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催生狂欢新民俗

一、文化转型催生狂欢化新民俗（论文文献综述）

刘帅^[1]（2021）在《多渠道媒介生态背景下二人转艺术的转型与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周峪竹^[2]（2021）在《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带头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曾于1907年、1909年、1912年、1926年赴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区,期间广泛收集中国传统木版民俗画,形成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闻名的俄藏中国民俗画。2015年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该馆藏有近千幅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收集的中国民俗画,包括门神画、财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遂设立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特藏。中国民俗画是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素材,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民俗画片进行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他从学术生涯伊始就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推广和普及。中国民俗画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的重要媒介,是沟通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中国民俗画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的这批中国民俗画片,以图画的形式具象地反映出中国各地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丧葬礼俗、民间信仰、民间谚语等各类民俗事象,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该特藏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意义;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透视这批民俗画片所反映的生活在封建纲常、礼制、教条之下的旧中国中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狂欢化世界,解读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通过挖掘俄罗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认识揭示民俗画片在中俄两个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价值。

杜玉洁^[3]（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韩天奇^[4]（2021）在《主流与民间的“狂欢” ——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北解放区戏剧是什么?东北解放区戏剧指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根据地、解放区领导开展的戏剧活动。秧歌剧是什么?计晓华在《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中说道:“秧歌剧是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东北解放区文学是东北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解放战争时期戏剧改革后的秧歌剧代表着东北解放区戏剧的繁荣,其既含有民间特色,又符合主流思想。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研究能够使得东北解放区文学、东北现代戏剧变得更加丰富,也有助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依次介绍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研究综述,研究框架及方法,为文章主体部分的书写梳理出明晰的思路。第二部分为正文,共四章。第一章从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生成与传播入手,分析秧歌剧在东北地域产生并加以广泛传播利用的原因,指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秧歌剧的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与传播媒介。第二章主要关注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革命化特征。东北解放区秧歌剧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革命政策下进行旧剧改造,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秧歌剧在主题内容与人物塑造等方面呈现出革命化的特征,秧歌剧成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沟通与交流的载体。第三章主要探讨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狂欢化特征。作为民间文化的秧歌剧虽受规训,但仍保留着自己独有的民间特色。全民参与互动,东北方言的使用等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出其作为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反斥,东北萨满文化更是其狂欢精神内核,体现着民间文化的独有魅力。第四章阐述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意义与价值。秧歌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繁荣与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秧歌剧作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传播思想、教育民众,加速了东北民间新秩序的建立,开启了群众文艺新时代,并且与后世戏剧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成为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第三部分为结语,收束全篇,对文中东北解放区秧歌剧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总结与回顾,并且指出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缺点与不足,旨在对东北解放区秧歌剧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把握,在为本篇论文画上一个结点的同时,也为日后的写作总结与积攒经验。

周芳^[5]（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范少杰^[6]（2020）在《清末民初旗人作家蔡友梅研究》文中指出蔡友梅（1872-1921）,原名蔡松龄,号友梅,笔名损公,亦曾用过“松友梅”、“老梅”、“梅蒐”、“亦我”和“逋生”等笔名,八旗汉军旗人,是清末民初时期北京文坛知名的旗人小说家和报人,目前存世作品有一百多部,其中以单行本《小额》和“新鲜滋味”系列小说最为着名。本文旨在对蔡友梅其人及其小说、时评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共设置四章:第一章结合清末民初时代背景分析蔡友梅小说创作动因。蔡友梅的小说创作与近代日报小说的兴起密切相关,作为其小说创作的形式和载体,日报小说对蔡友梅小说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同时,日报小说连载的创作模式催生了近代第一批职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而这种新型身份特征也是蔡友梅保持其旺盛创作态势的一个重要内因。出于旗族身份的感召和对旗人生存现状的关注,蔡友梅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旗人书写特征,但这种特征中还夹杂着一种文化反思,而这也构成蔡友梅小说创作的一个内在动因。第二章剖析蔡友梅小说中的“庚子事变”书写。蔡友梅反映庚子事变的小说主要有《五人义》、《王有道》两部。通过作品中没落旗人形象的塑造,蔡友梅以在场者身份,审视了这一时期旗人精神上的衰败和文化的贫瘠。在小说观念上,蔡友梅注重以旗人小说家的身份反思历史。通过对庚子时期混乱社会现状的描摹和对八旗制度自身弊端的暴露,刻画出这一时期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病态的狂欢化心理。第三章为蔡友梅时评创作研究。蔡友梅的时评作品有《益世余谭》、《益世余墨》两部,就题材内容而言,可以分为“新旧议论”、“道德危机”、“旗人现状”、“社会教育”四类。艺术特征上,蔡友梅擅长以辛辣幽默的反讽手法和诙谐动听的语言艺术去揭露新旧交替之际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其时评具有一种“戚而能谐”的讽刺品格。针对民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蔡友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借鉴“春秋笔法”,呈现出一种“拟史化”书写特征。另外,这些时评中留存了大量有关蔡友梅生平经历及价值观念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达成“知人论世,回溯本源”的研究目的,而时评中的一些材料也与其日报小说的故事情节相呼应,构成了一种“互文性”书写特征。第四章品评蔡友梅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蔡友梅的小说创作自觉继承并发挥了史传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及“劝惩”功能”,并且与时事新闻存在“互文性”书写,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实录性”审美特征。在小说体式上,蔡友梅遵循了传统的评书体例,但借助杰出的叙事才能和“化俗为用、俚语入文”的语言改造,其小说叙事在一定程度又突破了评书体例“以情节为中心”的限制,并从题材和语言上都依托了京旗这一文化场域,因而具有醇厚的“京味儿”风格特征。通过对相声“贯口”、“包袱”等艺术手法的借鉴,蔡友梅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极为有哏”的幽默特征,而“幽默”文风的背后更多地传达着其对社会缺陷的讽刺以及对旗族自身文化的反思。这种“幽默”与“讽刺”交织的二重性特征,也为后世“京味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写作经验与文化积淀。

董德^[7]（2020）在《中国大陆当代新民谣音乐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书写的新民谣音乐是现代流行音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传统民歌及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这种区别既体现在乐理学概念上,又彰显于生产、传播机制中。新民谣音乐起源于西方并历经现代化蜕变,具有工业化生产、媒介化推广、商品化流通、全球化共享的特征。西方传统民谣（ballad）以抒情性与叙事性的传统深刻影响了美国乡村音乐与现代民谣的发展,并为其镌刻上人文性与批判性的印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多元、繁荣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现代民谣音乐（folk）的流行,促使其完成精神内核的嬗变,最终成为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表达思想情感、介入社会世务、开展社会文化批判的媒介与武器,传承并发扬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西方民谣音乐形式与台湾现代民歌音乐文化内涵影响所产生,它是以木吉他、口琴为伴奏乐器,以自然质朴的方式歌唱,反映宗教、生活、工作、战争等内容的音乐类型。新民谣音乐具有较强的吟唱感,丰富的文化内涵,深邃的精神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是批判性,不同于校园民谣的风花雪月,正是这种深入大众生活,从边缘涌向主流的小众音乐,以它历久弥新的人文传统、批判精神、审美特征使其极具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试图在文化视域内研究新民谣音乐,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阐述了论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方法与意义。民谣音乐是流行音乐众多分支中唯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的音乐类型,具有悠远的历史传统、人文属性、审美特征,在人类历史和生活中承担着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关照思想情感、塑造精神家园的使命。新民谣音乐的本质与功能为论文研究奠定合理基础,建立科学前提。如何引导其扎根于中国大地,葆有其本质的同时发挥其功能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文献资料出发,以史为鉴、以史为脉,找准源头,全面彻底梳理新民谣音乐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发展的历程,精准把握其与中国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更要深入音乐系统内部,回归其本质与功能。第一章,新民谣音乐概念梳理及文化研究视阈。整体由外到内追寻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的起源和衍变,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之后,英国的新教伦理传统也随之被美国的消费主义浪潮取代。后现代主义消费浪潮对世界的影响甚至主导并不局限于经济结构形式,而是深入文化内在肌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引发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焦虑,导致亚文化现象异军突起。第二章,新民谣音乐的时空流脉。鲍勃?迪伦赋予现代民谣音乐的意义,不仅影响着美国民谣的发展也对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现代民谣经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以及校园民谣影响后,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校园民谣,为21世纪新民谣音乐的复兴奠定了音乐与文化基础。第三章,新民谣音乐的题材分类与文化内涵。本文将新民谣音乐划分为五大类别,每一种类的背后都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蕴。新民谣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的制约,在审美的独立与救赎中砥砺前行。其精英文化立场的批判思考突破了大众性的商业桎梏,并在当下启迪着有文化自觉的大众的心灵。新民谣独树一帜的歌唱美学:唯美与粗粝。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色彩形成了演唱中的文化性。第四章,新民谣音乐创作群文化身份分析。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大陆现代化时代背景下,新民谣唱作人依然固守民谣音乐的人文传统,坚持开展诗性批判,这些人以鲜明的文化身份占领中国大陆分众音乐市场。除此之外,新民谣音乐积极开掘本土民歌资源,将少数民族音乐与地方民歌等音乐元素融入到作品创作中,与社会现代化的合流是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乃至民间音乐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第五章,新民谣音乐接受群文化心理解读。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文化概念有助于理解以新民谣音乐为代表的粉丝社群意义生产的狂热现象。尽管这种文化是非正式指导关系,但其培养和训练公众的文化判断力与审美能力却是极为出色的。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谣音乐的接受群相较于流行音乐其他风格类型更显现出一种精英意识:即通过传播新民谣歌曲介入社会批判,通过解读新民谣歌曲获得自我价值的动力。第六章,新民谣音乐的文化价值及影响。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突破了民谣音乐以往的惯性与水准,契合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审美现代性,利用媒介技术与平台进行传播,扩大影响范围及其受众群体,坚持艺术自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新民谣唱作人以美育人,向受众展示出自身独有的文化立场、批判精神和人生意味。在艺术的自律中重建多元音乐文化,激活了流行音乐创作的边缘活力。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在自律与他律之间的挣扎中与流行音乐合谋共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中国民歌和文学。其早已超越了音乐的形态,成为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象征和意义符号。只有正确看待、理解和处理人文传统、审美特性与社会现代化,尤其是市场化、商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能避免新民谣音乐沦为消费和娱乐的工具,充分发挥其记录时代、审美育人的文化功能。

冯芹^[8]（2020）在《“转生型”网络新民俗研究》文中指出"转生型"网络民俗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利用民俗文化事象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民俗文化新形式。"转生型"民俗事象依托传统,保留了传统的民间思维和"自然情感",主要功能为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网络新民俗大致可分为节庆民俗类与娱乐游戏类等。"转生型"网络民俗,承继了民俗求"变"的本质属性,是传统民俗"活态化"的具体表征。

欧叶荣^[9]（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王润茁,徐赣丽^[10]（2020）在《新媒体时代的民俗形态——以“锦鲤”文化为例》文中指出伴随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应用和普及,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内的活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逐渐有成为新民俗的趋势。这进一步拓展了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为民俗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以"锦鲤"文化作为典型代表,它不仅合乎传统民俗的基本特征,而且呈现出新的范式,或将构建新媒体时代下的民俗新形态,为民俗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新思路。

二、文化转型催生狂欢化新民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转型催生狂欢化新民俗（论文提纲范文）

（2）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主流与民间的“狂欢” ——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民初旗人作家蔡友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大陆当代新民谣音乐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转生型”网络新民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媒体时代的民俗形态——以“锦鲤”文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转型催生狂欢化新民俗（论文参考文献）

• [1]多渠道媒介生态背景下二人转艺术的转型与传播研究[D]. 刘帅. 吉林大学, 2021
• [2]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D]. 周峪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主流与民间的“狂欢” ——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研究[D]. 韩天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清末民初旗人作家蔡友梅研究[D]. 范少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中国大陆当代新民谣音乐文化研究[D]. 董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转生型”网络新民俗研究[J]. 冯芹. 东吴学术, 2020(05)
• [9]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10]新媒体时代的民俗形态——以“锦鲤”文化为例[J]. 王润茁,徐赣丽. 民间文化论坛,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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