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入关后对居民消费意识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提出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李新宇[2]（2021）在《清代打牲乌拉官营采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打牲乌拉官营采捕,是运用采集、捕捞、狩猎、刨挖等方式,获取所需山珍、水产、飞禽走兽以及中药补品等地方土产的打牲活动,是清朝入关前特有采集经济的延续。渔猎采集是女真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建州女真崛起初,借助捕牲获取“参貂之利”。后金国成立后,打牲采捕并未停止,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将每年采捕所获牲物“八家均分”。皇太极继位后继续扩大捕牲规模,于乌拉地面“拨户编旗”专职打牲。每年采捕季节,亲率各旗王公贝勒赴乌拉渔猎捕牲,并将部分采捕权收揽于中央,王公贝勒不能随意打牲。清朝定鼎中原以后,在乌拉设立官营采捕衙门——打牲乌拉,取消下五旗王公贝勒的私捕,打牲由此纳为官营。顺治朝以后,皇帝独掌上三旗,形成对下五旗王公的绝对优势。打牲乌拉牲丁亦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别,上三旗牲丁纳于内务府,下五旗牲丁纳于王、贝勒、贝子府。凡牲丁三十编一珠轩,置正副珠轩达各一人,统由打牲乌拉总管管辖。乌拉为清朝皇室岁捕东珠、蜂蜜、松子和鱼鲜等珍贵特产,将采捕区域圈为禁地不许他人染指。打牲采捕是清朝皇权高度集中的体现,打牲贡品亦成为满洲统治者保留民族记忆的载体。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介绍选题目的和研究价值、基本史料和学术史。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清代东北采捕的缘起。打牲采捕是世居东北的女真人依托地利而形成的传统生产活动,也是女真各部与中原王朝互市的主要商品。努尔哈赤控制建州女真,以打牲采捕方物互市于明,大获其利。后金国建立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十分重视采捕活动,各旗皆设有打牲珠轩,为本旗王、贝勒打牲纳贡。第二章考察专司采捕的打牲乌拉衙署。打牲乌拉衙署设于乌拉国旧地,是清廷设立的官营采捕机构,统辖采捕及屯庄之事。初设时,全衙门仅有总管、翼领和数百牲丁。以后不断扩充,至嘉庆朝,除打牲总管和左右翼领外,设委署翼领四人,其中二人掌采珠、松子和蜂蜜,另二人专司贡鱼;骁骑校七人,委署骁骑校四人,其中八人掌东珠、松子、蜂蜜,二人司捕鱼,一人负责屯庄粮务。此外还有章京、领催等官直接管理牲丁采捕。最初,乌拉衙门仅有打牲丁400余名,康熙朝末年,增至2000余名。随着清廷对东北特产需求的增加,打牲衙门职官的扩充,总管也升至正三品。乌拉总管一职从设衙之初至乾隆初年始终由迈图家族世袭。随着乾隆十五年（1750）第六任总管绥哈纳被革职,迈图家族世职总管的伟业颓然萎落。世职总管由此终结,打牲贡差被纳入吉林将军管辖。第三章探讨采捕的主体——打牲丁的来源。女真各部都有渔猎采捕的传统,乌拉部覆灭后,旧部编入八旗满洲,少部混编于各旗分佐领。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派迈图率领族人和各旗佐领下原乌拉降众拨归乌拉旧地,任噶善达,统领一切打牲事务。这批拨户编旗壮丁就成为打牲衙门牲丁的最初来源。顺治朝以后,随着皇权集中,打牲采捕权渐次收揽于中央,清廷将下五旗王公所属牲丁悉数拨迁乌拉,并与上三旗牲丁合建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康熙帝亲政后,国家逐步一统,对东北贡品的需求愈益增多,打牲之役日趋繁重,打牲丁口数目剧增。这其中既有乌拉原有打牲户的繁衍生息,也有清廷为扩大捕牲规模而由内务府调拨至乌拉的牲丁。康熙朝打牲丁口的激增又与内务府向乌拉发遣罪犯之措施相关。早在顺治朝,已有罪犯发遣乌拉打牲的零星记载。康熙初年,内府旗人罹罪后多发往乌拉当差。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将众多“罪藩”眷属、亲信、奴仆发遣乌拉,并构成这一时期牲丁的重要来源。第四章概括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官营采捕的主要对象。清初,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每年官采的贡品种类繁多,包含遍布东北各地的动植物特产。后将貂皮、人参等差从每年官采活动中裁撤。有清一代,打牲乌拉衙门不间断贡送的特产只有东珠、鱼鲜、松子和蜂蜜四宗。其中东珠以其特殊的政治标识意义,而为历代皇帝所重视。为满足皇室的奢侈靡费,牲丁们奔走于东北各处贡山、贡河之间竭力采捕。清廷为鼓励牲丁采捕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沿途设卡伦、立碑、颁布法令,禁止旗、民私自盗采,希图对各项特产永久占有。第五章官营采捕业的衰落。以东珠采捕和鱼贡采捕为例,说明采捕打牲的衰落与自然资源经过多年过度采捕之后的枯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捕牲贡差的衰落,与清中后期东北涌入大量关内移民开垦荒地、边境俄人势力渗入也有一定关联。最重要的是,采捕打牲是皇室经济的一部分,清朝国力衰退后,财政上再也无法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采捕的衰退导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地位降低,打牲事务统归吉林将军节制,乌拉衙门失去了清初的独立地位。清末,乌拉牲丁被连年抽调随清廷四处征剿,许多牲丁战死沙场;大批壮丁披甲出征,导致有经验的牲丁大量流失,说明其衰退的必然性。结语部分,在概括全文基础上,总结清代官营采捕的特点。采捕业的兴衰决定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兴衰,而后者的兴衰又是清朝兴衰的一面镜子。不妨说,清代东北官营采捕的命运始终与清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
钟焓[3]（2020）在《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文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清史学界开始流行一种貌似新颖时髦的观点,并渐渐影响到国内。这种观点强调在清朝或清帝国的统治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不止一座都城,其中北京作为首都的意义和功能只适用于内地及汉人,而对于其他那些内陆亚洲民族或人群来说,坐落在长城以外的承德（热河）才是他们心目中具有政治意义的首都。换言之,有清一代,北京和承德各自承担起对于内地和边疆的统治中心的政治作用。下面我们先来简要梳理该学说的具体形成过程。
廖橙[4]（2020）在《1885年以来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现代社会变迁与空间》文中研究说明从1885年至今,中国与越南的边境地区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战争及随之而来的三次社会转型。首先是中法战争之后,法国成为北圻（越南北部）的保护国,条约化中越边境。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在边境推行集体农业与工业生产。最后是中越边境战争后,两国在边境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商贸。在此过程中,边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城镇原型:“边境双子城”。边境双子城在国境线两侧毗邻共生,随着中国与越南社会、城镇与建筑的现代化而发生变化,并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论文以在中国与越南边境两侧毗邻的双子城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社会阶段为背景,以双子城的空间结构与空间语义为切入点,分析双子城如何兴起、发展与嬗变。文章希望通过历史研究阐释中越边境双子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连续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语境下认识边境城镇空间的特点。文章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明确论文的研究问题与意义,并说明研究方法。第二章介绍了中越边境的在近代以前的历史地理背景。第三章梳理了中越边境双子城从形成、发展至今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勾勒出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社会-空间整体图景。第四章与第五章是一个整体,分别以中国河口-越南老街与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两对典型的案例说明“边境性”,即“内向性”与“中心性”、“双向性”与“单向性”。第六章是基于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进一步分析,从空间结构与空间语义理解研究对象,以现代社会的三个特征,即“理性化”、“个人行动”与“现代民族国家”为角度。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结语,总结本文研究对象的空间特点,包括制度理性空间的“镜像性”、代表个人交往空间的“交织性”,以及身份认同的“双重性”,以及对双子城未来发展的一些展望。基于上述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自1885年以来,中越边境发生了三次战争,并随即发生了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多元的文明碰撞与文化交融产生了边境双子城及其复杂的文化状态和混杂的空间现象。边境双子城受到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不同地缘环境的影响而体现出多维度的“边境性”:双子城内部的互动状态可以分为“双向性”和“单向性”,双子城作为一个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则可分为“内向性”与“中心性”。不同状态的双子城不断以追求“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在空间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在空间结构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理性与效率理性塑造了一种“镜像结构”,这种结构是双子城的制度空间与核心,在双子城从“内向性”过渡到“中心性”的过程中,镜像结构不断增加。其次,个人行为在双子城内形成了一种“交互网络”,即个体交往谋生的行为如同一张自由编织的网,网的节点是承载交往行为的空间,交往网络使双子城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建立在“双向性”的基础上。最后,在空间所传达的语义上,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被不断被强化,与此同时,在社会和空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边境认同,两种认同构成了社会与空间上的双重性。虽然边境认同并不与国家认同向矛盾,但是因为符号的滥用可能对后者产生负面作用。由此,在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边境性的基础上,论文总结出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空间特点,即“镜像性”、“交织性”与“双重性”。
王晋丽[5]（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张晓晨[6]（2020）在《清初东北边民噶珊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东北是满族的故乡,历史上是清王朝的肇基之地。清入关前,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逐渐地确立了对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以外以及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的统属,施行特殊的边民管理政策。有清一代,在东北地区推行噶珊制度与边民满洲化,以强化区域的管辖。其基本方针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地区通过设姓长乡长、选纳女婿,贡貂、赏乌林等举措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基层管辖;另一方面对生活于松花江、乌苏里江的部分地区的边民抽丁披甲、内迁编旗,融入满洲,使之满洲化。清代东北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边民满洲化使东北地区的原住民命定其位、各尽其责。噶珊制度是基于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以外以及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性,以及上述地区边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实际,实施的一套边民管理措施,具体来说是在乌苏里江以外及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建置噶珊（行政村屯）,广泛地在其社会组织内部设姓长、乡长,将边民编户,并在边民中物色人选选婿嫁宗室女,加强管理。噶珊制度要求边民姓长、乡长定期组织贡貂并给予贡貂户额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边民隶属,促进了经济交流。这些举措是噶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实际而又有效的间接管理。同时,清朝基于地域、血缘、文化、历史等因素,在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着重推行的一项特殊的政治举措,即边民满洲化。满洲军事集团统一东北,将一部分人口就地编户或带回编成牛录,把留在原地者编为噶珊,设长管辖。清入关后,进一步扩大了编户范围,将留于原地的边民统一迁移编牛录最后编入八旗,清入关后的迁移和编旗活动基本上完成了对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边民的再编,这些边民逐渐融入八旗,成为满洲共同体的成员。清初噶珊制度是一项较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措施,它加强了对东北边民的基层管理,使清朝与东北边民间建成了更为持久稳定地隶属关系。边民满洲化增强了八旗驻防,强化了对松花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边民的管辖,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地区生产力发展。在抗击沙俄侵略的过程中,新旧“满洲”悍不畏死,共同抗击沙俄侵略,在反抗外敌侵略中休戚与共,保卫了边疆领土的完整。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中,客观上促进了边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满洲文化也得以在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辽远地区广泛地传播。当然,在噶珊制度与边民满洲化政策的实施中,大量人口迁徙和配套措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清政府的经济负担;大规模船运交通、新满洲驻防哨卡和赏乌林木城的建立,消耗了大量森林资源,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了损害。但瑕不掩瑜,噶珊制度与边民满洲化政策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稳定了清朝的“根据地”,开拓了东北地区边民管理的新局面。
刘明[7]（2020）在《西汉长安首都圈研究 ——以空间布局和层次功能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就是其发源地之一。中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城市已具有一定规模。春秋战国,由于社会变动以及经济的大发展,大量城市出现。秦朝建立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初步形成。西汉时期,在秦的基础上,对一些城市进行了修复与扩建,首要的城市就是首都长安。它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必须依靠区域、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项要素的综合支撑,因此就需要较大的地域范围,这个地域就是首都圈。它可以分为近郊区和外围区两部分,因其距离的不同,应有不同的分工与作用。对于西汉长安首都圈而言,其近郊区就是包括陵县和上林苑等周边地区,外围区就是三辅其他县邑,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认识古代首都圈的发展方式。本文的内容主要从以下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引言。包括文章选题缘由、意义、首都圈相关概念的阐述,以及对前人研究西汉长安首都圈成果进行评述。第二部分是西汉长安首都圈的演变过程。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二是结合西汉所处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背景,对西汉长安首都圈发展的历史沿革和选址营建进行了陈述分析。第三部分是西汉长安首都圈近郊区。分为首都长安、卫星城——陵县和皇家园林——上林苑三部分。首先阐述了首都长安的城市形制、内部布局,进而分析了其功能。其次通过对陵县设置原因、布局管理和人口构成以及上林苑建造过程、空间范围和管理方式的研究分析,来探讨其对首都长安所承担的功能。第四部分是西汉长安首都圈外围区。主要论述了外围区内的辖区变化、行政设置及人口规模和城市等级类型划分,以及长安首都圈发展必不可少的推动要素——交通体系,进而阐释外围区对首都长安所承担的功能。第五部分是西汉长安首都圈的影响。包括长安首都圈对后世都城的影响,以及对关中地区开发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语。综论上述各部分研究,重点对首都圈圈层结构和圈层内各部分对首都长安所起的功能作用进行总结和分析,认为西汉统治者定都长安是统治者根据当时综合形势分析所决定的,建都后对长安附近及三辅地区的规划,使首都长安的安全得以保障,并最终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而且这种规划布局对现在关中地区城市群的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王飞[8]（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李思豫[9]（2020）在《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大量关内移民源源不断涌进东北地区,在与原住民进行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促使迁入地饮食文化发生了显着变化,并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北地域饮食文化。一定地域在历史时期形成的饮食文化不仅会具有突出地方性知识的原壤性,还有受移民群体影响而具有来自不同地域的外源性。近代之前,东北原住民受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移民政策及民族饮食影响,形成了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饮食文化,并为近代东北饮食文化变迁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随着大量关内移民不断涌入,东北地区民众在饮食对象、饮食方式、饮食礼俗乃至饮食观念上均发生过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关内移民将自身所携带的饮食文化带到东北地区,能够从多方面充实和丰富东北地区的原生态饮食文化,受到当地世居民族的喜爱与认可,还在同原住民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渐渐学会应对特殊地理环境的饮食技艺,并能够根据迁入地风土人情对自身的饮食文化进行适当调适,进而使其成为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关内外民众经过多次接触、交流与合作,不断传承本土饮食文化、调适关内饮食文化以及产生新型饮食文化,实现东北饮食文化从以“民族性”为主向以“地域性”为主转变,并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北地域饮食文化。同时,在关内移民影响下,东北地域饮食文化具有包含适应性、能动性、层次性乃至包容性在内的多元一体特征,能够让饮食传统从多样到趋同,饮食分布从民族到地域,饮食特色从东北到全国,并出现以差异互通为主要优势的时代走向。总之,人口迁徙实际上也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而文化的空间位移常常也会因地而异。关内移民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带到东北地区,同当地原住民进行频繁互动,使其迁出地饮食文化受到世居民族的喜爱与认可,可以根据迁入地风土人情进行能动地调适,能够充分结合两地的饮食特色来共同孕育和探索新型饮食文化,并最终形成一种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东北饮食文化,进而在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能够熠熠生辉。
郭咏嘉[10]（2020）在《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研究：过程、格局、机制》文中提出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发生,用乡村吸引物来满足城市旅游者休闲怀旧需要的旅游活动。现阶段正是我国乡村旅游行业转型与提升发展的关键时期,探究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规律及布局形成机制,对于整合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完善乡村旅游设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发展乡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篇论文主要分为七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阐释问题提出的背景、解决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论文总体框架。第二章侧重论文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的产生背景、形成发展和研究内容等。第三章梳理归纳了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包括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源远流长的历史、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色、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纵横交错的道路交通、崭露头角的旅游产业等。基于三生理论对吉林省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然后确立指标对吉林省各市县域的乡村性指数进行测算,最后得出吉林省各市县域的乡村性指数情况及冷热点布局。第四章选取200个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样本点,对样本乡村旅游地时间尺度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在确定样本点时间尺度、类型归属和空间尺度选择依据的基础上,对于吉林省的乡村旅游地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动态分析,总结出其数量历时性、类型历时性、空间重心特征和空间热点特征。最后引入空间尺度,用最临近距离、崔王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核密度等指标将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格局用地理学的视角表现出来;同时归纳总结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第五章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引入相关指标,分析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的5项基础影响因子和4项助力影响因子。第六章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切入点,将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过程嵌入其中,构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模型。利用网络舆情做参考,选取长春市奢爱良疏果蔬农场、红旗朝鲜族民俗村、缘山湖农业园三个实证案例,基于座谈、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检验,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深入剖析各种尺度乡村旅游地布局优化路径。第七章简要梳理主要结论,展望新时期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以期对乡村旅游发展宏观政策制定和乡村旅游地理微观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研究,论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在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发展客观分析时利用三生理论将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的类型分为3大类、11亚类、43小类。进一步测算出吉林省乡村性指数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中部平庸的特征,区域总体差异显着,局部差异不大,乡村性水平最高的地区属于汪清县,最弱的地区是乾安县,总体乡村性水平不高,乡村性指数平均值为0.25。（2）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间尺度的演变规律。根据论文选取样本的分析,吉林省的乡村旅游地时间演化分为4个阶段:1990年之前为原始阶段;2000-2008年为启蒙阶段;2009-2013年为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为爆发阶段。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类型演变中1990年之前的原始阶段,涉及到的1个乡村旅游地属于乡村生态类;2000-2008年的启蒙阶段,属于乡村生产类的8个,乡村生活类的11个,乡村生态类的2个;2009-2013年的发展阶段,属于乡村生产类的有36个,乡村生活类的11个,乡村生态类的19个;2014年至今的爆发阶段,属于乡村生产类的25个,乡村生活类的20个,乡村生态类的67个。（3）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分析。（1）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呈带状集聚特征。（2）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中程度。辽源市和松原市乡村旅游地的集聚程度呈高度集中的状态,地理集中指数在吉林省各地市州中居于首位和第二位;其他7个市州的乡村旅游地都是分散状态。（3）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均衡程度。利用基尼系数对吉林省及其下辖8市1州的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进行测定,最终得出辽源市的基尼系数属于尚且均衡状态,其余市州基尼系数均属于极高等级。（4）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核密度进行测算发现,生产类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较大的区域位于通化市和白山市,生活类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较大的区域位于长春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类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较大的区域位于长春市和吉林市。（5）通过重心模型测算,得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重心演变轨迹经历了远离地理中心-靠近地理中心-远离地理中心的过程,且总体呈向南、向东趋势。（4）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影响因子分为基础影响因子和助力影响因子。基础影响因子按照单项指标得出乡村性指数较弱或者中等、低海拔、水系密度高、公路密度高、4A级以上旅游景区周边的条件更适合乡村旅游地的形成和发展,将影响因子进行排列组合后得出乡村指数低+地势海拔高+水系河流密度低+公路密度高+距离A级以上旅游景区距离近最适合乡村旅游地发展,乡村指数低+地势海拔高+水系河流密度高+公路密度高+距离A级以上旅游景区距离近最不适合乡村旅游地发展;助力影响因子中得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乡村旅游的客观条件,当地旅游业情况调动起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的引导规划三者共同影响才形成了吉林省目前的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5）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将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行动者确认为:人类行动者包括社区居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投资商、专家学者;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地理环境、扶持政策、主体产品、规划开发等共8项。将200个示范点的网络舆情作为基础考量,将各类型乡村旅游地中平均评论数最多的作为实证样本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出长春奢爱良疏果蔬农场、万宝镇红旗村朝鲜族民俗村、吉林省缘山湖农业园的演化机制。最后得出三个层次的优化路径:宏观层面从吉林省政府监管出发,引导市场介入,通过正式制度创新和市州政策差异化等方面优化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格局;中观层面以长春市为例,首先以传统旅游产业为基础对其进行转型升级,确定中观尺度地域的客源地核心,进而选择扇形辐射,由近及远进行圈层布局。微观层面以长春市双阳区为例,首先环绕初始旅游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地进行布局支撑,注重当地精英对引导乡村旅游者消费模式的作用,同时布局方式向类型集中化转型。
二、中国入关后对居民消费意识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入关后对居民消费意识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2）清代打牲乌拉官营采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研究价值 |
| 二、清代文献及研究概况 |
| 三、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官营采捕的缘起 |
| 第一节 明末女真人的采捕 |
| 第二节 后金(清)时期的采捕 |
| 第二章 清朝皇室的专职采捕组织:打牲乌拉 |
| 第一节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位置与疆界 |
| 第二节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职司演变 |
| 第三节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主要职官沿革 |
| 第四节 打牲乌拉世职总管考 |
| 第五节 总管绥哈纳革职事件 |
| 第六节 打牲乌拉世职总管的终结 |
| 第三章 采捕牲丁的来源 |
| 第一节 世居、拨归乌拉的“满、汉旗仆” |
| 第二节 发遣乌拉牲丁 |
| 一、遣犯成分 |
| 二、发遣制度 |
| 三、发遣原因 |
| 第三节 管理牲丁的组织——珠轩 |
| 第四章 几项重要的官营采捕 |
| 第一节 东珠 |
| 一、东珠的使用 |
| 二、东珠的采捕 |
| 三、东珠的进贡 |
| 四、奖惩措施 |
| 第二节 贡鱼 |
| 一、捕打鲟鳇鱼 |
| 二、捕打(?)鱼 |
| 第三节 蜂蜜和松子 |
| 一、采集蜂蜜 |
| 二、采集松子 |
| 第五章 官营采捕的衰落 |
| 第一节 衰落过程与原因 |
| 一、东珠采捕的困境 |
| 二、其它皇贡采捕的衰落 |
| 三、军事征调的影响 |
| 第二节 管理职权的纠葛 |
| 一、吉林将军兼理打牲采捕 |
| 二、吉林将军与乌拉总管的任免 |
| 三、乌拉两衙的矛盾 |
| 第三节 财力拮据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总管内务府奏报遵旨议处擅请免贡之原任布特哈乌拉总管绥哈纳等员折(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 二、奉天将军衙门为奉上谕严查官员顶子所缀珍珠等是否符合规定事咨盛京佐领(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十一日) |
| 附图 |
| 一、皇帝朝珠图 |
| 二、皇帝冬朝冠图 |
| 三、皇帝朝带图两种 |
| 四、皇太后、皇后金约图 |
| 五、康熙皇舆全览图(局部)——打牲乌拉城 |
| 六、雍正十排图(局部)——打牲乌拉城 |
| 七、乾隆十三排图(局部)——打牲乌拉城 |
| 八、清代吉林地区图——打牲乌拉 |
| 九、吉林全图 |
| 十、吉林乌拉舆略图 |
| 十一、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捕贡江界全图 |
| 十二、打牲乌拉捕贡山界全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4）1885年以来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现代社会变迁与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说明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相关概念说明与辨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中越边境双子城 |
| 1.3.2 关于城镇空间的现代性与现代化 |
| 1.3.3 文献综述总结 |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研究框架 |
| 2 中越边境的历史地理背景 |
| 2.1 山、河流与海湾 |
| 2.1.1 山 |
| 2.1.2 河流与海湾 |
| 2.2 统一的气候条件 |
| 2.3 “浑涵”的边界与混居的聚居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越边境双子城的三次社会变迁与空间变化 |
| 3.1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引入与边界的法定化(1885-1949) |
| 3.1.1 政治制度的物质表现:关口空间 |
| 3.1.2 经济秩序的物质表现:口岸区 |
| 3.1.3 社会等级的物质表现:街区 |
| 3.2 共享的双子城与共存的意识形态(1949-1989) |
| 3.2.1 “消解”的边界与共享的双子城 |
| 3.2.2 共存的意识形态:“苏联社会主义”建筑与“越南现代主义”建筑 |
| 3.3 开放合作的时代与双子城的扩张(1989年至今) |
| 3.3.1 复杂化的口岸综合体 |
| 3.3.2 细分化的商贸空间 |
| 3.3.3 差异化的国家形象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内向性”与“中心性”:中国河口-越南老街的边境性 |
| 4.1 本章引论 |
| 4.2 河口-老街概况 |
| 4.3 滇越铁路与双子城的“内向性” |
| 4.3.1 滇越铁路的项目定位 |
| 4.3.2 铁路施工中的河口-老街 |
| 4.3.3 边境枢纽的空间要素 |
| 4.4 跨国公路与双子城的“中心性” |
| 4.4.1 贸易量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升级 |
| 4.4.2 多中心的双子城 |
| 4.5 本章小结 |
| 5 “双向性”与“单向性”:中国东兴-越南芒街的边境性 |
| 5.1 东兴-芒街概况 |
| 5.2 差异的理念与共同的发展:双子城的“双向性” |
| 5.2.1 差异的理念: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建城与晚清的边贸固边 |
| 5.2.2 生意往来与商业空间 |
| 5.2.3 “边境一日游”塑造的国门景区 |
| 5.3 象征“友谊”的空间与双子城的“单向性” |
| 5.3.1 北仑河友谊大桥与新国门 |
| 5.3.2 “友谊街”的工厂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越边境双子城空间的机制研究 |
| 6.1 镜像结构:理性化的社会行动空间 |
| 6.1.1 作为边境双子城基础的镜像结构 |
| 6.1.2 空间的理性化及趋势 |
| 6.2 交互网络:个人行动与交往空间 |
| 6.2.1 依赖于双向性的交互网络 |
| 6.2.2 节点空间的正统性与非正统性 |
| 6.3 双重语义: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与边境认同 |
| 6.3.1 固有的内向性:空间塑造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 |
| 6.3.2 边境的想象、建构与体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7.1 进入“现代” |
| 7.2 边境性的多重释义 |
| 7.3 边境双子城的空间特点 |
| 7.4 回顾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清初东北边民噶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分析 |
| 五、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初噶珊制度实施的背景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的边民治理 |
| 一、军事征服收编边民 |
| 二、边民纳贡确立隶属 |
| 第二节 清初东北贡貂的族群及其分布 |
| 一、乾隆以前的东北贡貂族群及其分布 |
| 二、乾隆以后的贡貂族群及其分布 |
| 第二章 噶珊制度的内容与实施 |
| 第一节 噶珊的设置 |
| 一、噶珊内的社会组织 |
| 二、姓长乡长的任命与职责 |
| 三、边民噶珊与分布 |
| 第二节 贡貂赏乌林 |
| 一、按户贡貂与边民隶属的建立 |
| 三、按等第赏乌林与边民社会秩序的建立 |
| 第三节 边民的满洲化 |
| 一、清初组织新满洲的内迁 |
| 二、清初边民的编旗活动 |
| 第三章 清初噶珊制度的影响与评价 |
| 第一节 确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 |
| 一、实现“以户为单位”管理 |
| 二、建立符合清朝统治要求的法律 |
| 第二节 扩大“新满洲”充实国防 |
| 一、加强驻防八旗,促进生产 |
| 二、共同体抗击沙俄,保卫边疆 |
| 第三节 促进了中央与东北边民文化交流 |
| 一、推行礼仪,“倾心向化” |
| 二、接受满族语言服饰,提升文化认同 |
| 第四节 噶珊制度的消极影响 |
| 一、增加地方经济负担 |
| 二、东北环境遭到一定破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 |
| 二、官修史书 |
| 三、地方志 |
| 四、相关着作 |
| 五、相关论文 |
| 后记 |
（7）西汉长安首都圈研究 ——以空间布局和层次功能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首都圈的相关概念 |
| 1.都城概念 |
| 2.首都圈的概念 |
| 3.卫星城概念 |
| 4.近郊区、外围区概念 |
| (三)研究成果综述 |
| 1.首都圈研究 |
| 2.卫星城陵县与园林区研究 |
| 3.外围区研究 |
| 4.研究成果总结与分析 |
| 一、西汉长安首都圈的兴起与发展 |
| (一)首都圈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 |
| 1.地理位置 |
| 2.地貌与水文 |
| 3.气候与资源特征 |
| (二)首都圈历史沿革与发展 |
| 1.西汉以前关中城市发展概况 |
| 2.首都的选址与首都圈的形成 |
| 二、西汉长安首都圈的近郊区 |
| (一)中心城市——首都长安 |
| 1.首都长安的城市形制 |
| 2.首都长安的内部布局 |
| 3.首都长安的主要功能 |
| (二)卫星城——陵邑 |
| 1.陵邑设置的原因 |
| 2.陵邑的布局管理 |
| 3.陵邑的人口类别 |
| 4.陵邑的主要功能 |
| (三)皇家园林——上林苑 |
| 1.上林苑的营造过程 |
| 2.上林苑的范围管理 |
| 3.上林苑的主要功能 |
| 三、西汉长安首都圈的外围区 |
| (一)外围区的辖区变化及行政建置 |
| 1.从秦内史到汉三辅 |
| 2.特殊行政区划与官职 |
| (二)外围区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 |
| 1.人口数量估测 |
| 2.城市等级划分 |
| (三)首都圈联系的基础——四方并臻的交通体系 |
| 1.首都长安与卫星城的联系 |
| 2.以长安为中心的道路网 |
| (四)外围区对首都长安所起的作用 |
| 1.防卫与信息传递功能 |
| 2.祭祀与经济功能 |
| 3.确保关中优势地位 |
| 四、西汉长安首都圈的影响 |
| (一)西汉长安首都圈对后世都城的影响 |
| 1.都城继承性 |
| 2.行政区划发展 |
| 3.文化区域性 |
| (二)西汉长安首都圈对关中地区开发的影响 |
| 1.生态环境影响 |
| 2.农作物及土地开发 |
| 3.经济发展方式多样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近代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的环境 |
| (一)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 (二)兼收并蓄:差序分布的生产方式 |
| (三)首崇满洲:长期封禁的移民政策 |
| (四)满天星斗:特色鲜明的民族饮食 |
| 二、移民背景下东北饮食文化的嬗变 |
| (一)鼎中之变:包罗万象的饮食对象 |
| (二)餐桌之盛:丰富多彩的饮食方式 |
| (三)四方之雅:交融共存的饮食礼俗 |
| (四)味蕾之香:渐趋成熟的饮食观念 |
| 三、移民视角下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形成 |
| (一)去粗取精:本土饮食文化的传承 |
| (二)因地制宜:关内饮食文化的调适 |
| (三)融会贯通:新型饮食文化的产生 |
| 四、移民影响下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特征及时代走向 |
| (一)多元一体: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特征 |
| (二)差异互通: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时代走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研究：过程、格局、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比较 |
| 四、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旅游 |
| 二、乡村旅游 |
| 三、乡村旅游地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核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体验经济理论 |
| 二、支撑理论——城乡统筹理论、三生空间与三生功能理论 |
| 三、布局理论——核心边缘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三章 基于三生视角的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分类与乡村性评价 |
| 第一节 基本概况 |
| 一、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 |
| 二、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 |
| 三、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色 |
| 四、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 |
| 五、纵横交错的道路交通 |
| 六、崭露头角的旅游产业 |
| 第二节 三生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分类 |
| 一、乡村生产类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应用 |
| 二、乡村生活类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应用 |
| 三、乡村生态类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应用 |
| 第三节 三生视角下市县域乡村性评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与格局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样本选择 |
| 二、计量方法与依据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地历时性演化过程 |
| 一、乡村旅游地演化基础数据 |
| 二、乡村旅游地时间演化 |
| 三、乡村旅游地类型演化 |
| 四、乡村旅游地距离城市中心点演化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分析 |
| 一、乡村旅游地地理位置 |
| 二、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 |
| 三、乡村旅游地空间核密度及重心演变 |
| 四、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与扩散 |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
| 一、水平时序呈渐次上升态势且增长趋势分为四个阶段 |
| 二、空间分布呈东西分散中部集中格局且总体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
| 三、不同功能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异质性存在极差化分布 |
| 四、空间形态上各市州属于“团状”、“带状”和“点状”并存的格局 |
| 五、区域功能定位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空间核密度 |
| 六、空间重心演变遵循先远离又靠近再远离地理中心的轨迹 |
| 第五章 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因子选取 |
| 一、乡村旅游地演化因子选取原则 |
| 二、乡村旅游地演化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基础影响因子 |
| 一、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乡村性指数的关系 |
| 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地形地势的关系 |
| 三、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水系河流的关系 |
| 四、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公路密度的关系 |
| 五、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关系 |
| 六、基础影响因子组合定量评价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助力影响因子 |
| 一、国家休假制度变革 |
| 二、区域旅游经济总体情况 |
| 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 四、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与规划 |
| 第六章 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与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渊源 |
| 二、关键概念 |
| 第二节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模型构建 |
| 一、行动者初选与发展目标确立 |
| 二、角色转换与利益联盟 |
| 三、网络构建 |
| 四、异议 |
| 第三节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实证检验 |
| 一、生产类乡村旅游地——长春奢爱良疏有机果蔬农场 |
| 二、生活类乡村旅游地——万宝镇红旗朝鲜族民俗村 |
| 三、生态类乡村旅游地——缘山湖农业园 |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优化路径 |
| 一、优化原则与目标 |
| 二、优化路径选择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附录7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中国入关后对居民消费意识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清代打牲乌拉官营采捕研究[D]. 李新宇. 吉林师范大学, 2021(02)
- [3]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J]. 钟焓. 新史学, 2020(02)
- [4]1885年以来中越边境双子城的现代社会变迁与空间[D]. 廖橙.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1)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6]清初东北边民噶珊制度研究[D]. 张晓晨. 吉林师范大学, 2020
- [7]西汉长安首都圈研究 ——以空间布局和层次功能为视角[D]. 刘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9]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研究[D]. 李思豫. 吉林师范大学, 2020(07)
- [10]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研究：过程、格局、机制[D]. 郭咏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