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南京商业企业的发展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徐堃[1]（2021）在《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12年封建王朝结束,士绅为躲避战争,携带其财富脱离乡土,向城市集中;士绅与商人的界限模糊,形成新的绅商阶层;农业和手工业趋于衰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瓦解;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同时,城市的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为娱乐业的繁荣提供了温床。京剧艺术不再受皇家偏好的影响,更加纯粹的走向市场,依靠市场运作持续生存。京剧突破消费者阶层限制,成为最为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两大商业圈京剧市场的研究,剖析京剧市场逐渐发展至高潮期时段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赞助人背景,分析市场主体构成及特征、市场化运营的特征和结果以及政府的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京剧市场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寻找繁荣背后暗藏着的式微的线索、原因及规律。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京剧伶人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中流动,形塑了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京剧艺术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第二章从戏班、戏园、消费者三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主体的构成及特征。第三章从梨园自治组织、梨园经纪组织和媒体平台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市场中起到联结各市场主体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第四章从堂会演出与戏园商业演出的关系、戏价与包银的关系、戏园和戏班的合作关系、伶人薪酬和支出水平四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运行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官方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监管。总之,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京剧市场,在经历了政治格局的变动之后,延续清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并走向繁荣。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暗藏了式微的线索,对于今天戏曲市场甚至是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市场的发展都有其借鉴意义。
李健[2]（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方圆[3]（2020）在《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日益迫切的大背景下,作为农业新形态的都市休闲农业发展势头十分迅速,不仅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助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协调城乡发展、优化完善城市功能等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都市休闲农业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探索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便成为诸多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致力研究的一大热点。本文研究区域——武汉,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在发展都市休闲农业方面拥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就如何充分发挥武汉便捷的区位优势、利用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激活都市休闲农业发展增长引擎便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总结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现存常见的四种典型的盈利模式,并指出其在休闲产品、资源整合、创新与开发、人才制约、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内都市休闲农业成功案例发展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选择的几点建议对策,分别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合理规划发展;深挖休闲农业内涵,提升产品质量;创新休闲农业项目,增强顾客体验;整合多方农旅资源,树立品牌意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服务意识;建立内部运营体系,促成规范管理。以期能为今后武汉市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本篇论文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和路线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都市休闲农业概述及相关理论基础。主要对都市休闲农业的内涵、特征及常见类型进行解读,重点介绍都市休闲农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和盈利模式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通过介绍武汉市都市休闲农业发展概况及盈利模式现状,提出盈利模式存在问题及问题成因。第四部分: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的国内比较。分别介绍国内四川成都、山东潍坊和上海金山这三个地区休闲农业的具体案例,总结借鉴经验。第五部分:武汉都市休闲农业发展盈利模式的实证分析。主要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武汉市常见的四种盈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实证分析结果。第六部分:依据前述,综合提出提升都市休闲农业盈利能力的建议对策。第七部分:结论。总结研究结论,指出研究不足,提出研究展望。
李小军[4]（2020）在《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对甘肃的人力支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支援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特殊政策,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将人力、物力、资金等进行转移支付,实现支援方与受援方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上海在建国初期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工业总量、技术含量及人力拥有量较其他地区具有显着优势。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央迫于国际形势实施沿海紧缩战略,将建设的重点放在甘肃等西北地区,对上海等沿海地区实行紧缩政策,并要求上海等地发挥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作用,支援内地新型工业城市建设。上海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支援全国重点建设项目,支援新型工业城市及内地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基于甘肃地区社会发展迟缓,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各项事业建设的所需资源,上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从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支援甘肃等西部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本文以人力支援视角,主要从背景、经过以及对上海和甘肃所产生的影响几方面,对20世纪50-60年代上海支援甘肃建设进行深入探析。上海通过人力支援形式将盈余劳动力转移至甘肃等地区,既支援建设了甘肃等西北地区,又实现了其产业结构调整,缓解了人口压力,双方达到了互惠互利。同时,在中央的指导协调下,上海通过人力支援方式将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技术、理念及思想传播到甘肃等西北地区,全面加快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发展,达到了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目的。
王林[5]（2019）在《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新已成为一种潮流汹涌而来,正在影响着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基于智慧专业化理论,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专业化追求区域创新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益,重点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以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智慧专业化的空间分布是指不同区域之间创新资源定向投入和政策定向支持,以及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评价。智慧专业化在发展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在确立未来比较优势和区域专业化战略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成果方面影响较为深远。通过界定区域智慧专业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特征,以31个省份的权威统计面板数据为基础,从4个维度15个指标出发,运用改进的信息熵权TOPSIS法,构建了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与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评价模型。以智慧专业化理论为基础,基于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评价和智慧专业化指数得分,对比国外智慧专业化的发展现状及特征,结合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区域智慧专业化的研究内容。中国东中西部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省份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都较高,广东省的智慧专业化水平最高,西部省份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都较弱,且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与发展水平一般的区域存在较大的极化现象。智慧专业化的空间效应表现为聚集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创新投入对区域自身的自我强化效应,在外部创新环境的作用下,将会聚焦于该区域的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产生区域智慧专业化的聚集效应。从投入产出维度、供给需求维度两方面,构建了区域智慧专业化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体系,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投入要素、区域产业结构、区域政策因素四个层面,选取了人均GDP、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经费支出、省区前三年专利授权量之和、制造业占GDP比重、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共计7个变量指标。以中国31个省份2014-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对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科研创新的资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基础对于省域范围内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都会存在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区位熵识别各区域的智慧专业化产业集合,构建了区域智慧专业化测度值评价体系,分析了各区域智慧专业化测度值以及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与时空格局演变。智慧专业化测度值具有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区间内区域间的差异性在增大,东部地区是智慧专业化测度值的高值区;智慧专业化测度值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智慧专业化测度值强的区域其邻近区域测度值也相对较强;同类型空间关系的区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得连片分布特征,H-H区域由东南沿海地区向长江沿线区域扩展,而西部地区连片的L-L区域没有发生改变;智慧专业化产业发展水平、智慧专业化产业促进能力、智慧专业化产业关联度以及智慧专业化产业发展环境的差异性,对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测度值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类型产生重要影响。构建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近五年区域智慧专业化指数的变化与趋势,以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对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分析。当前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这一格局在未来五年将会继续保持,但是区域之间智慧专业化差异将会趋于收敛;区域智慧专业化将会呈现出正向的空间关系,但正相关的强度将会减弱;局部空间自相关演化将会呈现出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继续处于L-L型,但东部沿海以及中部部分区域将会演化为H-H型。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不仅能够影响区域自身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区域智慧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制定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总体规划、建立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选择和培育体系、重视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空间布局、强化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一体化发展,最终实现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协同发展。通过协同发展来缩小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之间的差距,从总体上提升区域智慧专业化的发展水平,推动和促进区域智慧专业化的均衡发展。
潘勇涛[6]（2018）在《文化视角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业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共识。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高校创业教育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由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开展创业教育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国内许多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时奉行“拿来主义”,直接借鉴其模式和做法。然而,这违背了创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创业是一种实践,既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学科,更不是一个专业。创业活动是由创业者的动机、知识能力、各种资源和具体活动有机整合在一起的实践过程,其结果是新价值的创造。所以,创业教育也是针对创业者动机的培养、知识能力的培养、各种资源的整合和具体活动的指导。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不宜不加改造地直接进行借鉴。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早已深深刻在人们心中,约束和影响着人的行为。因此针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不能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人是文化的人,因此教育研究也需要开辟和践行文化范式,创业教育研究也不例外。中外文化背景不同,创业教育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土壤,因此同样的“模式”借鉴过来也就会结出不同的花、开出不同的果。本文从文化视角,系统地考察了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问题。在文化视角下,审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创业教育的本质,梳理了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演变历史,并指出了当代高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析出影响创业教育的文化因子,并深入分析之。最后,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文化为切入点的构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一般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内容。完成了针对高校创业教育,从文化审视到实现路径的系统研究。本文旨在说明,不同文化和国情背景下创业教育应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规律,创业教育应当遵循国情和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注重“做实事”、注重“创业精神”的有利因子,但也存在很多不利于开展商业或开办企业的因子。因此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高校创业教育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业教育价值理念,从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体而言,我国高校应该开展以“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为核心的广义的创业教育,而非急于求成,把目标定位于开展狭义的“创办知名企业”的教育。同时在开展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我国高等教育育人理念、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在创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要实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创业教育与“岗位创业”的融合、创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融合、创业教育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融合。同时,应该将全社会创业氛围的营造和学校内部各部门以及和社会各界的协同问题统一纳入到高校创业教育的体系构建之中。在高校内部,要建立主导创业教育的独立部门,统一调配学校创业教育的工作和资源,建立创业教育师资选拔、培训、晋升体系,从根本上将创业教育系统化,规范化,提高执行效率。政府与高校之间,建立正式的大学生创业沟通机制,有针对性地解决大学生创业从校园到社会过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深入落实国家有关大学生的创业政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创业的文化因子,通过持续宣传,将这些文化因子的潜在作用充分发挥,积极营造创业氛围,培养社会对创业价值的认同,并最终形成一个从环境到实践的良性循环。
肖海燕[7]（2018）在《《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翻译学视角对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重译历程进行查证、梳理与分析,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自严复初译《原富》以来,“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在中国的百年汉译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变迁,二十一世纪以来掀起了重译高潮。本文在翻译模因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类型、出版机构,副文本等方面梳理《国富论》重译的整体趋势,通过对代表性译本的基本语汇和表达方式的历时对比分析《国富论》重译语言的发展特点,探讨《国富论》中的经济学思想模因和话语模因在中国复制与传播的规律,并对《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和制度语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国富论》重译版本的统计与梳理显示,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由几近停滞到逐步增长,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体现了《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在中国由弱渐强的进化过程。其间,版本类型日益丰富,从严译《原富》开始,124个《国富论》汉译版本中先后出现编译、全译、节译、编着、插图、英汉对照等不同的版本形式。全译本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且呈增长趋势,表明忠实再现原着内容,充分传递《国富论》经济思想是重译的主旋律。64个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一方面使《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激增,另一方面助推了各种类型重译版本的蓬勃发展,使重译呈现通俗化倾向。经典版本与通俗版本的并存是《国富论》在中国日益普及化的表现。无论从模因复制与传播的长久性、多产性还是忠实性来看,《国富论》在中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都堪称成功的模因复合体。本文对《国富论》代表性重译版本的语言对比分析显示,该经济学着作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归化—异化—普及化”的发展路径。《国富论》中经济学术语的重译体现了学术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中的变异性、选择性和保持性特征。基于语料库的重译语言对比分析表明,《国富论》重译在初始阶段立足于译介,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便于经济学概念被译入语读者认知与接受。而当经济学思想模因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为充分的认知时,重译则更倾向于通过原滋原味的翻译来实现经济学概念传递的准确性,翻译策略倾向于“异化”。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所有重译本中最贴近原文的并非最新重译本,而且最新学术型重译本语言呈现通俗化趋势,体现出对读者的关照和普及化的努力。《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发展历程一方面证明重译研究中的“归化—异化”假设和“译文老化”假设在解释西方经济学典籍汉译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向普及化趋势和更多的重译动因方面拓展;另一方面说明《国富论》重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国富论》重译版本作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载体,其出版发行在一定的经济与制度语境中进行。因此,《国富论》重译研究需要结合触发其经济学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分析表明,该着作的重译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逐渐得到发展。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国富论》重译处于缓慢发展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经历曲折,发展极为缓慢,《国富论》重译几近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迎来飞速发展期,《国富论》重译也在经历低迷时期之后日益得到快速增长。尤其自本世纪以来,《国富论》重译版本的增长与中国GDP和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经济指标总体上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国富论》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迎来重译热潮,说明中国不断增长、日益开放的经济现实与《国富论》重译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为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提供了理想的经济环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本文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文件和经济非国化率的变化,考察《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制度语境发现,《国富论》重译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增长,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非国有化率逐年增长,产权多元化的格局日渐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国富论》重译提供了越来越适宜的制度环境,《国富论》的重译出版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国富论》重译是中国经济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主动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体现。《国富论》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经由百年重译在中国实现更为广泛的复制与传播,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结构,副文本分析表明这已成为不少译者和出版机构重译《国富论》的重要动力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高潮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生存与传播。这一重译高潮是《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顺应中国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实现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复制、传播与进化。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系统论证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在中国迎来重译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的普及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日益增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喻卓[8]（2017）在《近年来学术辑刊中国际关系史研究论文综目(四)》文中认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二、四、六辑分别刊登了近年来学术辑刊中有关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论文目录,本辑继续刊登,以方便同仁检索利用。前三辑综目都是按地域来划分,连同国际组织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史料选编、学术动态和书评等专题,分九大部分,与前三辑相比,本辑综目增加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题,共分十大部分。每条书目收入论文名、作者、辑刊名、辑刊期号、起止页码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本目录是首都师范大学原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档案整理小组"集体合作的结果。原小组指导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教授给予了全面的指导,原小组成员艾亚迪、狄安略、李云霄参与了整理工作,最后由喻卓统稿。
姜乔乔[9]（2017）在《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币政策,在我国货币政策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清朝末年之后,各界统治者一直试图进行币制方面的改革,改变币制混乱的状态,消除由此引发的弊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等为转嫁世界经济危机灾难,进而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战,使我国原本的银本位币币制更加的不平静,农业、工业、商业等各行各业均损失惨重,使得当时的经济基本处在崩溃的状态,因此币制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安抚民心,于1935年11月宣布实施在历史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笔,即当时的法币政策。法币政策一经实施以后,当局政府得以逐步控制了当时的财政,财政收入和支出达到了一定的平衡,进而加强了对当时中国和全国人民的统治。根据研究发现,在货币数量论的基础理论中,货币量的变动与物价和货币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假设在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是正比的关系,而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则是反比的关系。长期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大量超经济的货币发行,而货币之所以能够大量超经济的发行又是与货币的发行制度有关。本文通过分析1935年法币发行政策之后的法币发行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得出法币政策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胀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的法币数量和物价指数CPI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法币发行时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状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实证分析,通过所选变量进行数据处理和平稳性的检验,并且通过VAR模型从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对实证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归纳与总结以后,研究法币政策对当代通货膨胀的启示以及提供可供政府部门治理通胀的政策与建议。
周海燕[10]（2015）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三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论南京商业企业的发展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南京商业企业的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一)近代史及社会史研究中的成果 |
| 1、近代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2、艺术、经济与社会 |
| (二)戏曲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三)京剧市场研究的相关成果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环境 |
| 一、人口构成 |
| 二、交通方式 |
| 三、经济发展状况 |
| 四、城市空间结构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
| 一、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新文化格局形成 |
| 二、京剧改良运动的肇始与式微 |
| 第三节 城市有闲阶级对京剧的赞助 |
| 一、 “自娱+娱人”模式 |
| 二、 “趣味+金钱”模式 |
| 第二章 京剧市场的主体 |
| 第一节 戏班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戏班组织体系的松散化 |
| 二、戏班制度的保留与创新 |
| 第二节 戏园经营的革新与困境 |
| 一、新式舞台发展的特征 |
| 二、新式舞台的经营困境 |
| 三、戏园经营业中资本力量的对抗 |
| 第三节 观众社会阶层构成的演变 |
| 一、下层社会观众逐渐被边缘化 |
| 二、精英阶层观众成为主流 |
| 三、女性观众进入剧场 |
| 四、京剧的海外市场和观众 |
| 第三章 京剧市场的中介组织 |
| 第一节 梨园自治组织的影响与作用 |
| 一、独立信仰系统是梨园集体主义的基石 |
| 二、梨园行会组织是伶人生存的基本保障 |
| 第二节 梨园经纪组织雏形出现 |
| 第三节 媒体平台宣传造势 |
| 第四章 京剧市场的运行 |
| 第一节 堂会与商业演出并行互补 |
| 第二节 逐渐走高的戏价与包银 |
| 第三节 戏园与戏班合作与分配制度 |
| 一、从轮转制到长期合同 |
| 二、短期合作与雇佣制并存 |
| 第四节 伶人薪酬水平与支出项目 |
| 第五章 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京剧艺术本体的融合与创新 |
| 一、海派新戏应运而生 |
| 二、女伶演出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京剧市场繁荣的外部影响 |
| 一、带动周边商业圈发展 |
| 二、各地出现京剧“戏码头” |
| 第三节 伶人社会地位提高及群体内部分化 |
| 一、伶人社会地位上升与自我认同提高 |
| 二、伶人群体内部分化为两极 |
| 第六章 官方戏曲管理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管理 |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 一、北京的管理机构:近代政府雏形 |
| 二、上海的管理机构:租界独立掌控 |
| 第二节 税收制度 |
| 一、北京：繁多的税收名目 |
| 二、上海:沉重的税负支出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一：京师警察厅管理戏园规则 |
| 附录二：京师警察厅管理戏班规则 |
| 附录三：法租界新颁游戏场及影戏场章程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2）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 3.6 小结 |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 4.5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 6.5 小结 |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 7.5 小结 |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 8.1 评述性结论 |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 8.2 现实启示 |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3）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都市休闲农业 |
| 2.1.1 都市休闲农业的概念 |
| 2.1.2 都市休闲农业的理论 |
| 2.1.3 都市休闲农业的相关研究 |
| 2.1.4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2 盈利模式 |
| 2.2.1 盈利模式的概念 |
| 2.2.2 盈利模式的理论 |
| 2.2.3 盈利模式的相关研究 |
| 3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 |
| 3.1.2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优势 |
| 3.2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的盈利模式现状分析 |
| 3.2.1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常见类型 |
| 3.2.2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 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的国内比较 |
| 4.1 “川果”特色发展的“急先锋”——成都市蒲江现代农业产业园 |
| 4.1.1 项目概况 |
| 4.1.2 项目内容 |
| 4.1.3 项目特色 |
| 4.2 “一朵花开出—条产业链”——溯坊市宋香园生态世界 |
| 4.2.1 项目概况 |
| 4.2.2 项目内容 |
| 4.2.3 项目特色 |
| 4.3 机器人“统领”的智慧农庄上海市金山点甜农庄 |
| 4.3.1 项目概况 |
| 4.3.2 项目内容 |
| 4.3.3 项目特色 |
| 4.4 启示和借鉴 |
| 4.4.1 具体分析,特色发展都市休闲农业 |
| 4.4.2 大胆突破,创新发展都市休闲农业 |
| 4.4.3 借力政府,稳定发展都市休闲农业 |
| 4.4.4 产业融合,多元发展都市休闲农业 |
| 5 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的实证分析 |
| 5.1 构建分析指标体系 |
| 5.1.1 指标体系的引入原则 |
| 5.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3 指标说明 |
| 5.2 构建层次结构分析模型 |
| 5.2.1 判断矩阵的构建 |
| 5.2.2 计算权重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6 提升武汉都市休闲农业盈利能力的对策 |
| 6.1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合理规划发展 |
| 6.2 深挖休闲农业内涵,提升产品质量 |
| 6.3 创新休闲农业项目,增强顾客体验 |
| 6.4 整合多方农旅资源,树立品牌意识 |
| 6.5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服务意识 |
| 6.6 建立内部运营体系,促成规范管理 |
| 7 结论 |
| 7.1 研究总结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对甘肃的人力支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选题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的背景 |
| 第一节 20 世纪50-60 年代东西部发展状况与国家整体部署 |
| 一、发展状况 |
| 二、国家整体部署 |
| 第二节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动因 |
| 一、担负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责 |
| 二、“全国一盘棋”下的上海责任 |
| 三、上海劳动力盈余 |
| 第三节 甘肃社会发展的需求 |
| 一、人力资源的需求 |
| 二、工商业、教育发展现状 |
| 第二章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的工作开展 |
| 第一节 组织动员 |
| 一、宣传动员 |
| 二、组织参观团实地参观 |
| 第二节 人员输送 |
| 第三节 人员构成 |
| 一、工业企业人员 |
| 二、卫生医疗人员 |
| 三、商业服务业人员 |
| 四、文教人员及其他人员 |
| 第三章 甘肃对上海人力支援的工作安排 |
| 第一节 安置工作 |
| 第二节 巩固工作 |
| 一、慰问工作 |
| 二、家属工作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第四章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上海劳动力盈余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上海人力支援对甘肃发展的贡献 |
| 一、推动了甘肃经济的发展 |
| 二、促进了甘肃社会的发展 |
| 三、发挥了模范的社会作用 |
| 第三节 缩小了东西部社会发展的差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5）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概述 |
| 3.1 智慧专业化概念 |
| 3.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理论 |
| 3.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实践 |
| 4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评价 |
| 4.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产业选择与测度 |
| 4.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4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发展水平的实证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 |
| 5.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模型构建 |
| 5.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研究假设 |
| 5.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类型格局 |
| 6.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格局的模型构建 |
| 6.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格局的实证结果 |
| 6.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格局的时空演化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
| 7.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的模型构建 |
| 7.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的实证结果 |
| 7.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的格局预测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政策启示 |
| 8.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总体规划的政策启示 |
| 8.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选择和培育的政策启示 |
| 8.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空间布局的政策启示 |
| 8.4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启示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2 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登记证书 |
| 附录3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产业测度一览表 |
（6）文化视角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研究内容 |
| 2.1 主要内容及研究难点 |
| 2.2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高校创业教育研究 |
| 1.1 国外高校创业教育研究 |
| 1.2 国内高校创业教育研究 |
| 1.3 国内关于大学生创业特点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文化与创业的关系研究 |
| 2.1 国外的研究 |
| 2.2 国内的研究 |
| 第二章 文化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创业教育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1.1 文化与高等教育 |
| 1.2 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 |
| 1.3 创业教育与创业管理 |
| 1.4 创业教育体系与创业教育模式 |
| 第二节 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
| 2.1 文化传承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职能 |
| 2.2 思政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 |
| 2.3 文化创新与思政教育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
| 3.1 创业教育拓展了素质教育 |
| 3.2 创业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第三章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高校创业教育的启蒙阶段(19 世纪末-1949) |
| 1.1 近代高等教育 |
| 1.2 商科与实用主义 |
| 1.3 创业教育与民国资本主义发展 |
| 第二节 国家创业阶段(1949-1978) |
| 2.1 计划经济 |
| 2.2 人才配给制与专科教育 |
| 第三节 创业教育的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 恢复高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3.2 双轨制与国企改革 |
| 3.3 教育定位的转变 |
| 第四节 科教兴国与创新型国家建设阶段(1998-至今) |
| 4.1 科教兴国与创业教育的提出 |
| 4.2 创业教育的具体化(2002 年-2009 年) |
| 4.3 创业带动就业与创新型国家建设(2010-至今) |
| 第四章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一节 创业文化与创业环境的缺失 |
| 1.1 缺乏良好的社会创业文化 |
| 1.2 缺乏良好的校园创业环境 |
| 第二节 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脱节 |
| 2.1 创业教育如火如荼 |
| 2.2 自主创业寥若晨星 |
| 2.3 理论实践难以交融 |
| 第三节 主体认知与国家目标的偏离 |
| 3.1 狭义创业教育与广义创业教育混淆 |
| 3.2 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错乱 |
| 第四节 高等学校与政府部门的失调 |
| 4.1 政府与高校的着力点不同 |
| 4.2 高校与政府对创业教育客体的态度不同 |
| 第五节 创业教育研究与评估的缺位 |
| 5.1 创业教育研究阵地缺失 |
| 5.2 创业教育评估主体缺位 |
| 第五章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创业因子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利于创业的因子 |
| 1.1 中华文化之源:早期神话中的创业因子 |
| 1.2 《周易》中的“自强精神”与“变革思想” |
| 1.3 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及历代“功利主义” |
| 1.4 历代形成的优秀商帮和创业文化 |
| 第二节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利于创业的因子 |
| 2.1 我国历代商人地位不高 |
| 2.2 儒家伦理及义利观 |
| 2.3 科举制度不利于“创业技术”的传播 |
| 2.4 其他文化因子:高语境文化、面子文化等 |
| 第三节 不利文化因子对创业教育主体的影响机理 |
| 3.1“官本位”思想导致大学生主观创业意愿弱 |
| 3.2 异化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导致大学生创业能力弱 |
| 3.3“成王败寇”文化导致缺乏对创业失败者的宽容机制 |
| 第六章 文化视角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文化审视 |
| 1.1 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作用 |
| 1.2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文化融入 |
| 第二节 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 |
| 2.1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2 融入高等教育育人理念 |
| 2.3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第三节 体系构建的核心原则 |
| 3.1 系统性原则 |
| 3.2 协同性原则 |
| 3.3 持续性原则 |
| 3.4 分层次原则 |
| 第四节 体系构建的主要目标 |
| 4.1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
| 4.2 创业教育与岗位创业融合 |
| 4.3 创业教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融合 |
| 4.4 创业教育与创业型大学建设融合 |
| 第五节 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
| 5.1 创业课程的设计系统 |
| 5.2 创业项目的孵化系统 |
| 5.3 创业师资的培训系统 |
| 5.4 创业体系的保障系统 |
| 5.5 创业教育的评估与研究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西方经济学典籍重译热潮 |
| 1.1.2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 |
| 1.1.3 中国经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研究对象选择 |
| 1.3.2 选择《国富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 |
| 1.4 研究问题 |
| 1.4.1 《国富论》重译版本发展趋势的梳理与分析 |
| 1.4.2 《国富论》重译语言历时对比分析 |
| 1.4.3 《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分析 |
| 1.4.4 《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制度语境分析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描述翻译学方法 |
| 1.5.2 统计分析法 |
| 1.5.3 语料库分析法 |
| 1.5.4 文献分析法 |
| 1.6 章节安排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重译研究综述 |
| 2.1.1 西方重译研究述评 |
| 2.1.2 国内重译研究述评 |
| 2.2 经济类文献翻译研究综述 |
| 2.2.1 西方经济类文献翻译研究述评 |
| 2.2.2 国内经济类文献翻译研究述评 |
| 2.3 本研究切入点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研究理论基础 |
| 3.1 模因论 |
| 3.1.1 模因论简介 |
| 3.1.2 翻译模因论 |
| 3.1.3 运用模因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典籍重译的理据 |
| 3.1.4 亚当·斯密及《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 |
| 3.2 制度变迁理论 |
| 3.2.1 制度的定义 |
| 3.2.2 制度变迁 |
| 3.2.3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 3.2.4 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 |
| 3.2.5 制度变迁理论在《国富论》重译研究中的应用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版本的梳理与分析 |
| 4.1 《国富论》重译版本总体增长趋势分析 |
| 4.2 出版机构与译者之间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
| 4.2.1 同一出版机构与不同译者合作 |
| 4.2.2 同一译者与不同出版机构合作 |
| 4.2.3 同一译者与同一出版机构合作 |
| 4.3 《国富论》插图版重译本的演化过程 |
| 4.4 《国富论》重译目的分析 |
| 4.4.1 重译版本翻译目的 |
| 4.4.2 收录重译本的丛书出版目的 |
|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国富论》重译语言对比分析 |
| 5.1 基本语汇的重译对比分析 |
| 5.1.1 书名重译对比分析 |
| 5.1.2 经济学术语重译对比分析 |
| 5.1.3 普通词汇重译对比分析 |
| 5.2 基于语料库的重译语言表达特征对比分析 |
| 5.2.1 类符/型符比 |
| 5.2.2 句长 |
| 5.2.3 句段长 |
| 5.2.4 结构式容量 |
| 5.2.5 词簇频率 |
| 5.3 本章小结 第6章 《国富论》重译的经济语境与制度语境分析 |
| 6.1 1901年以来《国富论》重译与中国经济语境分析 |
| 6.1.1 清末民国时期 |
| 6.1.2 计划经济时期 |
| 6.1.3 改革开放时期 |
| 6.2 《国富论》重译的制度语境分析 |
| 6.2.1 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期 |
| 6.2.2 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期 |
| 6.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探索期 |
| 6.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 |
| 6.2.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 |
| 6.3 《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学语境分析 |
| 6.3.1 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传统 |
| 6.3.2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渊源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1.1 《国富论》重译版本的日益普及化趋势 |
| 7.1.2 《国富论》重译中经济学话语模因的传播趋势 |
| 7.1.3 《国富论》重译的经济语境 |
| 7.1.4 《国富论》重译的制度语境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2.1 研究理论方面：运用模因论研究经济学典籍重译问题 |
| 7.2.2 研究视角方面：跨学科重译研究 |
| 7.2.3 研究领域方面：在经济学领域验证重译假设 |
| 7.2.4 文献方面：《国富论》重译版本的梳理 |
| 7.3 研究局限性 |
| 7.4 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A：1901-2016年《国富论》在中国的版本列表 附录B：收录《国富论》重译本的丛书列表 附录C：三个《国富论》重译本中不同长度的句段分布情况 附录D：1978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与《国富论》重译大事年表 致谢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和通货膨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法币改革的成因和背景研究 |
| 1.2.2 法币发行量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关系的一般理论分析 |
| 2.1 古典理论 |
| 2.1.1 交易方程式理论 |
| 2.1.2 剑桥方程式理论 |
| 2.2 现代理论 |
| 2.2.1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 |
| 2.2.2 现代货币主义通胀理论-弗里德曼需求函数 |
| 2.2.3 理性预期学派理论 |
| 2.3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
| 2.3.1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作用机制 |
| 2.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指数关系验证 |
| 小结 |
| 第3章 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
| 3.1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
| 3.2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
| 3.2.1 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
| 3.2.2 利润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
| 3.3 结构性通货膨胀 |
| 小结 |
| 第4章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政策实施的背景、措施与影响 |
| 4.1 国际背景 |
| 4.1.1 美国 |
| 4.1.2 英法日 |
| 4.2 国内背景 |
| 4.2.1 紊乱的币制急需改革,废两改元的实行 |
| 4.2.2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金融统治网的建立和加强 |
| 4.2.3 南京国民政府遭受财政危机和财政赤字 |
| 4.3 法币币制改革的措施 |
| 4.4 法币政策对法币发行量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
| 4.4.1 法币政策对法币发行量的影响 |
| 4.4.2 法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
| 小结 |
| 第5章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时期的通货膨胀特点分析 |
| 5.1 南京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的历史回顾 |
| 5.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特点 |
| 小结 |
| 第6章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量对通货膨胀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的选取 |
| 6.1.1 通货膨胀率(CPI) |
| 6.1.2 法币发行量指数 |
| 6.1.3 军费支出 |
| 6.2 实证检验 |
| 6.2.1 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2.2 VAR模型的建立 |
| 6.2.3 格兰杰因果检 |
| 6.2.4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小结 |
| 第7章 法币政策改革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
| 7.1 结论与启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研究 |
| 1.2.2 关于1927-1937年经济发展原因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1.3.2 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 |
| 2 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 |
| 2.1 国内危机:国内分裂混战及其市场失灵 |
| 2.1.1 国内分裂混战 |
| 2.1.2 自然灾害频仍 |
| 2.1.3 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出现 |
| 2.2 国外危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 |
| 2.2.1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 |
| 2.2.2 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 |
| 2.2.3 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 |
| 2.3 理论挑战:凯恩斯主义盛行 |
| 2.3.1 凯恩斯主义形成根源 |
| 2.3.2 中国理论界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
| 2.4 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 |
| 2.4.1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转型 |
| 2.4.2 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的确立 |
| 2.4.3 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 |
| 2.5 小结 |
| 3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 |
| 3.1 政府供给的现代产权制度创新 |
| 3.1.1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 |
| 3.1.2 主要资源保护及所有权的明晰 |
| 3.1.3 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 |
| 3.2 政府强制推动税制金融制度创新 |
| 3.2.1 税制制度改新 |
| 3.2.2 金融制度创新 |
| 3.3 强化科技与引进人才制度 |
| 3.3.1 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 |
| 3.3.2 农业科技制度供给与支持 |
| 3.3.3 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 |
| 3.4 政府协调工商业发展政策 |
| 3.4.1 重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
| 3.4.2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
| 3.4.3 发展对外贸易 |
| 3.5 政府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 |
| 3.5.1 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 |
| 3.5.2 农会制度创新 |
| 3.5.3 支持乡村建设力量发展 |
| 3.6 农村复兴运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 3.6.1 租佃制度优化改新 |
| 3.6.2 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 |
| 3.6.3 农业金融政策的支持 |
| 3.7 小结 |
| 4 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 |
| 4.1 土地及主要资源之确权实现优化配置 |
| 4.1.1 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 |
| 4.1.2 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 |
| 4.1.3 企业资本加速集中化 |
| 4.2 税制与金融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 |
| 4.2.1 现代税制改善市场交易环境 |
| 4.2.2 币制现代化促进市场流通 |
| 4.2.3 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 |
| 4.3 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参与市场竞争 |
| 4.3.1 工业科技推动生产进步 |
| 4.3.2 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 |
| 4.3.3 专家与专业人才投入工农业建设 |
| 4.4 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 |
| 4.4.1 国家资本企业市场化运转 |
| 4.4.2 民营经济活跃市场空间 |
| 4.4.3 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 |
| 4.5 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之作用 |
| 4.5.1 商会维护商人利益 |
| 4.5.2 同业公会维护市场秩序 |
| 4.5.3 民间乡村建设力量的示范引领 |
| 4.6 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 |
| 4.6.1 小农户经济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4.6.2 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
| 4.6.3 农业合作社创新对农村经济的带动效应 |
| 4.7 小结 |
| 5 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 |
| 5.1 大国中央政府威权对经济落后国家的重要性 |
| 5.2 专家精英参与制度设计和决策减少了试错成本 |
| 5.3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调适关系 |
| 5.4 乡村建设特别要重视民间社会精英与传统文化的作用 |
| 5.5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
| 5.6 发展农户经济及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
| 6 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论南京商业企业的发展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D]. 徐堃.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3]都市休闲农业盈利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D]. 方圆.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对甘肃的人力支援[D]. 李小军.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5]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研究[D]. 王林.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6]文化视角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D]. 潘勇涛. 东南大学, 2018(01)
- [7]《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D]. 肖海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8]近年来学术辑刊中国际关系史研究论文综目(四)[J]. 喻卓.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2017(01)
- [9]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和通货膨胀[D]. 姜乔乔. 山东财经大学, 2017(05)
- [10]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