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做好金融支农工作的意见

一、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做好财政支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赵鹏飞^[2]（2021）在《河南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进步,但随着环境灾害发生频率的提高,农业风险也逐步加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为保证农业再生产和维持农民农业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在2004年开始关注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2007年财政部启动保费补贴试点,至今党中央已经连续在18个“一号文件”中提出支持农业保险创新发展,所以研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2008年河南开始试行中央政策性补贴险种,发展多年之后,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河南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河南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补贴比例和补贴范围不合理、补贴方式单一,资金运行效率偏低、补贴政策宣传力度不足、补贴监督体系不健全等。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河南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运行效率,首先对河南省农业基本情况、农业保险补贴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定性分析。其次对河南省2015年-2019年18个市农业保险相关数据综合处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静态BCC模型和动态Malmquist指数法对河南省18个市农业保险补贴绩效评价。通过deap2.1软件分析可知,2015年-2019年这5年时间仅有济源连续处于有效状态,安阳、新乡、焦作、许昌、三门峡、南阳等地综合效率间断处于有效状态,其它11个市农业保险绩效水平存在着不同水平的差异,但财政补贴政策确实推动了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为河南农业转嫁了风险。动态模型分析得出2015年-2019年河南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绩效水平稳中有升,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在逐步提高。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财政补贴资金并非越多越好,更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较为合理的补贴水平。河南省应逐步完善农业保险产品创新的保护制度,推动农业保险科技的发展、健全保费补贴运行的监管体制、设立多层次的财政补贴体系、做好宣传提升农民参保意愿。通过以上措施,河南省要逐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河南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

赵建达,吴昊^[3]（2021）在《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0年1月5日,水利部发出水电[1990]1号文《关于加强农村水电及其供电电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水利（水电）厅（局）对当前农村水电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省、自治区政府领导汇报,采取措施及时扭转当前出现的"上收"或变相"上收"地方电网的混乱现象,使农村水电工作能够正常进行。1月9日,李鹏总理在接见全国能源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指出:"为了扶持小水电的发展,应当给他们供电区,小水电没有自己的供电区很难发展。"1月12

闫星燕^[4]（2021）在《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结构及其演变路径 ——基于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提供国民经济发展与支撑的基础产业,归属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第一产业。在我国,农业的发展状况与农产品市场是否开放息息相关,不断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和民生的发展,特别关系到经济的总体发展。尤其对我国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迅猛发展,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与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农业生产力薄弱、农民受益较低,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等现象不同程度上制约看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我国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后,农业补贴政策一直持续不断被调整,但仍与农业发达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2008年后的十余年间,我国粮食的总产量曲线不断上升,但是未知性始终贯穿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我国每年都在面临各种不同的新问题,农业问题必须提至新的高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刻不容缓。本文笔者通过分析甘肃省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措施入手,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的背景、存在的意义和演变路径进行深入剖析,概括整理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中主题的结构和强度,清晰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的农业补贴政策更加适合本国国情,并在促进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与传统的近距离阅读方式不同,本文采用远距离阅读,即从大量政策文件中中找出甘肃农业政策内容结构的变化及其演变路径,这不仅反映了甘肃农业供给的强度的影响。同时,它也反映了甘肃农业政策主题和重点的变化。这项研究不仅需要验证甘肃农业发展全过程中地方政府实际政策供给的特征,而且还需要验证该特征背后演变路径。它反映了甘肃农业补贴政策内容和结构的转变,也验证了甘肃农业补贴政策的变化路径。本文以甘肃省2004-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部分选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政策的内容,系统地梳理了该政策的主题结构和主题强度,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试图把握政策主题变动脉络。研究发现,在农业补贴政策持续影响下,甘肃省出现第一产业业总产量持续增长、农业种植面积有效确保了,农产品生产量逐步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农民收入有效提高等现象,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显着。但是如何完善和修订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制定出更有利用促进农业生产、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农业奖补政策仍是一项长期工作。

李青^[5]（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指出

李紫悦^[6]（2020）在《G市农业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出台,这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要求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突出了绩效导向作用。这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的需要,也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农业是第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近几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进一步体现了三农的重要性。绩效评价是体现和判断财政资金绩效的工具和方法,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农业财政资金作为公共产品,开展绩效评价确有必要。农业财政资金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财政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客观要求,有助于发现存在的问题,为提高资金绩效提供参考依据,进而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此背景下,依据财政部和G市现有绩效指标体系,结合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特点,构建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G市农业财政资金9个重点项目,开展实证分析。实证评价表明,9个重点项目中,资金使用单位自评绩效等级为8个优1个良,但作者根据项目单位相关材料和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得到评价等级为5个优4个良,二者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目前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内容、角度及分值均由资金使用单位自行设定,随意性较大,绩效目标设定科学性、合理性不足,对绩效的反映不够全面有效。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及评价,尤其应完善前期立项与指标设计,如建立具有行业特点的预算绩效指标库等,加强中期执行管控,针对评价发现的―短板‖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发挥财政专项资金对于农业提质增效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朱厢炜^[7]（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提出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樊帆^[8]（2020）在《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农场自2013年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得到中央政策的支持,发展态势良好,至2018年,纳入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达60万家,是2013年数量的4倍多。2019年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培育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农户家庭农场。”该文件为家庭农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将会助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迈向新阶段。家庭农场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被普遍认为是可以承担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任,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化农业经营主体,在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这一突出问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家庭农场发展仍处在初期阶段,面临着土地流转困难、融资难、融资贵、基础设施不健全等亟待解决难题。应当认识到,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改变,但同时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能为家庭农场更好的发展保驾护航。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调控、引导、扶持和服务的作用。家庭农场自正式提出已有七年的时间,其发展状况,政策需求及政策支持现状都亟需研究。本文对家庭农场内涵界定、面临的困境、政策支持等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以廓清当前家庭农场研究的侧重点与尚待关注的方面。结合生命周期理论,界定我国家庭农场目前处于发展起步期,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特质下,运用全国监测数据分析认为我国家庭农场具有以营粮为主,但总体经营类型呈现多元化;经营耕地平均规模适度规模,但个体之间规模悬殊;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但雇工数量总体偏多;经营状况较好,但面临多方面的经营难题的特点。指出当前家庭农场面临着土地、资金、风险、人才的约束。结合对河南省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结果,利用统计及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家庭农场的政策需求进行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最为需求的政策支持是贷款贴息,同时政策需求具备趋同性、对基础性要素获取的政策支持需求强烈及更加期待获得直接的优惠扶持特点。基于大量政策搜集和整理,对目前家庭农场的政策供给框架进行界定,同时以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将地方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政策的分类总结,发现目前我国围绕土地、财政补贴、金融信贷等方面为支持家庭农场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政策,且地方政府也取得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效。但依然存在支持政策获取与规模挂钩;支出挂钩型补贴过多;政策的针对性不强,瞄准机制有偏差且滞后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地区间差异较大等问题。通过对供需角度对比分析,总体看来,家庭农场的政策供需处于非均衡状态,具体表现政策供需结构、程度、内容的非均衡,非均衡的原因主要是忽视家庭农场目前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持;层级性政策体系引致的政策弹性。结合合理的政策需求提出建立家庭农场支持政策体系,赋予其法律意义;立足起步阶段,建立政策瞄准机制;依据政策需求,完善供给并加大扶持力度等政策优化建议,以期提升政策的指向性和成效以保障起步阶段家庭农场平稳健康发展。

王晓丽^[9]（2020）在《家庭农场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工具选择与组合性设计 ——山东省为例》文中提出家庭农场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主体,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家庭农场从生成到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同的金融工具手段在家庭农场运行机制的组成及其各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与功能具有差异性。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相应的金融工具在资金融通、信用构建、风险规避、价格发现、技术运用等方面进一步支持与优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家庭农场缺少合格的抵押品,难以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生产所需的各类资金,使得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有效抵押品缺乏和担保制度不健全使得家庭农场贷款可得性降低,严重阻碍了家庭农场发展,同时,家庭农场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迫切需要通过农业保险政策工具和灾后救助等途径化解。因此,加快建立符合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的金融制度体系,创新组合性金融支持机制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最终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是当前决策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借鉴生产效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农业金融支持等理论,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在生产投资、金融需求、风险规避、信用构建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并从供给端的角度对组合性金融工具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机理进行合理论证,从家庭农场融资约束、金融机构金融供给、政策部门金融政策支持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和淄博市等17个主要城市中的120多个区、县、镇、乡、村家庭农场发展的融资约束与金融资源获取情况,并以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取了291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微观数据。最后,本文通过设计多元线性模型、截面门槛模型、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定量分析农业信贷、农业保险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设计了适应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的组合性金融支持机制,这对于家庭农场发展而言,具有丰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的研究结论为:第一,家庭农场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面积和投资规模,对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和抵押担保融资等金融服务存在迫切需求,而选择通过民间金融组织和网络平台借款获取资金的意愿并不强烈。从家庭农场投资绩效来看,大多数家庭农场的投资规模并未达到最优水平,投资决策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是制约其绩效提升的主要原因,家庭农场投资规模和投资绩效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此外,家庭农场资金规模较小导致生产要素匮乏、金融政策缺位造成资金融通困难、家庭农场缺乏有效抵押品使得投融资不畅、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引致经营风险、风险补贴不足使经营欠佳是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家庭农场由于缺乏抵押物而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供给型融资约束,如果能够为家庭农场引入相应的抵押物,则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金融资源可得性,进而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同时,当农业信贷供给水平较低时,其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较小;当农业信贷供给水平较高时,其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较大,即农业信贷对家庭农场发展存在“先递减,后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第三,农业保险能够对家庭农场生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是保障家庭农场发展的有力金融工具,加大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发展的支持力度能够有效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同时,当农业保险供给水平较低时,其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较小;当农业保险供给水平较高时,其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较大,即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发展存在“先递减,后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第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融资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融资途径,能够为商业银行和家庭农场搭建了有效的信用体系,增加了家庭农场农业信贷供给,有助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同时,当抵押担保贷款供给水平较低时,其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较大;当抵押担保贷款供给水平较高时,其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作用效应较小,即抵押担保贷款对家庭农场发展存在“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本文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从抵押担保、风险补偿、金融服务三个方面提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组合性金融支持机制设计:第一,健全抵押担保机制,加强与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积极建立财政、银行、担保公司风险分摊比例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补贴、农业信贷和抵押担保的协调效应。第二,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通过财政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建立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基金和保险风险补偿金,协助家庭农场分摊生产成本和风险。第三,强化金融服务机制,加强金融信息科技工程建设,探索建立“三农”资源资产权属管理中心,设立农业经营资产价值评估机构,建立农业风险资产收处管理中心,促进金融机构支持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风险化解、产权处置及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并尝试引入“农业贷款+抵押担保+风险补贴+农业贷款再保险”“农业保险+巨灾债券+风险基金”“农村电商+农业信贷+互联网金融”构建组合性金融支持机制来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连莲^[10]（2020）在《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需要国人统一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认同。在当前中国的群体划分中,农民群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认同情况特别是对国家、对党的领导、对政府执政等的认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治认同的整体走向。在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中,政策认同是其核心和关键,因为政策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联系中介,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更多的是通过政策实施效果来获得的,可以说,农民政策认同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的高低。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历史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并付诸于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一系列惠农政策紧密出台,充分显示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农民群体是惠农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评判者,他们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情况怎样、如何提高他们的政策认同度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去研究。因此,本文以农民群体为对象,以惠农政策认同为内容,通过研究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以及时获取惠农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从中发现、解决惠农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体,从而增强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即厘清惠农政策、政策认同和惠农政策认同等概念的内涵,探析我国惠农政策的演变轨迹。其次,以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河南省为调研对象,从本文所划分的补贴类、社会保障类、建设类和发展类这四类惠农政策中分别选取河南省正在实施的六项具体惠农政策作为农民政策认同的客体;同时结合调查问卷以及个体访谈,从农民对政策本身的认同、对政策执行的认同和对政策绩效的认同三方面来把握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然后依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对影响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目标群体因素、政策过程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即从农民群体层面分析农民的人口学特征、政治社会化程度、思想观念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政策过程层面分析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参与的民主性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社会环境层面分析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最后根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路径,一是提升政策的惠民程度以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要把握农民的政策期盼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以夯实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大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民政策认知较为表面化之现象,要重视惠农政策宣讲工作,定位互联网和通讯工具等各种政策宣传方式的比较优势,搭建具有农村乡土特色的惠农政策宣传体系;三是强化惠农政策的执行监督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既要提高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还要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作,完善政策绩效评估体系,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于民;四是从农民自身出发,加快建立农民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祛除惠农政策扶持中的“等靠要”思想。

二、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做好财政支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做好财政支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河南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三）（论文提纲范文）

（4）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结构及其演变路径 ——基于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G市农业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家庭农场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工具选择与组合性设计 ——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四、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做好财政支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河南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效率研究[D]. 赵鹏飞.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3]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三）[J]. 赵建达,吴昊. 小水电, 2021(02)
• [4]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结构及其演变路径 ——基于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分析[D]. 闫星燕. 兰州大学, 2021(12)
• [5]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G市农业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研究[D]. 李紫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7]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8]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研究[D]. 樊帆. 河南农业大学, 2020(04)
• [9]家庭农场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工具选择与组合性设计 ——山东省为例[D]. 王晓丽.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 [10]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D]. 连莲. 河南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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