团流派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特征,并结合“王实味遗案”研究中资料搜集及其历史阐释的个案分析,探寻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规范、视域拓展及其知识积累等方面所呈现的学术演进与时代特征。第四章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梳理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领域及其理论视野、作家及其专题研究等方面发生的新成果与新变化,尤其是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以及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陕甘宁文艺与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拓展与深化等,探讨延安文艺学术的自觉、新一代学人的拓展、深化及其学术规范意识的确立等。第五章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主要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长足进步,有关延安文艺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及论述。从学术思想及其理论方法、学科意识及其规范化等方面,探讨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地位等。结语: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时代流变、阶段特征、文学史立场以及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等进行综合评述,探寻填补研究空白与拓展研究视域的可能空间与具体途径。
张翠玲[7]（2017）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与接受研究（1949-2015）》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也成了翻译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小说和诗歌,研究成果最多,而现当代戏剧的外译研究却是被忽视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甚少,不仅缺少宏观式的研究,更缺少微观的文本研究。本研究旨在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活动进行描写性研究。考察发现,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机构主要来自大陆、香港和海外三地,大陆和香港分别以期刊《中国文学》和《译丛》为主,海外以英译选集为主。本研究重点考察这三者的选译标准和翻译规范,并挖掘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等方面的原因,同时考察这些英译剧本在海外的传播以及中国现当代戏剧在海外的形象构建。本文借鉴描写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对比、个案分析、文本和副文本细读等方法,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译介过程中,哪些机构和个体参与了译本的产出?它们的选译标准和翻译规范是什么?2)影响这些选译标准和翻译规范的因素有哪些?（3）这些译作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如何?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戏剧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概况和戏剧译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从而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第三、四、五章分别对大陆的《中国文学》、香港的《译丛》、海外的翻译选集进行了研究,考察三地的译介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选译标准、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同时考察了这些译作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通过对三个地区的翻译对比研究和宏观对照,本文指出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对外译介过程中,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官方译出机构,将翻译看作是对外宣传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和目的,选译标准和翻译方法也皆以此为依据,从而对外建构了中国戏剧的初步形象。《译丛》虽然也是译出机构,但因香港的特殊地位,.其翻译选择和目的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海外的翻译选集,在时代背景、编者的教育背景和诗学理论的共同作用下,也构建了中国现当代戏剧不同的形象和经典。通过译本对比,本文指出,戏剧翻译涉及到文本翻译之外的很多因素,只有按照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和戏剧规范进行翻译,才能让中国戏剧更好地走向世界。
胡婷婷[8]（2017）在《历史多棱镜中的“他者”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是电影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也是交叉于文学和电影剧作理论研究的综合问题。现实中的人是复杂的,电影又恰恰表现人与人性的复杂,但是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却往往失去这种复杂性。由于近代以来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创伤性民族记忆,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多是负面立场和“恶像”占据主体。新世纪以来,“鬼子”以外的日本人走进中国电影的镜头,并构建了一些崭新视角的日本人物形象,但是从电影接受和受众影响上看,并未被国人的爱国愿望所接受,而台湾一些带着“殖民暧昧”的电影,更是受到批判。由此看出,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构建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相契合,通过大众文化传播的方式在扩散中影响了更多接受者,并使其参与进电影人物塑造的再创作、再想象。本文主要以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为基本脉络,以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为考察对象,在文学、电影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观照下,借鉴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总结,力求在中日关系语境下,通过“异国形象”来反观国人对日本认知变化的历程。在论文书写中,既做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对日本人形象存在及变化的统观,也做到对典型电影单片的个性化文本分析,即宏观上把握,微观上求细。前三章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为时间界限,将当代中国大陆电影分为三个部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电影、新时期电影、新世纪电影。梳理和分析当代以来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认为当代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经历了由脸谱式的“鬼子”漫画,到区别对待的侵略者和友人,再到多元化塑造的日本人这样的变化过程。本文对大陆电影时间段限的划分与中国主流电影史的分期其本相同,只是电影史的研究更侧重对电影演进历程的关注,更显细致。而本文的分期则更注重把中国电影放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考察其中的日本人形象变化。第四章将以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拍摄的电影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既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侧重点的中国电影,也包括中国和外国合拍电影,并借用纯粹来自海外的第三方视角作为参照。对视角不同的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分析、对照,以探求中国镜像映射下的“南京大屠杀”和其中日本人形象的客观性——灭绝人寰和惨无人道。第五章对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和归纳。大抵以时间为纵轴,将不同时期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对日本认知以及对日本人形象塑造的特征和变化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与大陆电影所塑日本人形象进行对比,认为:台湾不同于大陆和香港,因受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故与日本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并将此情感映射于电影镜像中;而香港电影对日本人的形塑则与大陆电影相似,只是香港电影市场更钟情于武侠片和黑帮片,使更多的日本人置身于二者之中。本文还着重探讨了在中日关系语境下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成因。无论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还是电影人进行电影制作,都很难摆脱以本国文化为中心的立场,所以电影主体创作的银幕形象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本国思想”和“自我意识”,而中国电影人的这些思想和意识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变革,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中日关系的亲疏冷暖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对于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笔者对中日关系语境下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成因予以剖析。要之,在中日关系的历史语境下来观照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是本文主旨之所在,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构建尚未完善,根本上还需两国未来关系的和谐化发展来逐步实现。
刘霞云[9]（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张婧磊[10]（2017）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学的转型,再现与表现十年“文革”历史创伤记忆的叙事文学作品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景观。本论文以创伤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从1976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创伤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创伤叙事视域对创伤主题表达、创伤心理描写与创伤叙事形态等方面进行研读,考察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建构过程,把握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承续与变奏,深化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认识。创伤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词语,经历了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文化学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文学性创伤叙事是将创伤从视觉或听觉形式转化成文本形式的重要转译方式,也是再现创伤事件,表征创伤症候的主要手段。根据新时期文学性创伤叙事的不同侧重与面向,可以将其划分为家庭创伤叙事、社会创伤叙事、集体创伤叙事与女性创伤叙事四种主要类型。新时期文学中的家庭创伤叙事尚未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经历了从暴露社会问题到关注精神内伤,从呼应政治需求到突出创伤心理的转变。通过对家国创伤同体的隐喻书写,家庭创伤叙事作品形成了同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既满足了受创者的创伤心理诉求,又迎合新时期社会历史的政治需求。在政治意识的规约与主导下,家庭创伤叙事既是作家对创伤历史的文学反思,更是作家强烈政治意识下对创伤主题的热衷。新时期文学中的社会创伤叙事彰显作家的个体意识,重视从秩序、伦理、信仰等层面对创伤社会进行多维展示。在从政治隐喻走向社会文化的创伤建构中,社会创伤叙事作品因“文革”创伤的波及面、言说视角与话语姿态等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将个人创伤记忆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社会创伤叙事通过异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独特的个体化话语与书写姿态,使作家的文学意识与批判精神进一步得到释放。新时期文学中的集体创伤叙事在现代意识冲击下,突破既定的宏大历史观,从文化创伤的视域,关注个体生命意义与受创者的精神世界,传达现代人在创伤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冲撞下空虚、困惑、焦灼与迷惘的创伤心理。集体创伤叙事聚焦于记忆之场中创伤的各种症候,并将其纳入公共视野与创伤研究范畴,凸显创伤事后性特征,呈现出意象化的创伤叙事形态,以期达到对“文革”创伤集体反思的高度,是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建构过程中的新发展。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既有无性别意识下对国家民族创伤话语的同声唱和,也有特殊人生际遇下对女性个体创伤的异调叹吟,还有性别意识下对女性精神追求与本体欲望的大胆疾呼。女性创伤叙事作品常常通过对疾病意象的描写,精准捕捉与传达出女性受创者独有的创伤心理。在对女性生存困境、人生价值、精神创伤与悲剧命运等方面进行剖析时,女性创伤叙事呈现出多样化的创伤叙事形态,见证了女性受创者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成长历程。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总体上在创伤意识与社会规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创伤主题与创伤形式之间存在三重悖论。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禁忌表明,“文革”历史与创伤记忆不仅造成国人精神创伤至深,而且显示了创伤叙事建构的艰难。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既是对“文革”创伤的文学见证,也是对“文革”创伤的抚慰与治疗,更是对“文革”创伤的反观与反思,提供了文学意义上接近历史真相和走进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
二、样板戏:政治文学的高潮与终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样板戏:政治文学的高潮与终结（论文提纲范文）
（1）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探索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民族性问题的发生 |
|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性 |
| 二、现代中国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中国美学的民族性 |
|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化 |
| 二、文艺美学的民族性 |
| 三、中国当代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民族性问题研究的本土语境 |
|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性重建 |
| 二、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 |
| 第二章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 |
| 第一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 |
| 一、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的选择与转化 |
| 二、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延衍与阐释 |
| 四、中西美学“了然于心”的过滤与融通 |
| 第二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 |
| 一、作为民族性基础的人民性 |
| 二、作为民族性命脉的大众性 |
| 三、从人民性、大众性到民族性 |
| 第三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
| 一、萌芽:“经世致用”的新艺术创作论 |
| 二、发展:“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 |
| 三、升华:“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 |
| 第三章 多样统一: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 |
| 第一节 “我之为我”的民族性 |
| 一、“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 |
| 二、“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 |
| 三、“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 |
| 第二节 “平衡融洽”的民族性 |
| 一、“明道若昧”的共性 |
| 二、“不似之似”的共通感 |
| 三、“理有恒存”的大众性 |
| 第三节 “各得其所”的民族性 |
| 一、“隔与不隔”的辩证法 |
| 二、“不罔不怠”的融通化 |
| 第四章 双重维度: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特点 |
| 第一节 地域维度: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 |
| 一、从地方性到民族性 |
|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 |
| 三、城市化与同质化的危机 |
| 第二节 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易变 |
| 一、时间性与民族性 |
| 二、民族化与民族性 |
| 三、延异的民族性 |
| 第五章 王朝闻与中国美学的民族性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 |
| 一、断裂之外的延续 |
| 二、失落民族性的再生 |
| 三、传统理论话语方式及理论生产机制的继承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进入中国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 结语 王朝闻美学的当代意义:构建美学理论的主体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相关问题 |
| 1. 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
| 2.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走向问题 |
| 3. 戏曲改革运动的当下意义问题 |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综述 |
| 1. 十七年时期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 2. 文革及新时期以来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 3.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章 梨园新变与“大众”浮现——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 |
|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中发现“大众”:晚清民初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 1. 国民之众:梁启超的戏剧改良中的新民话语 |
| 2. 启蒙之众:晚清民初戏曲理论及舞台实践中的个人话语 |
| 第二节 革命化实践中制造“大众”:30—40年代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 1. 民族之众:新国剧运动中戏曲改良的民众话语 |
| 2. 阶级之众:延安戏曲改革中的工农兵话语 |
| 第二章 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有意味的形式”:大众化文艺背景下戏改的发生 |
| 1.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大众化”实验 |
| 2. 走向全国:“人民新戏曲”的中心置换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戏改特点与大众化经验 |
| 1. 戏改机制雏形:中国戏曲改进会的发起 |
| 2. 戏改机制统筹:戏曲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功能 |
| 3. 戏改机制特点:管理范畴与科层体系的完备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大众化限度与戏改弹性 |
| 1. “大众化”限度:接受者与表演者的身份困惑 |
| 2. 戏改弹性:“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 |
| 第三章 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理想农民形象的生成与强化 |
| 1. 农民模范:革命现代戏的主体形象 |
| 2. 从被动到能动:现代戏的革命化加速 |
| 第二节 从“戏曲改革”到“京剧革命”:革命京剧现代戏及逻辑展开 |
| 1. 舞台的统一:革命规训下的大众形象塑造 |
| 2. 舞台的延伸:权力运作下的戏改符号传播 |
| 3. 舞台的覆盖:“大众化”与“样板化”的汇融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 第一节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下戏曲生态 |
| 1. 改革之续:戏曲生态的当下处境 |
| 2. 定位之困:戏曲生态的当下窘境 |
| 3. 从戏曲到电影:“大众化”工具的更迭 |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改“大众化”经验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 1. 逻辑前提:“大众化”的当下意义 |
| 2. 阐释过程:方法置换、方向并进与方式推广 |
| 3. 阐释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戏曲改革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范围界定 |
| 二、“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综述 |
| 三、“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革命历史传播 |
| 四、接受美学视域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为工农兵服务：“十七年”文学读者意识的建立 |
| 第一节 从“文艺化”大众到文艺“大众化” |
| 一、作家身份的转变 |
| 二、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定 |
| 三、“文艺大众化”标准的统一 |
| 第二节 理想读者的设定 |
| 一、“工农兵”隐含读者 |
| 二、作家与工农兵的结合 |
| 第三节 “工农兵”读者期待视野的统一 |
| 一、读者批评权威的树立 |
| 二、革命历史与文学想象的集合 |
| 三、革命理想主义的灌输 |
| 第二章 革命观念的重塑：“十七年”时期长篇战争小说的读者接受 |
| 第一节 如何讲述革命：读者阅读兴趣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
| 一、作家身份的多重性 |
| 二、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的错位 |
| 三、叙事策略的选择 |
| 第二节 革命意义的阐释：读者与文本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互动 |
| 一、作家对创作的调整 |
| 二、出版机构对文本的修改 |
| 第三节 文本意义的升值：读者对革命历史的净化型认同 |
| 一、重塑革命历史认知 |
| 二、英雄式的人格升华与思想净化 |
| 第三章 从“经典”到“毒草”：文革时期“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读者接受 |
| 第一节 以读者名义进行批判 |
| 一、文学规范的完全政治化 |
| 二、读者身份的置换 |
| 第二节 对文本的“样板化”改造 |
| 一、政治语境下的价值评判 |
| 二、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净化 |
| 三、读者审美体验的改造 |
| 第四章 革命意义的消解：消费文化语境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读者接受.. |
| 第一节 革命的文化消费：读者接受动机的转变 |
| 一、消费文化对大众信仰的冲击 |
| 二、接受动机的多重性 |
| 第二节 商业化改编的困境：读者期待视野的异变 |
| 一、争议非议中的改编热潮 |
| 二、受众群体主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
| 第三节 对经典的守护：读者批评的自觉 |
| 一、战争文化心理与商业大众文化的冲突 |
|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 |
| 三、新世纪读者期待视野的多元化 |
| 结语 |
| 一、“十七年”文学规范中的接受美学因素 |
| 二、读者身份的真伪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6）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延安文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
| 一、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二、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 |
| 三、论文选题及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 |
| 第一章 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 |
| 第一节 “思想解放”:延安文艺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反思与重整:延安文艺史料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推进 |
| 第二章 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 |
| 第一节 延安作家的“重评”及其专题研究方面的新拓展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思潮及其理论方法研究的不断探索 |
| 第三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讲话》研究的深化 |
| 第四节 研究团体及专题研究的形成与学术实践 |
| 第三章 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 |
| 第一节 “再解读”与专业化:海外学术思潮及方法的引进与影响 |
| 第二节 坚守与突进:学术思想的活跃及各研究领域的深化 |
| 第三节 史料整理与历史阐释:史料意识的自觉及学术思想的拓展 |
| 第四章 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 |
| 第一节 学术自信与理论坚持: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艺传统及其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 |
| 第三节 延安作家群体及其文体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推进 |
| 第五章 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及大型书系的出版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专题性史料汇编及史料考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与接受研究（1949-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背景 |
| 1.2 相关概念说明与界定 |
| 1.2.1 英文中的drama, play,theatre |
| 1.2.2 中文语境中的戏剧、戏曲、话剧 |
| 1.2.3 话剧:中国现代戏剧的开端 |
| 1.2.4 戏剧作为文学 |
| 1.2.5 戏剧翻译与舞台翻译 |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 1.4 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 |
| 1.5 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概况 |
| 2.2 中国戏剧的译介研究 |
| 2.3 戏剧翻译研究 |
| 第3章 大陆:《中国文学》的英译(1949-2000) |
| 3.1 译介环境和《中国文学》的创办 |
| 3.1.1 翻译目的与作品选译 |
| 3.1.2 诗学与作品选译 |
| 3.1.3 意识形态与作品选译 |
| 3.2 《中国文学》的翻译规范 |
| 3.2.1 译者的构成 |
| 3.2.2 对革命现代戏的译介 |
| 3.2.3 翻译策略的选择 |
| 3.3 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以《智取威虎山》的译本为例 |
| 3.3.1 《智取威虎山》版本演变 |
| 3.3.2 赞助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
| 3.3.3 意识形态对中西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
| 3.4 革命现代戏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
| 3.4.1 革命现代戏在海外 |
| 3.4.2 影响接受的原因 |
| 第4章 译自己还是译他人—香港《译丛》对中国戏剧的译介（1973-2015) |
| 4.1 译介环境和《译丛》的创办 |
| 4.1.1 香港的身份认同与独特地位 |
| 4.1.2 《译丛》的翻译目的与译介模式 |
| 4.1.3 《译丛》对译者身份的认同与选择 |
| 4.2 1970年代的译介 |
| 4.2.1 选译标准:对戏剧经典的认同 |
| 4.2.2 翻译规范与策略---以《原野》译本为例 |
| 4.3 1980年代的译介 |
| 4.3.1 反思“文革”和社会问题剧 |
| 4.3.2 1980年代的探索话剧 |
| 4.3.3 选译标准:以当代戏剧为纲 |
| 4.3.4 翻译规范与策略---以《车站》和《假如我是真的》译本为例 |
| 4.4 作品的海外传播 |
| 第5章 他者的眼光—海外英译中国戏剧选集研究 |
| 5.1 研究语料的界定与搜集 |
| 5.2 革命的中国与共产主义戏剧---1970年代 |
| 5.2.1 选集的主题:政治的文学还是文学的政治? |
| 5.2.2 影响选集的因素 |
| 5.2.3 对中国戏剧文学的建构 |
| 5.3 “新时期”的探索戏剧---1990年代 |
| 5.3.1 选集的主题:当代·探索 |
| 5.3.2 影响选集的因素 |
| 5.4 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戏剧英译选集 |
| 5.4.1 选集的主题:中国现代戏剧史 |
| 5.4.2 选集的筛选标准 |
| 5.5 选集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经典的建构 |
| 第6章 结语 |
| 6.1 “三地”的戏剧英译模式及其启示 |
| 6.2 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海外传播 |
| 6.3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现当代戏剧英译本一览表(1936-2015) |
| 附录2 《中国文学》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戏剧(1949-2000) |
| 附录3 《译丛》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戏剧(1973-2015) |
| 附录4 中国现当代戏剧英译选集目录(1940-2015) |
（8）历史多棱镜中的“他者”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电影中的“鬼子”形象（1949—1977 年） |
| 第一节 历史追溯：最初电影中的日本人及“鬼子”形象 |
| 一、模糊的群像：全面抗战爆发前电影中的侵略者 |
| 二、凶恶的主体：全面抗战爆发后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 |
| 第二节 “十七年”电影中“模式化”的“鬼子” |
| 一、整体“恶”像 |
| 二、群像之“愚” |
| 三、日军军官的“恶”与“丑” |
| 第三节 “样板戏电影”中的“鬼子” |
| 一、从“样板戏”到“样板戏电影” |
| 二、银幕边缘的“小”人物 |
| 三、“红脸”对面的“黑脸” |
| 第四节 “鬼子”内在性格特征 |
| 一、凶残：中国电影的对比叙事 |
| 二、傲慢：日本民族对等级制度的膜拜和唯我独尊的自大 |
| 三、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 |
| 第二章 历史纠葛中的深化与拓展 ： 侵略者和友好日本人（1978—2000 年） |
| 第一节 侵略者形象 |
| 一、战场上的杀戮魔王 |
| 二、战场外人性扭曲的魔兽 |
| 第二节 和平的日本人 |
| 一、战后的下一代 |
| 二、被战争阻断爱情的青年 |
| 三、反省战争的日本人 |
| 第三节 对“鬼子”的另类叙述 |
| 一、假善与真恶 |
| 二、“鬼子”新像 |
| 第三章 新世纪镜像中多元化的日本人（2001—2015 年） |
| 第一节 结缘京剧的日本军人 |
| 一、痴迷京剧的日本军人像 |
| 二、戏迷老兵的战争忏悔 |
| 第二节 被过度娱乐的“鬼子” |
| 一、抗战电影的泛娱乐化 |
| 二、文本分析：冯小宁的“抗战娱乐” |
| 第三节 不再关乎战争的日本人 |
| 一、无国界的父爱 |
| 二、贺岁片中的客体 |
| 第四章 不同的镜像表达：南京大屠杀 |
| 第一节“正史”叙事下的屠杀者 |
| 第二节 附着人性的日本兵 |
| 第三节 商业化模式下的艺术表达 |
| 第四节 海外视角：镜像内外的“暴行” |
| 第五章 台港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 |
| 第一节 残暴的侵略者——台湾电影反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 |
| 一、历史事件的重现 |
| 二、民族之敌：侵略者的再现 |
| 三、民众眼中的日本人形象 |
| 第二节 多样化的日本人——来自殖民社会“经验”的认知 |
| 一、台湾民众人生灾难的始作俑者 |
| 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对象 |
| 三、殖民统治遗毒衍生的虚假形象 |
| 四、殖民者形象的战后映射 |
| 第三节 情感关系中的日本普通人 |
| 一、爱情 |
| 二、友情 |
| 第四节 香港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 |
| 一、抗战题材电影中的“鬼子” |
| 二、武侠片中的日本武士 |
| 三、日本现代黑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创伤的涵义与创伤叙事的文学意蕴 |
| 第一节 创伤与创伤理论 |
| 一、创伤的多重涵义 |
| 二、创伤理论的演进 |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与文学性创伤叙事 |
| 一、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 |
| 二、创伤叙事与文学性创伤叙事 |
| 第二章 政治意识下的家庭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揭露与控诉：新时期文学的家庭创伤叙事 |
| 一、从暴露社会问题到关注精神内伤 |
| 二、从呼应政治需求到彰显创伤心理 |
| 第二节 同质与创伤诉求：家庭创伤叙事特征 |
| 一、政治观念下的创伤言说 |
| 二、同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 |
| 三、心理创伤描写的拓展 |
| 第三节 《伤痕》：创伤叙事的隐喻书写 |
| 一、无意涉及的创伤心理描写 |
| 二、自觉处理的创伤记忆方式 |
| 三、家国同体的创伤隐喻意义 |
| 第三章 个体意识下的社会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反响与争鸣：新时期文学的社会创伤叙事 |
| 一、分野的创伤书写与文艺政策的收紧 |
| 二、个体的创伤记忆与文学创作的转向 |
| 第二节 异质与书写姿态：社会创伤叙事特征 |
| 一、个体意识下的受创者形象 |
| 二、异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 |
| 三、“我”的创伤话语与书写姿态 |
| 第三节 《波动》：创伤叙事的时代书写 |
| 一、《波动》的研究现状 |
| 二、多维度的社会创伤 |
| 三、多症候的个体创伤 |
| 四、历史创伤的文学意义 |
| 第四章 现代意识下的集体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审视与反思：新时期文学的集体创伤叙事 |
| 一、受创者关系的文本审视 |
| 二、文化创伤的集体反思 |
| 第二节 症候与创伤意象：集体创伤叙事特征 |
| 一、现代意识下的记忆之场 |
| 二、意象化的创伤叙事形态 |
| 三、凸显的创伤事后性特质 |
| 第三节 《一九八六年》：创伤叙事的寓言化书写 |
| 一、逃离与回归的创伤故事 |
| 二、创伤内在化的极致呈现 |
| 三、寓言化创伤书写的意义 |
| 第五章 性别意识下的女性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同声与异调：新时期文学的女性创伤叙事 |
| 一、无性别意识下的同声唱和 |
| 二、特殊人生际遇的异调吟叹 |
| 第二节 疾病与精神家园：女性创伤叙事特征 |
| 一、性别意识下的精神疾病 |
| 二、多样化的创伤叙事形态 |
| 三、寻找栖息家园的成长历程 |
| 第三节 《一个冬天的童话》：创伤叙事的女性书写 |
| 一、纪实与虚构：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争鸣 |
| 二、“被看”的境地：遇罗锦的写作困境 |
| 三、独白与记忆：女性创伤书写的意义 |
| 第六章 新时期创伤叙事的悖论与承续 |
| 第一节 新时期创伤叙事的三重悖论 |
| 一、创伤意识与社会规范的悖论 |
|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悖论 |
| 三、创伤主题与创伤形式的悖论 |
| 第二节 新时期创伤叙事的反思与承续 |
| 一、创伤叙事的反思：不同面向的侧重 |
| 二、创伤叙事的承续：以《1966年》为例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批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样板戏:政治文学的高潮与终结（论文参考文献）
- [1]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D]. 魏欣怡.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5]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研究[D]. 李晓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6]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D]. 吴国彬.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7]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与接受研究（1949-2015）[D]. 张翠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8]历史多棱镜中的“他者”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D]. 胡婷婷. 吉林大学, 2017(09)
- [9]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D]. 张婧磊. 苏州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