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晚清直隶州县巡警几个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陈文慧[1]（2021）在《清代山西发商生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是国家政务的经济基础,直接关系着政治统治的统一或分裂、国民经济的发展或衰落、社会秩序的规范或混乱。清代生息银两制度是以政府信用为形式的财政政策,即政府拨出一定数额的专门款项,交给政府官员或者商人进行营运生息,定期收取息银用于特定开支。生息银两制度伴随满清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演化,呈现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皇廷帑本生息到地方银钱发商、从八旗赏恤到地方公用的历史变迁过程,此过程清晰地勾勒出发商生息在全国各地普及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方式的演变路径。发商生息作为生息银两制度地方化的主要内容,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相比虽数额微小,但其对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意义。山西发商生息以国家财政体制为制度归因,发端于雍正末年的“晋阳书院赐帑生息”,并伴随财政状况演变在生息银两制度变迁轨迹内形成了乾隆朝的初兴、嘉道时期的持续、咸丰朝的低落、同治朝的回升、光绪朝的高峰以及宣统朝消亡的发展过程。期间,布政使司库、河东运库、归绥道库、地方府县级政府、晚清署局所先后利用资本优势、职能特权或行政权威发商生息,累积本金约银482万余两、钱49万余串。研究发现:布政使司库、河东运库、归绥道库和清末署局（所、会）多以官款为本,府县级政府发商生息则以社会性本金为主导,清代后期随着政府经费日渐短缺,“以利作本”和“借款生息”不断增多;生息率受国家政策号召和商人利润空间的影响,以“一分生息”最为普遍;生息收入随发商生息规模扩大而不断增加,并在清前中期主要满足政府行政统治职能的经费需求,在清代后期向地方社会的民生需费倾斜。山西发商生息因经理主体不同可分为三大财库发商生息、各署局所发商生息、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三大类型。三大财库发商生息的“本金”、“生息率”、“息金”因素特征,无论是长时段的纵向考察,还是在某时期的横向比较,都因其财政职能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各署局（所）是晚清自治财政发端的产物,因其政务运转和人事需费而发商生息,对地方自治财政的产生运行有重要意义。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是当地政府（或地方官）直接或间接调动官方和民间资源,以获取当地公共事务经费补充,具有政府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并在时空分布上表现出阶段性和地域集中性。通过对各类发商生息相关史料的整理发现,山西发商生息有“官方营运”和“官督绅营”两种营运模式。“官方营运”模式下,生息银钱在官与商之间直接流动,“生息立项”、“本银发放”、“商人领本”、“利银解交”、“息银支用”各环节是在清代财政管理体系内,由各财政机关或地方行政单位的协作完成,体现出政府强制性和商人被动性。“官督绅营”模式采取了“绅”与“官”协作互动和制衡博弈。“绅”作为特殊社会阶层,不仅要捐集资金,组织发商生息,通常还受地方官员委托,直接管理生息经费的预算收支;“官”即地方政府,通过注册立案、存根账簿、悬榜公示、勒石立碑等多重方式幕后监控生息银钱运作。相对而言,“官督绅营”模式突破了政府行政体系范畴,引入地方士绅的社会力量,更具效率优势。就发商生息的经济效应,发商生息与区域经济存在着互动效应。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时间截面上,经济繁荣和发商生息存在显着的对应关系,经济繁荣是有“商”可发的必要前提;反之,发商生息对商贸经济有着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影响。从微观角度,商人权益在本银承领、息银解交、生息期限的程序受到严重损害;从宏观角度,发商生息对经济的市场环境、商路安全、市场秩序等存在积极作用。就发商生息的社会效应,发商生息为社会文教、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社会治安四方面的公共事务提供了财政分配之外的经费支持,为清代地方社会公共事业带来了生机,对地方社会的民生福祉、社会秩序、礼仪法度、国家稳定等都有积极作用。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发商生息作为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变迁的效率性选择,是地方政府补充财政分配不足的手段之一;虽然生息营运以维护满清封建统治为根本,且存在政府对商人集团的剥削压迫、本金筹集中的强制性劝捐以及生息银钱的贪腐侵挪等弊端,但其在政府公费、商贸环境、市场秩序、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等方面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效应。
高世伟[2]（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仇脁脁[3]（2021）在《清代甘肃镇原县诉讼文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镇原县诉讼文书可以分为状式类文书、票类文书和凭据类文书三大类,诸类文书的结构和内容已经相当定型化。其中,状式类文书类型多样,根据当事人的身份与使用情况又可以分为告状、诉状、禀状、喊控状、公禀、恳禀状等;而票类文书的出现意味着官府开始介入纠纷,根据其功能,镇原县档案中的“票”可以分为传讯票、差查票、调解票和督责票等;凭据类文书包括甘结、领状和保领状,是终结诉讼或执行裁决的法律文书。清代镇原县诉讼文书档案反映的纠纷内容主要涉及土地、债务、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及口角斗殴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债类案件反映了清代西北同治年间事给基层社会普通百姓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此类纠纷诉讼旨在调整被战争打破的社会经济关系。从镇原县的司法实践来看,清代镇原县的司法运作是由县衙门主导,由官代书、原被告、干证、知县、幕友及差役等诉讼参与人推动进行的。将清代镇原县诉讼文书档案与目前现有的全国主要清代县级诉讼文书档案进行对比,清代镇原县诉讼文书材料更为简单,文书结构更为稳定,涉及纠纷也多为小农社会的利益纠葛,并不复杂。这与镇原县地处偏僻的西北内陆,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农社会有关。另外,镇原县纠纷诉讼所涉主体一般是普通小民个体,几乎不涉及家族,镇原县衙门对纠纷案件的处理效率也相对较高,一般案件只需堂审一次。总体而言,镇原县普通百姓遇有纷争会主动选择诉讼解决纷争,与其它州县衙门相比,镇原县对于告到衙门的纠纷案件的处理更为积极。
程河清[4]（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周辰[5]（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张国华[6]（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陈亮[7]（2020）在《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教育等方面。当前学界对袁世凯在教育层面有着诸多研究,但多侧重于其任期内的教育活动方面,其自身的教育思想,和政策的互动关系及其系统演变过程还有待系统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以往多出自奏折,并不细致系统深入。客观地说,袁世凯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一些教育主张的提出以及教育举措的推行而逐步形成的,大致上以其官职上的变化为直接线索。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上层政策、幕僚团体等多方面因素,主要梳理袁世凯在担任不同官职时期的教育主张及实践举措,研究他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与各方的互动关系,决策过程,以此来透析其教育思想,揭示他在教育上的个性特征,从而达到一种较为全面的分析。袁世凯早年希图科举入仕,科考失败后,他弃文从武,凭借政治智慧与军事造诣而步入官场。从官职上来看,他先后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天津小站练兵官、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民国大总统等。因为官职的不同,也使得他在教育上的主张与实践前后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驻扎朝鲜时,出于外交方面的需要,他于汉城设立韩语学堂,培养韩语翻译人才。小站练兵时,他建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将领。担任山东巡抚后,他主张变革科举制度,教化地方官吏,设立山东大学堂。就任直隶总督时,他积极对外派遣留学生,开展警察教育,构建直隶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制以及近代学制体系,重视女子教育。民国总统时期,作为最高当权者,先后颁布反映其思想意志的教育法令与规章,提出一些教育理念,如义务教育、全民教育,强调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大力开展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开展尊孔读经运动来整合国内政治失调的旧有范式等。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官职的不断上升,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作为越来越广泛,已经突破单一性限制,其教育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综合来说,培养具备近代知识与技能的专业性人才成为了他教育思想上的重心。通过他的教育主张与教育实践,我们可以归结出其在教育上的个人特色,分别为“奉行”、“因袭”、“排斥”、“创新和发起”。清末民初,袁世凯开展的教育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其突出表现在军事教育近代化、学堂教育近代化、警察教育近代化等方面。而教育在发展进步的同时,又间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当然,受时代等因素的限制,袁世凯开展的教育改革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地方上未能按照法令规章认真贯彻执行、财政资源短缺、师资匮乏等,这些都是阻碍因素。
王淼[8]（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叶青山[9]（2019）在《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文中提出清末民初时期,国内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一时间国内民变事件四处涌现,民变的出现正是社会转型期地方控制弱化的典型表现。本文所关注的民变区域所在地为云南,云南位于西南边陲,其地理位置带有边疆省份的特殊性,故民变问题研究上与其它省份也有显着不同。本文以1901到1921年为研究年限,以民变问题为研究对象,将云南作为研究区域,同时立足档案史料、史料汇编、报刊等资料,对云南民变问题进行全面探析。本文关于云南民变问题研究共计四章,主要涉及云南民变问题的诱发因素、特点、地方政府对应对之策以及影响方面。首先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诱发因素进行探讨,分成内部和外部因素。其次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的类型及特点进行细致分类及说明。再次对云南地方政府对当时民变问题所用对策进行了成效分析。最后立足史料对云南民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进行探讨。通过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的细致研究后,不难看出边疆省份的云南民变问题会涉及更多与国外势力侵华之间的诸多联系,在研究边省民变的时需更加关注国外势力对民变造成的深刻影响。
丁捷[10]（2018）在《“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古代到近代,从性质上来看,报刊大致可以划分官报和民报。近代是民报的勃兴和古代官报的衰落时期。而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在清末最后十年却进入大爆发的时期,成为报刊史上独特的一观。以民报作为参考来看待《北洋官报》,看到的是这份官报的落后性,似乎乏善可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果把官报纳入从古到今官方传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北洋官报》的进步性就凸显出来,并且会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去提出问题。《北洋官报》在直隶新政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和清廷、督抚、下级官员、士绅、议会等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建立了怎样的关系?本文的主旨即在探讨新政背景下,《北洋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与“报”之间的关系。为了探讨这种新的“官”与“报”关系,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把《北洋官报》的历史划分为兴起、发展、衰落、转变四个阶段,官报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贯穿在每一个阶段中。具体来说,每一个阶段又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展开论述:官报和督抚或者议会的关系如何,官报自身的人事变化如何,官报的财政经济状况,官报本身的栏目或本文改革等等。每一章都对爬罗剔抉得来的零散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并把官报的所作所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描绘《北洋官报》具体的媒介实践,为分析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报”关系打下基础。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了《北洋官报》并非只是一张官报,它从创办伊始就被纳入新政的有机系统中,其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新闻的报道者,承担报纸基本的告知功能;还是公文的传递者,成为政府信息传递机关;还增编宣讲用的白话报,担当社会教育的角色;它还通过赢利来援助学堂,充当慈善者的角色;并在救灾等公共事务中募集捐款,成为社会公益的鼓动者。《北洋官报》承担多种角色,说明了它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新型的官报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述为:官报依靠政治力量获得初始资金,利用这笔资金和政治上的派销特权,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盈余,并反哺当时的改革。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直不变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会影响官报和政治的关系,比如谘议局成立后,想斩断官报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督抚取消官报的政治特权。作为自救,《北洋官报》反而加深了对政治的依附,并于民国成立后不久归并直隶行政公署。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依托最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北洋官报》和《袁世凯全集》等资料,完整地呈现《北洋官报》从创刊到进入民国后转变为公报的历史过程,丰富了对于这份报纸的研究;二是从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出发,把《北洋官报》纳入清末政治改革的宏观视野中,分析其和政治之间的互动,梳理出新的“官”“报”关系模式。
二、浅析晚清直隶州县巡警几个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晚清直隶州县巡警几个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山西发商生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清代地方财政的文献综述 |
| 1.2.2 清代生息银两制度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兴起发展 |
| 2.1 制度背景:生息银两制度变迁 |
| 2.1.1 康熙朝: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 |
| 2.1.2 雍正朝:生息银两制度的制度化 |
| 2.1.3 乾隆朝:生息银两制度的转折 |
| 2.1.4 嘉道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普及 |
| 2.1.5 晚清时期:发商生息的高潮与流变 |
| 2.2 财政背景:山西财政状况 |
| 2.2.1 清代前中期的山西财政 |
| 2.2.2 清代后期的山西财政 |
| 2.3 山西发商生息的兴起与规模化发展 |
| 2.3.1 兴起及根源 |
| 2.3.2 规模化发展 |
| 2.4 山西发商生息的要素特征及变化 |
| 2.4.1 经理主体机构 |
| 2.4.2 本金来源 |
| 2.4.3 生息率 |
| 2.4.4 生息收入 |
| 第三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类别与特征 |
| 3.1 三大财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1 司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2 运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3 道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4 三类发商生息的特征差异 |
| 3.2 晚清各署局(所、会)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2.1 署局(所、会)代表性的发商生息 |
| 3.2.2 署局(所、会)发商生息的各要素特征 |
| 3.3 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 |
| 3.3.1 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的双重属性 |
| 3.3.2 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的规模特征 |
| 第四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营运模式 |
| 4.1 发商生息的官方营运模式 |
| 4.1.1 生息本金的承领 |
| 4.1.2 生息利金的申解 |
| 4.1.3 生息银钱的奏销 |
| 4.1.4 生息银钱的转拨 |
| 4.1.5 生息银钱的积欠与亏挪 |
| 4.1.6 生息银钱的核算稽查 |
| 4.2 发商生息的官督绅营模式 |
| 4.2.1 官督绅营模式的采用 |
| 4.2.2 发商生息的政府立案 |
| 4.2.3 营运绅士的选拔任用 |
| 4.2.4 账簿管理与监督管理 |
| 第五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经济效应 |
| 5.1 商贸繁荣是发商生息的前提 |
| 5.1.1 地域视角:归绥地区商贸经济与发商生息 |
| 5.1.2 时间截面:道光年间的商贸经济与发商生息 |
| 5.2 发商生息的经济负效应 |
| 5.2.1 商人承领本银的相关分析 |
| 5.2.2 商人解交利银的相关分析 |
| 5.2.3 生息基金还本期限的相关分析 |
| 5.3 发商生息的经济正效应 |
| 5.3.1 发商生息有助于商路的通畅与安全 |
| 5.3.2 发商生息有利于河东盐业经济及市场 |
| 5.3.3 发商生息有利于维系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 |
| 第六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社会效应 |
| 6.1 发商生息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效应 |
| 6.1.1 发商生息是书院、义学的普遍经费来源 |
| 6.1.2 发商生息对科考宾兴的经费资助 |
| 6.1.3 发商生息对教育近代化的经济贡献 |
| 6.2 发商生息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效应 |
| 6.2.1 发商生息为备荒仓储提供积谷经费 |
| 6.2.2 发商生息对赈灾救荒的经济意义 |
| 6.2.3 发商生息是慈善机构的主导性经费 |
| 6.3 发商生息在公共设施方面的效应 |
| 6.3.1 水利设施——河道堤堰 |
| 6.3.2 交通设施——道路桥渡 |
| 6.3.3 行政设施——城垣署廨 |
| 6.3.4 宗教设施——坛庙神祠 |
| 6.4 发商生息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效应 |
| 6.4.1 发商生息有助于社会矛盾缓和 |
| 6.4.2 发商生息促进地方的治安巡防 |
| 6.4.3 发商生息成为警政狱制改革的筹资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思考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基于财政信用的思考 |
| 7.2.1 财政功能方面 |
| 7.2.2 信用功能方面 |
| 7.2.3 当代的启示 |
| 7.3 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表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清代甘肃镇原县诉讼文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代镇原县诉讼文书分类 |
| 第一节 状式类文书 |
| 一、状式条例与格式 |
| 二、禀状 |
| 三、喊控状 |
| 四、公禀 |
| 五、恳禀状 |
| 第二节 票类文书 |
| 一、从稿本到正本信票 |
| 二、传讯票 |
| 三、差查票 |
| 四、调解票 |
| 五、督责票 |
| 第三节 凭据类文书 |
| 一、甘结 |
| 二、领状 |
| 三、保领状 |
| 第二章 清代镇原县诉讼纠纷分类 |
| 第一节 地债类纠纷 |
| 一、土地买卖纠纷 |
| 二、土地出当纠纷 |
| 三、其它土地纠纷 |
| 四、钱债纠纷 |
| 第二节 户婚类纠纷 |
| 一、婚姻纠纷 |
| 二、继承养赡纠纷 |
| 第三节 涉暴类纠纷 |
| 一、殴斗 |
| 二、盗窃、抢夺 |
| 第四节 其他纠纷 |
| 一、诬控 |
| 二、缠讼 |
| 三、择师教子纠纷 |
| 第三章 清代镇原县的诉讼与审结 |
| 第一节 准与不准 |
| 一、准理的批词 |
| 二、不准的批词 |
| 三、诉讼程序 |
| 第二节 诉讼参与人 |
| 一、官代书 |
| 二、原被告 |
| 三、干证 |
| 四、知县、幕友 |
| 五、差役 |
| 第三节 知县准理之内的审结 |
| 一、州县审结 |
| 二、民间调解 |
| 三、直接批断 |
| 四、不了了之 |
| 第四节 知县准理之外的解决 |
| 一、直批“不准” |
| 二、官批民调 |
| 三、谕饬调处 |
| 四、派差协理 |
| 五、复诉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四、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内生与外力:新式官报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播制度提供内在基础 |
|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传入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19 世纪末“官设报馆”观念之出现 |
| 第四节 “以报为牍”:办报理念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督抚办报到中央办报:新式官报实践脉络 |
| 第一节 甲午之后创办官报的最初尝试 |
| 第二节 地方先行:督抚与省级官报的普及 |
| 第三节 创办中央官报与官报实践的制度化 |
| 第四节 空间与内容:新式官报的信息覆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开明与保守:新式官报的内容取向 |
| 第一节 倡导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改良社会风气 |
| 第三节 鼓吹“预备立宪” |
| 第四节 “新瓶旧酒”:官报的守旧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存与冲突:新式官报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
| 第一节 新旧并立:官报局内部组织与人事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持续角力 |
| 第三节 民间群体对政府官营事业的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新与束缚:官报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派销、邮政与信息传递渠道的快速形成 |
| 第二节 白话官报、阅报社与演说:传播路径的拓展 |
| 第三节 财政危机与官报发行障碍 |
| 第四节 官方驿递、邮政怠惰延误官报传输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承上启下:新式官报的历史坐标 |
| 二、嵌入政治:新式官报开创制度化传播模式 |
| 三、在趋新和保守之间:新式官报的运作状态 |
| 附录 清末新式官报重要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集 |
| (二)相关着作 |
| (三)相关文章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袁世凯早期入职军中之际 |
| 第一节 袁世凯早年个人履历 |
| 第二节 袁世凯早期教育思想及实践 |
| (一)袁世凯与早期军事教育 |
| (二)设立韩语学堂 |
| 小结 |
| 第二章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期 |
| 第一节 山东地区的教育改革背景 |
| (一)近代教育知识的传播 |
| (二)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 |
| (三)山东地区现状 |
| 第二节 山东地区的教育改革内容 |
| (一)从变革科举到兴办学堂 |
| (二)从教官吏到开民智 |
| (三)山东地区的军事教育 |
| (四)山东地区的商业教育 |
| 小结 |
| 第三章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 |
| 第一节 袁世凯在直隶地区的教育改革背景 |
| (一)庚子国变冲击下的晚清新政 |
| (二)直隶地区社会现状 |
| 第二节 袁世凯在直隶地区的教育改革内容 |
| (一)从变革科举到废除科举 |
| (二)建立直隶地区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制 |
| (三)构建直隶近代学制体系 |
| (四)官吏教育的延续与变革 |
| (五)直隶地区的军事教育 |
| (六)开展警察教育 |
| (七)直隶地区的社会教育 |
| (八)注重女子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袁世凯执政北洋时期 |
| 第一节 民初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教育改革背景 |
| (一)袁世凯的复出与清王朝的覆灭 |
|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 |
| 第二节 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教育改革内容 |
| (一)民初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二)教育宗旨的制定与学校法令的颁布 |
| (三)民国初期的警察教育 |
| (四)重视留学教育 |
| (五)积极开展社会教育 |
| (六)开展义务教育 |
| (七)其它形式的教育举措 |
| (八)思想上的尊孔读经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形式和社会变动中的袁世凯 |
| 第一节 奉行 |
| 第二节 因袭 |
| 第三节 排斥 |
| 第四节 创新和发起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17年4月各省通俗教育会一览表 |
| 后记 |
（8）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内学者对清末民初民变问题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学者关于清末民初民变问题的研究 |
| (三) 关于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的相关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及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重点及难点 |
| 五、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云南民变的诱发因素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的内部因素 |
| 一、偿外债、启新政,重赋不断 |
| 二、自然灾害的打击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面临的外部因素 |
| 一、边疆危机下的反洋教斗争 |
| 二、开商埠、修铁路、夺矿产、统海关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云南民变的类型与特点 |
| 第一节 云南民变的类型 |
| 一、抗捐抗税的民变 |
| 二、游勇盗匪的民变 |
| 三、反对禁烟的民变 |
| 四、反教会斗争的民变 |
| 五、边疆危机下中外资源争夺的民变 |
| 第二节 民变的“云南特点” |
| 一、云南民变的时空性 |
| 二、云南民变的地区差异性 |
| 三、与周边省份交界处的互动性 |
| 第三章 云南地方政府对民变问题的应对与调控 |
| 第一节 突发民变时云南地方政府的应对政策 |
| 一、云南地方政府的“安抚”政策 |
| 二、云南地方政府的“武装平叛”政策 |
| 三、“安抚”与“镇压”并用 |
| 第二节 云南地方政府对民变的防控政策 |
| 一、预防民变的经济措施 |
| 二、预防民变的政治措施 |
| 三、预防民变的思想文化措施 |
| 第三节 政策实施的成效分析 |
| 一、杯水车薪:赈灾救荒不力 |
| 二、流毒深远:政府吏治不严 |
| 三、风气开化:舆论导向偏离 |
| 第四章 云南民变与地方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民变与云南地方政治 |
| 一、地方政府权威的丢失 |
| 二、影响云南地方社会稳定 |
| 第二节 民变与云南地方经济 |
| 一、破坏云南地方生产秩序 |
| 二、阻碍云南经济近代化进程 |
| 第三节 民变与云南地方文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
| 1.2.2 晚清媒体与政治研究 |
| 1.2.3 晚清舆论研究 |
| 1.2.4 清末官报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
|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
| 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
| 2.3 从补充到赘疣——官方传播体系在晚清的不适应 |
| 2.3.1 对新报的补充 |
| 2.3.2 从补充到“疣赘” |
| 2.3.3 晚清士人官方传播的改进建议 |
| 2.4 清廷的调适——清末中央和地方创立官报的尝试 |
| 2.4.1 《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最早的新式官报 |
| 2.4.2 《时务报》改官报的尝试及其失败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新政改革与《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1 庚子事变后官报思想的复活 |
| 3.1.1 晚清大员办理官报的谏言 |
| 3.1.2 清廷和民间的反应 |
| 3.2 《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2.1 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的动机 |
| 3.2.2 创办初期袁世凯广揽人才 |
| 3.2.3 创办初期的资金来源 |
| 3.2.4 印刷业务的兴盛 |
| 3.2.5 内部组织的建立及其评价 |
| 3.3 《北洋官报》初期的栏目设置 |
| 3.3.1 新闻栏目的设置 |
| 3.3.2 图片栏目的设置 |
| 3.3.3 评论的兴起 |
| 3.4 初涉新政:创刊初期的新政报道 |
| 3.4.1 新政开始:破旧 |
| 3.4.2 新政构建:立新 |
| 3.4.3 报道外省新政营造舆论 |
| 3.4.4 翻译日本文章以资参考 |
| 3.5 本章小结 |
| 4 袁世凯督直时期《北洋官报》的发展 |
| 4.1 《北洋官报》报人群体的变动 |
| 4.2 新政的报道文体与报道偏向 |
| 4.2.1 报道文体——文体形式的多样性 |
| 4.2.2 报道偏向——作为“精神奖励”的官报 |
| 4.2.3 辟谣——官报对于新政的维护 |
| 4.3 《北洋官报》附刊的演变与白话文转向 |
| 4.3.1 附报的出现:学报的兴起和演变 |
| 4.3.2 语体的变革:从文言到官话 |
| 4.3.3 官话和白话的并行 |
| 4.3.4 图片配图与白话文解说 |
| 4.4 增加论说: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4.1 书册式到单张式再到书册式 |
| 4.4.2 袁世凯的不满和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5 突出公牍: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二次改革 |
| 4.6 推动清廷立宪和地方自治 |
| 4.6.1 反驳中国不能立宪之说 |
| 4.6.2 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进度 |
| 4.6.3 天津试办自治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
| 4.7 本章小结 |
| 5 遭遇危机:直督的变动和《北洋官报》的衰落 |
| 5.1 直督的变化和《北洋官报》人事的变迁 |
| 5.2 “官纸归并官报”引发的风波 |
| 5.3 “取缔北洋官报局”一案引发的纷争 |
| 5.3.1 顺直谘议局对《北洋官报》的责问 |
| 5.3.2 清廷政治改革成《北洋官报》的救命稻草 |
| 5.3.3 两次风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分析 |
| 5.4 作为“文书”的《北洋官报》的改革 |
| 5.4.1 官报内容的变革 |
| 5.4.2 官方发行方式的转变 |
| 5.5 宪政背景下《北洋官报》的报道特点 |
| 5.5.1 对于天津议事会所议事件的报道 |
| 5.5.2 《北洋官报》对于谘议局议案的相关报道 |
| 5.5.3 介入防疫救灾等公共事务 |
| 5.6 本章小结 |
| 6 由官报到公报:《北洋官报》的转变 |
| 6.1 动荡局势下《北洋官报》的舆论处置 |
| 6.2 从晚清到民国的顺利转变与舆论特点 |
| 6.2.1 由官报到公报的顺利过渡 |
| 6.2.2 《北洋公报》的内容安排和评论分析 |
| 6.3 《直隶公报》:独立性的完全丧失 |
| 6.3.1 印刷和编辑业务的分开 |
| 6.3.2 北洋印刷局的继续经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表格索引 |
| 附录二 :图片索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浅析晚清直隶州县巡警几个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山西发商生息研究[D]. 陈文慧. 山西大学, 2021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3]清代甘肃镇原县诉讼文书研究[D]. 仇脁脁. 兰州大学, 2021(12)
- [4]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6]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7]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D]. 陈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D]. 叶青山. 云南大学, 2019(03)
- [10]“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D]. 丁捷.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