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园艺》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唐培豪[1]（2021）在《整合“东”与“西” ——18世纪英国斯托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8世纪是斯托园变化、发展和定型的重要历史时段,本论文将在该时间范围之内,考察斯托园如何从最初力求规整的初期形态,通过吸收不同地域的艺术文化资源和其他领域的既有成果,逐渐调整布局、营造景观以及改变游览欣赏的方式,在18世纪70年代末奠定了今日的基本面貌。本论文依据时间顺序将斯托园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四个章节的写作。论文第一章讨论斯托园的初期形态（1675—1710年代前期）,通过挖掘相关文字与图像材料、比较同时期的园林审美活动与造园实践,探讨从男爵理查德·坦普尔如何在历史与自然环境的局限中,坚持以法式园林为理想营造园林空间。第二章讨论斯托园的“西进”阶段（1710年代前期—1730年代前期）,重点关注建筑师约翰·范布勒和园林设计师查尔斯·布里奇曼在斯托园西部的建设活动,来源复杂的斯托园哈哈墙、排序混乱的版画作品、被隐匿了几何规则的平面图,都将在第二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三章讨论斯托园的“东扩”阶段（1730年代中期—1749年）,涉及斯托园东部的极乐世界、霍克维尔原野和希腊山谷,这三个区域在威廉·肯特、兰斯洛特·布朗等人的手中（或影响下）,成为了特征各异的园林空间,原属于极乐世界的中国屋也是第三章的研究重点。第四章（终章）讨论斯托园的改造与基本定型（1750—1779年）,坦普尔伯爵在这一阶段对斯托园东西两部分进行了整合,并借助大尺度的营造活动形成了宏大的园内外景观,同时在中国园林审美的影响下,斯托园的游览路径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本文尝试在推进当前斯托园研究的同时,为跨文化、跨媒介的园林艺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
邢云龙[2]（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徐婷婷[3]（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闫蓬勃[4]（2019）在《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而城市树种多样性是维持城市森林稳定性、便于其持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城市树种多样性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增加绿化中使用的树种数量实现,但实践证明,不当的树种选择不但难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还可导致经济损失和资源的浪费。因而充分了解中国城市树种的多样性现状和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种规划方案,合理增加树种多样性,对城市森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基于文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257个城市的树种多样性格局,依据提出的树种规划原则,以中国城市中己有树种为对象,规划了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潜在可用的树种,并以北京市为例,展示了该规划在单个城市尺度上的应用。研究主要结果包括:1.在257个城市中,树木（含灌木和木质藤本）的平均种类丰富度为128±118,树木种类总数为2640,其中近1/5的树种为外来种。在种类组成上,最常见的树种为垂柳（Salix babylonica L.）、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L.）、紫叶李等（Prunus cerasifera f.atropurpurea（Jacq.）Rehd.）。各城市间的树种组成相似度具有纬度变化梯度特征,同一纬度上的城市间树种组成不相似性低。此外,城市树种也存在一定同质化现象,一些树种广泛分布在不同城市中。在城市内部,公园绿地是树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空闲地的种类丰富度最低。2.根据气候适宜性、城市环境适宜性和种类多样性原则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适宜树种进行规划,结果为:中国城市中潜在可用的树种数量平均为705±323种;其中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城市潜在可用树种最多,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930±245种,而中温带干旱地区潜在可用的树种最少,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187±105种。3.根据前述规划结果,北京潜在可用的树种为565种,调查发现其中的278种已被使用,进而根据树种属性和土地用途的匹配性原则,对调查中未发现的287个树种进行规划。在最严格规划情境下,排除有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48种和花粉致敏性不确定的197个树种,剩余的无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树种39种加上可用雌株的3种有花粉致敏的树种用于规划。其中可在公园和空闲地中使用42种,商业区中使用14种,居民区中使用13种,单位绿地中使用3种,道路绿地中使用1种。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与全球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相比差别不大,但与中国自然分布的树木种类多样性相比,仍具较大提升潜力。本研究的树种规划结果显示各城市均具有一批潜在可用的树种,可在经过试种后用于提高各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
郑瑶[5]（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铁绳[6]（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倪震宇[7]（2019）在《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空间人类学为视野,以聚落空间为研究对象,探求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的多维成因。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注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探索。空间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架构一种全新的空间视野,解读聚落空间的组织形态。以人类社会的多种组织方式为线索,从生计、合作、秩序三个层面出发,从生计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宗教三个不同侧面认识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生计模式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聚居,对诸土地、水等资源的选择、利用与控制的产物。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作为人类定居社会的两种基本经济类型,深层作用于聚落空间,形成了稳定分散、匀质分布的乡村聚落和集聚向心、层级分布的商业聚落,具有完全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社会组织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是以住宅这种承载社会单元——家庭的物质空间,作为普遍的建筑类型和聚落的空间单元。单元依据亲属网络和共同利益两种方式聚居,形成封闭排外、等级分层的家族聚落和开放包容、阶级分化的行业聚落,具有完全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政治和宗教是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序的重要保证。政治形成稳定的政治组织,构成人类社会的行政管理系统,系统通过正式的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如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等,共同作于聚落空间形态。而宗教是人类的精神追求,但也一种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通过信仰、价值、生活方式与规范等,决定这聚落空间的形态。聚落空间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时变化结果。不同的演变过程、演变动因、演变机制,形成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折射出聚落空间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动态构成。正文字数:13.5万字全文数字（含注释、参考文献、附录）:16万字图片:260余幅表格:5幅
李明奎[8]（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亓军红[9]（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滕昱廷[10]（2018）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文中研究表明许多研究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大学农业推广的转折期,整体成绩不如1927-1937的成熟期。这时期农学院面对农业的问题、条件、目标与战前既有诸多不同之处,又具有连续性。其中中央大学农学院在近代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均取得可观的成效。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内迁,其中遭受不小的损失,但学校的科研、教育等社会职能继续发挥。中央大学农学院紧急应对这种局面,根据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带来的科研成果恢复科研与推广工作。本文主要追溯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等地的农业活动,对大后方农业的近代化作出贡献,同时产生的一些材料缺失、农民不肯接受、推广区域有限等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本文主要依据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当时重要的农业刊物、报纸、论文等,参与的活动者的回忆、研究,对内迁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所作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活动进行了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央大学农学院成立以来的概况,包括建立的时代背景、学院的科研机构、农学的学术组织、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农业推广的理念、农业推广试验的践行情况。第二部分回顾了农学院迁至大后方的情况。学院对其进行科系调整、继续农学研究、学术交流、期间内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和农业推广成果等作了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主要推广方式,与之合作的几个主要机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内江种猪场、简阳农场、诊疗室、兵工署,对其具体的科研成果、社会效益作了述论。第四部分论述了农学院在大后方农业推广的成果,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政府、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对其中的成功之处,失败之因作了分析。本文通过介绍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进行农业科研与推广情况,分析其工作对社会改良、人民生活的改变、抗战胜利的重要贡献,认为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学校对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及农村社会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广西园艺》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园艺》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整合“东”与“西” ——18世纪英国斯托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现状 |
| 二 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斯托园的初期形态(1675—1710 年代前期) |
| 第一节 历史与自然环境的局限 |
| 第二节 力求规整:1680 年代斯托园的布局与设计 |
| 第三节 法国造园样式在斯托园的传播 |
| 第四节 约翰·伊夫林的园林审美活动及其造园实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斯托园的“西进”阶段(1710 年代前期—1730年代前期) |
| 第一节 科巴姆子爵与1710 年代初的斯托园 |
| 第二节 打破围合空间:哈哈墙与斯托园的布局变化 |
| 第三节 可视可游的斯托园:雅克·里戈的斯托园版画 |
| 第四节 被隐匿几何规则:布里奇曼的“未竟之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斯托园的“东扩”阶段(1730 年代中期—1749 年) |
| 第一节 “极乐世界”:从文学意象到园林空间 |
| 第二节 中国屋的位置及其设计者 |
| 第三节 中国屋造型来源探析 |
| 第四节 极乐世界的建筑景观及其象征含义 |
| 第五节 旁逸斜出:霍克维尔原野与希腊山谷 |
| 小结 |
| 第四章 斯托园的改造与定型(1750—1779 年) |
| 第一节 改造之初:以查特兰版画中的斯托园为线索 |
| 第二节 化直为曲,整合东西 |
| 第三节 游览路径的变化与中国园林审美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来源 |
| 附录 |
| 附录1 家族世系及人物关系 |
| 附录2 园林平面图及地图截图 |
| 附录3 斯托园版画(两套) |
| 附录4 斯托园游览路径还原 |
| 附录5 斯托园建筑信息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2）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和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及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特色 |
| 第一章 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 |
| 第一节 明代花卉园艺的发展进程与特点 |
| 第二节 审美风气嬗变与游赏之风的兴起 |
| 一、明代前期社会审美风尚相对保守及其时代文化背景 |
| 二、明代中后期审美风尚的骤变和北京游赏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 北京花卉园艺及游赏之风的影响 |
| 第二章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
| 一、种花、养花、插花与赏花 |
| 二、赐花、簪花、餐花与赠花 |
| 三、写花、绘花与咏花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状况及其代表意义 |
| 第三章 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主要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 |
| 一、国花长作野蔬看:牡丹 |
| 二、百千新艳一时开:芍药 |
| 三、秋林无日不黄花:菊花 |
| 四、红杏株株间绿杨:杏花 |
| 五、暗香浮室胜芝兰:梅花 |
| 六、花开花落如红雪:其他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主要的花卉游赏活动 |
| 一、雅集结社赏花 |
| 二、岁时节令赏花 |
| 三、园林寺观赏花 |
| 第三节 游赏活动的场所分布及空间布局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特点 |
| 一、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 |
| 二、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 |
| 三、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 |
| 第四章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 |
| 一、前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 |
| 二、后期: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 |
| 第二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园林景观及文人创作 |
| 一、明代北京园林中的花卉介绍 |
| 二、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赏花风尚特征及文学书写的时代表现 |
| 一、明以前瓶花与盆景鉴赏风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 |
| 二、明代北京瓶花与盆景观赏及文学创作的繁荣 |
| 三、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时代特征——以袁宏道《瓶史》为中心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创作个案研究 |
| 一、“茶陵派群体”赏花唱和及其政治与文学意义 |
| 二、吴中士人在京赏花赋诗的精神归向和文学旨意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瓶史》在明代刊刻流传及东传日本的“环流”影响 |
| 附录二 :明代“玉堂赏花”诗、词唱和辑录 |
| 附录三 :明代花卉文献(谱录类)汇总及叙录提要 |
| 征引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4）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城市森林的功能 |
| 1.2 城市树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
| 1.3 城市森林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1.4 城市绿化中树种规划方法研究现状 |
| 1.5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 2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技术路线 |
| 3 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
| 3.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3.1.1 研究区域 |
| 3.1.2 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中国城市树种种类丰富度 |
| 3.2.2 城市不同土地利用上的树种丰富度 |
| 3.2.3 中国城市树种组成的合理性分析 |
| 3.2.4 与自然分布的树种多样性对比 |
| 3.2.5 城市间树木种类组成相似度及影响因素 |
| 3.3 小结 |
| 4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研究 |
| 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4.1.1 研究区域 |
| 4.1.2 树种规划方法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自然干扰对树种的影响结果 |
| 4.2.2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结果 |
| 4.3 小结 |
| 5 城市树种规划——以北京为例 |
| 5.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与讨论 |
| 5.2.1 北京城市树种现状 |
| 5.2.2 北京城市潜在可用树种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论文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中国城市绿化树种调查文献目录 |
| 附录B 北京城市树种多样性调查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5）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分期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 |
| (二) 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研究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研究 |
| (四)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设置研究 |
| (五) 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师范教育初创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的萌芽 |
| 一、师范教育思想的萌芽 |
| 二、师范教育的初步实践 |
| 三、师范教育理论的移植与探索 |
| 第二节 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钦定:自上而下颁布 |
| 二、奏定:自上而下推行 |
| 三、独立设置的师范教育体系形成 |
| 四、师范教育公费制度与自费制度并存 |
| 五、管理师范教育的教育行政体制建立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中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二、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三、实业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一、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二、女子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三、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四、优级师范选科学堂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员任用检定制度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任用制度和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初创时期师范教育的特色与不足 |
| 一、嫁接的师范教育思想 |
| 二、封闭的师范教育体制 |
| 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总体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师范教育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变迁 |
| 一、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初步发展(1912-1922年) |
| 二、开放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发展(1922-1927年) |
| 三、上下结合的独立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1927-1949年)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1912-1922年) |
| 二、多元开放的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22-1927年) |
| 三、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复兴(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五、实业教员养成所的建立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课程的演进 |
| 一、封闭的师范教育课程(1912-1922年) |
| 二、开放的师范教育课程(1922-1927年) |
| 三、多元的师范教育课程(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四节 教师检定制度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师范教育实践 |
| 一、根据地师范教育的创建与发展 |
| 二、解放区师范教育的发展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 |
| 一、启蒙到专业 |
| 二、探索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重建 |
| 第一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制度的衰落(1966-1978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制度的重建(1978-1999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封闭师范教育机构的重建与发展(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机构严重削弱(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元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76-1999年) |
| 第三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专业设置演变 |
| 一、建国初期师范专业设置 |
| 二、改革开放期间师范教育专业设置 |
| 第四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课程的变迁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76-1999年) |
| 四、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职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在繁荣中式微 |
| 一、师范教育的发展特色 |
| 二、师范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教育转型 |
| 第一节 教师教育转型政策演进 |
| 一、综合化 |
| 二、开放化 |
| 三、高端化 |
| 四、一体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转型实践 |
| 一、综合化:师范院校向综合化发展 |
| 二、开放化: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 |
| 三、高端化:教师教育院校和培养层次升级 |
| 四、一体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逐渐融合 |
| 第三节 师范专业设置与认证 |
| 一、师范专业设置 |
| 二、师范专业认证 |
| 第四节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建立 |
| 一、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 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
| 二、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制度变迁分析 |
| 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路径演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理论逻辑 |
| 一、教师教育基本规律 |
| 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 |
| 三、教师教育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逻辑 |
| 一、国家宏观层面:建立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制度体系 |
| 二、地方中观层面: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学校微观层面:践行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 |
| 四、完善教师教育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2 概念界定 |
| 0.2.1 空间人类学 |
| 0.2.2 聚落 |
| 0.2.3 空间形态与结构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1 地理学领域 |
| 0.3.2 社会学领域 |
| 0.3.3 人类学领域 |
| 0.3.4 建筑学领域 |
| 0.4 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
| 0.4.1 研究对象 |
| 0.4.2 研究内容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空间人类学的视野与架构 |
| 1.1 人类社会组构 |
| 1.1.1 文化与社会 |
| 1.1.2 社会系统 |
| 1.1.2.1 系统概念 |
| 1.1.2.2 功能主义 |
| 1.1.2.3 先赋地位与获致地位 |
| 1.2 生计模式视野 |
| 1.2.1 调适 |
| 1.2.1.1 调适单位 |
| 1.2.1.2 文化生态 |
| 1.2.1.3 文化核心 |
| 1.2.2 经济体制 |
| 1.2.2.1 农耕生活 |
| 1.2.2.2 集约农业和非工业城市 |
| 1.2.3 分配与交换 |
| 1.2.3.1 互惠 |
| 1.2.3.2 再分配 |
| 1.2.3.3 市场交换 |
| 1.3 社会组织视野 |
| 1.3.1 婚姻与家庭 |
| 1.3.1.1 婚姻 |
| 1.3.1.2 核心家庭 |
| 1.3.2 亲属网络 |
| 1.3.2.1 居住模式 |
| 1.3.2.2 扩展家庭 |
| 1.3.2.3 继嗣与继嗣群体 |
| 1.3.3 共同利益群体 |
| 1.3.4 社会分层 |
| 1.3.4.1 阶级和等级 |
| 1.3.4.2 流动 |
| 1.4 政治宗教视野 |
| 1.4.1 政治 |
| 1.4.1.1 政治组织 |
| 1.4.1.2 社会控制 |
| 1.4.2 宗教 |
| 1.4.2.1 多重解释 |
| 1.4.2.2 信仰准则 |
| 1.4.2.3 宗教实践 |
| 第二章 生计模式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 |
| 2.1 土地利用与资源控制 |
| 2.1.1 地形作用 |
| 2.1.1.1 自然山体 |
| 2.1.1.2 沿河而居 |
| 2.1.2 土地划分 |
| 2.1.3 水利工程 |
| 2.1.3.1 水网系统 |
| 2.1.3.2 桥梁工程 |
| 2.1.3.3 排水供水 |
| 2.2 农业经济与乡村聚落 |
| 2.2.1 农业经济 |
| 2.2.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2.2.2.1 乡村中心 |
| 2.2.2.2 村巷空间 |
| 2.2.2.3 乡村边缘 |
| 2.2.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2.2.3.1 稳定分散 |
| 2.2.3.2 匀质分布 |
| 2.3 商业经济与商业聚落 |
| 2.3.1 商业经济 |
| 2.3.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2.3.2.1 集市广场 |
| 2.3.2.2 商业街道 |
| 2.3.2.3 滨河地带 |
| 2.3.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2.3.3.1 集聚向心 |
| 2.3.3.2 层级分布 |
| 第三章 社会组织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 |
| 3.1 住宅类型 |
| 3.1.1 住宅与家庭人口 |
| 3.1.2 住宅与家庭组织 |
| 3.1.3 住宅与家庭等级 |
| 3.2 家族与家族聚落 |
| 3.2.1 家族 |
| 3.2.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3.2.2.1 核心空间 |
| 3.2.2.2 血缘组织 |
| 3.2.2.3 邻里组团 |
| 3.2.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3.2.3.1 封闭排外 |
| 3.2.3.2 等级分层 |
| 3.3 行会与行业聚落 |
| 3.3.1 行会 |
| 3.3.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3.3.2.1 中心空间 |
| 3.3.2.2 业缘组织 |
| 3.3.2.3 行业居住区 |
| 3.3.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3.3.3.1 开放包容 |
| 3.3.3.2 阶级分化 |
| 第四章 政治宗教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 |
| 4.1 社会控制 |
| 4.1.1 正式的社会控制 |
| 4.1.1.1 安全防御 |
| 4.1.1.2 法律法规 |
| 4.1.2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
| 4.1.2.1 社会规范 |
| 4.1.2.2 文化濡化 |
| 4.2 信仰与行为模式 |
| 4.2.1 价值系统 |
| 4.2.1.1 象征体系 |
| 4.2.1.2 庇护功能 |
| 4.2.1.3 聚居起源 |
| 4.2.2 组织与约束 |
| 4.2.2.1 社会管理 |
| 4.2.2.2 仪式庆典 |
| 4.2.2.3 生活规范 |
| 第五章 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动因与机制 |
| 5.1 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 |
| 5.1.1 生长 |
| 5.1.1.1 集聚 |
| 5.1.1.2 扩散 |
| 5.1.2 变迁 |
| 5.1.3 消亡 |
| 5.2 聚落空间演变的动因 |
| 5.2.1 基础动因 |
| 5.2.2 主导动因 |
| 5.2.3 动因转换 |
| 5.3 聚落空间演变的机制 |
| 5.3.1 自下而上 |
| 5.3.1.1 自组织 |
| 5.3.1.2 “有机的”聚落空间形态 |
| 5.3.2 自上而下 |
| 5.3.2.1 主导控制 |
| 5.3.2.2 “规划的”聚落空间形态 |
| 5.3.3 双向机制 |
| 全文结论 |
| 一、本研究总结 |
| 1.空间人类学视野 |
| 2.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 |
| 3.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结构 |
| 4.城乡空间形态与结构的重新审视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构建聚落空间研究整体性的认识视野 |
| 2.建立聚落空间研究结构性的组织关系 |
| 3.探索聚落空间演进适应性的演变机制 |
| 三、后续研究方向 |
| 1.深化聚落空间演进适应性机制研究 |
| 2.实践的检验与指导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学术论着 |
| 译着及外文论着 |
| 期刊文献 |
| 学位论文 |
| 图表目录与来源 |
| 绪论 |
| 第一章 |
| 第二章 |
| 第三章 |
| 第四章 |
| 第五章 |
| 博士在学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8）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南京时期中央大学的农学兴起与发展 |
| 2.1 农学院兴起的背景及科研机构 |
| 2.2 教学与科研成果 |
| 2.3 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 |
| 3 中央大学重庆办学时期的农业教育与研究 |
| 3.1 科系变动与教学变化 |
| 3.2 农学研究的开展与科研成绩 |
| 4 中央大学的农学实践与推广 |
| 4.1 农业推广理论体系与推广方式 |
| 4.2 中央大学农学院与相关地方机构的合作 |
| 5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推广成效和社会影响 |
| 5.1 农业推广的成效 |
| 5.2 农业推广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广西园艺》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整合“东”与“西” ——18世纪英国斯托园研究[D]. 唐培豪.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D]. 闫蓬勃.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5]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D]. 倪震宇. 东南大学, 2019(06)
- [8]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9]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10]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D]. 滕昱廷.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