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北约时代的波兰国防实力（论文文献综述）
刘原媛[1]（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王海涛[2]（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韩春阳[3]（2020）在《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特朗普政府提出以“美国优先”为其政策原则,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支付更多的军费。特朗普频繁表示:美国承担了北约过重的军费负担,因此要求欧洲盟国尽快将各自的军费提高到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为了使欧洲盟国尽快达到上述要求,特朗普甚至扬言要退出北约,称北约已经“过时”,对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友进行十分无礼的批评,决定削减驻德美军,等等。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得美欧军费分担矛盾迅速激化,扩大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尽管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一直长期存在,但自冷战结束后,该矛盾总体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该矛盾呈现出高度激化的局面,出现了一些与过去相比不同的特点,值得去研究和分析。而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挑起该矛盾的原因、美欧就该矛盾进行的博弈、该矛盾的复杂影响等问题,也值得去研究和分析。本文以“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来全面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主体内容分为四个章节。本文第一章全面梳理了从北约成立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三个特性。本文第二章从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激化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包括特朗普政府挑起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原因、美欧就军费分担矛盾的博弈情况、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与美欧其他矛盾的牵连情况。本文第三章阐述了美欧双方对军费分担矛盾进行缓和的路径,分析了为何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难以持久,并结合2020年的新形势对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文第四章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该矛盾对于未来的北约发展、欧洲战略自主、俄欧关系、中国的战略压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结语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给出了我国可以考虑的对策建议。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很可能会继续增大,并且可能会策动北约欧洲盟国一起打压中国。因此,为了塑造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环境,中国应当利用好美欧联盟因为军费分担矛盾而裂痕扩大的有利机会,构建良好的中欧关系以防止北约欧洲盟国加入美国打压中国的阵营,同时加强中俄关系以应对北约的力量强化和威胁调整。
丁鹏[4]（2020）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是欧盟针对东部邻国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周边邻国政策在重点地区的差异化,是对欧盟睦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大幅增强了欧盟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联系和合作水平,使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涉及到欧盟与邻国内政和外交层面上的紧密合作,范围广泛,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区别于欧盟传统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欧盟扩大有何关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美国利用辐射全球的强大军事实力,借助北约加强对原苏联加盟国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干预,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地位。欧盟则大力实施东进战略,推动欧洲一体化,扩大地缘战略空间,力图提高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欧盟地理边界大幅拓展,同东部地区一些不稳定国家接壤,东部邻国的安全局势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欧盟自身的安全稳定,引起欧盟的极大重视,在欧盟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着提升,“欧盟安全战略”强调周边地区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欧盟一方面通过扩大政策,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成员国资格,将其纳入内部;另一方面通过邻国政策,向东部地区原苏联国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转型。欧盟的东部邻国政策经历了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演变后,欧盟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总的来看,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向东扩展势力范围,增强与东部邻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发展战略,是欧盟的必然选择。俄格战争导致欧盟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民主价值观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欧盟推出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个东部邻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睦邻政策（ENP）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欧盟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AA）、提供市场准入和实现签证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极端主义、危机和冲突的问题,进而实现安全和稳定,最终将这些国家绑上西方的“战车”,成为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东部伙伴关系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加上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异常重要,是其再次实现大国复兴梦的关键合作伙伴。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双双向东扩大,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介入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这一带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外交政策不断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东部伙伴关系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东部地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欧盟深感自身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要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回归的严峻现实。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深入理解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特别是综合考察其发展变迁的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审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等制度变迁模式的混合体。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属于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层面,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合作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缘战略目标等方面都对扩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成为改变欧盟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不破坏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优化改造,逐渐调整原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思维,采取利益优先原则,不断寻求务实调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实现渐进转型。地缘政治博弈、安全局势复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民主价值观输出等因素构成“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欧盟在原苏联空间推进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战略,主要以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和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等雄厚的经济力量充当工具,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断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剧了区域地缘政治竞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来自欧美的严厉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寻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为中俄合作的升级和深化提供了契机。欧盟在内外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抛弃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排他性”传统周边政策理念,开始重视与第三方的合作,这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多方合作共赢理念趋于一致,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和重塑。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欧美分歧不断加大以及内部危机频发的现实,欧盟开始寻求“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主权”,努力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周边治理政策,是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整体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统领全文的视角和主线,重点结合地缘政治理论,在深入考察欧盟东部地缘政治演变以及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模式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发展变迁过程中达到的成效和带来的影响,对产生的作用进行审视反思,同时对其推进机制和手段、深层困境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本文认为,欧盟扩大是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扩大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可以看作是扩大的变种,同样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属性。本质上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美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是欧盟推进扩大的一种“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够在全方位分析论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基础上,重点解构欧盟外交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剖析欧盟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继而更深入的认识欧盟内外政策转型调整的未来发展走向。
张自楚[5]（2020）在《北约“域外行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约的“域外行动”指的是由北约在《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款划定的北约防区之外执行的,与北约利益相关但不属于集体防御性质的危机管理行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产生于冷战时期。由于美欧在面对“域外”军事冲突时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北约未曾在冷战期间执行“域外行动”。但冷战期间的“域外”军事冲突使北约增强了对于执行“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北约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成员国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域外”军事冲突,并为执行“域外行动”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为冷战后北约执行“域外行动”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执行了“域外行动”。部分北约成员国参与了美国组建的意愿联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行动、伊拉克战争中意愿联盟的组建,和北约领导的驻阿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分歧,对大西洋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北约“域外行动”的实践,北约逐渐发展出了“域外行动”政策、形成了“域外行动”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在北约“域外行动”政策、北约“域外行动”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北约“域外行动”为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和转型提供了理由。但美国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的矛盾,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未来,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式将松散化、联盟内部美欧矛盾将深化、联盟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大西洋联盟趋于退化。
孙天宇[6]（2020）在《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深刻影响着环北极地区的北极与近北极国家,并逐渐外溢至全球。北极安全已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美国与北约回归北极,美俄全球博弈关系被投射到北极地区,“北极例外主义”（Arctic exceptionalism）受到挑战,美俄欧在北极的安全互动越发频繁,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化趋势。基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北极地区安全化基础上,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不仅能弥补哥本哈根学派在北极地区安全研究的不足,而且为中国塑造新的北极安全认知,推进北极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更好的履行北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提供借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对行为体在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中无法分割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正是建立在由不同行为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安全互动所构成的“安全组群”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地区研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界定为所有政治之上特殊的政治,将“安全化”界定为一般政治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建构过程。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将“安全组群”描述为由国家、地区、地区间与全球四个彼此互动的层次而形成的完整模式。提出“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环北极超级复合体”是建立在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安全化基础之上,由北美洲、欧洲、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复合体及其“内环”的北极地区构成的,超地区（地区间）层次上的跨领域“安全组群”。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北极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对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区化动力。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层次大国俄罗斯、欧盟是超级复合体内的三个“极性”国家。美欧与俄罗斯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外溢至双方在北极地区的“社会性建构”,对超级复合体的国内与地区、超地区、全球层次的安全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建构尚处于形成阶段,从近期看,美国与北约的回归,将进一步加剧超级复合体内部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进一步促进超级复合体的形成。从中期看,美国将北极升级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完成相应的北极军事部署,在超级复合体内部可能会出现美国式“单极”取代美俄欧“多极”结构,在外部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互动能力和强度会不断提升。从远期看,随着北极安全互动逐渐频繁,现有的北极治理与合作机制将逐渐发展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也将进入相互协调的安全机制阶段。受理论局限、现实流变与实践博弈的多维影响,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依然面临着不小挑战。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北极安全事关中国“战略新疆域”的安危,北极地区安全化切实影响中国的北极资源、航道、环境、科研等利益。“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构建,对中国的北极身份,北极安全,北极合作带来了安全化的潜在风险,也对中国的北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极身份,要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不断丰富其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对于北极合作,要顺应北极国家期许,务实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北极安全,要构建新型北极伙伴关系,加快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对北极治理,要响应北极理事会改革号召,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坚决扞卫开发北极,利用北极的合法权力,切实履行治理北极,保护北极的大国责任。
丁伟航[7]（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宋芳[8]（2020）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文中研究表明2000年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以来至今,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这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研究这一时期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欧美相关政策差异的特征分别是“软制衡”和“新遏制”,进而着力分析这种差异生成的主要变量,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本质、乃至当下国际格局的嬗变。本文认为,从结构性层面来说,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同异源于两种结构性矛盾:一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前者是欧美选择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原因,而后者则成为了欧美对俄政策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美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而且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应该大于差异性,因而总体上双方保持着合作。总体而言,欧美对俄政策是以同为主,同中有异。欧美对俄政策的一致性在于,从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希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转变为2000年以来共同防范、压制俄罗斯,对俄政策从缓和到趋于强硬。究其根源,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是欧美选择共同压制、对抗俄罗斯的原因。欧美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认知出发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共同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扩大西方势力范围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美的对俄政策制定是基于对“目标+所能承受的后果”的综合考量。从目标上来说,欧盟和美国都希望能够消除俄罗斯的威胁、约束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二者所能承受的后果而言,欧盟不能承受刺激俄罗斯所带来的可能后果,而美国能够承受严厉打击俄罗斯的后果。本文提出,200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新遏制”政策,表现为公开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步步紧逼的战略压制。相比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政策显然没有美国的强硬,是某种“软制衡”政策,即并非要将俄罗斯逼入墙角,而是留有较大余地,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强烈对抗,一个安分、稳定的俄罗斯更符合欧盟的利益。本文认为,安全威胁的感受度不同、经济依赖度不同、战略文化差异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四个变量决定了欧美对俄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第一,就安全威胁的感受度来说,欧盟军事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加之地理上与俄罗斯邻近,造成了欧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是邻居,激怒俄罗斯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大西洋同盟有效性的怀疑,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牵连,担心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助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实力强,距离俄罗斯又远,能够承受与俄罗斯“硬碰”的后果。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是源于担心俄罗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和盟友安全,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第二,欧美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欧盟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低。第三,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历史的创伤使欧盟逐渐形成了审慎的战略文化,倾向于使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而美国喜欢使用单边的、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第四,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欧盟是国家集团,决策和执行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俄罗斯,欧盟内部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政策协调十分困难,而美国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美国总统手中。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威胁之一并加强了对俄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商品加收关税、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硬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等凸显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护持美主欧从的霸权等级结构与欧洲追求更为均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矛盾。欧盟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不得不将“战略自主”提上日程,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不顾美国反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合作,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有所发展。然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
张兰[9]（2020）在《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文中指出自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美苏冷战由“相对缓和”进入到“暖战”对抗升级的新阶段。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第40届总统。里根在第一任期内,先后签署了《国家安全第66号指令》及《第75号指令》,全面调整美国对苏政策,由“围堵”改为“直接对抗”,实行积极的“推回战略”。1981-1983年间,“波兰危机”揭开了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序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波兰戒严”后,美国积极介入,发表了《制裁行动声明》;随后,里根出访欧洲,协调美欧立场,发表《威斯敏斯特演讲》,鼓吹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十字军征伐”。在经济上,美国扩大了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严格管控对苏能源技术及设备出口,减少苏联获取高新技术的机会,打击苏联的经济。在军事上,里根政府大幅增加了美国军费开支,大力推动军事科技更新,迫使苏联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军备竞赛,试图拖垮苏联。在地区安全上,里根政府采取了“有限推回战略”,直接对抗苏联的扩张,并以各类“隐蔽手段”支持并援助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波兰的团结工会等全球的反苏势力。里根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根本受制于国际冷战格局的演变。苏联虽然经过了1970年代的较快经济发展,逐渐拉近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是,在美苏冷战较量中,美国仍然拥有综合国力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随着中美建交、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为美国的“推回战略”的实施铺平了道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严重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及战略优势,这加速了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转变。美欧关系的改善,以美英为主的美欧政策协调,为里根政府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工具支持。里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潭,这为美国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的有力的战略支撑和坚实的战略基础。“里根主义”奉行实力至上,强调“以实力求和平”,里根作为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保守派,其顽固的反苏反共政治理念,使里根倾向于选择强硬地与苏联直接对抗。换言之,里根的政治及外交理念推动着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实施。除此之外,当时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共和党掌控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的政治操作,以及苏联方面的应对措施共同促成了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调整。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美苏国际冷战的升级。由此,美苏冷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进入了竞争激化的最后阶段。其政策影响深远,一方面,苏联的战略进攻态势受到了阻滞;另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加码大大加重了苏联的战略负担,这成为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诱因。同时,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正因如此,值得指出的是,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在经历了最初的与苏联强硬对抗之后,逐渐将其对苏政策修正为以和平演变为主的相对缓和的政策。1981-1983年间美苏战略调整与竞争是典型的大国博弈,其经验教训对中国大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云鹏[10]（2020）在《从中立到军事不结盟 ——瑞典对外政策演变分析》文中指出瑞典长期执行“中立不结盟”的政策,外界也普遍给它贴上“中立国”的标签,它也曾以此为荣。1814年以后,通过自我宣称中立并刻意避开军事联盟,瑞典躲开了爆发于19和20世纪困扰不少欧洲国家的冲突与战争,它也凭借这个身份充当了冷战期间乃至当下冲突双方的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并获得了世界的赞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的中立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不再使用“中立”一词,而是使用“军事不结盟”。而且,它也不排除当周边或欧盟成员国遭受进攻时采取必要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瑞典的民众也不像过去那样对中立予以近乎绝对的拥护了。这不仅体现于冷战结束后瑞典加入了欧盟的做法上,也体现在瑞典与北约越走越进的关系中。本文选取拿破仑战争结束至当下的瑞典对外政策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不同时期瑞典中立政策摇摆取向的背后原因。在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提出本文假设、构建分析框架并对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后,本文的第一章首先叙述了瑞典在19世纪的关键地区事件,如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普丹战争中的立场,然后描述了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外行为。文章指出,宣称中立的瑞典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到中立,而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趋近对象,即俄国、英国、德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文的第二章分别论述了冷战时期瑞典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北约和欧共体上的立场。文章指出,在针对东方集团的贸易禁运和防务问题上,瑞典并没有做到中立。它不仅遵守了美国紧缩对东方集团的轴承出口的要求,还私下里与北约密切接触并保持情报和后勤方面的合作,将枪口对准苏联。只有在欧共体问题上,瑞典的所作所为算是中立。本文的第三章考察了后冷战时代瑞典与北约的防务关系。冷战的终结让瑞典得以将跟北约的防务合作摆到台面上,并且它在各次任务中都可谓不遗余力。在2014年之前,瑞典一直将其与北约的合作放在海外的维和行动和危机管理上。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它对自身的国防战略进行修正,将目光聚焦于周边并使防务本土化,而这与俄罗斯难脱干系。本文的第四章考察了冷战结束后瑞典与欧盟的防务关系。苏联的解体让中立失去它以往的意义,瑞典也得以加入欧盟捞取经济利益从而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正因为是经济而非传统安全的原因促使瑞典加入欧盟,所以一直在加入该国际组织的十来年里,它在与后者的防务合作上一直显得半心半意,直到《里斯本条约》签署和俄格战争后它才一改以往形象,不再追求军事上的中立。在论文的结尾处,作者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文章指出,虽然中立政策让瑞典得以脱离发生在欧洲的冲突和战争,并在冷战时游刃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成为让世人艳羡的福利国家,但岁月的侵蚀和同代人效应也让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如今的瑞典政府已不提及中立,而只是强调军事不结盟且不排除在欧盟成员国遭受武装进攻、周边发生冲突时施与或接受援助。然而,文章认为,由于内外条件不成熟,在可预见的未来,瑞典还不会很快放弃它的军事不结盟立场,而是在维持该政策整体不变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北约和欧盟在领土防务上的合作。
二、走向北约时代的波兰国防实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向北约时代的波兰国防实力（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缘起(1945-1949)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德国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决定分裂德国 |
| 第三节 德国的分裂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演进(1950-1988) |
| 第一节 东西对峙:美德默契与分裂固化 |
| 第二节 美苏缓和:美德矛盾与统一新思路 |
| 第三节 德国崛起:新时期的美德关系与统一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欧洲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
| 第一节 欧洲变局与美国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十点纲领”提出前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 |
| 第三节 “十点纲领”提出后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护持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推动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推动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配合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政策的演变和实质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政策效果评估: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 |
| 第一节 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对冷战后北约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一、美国政策综述 |
| 二、美国作用概述 |
| 三、德国问题的解决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2）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选题动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研究 |
| 2、北约研究 |
| 3、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 |
| 4、德国北约政策及军事力量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 、理论研究 |
| 2 、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 |
| 一、论文的结构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内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 |
| 第三节 建构力量理论 |
| 第四节 功能制度主义 |
| 第二章 北约与德国 |
| 第一节 北约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北约框架下德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
| 第三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 |
| 第四节 德国与北约核政策 |
| 第五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统一 |
| 第三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一次转型 |
| 第一节 北约第一轮东扩 |
| 一、吕厄的政治倡议 |
| 二、从“为什么”东扩到“如何”东扩 |
| 三、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
| 四、北约内部关于名单和成本的争论 |
| 第二节 北约第二轮东扩 |
| 一、德国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二、华盛顿峰会与科索沃危机 |
| 三、北约及成员国内部讨论 |
| 四、“9.11”事件对东扩的影响 |
| 五、布拉格峰会与继续扩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二次转型 |
| 第一节 1991年北约新战略与南斯拉夫冲突 |
| 第二节 波黑战争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宪法法院对域外军事行动的判决 |
| 二、北约的两次问询 |
| 三、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军的争议 |
| 四、德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科索沃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第一次军事规划 |
| 二、红绿联合政府的科索沃政策 |
| 第四节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新战略 |
| 一、关于联合国授权之争 |
| 二、北约危机治理的触角 |
| 三、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
| 四、德国在北约科索沃部队中的作用 |
| 五、协调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三次转型 |
| 第一节 “9.11”恐怖袭击与德国应对措施 |
| 一、德国在“永久自由行动”中的作用 |
| 二、德国在“阿富汗国际保护部队”中的作用 |
| 三、德国对反恐战争的认知 |
| 第二节 德国与北约“全球化” |
|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北约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
| 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决策 |
| 三、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伊拉克政策 |
| 四、重启北约的伊拉克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四次转型 |
| 第一节 利比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二节 叙利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一、思想起源、理论依据与历史溯源 |
| 二、发展过程与历史教训 |
| 三、德国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系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北约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德国国防军改革 |
| 第五节 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3）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产生(1949-1969) |
| 一、北约的建立与美国的保障 |
| 二、军费分担矛盾的出现与解决 |
| 三、美德之间的军费补偿谈判 |
| 第二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升级(1969-1991) |
| 一、“苏攻美守”期间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 |
| 二、卡特与里根对军费开支增速3%的要求 |
| 三、冷战末期美欧军费分担的矛盾性共识 |
| 第三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重现(1991-2016) |
| 一、冷战结束之初北约军费的削减 |
| 二、海外行动责任分担引发新争执 |
| 三、军费占GDP2%成为新的指标 |
| 第四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性 |
| 一、美国往往扮演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难者 |
| 二、有效缓解美欧军费分担矛盾需要特殊条件 |
| 三、美欧军费分担矛盾难以从根本上进行解决 |
| 第二章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激化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挑起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原因 |
| 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 |
| 二、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
| 三、欧洲盟国军费难以达标 |
| 四、美国保守主义外交复兴 |
| 第二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就军费分担矛盾的博弈 |
| 一、美国对欧洲盟国提高军费开支的施压 |
| 二、法、德等北约西欧盟国对美国的抵触 |
| 三、英国与北约东欧盟国对美国的迎合 |
| 第三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与美欧其他矛盾相牵连 |
| 一、与美欧经贸摩擦相牵连 |
| 二、与“北溪2号”问题相牵连 |
| 三、与美国破坏军控体系相牵连 |
| 第三章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与未来趋势 |
| 第一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路径 |
| 一、美国明确继续履行保卫欧洲安全的责任 |
| 二、欧洲盟国在提高军费的同时加强军力 |
| 三、欧盟国家将军费要求纳入欧盟共同防务 |
| 四、美欧内部呼吁完善防务责任分担指标 |
| 第二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难以持久 |
| 一、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程度远远小于苏联 |
| 二、欧洲并不认为自身在安全上搭美国便车 |
| 三、欧洲不愿拿出足够的财力实现军费指标 |
| 第三节 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展趋势预测 |
| 一、美国仍会继续要求欧洲提高军费 |
| 二、欧洲可能无法完成军费分担目标 |
| 三、美国对欧洲的施压力度可能减小 |
| 第四章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和影响 |
| 第一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 |
| 一、美国对欧洲的强迫性、交易性增强 |
| 二、西欧对美国的抵触性、独立性增强 |
| 三、美国政府内部的激进角色出现反转 |
| 四、欧洲盟国内部出现较为严重的分歧 |
| 第二节 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影响 |
| 一、北约实力增强但裂痕扩大 |
| 二、欧洲的战略自主面临机遇 |
| 三、俄欧关系的改善更加紧迫 |
| 四、中国的战略压力将会增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4）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和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观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历史制度主义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
| 一、欧洲具有悠久的地缘政治历史 |
| 二、欧盟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框架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的地缘政治环境 |
| 一、冷战后欧盟东部地缘政治的演变 |
| 二、东扩后欧盟东部边界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主动有限接触阶段:1990年-2003年 |
| 二、积极高调介入阶段:2004年-2008年 |
| 三、全面深入参与阶段:2009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模式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路径依赖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路径依赖的机理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模式分析 |
| 一、关键节点一: 俄格战争 |
| 二、关键节点二: 乌克兰危机 |
| 第三节 渐进转型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层叠”式渐进转型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安全稳定诉求是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 |
| 一、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 |
| 二、维持周边安全是欧盟全球战略重点 |
| 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博弈是发展变迁的直接动力 |
| 一、扩大欧盟的战略缓冲空间 |
| 二、平衡成员国地缘偏好和利益目标 |
| 三、协同北约向原苏联空间扩张 |
| 第三节 民主价值观输出是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 |
| 一、促使东部伙伴关系国的体制转型 |
| 二、围绕俄罗斯营造民主示范的包围圈 |
| 三、避免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产生新分界线 |
| 第四节 经济利益需要是发展变迁的外在动力 |
| 一、实现欧盟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 |
| 二、深化与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自由贸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机制和手段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推进机制 |
| 一、签订联系国协定是核心目标 |
| 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
| 三、完善内部市场准入机制 |
| 四、落实“更多换更多”的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欧盟推进“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手段 |
| 一、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市场机会 |
| 二、强化制度建设和保障善政 |
| 三、维护能源安全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
| 四、实施签证自由化和增强流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成效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安全成效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政治成效 |
| 三、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经济成效 |
| 四、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社会文化成效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影响 |
| 一、加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 |
| 二、促进东部伙伴关系国的社会化进程 |
| 三、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 |
| 四、扩大中俄、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困境和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深层困境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内在弱点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外部风险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发展趋势 |
| 一、“安全稳定”代替“模式转型”成为优先目标 |
| 二、坚持“差异化”原则和“量身定制”策略 |
| 三、推出更具包容性的“邻国的邻国”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北约“域外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北约“域外行动”概念界定与问题的产生 |
| 第一节 北约的主要特征及“域外行动”概念界定 |
| 一、北约成立的背景 |
| 二、北约的性质及其主要特征 |
| 三、北约“域外行动”的概念 |
| 第二节 冷战期间北约的“域外行动”争论与应对 |
| 一、“域外”军事冲突及美欧争论 |
| 二、北约对“域外”军事冲突的应对 |
| 第三节 “域外”军事冲突对北约的影响 |
| 一、提升对“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 |
| 二、加强执行“域外行动”的军事政治准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及争议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北约转型 |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二、北约的转型 |
| 第二节 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 |
| 一、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二、北约“域外行动”的决策过程 |
| 第三节 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分歧 |
| 一、“域外行动”范围扩大引发美欧争论 |
| 二、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重要性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域外行动”形式多元 |
| 一、北约对军事行动种类的划分 |
| 二、北约的“域外行动”类型 |
| 第二节 以“意愿联盟”为主要行动方式 |
| 一、“意愿联盟”概念界定 |
| 二、“意愿联盟”的构建特点 |
| 三、“意愿联盟”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域外行动”中伙伴关系多样化 |
| 一、北约的伙伴关系 |
| 二、伙伴国对北约“域外行动”的贡献 |
| 三、美欧在北约“全球伙伴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北约在科索沃的“盟军行动” |
| 一、北约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及其原因 |
| 二、科索沃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二节 “意愿联盟”与伊拉克战争 |
| 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
| 二、美国组建“意愿联盟”并发动对伊战争 |
| 三、伊拉克战争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
| 一、“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构建及其行动 |
| 二、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效果及原因分析 |
| 三、阿富汗军事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约“域外行动”对大西洋联盟未来走向的影响 |
| 第一节 大西洋联盟组织形式松散化 |
| 一、“意愿联盟”趋势加强 |
| 二、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影响 |
| 第二节 大西洋联盟内部美欧矛盾深化 |
| 一、美欧军事行动政策矛盾的深化 |
| 二、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激化 |
| 三、美欧军事实力失衡矛盾显性化 |
| 第三节 大西洋联盟凝聚力呈下降趋势 |
| 一、联盟成员安全利益的分离 |
| 二、联盟成员经济、政治利益差异对安全合作的制约 |
| 三、美欧战略文化差异的影响 |
| 第四节 北约“域外行动”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影响 |
| 一、对中国西北部地区安全的影响 |
| 二、对中国南海岛礁安全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既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辨识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一)“安全”和“安全化”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国家”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三)“安全组群”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的阐释 |
| (一)理论内涵阐释 |
| (二)内核结构变量 |
| (三)类型划分及标准 |
| (四)演进与变革前景 |
| 第二章 北极地区关键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安全议程 |
| (二)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政治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二、经济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经济安全议程 |
| (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经济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三、军事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军事安全议程 |
| (二)军事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军事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四、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环境安全议程 |
| (二)环境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环境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第三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动力及安全态势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提出与内涵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边界的构想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极性分析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地区化动力 |
| (一)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 |
| (二)北极合作机制建设及完善 |
| (三)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安全态势的多层次研判 |
| (一)国内与地区层次 |
| (二)超地区层次 |
| (三)全球层次 |
| 第四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发展前景和挑战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前景分析 |
| (一)近期前景 |
| (二)中期前景 |
| (三)远期前景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面临的挑战 |
| (一)理论层面:“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局限性 |
| (二)现实层面:英国“脱欧”与欧盟“极性”的再确认 |
| (三)实践层面: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复杂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中国战略抉择 |
| 一、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分析 |
| (一)开发并利用北极航道的通道利益 |
| (二)依法且合理开发北极的资源利益 |
| (三)保护北极生态与气候的环境利益 |
| (四)不断探索与认知北极的科研利益 |
| (五)北极治理与国际参与的责任利益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对中国的潜在风险 |
| (一)对中国北极身份的“安全化”塑造 |
| (二)对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的可能性威胁 |
| (三)对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实性挑战 |
| 三、中国的北极战略定位与政策路径抉择 |
| (一)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的战略定位 |
| (二)务实推进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
| (三)长效推动建设新型北极伙伴关系网络 |
| (四)进一步提升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8）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本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本选题的学术价值 |
| (三)关于研究时段的选取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跨大西洋同盟存续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欧美与俄罗斯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研究 |
| (四)关于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研究 |
| 三、本文基本假设、主要概念和变量选取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主要概念 |
| (三)影响欧美对俄政策差异的主要变量 |
| 四、研究思路和内容 |
| 五、本文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2000年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与欧美俄对外战略的调整 |
| 第一节 国际秩序的变化 |
| 一、国际体系的重构 |
| 二、地缘政治竞争与欧亚大陆地缘环境的重塑 |
| 三、美欧同盟的延续与分歧 |
| 第二节 欧盟一体化的深化与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
| 第四节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重塑大国地位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欧美与俄罗斯结构性矛盾的激化:欧美对俄政策趋硬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美欧的对俄政策 |
| 第二节 欧美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过程 |
| 一、2000年至2008年 |
| 二、2008年至2014年 |
| 三、2014年至今 |
| 第三节 欧美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原因 |
| 一、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 |
| 二、“双东扩”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强化 |
| 第四节 欧美政策趋硬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美对俄政策特征的差异 |
| 第一节 “软制衡”:欧盟对俄政策选择 |
| 一、欧盟对“软制衡”政策的选择 |
| 二、欧盟内部关于对俄政策的博弈和协调 |
| 三、欧盟对俄“软制衡”的政策体现 |
| 第二节 “新遏制”:美国对俄政策选择 |
| 一、美国对俄“新遏制”政策的选择 |
| 二、美国对俄“新遏制”的政策体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美对俄政策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安全威胁的感受度差异 |
| 一、实力差距 |
| 二、地缘环境因素 |
| 三、安全认知差异 |
| 第二节 经济依赖度差异 |
| 第三节 战略文化差异 |
| 一、战略文化中的单边与多边 |
| 二、战略文化中武力的使用 |
| 第四节 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俄格战争与乌克兰危机中的欧美对俄政策 |
| 第一节 俄格战争中欧美对俄政策比较 |
| 一、俄格战争爆发及欧美俄的纷争 |
| 二、美国的对俄政策 |
| 三、欧盟的对俄政策 |
| 四、欧美对俄政策的比较 |
|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中欧美对俄政策比较 |
| 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
| 二、美国的对俄政策 |
| 三、欧盟的对俄政策 |
| 四、欧美对俄政策的比较 |
| 第三节 西方与俄罗斯会出现“新冷战”吗?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欧俄关系 |
| 第一节 欧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
| 一、原有矛盾的加深——利益分配的分歧加深 |
| 二、新矛盾的产生——特朗普的“另类”风格 |
| 第二节 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盟和美国的对俄政策比较 |
| 一、欧美对俄罗斯的态度和政策 |
| 二、欧、美、俄在“北溪-2”问题上的角力 |
| 第三节 欧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
| 一、美俄竞争日趋激烈 |
| 二、跨大西洋关系“变局”还是“延续”? |
| 三、欧俄关系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卡特政府对苏政策遗产 |
| 第一节 卡特“新世界秩序”的失败 |
| 第二节 苏联入侵阿富汗与对苏“新遏制” |
| 第二章 里根上台与美苏摩擦升级 |
| 第一节 粮食禁运问题的扩大 |
| 第二节 限制性战略武器谈判的破产 |
| 第三节 波兰戒严与美国的制裁 |
| 第四节 1982 年里根的欧洲之行与美欧协调 |
| 第三章 黑格辞职与美国对苏的“新强硬政策”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第32号指令》与美国对苏新战略 |
| 第二节 军备扩充与新一轮军备竞赛 |
| 第三节 能源管控与经济技术战 |
| 第四节 谈判与武力相结合的阿富汗政策 |
| 第四章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美国对苏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安德罗波夫上台与苏联外交政策转变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第75号指令》与美国对苏政策走向 |
| 第五章 1981-1983 年美国对苏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冷战格局中美苏力量对比 |
| 第二节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催化 |
| 第三节 美国国内诸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苏联国内诸因素分析 |
| 第六章 1981-1983 年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推动了国际冷战局势的升级 |
| 第二节 阻滞了苏联的战略进攻 |
| 第三节 加剧了第三世界的动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从中立到军事不结盟 ——瑞典对外政策演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假设与概念 |
| (四)论文的不足与创新 |
| (五)论文章节安排 |
| 第1章 19世纪至两次世界大战的瑞典中立 |
| 1.1 维也纳体系下的瑞典中立 |
| 1.1.1 从亲俄到追随英法 |
| 1.1.2 讨好欧洲首强德国 |
| 1.1.3 导致瑞典实施偏向性中立政策的因素 |
| 1.2 两次世界大战与瑞典的中立 |
| 1.2.1 从讨好两边到追随强者 |
| 1.2.2 造成瑞典中立政策摇摆的因素 |
| 第2章 冷战与瑞典的中立政策 |
| 2.1 瑞典与东西方两大集团 |
| 2.1.1 私下遵从西方的战略物资出口政策 |
| 2.1.2 暗地针对东方的军事防务政策 |
| 2.1.3 留有余地的对欧共体政策 |
| 2.2 瑞典实施亲西方的中立政策因素 |
| 2.2.1 美国占优的两极均势 |
| 2.2.2 社民党政府独大的国内政治结构 |
| 2.2.3 不同风格的社民党决策者 |
| 第3章 摒弃中立:冷战结束后的瑞典对北约政策 |
| 3.1 从海外到本土 |
| 3.1.1 积极参与北约海外行动 |
| 3.1.2 高调重回与北约传统防务合作 |
| 3.2 瑞典与北约合作范围变动分析 |
| 3.2.1 西方占优的国际权力分配 |
| 3.2.2 政府弱势化的国内政治结构 |
| 3.2.3 不同党派的决策层 |
| 第4章 走向不结盟:后冷战时代瑞典与欧盟安全防务政策 |
| 4.1 由抵抗到热忱 |
| 4.1.1 摒弃中立但不作安全承诺 |
| 4.1.2 从无为到主动 |
| 4.2 瑞典对欧盟安全防务政策态度转变因素分析 |
| 4.2.1 西方压倒东方的国际权力分配 |
| 4.2.2 政治生态多元化的国内政治结构 |
| 4.2.3 不同意识形态的决策集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走向北约时代的波兰国防实力（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2]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D]. 韩春阳.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4]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D]. 丁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5]北约“域外行动”研究[D]. 张自楚. 外交学院, 2020(08)
- [6]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D]. 孙天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D]. 宋芳. 南京大学, 2020(04)
- [9]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D]. 张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10]从中立到军事不结盟 ——瑞典对外政策演变分析[D]. 李云鹏.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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