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思想述评

一、春秋邦交思想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王思祺^[1]（2021）在《《左传》所见复盟与春秋外交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盟誓是春秋时期常见的政治活动,学界对此多有研究,但对其中的复盟现象少有关注。从字面意义上讲,复盟是恢复盟誓关系的意思;从仪程上讲,复盟是指通过特定仪式恢复外交关系的一系列仪式及其过程。综合起来,即是通过一定仪式恢复两国及多国外交关系的盟誓活动。实现复盟的动机在于通过恢复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免除兵患,维持联盟体系的稳定。实现复盟需要具体条件,重组、整合国内政治势力是实现复盟的内部条件,及时调整外交策略是实现复盟的外部条件。复盟的具体方式包括两国复盟和多国复盟,具体形式包括两国或多国先举行一次盟誓,后在他国见证或霸主统摄下举行第二次盟誓仪式,从而正式恢复盟誓关系;或在诸侯联盟共同盟誓后再进行两国或多国的单独盟誓。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复盟都进行上述两个步骤,有时只进行一次盟誓即完成复盟。复盟体现了春秋争霸战争频仍状况下通过制衡、柔服战略试图营建和平环境的外交策略及其历史意义。这一过程中,齐、晋、楚等盟主国藉此获得了从盟国的支持,树立了外交上的道义形象;鲁、卫、蔡、许等从盟国也藉此稳固了外交关系,这都使春秋诸国外交关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获得难能可贵的和平稳定局面。总之,复盟是春秋乱世中谋求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的重要手段,它有效调解盟主国与从盟国之间的利益纠葛,稳固了诸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乱兵燹。如此言之,以复盟为切入点研究春秋诸国的外交可以深化对春秋社会状况和诸国外交关系的理解和认知。

李殊^[2]（2020）在《清华简所载晋国相关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华简中记载有大量晋国史事,以《系年》和清华简（七）最为丰富。大部分可与传世文献互补、互证,为充实、完善晋国历史,解决有争议的,尤其是以往史籍记载互有不同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其所记某些史事细节又与传世文献有明显差异,这有利于重新思考相关问题,考证史实真相,辨析史料正误,对晋国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其所记为以往所未见的部分晋国史事,极具价值,为晋国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打开新的视野。论文共有五章:第一章为清华简所记晋君史事研究。清华简与传世文献所记重耳流亡史事有两处差异,一为流亡路线,《系年》记载有误。二为至秦时间,应以《系年》和《子犯子余》所记之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为宜。重耳流亡最后至秦的原因,与当时的秦晋关系密切相关,学界对此未有过多关注。重耳居秦时的情况,《子犯子余》有不同记载,所刻画的重耳人物形象也更加具体。《晋文公入于晋》对文公宗法、内政、军事三大方面进行的改革举措的记载,可与传世文献相补充、印证,由此获得更为具体的全新的认识。《系年》所记晋灵公即位史事中,关于改立灵公在下葬晋襄公之前和先蔑、士会并未归国参与令狐之战的记载更为符合史实。赵盾在其中毫无踪迹,表明《系年》主题明确的叙事特点及其不同的立场。第二章为清华简所记晋卿史事研究。《子犯子余》中有关狐偃、赵衰的新史料,为确立狐偃在晋文公时期居于首位的政治地位再添旁证。郤克受辱于齐史事,《系年》所记郤克受辱的场合、受辱的原因、受辱之后的动向等史事细节皆与传世文献有异,所刻画的郤克嚣张跋扈的形象较传世文献更甚。《系年》的记载明显参考了《左传》的史料,同时别有其它史料来源。栾盈之乱,《系年》给出的时间坐标为晋平公五年,这一时间很可能是栾祁献馋的时间。第三章为清华简所记晋国战争研究。《系年》以记述晋楚争霸战争为主。其所记城濮之战晋楚双方参战阵营与传世文献有异。晋方参战国的记载应以《系年》为准,但楚方参战国或有误,将“卫”改为“许”,应更符合史实。邲之战晋战败的负责人,《系年》只记赵旃,传世文献则放大至整个晋国的内部矛盾。鄢陵之战晋国的出兵目的,《系年》言为救郑,传世文献则为伐郑,体现出《系年》所依据史料及立场的不同。除晋楚间的战争外,在记述秦晋韩之战、崤之战,齐晋鞌之战、平阴之战、朝歌之战中,《系年》通过战争,清晰勾勒出秦晋、齐晋邦交关系的发展走向,为研究这些战争对秦晋、齐晋关系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极具特色与价值。第四章为清华简所记晋国会盟研究。两次弭兵会盟,清华简与传世文献的差异最大,具体到会盟的组织者、参与国、盟约内容等关键内容。应以传世文献的记载为准。断道、湨梁会盟中,《系年》的记载突出了高固逃归对断道会盟进程产生的转折性影响,对高厚逃归的记载为湨梁会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难以解决的疑点,目前应仍以传世文献为正。第五章为清华简所记晋国邦交研究。清华简中充满了对晋与各国邦交关系特点的描绘与凝练性总结,据此可重新观察,并宏观把握晋国邦交的总格局。晋楚邦交关系为晋楚固为怨,交战是两国邦交的主旋律。晋齐关系为齐不服晋,晋齐战争无不体现着这一心理。秦晋关系经历了由“会好”到“执乱”的显着变化。晋与吴、越相继维持着友好的邦交关系,联吴制楚,联越制齐,是晋国邦交战略的成功之处。对清华简所见西周至战国初期的晋国史事进行多角度地考证研究,将极大促进晋国史的研究,同时挖掘其自身的史学价值。作为一部新的史学文献,清华简对研究晋国史乃至春秋史的价值不可估量。

葛宁^[3]（2020）在《孟子外交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孟子外交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也与他个人的经历密不可分。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外交思想亦带有儒家的思想特色。战国以降,周王室的影响力几乎丧失殆尽,天下分裂,战国七雄的均势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局势控制在大国之手,一方面,各国君主纷纷致力于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以增强国家实力;另一方面,纵横家活跃在当时的国际外交舞台,合纵连横一度成为战国“国际社会”的重要外交活动。孟子具有治乱交替的历史观,他认为当世为乱世,而结束乱世的关键在于王道政治。从具体内容上看,王道政治是孟子外交思想的政治归宿,其外交思想围绕王道政治展开,以实现王道政治理想为目的,形成了与霸道思想相对的外交理念;王道思想讲求“以德服人”,重视道德和道义,道义至上是孟子外交思想的内在依据,他并非排斥利益,但二者在价值选择上是先义后利、义大于利。另外,孟子的天道观、天命观在其外交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孟子借助外在的超越性力量对大国进行约束和规范,体现了他反对国际强权的态度,同时,将天意和民意、民心相连,体现了孟子的重民、民本思想。孟子的外交原则主要有“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修内以安外、道义干涉等,强调外交中道义的至上性要求,行为的动机应从道义出发,国家同样需要道德上的修养,通过内治、内修而近悦远来,以德的“吸引力”使天下归服。得民心、使人“心服”是孟子王道天下的关键方法,也是孟子外交思想的重要指导。孟子外交思想和他的王道主义一样带有非常明显的理想色彩,尽管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孟子外交思想也有着时代局限和不足,但他的外交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孟子的外交思想是以整个天下的治乱为考量,并不局限在一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广阔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视野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合作愈益频繁的当下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其次,道义至上、重视国家外交和国际事务中道德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带来启发;最后,孟子重视民意、民心在政治和外交中的作用,为当下世界治理提供了合法性上的思考。

沈传河^[4]（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丁瑞昌^[5]（2019）在《十六国时期北凉文士群体研究》文中认为十六国时期,由河西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政权,招揽重用各族文士,崇儒重教,极大地促进了河陇本土文化的发展,对胡汉各族的融合乃至隋唐文化制度的建构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篇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十六国时期北凉文士群体及其文学文化方面的成就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通过详细考察以刘昞、阚骃等为代表的北凉文士的学术贡献和文学成就,进一步深化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域文学文化的研究,推动学术的发展。论文分绪论、正文、结语等部分。绪论主要梳理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的范围及意义、研究的方法和重点、难点。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了沮渠氏的族源以及北凉政权的建立、发展、兴盛和灭亡。据史书记载,沮渠氏因世居河西卢水流域,被称为卢水胡,与来自塞外的少数民族迥然有别。因世居河西,接受汉文化熏染较早,汉化程度较深。正因为这样,沮渠蒙逊能够积极笼络胡汉各族的文化精英,组建北凉政权,最终统一河西。第二章主要论述北凉政权在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儒学思想的尊崇,同时非常重视文化的交流。沮渠蒙逊统治下的北凉政权文教昌明,重用以刘昞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众多汉族文士,鼓励其校订经籍,并与刘宋王朝开展规模较大的文化交流活动,使北凉文学文化的整体实力达到五凉时期的高峰,河陇地区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第三章主要论述北凉文士集团的来源。总体来看,北凉文士群体包括北凉建国之初的本土文士和来自西凉、南凉的文士。其中刘昞及其弟子影响最大。北凉政权对汉族文士普遍尊崇礼遇,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族际认同和卢水胡的汉化,而且也有力推动了北凉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第四章对北凉文士的着述以及出土文献进行了钩稽梳理,并对留存至今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重点对刘昞的《人物志注》《敦煌实录》,阚骃的《十三州志》,段龟龙的《凉州记》以及段承根、程骏、胡叟等人留存的章表书箴和诗文作品进行分析探讨。结语部分在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北凉文士在十六国时期河陇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北凉文学与文化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

许全航^[6]（2018）在《从“秦晋之好”看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文中认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不断。列国纷争的局面结束了此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周王室地位日渐式微,而地处周王室东西南北的齐、秦、楚、晋四大诸侯国日渐强大且逐鹿中原,争霸战争日趋白热化。其中秦国和晋国都是黄河中上游的诸侯国,秦国主要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一带活动,晋国则主要在汾河流域一带活动,两国紧密相连且先后成为实力雄厚的诸侯国。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之间交往不断。经历了两国建国初期的友好和平交往之后,秦“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奠定了在西方的统治后,想要向东发展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晋国也急需解决国外戎狄环伺、国内内乱冲突的问题。因而两国进行第一次联姻: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此为“秦晋之好”的开端。秦晋这次联姻给两国带来了好处与便利,对秦的东扩和晋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随着秦穆公的励精图治,秦国实力不断增强,其争霸的野心不断显露,晋国随着晋献公的去世,内乱不断,晋公子夷吾愿以河西之地换得秦国助其成为晋国国君,在秦国出手帮助后,夷吾背弃承诺,与秦交恶。在晋国大旱之年,秦输粮救晋。在秦旱灾之年,晋反而趁机伐秦。继而秦晋爆发韩原之战,穆公生俘晋惠公,取得河西之地,且晋太子圉留于秦国为质。为操纵晋国未来的国君,以便未来操控晋国的内政,公元前643年,秦穆公将女儿怀赢嫁给圉,是为第二次“秦晋之好”。这次联姻,秦晋两国实力处于不均衡状态,秦穆公力图控制晋国,而晋国也需要缓和两国矛盾,进而得到秦国支持,因而促成了此次联姻。在秦穆公出兵灭掉太子圉的母国,晋献公病重且有数子对国君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圉深恐失去外援,将来无法继位,便逃回晋国,这一举动惹怒了秦穆公。深思熟虑下,穆公决定支持重耳,便有了第三次“秦晋之好”:公元前637年,秦将五宗室女嫁给重耳。秦力图控制晋国的国君以便插手其内政,重耳也需要秦国的支持以当上国君。如此,第三次秦晋联姻便水到渠成。晋文公继位后,晋国势日强并称霸中原,秦非但没有达到插手晋国内政的目的,反而被晋所利用——与晋攻打郑国。在烛之武的游说下,在考量了当时国际形势和秦晋两国的国情下,秦穆公转向晋国的对立面,撕下联姻这一温情的面纱,矛盾愈来愈深。晋文公死后,两国爆发了殽之战,标志着往日姻亲之国的彻底反目。纵观秦晋三次联姻,可知“秦晋之好”代表的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国家之间的联合,儿女私情可以忽略不计。这是由秦晋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是使国家更具争霸实力采取的政治策略。国家实力的变化对两国的地位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理位置制约着两国的关系,秦居西垂,晋据函殽,以当时秦国的实力,秦向东扩必然实施结交晋国的策略。秦晋国君的性格同样影响着两国联姻的过程。晋文公死后,秦晋的姻亲关系逐渐被两国战争不断的状态所替代。殽之战和王官之战,使两国元气大伤。

赵祝星^[7]（2018）在《邦交信用视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人质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时期社会发生了剧变,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来西周所建立的一套邦交信用体系也遭到破坏,社会迫切需要重新建立邦交信用体系。人质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关于什么是人质,人质的含义如何界定,人质在邦交信用的所起的作用有多大,人质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起的邦交信用有什么不同?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要分四个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首先对人质的含义进行界定,分析人质现象的渊源和探讨春秋以前的人质现象与邦交信用,同时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人质现象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春秋时期的人质现象与邦交信用。首先分析重礼守信与人质的问题。其次,在春秋时期霸主体制下分析人质现象与邦交信用。同时,春秋时期,人质与贿赂结合,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春秋时期邦交的信用问题。第三部分是对战国时期人质活动与邦交信用进行分析,从兼并战争与传统信用体系的崩溃、人质活动完全功利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分别从春秋和战国不同时期人质的身份、政治价值变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与人质的邦交信用关系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问题是研究邦交信用问题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人质活动在邦交中逐渐呈现功利化趋势,到战国时期人质所起的邦交信用降到最低点。本文将从多角度、分阶段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与邦交信用问题。

李柏^[8]（2017）在《东周会盟兴衰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会盟贯穿整个东周时期,经历了一个兴盛衰败的过程。它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先秦历史的缩影。其起源甚早,经历三代的发展,最终在周代被制度化。会与盟的本义不同,后逐渐合用,代指先秦时期诸侯间的一种特殊政治活动。因其宗教性背景被规定了严格的仪程,包括定期、歃血等八个步骤。平王东迁后,周天子王权开始衰落,不能担当共主的责任。加之地方经济发展,诸侯不断向外扩张,诸侯势力不断坐大。周天子无力自保和抗拒外族入侵,须依赖诸侯国保护,致周天子地位不断衰落。诸侯国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矛盾逐渐升级,各国开始产生对于军事联盟的需求。会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得以发展。经历无主之盟时期发展,齐桓主盟时期的平稳,最终终于在群雄争霸时期达到巅峰。本文最后对于会盟兴盛与衰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会盟兴盛的三个原因与其衰败的两个原因。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能让我们对于先秦历史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思路与看法。其兴起主要因为顺应了传统血缘关系的解构使人们对于建立新人际关系的可靠方法的迫切需求。它以其神鬼力量和权威力量双重威慑的保障,称为当时较可靠的建立人际关系的方法。在国家角度上,它顺应了诸侯国图存图强的内在需求,所以在春秋时期走向鼎盛。日渐丧失的效力和逐渐被压缩的政治空间使得会盟在战国时期逐渐衰亡。神鬼力量和权威力量的威慑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丧失,人质交换成为新的缔盟保障。从外部环境来看,诸侯国君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日渐稀少的诸侯国,让需要较高政治自主性的会盟失去了成长的土壤。

马志亮^[9]（2017）在《秦礼俗初探》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讨秦国和秦朝诸多礼俗的主要仪节和演变历程。试图由此重新审视秦国和秦朝的礼乐文明,修正战国以来人们对秦“虎狼之国”、“无礼义之心”的误解,复原秦人民风古朴、谨守法礼秩序的礼义形象。限于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全文主要从婚礼、宾礼、丧礼、祭礼四个专题展开。第一个专题为婚礼。本章按照社会层次分两部分展开讨论。其一,秦宗室婚姻制度与仪节。战国秦王室后妃称号可考者分为“良人、八子、王后、太后”四等,《汉书》所列“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级序列可能有误。秦君行冠礼和娶妻的年龄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后期有所增长,从最初的15岁左右上升到后来的22岁。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联姻成为普遍现象,秦国宗室也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不断变更婚媾对象,但始终恪守周礼“同姓不婚”之制,堪称守礼典范。其二,秦庶民的婚姻礼俗。经过对多批秦、楚、汉简《日书》材料的对比研究,本文指出,在东方新占领区,秦文化因素对楚系婚姻择日术具有改造作用。出土材料表明,秦人全年各个时节皆可嫁娶,并非限于郑玄“仲春说”和王肃的“秋冬说”,反而与束皙“通年听婚”之说相合。商鞅变法的析户政策和秦始皇巡行刻石皆具有“别男女”的教化作用。秦简表明,秦人首创了婚姻登记制度,秦人对于家庭中夫妻地位的规定也接近儒家礼教。第二个专题是宾礼。主要从聘问和会盟两个方面,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外交礼仪。秦国的朝聘与会盟之礼皆始于春秋初年的襄公立国,并在秦穆公时代正式展开与中原诸国的聘问与会盟活动。在这些聘问和会盟活动中,秦人表现出足够的礼仪素养,“谋事”、“继好”、“报问”、“辞玉”皆合乎周礼。此后,秦国的外交礼制与中原诸国同步发展,不过在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国会盟,外交礼制活动几近中断。但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再度积极参与朝聘、会盟活动,并逐渐成为引领诸国外交礼制变革的主导,促进了遣使外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第三个专题为丧礼。集中讨论秦人丧葬礼仪的各个环节。依据“三礼”文献所述丧葬礼制的线索,复原秦人丧葬礼俗中的讣告、吊丧、敛尸等仪节,并探讨其考古所见秦人的葬式葬俗。研究表明,秦人在讣告、吊丧和下葬礼俗方面与周礼较为接近,而在口含、握、敛尸用玉和棺椁制度方面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丧葬规格上,秦君墓葬的规模、棺椁长度和随葬玉器远胜本国其他贵族墓葬,其差距之大,非东方诸国所能比拟。而大夫和士、下等士与富裕庶民则并无清晰的等级界线,两相比较,彰显了秦君的绝对权威和秦人社会极强的阶层流动性,秦国的下层贵族甚至是普通庶民,都可以通过战功等手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第四个专题是祭礼。首先,秦人祭祀的神灵,依据其属性,主要可以归于天、地、人三大系统,另外还有少量动物神及其他鬼怪。依据祭祀主体和祭祀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祠祀两大类。其次,根据秦系秦简《日书》材料,可以归纳出秦庶民祠祀的择日宜忌,并复原秦人的民间祠祀仪节,它大致包括设席、请神、餟祭三大环节。在部分祠祀之后,还有分胙和聚会饮食环节。国家祭祀与民间祠祀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瘗埋祭品,尤其是秦人祭祀天神后也会大量瘗埋牲玉等祭品,与周礼不合,可能是秦人祭祀时的特殊礼仪。最后,分析以畤祭为代表的秦国家祭祀,揭示其从祭祖到祭天的演变过程,探讨了秦人宗庙祭祖和畤坛祭天的分职现象。秦始皇封禅泰山,完成了秦国家祭祀由地方性的多神崇拜到大一统的昊天崇拜的演变过程。通过对秦人以上四种礼制活动的考察,本文认为,秦周文化恐非同源,但秦人在立国前后即接受周文化并全面学习周礼,其礼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绝非所谓的“无礼之邦”。秦人在学习周礼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特色并注重礼法建设,形成特色鲜明、尊君抑臣的秦礼秦法。秦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当时的全中国范围,最终奠定了中国古代皇权社会的制度模式和文化基础。

樊翔^[10]（2016）在《仇池与南北政权的冲突与交往》文中提出仇池杨氏政权骤起和乍落的政治命运,是魏晋南北朝分裂的胡汉政局处理西北边政中的仇池问题以交绥手段施政的必然结果,是二者战略矛盾在地区化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探讨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相关问题中颇有研究价值的民族史。政权存在时期多边的民族政权邦交关系、自身存在方式及对南北朝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在南北战和关系发生时的媒介角色等相关问题,是西北民族史研究以及探讨两晋时期中央王朝边政问题的组成部分。西晋末期中原王朝的统治秩序被逐步完成封建化、农业化的各新兴民族力量调整,北中国地区遂为各民族政权轮番展示本民族发展实力和出演历史角色提供舞台。其间,西北陇南一隅的仇池氐杨政权人物乘时应世开始称藩割据;时值两晋之交,中原北方地区呈现出诸种政治势力间互制相维关系,致使四蕃合围中仇池氐杨政权亦随之表现出多取向、多角度互构交争的民族关系;自东晋下逮刘裕废晋立宋的南北分治进一步定型后,仇池的中间作用在江左与隔江而治的诸民族政权以推行绥靖思想的拉锯战术中被人为放大,客观上也为仇池政权逐次介入梁益政区而后渔利南北间矛盾创造时机,随之凸显其地缘政治作用。进入五世纪以后,仇池杨氏的政治短见愈发暴露并为南北政权操纵下,而其杨氏各门户间的私利角逐和内部权力分配,更加驱使分裂的仇池杨氏各门派势力成为南北交战时的前驱蝼蚁;最后宋、齐、梁、陈易姓嬗替造成的积弱南朝愈发不堪北方铁骑的重创,而仇池杨氏的分裂行为也在统一前夕的混乱中表现得更加突出,由此使其第三方存在价值和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在北朝之西魏关陇势力逐步抬头进程中衰退殆尽,随即政权结构消亡。

二、春秋邦交思想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春秋邦交思想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左传》所见复盟与春秋外交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华简所载晋国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孟子外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十六国时期北凉文士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秦晋之好”看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7）邦交信用视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人质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东周会盟兴衰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秦礼俗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0）仇池与南北政权的冲突与交往（论文提纲范文）

四、春秋邦交思想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左传》所见复盟与春秋外交关系研究[D]. 王思祺.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2)
• [2]清华简所载晋国相关问题研究[D]. 李殊.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孟子外交思想探析[D]. 葛宁.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7)
• [4]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5]十六国时期北凉文士群体研究[D]. 丁瑞昌.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6]从“秦晋之好”看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D]. 许全航. 山东大学, 2018(12)
• [7]邦交信用视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人质现象研究[D]. 赵祝星. 辽宁大学, 2018(01)
• [8]东周会盟兴衰探析[D]. 李柏. 武汉大学, 2017(06)
• [9]秦礼俗初探[D]. 马志亮.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仇池与南北政权的冲突与交往[D]. 樊翔. 兰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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