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技术的涵义、特点及竞争状况（论文文献综述）
李丹丹[1]（2020）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出口贸易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发展,高技术产品的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这威胁到了许多发达家国内企业的市场,为维护自身利益,发达国家开始凭借其技术优势,利用各种贸易壁垒阻碍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入，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在倡导贸易自由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美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我国高技术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高技术产品必然与其国内相关产品产生竞争,而美国内企业为维护其市场会相应的采取各种贸易措施,美国“337调查”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就是其惯用手段之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出口产品频繁受到美国的“337调查”,而近年来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调查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以美对华“337调查“为缩影,基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探索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壁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理论研究结合实证分析,深入探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首先介绍我国高技术产品及其所遭遇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的理论基础、研究文献等,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做铺垫;其次探究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作用机制与贸易效应:然后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国“337调查”为主,总结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所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并对其特点、趋势及影响进行分析;再次,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其影响程度进行测定;最后,报据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出口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及模型实证结果,提出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及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可行性建议。通过全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积极影响。并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德尔优化应对策略,以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尽量避开其消极影响,或者说实现其积极影响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的战略目标,从而进一步实现跨越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于丰富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理论和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渠道,提高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有所助益。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姚梦婷[3]（2020）在《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开始朝着高端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逐渐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进而致力于培育发展先进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新的区域增长极,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支撑和示范引领作用,也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定位。目前高技术产业依托各地高新开发区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集聚,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和协同效应,可以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但产业集聚过度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拥挤”效应。因此,分析近年来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并考察其发挥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促进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发展,保持区域经济良好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机制,并描述长江经济带2000-2017年高技术产业发展概况,继而利用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测量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并度量分区域和分产业的集聚异质性。随后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优势指数三类产业集聚指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来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各方面发展势头良好,在全国区域层面比较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区域内差异较为显着,下游地区优势明显,但随着上中游地区创新要素集聚规模的逐步扩大,地区差距正逐步缩小。高技术产业五大分行业层面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三行业规模占比较大,其他两个行业相对发展缓慢。第二,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高,并呈现下游、上游、中游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分行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集聚优势显着,医药制造业集聚程度最低。第三,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上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及竞争优势三类集聚均表现为显着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程度稍大。分区域层面,上游地区专业化集聚的经济效应较为显着。中游地区专业化集聚和竞争指数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专业化集聚系数不显着。多样化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呈现显着的抑制作用。下游地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指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呈现显着的正向作用,其中专业化集聚的效应最大。人力资本、物力资本投入和政府作用程度均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且研究创新环境的影响作用突出,经济开放程度则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第四,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经济增长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当跨过门槛值后,专业化集聚会抑制区域经济增长。但多样化集聚、竞争优势指数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着为正,不存在门槛效应。
刘倩[4]（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文中提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一场是思想领域的解放,即从当时封闭、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脱离出来,重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笔者以为,由邓小平领导的这两场改革和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在“人事实上应当如何生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忧患意识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重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大幕,从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次,思想解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在于,其与这场经济改革之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指出了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与人的价值的建设问题的迫切性。这一点,与中国着名思想家唐君毅于上世纪70年代所发出的,通过对人文思想的重建反哺政治经济的呼唤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与探析,在以下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一是从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显示的特点和历史质料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不间断的历史进步性这两个方面,对马尔库塞的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考察与评估;二是不仅仅依赖于文化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而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逻辑的高度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评价,借鉴其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之沦丧”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资源与研究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轴心原则,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预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比如将其归结为一种由卢卡奇等人开辟的文化批判,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原则的压抑性批判,以及一种反思技术文明的生产性破坏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等。本文认为,虽然这些批判有其各自的阐释特点,但并没有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也即没有揭示其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本质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本文认为,一方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延续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首先,它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哲学道统;其次,它一脉相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批判逻辑;再次,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各界面的总体性批判,它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轴坐标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重大思潮的高度敏感又使得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包括哲学追问的主题和话语的不同,批判逻辑的路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不同,对阶级分析的读解不同,以及所借助的批判工具不同。导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的当下延续和问题域的不同转换。第一章梳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其理论思想的生发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德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兴趣,试图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际却没能取得真正胜利的问题寻找理论上的解释。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三篇重要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具体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显示了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底板,融合当代各种理论思潮,阐释人类生存境遇的最初尝试。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使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极权主义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产物,为抵御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各种反抗与革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宗旨,强调对现存秩序的彻底的批判、否定与超越。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与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形式,从暴力冲突转向了对心理能量的压抑,引导马尔库塞转向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探寻这一阶段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新特征。第二章阐释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即对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针对后工业社会全新的历史世俗基础,马尔库塞以经济现实为切入点,对纷繁杂芜的经济现象的新趋势和新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由此抽象出三个本质特征:1、消费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剧变之一,乃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变成了消费对生产的牵引和驱动。消费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变成了力比多释放的函数,消费异化的秘密则在于“虚假需要”对真实需要的替代。2、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本体的重要范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高度垄断以及高度技术化资本构成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高度发达阶段。作为这一转折的结果,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相应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帝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殖民地转变为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诞生了高端技术资本,即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的技术逻辑,它通过建立起一套高度理性与权宜的生活系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操纵。3、剩余价值的新模式。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垄断及其高度技术化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已经转变为“剩余意识”。它体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扩大化的剥削问题,表明剥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空间,深刻显示出人类解放所面临的新障碍与新困难。第三章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政治形式的新变化。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界面新趋势的分析不单单反映了其经济领域的本质特征,更同时显示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从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嬗变。第一个政治新形式是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力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通过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构建起一种新“极权主义”。面对这一新的“意义之网”,剩余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运动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它为发达工业文明维系其自身的剥削与控制的机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同时又对一种新“革命主体”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个政治新形式是革命概念的新内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涵义从贫困和匮乏的暴力革命转变为由丰裕社会和过剩体制所导致的危机,由此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禁忌,革命变成如何在重构技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质的非压抑性社会。第三个政治新形式是新“革命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物化趋势日渐加剧,传统的革命主体正在淡去,因而只有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大拒绝”,才能够为新的“革命主体”的孕育提供生长空间。马尔库塞认为,新“革命主体”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中艰难地生存着的边缘团体与少数派,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可能。第四章揭示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后一个层次: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展现了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哲学追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富裕社会的内在本质是一个矛盾冲突高度累积的社会,物质充裕带来的享乐与满足同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匮乏。这是因为人被裹挟进彻底由物欲宰制的单维界面,而精神向度的需要被压抑和剥夺了。对这一重大现实遭遇所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与关怀,成为贯穿马尔库塞毕生研究的宏大主题。第二,“爱欲与文明”。对晚期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提出了人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革命问题不再体现为暴力的革命冲突与阶级斗争,而是显现为种种心理层面与文化维度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自由和解放首先意味着需要释放和升华由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压抑的心理能量,也即呼唤爱欲与文明在新时代的辩证统一。由此才能够塑造一种“新类型的人”,追求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三,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晚年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学境界,特别强调对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升华及其价值的完整追求。但他的美学具有比单纯的审美艺术更深层的内涵,即将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哲学升华的一种质料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人性的光辉,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高意境的显现。第五章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评价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另一个是试图分析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本文认为,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一过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强烈的“追求行动哲学”的特征,始终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全面复归为旨向,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向性。第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视域,为中国的现代性发育与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与精神的关系的分析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二是仅仅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冲突的特征,但未能深入把握资本在当代对人的精神“再次异化”的实质。所以,对他的精神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总之,通过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丰富了现有的马尔库塞学术研究成果,为填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考察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空白做出有限的尝试。同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轴心重释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开创了马尔库塞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内容,扩展了国内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二是通过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查审,补充与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链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三是对一直以来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平衡物质利益的解放与感性精神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性发育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理论问题。
李卓键[5]（2019）在《美国卫星产业组织研究》文中认为卫星产业是兼具经济效益与政治军事效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卫星产业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不仅在经济方面为其带来可观的效益,而且利用卫星技术开展国际合作与结盟或是军事威慑与对抗,还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国家威信”。我国卫星产业起步较晚,在卫星制造、发射及商业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由于卫星产业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转化应用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因而被确立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为此,系统认识美国卫星产业及其组织的发展规律与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防军事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卫星产业经历了准备期、高速发展期和平稳发展中的商业化转型期三个阶段。以产业组织理论SCP框架为基础,深入分析美国卫星产业现状及组织特点,能够为我国发展卫星产业提供参考。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结构（S）从市场集中度上看属于一般寡占型,且拥有较高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美国卫星企业采取技术创新驱动的产品主体差异化战略,避免深陷低效率的价格战。私营卫星企业由于核心产品的差异化空间逐渐缩小,开始重视自身服务能力的拓展和提高。美国政府在卫星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一系列许可制度确立准入门槛进行严格监管;另一方面,对于取得发射许可且满足国家发射需求的本国私营企业,给予政府补贴扶持其快速发展。美国卫星产业市场行为（C）比较典型的包括兼并与卡特尔。卫星产业兼并实施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并对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使得市场集中度得以加强。以卡特尔为代表的美国卫星产业市场中的协调行为不利于市场竞争,导致卫星企业之间通过合谋、相互妥协以求实现彼此垄断利润最大化。为打破美国卫星巨擘之间的卡特尔,美国政府大力扶持新兴卫星企业发展并显着降低发射费用,开启了廉价商业航天运输新时代。美国政府还通过制定和修订促进卫星产业市场商业化的各项政策,逐步放宽商业卫星领域的政策管制,激发卫星产业市场活力。美国卫星产业的市场绩效（P）主要包括直接绩效与间接绩效。从直接绩效分析中发现美国卫星产业的四大细分领域（卫星服务、卫星制造、发射服务和地面设备制造）产值全球领先,但存在政策性波动。四大领域发展不均衡,处于上游的卫星制造业与发射服务业产值较少,而处于下游的地面设备制造业与卫星（运营）服务业产值较高。从间接绩效分析中发现由于卫星产业一定程度带有国防军工性质,具有投入大、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在市场化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效果并不明显,而是通过对其他产业的影响来间接地反映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卫星产业在农业、远洋渔业以及灾害的防范与救助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第一,在美国卫星产业的准备阶段,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第二,在美国卫星产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市场结构是三者中的核心。完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完全由政府采购的单一销售渠道,使得市场行为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市场结构;而被简单市场行为所决定的市场绩效也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第三,在美国卫星产业平稳发展商业化时期,市场行为是三者中的核心,但三者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美国卫星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在发展过程中,美国卫星产业逐渐形成了缓解市场行为中的卡特尔、激发市场竞争活力、推高市场绩效等产业组织优势。同时,美国卫星产业组织也存在市场寡占程度较高、商业化运营推高市场风险等问题。我国卫星产业的发展起步于1956年,虽然在整体上与美国卫星产业相比尚存在差距,但是在一些领域也形成了自身优势。鉴于美国卫星产业发展历程和产业组织中的优势与问题,我国应该把握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平衡,加大政府资金扶持与政策激励,积极推动我国卫星产业商业化发展并不断提升卫星技术水平与国际影响力。
程文[6]（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杨丽君[7]（2019）在《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传统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缺乏可持续性,技术创新要素的供给乏力,金融资源很难自发流入技术创新领域。金融原本因实体产业发展的金融所需而生,却不具备专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金融供给的“执着”。因此,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金融发展发挥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极其重要。金融资源的流动应能满足淘汰落后产业,去过剩产能,培育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的结构优化调整之需,应合理配置高度稀缺的金融资源。论文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明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的内涵,比较指标的测算方法,选择能够体现各自内涵的指标及测算方法。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先分别采取三项分项指标测度和比较: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再采用灰色动态关联分析法将三项分项指标与经济增长相耦合后得出综合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以便综合比较与计量分析。创新性地绘出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的三轴图,比较三者的长期和动态变化趋势。金融发展采用三项分项指标描述: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剖析美国、日本、英国、以色列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适宜分别阐述。本文综合考虑地区差异与空间联系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模型检验前进行系统的数据检验与诊断,采用不同模型与检验方法并比较优劣,选择最优模型和最佳检验方法,保证模型的稳健性以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紧紧围绕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尝试构建一套系统性、条理性、层次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内涵、界定指标及指标测算方法,分析影响机理,据此选择模型变量并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的内容前后对应,理论分析为实证分析提供支撑,实证分析再反过来为理论分析提供佐证。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并存。新常态下,应基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金融发展要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充分相融。二是中国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不同地区存在“单赢”之势。应加强私有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差距,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实现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不同地区的“共赢”。三是“先污染,再富裕”是低质量发展道路的简单复制,也非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摒弃急功近利,沉下心来走高质量的“不污染,就富裕”之路。四是金融高度发展不会必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过度金融化也会陷入“金融诅咒”。要避免金融发展陷入自我封闭循环,实现金融发展与以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开放循环,加快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金融发展的国际市场对外开放。
赵委委[8]（2019）在《技术发展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文中认为从生存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进行互动的历史,在人类早期,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条件取得了栖身之所和果腹之食,对自然持有敬畏、服从的态度。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深入,人类逐渐改变了自然的主导地位并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如对风、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驾驭和利用,从而逐渐确立了人类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人类找到了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工具”——技术,借助其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丰富的技术人工物体系并实现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改造。在改造自然方面,人类利用技术不断扩展了实践活动的范围,不断将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发展了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技术体。在改造人类自身方面,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活动都已经臣服于技术的发展逻辑,人类形成了技术化生存方式。技术自身的组合进化、与科学的融合共生以及自身所带的机会利基（1）等发展逻辑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作为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因素,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变革,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必然给人类带来新的福祉,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技术的持续发展和革新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带来了人类的感性解放,使人类体验到生而为人的优越感和幸福感,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和普及更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体体验和精神体验。当代信息社会的显着特征是科学技术基于对大量信息的利用而形成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操纵知识的人类智力正在变成经济活动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互联网为人类智力的呈现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和开放的平台,基于互联网平台形成的文化必然带有鲜明的知识性、个体性、智能性,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不断推广了规范、创新、公平、协作、宽容等新的文化内涵,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活动模式,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和体验方式,开拓了一个引导人类心力和智力迅速成长的时代。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特征通过与其他高技术的融合进一步进化,越来越多智能化的技术人工物得以产生并投入使用,与人类的生存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给人类的身心都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顺应发展逻辑到当代社会的技术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分析技术发展造成的人类认知、意志、情感三方面的变化,探讨个体在新的技术文明下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进行精神世界的建构,以便解决精神活动中呈现的问题并发展出一个合理有序的精神世界,提高生存质量,增强幸福感,为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通过每个个体合理运用技术的实践从而产生无数个促使社会发展的合力,进而确立科学合理的技术观促进人与技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一章论述了技术的发展逻辑与精神世界的内涵。通过对技术进行内部解剖学的分析,组合进化、与科学融合共生、人类需求及技术本身的机会利基作为技术的发展逻辑,理论上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技术的发展过程,现实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技术呈现了以下发展特点:长期的不可预测性与短期的可预测性、不均匀性和复杂的有机性。技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生物性的有机体,从而对人类的有机身体和精神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精神世界是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意识世界。对个体来说,精神世界是个体对经验到的自我和外部世界进行思维活动的产物,其形成则以个体自身的活动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为前提,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统一、稳定性和不完满性的统一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类的作用机制,它通过缔造实在的技术人工物体系给人类带来了感性解放,同时形成的技术理性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和精神危机。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呈现自动化、智能化,大大解放了人类的身体和开发了人类的各项官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体体验和精神体验;另一方面,技术发展自身附带的技术风险以及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活世界的控制,改变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给人类的身心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第三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的意志的影响和作用。意志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节着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也是促使个体德性形成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是意志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技术通过技术人工物和技术理性反作用于意志作用的发挥。人类应该加强意志自主使技术扬善避恶,从而消解技术滥用带来的泛娱乐化以及技术人工物崇拜对意志的消极作用,从而为精神世界建构一个健康向善的方向指导。第四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的认知的影响和作用。人的精神活动是基于自身的认知深度和广度,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展了人的认知范围,革新着人们的认知观念,重塑了个体的知识生产和分享模式,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认知困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于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过剩问题。作为认知中介的媒介技术是个体认知活动的基础,因此个体应该加强媒介素养,更好地利用媒介技术获得有用的信息从而顺利实现认知目的,从而为精神世界建构一个合理有序的知识储备。第五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的情感的影响和作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工物的传统关系,在丰富人类情感世界的同时也解构了其中某些因素,形成新的情感机制的同时也凸显了情感物化、情感社会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个体应该进行情感自省,主动开展自我情感教育,在情感社会化的过程中以情感道德人为目标,在道德修养中升华情感,从而为精神世界建构一个美好高尚的理想追求。第六章对个体建构精神世界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技术顺应自身的发展逻辑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高度技术化生存时代,人也变成了“技术—人”的综合体,从而凸显了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许多新与旧的冲突,而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使这种不确定性、冲突带来的忧虑得到了快速蔓延和传播,给个体的意志、认知和情感都带来了深刻影响,那么经过知情意折射过后的意识活动形成的精神世界也不断呈现新的特点和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章提出了应对策略,以便为个体在新旧冲突中建构精神世界提供方向。
陈圳[9]（2019）在《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提升》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压力的加大、世界贸易的国际竞争加剧等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交错,中国制造业存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乏力,甚至出现了“低端陷阱”的现象。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长期发展计划,制定了中国优势制造业的宏大发展目标,谋求在一系列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取得突破,通过创新带动整体制造业的转型提升。针对转型压力,依靠政府推行产业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存在弊端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所以在整体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推出了“供给侧改革”,力求减少企业成本,如何实现引导制造业向高端转型成为了重大课题和挑战。基于以上现实问题,本文将制度因素在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围绕以包容性制度为指向的制度质量良性变迁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机制展开,结合全球价值链自身提升特点,探讨通过制度质量的完善促进制造业整体转型的“自然发生”,以期促使”制度红利“成为突破全球价值链提升的根本路径。不同于依赖投资等“人工干预”,制度质量提升是通过构建适宜的环境因素,激励“创新”推动经济中相关因素“自然”生成并最终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本文在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借鉴Acemoglu（2015）“包容性制度”的理论框架基础,通过重新设定“制度质量”的内涵展开研究。全文从逻辑架构上是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文献综述,分别围绕“研究问题阐述”和梳理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展开。第三章围绕研究问题进行了“理论构建”。在这章中,首先,对制度质量的涵义进行了完整的阐释;其次,在此基础上应用博弈模型对企业创新选择进行讨论,从微观层面上揭示公权力执行者具有的道德风险如何在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的条件下,会演化为对于创新型企业的逆向淘汰的不利制度环境。这种逆向筛选机制,即较低的制度质量抑制了创新的出现,从而造成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再次,通过构建内生增长的理论模型,对制度质量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内在机制进行了阐述,并围绕制度质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特征提出三个研究命题:一是,制度质量的良性变迁与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二是,制度质量的完善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所发挥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三是,制度质量提升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提升。第四章围绕着对相关事实的考察展开,着眼于对我国现有制度质量、创新和全球价值链的在全球对比下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我国的制度质量、创新能力和全球价值链攀升都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在取得快速成长后都进入了阻碍重重的泥潭区。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表面看突破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深入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而根本在于由公共服务水平制约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在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还是逆向淘汰创新型企业。第五章、第六章是本文的“实证验证”部分。第五章根据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门槛效应模型对制度质量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机制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创新在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上一章门槛效应原因的认识。通过研究,可以归结为如下结论:第一,根据各国经验,制度质量改善确实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发挥了正向作用。第二,制度环境的完善需要持续达到阈值才能充分发挥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制度质量对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作用发挥存在着条件性和阶段性差异。条件性是指制度质量的内在因素之间存在互相配合发挥作用的特点,所以需要具备使之协同发挥作用的前提。阶段性差异是指制度质量会在不同阶段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发挥强弱不同水平的作用。第三,制度质量通过影响创新来实现影响全球价值链提升的作用。制度质量的提升首先影响了企业的创新选择,推动了企业在自身博弈出发倾向有利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行为;其次创新所需要各因素的积累使得制度质量的推动作用滞后出现。创新在制度质量和全球价值链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七章进行了总结,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公权力治理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来实现制度质量的提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促使企业通过参与创新型活动来面对市场竞争而不是通过对个别公权力执行者的勾结来盈利。公权力治理的状况形成外部制度环境,筛选决定了对于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中占优而被激励还是因为在权力赎买竞争中无所作为而被淘汰。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创新能力的突破只是表象,深层次的课题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质量的提升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李金秋[10]（2019）在《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资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知识产权运营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逐渐壮大,知识产权保护极大促进了外商在华投资和中外技术合作,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造动能,我国实现了在众多领域中研发并成功运营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加快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知识产权保护仍将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日益强劲的动力。然而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出现,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尚未充分体现、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并不理想等问题。如何推动知识产权数量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快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是知识产权管理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在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发展问题,对于我国驱动创新发展和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内涵、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基于系统理论和知识产权理论,从知识产权开发管理子系统、运营管理子系统、保护管理子系统角度深入剖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结构;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CAS理论,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内涵、特征和条件;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概念模型,并根据概念模型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框架及内容作了解析。其次,基于布鲁塞尔器模型分析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耗散结构形成条件;并基于尖点突变和熵理论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判定;在此基础上,从自创生,自重组和自稳定三个层次,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方式;深入剖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路径,通过系统演化的路径依赖理论,进一步解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分岔,突变和涌现,适应路径;基于Logistic方程来剖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过程,并根据种群生态理论剖析系统发展的演进阶段。再次,从多主体视角出发,基于释意理论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因素进行初步识别;采用ISM方法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关键动力因素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基于结构——功能——原理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内部构成、功能及运行原理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接下来,从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单元、多主体共生平台、多主体共生界面和多主体共生网络四个方面展开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要素的解析;基于共生理论及种群生态理论,从竞争共生、合作共生以及竞合共生三个角度,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模式;对于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伴选择机制进行分析,给出一种基于动态区间直觉正态模糊算子的伙伴选择决策模型,并剖析了多主体共生情形下伙伴选择的决策行为策略;剖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内部多主体共生竞合机制,采用Lotka-Volterra模型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内多主体共生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共生模式下的多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分析,梳理了多主体之间的多阶段博弈的行为;并从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人才交流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三个方面提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沟通交流机制。此外,本文基于协同学理论界定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内涵,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体系;基于耗散理论和熵理论,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熵变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和协同学理论,揭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理;结合隐喻方法,基于B-Z反应,建立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进一步结合仿真模拟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发展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从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和子系统协同发展机制两方面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制。最后,从政府调控机制、产学研耦合机制和中介机构服务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保障机制。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调控模型,并采用数值仿真进行模拟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引导、监督和环境保障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政府调控机制;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机理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纵向国家整体视角和横向区域视角,采用耦合度模型测度我国整体和31个省市地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并从创新资源共享机制、主体学习机制和环境激励机制三个层面设计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机制的三个子机制;最后,针对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服务分析,并从信息聚集机制、资金调节机制和平台服务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服务机制。
二、高技术的涵义、特点及竞争状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技术的涵义、特点及竞争状况（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2.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界定 |
| 2.1.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涵义 |
| 2.1.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典型表现 |
| 2.2 美国337调查 |
| 2.2.1 美国337调查的内容 |
| 2.2.2 “337调查”的程序 |
| 2.2.3 “337调查”的救济措施 |
| 2.3 高技术产品概念的界定与分类 |
| 2.3.1 高技术产品的界定 |
| 2.3.2 高技术产品的分类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特征 |
| 2.4.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成因 |
| 2.4.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产品出口的作用 |
| 2.4.4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应对 |
| 2.4.5 研究评述 |
| 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作用机制与贸易效应 |
| 3.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 |
| 3.1.1 数量限制机制 |
| 3.1.2 价格控制机制 |
| 3.1.3 跨越促进机制 |
| 3.1.4 交叉影响机制 |
| 3.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贸易效应 |
| 4 我国高技术产品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
| 4.1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 |
| 4.1.1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整体现状 |
| 4.1.2 我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现状 |
| 4.2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主要状况 |
| 4.2.1 技术标准型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
| 4.2.2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措施 |
| 4.2.3 知识产权滥用 |
| 4.3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美国337调查的现状 |
| 4.3.1 调查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
| 4.3.2 对象主要是高技术企业(产品) |
| 4.3.3 被诉案由主要为专利侵权 |
| 4.3.4 调查结果以和解和排除令居多 |
| 4.4 我国高技术产品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新趋势 |
| 4.5 我国高技术产品遭遇知识产权壁垒的原因分析 |
| 4.5.1 外部原因分析 |
| 4.5.2 内部原因分析 |
| 4.6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带来的的影响 |
| 4.6.1 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 |
| 4.6.2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 |
| 5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引力模型分析法 |
| 5.1.1 引力模型的定义 |
| 5.1.2 引力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
| 5.3.1 数据处理及分析 |
| 5.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3 Beta系数计算及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作用权重分析 |
| 5.4 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结果的综合比较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 6.2 对策与建议 |
| 6.2.1 政府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措施 |
| 6.2.2 高技术行业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措施 |
| 6.2.3 高技术企业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措施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3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3章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机制分析 |
| 3.1 高技术产业界定及集聚特征 |
| 3.2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机制分析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及度量 |
| 4.1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发展概况 |
| 4.2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2 模型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门槛特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要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情况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精神遗产? |
| 二、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逻辑框架 |
| 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简单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创新点与研究方法分析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 |
|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忧患意识 |
| 一、垄断资本主义、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
| 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遗憾 |
|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
|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源起 |
| 一、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
| 二、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 |
| 三、重建“理性”与“革命”的辩证原理 |
| 第三节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初探 |
| 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 |
| 二、“新”工人阶级的壮大 |
| 三、从暴力革命的外部冲突到心理能量的内部压抑 |
| 第二章 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 |
| 第一节 消费社会 |
| 一、消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成就 |
| 二、消费的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到力比多释放的函数 |
| 三、消费异化的本质:“虚假需求”对真实需求的替代 |
| 第二节 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 |
| 一、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二、作为高度垄断资本特殊运行模式的跨国公司 |
| 三、技术资本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新模式 |
| 一、高度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剩余” |
| 二、马尔库塞对巴罗“剩余意识”范畴的解析 |
| 三、剩余意识的动力学机制 |
| 第三章 政治形式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嬗变: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的政治新形式 |
| 一、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消费意识形态 |
| 二、新“极权主义”: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 |
| 三、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剩余意识的政治潜能 |
| 第二节 革命概念的新内涵 |
| 一、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 |
| 二、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革命概念的扬弃和新“革命”概念 |
| 三、“乌托邦的终结” |
| 第三节 新“革命主体”与自治 |
| 一、“无产阶级的物化” |
| 二、“大拒绝”的革命之路 |
| 三、新“革命主体”的提出 |
| 第四章 物质的充裕与精神的匮乏 |
| 第一节 “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 |
|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
| 二、“富裕社会的不满者” |
| 三、“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 |
| 第二节 “爱欲与文明” |
| 一、压抑性的俗化趋势及其心理学基础 |
| 二、“新感性” |
| 三、追求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 |
| 第三节 审美救赎 |
| 一、当代艺术状况及其与艺术本质的背离 |
| 二、艺术的政治实践功能 |
| 三、作为未来社会新构想的审美之维 |
| 第五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
| 第一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意义 |
| 第二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含中译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美国卫星产业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比较分析法 |
| 1.3.2 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产业组织及相关理论分析 |
| 2.1 产业组织的概念及理论起源 |
| 2.1.1 产业组织相关概念 |
| 2.1.2 产业组织理论的起源 |
| 2.2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发展 |
| 2.2.1 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 |
| 2.2.2 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观点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垄断与效率并存观点 |
| 2.2.4 新奥地利学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 |
| 2.2.5 20世纪80年代后期百家争鸣 |
| 2.3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1 理论引进和介绍期 |
| 2.3.2 结合中国国情应用理论 |
| 2.3.3 深化研究和理论改良期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卫星产业发展历程、现状及产业组织特点 |
| 3.1 美国卫星产业的概念及分类 |
| 3.1.1 美国卫星产业的概念界定 |
| 3.1.2 美国卫星产业的分类 |
| 3.2 美国卫星产业的发展历程 |
| 3.2.1 蓄势待发的准备期(19 世纪末——20 世纪40 年代) |
| 3.2.2 两极竞争中的高速发展期(20 世纪40 年代——90 年代) |
| 3.2.3 平稳发展中的商业化转型期(20 世纪90 年代——现在) |
| 3.3 美国卫星产业的现状及组织特点 |
| 3.3.1 美国卫星产业现状 |
| 3.3.2 美国卫星产业组织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
| 4.1 美国卫星产业市场集中度 |
| 4.1.1 市场集中度的涵义及衡量指标 |
| 4.1.2 美国卫星产业市场集中度的测算 |
| 4.2 美国卫星产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
| 4.2.1 进入与退出壁垒的涵义 |
| 4.2.2 规模经济形成的进入壁垒 |
| 4.2.3 高技术性构筑产品主体差异形成的进入壁垒 |
| 4.2.4 技术革新创造绝对成本优势形成的进入壁垒 |
| 4.2.5 美国卫星产业的退出壁垒 |
| 4.3 美国卫星产业的产品差异化 |
| 4.3.1 产品差异化的涵义 |
| 4.3.2 技术创新驱动的产品主体差异化 |
| 4.3.3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服务差异化 |
| 4.3.4 卫星产品差异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4.4 美国政府在卫星产业市场结构形成中的作用 |
| 4.4.1 卫星产品与服务的属性特征 |
| 4.4.2 政府对市场管制与激励并举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卫星产业市场行为分析 |
| 5.1 以兼并为代表的市场竞争行为 |
| 5.1.1 企业兼并的涵义及特征 |
| 5.1.2 美国卫星企业兼并的方式 |
| 5.1.3 美国卫星企业兼并的效果 |
| 5.1.4 企业兼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2 以卡特尔为代表的市场协调行为 |
| 5.2.1 卡特尔的涵义 |
| 5.2.2 美国卫星产业中的卡特尔 |
| 5.2.3 对卫星产业卡特尔的突破 |
| 5.3 美国政府在卫星产业市场行为中的作用 |
| 5.3.1 政府直接参与销售和政策扶持卫星市场商业化并举 |
| 5.3.2 政府管控卫星类产品对外贸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绩效分析 |
| 6.1 直接绩效 |
| 6.1.1 美国卫星产业总体经济绩效 |
| 6.1.2 卫星制造业经济绩效 |
| 6.1.3 发射服务业经济绩效 |
| 6.1.4 地面设备制造业经济绩效 |
| 6.1.5 卫星服务业经济绩效 |
| 6.2 间接绩效 |
| 6.2.1 美国卫星产业的溢出效应及对GDP的贡献 |
| 6.2.2 对其他产业及领域的促进效应 |
| 6.2.3 社会与政治效应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卫星产业组织的总体评价 |
| 7.1 美国卫星产业组织中结构、行为、绩效的关系 |
| 7.2 美国卫星产业组织优势 |
| 7.2.1 政府大力扶持改善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 |
| 7.2.2 商业化发展之路推高美国卫星产业市场绩效 |
| 7.3 美国卫星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 |
| 7.3.1 市场结构上寡占程度较高 |
| 7.3.2 兼并与卡特尔为代表的市场行为加强产业集中度 |
| 7.3.3 商业化运营推高产业市场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卫星产业组织对我国的启示 |
| 8.1 我国卫星产业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 8.1.1 我国卫星产业发展历程 |
| 8.1.2 我国卫星产业发展的特征 |
| 8.2 我国卫星产业组织的总体评价 |
| 8.2.1 我国卫星产业组织具备的优势 |
| 8.2.2 我国卫星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 |
| 8.3 借鉴美国经验促进我国卫星产业发展的建议 |
| 8.3.1 把握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平衡 |
| 8.3.2 政府加大资金扶持与政策激励力度 |
| 8.3.3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推动我国卫星产业商业化发展 |
| 8.3.4 注重提升卫星技术水平与国际影响力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 文章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 2.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
| 2.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发展脉络 |
| 2.1.2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内涵文献梳理 |
| 2.1.3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研究综述 |
| 2.1.4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未来研究方向 |
| 2.2 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
| 2.2.2 金融发展文献梳理 |
| 2.2.3 金融发展文献述评 |
| 2.3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文献 |
| 2.3.1 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3.2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梳理 |
| 2.4 金融发展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
| 2.4.1 金融发展之外的环境影响因素 |
| 2.4.2 金融资源之外的生产要素和消费因素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 |
| 3.1 美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1.1 美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1.2 美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1.3 美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 3.2 日本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2.1 日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2.2 日本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2.3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 3.3 英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3.1 英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3.2 英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3.3 英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不足 |
| 3.4 以色列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4.1 以色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4.2 以色列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4.3 以色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
| 3.5 欧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5.1 欧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5.2 欧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5.3 欧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阻力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1 金融发展指标分解及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 |
| 4.2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4.2.1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两种途径 |
| 4.2.2 金融总量供需反映的两种金融发展循环作用 |
| 4.3 金融结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4.4 金融效率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4.4.1 金融效率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同步性 |
| 4.4.2 金融效率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状况:基于三个维度的比较 |
| 5.1 中国整体相关发展状况阶段性比较 |
| 5.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阶段性比较 |
| 5.1.2 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比较 |
| 5.2 省域维度相关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
| 5.2.1 省域维度产业结构优化对比 |
| 5.2.2 省域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对比 |
| 5.3 五大热点地区相关发展状况差异分析 |
| 5.3.1 五大热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差异 |
| 5.3.2 五大热点地区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数据和变量说明及检验 |
| 6.1.1 描述性统计 |
| 6.1.2 变量相关性检验 |
| 6.1.3 异方差等回归诊断 |
| 6.1.4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6.1.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 6.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6.3.1 全面FGLS和OLS稳健标准误检验 |
| 6.3.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6.4 检验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经验 |
| 7.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综合实力的城市差异 |
| 7.1.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发展情况比较 |
| 7.1.2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聚类对比分析 |
| 7.1.3 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综合实力差异 |
| 7.2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及检验 |
| 7.2.1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变量相关性等检验 |
| 7.3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 7.4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7.4.1 替换因变量检验稳健性 |
| 7.4.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7.5 检验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技术发展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技术的发展逻辑与精神世界的内涵 |
| 第一节 技术的发展逻辑 |
| 一、人的活动与技术 |
| 二、技术的发展逻辑 |
| 三、技术的发展特点及趋势 |
| 第二节 精神世界的内涵 |
| 一、精神世界及其结构 |
| 二、个体精神世界的呈现层次与形成逻辑 |
| 第二章 技术对人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技术人工物的作用 |
| 一、技术人工物与人关系的演变 |
| 二、技术人工物的普遍性作用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的控制与调节作用 |
| 一、技术理性及技术风险 |
| 二、技术理性的控制方式 |
| 第三节 技术发展的感性解放作用 |
| 一、人的感性发展及新感性模式的形成 |
| 二、技术发展的感性解放表现 |
| 第四节 技术发展引发的思维变革 |
| 一、清醒的机械规律和糊涂的主观主义 |
| 二、物质至上主义的推崇和浪漫主义的式微 |
| 三、合作和奴役 |
| 第三章 技术发展与个体的意志自主 |
| 第一节 意志及其在个体活动中的作用 |
| 一、意志及其特点 |
| 二、意志的作用 |
| 第二节 技术与个体意志的相互作用 |
| 一、技术是人类意志的体现 |
| 二、技术反作用于人类意志 |
| 第三节 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意志自主 |
| 一、在精神生活中发挥意志自主性抵制泛娱乐化 |
| 二、物质生活中发挥意志自主性开展理性消费 |
| 第四章 技术发展与个体的认知自觉 |
| 第一节 技术发展与人类认知的拓展 |
| 一、技术发展拓展了人对自然界的认知 |
| 二、技术发展引发了对人的观念的挑战 |
| 第二节 技术发展引发的知识变革和认知困境 |
| 一、技术发展中知识生产和理解方式的变革 |
| 二、技术发展中新认知方式和认知困境的凸显 |
| 第三节 在媒介素养的提升中加强认知自觉 |
| 一、媒介素养及其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 |
| 二、媒介素养的提升及对个体认知自觉性的影响 |
| 第五章 技术发展与个体的情感自省 |
| 第一节 情感及其与个体、社会的关系 |
| 一、情感的分类 |
| 二、情感的作用及其物化表达 |
| 三、情感社会化 |
| 第二节 技术发展引发的情感社会方式变化 |
| 一、情感社会接受方式的变化 |
| 二、情感社会支持方式的变化 |
| 三、情感社会沟通方式的变化 |
| 第三节 情感活动中的情感教育与情感自省 |
| 一、情感教育在情感活动中的作用 |
| 二、通过情感教育促成情感自省 |
| 第六章 个体精神世界建构背后的反思 |
| 第一节 个体生存现状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
| 一、人类生存现状不确定性的放大 |
| 二、技术化生存方式引发的社会风险忧虑 |
| 第二节 技术发展催生的新旧观念冲突 |
| 一、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 |
| 二、技术发展带来伦理观念的冲突 |
| 第三节 科技祛魅与意义世界的重构 |
| 一、科技祛魅与精神生活的变化 |
| 二、在科技发展中重构意义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提升（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1.4 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制度质量与创新 |
| 2.2 制度质量视角的全球价值链研究 |
| 2.3 创新与全球价值链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制度质量、创新影响全球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机制 |
| 3.1 制度质量的内涵阐释 |
| 3.1.1 制度质量的内涵 |
| 3.1.2 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刻画:公权力执行人 |
| 3.1.3 制度环境下的企业选择:企业的创新博弈 |
| 3.2 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的内在逻辑联系 |
| 3.2.1 全球价值链提升的途径与本质 |
| 3.2.2 制度质量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 |
| 3.2.3 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 |
| 3.3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3.1 基准模型 |
| 3.3.2 制度质量、创新对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3.3.3 制度性变革推动价值链提升机制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事实描述 |
| 4.1 制度质量的发展 |
| 4.1.1 公权力治理视角的制度质量提升 |
| 4.1.2 市场化进程视角的制度质量提升 |
| 4.2 创新的发展 |
| 4.2.1 世界创新竞争格局 |
| 4.2.2 中国创新发展现状 |
| 4.3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
| 4.3.1 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 |
| 4.3.2 评价指标与数据选取 |
| 4.3.3 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测度与分析 |
| 4.3.4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现状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制度红利的门槛检验 |
| 5.1 研究假说 |
| 5.2 实证方法 |
| 5.3 变量选取 |
| 5.3.1 被解释变量的设定及测度方法 |
| 5.3.2 解释变量及门槛变量选取 |
| 5.3.3 控制变量及样本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提升 |
| 5.4.2 基于门槛模型的进一步估计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1 研究假说 |
| 6.2 实证方法 |
| 6.3 变量选取 |
| 6.3.1 被解释变量的设定及测度方法 |
| 6.3.2 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的选取 |
| 6.3.3 控制变量及样本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提升 |
| 6.4.2 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存在着制度质量内生影响全球价值链提升的机制 |
| 7.1.2 制度质量通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激励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 |
| 7.1.3 制度质量的进步对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特征 |
| 7.1.4 只有推动企业选择创新才能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全面提升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从提升制度质量角度推进“放、管、服改革” |
| 7.2.2 制度质量的提升需要长期持续来巩固企业创新的稳定预期 |
| 7.2.3 通过企业视角的公共服务提升,促进企业主动选择创新发展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件 |
（10）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论文研究的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总体思路 |
| 1.3.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分析及演化发展概念模型 |
| 2.1 知识产权管系统内涵、结构及特征分析 |
| 2.1.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内涵 |
| 2.1.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构成要素 |
| 2.1.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结构解析 |
| 2.1.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特征 |
| 2.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内涵、特征及条件 |
| 2.2.1 复杂系统理论及其适用性 |
| 2.2.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内涵 |
| 2.2.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特征 |
| 2.2.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条件 |
| 2.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概念模型及机制框架 |
| 2.3.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概念模型 |
| 2.3.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机制框架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机理 |
| 3.1 基于BRUSSELATOR模型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耗散结构分析 |
| 3.1.1 模型介绍及其转译 |
| 3.1.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耗散结构形成的实证分析 |
| 3.1.3 基于势函数的耗散结构形成条件 |
| 3.2 基于管理熵变和突变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稳定性分析 |
| 3.2.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管理熵变分析 |
| 3.2.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稳定性判定分析 |
| 3.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方式 |
| 3.3.1 自创生的演化方式 |
| 3.3.2 自重组的演化方式 |
| 3.3.3 自稳定的演化方式 |
| 3.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路径分析 |
| 3.4.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路径依赖 |
| 3.4.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分岔和突变路径 |
| 3.4.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涌现路径 |
| 3.4.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适应路径 |
| 3.5 基于LOGISTIC模型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过程分析 |
| 3.5.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状态 |
| 3.5.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进阶段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多主体视角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因素初步识别 |
| 4.1.1 释意理论的基本原理 |
| 4.1.2 基于释意理论的动力因素初步识别 |
| 4.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因素识别及分析 |
| 4.2.1 动力因素体系构建 |
| 4.2.2 基于ISM方法的关键动力因素识别 |
| 4.2.3 动力因素识别结果分析 |
| 4.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 |
| 4.3.1 动力机制的SFP分析 |
| 4.3.3 动力机制模型构建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机制 |
| 5.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要素解析 |
| 5.1.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单元 |
| 5.1.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平台 |
| 5.1.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界面 |
| 5.1.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网络 |
| 5.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模式 |
| 5.2.1 竞争共生 |
| 5.2.2 合作共生 |
| 5.2.3 竞合共生 |
| 5.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机制构建及分析 |
| 5.3.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机制模型构建 |
| 5.3.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合作伙伴选择机制 |
| 5.3.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竞合机制 |
| 5.3.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沟通交流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制 |
| 6.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理 |
| 6.1.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内涵 |
| 6.1.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体系 |
| 6.1.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熵变模型 |
| 6.1.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理分析 |
| 6.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子系统协同演进模型 |
| 6.2.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6.2.2 模型假设 |
| 6.2.3 Logistics模型构建 |
| 6.2.4 模型分析 |
| 6.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子系统协同演进的实证分析 |
| 6.3.1 序参量指标体系构建 |
| 6.3.2 数据收集及处理 |
| 6.3.3 仿真模拟及结果分析 |
| 6.4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制构建 |
| 6.4.1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
| 6.4.2 子系统协同发展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保障机制 |
| 7.1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政府调控机制 |
| 7.1.1 政府宏观调控分析 |
| 7.1.2 政府调控模型 |
| 7.1.3 政府调控机制 |
| 7.2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产学研耦合机制 |
| 7.2.1 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机理分析 |
| 7.2.2 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度测度模型 |
| 7.2.3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耦合机制 |
| 7.3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中介机构服务机制 |
| 7.3.1 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服务分析 |
| 7.3.2 知识产权中介机构服务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四、高技术的涵义、特点及竞争状况（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D]. 李丹丹.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姚梦婷. 重庆工商大学, 2020(12)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D]. 刘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5]美国卫星产业组织研究[D]. 李卓键.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杨丽君. 东南大学, 2019(06)
- [8]技术发展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D]. 赵委委.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制度质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提升[D]. 陈圳.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10]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机制研究[D]. 李金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