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道学院董事会成立

一、兰州铁道学院董事会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杨雯^[1]（2020）在《中英庚子赔款退款与甘肃科教文化事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庚子赔款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战败赔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1908年,美国率先决定退还部分庚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其他列强看到美国退款对中国的影响后纷纷效仿,英国便是其中之一。一战后,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在华贸易利益,决定退还庚款。在此期间,中英各团体围绕庚款退款的用途之争,展开较量。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稳定后,为振兴西北,提出开发西北计划。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顺应国家开发西北政策,以甘肃为中心,拨款援助西北教育。为此,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利用中英庚子赔款退款在甘肃开展了一系列科教文化活动:在兰州成立甘肃科教馆,开展科学调查和科学教育活动;在酒泉创办了河西中学,实行新式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巡回施教,并成立拉卜楞民众教育馆;在甘肃其他地区开展中小学教师寒暑假讲习会和师资训练班。总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利用中英庚子赔款退款在甘肃开展的科教活动,促进了甘肃学校质量和数量双提高,有助于甘肃民众思想进步,提高了师资教育水平,促进了甘肃教育快速发展,推动了甘肃科教事业向前迈进,进而对甘肃工业经济、文化、卫生、科教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熊辛格^[2]（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指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孙超^[3]（2019）在《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研究（1950-1958）》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其工作重心也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政权,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要建设新中国就需要有大量政治觉悟高、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而当时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将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本文以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为考察对象,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论述工农速成中学的历史渊源。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最终被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逐渐转变为以改造社会,进行政治启蒙为目的的工农教育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带有速成性质的工农教育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动员、组织、教育广大工农革命的重要作用。苏区工农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农教育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教育既有速成性、为革命战争服务等工农教育的一般特征,也表现出各个时期工农教育的阶段性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根据地时期工农速成教育的延续并加以正规化的过程。第二章,主要分析工农速成中学创办的社会背景。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教育向工农开门,教育为工农服务的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这种教育方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农阶级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迫切需要,激发了工农阶层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而当时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数量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了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上;再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办学模式深刻影响中国教育,工农速成中学也是学习苏联教育的产物。第三章,主要从纵向上历史地考察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沿革历程。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发展轨迹基本上与整个国家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演变相似,大概经历了试办、定型、推广、附设、停办等几个发展阶段。所不同的是,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与国家有关工农速成中学政策调整之间并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被动执行,而是存在着更加紧密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双向的共同演进机制。无论从附设于高等院校还是分类教学计划的实施,都可以看出北京工农速成中学的实践探索与国家顶层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各自情况不同,北京市各个工农速成中学又都在相对统一的历史沿革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从而为世人展现丰富多元的办学景象。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是深入工农速成中学内部分析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和组织管理情况。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改革实验既不能脱离普通中学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又要在升学任务的驱动下实施有利于“速成”的教学计划,这种两难选择使得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一方面需要在总体上进行课程、教材、教法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在不同学科的教学上又要保持各个学科的教学特色。在学校的组织管理上,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由于承担着实验的任务,因此在招生管理、学生管理、师资待遇、毕业生等办学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许多具有新意的探索和尝试,为中央教育部制定全国性的工农速成中学组织管理措施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在招生上,依据国家规定的招生条件严格加以执行落实;在学生管理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妥善解决学生入学待遇以及学生退学问题,解决工农学员的后顾之忧;在师资管理上,优先保障工农速成中学教师的待遇和编制,为工农速成中学的成功举办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这些举措为工农速成中学最终取得办学成效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第六章,主要对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对象是带有浓厚政治底色的工农成人青年;二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学员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三是,教育的方式强调“速成”,用3-4年的时间完成中学6年的课程任务。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办学基本经验是:加强党对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认真贯彻“试验先行,稳步推进”的办学思路;建设一支热爱工农教育事业、又红又专的教职工队伍;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激励学生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上。在历史上,北京市及其他地区的工农速成中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农阶层受教育的权利,巩固和维护了新生的国家政权;提高了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巩固和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制度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尝试和借鉴,其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工农速成中学自身也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制约因素。首先,工农速成中学是苏联“学术性”教育模式和延安“革命性”教育模式的简单糅合下产生的,但这两种教育模式之间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形成合力;其次,将革命“速胜”的思维简单地转变为教育“速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虽然学生的学习热情普遍较高,但由于学生基础较差、学业负担过重,使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教学质量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刘宇^[4]（2019）在《政企关系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研究》文中认为铁路行业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集公益性、竞争性、垄断性和半军事性特征于一身,具有属性多元、主体多重、功能多向的技术特征,铁路所提供的客货运输服务,是公众高度依赖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十八大以来,重大领域的改革持续深化,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以更大的决心和定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和市场主体成长,力图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改革实效。铁路作为服务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保障国计民生,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改革的先行效应和示范意义非常突出。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铁路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接连出台深化改革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201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已被列入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刚刚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将“持续深化铁路改革,根据自然垄断行业的属性施行网运分开”,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地方层面也积极跟进,自2013年以来,先后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综合交通运输政策,或以“十三五”铁路发展规划的方式,加快推动地方铁路事业的发展,民众对铁路改革的期盼更是由来已久,汇聚形成了引领和推动铁路深改的强大合力,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有了更紧密的结合,铁路行业的改革就此进入窗口机遇期和政策调整活跃期。铁路行业的两大基本问题是改革与发展,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企关系之于铁路行业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影响铁路改革的进程,决定铁路发展的成色,既是基本前提,又是目标归宿,是各类问题、矛盾产生的总根源,也是寻求机制改革、模式改良和路径优化的价值依归。政企关系的转换调整是铁路行业的一个主命题,也是改革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核心问题,以政企关系作为审视视角,有利于从更宏观的视域透视铁路行业的发展逻辑,从更具象的维度提出厘定政企权责,推进政企分开,科学配置权能的改革方案。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合一”模式影响,我国铁路长期施行国家统一管理、高度管制的运营模式。2013年3月,铁路“大部制”改革正式启动,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承担企业职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一中国铁路总公司;履行政策拟定、法规制定、安全生产监管职能的交通运输部和国家铁路局,由此奠定了铁路行业“三足鼎立”的组织机构格局,迈出了铁路深改的重要一步。政企关系的转换和重构,意味着铁路行业改革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优化提出了全新要求,并为后续改革标定了价值起点,这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当前,我国铁路行业恰好处在2013年铁路政企分开改革的政策消化期和效应显现期。总体看,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下,政企不分的传统模式被瓦解,实现了组织形态和职能划转上的政企分开,改革的底层逻辑和动力机制得到根本重塑,以地方铁路局统一转制为现代经营型企业,铁路优质资产筹备股改上市,投融资领域引入多元资本,以及客货运输服务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等为标志,特别是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和行业主要指标的世界领先,是前期改革成果外化的集中体现,表明铁路行业的发展步入新阶段。尽管形式上基本实现了政企分开,但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安排、经费来源、财务清算、职能设置,外部的政府与铁路企业的关系依然保留了很重的行政隶属痕迹,具有近政府、远市场的特征,与改革初衷和外界预期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本症结就在于所实现的政企分开仅是低层次、局部化、不彻底的,诸如铁路行业治理模式转型、治理结构主体建设、治理行为规制等一系列重大核心问题,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铁路企业依然不具备独立完整、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地位,羸弱的自生能力,匮乏的造血机能,单一的投融资模式和巨额的债务压力,致使铁路行业内部各主体间权责杂糅、运行低效、管理混乱,暴露出行业治理的乱象,传统的运营模式和管理体制已难以为继,亟待以整体性视角进行重构。当前,如何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调适利益冲突,消除行业壁垒,破解发展瓶颈,统合治理力量,有效展现铁路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改革的典范,这是铁路行业深改和善治的关键,涉及到对铁路行业治理机制调整和改革动能转换的探讨,也是本文着墨最多,论证比重最大的部分。要有效回应上述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政企关系转换的重大契机,寻求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就要回归到对铁路所内生的三大主要矛盾的探讨上来,即国有性和市场化的矛盾,公共性和商业性,垄断性和可竞争性,第一个矛盾是铁路行业的主矛盾,也是后两者矛盾的产生根源。正是基于铁路总体国有化和部分竞争环节市场化的整体思路,为推动铁路行业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政企分开,推进铁路重组,触发包括组织机构、管理体制、运营模式、产权归属、投融资机制、财务清算模式等多方面的系统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铁路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因政企分开不到位、权责配置不科学、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引致的困境,又羁绊了铁路发展的步履,倒逼改革要跳出传统的路径依赖,从建构和完善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角度寻求新的改革动力和治理机制。为此,本文引介域外多国铁路改革的宏观模式,以及优化铁路运输调度机制,扁平组织结构,改善国企运营模式的微观案例,作为我国铁路行业改革的经验借鉴;以推进政企实然分开为落脚点,按照铁路行业职能专业化、政策规范化、产权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治理制度化、规制法治化的总体要求,通过厘定政企权责,深化协同合作,明确铁路国家所有权政策,理顺铁路产权关系,改善投融资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加强法治建设的优化进路,进而提出形塑和完善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系列优化路径,为深化铁路改革提供具体的行动策略和改进模式。论文共分为七章。导论部分,概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理论及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阐明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内容,归纳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一章 概念、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本章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等主要概念进行解读;基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选取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政府规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并结合铁路行业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适用,对铁路行业政企双方的治权分享,公私合作的边界限度,公共属性的保障机制,政企关系的耦合机制,交易成本的产生机理进行解读,找到理论范式与问题论域的结合点;从内、外部治理结构两个维度,提出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宏观分析框架,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行业域、功能域、组织域的三种划分机制;外部治理结构侧重于明确国家与铁路、执政党与铁路、政府与铁路企业,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四重关系”,并依循研究、论证的内在逻辑,绘制了技术研究路线图。第二章政企关系: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审视角度。本章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审视角度—政企关系,进行了全面阐释。围绕政企关系的概念意涵、转换形态、影响因素、演进脉络进行论证;聚焦政府与企业的力量对比,政府、市场和企业三方的关系演化,影响政企关系形态的多维因素,分别建构了三个分析模型,揭示政企关系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和一般规律;梳理了政企关系与我国铁路行业改革发展紧密的内在联系,对特定时期形成的“政企合一”、“政企分离”“政企分开”三种模式的特征进行逐一解析,并从政企分开的视角透视铁路行业加快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契机。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变迁。本章从历史的视角梳理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脉络。以改革开放为分野,在此之前,铁路行业的管理体制、组织架构和生产运营,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维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对铁路统一管理、高度规制的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处于高度封闭僵化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铁路行业的政策调整进入活跃期,按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放松规制,打破行业垄断,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的基本思路,在厘定政企边界,激发企业活力,优化管理体制,改良运营模式,扁平组织机构,明晰产权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积累,推动铁路由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日益走向国家重大领域改革发展的前沿。第四章政企关系重构对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本章从治理理念、目标建构、治理原则、价值维度、现实意义等五个方面,明确政企关系重大调整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所提出的明确要求,致力于在政企关系重构,铁路行业的改革条件、外部环境和目标导向同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围绕铁路行业治理的相关主体,从党政善治、行业自治、厉行法治、多元共治的角度,描绘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应达致的理想状态。第五章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现实审视。本章重点审视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现状,运用SWOT分析法对铁路行业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全景扫描,找准铁路的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从铁路行业宏观治理模式转型困难,中观治理结构主体缺失和微观治理行为失范等三个层面,论述现行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体制羁绊、功能制约、执行壁垒、现实瓶颈四个方面揭示问题成因,由此引申说明加速铁路深改的紧迫性与重大意义,形成倒逼铁路改革发展的又一现实动力。第六章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优化的经验引介。本章重点引介域外国家铁路行业治理结构改良优化的经验,选取有启发性的实证案例,为推动我国铁路深改提供可资借鉴模式。重点介绍英国、瑞典的网运分离模式,日本的区域公司模式,美国的平行线模式,德国的民营化模式,以及俄罗斯的分步改革模式,从中吸取有益经验;同时,围绕铁路基础设施调度指挥、扁平组织结构,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改革重、难点的推进,专题引入调度公共化导向下的铁路组织结构建设,朔黄铁路组织模式创新,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公司运营模式三个实证案例,为促进我国铁路行业结构的优化完善提供宏观模式和微观实践的参考。第七章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完善的路径依归。本章是全文论证的落脚点和归宿,在基于前文对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现实审视、问题反思、原因剖析、经验借鉴的基础上,依循“铁路行业总体国有、局部竞争,政府减少规制,企业强化职能”的改进思路,聚焦推进政企分开这一基本前提,秉持立足我国国情,扎根铁路发展实际,突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价值立场,分别从铁路行业职能厘定专业化、政策执行规范化、企业运营市场化、治理行为制度化、产权主体多元化、规制保障法治化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良策略和优化路径,通过科学划分政企权责,明确铁路国家所有权,优化铁路产权安排,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制度供给,夯实法治保障的实践进路,进一步规范和妥处国家与铁路、政府与铁路企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起权责明晰、协同配合、内涵丰富、体系合理、科学规范、法治保障的现代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结语和展望。铁路行业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在铁路改革发展中所形成的经验、模式和案例,都可迁移、推广到相关行业和关键领域中,为其他行业的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发挥铁路改革的引领示范作用,扩散铁路深改善治的正面效应,推动国家基础设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周博^[5]（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认为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刘琪^[6]（2019）在《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中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发展需要通晓俄语、熟悉俄罗斯国情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中俄合作办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突破瓶颈,中俄合作办学需进一步优化其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中俄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围绕这一目标和规格,在区域竞争力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和原则三个理论的指导下,以文献法、比较法、数据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规模层次布局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数据表象背后的本质,继而总结出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境和优势,再结合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论证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策略。依据政府需求、市场需求,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据此,其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于培养“俄语+专业”的国际型人才。通过对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俄罗斯高校是我国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较为理想的合作对象。就其总体发展和典型案例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培养层次布局不合理,专业设置较为集中。办学层次以本科为主,高职、硕博层次占比很小;本科及以上层次办学以理工自然科学领域专业为主,高职层次办学高度集中于轨道交通类;其二,师资队伍建设尚需完善。中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引进俄方高校师资不足,且对俄方教师利用率较低,高龄教师占有较大比例;其三,俄语课程占用课时过高,引进外方专业课程比例较低,对共同开发课程和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课程重视不够;其四,“985工程”、“211工程”类别高校参与度非常低,举办高校地域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部分高校存在举办项目“一哄而上”的现象;其五,学费标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办学经费筹措困难。从其后续发展来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还将面临来自俄方高层次师资短缺、合作办学内部竞争激烈,联合学位在俄罗斯发展受限等困境。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多方政策红利,中俄经贸、文化交流将大力推动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变动也有利于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发展。未来,优化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需秉持服务中俄合作原则、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在办学实践中,需按照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尤其注重保障项目中赴俄留学学生的思想纯洁性;解决当前在生源、师资建设、课程教学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政府部门加强引导规模布局,鼓励黑龙江省以外的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参与中俄合作办学,以扩展研究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基于中俄合作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地方政府对俄经济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中方高校的优势特征调整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布局;充分利用当前俄罗斯力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加大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力度;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尝试在大学联盟、教育集团等教育集群内发展中俄合作办学,以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谈笑^[7]（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李文斌^[8]（2018）在《王文萱与民国边政》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目前涉及民国边政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政界或学界的有名人物,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边政研究、边政实践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参与者及推动者王文萱为对象,围绕王文萱的主要边政活动展开论述,概括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政研究、边政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贡献。力图以小见大,通过王文萱这一个案,尽量展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政研究、边政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进程与成效。本文在资料方面主要使用了档案和报刊。笔者通过研究发现,1933年的西北考察,是王文萱与民国边政结缘的开始,使其加入边政的探讨与实践;1934年-1935年主持《开发西北》月刊,加深了王文萱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使其形成了初步的边政建设理念;1936-1939年任职于中央政治学校期间,王文萱继续关注和研究边政问题,对边政建设提出中肯建议;1939年出任边疆教育委员会常务秘书后,王文萱将其边疆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推动了边疆教育的发展;1942年出任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及1944年出任国立西北大学边政系系主任时期,王文萱寓边政理念于教育之中,推动了边政人才的培养;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变化,边政热潮消退,王文萱也与边政逐渐疏离。王文萱从事民国边政事务的历程,也可算是民国时期边政热的一种历程。从酝酿、发源、发展、兴盛到衰退的历史,都有王文萱的参与。探究王文萱与民国边政的关系,可管窥民国边政一隅之情况。

邱珂^[9]（2017）在《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公交工具设计与制造是现代交通起源,也是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本文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研究民国中期,公交工具设计与交通的整体状况。从当时全国交通网线的拓展、铁路公路与桥梁建设状况、民众出行状况、建国方略与交通策略等方面对民国“黄金十年”的交通整体进行概括。其二,研究民国中期,从国外引入的新式公共公交工具的设计变革特点。（1）新式公交工具出现后,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设计特点及现状。（2）由于国内的交通需要和制造特点,国人对其功能和外型进行改造设计。研究这些适用于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为设计及制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交通工具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其三,民国“黄金十年”新式公交工具的出现,也促进相关交通公交设施的发展。研究交通工具及公交设施对于中国现代都市化的转型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民国中期交通的十年,也是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设计高速发展的十年。在国民经济提升和社会改造的共通努力下,中国近现代化交通工具及制造业成绩斐然,并在这十年内逐步被中国大中城市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黄金十年”中国民生经济复苏,社会文明的初步发展,所带来国民素质和观念的提高,推动了民众生活与出行方式进程。这个突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在中国社会百年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民国中期迅猛发展的近现代化交通工具设计制造业,是对输入中国的西洋交通工具的“本土化”改造。同时交通工具设计制造业的“现代化”也使民众的出行方式更为现代化。国人从购买引进和组装改造进口交通工具的过程中不懈的探索,为实现交通工具设计制造的“国产化”和使用“大众化”不断的累积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根据“中国国情”对近现代交通工具设计的经验探索的经验累积。也因为此,本文依托民国社会整体交通工具发展状况,研究民国中期交通工具设计及设施设计,其主要的宗旨是为中国现代交通工具的设计制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并为中国的交通工具设计史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康兆庆^[10]（2016）在《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发展的局面骤然停滞。研究经费无着,研究设备不足,生活物质短缺成为制约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学术界的诸多困境,国民政府以“奖励”学术成果的方式鼓励开展研究,但该政策制定之日起,就遭到时人的质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则采取消极策略,在抗战时期制定“维持资助事业最低限度原则”,对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贡献有限。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采用积极主动的策略,借鉴德国学术救济委员会的办法,以人为中心,实施科研资助制度,从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等方面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再度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新学术增长点的出现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做出一定贡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是管理和分配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1931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业务,存在了28年。1931-194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国民政府的建设与教育有过相当贡献。尤其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侵略者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摧残,为实现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科研资助,在边远省份的大学设立大学讲座教授,以提高边远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延续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设立科学研究助理,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研究者,为中国的科研发展储备人才；组织科学考察团,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探险精神,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为开发西南、西北边疆提供科学依据；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集合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最有影响的机构,在中国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人才培养、训练及学术方向、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从事蚕桑研究的高级科研机构,标志着中国对蚕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对于西南地区蚕桑改良及平衡政府国际收支起到重要作用；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开展地方性研究,推广科学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处处以适合国家需要为前提的资助原则；二是管理者和参与者的爱国热情；三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科学管理及组织运行机制：四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的科学观念及学术思想的影响；五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尽管董事会以适应国家需要为前提,但在科研资助中并不盲从于政府政策,而是坚持基金运行的独立性和科学发展规律,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一直存在。然而,由于抗战中后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基金运行出现问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最终导致科学协助制度无疾而终,甚为遗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科研资助制度,其特点有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个人研究与联合研究并举,严格评审与注重监督并行,服务国家需要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也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引导学术研究转型,提倡学术研究新方向,树立学术研究新风气等方面。

二、兰州铁道学院董事会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兰州铁道学院董事会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中英庚子赔款退款与甘肃科教文化事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3）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研究（1950-1958）（论文提纲范文）

（4）政企关系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文萱与民国边政（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兰州铁道学院董事会成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英庚子赔款退款与甘肃科教文化事业发展研究[D]. 杨雯.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研究（1950-1958）[D]. 孙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政企关系视域下我国铁路行业治理结构研究[D]. 刘宇. 山东大学, 2019(09)
• [5]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刘琪. 厦门大学, 2019(08)
•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王文萱与民国边政[D]. 李文斌. 云南大学, 2018(01)
• [9]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D]. 邱珂.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6)
• [10]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D]. 康兆庆. 山东大学,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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