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新动向：单极霸权与多极发展

一、世界格局新动向:单极独霸与多极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曹晓云^[2]（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王琼^[3]（2016）在《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执政方略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总体政治决策和战略布局,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执政目标,而采取的执政思维和执政布局的总和。执政方略决定着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是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全景式展现。然而,执政方略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移易的,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内部状况的改观进行完善。执政方略定位就是基于治国理政内外部条件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包括目标的确定、思维的转变和布局的调整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为题（特指全面执政时期,局部执政时期不在本选题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大国博弈作为一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重要思路。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逻辑的辨析、历史的实证、要素的分析来厘清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后从认识规律走向运用规律,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来思索执政中国的重要命题。在执政方略行为系统分析模型中,世情、国情和党情是对执政方略定位产生影响的外部压力源和扰动力,基于环境改变确立的执政方略定位又会“反转”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交互与动态平衡中,执政方略定位不断调整,才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在所有的世情因素中,大国博弈格局变化当属最重要的考量,各国以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取为导向进行策略选择,形成博弈中的冲突较量。大国博弈合纵连横,牵引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根神经,是纷繁复杂的领土纠纷、军备竞赛、贸易冲突等国际争端背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明显,国际微小的动向往往会映射到国内,引起执政方略定位的重大变化。历史的实证分析,在两极格局演化期、新旧格局转换期和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准确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潮中经受住了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一系列执政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也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由于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判断失误或反应过激而形成的“左”倾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探索历程,正是那些符合时代特征、国情国力和民心诉求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向前。在从立国、富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自身的转变和提高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考验。基于要素的分析总结,政治摩擦、利益冲突、军事较量、文化渗透和制度竞争是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大国博弈要素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要素集合体形成的冲击、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等。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来予以回应,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争取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主要行为选择。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的准确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历史和要素的分析梳理总结,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要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包括执政目标的确定要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执政思维的转变要体现政党现代化的趋势、执政布局的调整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二是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既要分析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分析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三是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博弈能力;四是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和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执政方略准确定位所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而关起门执政。关注全球热点,回应世界关切,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基本要求。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适应、改变、创新、胜出,是确立执政方略定位的重要遵循。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执政方略定位体现着政党意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紧密联系。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是从规律层面对国家发展进路的全盘构思,是“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整体计划。虽然不能够选择执政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通过道路的抉择、模式的转换、方略的定位,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架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尤宏兵,崔鹏歌^[4]（2014）在《多极化世界格局新趋势与中国的选择》文中指出世界格局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进入21世纪以来,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并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推进着世界多极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在简要回顾了多极化世界演变历程,提出新时期多极化世界的组成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各"极"用于巩固和强大自身的重要路径,国际关系更为复杂以及新的国家安全观正在形成。文章指出面对不断变化的多极化世界中国的选择。

杨震^[5]（2012）在《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文中指出间发展。战争的变化同样也对海权的范围产生了影响：冷战后世界海军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战争集中在沿海地区；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海军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具备为联合部队提供战略海运、海上防御和对陆纵深打击能力。军事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进行引领的导弹技术的进步使海军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常规战略性打击成为可能。上述影响使海权的范围开始从远洋公海扩展至沿海地区并直抵大陆纵深。后冷战时代海权在规模范围的变化不但完成了理论探索,也进行了战争实践。从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变化来看,则是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双重影响的。后冷战时代海权的地缘政治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海权的轴心地带由从前的大西洋转向太平洋。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与美国一起成为世界海权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在中国发展海权的三个关键战略区域：台湾、南海和印度洋进行“岛链”封锁,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的海权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海权观、战略海权观、复合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的主体。冷战的结束使海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还在深化与发展。

邢西敬^[6]（2011）在《国际政治格局新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政治格局是国际政治领域内的一个重要概念,于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借鉴中外学者的不同观点,本文将国际政治格局定义为,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国际体系内的大国或者主要国家集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力量对比结构和战略互动态势的综合。它包括国际体系内的主要行为体、主要行为体间的力量对比结构、主要行为体间的战略互动态势三个构成要素。全局性、相对稳定性、客观性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战争或者危机可以带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进入新世纪以来,导致国际体系内部权力分布发生变革的因素相继发生。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变化,“结构”是国际政治理论整体主义研究方法中的基本假定和核心变量之一。以物质为本体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以观念为本体的建构主义理论都使用“结构”作为分析工具。本文借鉴新现实主义对“结构”的界定原则和分析方法,兼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些理论主张。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随着国际体系内部权力分布的变化和国际机制等因素作用的凸显,国际格局的“结构”发生变化,因之,建构在国际体系结构之上的国际政治格局也产生变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一个持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质变与量变相统合的过程。为了全面剖析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本文从其构成要素展开分析。首先,就主要行为体而言,表现为数量有所增加、构成更加多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文明国家开始踏入国际舞台的中央。其次,就主要行为体间战略互动态势而言,战略互动主题和性质都发生了新变化。地缘经济重要性相对上升、地缘政治重要性相对下降。行为体间合作的“层次化”现象愈加明显;其冲突和斗争也更加复杂。最后,复合型国际格局发生新变化,从单极化和多极化互动的层面来看,单极化力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多极化力量强劲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各个多极化力量中心的发展来看,各多极化力量中心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能否成功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将直接决定着复合型国际格局发展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合型国际格局中的单极化力量和多极化力量的互动进入了一个深刻调整时期。论文框架而言,本文采总分结构。第一部分为总述,分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三个构成要素。第二、三、四部分为分述,分别从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行为体、主要行为体间战略互动态势和主要行为体间力量对比结构层面分析了国际格局构成要素的变化。论文结尾进行了小结。

方奕贤^[7]（2009）在《冷战后美欧关系评析》文中认为美欧关系是当今大国关系中的一组重要关系,亦是一组最为密切的关系,呈现出诸多复杂性的矛盾特征。正确认识美欧关系的各相关范畴将有助于充分理解西方大国间的关系互动,及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向,这对于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开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参照意义。本文结合冷战后的国际背景,从不同的历史事件入手,主要从合作与竞争角度对冷战后的美欧关系的变化特点、原因、性质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并对冷战后美国的三届领导人即老布什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时期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欧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概括,从政治、利益、价值观方面分析了美欧关系合作的原因及合作的性质。而冷战后美欧竞争的特点主要是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上的竞争以及在其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竞争。原因方面,由于导致美欧安全竞争的原因较多,本文主要从国际安全环境、军事差距、战略目标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分析。前景方面,本文既结合现实,又结合今后美欧力量的发展变化,认为美欧的安全合作和竞争将继续下去,在合作上将更加平等化,在竞争上,关于欧洲安全主导权的竞争将继续下去,其它的分歧大部分可以在联盟内部加以解决。

周树春^[8]（2008）在《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 ——“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在世界发展的转折时期和中国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执政党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主张。这一思想在理论外延上反映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辨证统一，也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现实利益与根本利益的辩证统一。目前，我国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我们必须在物质发展基础上，获得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上的世界认同。“和谐世界”是现阶段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是我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纲领性指针，也是我国“软实力”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抽象表现形式之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虽然传统发展观依然存在，但新的因素不断在全球政治中孕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全人类利益不断增长。面对新的形势，人类需要改变旧的生存和发展观念，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各种严峻挑战。“和谐世界”理论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符合世界转型的基本趋势，为建设一个更加理想的世界提供了基本方向。“和谐世界”理念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理论勇气，反映了对世界大势的乐观判断，也体现对人类未来的深深忧患，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高度概括，昭示着一个文明古国和负责任大国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是当代中国对建设新的全球文明的重大思想贡献。但是，要使“和谐世界”理念获得更加普遍的认同，还面临一定的困难。首先是美日等西方国家怀疑我国提出“和谐世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口号和策略。其次，国际舆论总体上仍呈现西强东弱、西强我弱的格局，我国尚未掌握话语权。特别是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主导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话语。“和谐世界”作为一种富于理想主义价值理念的主张，需要有效地显示出对现实世界较强的阐述能力。这——是“和谐世界”理念面临的主要挑战。做好“和谐世界”理论研究和阐释工作，符合目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壮大、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发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责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实需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战略性深远意义。这——是加强“和谐世界”理论研究的根本背景。要做好“和谐世界”理论化工作，除了将之塑造成为具有切实感召力的对外政策标记，重要的是努力把它与现行国际关系理论相对接和融合，挖掘“和谐世界”与西方思想文化在普世价值和通约理论上的交集，利用“和谐”的强大包容性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使“和谐世界”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普适性，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说和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行为准则。同时，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各种价值概念加以扬弃，根据当代世界发展特征，完整地提出21世纪中国“和谐”政治理念内涵，进而形成完整的当代中国和谐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这——是“和谐世界”理论建设的终极目标。尽管“和谐世界”属于一种新型规范理论，但要实现普适化的目标，“和谐世界”理论化的工作重点则在于规律性阐释，即确立“和谐世界”的科学理论基础。“和谐世界”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答“‘和谐世界’何以可能”这个基本问题。为此，第一，要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具体依据，以理性主义为通约范式，以中外和谐思想为价值资源，以当代中国的内外政策为实践支撑，正确地阐述“和谐世界”作为历史范畴的理论基础。第二，要以世界体系的形成为基本条件，以世界格局的演变为现实背景，以世界矛盾的特征为核心参照，正确地描述“和谐世界”作为时代产物的物质基础。第三，要以国际秩序的发展为主要脉络，以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根本取向，以全球治理的趋势为重要途径，正确地论述“和谐世界”作为理想目标的规制基础。总的来说，要围绕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利益结构演变特征，解答一直以来被认为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在今天与以往究竟有什么不同，作为国际关系常态的国际竞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和谐世界”不是中外思想史上曾经出现的“乌托邦”空想，而是一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现实理想目标。这——可以考虑作为“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索的初步框架。可以说，“利谐世界”既是当代世界在发展观念上的理性回归，也是现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的自然归位。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加快，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差异与整合统一并存的新时代，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只有站在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高度，突破传统的价值观、理性观、世界观，建立各国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建构一种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共同利益、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政治文明范式，才能突破世界发展的困境，走向建立一个更为和谐世界的最终理想。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新的文化整合之后，中华文明可望在新的高度实现与国际文化的融通与对接，推动建设一个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而推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和谐世界”既是关于理想世界状况的客观描述，也是推动建设这样一种世界的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发展观，作为一种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和谐世界”从“应然”走向“实然”是必然的。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世界寻求从“混沌”中进一步突围，需要新的理性启蒙，实现新的理性超越。历史将证明，“和谐世界”是引导21世纪人类文明理性的一面旗帜。

牛建强^[9]（2008）在《多极化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选择》文中研究表明世界政治格局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和条件。进入新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继续向多极化方向转变。研究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在多极化趋势下的中国外交定位和策略选择,这在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运用经济研究法和分析比较法,对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从世界政治格局与一国外交的互动关系入手,深入考察和分析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历程,力求把握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自身力量的分析以及与世界其它战略力量的对比,给予中国是当前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未来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和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的准确定位,明确建设和谐世界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崇高目标,分析新世纪中国外交应坚持的原则和指导方针,以及提出中国要打造硬实力、提高软实力、推广周边睦邻友好、寻求大国关系框架中的最佳定位、巩固中国外交战略依托、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注重国际机制的协调等策略选择。力图为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掌握外交主动权、拓展外交回旋余地以及制定最佳的外交战略提供依据,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

徐景良^[10]（2007）在《“一超多强”与中国的作用》文中认为当今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国际上日益崛起的态势非常明显。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国际作用也越来越关注。其中“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目标和手段是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威胁吗?这些问题需要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国际格局的约束、时代潮流的要求、中国力量性质的决定，使中国只能走与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道路。首先，这是“一超多强”的客观国际环境使然。单从实力来看，美国实力超强，多强与中国实力相差不多。中国若要走历史上新兴大国武力崛起的老路，注定是要损人害己的，是走不通的。群雄并起是一种发展趋势。力避冲突、和谐相处、互利共赢，才是理智的和最佳的选择。其次，这是时代潮流的要求。人类社会已发展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并存的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全球问题的严重，使人类利益追求的目标、意识形态、生产和生活方式趋同。这些都决定了和平、发展、合作、和谐是时代的潮流。中国的发展和参与国际事务，应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美国粗暴践踏别国主权和国际法基本准则，藐视联合国和国际民意，遭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反对和抵制。中国推动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建设，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中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纪念峰会、在南宁成功举办了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和平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再次，也是最根本的，这是中国力量性质决定的。中国力量性质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害之苦。中国人民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带领下，抛头颅、洒热血，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民族解放和自身的自由，当家做了主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热爱和平，追求民主、平等、自由，追求发展、和谐、幸福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不是外力强迫的，也不是什么权宜之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力量的人民性决定的。说“中国威胁论”的人若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对中国力量性质的无知。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特性，认清中国力量性质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和平稳定的力量，是友好的力量，是建设性的力量，是进步的力量。中国的作用，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的福音。

二、世界格局新动向:单极独霸与多极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格局新动向:单极独霸与多极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政治格局新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冷战后美欧关系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8）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 ——“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多极化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0）“一超多强”与中国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四、世界格局新动向:单极独霸与多极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D]. 王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4]多极化世界格局新趋势与中国的选择[A]. 尤宏兵,崔鹏歌. Proceedings of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M 2014) Volume 2, 2014
• [5]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D]. 杨震. 复旦大学, 2012(02)
• [6]国际政治格局新变化研究[D]. 邢西敬.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7]冷战后美欧关系评析[D]. 方奕贤. 新疆大学, 2009(01)
• [8]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 ——“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析[D]. 周树春. 中共中央党校, 2008(09)
• [9]多极化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选择[D]. 牛建强. 山东理工大学, 2008(02)
• [10]“一超多强”与中国的作用[D]. 徐景良. 延边大学,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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