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对我国有何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卢侃[1]（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温健纯[2]（2021）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间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配置,这在极大促进全球经济融合与大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与风险。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这既为原本资金匮乏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大量丰富的外部资本,进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它们累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在这些危机的身后,均有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波助澜。与此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实体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世界各国政府为平滑经济波动而采取了频繁调整经济政策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政策频繁变动成为左右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与影响也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将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置于首要位置,如何能够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开放的有利因素促进我国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直都是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这其中,如何准确分析和估计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从而趋利避害,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亟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第一,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如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厘清这些关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意义重大且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和其他国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及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将通过八章内容开展研究。论文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论。本章首先从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探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研究意义,然后对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测度与应用,跨境资本流动的类别划分和度量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等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和归纳,从而对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评述,寻找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金融市场、政策有效性及国际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本文从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已有文献存在不足方面主要有三:（1）关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相关研究,将全球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作为背景考虑因素的已有文献较少,更是缺乏基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2）对于跨境资本流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3）对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研究,尤其对基于资本流动规模、流向和波动的研究较为缺乏。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分析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及其经济效应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撑。第4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本章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统计测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情况,包括指标构建和具体使用;聚焦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包括具体项目下的流动特点,以期为政策启示的提出提供现实依据。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中,重点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构成及其表现,其中包括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中,本章采用了IMF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分析基础,并将表内资本流动项目的流出和流入情况进行了分析;（3）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经由全球EPU指数的分段表现可以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也呈现出增强的特征。第5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的加大,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抑制效应,跨境资本净流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较低的国家、低金融机构效率国家、高外债资本存量国家以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家中,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更为显着;（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净流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在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国家、高宏观金融风险国家以及高金融机构发展指数国家中,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境资本净流出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大。第6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净流出规模增加会对本国宏观杠杆产生负向影响,而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对本国杠杆产生正向影响;（2）分部门来看,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增加会显着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上升会对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杠杆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时期,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部门杠杆率、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私营部门杠杆率的提升。第7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97-2017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流动确实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2）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于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3）虽然总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也可以表现出其有利于虚拟经济稳定的一面。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归纳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建议。具体措施包括: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合理利用跨境资本维持适度宏观经济杠杆率;加强跨国公司融资风险管理;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风险防范;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能力。
赵永斌[3]（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赖雨盟[5]（2020）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研究 ——以知识学习为中介》文中提出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封锁华为事件的发生让国人充分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整体上仍然不能与发达国家企业相匹敌,许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依然存在。如果想要改变此种形势,则中国企业需要努力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不断增加竞争力,避免产品技术受到其他国家打压的情况再次发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国际化成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企业通过开拓国际市场,能够拓宽获取知识和技术等资源的渠道,进而消化和吸收有效资源并转化为自身学习能力,形成创新技术,提升科研水平,加快学习行业先进技术并掌握核心科技,提高竞争力。因此,探讨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强调定性层面,致力于寻找新的影响因素,注重横向水平上的理论拓展。而在定量方面,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深浅对企业国际化造成的影响有何区别,相关学者研究较少。同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造成的直接影响,没有打开影响机制的中间黑箱。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嵌入为视角,打开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中间机制,引入知识学习中介因素,探究在知识学习中介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本文归纳整理关于企业国际化、全球价值链和知识学习等理论的已有文献并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建立理论基础并发现理论缺口,提供理论方向。2.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本文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突破,提出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国际化与知识学习三者影响机制的研究假设,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同时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理论模型。3.实证检验。本文通过搜集263家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分析,以检验上述研究假设,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具体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分析。通过全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会随之提高。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知识学习具有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了合作伙伴,并参与到技术联盟与营销联盟之中,获取了技术知识与营销知识。如果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越深,那么其获得的技术知识与营销知识也就越丰富。3.知识学习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国际化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利用知识学习的中介作用,将获得的知识资源转化为自身学习能力,使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进而能够更好地开展国际化活动,促进企业国际化拓展。上述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影响机制的理论边界,加深了研究层次,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具体而言,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所示:1.加深了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层次。先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特别是外部因素的研究多注重于定性层面,强调横向范围上的研究,而本文在定量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这一视角切入,着眼于纵向程度,定量衡量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具体程度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加深了外部因素的研究层次。2.打开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中间机制。本文发现,以往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讨论直接影响机制。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了知识学习中介因素,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知识学习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中间机制。同时,本文在以往将知识学习视为静态资源的传统观点上进一步从动态能力视角出发,将知识学习转化为企业知识学习能力,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
李天惠[6]（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余海燕[7]（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全球贸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生产共享网络覆盖范围更广、链条更复杂,生产至少跨越一个边界,通常是跨越多个边界,促使各国经济紧密相连。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更多国家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红利,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发达国家构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引擎,更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谋求更高位置的嵌入与更高地位攀升的主要手段。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是否能够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至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形式出发,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并聚焦于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通过理论论述、模型推导与实证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能够通过产品价值增加、技术水平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路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提升都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的影响方向不一,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最后本文聚焦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上,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能够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但是对后向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表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是技术进步效应,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对我国改变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作用会更加显着;进一步延伸分析发现我国对进口中间产品具有高度依赖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实现我国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转,即提高他国使用我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次数,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一是在理论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多种可能路径以及实现形式:鉴于已有研究对“地位”和“位置”的混用,提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综合概念,对“位置”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辨析,并界定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涵与外延,是一种概念上的创新;基于已有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等说法的笼统性,本文立足已有理论与研究,建立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所有路径的分析框架,并分析了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升级视角与内容的一种创新。二是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目前研究中,并没有从“升级方式—作用类别与方式—归纳主要路径—理论模型支撑—实证模型验证”的全方位完整分析框架: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各种方式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作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进行了理论阐述,随后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三种主要路径;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根据研究需要,对已有学者的模型进行改进与创新,构建了全球生产共享的价值链模型,对理论部分进行支撑;最后利用多国样本对理论进行了检验,支撑本文的核心命题。三是深刻剖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制:找出了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是更多参与简单的还是更多参与复杂的,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的变化是更多来自与国内的变化还是来自国外的变化,亦或是中间产品的推动,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分工部分以及我国中间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转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现有文献并没有进行细致的阐述,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唐叶[8]（2020）在《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束缚中国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桎梏,而产能过剩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整合或淘汰,并且更加重视推动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将过剩的优势产品和优势产能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背景下,我国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有效地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并未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呢?首先,论述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现状。第一,按照时间轴总结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5—2001年的第一轮产能过剩、2003—2006年的第二轮产能过剩以及2007年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第二,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的变化,文章指出当前的第三轮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过剩,更多地呈现出持续性、全面性、体制性特征,并且渐由内需型产能过剩向外需型产能过剩拓展;第三,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需求、技术水平、外资比重、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均有影响;第四,以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对我国2007—2016年间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整体保持波浪式上升趋势,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去产能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分规模看,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除东部地区外,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其次,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与可能风险: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文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一方面使产能国际转移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的适时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采用现实数据和案例,从政治环境、工业经济实力、产业技术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竞争力这六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基础优势;三是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再次,在系统梳理经典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产能国际转移思想以及对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行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展开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实证分析:第一,分析了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以2008-2016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出口贸易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时间持续性,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其产能利用率,但持续性有限。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出口贸易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贸易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的情形下,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第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现状,并采用2008-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PSM-DID估计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经历一年的时滞后,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递增性。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更为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越深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可能更低。然后,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着重突出对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有益启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通过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促进产能国际转移,并借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产能过剩。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并综合考虑我国的体制机制与产能转移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湛杨灏[9]（2020）在《多元网络嵌入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两大重点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下,中国海外投资已步入提速增质新阶段。商务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6.4%,仅次于美国和荷兰。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减少29%,连续三年下滑的大环境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对外投资流量仍达1430.4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位。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持续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与此同时,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蓬勃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子公司逐渐发展为全球创新者,成为跨国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的新引擎。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超2.7万家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4.3万家,遍布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但盲目通过对外投资“做大做强”,忽视市场规则和竞争规律,我国海外子公司面临的生存风险触目惊心,大量海外子公司没能“走下去”,更无法“走上去”。因此,海外子公司的生存已经成为一个我国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基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LLL理论认为,企业通过与外部网络连接开辟新知识来源,并对外部资源进行获取,最终获得动态能力和收益递增。所以,通过网络嵌入获取内外部战略资源和先进知识,是解决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难题、提升生存能力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多从企业特征、产业层面或者东道国制度等方面考虑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对海外子公司生存能力的影响,尚未有研究从多元网络嵌入视角出发对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生存进行解释。尽管部分文献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考虑单一维度的网络嵌入（本土网络或海外网络）的作用,但缺乏从不同层次网络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优化全球网络配置角度对海外子公司生存影响的考虑,且忽略了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海外子公司生存能力与全球网络之间的动态演化机制。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海外子公司所嵌入的不同地理区域网络（母国、东道国和全球网络）,将网络嵌入性作为决定海外子公司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解释不同层次的网络嵌入行为对海外子公司生存产生的差异化效应,刻画多元网络嵌入的动态交互机制对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探究网络情境下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因素与行为特点,补充社会网络理论与国际商务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缺口。其次,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作为全球网络经济新形势下的早期适应者,充分利用了随着全球经济网络化形态而形成的联系、杠杆和套利的新机会,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纵观中国海外子公司发展实践,越来越多的海外子公司借助母国网络获得潜在战略优势,逐渐融入全球网络获取海外资源与核心知识,成功立足于国际市场,例如海尔、上建集团等,但仍有大量海外子公司未能成功生存下来,如首钢秘鲁铁矿子公司未能融入东道国网络而导致频频发生罢工问题、上汽借助母国网络优势收购韩国双龙却在5年后宣告破产等。那么,同样通过网络嵌入进行海外投资,为何结果迥异?不同网络嵌入在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进行不同网络资源的配置才能获取最优生存绩效的效果?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从网络嵌入的地理属性和可转移性两个方面创建并实证检验“海外子公司生存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在网络嵌入的地理属性方面,本文结合海外子公司所嵌入网络地理边界的拓展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出多元网络嵌入的概念,即母国网络嵌入、东道国网络嵌入和全球网络嵌入,分析检验其在海外子公司生存中的影响机制。在网络嵌入的可转移性方面,本文结合中国特有的海外投资情境,考察不同网络嵌入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及其对海外子公司生存的作用。同时,本文将企业微观要素——政府参与和产业中观要素——产业时钟速度纳入统一研究框架,讨论行业和企业异质性在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作用机理,也反映了在中国情境下形成的多元网络嵌入优势的特点。因此,本文以网络嵌入性理论为基础开展系统性的三个子研究:第一,分析和检验母国网络嵌入、东道国网络嵌入和全球网络嵌入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以及基于不同网络嵌入依赖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差异化效果,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海外子公司所嵌入的多元网络与其生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二是不同网络嵌入的程度在影响我国海外子公司的生存能力上有何差异?第二,考察母国网络嵌入、东道国网络嵌入和全球网络嵌入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作用效果,重点解决多元网络嵌入之间存在着怎么样的关系（替代、互补或不明显）,且这一关系如何影响我国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第三,检验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对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调节作用,重点回答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能否对海外子公司的生存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其是否能够成为支撑中国海外子公司走上去走得稳的有力保障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实证分析母国、东道国和全球网络嵌入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母国、东道国和全球网络嵌入均能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能力,且处于东道国网络依赖的子公司生存状况明显最优。地理临近性和文化同源性增强了母国网络成员的信任和资源承诺,促进知识重组、融合和优化。东道国网络嵌入能够有效探索和开发战略性资源和知识,捕获竞争性信息和机会,获取市场合法性,提高国际市场的地位与话语权。海外子公司通过嵌入全球网络寻求最新技术知识和市场机会,利用国家边界内外的战略组织资源和知识来克服外来者劣势,为其生存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海外子公司身处东道国市场的经营一线,其生存所需的众多资源、知识及能力的创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网络。但过度依赖母国网络促使区域绑定型企业特定优势的发展,且合作伙伴之间难以继续提供异质性知识,形成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而全球网络的结构复杂性和规模庞大性导致其治理难度与风险也更高,尤其是我国海外子公司作为国际化扩张的后发者,普遍缺乏全球网络的基础和治理网络的能力,这也是制约其生存与成长的主要原因。（2）实证分析母国、东道国和全球网络嵌入之间的交互机制对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母国和东道国网络嵌入的交互作用、东道国和全球网络嵌入的交互作用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的生存具有替代效应,但母国和全球网络嵌入的交互作用对生存的影响不显着。地理和认知的的临近性有助于母国网络的嵌入,但其提供的海外生存经验、低成本价值创造方式、抱团式跟随投资能力以及适应复杂制度环境等独特网络资源,易遭受东道国的严格审查和准入排斥,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严重阻碍了其嵌入东道国网络。这种不平衡的网络嵌入关系易形成锁定式的网络交互,导致路径依赖惯性和动态保守主义,形成海外子公司生存过程中的嵌入性悖论,呈现出替代效应。东道国网络内部丰富的局域连接推动了利用式的互动学习,这一合作黏性限制了依赖于探索式学习的全球网络,加之全球网络稀疏的桥连接虽维系了网络成员适度的信息资源交换,但这种微弱的外部连接不足以整合海外子公司生存过程中两种网络嵌入机制间的悖论关系,呈现出替代效应。（3）实证分析行业和企业异质性对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产业时钟速度正向调节母国、东道国和全球网络嵌入与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关系,且调节效应在处于东道国网络依赖性中国海外子公司生存中发挥最优。对缺乏所有权优势的中国海外子公司而言,海外投资的预期目标更多在于获取海外的战略资产,因此更倾向进入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快速时钟产业,这不仅代表了海外子公司进行国际扩张的机会,而且强调了通过东道国网络嵌入来有效提高海外子公司生存能力的重要性。第二,政府参与程度正向调节母国和东道国网络嵌入与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关系,但对全球网络嵌入的调节效应不显着,且调节效应在处于东道国网络依赖性中国海外子公司生存中发挥最优。较高程度的政府参与意味着拥有政府和融资平台所提供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和政策制度支持,从而形成强连接的母国网络嵌入优势和微弱稀疏的全球网络嵌入性,而且强调了东道国网络嵌入在提高海外子公司生存能力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网络嵌入的地理属性和可转移性为切入点,通过实证检验母国网络嵌入、东道国网络嵌入和全球网络嵌入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深入挖掘多元网络嵌入是否能够弥补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形成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多元网络优势。本文基于中国情境下的多元网络嵌入性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传导机制,从不同层次网络资源的可转移性的角度考虑多元网络嵌入在海外子公司生存中的作用机理,对于突破传统海外子公司生存理论的边界,形成影响缺乏经典所有权优势的中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以网络资源获取、多元网络嵌入为核心的网络优势决定论的新体系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将网络嵌入性作为决定海外子公司行为和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多元网络嵌入层面出发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进行解释,突破传统理论框架下由企业内部的资源、管理以及外部环境所决定的生存绩效模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构建多元网络嵌入实现海外生存优势的全新机制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证检验,系统诠释了中国海外子公司如何通过多元网络嵌入性提升海外生存能力的全新机制,弥补了社会网络理论与企业生存理论相结合的理论空白。第二,本文基于网络动态性视角,考察母国网络嵌入、东道国网络嵌入和全球网络嵌入之间的动态演化机制对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从不同层次网络嵌入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优化全球网络配置角度对海外子公司的生存进行考虑,揭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演化特征、演化路径及演化机理,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全球市场如何克服“外来者劣势”、培养持续性竞争优势提供有效解释。此外,为了拓展检验发达国家海外子公司网络嵌入理论的适用性,本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运用K-M生存函数估计和Cox生存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多元网络嵌入与中国海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动态演化机制与传导机制,不仅补充了现有网络理论研究对新兴经济体海外子公司国际化过程中如何配置不同层次的网络资源以提高生存能力关注缺失的文献缺口,而且有助于中国海外子公司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式,突破海外生存困境,提升跨国投资成功率,同时也对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三,基于国家——产业——企业跨层次研究框架,构建多元网络嵌入对海外子公司生存影响的逻辑、路径和理论。将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研究从单一静态的孤立关系,拓展为突破企业组织边界的全球网络嵌入行为,提炼中国海外子公司从网络边缘跃迁至中心的跨越式成长路径的独特规律,为我国构建海外投资网络优势、提升企业海外生存能力的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实证结果在理论推进和实践应用方面均具有创新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网络嵌入、东道国网络嵌入和全球网络嵌入均有助于提高我国海外子公司的生存能力,且处于东道国网络依赖的海外子公司能够有效获取战略性东道国市场资源,克服我国快速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外来者与规模方面的“双重劣势”,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中持续生存。其次,通过考察不同网络嵌入的动态交互机制,全面深入的剖析不同关系网络交互耦合机制,为政府指导海外子公司如何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提供了政策参考。最后,基于行业和企业异质性对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调节效果进行检验,从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影响因素的新视角进一步拓展并丰富了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研究,且为政府推进“明确方向、分类指导”的中国海外投资战略布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武志勇[10]（2020）在《汇率变动、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异常复杂,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扰乱了多边经贸合作的良好秩序,全球汇率市场剧烈波动,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将成为常态,加之技术变革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在企业国际化向纵深发展过程,受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影响也逐步加深,特别是汇率变动必然影响企业生产运营,影响企业绩效,进而影响企业价值。中国企业只有积极把握当前的“创新驱动”战略机遇期,以创新求发展,以创新驱动价值增长,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做大做强,提升国际竞争力。基于此背景,本文结合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汇率变动、创新投入与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企业国际化理论、创新理论、价值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实证分析结论为我国企业更好开展国际化经营提供参考。论文按照问题提出→理论梳理→机理分析→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开展研究。首先,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汇率变动、国际化程度、国际化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价值进行了内涵界定;分析了国际化企业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汇率变动、创新投入与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框架,以统领下文。其次,分别从汇率变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此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第三,采用heckman两步法实证检验了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作用。采用多指标法测定了样本的融资约束指数,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到汇率变动对创新投入影响模型中,研究得出:汇率变动与国际化企业的创新投入负相关;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中起显着负向调节作用;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行业竞争程度与国际化企业的创新投入负相关。第四,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结论:当期创新投入负向影响企业价值,滞后期的创新投入才起到促进作用。并进行了分组对比分析,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组对比验证了创新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存在着非线性促进作用。第五,采用逐步回归法实证检验了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价值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得出结论:我国的国际化企业存在着显着的外汇风险暴露,汇率变动反向影响企业价值;使用外汇衍生工具能对冲汇率变动风险,能正向调节汇率变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本期创新投入在汇率变动与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关系中起到遮掩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本期和滞后1期创新投入又进行了分组双重中介检验。最后,根据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构建有效的汇率风险预控机制和科学有效的持续创新机制为重点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对我国有何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对我国有何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 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 4.2 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研究 ——以知识学习为中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技术路线、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章节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四、导言小结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企业国际化 |
| (一)企业国际化内涵 |
| (二)企业国际化程度测量 |
| (三)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 |
| 二、全球价值链 |
| (一)全球价值链含义 |
| (二)全球价值链驱动和治理模式 |
| (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测量 |
| (四)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 |
| (五)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影响效果 |
| 三、知识学习 |
| (一)知识学习概念 |
| (二)技术知识学习 |
| (三)营销知识学习 |
| 四、研究评价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假设 |
|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
| 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知识学习的影响 |
|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技术知识学习的影响 |
| (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营销知识学习的影响 |
| 三、知识学习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国际化中的中介效应 |
| (一)技术知识学习的中介效应 |
| (二)营销知识学习的中介效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实证研究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选择 |
| (一)解释变量 |
| (二)中介变量 |
| (三)被解释变量 |
| (四)控制变量 |
| 三、实证模型 |
| 四、回归分析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建议与对策 |
|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 二、国家利益 |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论点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 |
| 二、传统国际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涵 |
|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度量 |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 |
| 四、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五、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 |
| 第三节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以及下一步研究思路 |
|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二、下一步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界定与衡量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
| 二、增价值分解模型 |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指标 |
| 四、全球价值链地位衡量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分析 |
| 一、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
| 二、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方式分析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方式 |
| 二、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形式 |
| 第二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间接效应分析 |
| 一、价值增值效应及升级方式 |
| 二、技术进步效应及升级方式 |
| 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升级方式 |
| 第三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模型分析 |
| 一、理论假说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模型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直接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OFDI影响GVC地位的总样本检验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 二、模型的设定 |
| 三、相关检验 |
| 四、模型回归及结果 |
| 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OFDI影响GVC地位的异质性检验 |
| 一、发达国家样本 |
| 二、发展中国家样本 |
| 第三节 OFDI影响我国GVC地位的检验 |
| 一、国家样本检验 |
| 二、行业样本检验 |
| 三、对外直接投资类别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间接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一、OFDI影响路径中介变量的实证检验 |
| 二、路径中介变量影响GVC的实证检验 |
| 三、路径存在性进一步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OFDI影响GVC地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一、中介效应分析 |
| 二、进一步扩展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通过国家战略积极主导构建全球价值链 |
| 二、通过技术、制度和模式创新升级价值链 |
| 三、突破低端锁定效应,攀升价值链高端环节 |
| 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调整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 |
| 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能过剩内涵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 一、从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二、从非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研究 |
| 一、出口贸易与产能过剩 |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 |
| 第五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演变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 |
| 一、第一轮产能过剩 |
| 二、第二轮产能过剩 |
| 三、第三轮产能过剩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变化特征 |
| 一、由阶段性向持续性发展 |
| 二、由结构性向全面性蔓延 |
| 三、由周期性向体制性转变 |
| 四、由内需型向外需型拓展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
| 一、外部需求 |
| 二、外资比重 |
| 三、技术水平 |
| 四、市场集中度 |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
| 一、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 |
|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三、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四、绝对σ收敛性检验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背景、基础与风险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 |
| 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产业格局加速调整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 |
| 一、政治环境持续稳定 |
| 二、工业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 三、产业技术水平有效提高 |
| 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化 |
| 五、金融支持体系逐渐完善 |
| 六、企业竞争力日渐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能风险 |
| 一、宏观环境层面 |
| 二、行业环境层面 |
| 三、企业内部层面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可行路径 |
| 一、出口贸易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主要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一、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二、日本产能转移经验 |
| 三、德国产能转移经验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多元网络嵌入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海外子公司生存 |
| 1.2.2 多元网络嵌入 |
| 1.2.3 行业异质性 |
| 1.2.4 企业异质性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内容安排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内部因素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研究 |
| 2.1.2 外部环境因素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研究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网络嵌入性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理论 |
| 2.2.1 网络嵌入性理论 |
| 2.2.2 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3 网络嵌入性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的经验研究回顾 |
| 2.3.1 母国网络嵌入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经验研究 |
| 2.3.2 东道国网络嵌入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经验研究 |
| 2.3.3 全球网络嵌入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经验研究 |
| 2.3.4 不同网络嵌入之间关系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的经验研究 |
| 2.3.5 行业异质性影响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经验研究 |
| 2.3.6 企业异质性影响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经验研究 |
| 2.3.7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多元网络嵌入对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分析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母国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 |
| 3.1.2 东道国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 |
| 3.1.3 全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 |
| 3.1.4 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3.2.2 模型设计 |
| 3.2.3 变量定义 |
| 3.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3.3.1 描述性统计 |
| 3.3.2 相关性检验 |
| 3.3.3 中国海外子公司的生存分析 |
| 3.3.4 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实证分析 |
| 3.3.5 基于网络依赖性的分组分析 |
| 3.3.6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多元网络嵌入的交互机制对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母国网络嵌入与东道国网络嵌入的交互作用 |
| 4.1.2 母国网络嵌入与全球网络嵌入的交互作用 |
| 4.1.3 东道国网络嵌入与全球网络嵌入的交互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多元网络嵌入的交互机制的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3.1 交互机制的实证分析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行业和企业异质性对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行业异质性对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 |
| 5.1.2 企业异质性与对多元网络嵌入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定义 |
| 5.3 基于调节机制的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检验 |
| 5.3.3 行业异质性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3.4 企业异质性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研究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汇率变动、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构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汇率变动 |
| 2.1.2 国际化企业 |
| 2.1.3 国际化程度 |
| 2.1.4 创新投入 |
| 2.1.5 企业价值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汇率传递理论 |
| 2.2.2 企业国际化理论 |
| 2.2.3 创新理论 |
| 2.2.4 价值增长理论 |
| 2.3 概念模型与研究框架构建 |
| 2.3.1 概念模型构建 |
| 2.3.2 研究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汇率变动、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机理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 |
| 3.1.1 汇率变动对创新投入影响的驱动力分析 |
| 3.1.2 汇率变动对创新投入影响作用机制分析 |
| 3.2 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 |
| 3.2.1 国际化企业创新投入外在驱动力分析 |
| 3.2.2 国际化企业创新投入内在驱动力分析 |
| 3.2.3 创新驱动国际化企业价值增长的过程分析 |
| 3.2.4 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路径 |
| 3.3 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 |
| 3.3.1 汇率变动对企业价值的直接影响路径分析 |
| 3.3.2 汇率变动对企业价值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实证研究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汇率变动与创新投入 |
| 4.1.2 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 |
| 4.1.3 融资约束对汇率变动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选取 |
| 4.2.3 模型设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融资约束指数测度 |
| 4.3.2 汇率变动对创新投入影响的静态分析 |
| 4.3.3 汇率变动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实证结论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国际化经营与企业价值 |
| 5.1.2 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指标和样本选取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5.3.4 分组门槛效应分析 |
| 5.3.5 实证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汇率变动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汇率变动与企业价值 |
| 6.1.2 汇率风险对冲与企业价值 |
| 6.1.3 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主要变量选择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模型构建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6.3.2 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实证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国际化企业价值的对策建议 |
| 7.1 构建有效的汇率风险预控机制 |
| 7.1.1 汇率风险预控目标与流程 |
| 7.1.2 汇率风险预控信息监测 |
| 7.1.3 采用适当方法预测汇率变动趋势 |
| 7.1.4 制定合理的汇率风险预控策略 |
| 7.2 构建持续创新机制 |
| 7.2.1 利用非线性规律开展研发投资 |
| 7.2.2 以组织学习累积创新知识存量 |
| 7.2.3 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先导开展研发 |
| 7.2.4 为持续创新提供充分条件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对我国有何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2]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D]. 温健纯. 广西大学, 2021(12)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研究 ——以知识学习为中介[D]. 赖雨盟.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7]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D]. 余海燕.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唐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多元网络嵌入对我国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研究[D]. 湛杨灏.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5)
- [10]汇率变动、创新投入对国际化企业价值影响研究[D]. 武志勇.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