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农村21世纪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调研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方[1]（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提出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娇[2]（2021）在《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维护居民健康为宗旨,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为居民提供综合、连续、便捷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新形势下保障和维护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签约服务工作的推进。已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际签约率与有效利用率均有待提高。鉴于此,除了从宏观层面完善配套措施及保障机制之外,优化设计签约服务方案是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而这其中的重要前提是明确居民（需方）与基层医务人员（供方）对签约服务的需求与偏好。然而,由于签约服务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完美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测量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真实偏好比较复杂且困难。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估供需双方的潜在偏好与意愿,探索符合双方需求与偏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评估起步较早,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对供需双方偏好差异的相关研究与报告仍不足。而国内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是描述性统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很难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科学量化。尽管已有极少数研究采用如离散选择实验方法评估偏好,但仅从需方角度出发,尚缺乏针对供方以及供需双方偏好的对比研究;且现有研究样本人群较为单一、样本量较小,难以发现其真实需求偏好与意愿。因此,本研究拟从供需两个视角进行研究设计,利用离散选择实验,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量化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从供需双方（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视角出发,在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基础上,利用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量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为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设计和策略完善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参考。具体研究目的如下:（1）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2）测量与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3）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情景并预测选择概率;（4）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设计与策略完善-基于城乡供需双方的实证研究（71974118）。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泰安市六个县市区抽取调查样本。其中,（1）需方调查:以户为单位,调查对象为15周岁及以上居民。（2）供方调查:调查对象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科医生、乡村医生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成员。（3）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①离散选择实验设计:通过文献回顾、定性访谈以及专家咨询等方法确定了六个属性（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及其水平,采用D-efficiency设计方法,并通过添加一致性检验问题以及可视化元素等方法形成实验调查问卷。②调查对象:需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以及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供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参与本次调查的所有基层医务人员。研究内容与方法（1）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分析,初步了解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2）基于现场调查数据从供需双方视角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满意度现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双方认知水平以及满意度的可能因素。（3）利用离散选择实验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构建混合Logit模型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偏好;基于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探究供需双方不同特征以及不同类别人群的偏好异质性;量化分析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与水平的边际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4）基于参概率（Uptake rate）方程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方案组合,并预测在不同服务情景下供需双方的选择概率及其变化趋势;根据双方需求与供给偏好特点,模拟本研究中的最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5）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以及供需双方偏好分析结果,探讨与总结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①需方:共纳入8500名居民,其中5950人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总体签约率为70.00%。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3.00（1.00,4.00）,态度得分为4.50（4.00,5.00）;相对于未签约人群,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与态度得分均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总体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5.00（4.00,5.00）,表明总体上签约人群对签约服务比较满意。②供方:共纳入835名基层医务人员,其中有754人已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占90.30%。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4.50（4.00,5.00）,总体态度得分为4.20（3.60,4.60）;相比于未加入签约团队组,已签约的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得分更高（4.50 vs 4.25,P=0.002）。基层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3.17（2.67,3.83）,已加入签约团队的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低于未签约组（3.17 vs 3.50,P=0.001）。（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分析结果①需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222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215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居民的签约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居民偏好于选择服务费用低、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②供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81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72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医务人员偏好于提供服务费用高、基础包、门诊就诊、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③通过对供需双方签约偏好比较发现,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与服务方式属性的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低、上门服务的签约服务,而医务人员偏好费用高、门诊就诊的签约服务;同时,供需双方也存在偏好共性,居民与医务人员均对个性包服务均有显着的消极偏好;对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高的签约服务均有明显的积极偏好;其中,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最重要的服务属性。（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分析①居民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60～69岁以及70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更低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居民均倾向于选择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将居民分为三个潜在类别:经济型（类别Ⅰ）、综合型（类别Ⅱ）以及高质量型（类别Ⅲ）。其中,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特征可能会对不同类别居民签约需求偏好产生影响。②医务人员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医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费用高的签约服务。受教育年限相对低者（≤12年）对提供个性包服务有显着的消极偏好。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专业技术职称较低以及工作年限较高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费用高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工作特征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对医务人员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偏好有明显差异,根据其偏好特点分为普通型（类别Ⅰ）、诱导型（类别Ⅱ）以及利他型（类别Ⅲ）。其中,女性、城镇地区以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属于普通型。（4）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分析①需方边际支付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对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如果将医生团队诊疗水平从Ⅰ级提高到Ⅲ级水平,居民愿意为此支付约490.4元;其次,居民对中西医结合的服务支付意愿较高,如果将服务类型从中医转为中西医结合,居民愿意支付约183.9元。就不同特征人群的分析结果来看,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以及患有慢性病人群对其偏好的签约服务的支付意愿更高。②供方边际供给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服务内容从基础包转为个性包,则医务人员要就此收取约45.5元的服务费用。对于其他签约服务属性和水平,如果转变为偏好水平,医务人员愿意牺牲一定的服务费用来提供偏好的签约服务。就不同特征医务人员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来看,低收入组对个性包服务的边际供给意愿最低,中等收入、专业技术职称较高的医务人员愿意牺牲更多的服务费用以提供其偏好的签约服务。（5）情景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与基线水平相比,如果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元+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一般+医生团队诊疗水平-Ⅲ级”,居民的选择概率将提高0.848,签约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880）。如果将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组合服务,则医务人员的选择概率预计将提高0.572,此时,供给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629）。经综合分析,在“服务费用5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签约组合下,需方的签约选择概率为0.642,供方的供给选择概率为0.580,此时双方选择概率差值达到最小（0.062）,可以确定为本研究的最优签约服务方案。结论与建议研究结论（1）居民总体签约率达70.00%,签约满意度较高;同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有较强的支持与信任态度,但对签约服务具体内容的知晓度仍有待提高。（2）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认知度与接受度较高,但工作满意度偏低,尤其是签约团队人员。（3）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共性;首先,居民和基层医务人员最看重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对其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均最高;其次,两者共同偏好于中西医结合以及基础包服务。（4）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差异;基层医务人员偏好于传统的门诊就诊服务方式,而居民对上门服务的支付意愿较高。此外,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属性上存在反向偏好差异。（5）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类别居民与医务人员的需求与供给偏好均有所不同;同时,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行为存在利他的社会偏好。（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设计与优化既要符合供需双方的偏好与意愿,也要结合当地实践环境,以达到相对最优的签约服务模式。政策建议:（1）贯穿知-信-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念,提高供需双方认知水平;（2）提高签约团队人员工作满意度,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3）提升签约团队诊疗服务水平,增强签约服务的连续性与全面性;（4）发挥中西医结合服务优势,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5）提高签约服务吸引力,推进个性化有偿签约服务;（6）探索多层次签约服务方式,提升上门服务规范化水平;（7）合理制定签约服务收费标准,完善签约费用筹资与分配机制;（8）缩小城乡签约服务差异,推进签约服务供给公平。研究创新与不足创新点:（1）目前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研究多是从需方角度,本研究以供需双方视角出发,通过对供需双方偏好与意愿的综合分析,模拟最优签约服务方案,并预测双方对最优方案的需求与供给概率,丰富了国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优化设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与方案、提高供需双方签约积极性与满意度提供了更详实的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2）本研究首次通过构建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评估了不同类别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偏好,且验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服务行为存在利他型社会偏好。研究结果为卫生相关部门对供需双方制定和实施多类别、多层次的干预与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不足之处:（1）离散选择实验调查的陈述性偏好与实际签约服务选择行为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2）受离散选择实验方法本身限制,本研究仅纳入了六个认为最重要的签约服务属性,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可能影响。（3）本研究的样本人群仅来源于山东省泰安市,研究结论在山东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外推性受到一定限制。
傅佩佩[3]（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刘铁诚[4]（2021）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文中指出研究背景自2009年我国新医改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以来,有效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便成为政府重要的政策目标。为保证这一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实,各级政府强化措施建设,保证了相关工作的有序推进。但由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问题解决的复杂性,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成为目前研究的短板。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对实践工作的考察分析认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等项目上落实良好,但在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始终较差。为此,从研究角度有必要弄清楚哪些因素是决定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变量?供需双方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关系及影响变量是什么?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厘清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有利于关键问题的解决。研究目的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从而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问题、完善相应措施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1）分析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2）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主要影响因素;（3）分析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4）提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关键问题的措施和政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典型地区开展研究。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包括（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结果。内容包括2018年济南市15个区县和449家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情况以及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得分和扣分原因。（2）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选取市区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基层卫生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业务骨干35人作为供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偶遇抽样法收集基层卫生机构门诊患者90人作为需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进行深入访谈。（3）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相关影响因素数据。通过卫生统计年鉴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提取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社会人口、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等指标数据。本研究首先采用方差分析和Student-Newman-Keuls检验分析比较各区县和机构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总结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影响因素分析的应用框架。通过文献研究收集既往研究结果中的影响因素,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对典型地区供需双方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梳理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最后基于分析框架筛选供需双方变量作为自变量,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的健康防控项目工作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先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区县和机构两层面上供需变量对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方向和效应大小,再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探索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①各区县以慢性病健康管理为核心的项目工作指标距离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差距较大。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未达标的区县比例分别为100%、66.67%、73.33%和86.67%,机构服务项目工作指标在各区县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妇幼保健、疾病防治、协查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各区县间均已达成或超额达成。②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组织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间分布差异较大。区县组织管理平均得分11.4分（9-13.5分）,主要问题是制度建设、分工协调和问题整改等方面落实不到位;机构组织管理平均得分8.13分（2-10分）,主要问题为制度建设和绩效工作落实不到位。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层面无扣分,机构平均得分8.62分（5-10分）,得分在区县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问题为预算执行不到位和资金使用不合规。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首先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和形成分析框架。具体过程是通过研究整合相关卫生服务模型,构建了“供方影响因素-需方影响因素-项目政策目标”理论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系统收集影响因素建立分析框架。分析要素可以归纳为供方和需方两类,其中供方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制度（配套政策、配套制度、项目设计）、资源保障（人力资源、项目经费、硬件设备）、组织保障（运行模式、部门协作、信息化建设）;需方影响因素包括倾向特征（人口学、社会结构、健康信念）、促进资源（经济能力、社会组织）、健康需要（感知需要、评估需要、效果评价）。其次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通过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机构水平上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区县和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人力资源（区县每千人护士数、区县每千人公共卫生人员和区县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硬件设施（区县基层卫生机构平均床位数）、项目经费（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组织保障（区县和机构组织管理得分）等供方要素与不同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与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均呈独立负相关。区县基层需方社会人口要素中,区县人均GDP和人口增长率与不同项目工作指标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区县人口密度和死亡率均是独立负向影响因素。机构层面需方要素中,效果评价（辖区居民满意度）和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均是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正向影响因素,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同时是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影响因素。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显着部分中介效应。在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资金管理得分、组织管理得分、医生满意度等供方变量影响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总效应中,居民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比例为50.30%～73.09%,居民知晓率的中介效应比例为13.04%～71.90%。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影响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和糖尿病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与机构供方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高于全市平均值时,可以降低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档案数对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阻碍作用、增强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的正向促进作用、削弱医生满意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与建议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性制度安排。项目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项目建设的系统性措施落实不到位,包括项目设计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绩效考核制度不够完善等;（2）项目建设保障要素落实不协同,包括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等基层卫生资源保障水平不足;（3）组织管理工作执行不到位;（4）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等,影响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健康防控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这提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需要从政策建设角度进行系统性制度安排,完善项目服务内容和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度设计,建立服务包动态调整机制,重视区县和机构间人力资源、硬件设施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加强区县和机构的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促进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2.建立项目落实的动态评估模型,有助于及时发现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和管理工作执行中的问题。本研究从供方和需方两个角度系统地整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的核心、模块和要素三级维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在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验证了“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的理论整合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以上研究结果可作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动态评估模型构建的工作基础。3.政府牵头建立供需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可有效提高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效率和质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区县和机构层面上人力资源、硬件设施、项目经费、组织保障等供方要素和社会人口、健康信念、效果评价等需方要素共同影响机构层面服务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进一步揭示了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探析了供需双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路径和潜在机制。研究结果提示应该重视需方要素在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中的重要作用,利用社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指标识别重点干预人群,切实提高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知水平和利用水平。创新性1.本研究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服务本质出发,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系统梳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指标维度,构建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既考虑了影响因素分析理论上的规范性,也考虑到了分析过程中变量的可变性,为开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变量筛选工具,从方法学角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本研究在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上对供需双方影响因素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定量测算,明确了供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直接作用路径和通过需方因素的间接影响路径,探讨了需方关键影响因素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和政策干预意义。这对不同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统筹卫生资源、制定干预策略、完善目标措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局限性本研究以山东省济南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考核评估问题发现和影响因素分析为例进行的研究,研究结果虽具一定的代表性,但结论外推至客观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实证分析时尽管对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级变量信息挖掘较为详尽,但区县和机构两个层面难以涵盖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涉及的全部影响领域。同时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够反映时序变化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本研究方法学的推广应用带来一定的影响。
苏巍巍[5]（2020）在《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为保障药品公平可及,药品全额保障制度被认为是一项有效的解决途径。本研究拟通过梳理分析我国药品全额保障政策的历史沿革和实施现状,借助实地调研和问卷调研,探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归纳政策的可行性及实践经验,为中国提高药品公平可及、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供证据和政策建议。方法: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检索和政策梳理,系统总结分析了国际上药品全额保障政策的实施概况和国内基本药物全额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践。之后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调研部分典型地区方式获得了相关政策实施资料,归纳相关政策的政策目的、历史沿革与实施现状。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结合各地调研结果,借助专家研讨,设计了调查问卷和拟定调研对象,并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总结分析了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在政策目标、实施时间、筹资方式、保障方式、保障数量、覆盖疾病、覆盖人群、配套措施等的合理措施,对比政策实施实际现状,分析制度存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自2001年上海市外冈镇对高血压患者提供免费药物起,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16个省份,47个市（县）试点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台州市、西宁市、山东省等6个代表地区的重点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自实施以来,促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疾病的临床控制效果、降低了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在问卷调研中,共回收来自全国20个省份的163位相关专家的有效问卷。其中,98.2%的受访专家支持基本药物全额保障制度的实施。多数专家认为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应致力于提高药品的可及性,进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超过55%的专家认为政策应覆盖糖尿病、高血压病等等基层常见的慢性疾病。88.3%的专家认为遴选药品时需充分考虑患者医疗需求。同时,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应由乡镇卫生院（78.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9.1%）等基层医疗机构发放全额保障药品。93.9%的受访专家认为需采取定期随访或管理政策以确保药品使用合适性。此外,当前政策实施仍存在一些问题,如83.4%的专家认为患者对政策的知晓率和了解程度偏低,77.9%的专家认为药品配送到位率偏低,63.8%的专家认为基层医生整体素质偏低,另有66.9%的专家认为存在药品使用不当、浪费、过度医疗、权力寻租和腐败等。结论:结合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认为我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应以促进公平可及为主要目标,协同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完善。在保障内容方面,以重点人群或重点疾病为抓手,逐步实现所有疾病、全部人群的覆盖;在筹资体系方面,政策应建立独立筹资体系,提高资金统筹层次与保障水平,确保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在药品遴选方面,以满足大部分患者需求为主,并建立定期调整和动态调整全额保障药品目录的机制;同时契合于现有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全额保障药品供应体系和有效过程监管机制;并完善政策配套管理措施,提升患者合理用药水平。
姚建森[6]（2020）在《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疾病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问题。我国糖尿病存在着“一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治疗率和低控制率”,由此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和经济负担。作为一种渐进性、尚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糖尿病控制要求为患者提供包括健康教育、行为干预、药物治疗、康复和护理等在内的长期的、多方面、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就要求现有的卫生体系适应糖尿病控制的要求,朝着综合性、整合型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全球实践经验表明,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管理是实现糖尿病控制的关键策略。我国糖尿病管理的探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并逐渐从以医院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转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为指导,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平台,以社区为优选路径,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手段的糖尿病管理实施框架。然而,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错位配置、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以及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等,符合患者需要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在现有的实施框架难以有效地发挥出作用;与此同时,糖尿病患者管理最为关键的血糖控制指标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也未得到明显改善。如何从社区层面进一步提高糖尿病控制效果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迫切需要对我国现有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以找出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障碍因素,进而总结和提出具有推广价值的关键策略。通过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和问题的分析大部分是基于患者层面的,涉及患者血糖控制、自我管理行为、服务利用和满意度等;从卫生系统层面的评价研究较少,也缺乏理论的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这些研究多为定性或者定量的描述,缺少政策评价方法的应用,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内在的机制揭示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的研究多关注患者个体的因素,较少的研究分析了卫生系统因素对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同时,卫生系统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被忽视。因此,现有的研究尚未能全面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为此,本研究希望通过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做出回答: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实施框架下,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如何?影响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包括卫生系统因素和需求方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基于卫生系统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级,系统地分析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现状,探索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优化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具体目标为:（1）以WHO卫生系统框架和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2）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现状,探索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社区管理服务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和机制;（3）从需方层面,分析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探讨影响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关键的认知和心理因素;（4）从供方层面,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探讨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差异以及造成该差异的关键卫生体系要素;（5）基于供方和需方两个层面的分析,系统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和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设计,以宏观的WHO卫生系统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三个实证模型紧扣研究目标和分析框架,在关系上相互递进,以全面揭示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体分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细分为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个子模型）、患者层面的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和卫生体系层面的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分析模型。实证模型中包含的指标主要有患者血糖控制指标、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指标、自我管理行为指标、患者认知和心理因素和宏观的卫生体系要素。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糖尿病社区防治管融合试点项目》,项目实施时间为2016年4月-2018年4月。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县（区）作为样本地区,数据收集包括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定量数据主要为患者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机构问卷调查和医务人员问卷调查;定性数据主要为政策文件收集、关键人物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具体而言,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八个样本县（区）的72个社区（村）中,随机选取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管理系统的2型糖尿病患者2520名,对其进行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对为72个样本社区（村）提供糖尿病管理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在机构调查基础上,有目的地选取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糖尿病管理有关的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此外,从每个样本县（区）随机抽取一个样本社区（村）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成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和卫生室成员6-8人）。本研究共收集有效患者空腹血糖和问卷调查数据2166份（完成率86.0%）;机构问卷86份,包括24家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和62家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共收集有效的医务人员问卷444份;完成访谈134人,焦点小组讨论8组。本研究中,定量资料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分类回归树模型、交互作用分析、多水平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等。Logistic回归分析主要用于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影响的主效应;分类回归树模型主要用于识别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中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的因素,并进一步采用交互作用分析,验证和判定交互作用的大小;潜在类别分析主要用于分析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特征,将多维度的自我管理行为变量转变成单一维度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是在潜在类别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自我效能在糖尿病知识与自我管理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大小;多水平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定性访谈资料主要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研究结果（1）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分析:2166名2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为8.0mmol/L;血糖控制达标率为42.8%。不同疾病严重程度（依据患病时长和是否有并发症划分）的患者在血糖达标率上存在较大差异;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血糖控制率要高于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48.7%v.s36.9%,p<0.05）。（2）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在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患者进行饮食控制、体育锻炼、规律服药和自我血糖监测的比例分别为74.5%、54.6%、50.4%和25.8%。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分为积极自我管理和消极自我管理两个类别;患者归属两个类别的比例分别为65.7%和34.3%。在服务提供方面,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随访管理和健康教育,分为由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和由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两种类型,且以后者占大多数;调查的两类基层医疗机构报告为患者提供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比例均为100%。在服务利用方面,患者主要选择在基层医疗进行药物治疗、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以及不进行药物治疗的比例分别为36.7%、49.5%和13.9%;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规范的随访管理服务的比例为49.6%;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的比例为57.9%。（3）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在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中,患者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3.07,95%CI:2.05～4.60）、是否利用健康教育服务（OR=1.38,95%CI:1.05～1.80）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药物治疗服务利用与体育锻炼行为、随访管理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主要从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且不进行体育锻炼（OR=0.87,95%CI:0.77-0.97）,较少地利用随访管理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48,95%CI:0.30～0.78）,未利用过健康教育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62,95%CI:0.41～0.94）,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在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中,患者的年龄（OR=1.61,95%CI:1.22～2.14）、婚姻状况（OR=1.67,95%CI:1.13～2.47）、人均家庭收入（p<0.05）、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6.22,95%CI:3.36～11.5）、规律服药行为（OR=0.71,95%CI:0.54～0.93）以及自我血糖监测行为（OR=0.62,95%CI:0.45～0.84）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随访管理服务利用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行为、体育锻炼和规律服药行为对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不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服务且不规律服药（OR=0.77,95%CI:0.63～0.89）,不控制饮食且不规律服药（OR=0.64,95%CI:0.47～0.87）,不控制饮食且不体育锻炼（OR=0.58,95%CI:0.35～0.95）,不体育锻炼且不规律服药（OR=0.60,95%CI:0.40～0.89）,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4）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患者糖尿病知识的平均得分为10.3分（满分16分）,正确回答率为64.7%;患者平均的自我效能得分为31.9分（满分40分）;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行为三者之间均为正向的相关关系（p<0.05）。中介作用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是糖尿病知识对自我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5.3%。（5）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在药物治疗和健康教育服务上,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对该服务利用的比例高于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患者（p<0.001）;但在随访管理服务上,两类机构的患者服务利用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对乡镇级医疗机构提供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受到该类机构所在地区、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和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糖尿病患者个体水平的差异后,患者对村级基层医疗机构所提供的药物治疗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该类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的影响;随访管理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和基本公共卫生糖尿病管理绩效考核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健康教育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以及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1）山东省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较差,亟待提升;（2）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血糖控制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病情轻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糖尿病管理服务利用因素的影响;病情重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自我管理行为因素的影响;（3）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低和自我效能差是阻碍患者自我管理,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4）尽管糖尿病药物治疗服务、随访管理服务和健康教育服务在基层医疗机构有着较高的可获得性,但患者对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较差;（5）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治疗药品种类不全、信息系统缺乏联通、卫生人员数量不足和能力较差以及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卫生体系问题制约着患者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影响着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基层慢性病分级管理制度建设,推动糖尿病患者分级管理;（2）重视患者健康赋能教育,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3）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改善患者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1）研究视角的创新:与以往单一地从供方和需方角度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了系统的思维,基于卫生体系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目前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运行效果、问题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善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策略和建议。（2）分析模型的创新:本研究将宏观的WHO卫生系统分析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并以此建立了相互关联、彼此递进的三个实证模型,实现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的有效揭示。（3）分析方法的创新:本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依照研究框架,将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交互作用分析和主题框架法等多种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了影响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应用较少。本研究的不足:（1）本研究在探究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因素时,重点从卫生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和服务提供层面的因素;对卫生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网络和支持、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较少,仍待进一步的研究。（2）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样本县（区）代表山东省整体状况,结论适用于山东,尚不能推广至全国。
刘国英[7]（2020）在《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县域医共体研究 ——以山东省A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简称“县域医共体”）是我国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中寻找到的一种全新组织模式。组建县域医共体的目的是通过组织机构和功能的整合,完善配套机制,实现县域内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建立起区域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有效协作机制,满足服务人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需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实现最佳的健康结果。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遵循是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和基于价值。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国家鼓励各地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开展试点。随着国家的大力推广,县域医共体建设目前已经成为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的重中之重。山东省的县域医共体建设起步较晚,建设过程中也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本文从建立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视角,以山东省某县级市A市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实际情况展开研究,采用实地走访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调研,分析A市县域医共体在具体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并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探讨,最后,在分析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A市实际,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按照“理论研究—实地调研—问题分析—经验借鉴—提出对策”的思路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等。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对我国县域内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路径进行了介绍,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分析当前A市县域医共体建设的现状。第四部分对A市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剖析。第五部分对国内外的有益经验进行了分析。第六部分结合实际,为A市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第七部分为结语,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总结。
张蓓[8]（2020）在《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乡镇卫生院为农村居民提供卫生医疗服务,是公益性、综合性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处于我国农村三级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中枢环节。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对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健康中国”战略在农村地区的实施、对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的国家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具有重大影响。邗江地处我国经济社会最活跃地区长三角城市的扬州市,该区是典型的城市新中心城区+近郊城区,邗江乡镇卫生院的发展经历了公有制、市场化、重归公益性等一系列过程,因此,对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卫生医疗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复杂性,可以为乡镇卫生院功能的界定、功能的发挥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还可以探索完善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的方法路径,为邗江农村居民的健康提供保障,为其他地区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提供借鉴。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等方法,首先对乡镇卫生院的功能进行界定,并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对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进行分析,然后对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主体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再对功能发挥情况进行评价,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从构建政府高效保障机制、提升乡镇卫生院自身履职能力两方面入手,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完善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是:一、乡镇卫生院的功能为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基本医疗服务功能、公共卫生管理功能三大功能。乡镇卫生院功能的发挥需要充分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二、新医改下,邗江乡镇卫生院落实政府规定要求、加大基础投入,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日新月异,为邗江卫生院功能发挥奠定了良好基础。三、邗江乡镇卫生院积极发挥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管理三个功能,为保障邗江农村卫生医疗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照邗江农村居民的使用和政府的需要,邗江乡镇卫生院存在着公共卫生服务功能不深入、基本医疗服务功能不全面、公共卫生管理功能不到位等问题。四、邗江乡镇卫生院应当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从构建高效政府保障机制、提高自身履职能力入手,完善各项功能,走一条高效、满意、科学的发展之路。
张小宝[9]（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毛鹏远[10]（2019）在《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国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面临着“条块分割”与“碎片化”的处境,“断链式”、“碎片式”的卫生服务在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体制机制等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导致不能有效的引导患者分层次就医,同时也降低了医疗服务整体效率和质量,卫生服务联合建设中的重重障碍已成为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改革中亟待解决的瓶颈。为实现缓解老龄化加剧时段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压力,刺激民众生育意愿的目的,生育政策在三年内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生育率不升反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民众生育二孩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一孩生育率持续降低,预想中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没有出现,尽管我国现已初步建立起妇幼保健机构三级诊疗体系,但对于急速增长的民众生育需求反应缓慢,尤其是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根据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特征,本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简述了国内外卫生服务提供研究现状;第二章从理论角度阐述了相关概念及应用;第三章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第四章追溯了妇幼机构历史沿革与演进历程;第五章比较不同类型的妇幼保健机构运行机制;第六章提炼了妇幼保健服务协同特征与影响因素;第七章探讨了我国医联体的发展状况;第八章从操作层面分析三级妇幼保健机构间卫生服务提供协同体系缺失的制度归因,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体化”理念下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协同体系的实施路径和模型框架;第九章关于本文的总结与展望,也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本文广泛搜集国内外与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分析并利用利益相关者维度分析,旨在完善基层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为妇女提供均等化的保健服务,增强群众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本研究针对人口老龄化加剧时段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的策略集,为政府部门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通过九章的篇幅总结了从宏观的医疗联合体国际发展形势深入至我国典型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发展模式,将人口结构调整的角度作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我国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的现实状况、缺失节点与优化路径,最终提出了构建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的研究模式,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了研究不足,以资在后续的研究中得以改善,力求研究结论更加精准实用。基于Donabedian的结构——过程——结果三维度卫生项目评价框架,指导上述有关评价数据的调查搜集,并运用Topsis分析法基于归一化的原始数据矩阵,评价出高优指标和低优指标,并将所有指标趋同化分析确定实际协同效果或待选协同策略与理想解的距离和负理想解的距离,计算实际协同效果或待选协同策略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最终通过计算结果综合对比分析三级妇幼保健机构间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缺失程度,筛选缺失关键节点、提出优化协同的干预清单,并设计出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的策略集,为政府部门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山东省农村21世纪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调研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农村21世纪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调研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 |
|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及其近代嬗变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三、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学制改革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学制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女童教育概述 |
| 三、新中国初期学制改革与小学教育 |
| 四、学校教育恢复中的女童入学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学校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三、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入学的基本状况 |
| 四、影响女童入学教育的多元因素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入学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升 |
| 二、苏北农村女童辍学率的降低 |
| 三、苏北农村女童教育环境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识字扫盲教育政策与措施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概述 |
| 二、全国农村识字扫盲的方针政策 |
| 三、江苏农村识字扫盲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识字扫盲运动中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状况 |
| 一、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文盲率 |
| 二、“三区”并存下的妇女参与社会变革 |
| 三、政府主导的升级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的识字扫盲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
| 四、苏北农村识字扫盲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概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内容 |
| 一、形势政策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生产劳动教育 |
| 四、卫生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农村妇女主体作用的显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三、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 |
| 四、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一、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干部培养路径多样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内容丰富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的意义 |
| 一、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妇女解放 |
| 二、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社会进步 |
| 三、妇女干部教育与妇女自身解放 |
| 四、妇女干部教育的制约因素探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一、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 |
| 二、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
| 三、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 |
| 四、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为新时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
| 二、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改革提供方法 |
| 三、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口述材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4. 研究意义 |
| 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1. 文献综述 |
| 1.1 卫生服务领域的偏好测量 |
| 1.2 离散选择实验及其在卫生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 |
| 1.3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动态 |
| 1.4 小结 |
| 2. 理论基础 |
| 2.1 知-信-行理论 |
| 2.2 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
| 2.3 社会偏好理论 |
| 第三章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1.1 定性资料 |
| 1.2 定量资料 |
| 2. 现场调查 |
| 2.1 需方家庭健康调查 |
| 2.2 供方基层医务人员调查 |
| 2.3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 |
| 3. 研究方法 |
| 3.1 离散选择模型构建 |
| 3.2 相对重要性 |
| 3.3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 |
| 3.4 情景预测 |
| 4. 数据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4.4 离散选择模型回归分析 |
| 5. 质量控制 |
| 5.1 研究设计阶段 |
| 5.2 调查员培训 |
| 5.3 现场调查阶段 |
| 5.4 数据录入与清洗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研究 |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 1.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1.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 1.3 签约满意度分析 |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2.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 2.3 工作满意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 1.1 需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1.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 1.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需求偏好估计 |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 2.1 供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2.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 2.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供给偏好估计 |
| 3. 供需双方偏好比较 |
| 3.1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比较 |
| 3.2 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的积极与消极偏好比较 |
| 3.3 供需双方对签约属性相对重要性评价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研究 |
| 1. 需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 1.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1.2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 供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2 不同工作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3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研究 |
| 1. 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1.1 居民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1.2 不同特征人群的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2. 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1 医务人员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2 不同人群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3 不同工作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情景预测研究 |
| 1. 需方情景预测分析 |
| 1.1 不同情景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变化 |
| 1.2 不同服务费用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 |
| 2. 供方情景预测分析 |
| 2.1 不同情景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变化 |
| 2.2 不同服务费用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 |
| 3. 供需双方签约服务最优方案模拟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讨论 |
| 1. 关于方法学的讨论 |
| 1.1 离散选择实验方法学讨论 |
| 1.2 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应用讨论 |
|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讨论 |
| 2.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签约满意度情况讨论 |
| 2.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工作满意度情况讨论 |
| 3. 供需双方偏好共性讨论 |
| 3.1 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偏好最重要的属性 |
| 3.2 中西医结合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类型 |
| 3.3 基础包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内容 |
| 4. 供需双方偏好差异讨论 |
| 4.1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方式上的偏好差异 |
| 4.2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费用上的偏好差异 |
| 5. 供需双方偏好异质性讨论 |
| 6. 供需双方在不同情景下的选择概率讨论 |
|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
| 1. 研究结论 |
| 2. 政策建议 |
| 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3.1 创新点 |
| 3.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 |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方法学讨论 |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 8.3 研究结论 |
| 8.4 政策建议 |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际研究 |
| 2.2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内研究 |
| 2.3 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3.1 相关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3 资料来源 |
| 3.4 质量控制 |
| 3.5 研究方法 |
| 3.6 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 |
| 4.1 基本公卫项目绩效考核结果 |
| 4.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现状 |
| 4.3 基本公卫项目建设存在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5.1 影响因素文献研究 |
| 5.2 关键知情人访谈 |
| 5.3 扎根理论质性分析 |
| 5.4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6.2 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
| 6.3 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 |
| 6.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
| 6.5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 |
| 7.1 研究方法学选择与应用 |
| 7.2 基于研究发现有关问题的明确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完善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措施的策略 |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济南市) |
| 附件2 关键知情人访谈问卷 |
| 附件3 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整理示例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
| 1.2.2 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
| 1.2.3 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4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国际药品全额保障政策经验梳理 |
| 1.4.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总结与分析 |
| 1.4.3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优化策略分析 |
| 1.4.4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问题与对策研究 |
| 第2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 |
| 2.2 研究对象 |
| 2.2.1 文献研究 |
| 2.2.2 问卷调查 |
| 2.2.3 专家访谈 |
|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2.4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结果 |
| 3.1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调查分析 |
| 3.1.1 台州市——“免费药品,全额保障” |
| 3.1.2 西宁市——“免费药品,精准扶贫” |
| 3.1.3 山东省——“多种模式,综合并存” |
| 3.1.4 启东市——“住院药品,全额保障” |
| 3.1.5 上海市——“医保资金,全额报销” |
| 3.1.6 广州市花都区——“一元看病,免费用药” |
| 3.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问卷调查 |
| 3.2.1 受调查者基本情况 |
| 3.2.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制度实施关键问题 |
| 3.2.3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制度存在问题与建议 |
| 第4章 讨论 |
| 4.1 效果与存在问题 |
| 4.1.1 台州市 |
| 4.1.2 西宁市 |
| 4.1.3 山东省 |
| 4.1.4 启东市 |
| 4.1.5 上海市 |
| 4.1.6 广州市花都区 |
| 4.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调查结果分析 |
| 4.3 对策与建议 |
| 4.3.1 政策应以促进公平可及为主要目标,协同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完善 |
| 4.3.2 政策应以重点人群或重点疾病为抓手,逐步实现所有疾病、全部人群的覆盖 |
| 4.3.3 政策应以满足大部分患者需求为主，定期动态调整全额保障药品目录 |
| 4.3.4 政策应保障药品供应的体系,建立有效过程监管机制 |
| 4.3.5 政策应完善政策配套管理措施,提升患者合理用药水平 |
| 4.3.6 政策应建立独立筹资体系,提高资金统筹层次与保障水平 |
| 4.4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
| 4.4.1 研究创新 |
| 4.4.2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术语缩写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4 本论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糖尿病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
| 2.2 糖尿病管理全球实践和经验探索 |
| 2.3 糖尿病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糖尿病管理研究的总结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实证模型 |
| 第四章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4.1 资料来源 |
| 4.2 样本地区和调查对象 |
| 4.3 调查工具和调查内容 |
| 4.4 资料收集过程和质量控制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6 医学伦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患者基本情况与血糖控制 |
| 5.1 调查患者的基本特征 |
| 5.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患者自我管理与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 |
| 6.1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 |
| 6.2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 |
| 6.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自我管理行为和卫生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 |
| 7.1 患者血糖控制单因素分析 |
| 7.2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两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7.3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分类树模型 |
| 7.4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8.1 糖尿病患者认知和心理特征的分析 |
| 8.2 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对自我管理行为的作用路径分析 |
| 8.3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卫生体系要素对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 |
| 9.1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要素特征分析 |
| 9.2 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能力特征分析 |
| 9.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9.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方法学讨论 |
| 10.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讨论 |
| 10.3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与机制的讨论 |
| 10.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与利用差异的讨论 |
| 10.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附录1 样本县(区)基本情况 |
| 附录2 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样本县(区)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政策概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县域医共体研究 ——以山东省A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 2.1.2 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 |
| 2.2.2 协同学 |
| 2.2.3 激励相容 |
| 2.2.4 价值医疗 |
| 第3章 A市县域医共体的建设现状 |
| 3.1 我国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 |
| 3.2 我国县域内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探索路径 |
| 3.3 A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县域医共体建设政策背景 |
| 3.4 A市县域医共体的整体建设情况 |
| 3.4.1 建设目标 |
| 3.4.2 组建形式 |
| 3.4.3 主要做法 |
| 3.4.4 运行效果评价 |
| 第4章 A市县域医共体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A市县域医共体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1.1 县域医共体建设进程缓慢 |
| 4.1.2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不足 |
| 4.1.3 医疗机构之间纵向协作性较差 |
| 4.1.4 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不高 |
| 4.2 A市县域医共体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 |
| 4.2.2 县域医共体治理机制不健全 |
| 4.2.3 配套制度及激励措施不完善 |
| 4.2.4 信息化建设支撑不足 |
| 第5章 国内外经验借鉴 |
| 5.1 国内安徽等省份县域医共体建设经验分析 |
| 5.1.1 完善县域医共体财政补偿机制 |
| 5.1.2 创新县域医共体治理体制机制 |
| 5.1.3 推进配套制度及激励措施改革 |
| 5.2 国外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的经验分析 |
| 5.2.1 美国凯撒医疗集团模式 |
| 5.2.2 日本模式 |
| 第6章 A市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对策 |
| 6.1 完善落实财政补偿制度 |
| 6.2 科学合理进行区域规划 |
| 6.3 建立医共体有效治理机制 |
| 6.4 加强医共体内部协作机制建设 |
| 6.5 创新配套机制和激励措施 |
| 6.6 加大信息化支撑和宣传力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期刊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报告类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农村卫生医疗工作做法综述 |
| 1.2.3 简要的评论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乡镇卫生院功能的一般分析 |
| 2.1 乡镇卫生院功能的界定 |
| 2.1.1 乡镇卫生院功能的历史变迁 |
| 2.1.2 乡镇卫生院功能的内在要求 |
| 2.1.3 乡镇卫生院功能的社会要求 |
| 2.1.4 乡镇卫生院功能的构成 |
| 2.2 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的优劣势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情况分析 |
| 3.1 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主体的基本情况 |
| 3.1.1 邗江乡镇卫生院的历史发展 |
| 3.1.2 邗江乡镇卫生院的现实状态 |
| 3.2 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的实际情况 |
| 3.2.1 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发挥实际情况 |
| 3.2.2 基本医疗服务功能发挥实际情况 |
| 3.2.3 公共卫生管理功能发挥实际情况 |
| 3.3 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存在的问题 |
| 3.3.1 公共卫生服务不深入 |
| 3.3.2 基本医疗服务不充分 |
| 3.3.3 公共卫生管理不到位 |
| 3.4 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欠佳的原因分析 |
| 3.4.1 公共卫生服务不深入的原因分析 |
| 3.4.2 基本医疗服务不充分的原因分析 |
| 3.4.3 公共卫生管理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完善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的对策建议 |
| 4.1 构建政府高效保障机制 |
| 4.1.1 统筹各方合理规划乡镇卫生院功能布局 |
| 4.1.2 科学区分乡镇卫生院功能具体任务 |
| 4.1.3 发挥公共财政支撑作用确保乡镇卫生院功能落实 |
| 4.1.4 完善医疗制度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效率 |
| 4.2 提升乡镇卫生院自身履职能力 |
| 4.2.1 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目标体系 |
| 4.2.2 健全与自身功能发挥相适合的管理体系 |
| 4.2.3 构建与自身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人才体系 |
| 4.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乡镇卫生院就医满意度调査表 |
| 致谢 |
（9）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一)国内关于男女平等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 |
| (一)私有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
| (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 |
| (三)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
| 二、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 |
| (一)“四权”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总根源 |
| (二)在革命斗争中求解放,在参与生产中求平等 |
| (三)劳动妇女是争取男女平等的主体力量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 |
| (一)邓小平男女平等观 |
| (二)江泽民男女平等观 |
| (三)胡锦涛男女平等观 |
| (四)习近平男女平等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孕育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初步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政议政,争取男女政治权利平等 |
| (二)打破封建土地制度,争取男女经济权利平等 |
| (三)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争取妇女婚姻自由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面探索 |
| (一)男女平等成为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
| (二)颁布《婚姻法》构建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 (三)保障妇女参加普选和民主建政 |
| (四)强调同工同酬与保护妇女劳动权益 |
|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新探索 |
| (一)修改《婚姻法》,应对新时期婚姻新问题 |
| (二)直面妇女参政低谷,切实维护妇女参政权利 |
| (三)促进妇女公平就业,深化妇女劳动权益保障 |
| (四)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及逐步完善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和确立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建构 |
| (一)明确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组织体系 |
| (二)制定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纲要规划体系 |
| (三)构筑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执行的法律政策体系 |
| (四)建立科学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监测评估体系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的初步推进 |
| (一)多措并举保障妇女就业创业 |
| (二)齐抓共管积极推动妇女参政 |
| (三)多部门联合共促妇女成长成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发展 |
| 一、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新机遇 |
| (一)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样态 |
| (二)习近平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新进展 |
|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的突破性成果 |
| (二)妇女发展纲要规划凸显妇女的主体地位 |
| (三)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三、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问题的新突破 |
|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
| (二)助力贫困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
| (三)促进农村妇女平等参与村民自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妇女发展问题凸显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亟需加强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
| (一)地方政府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程度有限 |
| (二)相关机构的权威性与协调性不足 |
| (三)性别平等文化环境尚未形成 |
| 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
| (一)完善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 |
| (二)健全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配套措施 |
| (三)增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机构建设 |
| (四)营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文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现状和述评 |
| 2.1 研究现状 |
| 2.2 国内外关于“一体化”卫生服务研究动态 |
| 3 研究思路 |
| 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1 协同理论 |
| 1.1 基础理论 |
| 1.2 理论特征 |
| 2 基于文献计量学基础对于“服务协同”的分析研究 |
| 3 卫生服务提供协同 |
| 3.1 医疗机构卫生服务提供纵向协同模式 |
| 3.2 医疗机构卫生服务提供横向协同模式 |
| 3.3 跨医疗机构间服务提供协同模式 |
| 4 “服务协同”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运用 |
| 4.1 服务协同模式在图书资源领域运用 |
| 4.2 服务协同模式在经济领域中运用 |
| 4.3 服务联合模式在社会化服务管理领域中运用 |
| 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
| 2 研究内容 |
| 2.1 基础理论研究 |
| 2.2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的现况调查和综合评价 |
| 2.3 深度分析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纵向卫生服务纵向整合缺失成因 |
| 3 研究目标 |
| 4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5 研究方法 |
| 5.1 文献研究和宏观政策分析 |
| 5.2 现况研究 |
| 5.3 评价框架和Topsis综合评价法 |
| 5.4 统计方法 |
| 6 研究技术路线图(见图3) |
| 第四章 妇幼机构历史沿革与演进历程 |
| 1 我国“妇产科学”的演进史 |
| 1.1 中医妇科学的诞生 |
| 1.2“妇产科”发展进阶 |
| 2 专业妇产机构的产生 |
| 3 妇幼机构发展现状 |
| 3.1 妇幼保健机构接诊对象 |
| 3.2 妇幼保健机构科室设置 |
| 3.3 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标准框架和内容 |
| 3.4 我国妇幼机构发展规模 |
| 4 妇幼保健机构规模统计 |
| 4.1 妇产(科)医院规模统计 |
| 4.2 妇幼保健院发展现况 |
| 4.3 儿童医院统计现况 |
| 5 妇女儿童保健服务发展现状 |
| 5.1 妇女保健服务提供现状 |
| 5.2 儿童保健服务提供现状 |
| 5.3 妇幼卫生事业发展趋势 |
| 6 全球妇幼卫生发展势态 |
| 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立与民营妇幼保健机构间比较 |
| 1 典型机构 |
| 1.1 公立妇幼保健机构样本—F医院 |
| 1.2 民营妇幼医疗机构样本—H医院 |
| 2 组织形式间的比较 |
| 2.1 F医院的组织结构 |
| 2.2 H医院的组织结构(见图17) |
| 2.3 F医院与H医院组织结构比较 |
| 3 信息与沟通机制比较 |
| 3.1 医院信息概述 |
| 3.2 F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 |
| 3.3 F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
| 3.4 H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 |
| 3.5 H医院信息传递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
| 3.6 F医院与H医院信息传递的总体比较 |
| 4 激励机制比较 |
| 4.1 F医院激励机制概况 |
| 4.2 H医院激励机制概况 |
| 4.3 F医院与H医院激励机制比较 |
| 5 组织文化比较 |
| 5.1 组织文化的主要构成 |
| 5.2 理想的组织文化——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 |
| 5.3 F医院的组织文化 |
| 5.4 H医院的组织文化 |
| 5.5 F医院与H医院组织文化建设比较 |
| 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协同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
| 1 妇幼保健机构的性质 |
| 2 妇幼保健服务协同的意义 |
| 3 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协同的特征 |
| 3.1 以妇女儿童利益为核心 |
| 3.2 妇幼保健服务与临床卫生服务相结合 |
| 3.3 地域辐射半径制衡 |
| 3.4 妇幼保健机构考核标准特殊性 |
| 4 实证调查结果分析 |
| 4.1 资料来源 |
| 4.2 数据分析 |
| 4.3 统计方法 |
| 4.4 统计结果 |
| 5 影响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协同的因素 |
| 5.1 妇幼保健机构医务人员工作负担过重 |
| 5.2 高危妊娠因素增多 |
| 5.3 人力资源供给不足 |
| 5.4 从业人员学历层次偏低 |
| 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医疗服务联合体的模式分析与典型案例 |
| 1 医疗联合体的概念 |
| 2 医疗联合体的主要类型 |
| 2.1 紧密型医联体模式 |
| 2.2 半紧密型医联体模式 |
| 2.3 松散型医联体模式 |
| 3 我国典型的医联体案例 |
| 3.1 武汉医院“直管”模式 |
| 3.2 上海瑞金医院“重置”模式 |
| 3.3 镇江“医疗集团”模式 |
| 3.4 河南省“区域医联体”模式 |
| 4 国外医联体的典型案例 |
| 4.1 “守门人”制度—英国 |
| 4.2 ACO—美国 |
| 4.3 医疗服务集团—新加坡 |
| 5 研究述评 |
| 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妇幼保健机构联合体卫生服务协同模型框架研究 |
| 1 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需求研究 |
| 2 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效应研究 |
| 3 关于妇幼保健机构服务提供质量评价的研究 |
| 4 现实困境 |
| 4.1 生育新政下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面临严峻挑战 |
| 4.2 二级妇幼保健机构职能缺失致使顶层机构就诊压力过大 |
| 4.3 服务对象去基层就诊意愿不强 |
| 4.4 上级机构缺乏向下转诊的动力 |
| 5 关于“一体化”卫生服务研究进展 |
| 6 妇幼保健机构联合体系卫生服务协同模型框架 |
| 6.1 统一规划区域间医保结算政策 |
| 6.2 健全双向转诊通道 |
| 6.3 构建健康档案信息管理平台 |
| 6.4 构建各利益相关主体间利益均衡机制 |
| 7 研究意义 |
| 8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1 研究创新 |
| 1.1 观点新颖 |
| 1.2 理论研究方法创新 |
| 1.3 综合评价方法运用创新 |
| 2 研究不足 |
| 2.1 文献检索存在瑕疵 |
| 2.2 研究设计不足 |
| 2.3 模型尚未完善 |
| 3 研究总结 |
| 4 研究展望 |
| 4.1 理论研究将不断深入 |
| 4.2 研究设计将更加全面 |
| 4.3 实证研究将持续进行 |
| 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攻读期间取得成果 |
| 附录 |
| 附件1 江苏省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访谈相关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 |
| 附件2 江苏省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医务人员情况问卷调查表 |
| 附件3 江苏省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就诊方问卷调查表 |
| 附件4 江苏省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状况研究访谈相关人员访谈提纲 |
四、山东省农村21世纪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调研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02)
- [2]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 张娇. 山东大学, 2021(10)
- [3]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D]. 刘铁诚. 山东大学, 2021(12)
- [5]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D]. 苏巍巍. 吉林大学, 2020(01)
- [6]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D]. 姚建森. 山东大学, 2020(02)
- [7]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县域医共体研究 ——以山东省A市为例[D]. 刘国英. 山东大学, 2020(11)
- [8]邗江乡镇卫生院功能发挥研究[D]. 张蓓. 扬州大学, 2020(05)
- [9]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以“一体化”为导向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服务提供协同模式研究[D]. 毛鹏远.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9(02)
标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家庭医生论文; 公共卫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