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孙中山禁烟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一、清末民初孙中山禁烟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闫睿^[1]（2021）在《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政府积极进行禁烟活动,颁布了禁烟法令,对禁止鸦片的种植、贩运、售卖、吸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禁烟效果显着。迨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烟禁大开。与此同时,国际上针对远东地区鸦片问题和世界范围麻醉品流毒严重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日内瓦禁烟会议。国内方面,各地鸦片流毒呈现显着的不同特点。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罂粟种植大省,过剩的烟土通过马帮和滇越铁路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甚至国外,形成了独特的烟土贩运组织和贩运路线。湖北地处中国中部,是烟土贩运大省,大量的云贵川烟土在湖北汇集,然后被分销到全国各地。宜昌和汉口更是形成了独特的运销体系。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是外来毒品输入大省。大量的日本吗啡及其制成品通过青岛等地流入山东,加剧了山东的烟毒泛滥。通过对比三省烟毒泛滥的不同特点,分析差异性原因,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后期中国在禁烟问题上面临的国内国际双重困境。此外,北洋政府后期禁烟困境中仍存在着推动力量。本文选取了云南、湖北、山东这三个各有特色的地域,发掘了部分英文史料,中英文史料互为补充,系统地阐述北洋政府后期三省的罂粟种植、烟毒贩运、烟毒售吸的具体情况,通过透析北洋政府后期中国禁烟面临着困境和存在着推动力量,希望对当代禁毒工作有所裨益。

刘熠琳^[2]（2021）在《倪嗣冲治军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对北洋次重要人物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大关注点,倪嗣冲作为皖系军阀的中坚力量近年来也受到皖北地区众多学者的青睐,多聚焦于其在政治、实业、外交、经济、禁烟禁毒、灾害治理、社会治安、农林水利等方面的作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倪嗣冲戎马一生,操控麾下安武军独揽安徽军政大权八年之久,足以说明其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但学术界对其军事领域的关注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本文以思想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的梳理,从剖析倪嗣冲治军思想的来源与形成过程入手,客观真实地阐述其系统完备的治军理念,探讨其治军思想的影响与局限性并作出公允的评价,了解近代治军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军阀私人军队的真实状况,以期丰富对倪嗣冲这一次重要军阀人物思想研究的内容。文章正文部分总体上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章首先厘清时代背景,倪嗣冲的治军思想萌发于晚清大变局中,不仅受传统兵法思想的浸染,还汲取了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继承性;其次分析理论渊源,倪嗣冲治军思想兼具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复杂性,受到近代洋务派治军思想和袁世凯西法治军的影响;最后通过剖析倪嗣冲的具体治军实践,来对其治军思想的产生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倪嗣冲在清剿山东义和团、小站训练新军和主皖八年的治军经历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治军理念。第二章前三节立足倪嗣冲治军与“人”的关系,从用人标准、军队训练、军队整治三大视角分别阐述倪嗣冲治军思想的内涵,归纳其治军理论中的可圈可点之处,如军事训练、人才培养、思想教育、军民关系等内容在今天看来仍具备积极意义,对当今军队建设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第二章后三节立足于倪嗣冲治军与“物”的关系,聚焦后勤保障方面,从武器装备、军费筹措、后勤建设三大角度分析装备、资金、后勤在治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对倪嗣冲治军思想的内涵进行研究与论述。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倪嗣冲治军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借助军事的力量为发展民生提供保障,维持皖省的稳定与独立,倪嗣冲的治军思想丰富中国近代治军思想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中国治军思想史的发展,但其治军思想受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阶级立场的影响,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

王美^[3]（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贾京京^[4]（2021）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研究 ——以英国外交官关于中国禁烟报告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列强通过鸦片贸易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于烟毒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广泛性,长期性,中国禁烟的历程极为复杂。清末清政府以来中国与英国多次就禁烟问题进行协商,先后签订了《中英试办禁烟协约》、《中英禁烟条约》。民国初期,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签署了《海牙禁止鸦片》,北京政府还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禁烟活动当中。在国内,北京政府先后成立全国禁烟联合会、国民禁烟大会、国民拒毒会等国内禁烟组织机构。清末以来,中国的禁烟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受到了全球的关注。特别是英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禁烟情况,由英国使领馆负责对民国以来中国禁烟进行考察,并撰写了多篇报告性文献。因此,本文以民国初期英国使领馆对中国禁烟运动的考察报告为切入点,并结合中国禁烟问题的时代背景、中国禁烟问题的现状、以及世界禁烟运动发展趋势,对清末民初的禁烟成就进行探讨。本文共分为以下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探讨清政府时期禁烟政策,以及列强对华鸦片输入情况。通过对清末鸦片来源问题的考察,指出清末鸦片泛滥是由于西方的强行输入以及中国政府在禁烟政策、态度等转变两个因素而导致的。并详细考察英、美两国对华鸦片输出情况,指出近代以来,鸦片对中国的危害。第二个章节探讨清末清政府与英国之间关于鸦片的交涉问题。通过考察国内外禁烟形势,指出清末中国禁烟是大势所趋,清政府是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以而为之的政策。在清政府禁烟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与英国先后签订了《中英试办禁烟协约》、《中英禁烟条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第三个章节探讨民国初期英国对中国各地区禁烟考察报告。民国初期,北京政府签订《海牙禁止鸦片》,加入到国际禁烟组织当中,并先后成立全国禁烟联合会、国民禁烟大会等组织。英国使领馆分别对中国云南、贵州、陕西、江苏等地进行考察,并撰写禁烟报告。在禁烟报告的影响下,英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对禁烟的决心,推动《中英禁烟条约》正式生效,并主动公开销毁烟毒。第四个章节探讨清末民初中国禁烟运动成功的原因。以清末新政时期、民国时期为断限,分别探讨清末清政府禁烟法规、禁烟机构、外交等方面的努力。民国时期则分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禁烟举措。在清末民初禁烟管控下,中国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杨芹^[5]（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研究说明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菅金蕾^[6]（2020）在《分权与自治：褚辅成早年政治理念与实践探析（1911-192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剧烈,个人裹挟于时代之下,斗转星移间虽然身份不断变化,但个人往往却有着一如既往的思想主张,并且在思想主张的指导下进而转化成为政治行动。个人的政治行动虽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但通过其思想主张或可窥探一二,因此本文力图通过清末民初国会议员的代表人物——褚辅成,来试图探析其不同时期政治活动背后所蕴含的地方分权与联省自治思想,以及其在不同时期思想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本文所叙述之褚辅成早年经历了身份的转变,最初只是一名专心求取功名的传统士绅,随着甲午战败,慨国家衰败,不再囿于传统科举,东渡日本,服膺新思想,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具备新思想的民主人士。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浙江光复,褚辅成参与光复后浙江的社会管理,作为调和者,无形中弥合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诸多矛盾,同时主张地方分权,维护浙江社会稳定。褚辅成这一阶段作为咨议局议员以及加入同盟会,积极与袁世凯相抗衡以及为巩固自身党势,主张地方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建设民主政府,但也终因忽视中央权威,不为袁世凯所容以被撤职告终。褚辅成从浙江政坛退出以后即入国会参与制宪,偕众议院国民党之势力表示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以及因弹劾袁世凯罢免国民党三督,被逮捕拘禁达三年之久,在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中重入国会,主张省长民选,省制入宪,再次提倡给予地方自治地位。关于省制入宪的讨论也引发了国会中的极大政潮,随着黎元洪与段祺瑞矛盾的激化,国会被黎元洪下令解散,褚辅成选择跟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南方非常国会内部派系争斗频发,致使褚辅成偕少数国会同人远赴滇渝,非常国会几度分裂,对国会制宪失望,转而主张联省自治。一直到1920年陈炯明回粤讨桂后,褚辅成才得以回到广东,但因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主力持慎重之说而远赴上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法统重光,褚辅成重新北上参与国会,参与制宪,继续主张伸张地方权力,限制中央权力,在曹锟、吴佩孚逼迫黎元洪出走,吴景濂为曹锟当选总统出谋划策以后,褚辅成继续赴沪成立国会议员通讯会与之相斗争。20年代兴起一股“联省自治”思潮,为多数无军事实力政客所提倡,褚辅成自1919年南北和谈时就力倡“废督裁兵”之说,主张先制省宪,再由各自治省选派代表制定国宪,依国宪组织国会及政府,可以说与民国初年主张一脉相承,但此时只是在报纸上零星见其言论。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反直三角同盟胜利而结束,段祺瑞出山主持召开善后会议,褚辅成受邀出席,并发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此草案是辛亥前后褚辅成关于联邦论和地方主义思想的延续,主张实行三十三名执政组成的国务院执行国家最高权力,临时政府采取合议制,在善后会议以及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因段祺瑞执政府极力疏通以及奉天派极力反对,以及褚辅成所属联治派内部分歧频发,导致“褚案”在善后会议命途多舛,直至最后被搁置,褚辅成也在多方夹击下黯然离场,蛰伏沪上兴办教育。褚辅成身份虽几度变化,但不变的是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从民国初年主张的扩大地方权力,限制中央集权,以及在国会中主张的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直到最后形成集其思想之大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在中国实行联治是其矢志不移的理想追求,但终因各种原因归于失败。

袁亚杰,王玥^[7]（2019）在《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历史发展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预防教育是解决毒品问题的治本之策,禁毒宣传教育在禁毒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做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需要以史为鉴。本文梳理了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史的相关研究,将中国禁毒宣传教育的历史发展分为兴起、初步发展、发展成熟、发展高潮、全面发展五个阶段,总结了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史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系统性专门性的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史研究还相对欠缺。中国禁毒宣传教育的发展历史有待更系统、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

邓燕^[8]（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提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沈航^[9]（2014）在《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由崛起至腾飞的新纪元。通过对湖北、江苏等省辛亥革命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浙江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是中国近代以来将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很好结合的成功范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理性革命模式。本文对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理性革命模式的考察,主要通过对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的。浙江光复后,满汉矛盾突显,浙江军政府在满人藏匿枪械、投毒以及集体闹事的危急情况下仍旧能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态度应对,较为平和地平息了骚乱。骚乱过后又能对满人多加照顾,切实保护满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在生活上,浙江军政想尽一切办法救济满人,从发放饷银到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再到开设工厂,组织满人学习生存技能。而浙江军政府的行为也最终得到了满人的认同,满汉关系得到缓和。满人与汉人和睦相处,满人逐渐融入了汉族主流社会。浙江光复后,随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浙江革命党人开始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革命政权。浙江革命党人通过对军政府的三次改组,以及运用理性原则化解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稳定了浙江政局。到1912年底,浙江军政府不仅取消了军政分府,统一了浙江的行政权,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促进了民主共和新浙江的发展。浙江光复后,财政危机逐渐显现。浙江军政府开展了追缴前清官员吞没官款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根据法律原则对抓获的官员进行审判。虽然效果不佳,但实践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为进一步解决财政危机,浙江军政府通过发行军用票、公债,以及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等措施,最终带领浙江民众走出了财政危机。值得提出的是,商界中的钱业与典当业也为稳定浙江社会经济秩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社会风俗变革方面,浙江军政府进行了移风易俗的活动,以期破除清代以来留存于世的恶习。军政府不仅以理性原则推行剪辫运动,而且下定决心铲除危害浙江数百年的烟毒与赌博恶习。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取缔了为害社会的丐头。通过军政府的努力.在全省境内禁绝了鸦片,而且还严厉打击了赌博行为,使浙江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在省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先烈纪念活动,通过对先烈的纪念,不仅温情回望了先烈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为手段,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来看,浙江的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充满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革命。

刘丽,胡槿,杜华^[10]（2009）在《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指明

二、清末民初孙中山禁烟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末民初孙中山禁烟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论文提纲范文）

（2）倪嗣冲治军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研究 ——以英国外交官关于中国禁烟报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6）分权与自治：褚辅成早年政治理念与实践探析（1911-1927）（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历史发展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9）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末民初孙中山禁烟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D]. 闫睿.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2]倪嗣冲治军思想研究[D]. 刘熠琳.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研究 ——以英国外交官关于中国禁烟报告为中心[D]. 贾京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1)
• [5]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6]分权与自治：褚辅成早年政治理念与实践探析（1911-1927）[D]. 菅金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历史发展研究综述[J]. 袁亚杰,王玥.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19(04)
• [8]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D]. 沈航.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10]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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