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百年研究述评

一、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刘钰^[2]（2020）在《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中期以来由华人移民以汉语为媒介创作的反映北美华人移民移居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创作。通观北美华文移民小说,文化身份追寻在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等主题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文化身份、形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四个层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身份认同的呈现方式、特征及其成因,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人移民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方式与实际抉择。之所以选择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中,在时间上始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不同,对文化身份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文化身份研究也如同文化身份认同一样,始终是一件不会被完成的“产品”（斯图亚特·霍尔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的研究者而言文化身份认同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创作历程,但对其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新移民作家作品上,在地域上则呈现出重美国而轻加拿大的研究倾向,这些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把握。鉴于目前本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足,本论文以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纵轴,通过对以上四个典型主题的剖析,力图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突破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局限。文化身份蕴含了北美华人移民特殊的族群散居经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随着不同历史时代中西方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的北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不仅是我们认识跨文化空间中,北美华人群体不同时期特有的生存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移民小说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区域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相始终,北美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自我身份上的困惑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命运的一种隐喻,分析和把握这一隐喻的内涵,对于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调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愈发剧烈和频繁,当今的世界文化由此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每一个“在场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程莹莹^[4]（2020）在《黄遵宪诗歌中的日本书写》文中认为黄遵宪作为清朝首届驻日使团的三等参赞,他用大量诗歌记录自己的所观、所闻、所感,先后创作了《日本杂事诗》和《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和《人境庐诗草》中与日本有关的诗歌既书写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形象,也呈现出清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向世界时的心境变迁,是近代中国由“轻日”转向“师日”的前奏和先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以黄遵宪创作的所有涉日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结合《日本国志》和其他书信、笔谈等资料,研究黄遵宪对日本的书写,分析其诗歌中的日本书写的特征。全文分为两部分,绪论和正文。绪论主要陈述选题意义和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概括国内外研究现状。正文包括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黄遵宪与日本的渊源以及黄遵宪离日之后的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历;第二章概括黄遵宪与日本有关的诗歌中呈现出的日本,文章主要以驻日时期和离日之后两个阶段创作的诗歌为文本进行来分析和总结。第一个阶段呈现的是传统与欧化杂糅的日本,第二个阶段展现的是日本的两面:一面是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一面是无耻的侵略者形象。结合前两章的内容,可以概括出黄遵宪日本书写的一些特征,第三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日本杂事诗》广泛的题材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使黄遵宪的日本书写从一众日本游记中脱颖而出,其中对日本的不同方面的介绍也成为中国了解日本的重要资料。其次,诗歌中塑造出的日本形象也随着黄遵宪的思想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发生了变迁,呈现出背离意识形态形象,走向乌托邦形象的历时性的演变的特征。最后,黄遵宪书写日本的过程是了解日本民族、接受日本文化的过程,也是透过日本,对祖国进行清醒地体认的过程,所以他的日本书写具有双重的指向性。

林莹莹^[5]（2019）在《论黄遵宪之日本传统文化认知 ——以《日本国志》为例》文中提出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广东嘉应人,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字公度,别署观日道人、东海公、人境庐主人、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拜鹃人诸号,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黄遵宪出身于经营典当行业的大商人家庭,其父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年）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黄遵宪曾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工于诗歌,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其代表作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本文主要探究黄遵宪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认知,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依据、意义、学术回顾史、文章的创新点及特色等。第二章是黄遵宪关于日本传统的朝会祭祀仪式及其婚丧礼俗的认知。其中主要探究了黄遵宪对于日本的古今朝会仪式、祭祀仪式,婚娶礼俗,丧葬礼俗的认识情况。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的婚俗中“娶妻不避同族”的特点、赘婿婚和迎娶婚的婚姻形态、各个阶层婚姻的简况等;还探讨了日本丧葬习俗中的佛教火葬以及神道教式的葬礼等,其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第三章是关于黄遵宪对于日本传统的衣、食、住、民间节日风俗等方面的认知,全章从这四个方面分为四个小节。内容介绍的非常详尽,也侧面说明了黄遵宪对日本文化的了解相当的细致。其中服饰方面,黄遵宪认为是仿唐制,受唐风文化影响深远;饮食方面是稻饭鱼羹;居住的地方非常讲究风雅,生活艺术化,居处仿韩制;节日非常的繁多。第四章是黄遵宪对于日本传统社会的娱乐方式的认知,分为舞乐和游燕两个小节。舞乐方面主要从舞和乐两方面着手,不管是舞蹈还是音乐其实日本都体现了吸收外来文化和创作继承本土文化两个方面,如日本舞乐里有很多的隋唐时期传来的舞乐,还有本国的舞乐如踊子戏、相扑等;游燕则体现了传统日本人酷爱玩乐的国民性。第五章是黄遵宪对于日本人精神信仰的认知,以神道教、佛教、姓氏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分为三个小节。这一章的内容,反映了黄遵宪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认知,是全文的精髓之处。如,宗教信仰方面的神道教和佛教贯穿于日本整个的古代社会,氏族的发展也体现了日本人重视族群荣誉的观念。最后是文章的结语部分,分别逐条梳理了黄遵宪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看法。分别是:黄遵宪认为日本服饰有很浓厚唐风;黄遵宪的认识特点是极为细致、研究极为严谨;黄遵宪研究了神道教和佛教曾在日本历史上的国教地位,日本佛教独有特征,及神道教于中国道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的姓氏文化等。

卢高媛^[6]（2019）在《清代诗人集会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诗人集会历史悠久,是一种普遍存在且极具特色的文学现象。清代诗人集会活动繁多,覆盖面广,在规模和频率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代,成为各个阶层文人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清代诗人集会为研究对象,以清代政治、历史、地理、文学等文献资源为基础,在充分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基础上,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对清代诗人集会进行综合和专题论述。同时,尝试突破传统的史实叙述和文本解读模式,将诗人集会置于清代历史发展的整体环境和动态过程中,揭示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并纠正之前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在总体考察和专题延展的基础上,本文按照先总后分、以点带面的思路安排篇章结构,以深入探讨清代诗人集会的特征、作用和影响等问题。本文共五章,主要专注于以下几方面的论述:第一,清代诗人集会的基本特色。第一章和第二章从主题形式和思想内涵两方面对诗人集会在清代的新变化和新特质进行了概括和提炼,侧重于考察清代诗人集会在因袭和继承前代基础上的创新和超越。其一,清代诗人集会在主题拓展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节日型集会和季节型集会已经成为清代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贤生日设祀集会、金石鉴赏集会和戏曲观赏集会的盛行则是清代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其二,清代诗人集会在思想内涵上也呈现出新的特色。从集会的审美品格来说,清代诗人集会以古雅精神为核心审美意旨,同时追求理性与情感的调融和统一。从集会的基本功能来说,清代诗人集会在娱情、群体认同和政治功能方面都有新的应用和扩充。第二,清代诗人集会与唐宋诗之争。清代的唐宋诗之争贯穿始终,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诗人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唐宋诗之争对诗人集会有着难以忽视的重要影响,而诗人集会在唐宋诗之争中也发挥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第三章以时间发展为轴,以若干重要诗论家和诗人集会为点,就诗学宗尚对诗人集会的影响、诗人集会对诗坛风气的推动、诗人集会与诗学论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清代不少诗人集会涉及唐宋诗之争,比如一些颇具声望的诗人会在集会时表述和实践自己的诗学主张,以此扩大影响;一些诗歌流派更会利用集会宣扬门户宗尚,以此寻求志同道合之人,壮大自身势力。这是清代诗人集会和诗学研究的交汇之处,对此进行考察所取得的成果对两者皆有一定的启发。第三,清代诗人集会与遗民心态。以诗人集会为切入点,对明清两大遗民群体进行论述,是对传统文学空间中群体创作的考察,也是对旧式社交模式下群体心态的探究。第四章分为明遗民和清遗民两个部分,对诗人集会与遗民心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侧重于归纳和总结两者在不同时期呈现的差异性特质。诗人集会作为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一个特殊文学空间,是旧思想的避风港,也是新思想的发育地。诗人集会为遗民群体缓解了现实失落,提供了情感归属,实现了价值诉求,满足了他们多层次的心理需求。遗民群体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让他们在创作上充满热情,同时也催使他们开展集体活动,为彼此建立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战线。第四,清代诗人集会与近代中日外交。第五章以晚清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在日本的诗人集会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近代中日外交关系为落脚点,对这时期双方的政治意图、文化心态,集会酬唱的创作风格、思想内容等问题进行探究。在他们的主导下,诗人集会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对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使外集会”将政治目的融于诗歌唱和之中,用文学交流的方式促进了外交友谊的建立,在汉诗酬唱中搭起情感沟通的桥梁,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使外集会”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手段,利用文化输出以非战的方式实现同化或者征服的战略目的。作为特殊时代环境下全新的集会类型,“使外集会”在清代诗人集会和诗歌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吕姝焱^[7]（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张琳^[8]（2017）在《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文中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便与周边许多民族和国家有着或多或少的接触,中国历史文献和诗文中便相应地出现了关于异民族的书写,这便形成了异国形象。而日本形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直到晚清,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前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在审视日本的时候,往往以中国文化为准绳,符合中国文化标准的就呈现人类形象,与中国文化不合的,则呈现为异类扭曲形象。这种局面直到黄遵宪的出现才被打破。着名诗人、外交家、改革家黄遵宪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用他敏锐的洞察力,通过诗文塑造出了丰富饱满的日本形象。本文以《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日本卷、《日本国志》为考察对象,再结合黄遵宪有关的文录、函电、公牍、笔谈等,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构建出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以及形成原因、时代意义。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黄遵宪的个人际遇、对其主要作品《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进行了介绍、从国内国外两方面综述了以往学者有关黄遵宪的先行研究、阐述了本论文的立论主旨、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该章的目标意在为进入正题做良好的铺垫,因为对黄遵宪的人生际遇、主要作品以及以往的先行研究的认知是正确把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这一论题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考察了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生成背景。首先,梳理了晚清之前两千多年的中日两国的关系交流史。其次,又对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鸦片战争之前和黄遵宪同时代的历代中国人的日本想象进行了探讨。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的形成是建立在中日各个层面的交流的基础上的。而社会集体想象又是衡量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对二者的考察是进行“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第三、四、五部分分别对应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三章是本论文的核心章节。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中日国情的基础上,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中,探讨了黄遵宪作品中的三个不同时期所塑造的不同的日本形象。第一个时期为1877年一1882年所塑造的日本形象,以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呈现。具体来说,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日本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为同源日本形象,具体包括同源景物形象、同源文化形象、同源风俗形象以及同源日本人形象。第二为异类日本形象,具体包括风俗和文化上呈现出的淫俗形象和背信弃义形象。造成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的原因在于天朝模式世界观、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以及日本汉学家的影响。黄遵宪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其最终宗旨在于强化和肯定中国自身,进而否定日本。第二个时期是1882年—1894年的日本形象,以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呈现。具体来说,是通过美善之政、整备之军、维新后的新面貌以及精湛的工艺这些方面塑造的。此时的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是黄遵宪用对相异性向往的话语来塑造的,因而表现出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造成这种乌托邦日本形象的原因在于黄遵宪进步的思想和地球模式世界观的形成。通过乌托邦式日本形象的建构,黄遵宪表现出对日本文明的肯定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自身现状的否定。第三个时期是1894年—1905年的日本形象,以强势帝国殖民者形象呈现。具体来说,以强大的军事形象、富有野心的侵略形象、咄咄逼人的高傲形象这些方面得以塑造的。这一形象的塑造是由于甲午战争这一触媒作用造成的,也是由于对日本难以企及的强大和霸权的憎恶心理和对中国自身的贫穷和弱小的怨恨心理造成的。黄遵宪作品中的强势帝国殖民者日本形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使国人深刻地认识崛起中的日本,更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强大的他者之镜来反观中国软弱的自身,从而发自肺腑地呼吁中华民族的觉醒。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了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独特性以及时代意义。其日本形象的独特性表现在如下方面:与同时代文人相比,黄遵宪所塑造的日本乌托邦形象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与其作品中的美、英形象的表面化相比较,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更加丰富饱满,涉及日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文学、民风民俗、方物、人物等方方面面,并且既包含了负面的意识形态形象和贪婪的殖民者形象,也包括了正面的乌托邦形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时代意义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在中国方面,它一改国人此前对日本“不屑措意”的狭隘观念,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并正视日本,通过他者之镜来反观中国自身,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了中华文化的重整,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得以塑造日本形象的《日本杂事诗》对日本文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反响;再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具有现代性意义,具体体现在惊羡的现代性体验和新意境、新语词的运用。

隋明辉^[9]（2016）在《黄遵宪诗歌的语言特征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地位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自西周、秦、汉魏发展到唐宋,中国的古典诗歌到达全盛。唐宋以后,诗歌自金式微,元代散曲、明代传奇各领时代风骚,而在清代晚期之前,虽然诗歌流派众多,但难免拘泥于前人,没有跳脱前人诗作的禁锢。十九世纪中下叶,国门大开,近代西方文明对当时闭关自守的社会带来了猛烈冲击,迫使一群有志于变革的先觉者,尝试着去寻求救世救民的良方,同时也为中国的古典诗歌带来了新变。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不仅亲身见证了置身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下的晚清社会的摇摇欲坠,也因其外交官的身份,走遍五洲四海,体验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而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他的诗歌创作有着古典性与现实性相碰撞的显着痕迹,因此也具有特殊价值。目前对黄遵宪诗歌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少,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在黄遵宪生平、其诗歌创作的发展阶段、黄诗的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领域,而恰恰在“诗歌是艺术化了的语言”这一本质特性上有所欠缺。所以本文的立意是：结合先前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具体的语言学分析对黄诗这一文学现象展开研究,目的是通过较详细严谨的语言学分析展现黄遵宪诗歌的特点和发展历程,并以此为突破点,结合前人对黄遵宪及其诗作的评议,探究其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简述黄遵宪的生平,分为青少年时期、驻外时期、归国力推新政时期三个阶段；第三章通过修辞、词汇、音节、句类等语言学角度对一定量黄诗进行分析,展现其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流变：第四章讨论黄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的形成。

李玲^[10]（2013）在《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文中研究指明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过程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阶段。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以文学救国，发起“诗界革命”。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前后两年间，梁启超对黄遵宪“从略有微词到全力歌颂”。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推崇他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长篇诗作，表彰黄诗“存吾国，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着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着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着、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着外，大多数文学史着（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着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着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着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着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三、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与文学史着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着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着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着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二、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黄遵宪诗歌中的日本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论黄遵宪之日本传统文化认知 ——以《日本国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诗人集会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8）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黄遵宪诗歌的语言特征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地位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0）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D]. 刘钰. 吉林大学, 2020(03)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黄遵宪诗歌中的日本书写[D]. 程莹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论黄遵宪之日本传统文化认知 ——以《日本国志》为例[D]. 林莹莹. 宁波大学, 2019(06)
• [6]清代诗人集会专题研究[D]. 卢高媛. 浙江大学, 2019(01)
• [7]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D]. 张琳. 武汉大学, 2017(06)
• [9]黄遵宪诗歌的语言特征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地位的形成[D]. 隋明辉. 山东大学, 2016(03)
• [10]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D]. 李玲. 苏州大学,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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