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水利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杨芹[1]（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研究指明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袁耀辉[2]（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宋世瑞[3]（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葛小寒[4]（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万心[5]（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陈柏娟[6]（2015）在《红水河梯级电站水库鱼类资源初步分析》文中提出2013年6月至9月,对红水河天生桥水库、平班水库、龙滩水库、岩滩水库、大化水库、乐滩水库、桥巩水库共7座已竣工使用的梯级电站水库开展鱼类资源调查研究。通过对采获的1099尾鱼类样本表形性状、年轮及性腺相关参数的测定和统计分析,取得了如下主要成果:1.调查期内,红水河各座调查水库共“采获”鱼类66种,隶属于5目14科59属;其中以鲤形目种类最多,有2科47种,占采获鱼类种类总数的71.21%;其次为鲇形目,4科10种,占15.15%;鲈形目6科7种,占10.61%;鲑形目和鲟形目各1科1种,各占1.52%。在科级分类阶元上,以鲤科鱼类为最大类群,有42种,占采获鱼类种类总数的63.64%;鳅科和鳍科各5种,分别占7.58%;鲇科3种,占4.55%;鮨科2种,占3.03%;胡子鲇科、鮰科、丽鱼科、鰕虎鱼科、刺鳅科、太阳鱼科、塘鳢科、银鱼科、鲟科各1种,均占1.52%。2.梯级电站建设前后,红水河“有记载”（包括本次调查团队已往收集样本及调查访问等相关信息）生活或洄游通过的鱼类171种,隶属8目25科103属。忽略可能有生活或洄游通过但本次未采获到的种类,红水河各梯级电站库区现有鱼类的目、科、属和种分别为“有记载”鱼类的62.50%、56.00%、57.28%和38.60%。总体上,与有记载相比,现存鱼类种类数量下降趋势突出。3.调查区现有专业和非专业捕捞鱼船共4867艘,2012年总捕捞量为5024吨。渔获物中鳙、鲤、翘嘴红鲌、餐、草鱼、斑鳠、鲫、赤眼鳟、卷口鱼、大口鲇等约占总渔获量的80%,是各梯级电站库区种群数量最多、渔获量最大的种群。按资源开发率50%计,2012年红水河7座调查电站水库鱼类总资源量约10049吨。4.由于近年来可能的捕捞过度,以及水域生态环境从原河相向湖相转变,导致非定居型鱼类产量逐年下降。在单一种类上,采获的66种鱼类中,餐的种群生物量（尾数）约占渔获总量的10%,鱼类优势种群小型化趋势明显。5.由于网箱养殖鱼类逃离等缘故,近年来外来鱼类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不少适应水库环境的外来种类大量繁殖,影响本地物种的发育繁殖;各水库罗非鱼数量有所增多,形成竞争优势;上游库区肉食性翘嘴红鲌种群数量较大,在个别水库形成了优势种群。6.水库建成蓄水后,受影响最大的是产漂浮性卵的大型洄游性鱼类,尤其是“四大家鱼”等多种淡水鱼类的洄游受到严重阻隔,加之产卵场所减少,被迫向上游湾、汊迁移;漂浮性鱼卵也因大坝的阻断不能正常漂流孵化,导致相关水域鱼类多样性水平下降。7.在采获鱼类的年龄组成上,各水库鱼类年龄组成简单,多种鱼类以2～3龄的低龄鱼居多,5龄及以上鱼类极少,鱼类种群多样性明显下降。8.水质状况:比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GB3838-88）,按“综合水质级别的判断”的各库区水质均为II类;在营养水平上,上游至下游,从天生桥水库至乐滩水库的6座水库水质均为中营养型,桥巩水库水质为轻度富营养型。
陈绍选,姜小兰,刘运飞[7]（2014）在《《长江科学院院报》创刊30周年回顾与展望》文中指出为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和期刊质量,在创刊30周年之际,回顾了期刊3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期刊定位、栏目设置、出版周期、封面及版式设计、期刊数字化、编辑流程现代化、网络出版、电子发行以及读者、作者群等方面,阐述了期刊发展变化情况。介绍了期刊被国内外数据库收录、被中文核心期刊遴选,以及获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刊物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相结合、发挥期刊为长江流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作用、加强编委会及编辑部建设、加强计划组稿工作、严把审稿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规范、加快编辑工作现代化和期刊数字化进程等方面的办刊经验。提出了期刊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探讨了解决途径,同时对期刊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高健[8]（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指出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薛江谋[9]（2012）在《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星云人间佛教是人间佛教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当代表现形态之一,因其影响大、贡献大、有代表性,而不断引起世人的关注。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是星云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星云人间佛教中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影响最大、最具有感染力和最能够彰显其思想生命力的部分,也是中国佛教伦理完成现代诠释和理论转换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星云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思想贡献。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涉及到其伦理思想的界定、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道德理论、道德实践及其伦理精神、伦理特征等内容。本文基于伦理学的视角,以上述内容为主体,对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对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做较为系统的探讨和把握。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人间佛教的整体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的第一章对人间佛教的历史溯源、人间佛教的兴起及原因考察、人间佛教的发展及意涵、人间佛教与佛教伦理以及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意涵等五个方面逐一进行解析,并选取太虚大师、印顺大师和星云大师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阐说了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以星云大师为代表的人间佛教的理论及其实践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其伦理思想理论整体上是对太虚、印顺两位大师的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承接,尤其是对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和实践的脉络尤为明显,但星云人间佛教进一步拓展了佛教理论中的入世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现实人生价值问题得以进一步凸显,也使得佛教伦理精神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关怀进一步结合,使佛教伦理进一步落实到百姓日用和社会道德建设中,这是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最主要的创见所在。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与其整体思想一样,建立在继承传统佛教教义的基础之上,这是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内学依据；同时,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充分地吸收和融合了一切改善社会人生的思想成果,这是星云人间伦理思想的外学资源；此外,星云人间佛教契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星云大师个人的践行等因素共同组成了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现实依据,这三方面是第二章所要呈现的主要内容。其中,星云人间佛教的内学依据包括作为“佛教道德形上学的第一原理”的缘起论和“为人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作出圆融阐释并唤起人的道德责任感”的因果论；还包括奠定了人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基础的佛性论和心性论；以及为人道德实践指明道路的佛教人生论和解脱论。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外学资源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伦理思想资源的融合,对包括基督教伦理在内的西方文化的贯通,以及对现代化思潮和全球化思潮等现代社会思潮的融摄。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现实依据主要是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佛教发展的需要以及星云大师自身的理想和行谊三方面进行展开。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因此第三章就对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进行具体的展开。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主要可以从道德心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道德理想四个方面进行阐发。其中,道德心理主要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道德原则主要体现为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和八正道等；道德理想可以总结为“心灵祥和,人格崇高”、“生活佛教,幸福生活”以及“和谐世界,人间净土”等三个方面。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特色在于其淑世品格和现实关怀,星云大师对人们社会生活中关涉伦理道德的许多议题都从佛教的立场出发,阐明了其独特的看法。第四章对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从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人际伦理和职业伦理、女性伦理、宗教伦理以及生命伦理等五个方面作了梳理,第五章则从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环保等方面继续以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组织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四个方面进行阐发,尽可能详备地呈现了星云人间佛教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看法和见解。研究伦理思想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伦理精神的精髓,第六章着力考察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精神。星云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呈现为典型的星云人间佛教的外在气象,而外在气象所反映的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特征,分析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特征是对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研究的整体总结。最后,本文对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做了尝试性的理论审视。
黄宗华[10]（2010）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文中研究指明国民党江西省的干部训练是国民党整体干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训练团是省政府进行干训的主要机构。江西省的干训,是在国民党的干训政策、蒋介石的干训思想以及国民党的整体干训氛围影响之下,结合省内的具体情况展开的。江西省的干训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四个阶段。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各方面很不完善,但该阶段的干训在“协剿”方面发挥了一定效用,搭建了干训机构的基本架构。政治讲习院时期的训练重心转向区乡镇干部,组织结构、训练规模、训练内容、训练措施比之前有较大进展。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无论从组织健全程度,还是从训练规模、正规化程度等方面来看,都是干训最繁盛的阶段。江西省训练团时期,由于机构的调整与裁撤、国民党的迅速溃败等原因,效果不可与之前同日而语,但转业军官训练是一个亮点。省训团的组织结构经过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特别是从政讲院开始变化不大。省训团在发展变迁历程中,逐渐形成—整套教职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职员队伍,而且队伍的整体素质比较高。干训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各个班（组）的共同科目大致相同,专业科目则和各班（组）受训学员的实际工作相联系。这种课程设置从总体上来分析与干训目标相匹配,但有些课程与学员的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而且,单科训练时间过短,使得学员不能对课程很好掌握。训练的教材,主要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基本政治理论和国民党现行政策、中国历史地理、国民党历史以及传统知识和传统道德、党务、行政工作的实际应用技术等。此外,省训团和各县市训练机构还编辑了部分省情和县情教材。江西省对受训学员的选拔、训练、考核以及服务指导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在选拔方面,江西省制订了严密的选拔程序,但对于学员的思想意识难以考察。对学员的训练,是以课堂讲授为基础,以训育、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为重点,同时辅之于各种社团活动。这些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以军训的方式来对党政干部进行训练,没有考虑到党政干部的特殊性。江西省对学员的考核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是考核方式存在机械、呆板、不能与人事行政相联系的弊端。对学员结业后进行服务指导具有良好的设计意愿,但学员对于无职无权的干训机构缺乏敬畏,因而敷衍了事,造成跟踪辅导流于形式。省训团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境内的其他干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省训团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同作为国民党的干训机构,从历史渊源、训练模式和内容、时代背景、战略任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在举办主体、训练对象、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蒋经国主办的青干班,名义上附属于省训团,但实际是蒋氏的“独立王国”。至于江西各地的训练机构,从组织体系上说隶属于省训团,但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省训团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业务指导。本文认为,以省训团为核心的江西省干训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增强了学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推动了“三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民众组训与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学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干部考察和干部晋升的平台,强化了省政府对各地的了解与监控。但江西省的干训从总体来看是失败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素质特别是精神素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强化党组织的内聚力和扩大党务的目的。造成干训效果不佳的原因,既存在于训练本身,也存在于国民党江西省和整个国民党的深层次弊端。训练本身存在学员规避训练、单科训练时间太短、训练的方式方法存在弊端、考核标准与方式不科学、受训成绩的运用不够、讲师素质参差不齐、结业后的辅导工作有名无实等问题。但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干部政策、组织结构、廉政建设、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和干部素养、经济发展程度和干训经费等因素。
二、《江西水利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水利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价值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及职权 |
| 第一节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 |
| 一、1906年官制改革前的编制 |
| 二、1906年官制改革后的编制 |
| 第二节 清末都察院的规章 |
| 一、《钦定台规》的内容 |
| 二、台规与会典、例律的关联 |
| 三、台规的效力与意义 |
| 第三节 清末都察院的职权及其保障 |
| 一、都察院的职权 |
| 二、科道行使职权的方式 |
| 三、科道行使职权的保障 |
| 第二章 科道的纠弹与冤抑受理 |
| 第一节 官吏纠参与申冤的律例规定 |
| 一、被参官吏的处分之例 |
| 二、构成犯罪的处罚之律 |
| 三、被参官吏的宽免与申诉 |
| 第二节 科道对京官的纠弹 |
| 一、弹劾王公亲贵案 |
| 二、弹劾官员舞弊:以邮传部李德顺案和吏部受贿案为例 |
| 三、都察院堂官弹劾科道案 |
| 第三节 科道对外官的纠弹 |
| 第四节 清末都察院受理革员申冤 |
| 一、赴都察院呈控的案件总体情况 |
| 二、呈控人与当事人 |
| 三、都察院受理革员京控的程序 |
| 四、革员呈控的事由 |
| 五、京控的拟断与呈控的差异 |
| 六、革员呈控案的总体处理结果评析 |
| 七、都察院在革员京控案中的功用评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都察院的裁改争议 |
| 第一节 裁改的动因与起始 |
| 一、内忧外困的时势迫使变法改制 |
| 二、迎合预备立宪的需要 |
| 第二节 丙午官制改革前后都察院的裁改 |
| 一、丙午官制改革前左都御史陆宝忠整顿都察院的努力 |
| 二、丙午官制改革中都察院的改制方案 |
| 三、反对都察院裁改的理据 |
| 四、都察院官制初步厘订 |
| 五、都察院奏定整顿章程 |
| 第三节 都察院代下议院的争议 |
| 一、都察院代下议院的倡议 |
| 二、反对设下议院更改都察院 |
| 第四节 再次厘订台规 |
| 第五节 都察院裁改期间的民间舆论 |
| 一、报刊舆论 |
| 二、宋教仁的议论 |
| 小结 |
| 附录 清末科道对待新政的态度 |
| 第四章 都察院的裁撤与平政院的建立 |
| 第一节 都察院的末路与科道的去留 |
| 一、都察院的末路 |
| 二、科道的去留 |
| 第二节 平政院的设立及争议 |
| 一、平政院筹设的过程 |
| 二、平政院的设立与职权 |
| 三、平政院与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争议 |
| 四、平政院与肃政厅的权限争议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设立、规章与职权 |
| 一、肃政史的产生 |
| 二、肃政厅的法规 |
| 三、肃政厅的职权与行使方式 |
| 第四节 肃政史的上奏建言与监察纠仪 |
| 一、上奏建言 |
| 二、监察政务 |
| 三、纠仪 |
| 小结 |
| 第五章 肃政史的弹劾与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第一节 民初官员弹劾与惩戒的法律规定 |
| 一、肃政史弹劾的范围 |
| 二、肃政史弹劾的程序 |
| 三、官员的惩戒机构、处分与开复 |
| 第二节 肃政史的弹劾案 |
| 一、肃政史弹劾之预闻 |
| 二、肃政史纠劾大员 |
| 三、肃政史弹劾赌博、种烟 |
| 四、肃政史弹劾中央部院案 |
| 五、肃政史弹劾巡按使 |
| 六、肃政史弹劾法官 |
| 七、肃政史弹劾知事案 |
| 八、肃政史平反冤案 |
| 第三节 文官高等惩戒委员的惩戒 |
| 一、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惩戒程序 |
| 二、惩戒滥押、疏脱监犯的案件 |
| 三、惩戒由巡按使弹劾的其他案件 |
| 第四节 其他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一、司法官惩戒委员会 |
| 二、审计官惩戒委员会 |
| 小结 |
| 第六章 肃政厅的裁撤及后续 |
| 第一节 肃政厅的最后光景 |
| 一、肃政史奏劾复辟 |
| 二、肃政史弹劾筹安会及反对帝制 |
| 第二节 肃政厅裁撤始末 |
| 一、主要人物请辞 |
| 二、改制与合署办公 |
| 三、裁撤书记官及人员安置 |
| 四、废止法令 |
| 五、肃政史的流向 |
| 第三节 外界对于肃政厅肃政史的评价 |
| 一、对于肃政厅肃政史之质疑 |
| 二、对于平政院与肃政厅关系之论评 |
| 三、肃政厅裁撤之后的评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选题缘起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 4.1 俗语词概述 |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 8.1 语言学价值 |
| 8.2 文化学价值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4）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 四、流行史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 一、政府“缺位” |
| 二、医疗界无奈 |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制定规划 |
| 三、全面防治 |
| 四、巩固成果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 三、吃苦耐劳 |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红水河梯级电站水库鱼类资源初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我国河流型水库鱼类资源研究现状 |
| 1.1.1 主要研究内容 |
| 1.1.2 主要研究方法 |
| 1.1.3 我国河流型水库鱼类资源的变化趋势 |
| 1.2 红水河概况 |
| 1.2.1 地理位置 |
| 1.2.2 河系特征 |
| 1.2.3 梯级电站建设 |
| 1.3 红水河鱼类资源研究概况 |
| 1.4 水库鱼类资源面临的问题 |
| 1.4.1 江河水利工程对水库鱼类资源的影响 |
| 1.4.2 渔业生产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
| 1.5 本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调查研究方法 |
| 2.1 调查范围 |
| 2.2 调查项目 |
| 2.3 鱼类资源调查 |
| 2.3.1 鱼类样本采获方法 |
| 2.3.2 样本测定及年龄鉴定 |
| 2.4 渔业生产调查 |
| 2.5 理化因子调查 |
| 2.5.1 采样点设置 |
| 2.5.2 水样采集及保存 |
| 2.5.3 测定项目及检测方法 |
| 2.6 数据处理 |
| 2.6.1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
| 2.6.2 Jaccard相似性系数公式 |
| 2.6.3 相对重要性指数(IRI) |
| 2.6.4 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F-IBI) |
| 2.6.5 体长(L)与体重(W)关系式 |
| 2.6.6 成熟系数公式 |
| 2.6.7 丰满度公式 |
| 2.6.8 繁殖力公式 |
| 2.6.9 水质单因子指数评价方法 |
| 2.6.10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 |
| 2.6.11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 |
| 第三章 红水河鱼类资源现状 |
| 3.1 红水河鱼类物种组成 |
| 3.2 红水河鱼类区系分析 |
| 3.3 各库区渔获物组成及优势种 |
| 3.3.1 天生桥库区 |
| 3.3.2 平班库区 |
| 3.3.3 龙滩库区 |
| 3.3.4 岩滩库区 |
| 3.3.5 大化库区 |
| 3.3.6 乐滩库区 |
| 3.3.7 桥巩库区 |
| 3.4 各库区采获鱼类样本的物种多样性 |
| 3.4.1 各库区鱼类物种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 |
| 3.4.2 各库区采获鱼类群落的相似性 |
| 3.5 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F-IBI) |
| 3.6 鱼类多样性特征分析 |
| 3.7 外来物种对红水河鱼类资源状况的影响 |
| 3.8 渔业生产 |
| 第四章 红水河主要经济鱼类及生物学 |
| 4.1 主要经济鱼类种类及生态特点 |
| 4.2 几种主要经济鱼类种群现状 |
| 4.2.1 鲫鱼 |
| 4.2.2 南方拟餐 |
| 4.2.3 餐 |
| 4.2.4 尼罗罗非鱼 |
| 4.2.5 大口鲇 |
| 4.2.6 黄颡鱼 |
| 第五章 理化因子 |
| 5.1 物理指标 |
| 5.2 化学指标 |
| 5.3 各库区水质状况评价 |
| 第六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研究生阶段发表的论文及其参加的课题 |
（7）《长江科学院院报》创刊30周年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期刊概况 |
| 2 期刊创刊与定位 |
| 2.1 创刊背景 |
| 2.2 期刊的定位 |
| 3 期刊发展变化情况 |
| 3.1 出版周期及页码变化 |
| 3.2 栏目设置及变化 |
| 3.3 作者群、作者地区、作者机构及作者职称变化 |
| 3.4 期刊订阅、发行变化情况 |
| 3.5 期刊主要质量指标的变化情况 |
| 4 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
| 4.1 发挥期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 |
| 4.2 突出期刊长江特色及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特色 |
| 4.3 发挥期刊为长江流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技支撑的作用 |
| 5 加强编委会及编辑部建设 |
| 5.1 领导关怀和支持是办好《院报》的重要保证 |
| 5.2 充分发挥编委会在办刊中的作用 |
| 5.3 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
| 6 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期刊整体质量 |
| 6.1 加强计划组稿工作 |
| 6.2 严格把好审稿关 |
| 6.3 认真做好编辑、校对、质检、审读工作 |
| 6.4 扩大对外交流、增加英文图表名及参考文献为了扩大对外交流, 增加国外读者的可读性, 在 |
| 6.5 换封面、改版式 |
| 6.6 提高编辑现代化水平, 加快期刊数字化进程 |
| 6.7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规范 |
| 7《院报》历年取得的成绩 |
| 7.1 获奖情况 |
| 7.2 被国内外数据库收录情况 |
| 7.3 被遴选为中文核心期刊情况 |
| 7.4 其他收录情况 |
| 8《院报》存在的不足 |
| 8.1 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稿件不足 |
| 8.2 论文报道时差偏长 |
| 8.3 编辑队伍高级人才偏少 |
| 9 今后努力方向 |
| 9.1 保持期刊特色, 不断提高刊物整体质量 |
| 9.2 加快知识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期刊电子化建设 |
| 9.3 加强焦点、热点问题科研成果的报道 |
| 9.4 加强与大型出版集团合作, 提高期刊影响力 |
（8）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立论依据 |
| 三、文献综述 |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人间佛教与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人间佛教的历史溯源 |
| 第二节 人间佛教的兴起及原因考察 |
| 一、佛教积弊与衰微之内因 |
| 二、社会变革与动荡之外因 |
| 三、太虚大师等大德之首倡 |
| 第三节 人间佛教的发展进程 |
| 一、太虚大师——“人生佛教” |
| 二、印顺法师——“佛在人间” |
| 三、星云大师——“生活佛教” |
| 第四节 人间佛教与佛教伦理 |
| 一、太虚大师——“佛学之人生道德” |
| 二、印顺大师——“人本菩萨道德观” |
| 第五节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意涵 |
| 一、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意蕴 |
| 二、星云大师谈伦理道德 |
| 三、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界定 |
| 第二章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内学依据 |
| 一、缘起论与因果论 |
| 二、佛性论与心性论 |
| 三、人生论与解脱论 |
| 第二节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外学资源 |
| 一、传统文化的融合 |
| 二、西方文化的贯通 |
| 三、现代社会思潮的融摄 |
| 第三节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现实依据 |
| 一、现实社会的需要 |
| 二、佛教发展的需要 |
| 三、星云自身的践行 |
| 第三章 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 |
| 第一节 道德心理 |
| 一、道德认识——“般若为诸佛之母” |
| 二、道德情感——“慈悲喜舍” |
| 三、道德意志——“发心立愿” |
| 第二节 道德原则 |
| 一、去恶行善——“多行善因,多聚善缘” |
| 二、平等慈悲——“众生平等,离苦得乐” |
| 三、克己利他——“自觉行佛,化世益人” |
| 第三节 道德规范 |
| 一、“自由尊重”的五戒十善 |
| 二、“自他两利”的四摄六度 |
| 三、“导正离邪”的八正道 |
| 第四节 道德理想 |
| 一、心灵祥和,人格崇高 |
| 二、生活佛教,幸福生活 |
| 三、和谐世界,人间净土 |
| 第四章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具体展开(一) |
| 第一节 和合幸福——家庭伦理 |
| 一、伦理准则：和乐爱敬 |
| 二、基本要求：责任的承担 |
| 三、主要法宝(一)：沟通与同心 |
| 四、主要法宝(二)：容忍与和合 |
| 五、践行目标：美满幸福 |
| 第二节 人我不二——人际伦理和职业伦理 |
| 一、星云人间佛教的人际伦理思想 |
| 二、星云人间佛教的职业伦理思想 |
| 第三节 平等互尊——女性伦理 |
| 一、“男女平等,两性平权” |
| 二、“男女有别,各显其长” |
| 三、“男女互尊,自我期许” |
| 第四节 共存共荣——宗教伦理 |
| 一、佛教内部各宗派之间 |
| 二、佛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之间 |
| 第五节 护生自在——生命伦理 |
| 一、了悟生死：认清生命之相 |
| 二、自在生活：落实生命之用 |
| 三、爱护生命：把握生命之体 |
| 第五章 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具体展开(二) |
| 第一节 安和利乐——政治伦理 |
| 一、人间佛教的“问政不干治” |
| 二、“安和利乐”的政治伦理目标 |
| 三、“和平统一”的两岸关系 |
| 第二节 福乐净财——经济伦理 |
| 一、“正命的净财” |
| 二、“开源节流” |
| 三、“利和同均” |
| 第三节 弘法利生——组织伦理 |
| 一、“以戒为师”的组织伦理制度 |
| 二、“六和敬”的组织伦理原则 |
| 三、“弘法利生”的组织伦理价值观 |
| 第四节 共生平等——生态伦理 |
| 一、核心理念：同体共生 |
| 二、基本态度：慈悲护生 |
| 三、主要举措：惜福勤俭 |
| 四、落实途径：内外净化 |
| 五、践行目标：人间净土 |
| 第六章 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精神与伦理特征 |
| 第一节 内在的伦理精神 |
| 一、“无我”、“精进”与“大我” |
| 二、“中道”与“融合” |
| 三、“慈悲”与“共生” |
| 第二节 外在的喜乐气象 |
| 一、“财富丰足”与“生活乐趣” |
| 二、“结缘进取”与“普济共修” |
| 三、“利生奉献”与“当下净土” |
| 第三节 整体的伦理特征及其理论审视 |
| 一、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特征 |
| 二、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理论审视 |
| 三、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两个发展向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干部训练背景、政策及思想基础 |
| 一、国民党的干部训练概貌 |
| 二、国民党的干部训练政策 |
| 三、蒋介石的干训思想 |
| 第二章 江西省干部训练的演变 |
| 一、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 |
| 二、地方政治讲习院时期 |
| 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 |
| 四、江西省训练团时期 |
| 第三章 组织结构与教职员工 |
| 一、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 |
| 二、教员与管理人员分析 |
| 第四章 训练的课程与教材 |
| 一、课程设置与编排 |
| 二、教材的来源与内容 |
| 第五章 学员选拔与训练实施 |
| 一、学员的选拔 |
| 二、学员的训练 |
| 三、学员的考核 |
| 四、学员的服务指导 |
| 第六章 省训团与相关训练机构的关系 |
| 一、与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关系 |
| 二、与三青团支团部训练班的关系 |
| 三、与江西各地训练机构的关系 |
| 第七章 干部训练效果及症结 |
| 一、训练的效果 |
| 二、存在的不足 |
| 三、问题溯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四、《江西水利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2]《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3]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5]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6]红水河梯级电站水库鱼类资源初步分析[D]. 陈柏娟. 广西大学, 2015(05)
- [7]《长江科学院院报》创刊30周年回顾与展望[J]. 陈绍选,姜小兰,刘运飞. 长江科学院院报, 2014(10)
- [8]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9]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D]. 薛江谋. 南京大学, 2012(08)
- [10]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D]. 黄宗华. 南开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