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

一、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论文文献综述）

李翀,冯冠霖^[1]（2021）在《“现代货币理论”政府发行货币支出思想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现代货币理论"特指的是后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理论,它的核心思想是"政府发行货币支出",即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进行支出。该理论认为,政府之所以要发行货币支出是因为赤字财政,赤字财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政府部门赤字,私人部门才能有盈余;政府要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政府之所以能够发行货币支出,是因为政府可以发行货币,拥有主权货币的政府不存在财政约束。然而实际上,并非只有政府部门赤字,私人部门才有盈余;政府部门没有赤字,私人部门也可以有盈余。另外,虽然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某些行为会导致流动性的变化,但决定货币净发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如果政府发行货币支出,那么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央银行独立性、发行货币支出的方式、发行货币支出的后果等问题,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对这些重要问题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结构。

杨贤敏^[2]（2021）在《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文中认为《经济周报》是1945-1949年间上海出版发行的对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性经济刊物。目前,该刊物已有相关纸质版和电子版出版发行,但学术界对其缺乏专题系统研究。《经济周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主要内容是对这一时期国内外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进行了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综合研究报道。例如,关于国内经济问题中的农业问题、对外贸易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关于国际经济问题中的美国与英国、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问题;关于古典经济学派和现代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等等。本文运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助拉斯韦尔“5W”理论对《经济周报》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并从资料收集、主题内容及文化传媒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其学术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同时也希望相关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其他大众传媒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学术启发和借鉴。

廖海杰^[3]（2021）在《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大后方文学转型》文中研究指明1940年前后,抗战大后方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在这一变局中,作家所属的文人阶层相比战前经济地位变化最大,有着强烈的被剥夺感,由此带来的文化心理变迁促成了大后方文学的转型。经济生活问题的凸显,使作家们将目光由想象的前线移回现实的后方,并从民族主义的文化凝聚力量中分离出来,重新看到个人生存问题。1940年是大后方文学的转型之年,"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发起和《雾重庆》《八十一梦》的成功,显示了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生活问题对大后方文学转型的推动。此后,经济生活问题的书写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重要一脉。这一脉被遮蔽的文学,呈现着20世纪40年代两场战争及其伴随的文化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态,它作为关节点联结起了两大主潮——民族抗战和民主进步,显示了"史诗时代"的丰富性。

廖海杰^[4]（2020）在《战时生活之雾——宋之的剧作《雾重庆》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0年问世的五幕话剧《雾重庆》创造了"雾重庆"这一符号,长期成为左翼语境中战时首都的代称,"雾"显然是政治黑暗的象征。但结合战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情境重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雾"并不只有后来所被赋予的政治批判含义。《雾重庆》是一部平衡于市民趣味和抗战文化之间的剧作,将视线从前线转回后方、深描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中的战时生活体验,这是其取得轰动效应的重要因素。充满意义含混的战时生活之"雾",又正是恶性通货膨胀时代生存体验的隐喻。有趣的是,《雾重庆》作为"鞭"的批判性在于预设了知识青年的道德高位,从而对生活问题加以贬斥,这种苛刻的抗战道德,给予了评论者从"个人堕落"滑动到"社会堕落"进行阐释的可能,从而为政治黑暗的"雾重庆"符号之凝成创造了条件。

廖海杰^[5]（2020）在《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文学的“国难财”书写》文中指出文学总在经济生活的紊乱中对之有所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经济危机使左翼文学找到了现实依托并走向丰富,产生了《子夜》、《春蚕》、《丰收》等名作②,边区经济困境和大生产运动则促发了延安文学的"穷人乐"叙事③。自然,在抗战中后期绵延大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于抗战文学而言也是不容忽视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催生出的对经济生活乱象的书写确有可待探讨之处——恶性通货膨胀自何而起、"国难财"如何而发、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处何境地,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关乎我们与这些作品对话时的视域。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健康^[7]（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贾根良,何增平^[8]（2020）在《现代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文中指出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一种常见误解是,现代货币理论主张无限制地"印钱"来增加政府支出,这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现代货币理论从来都不主张要无限制地增加政府支出。对于一个具有完全的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它的支出没有金融上的约束,但它会面临资源、环境、生产能力和通货膨胀的约束。因此,功能财政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不是无节制地进行支出。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创造货币进行支出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在理论上,货币数量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有诸多不足,它仍然基于萨伊定律和充分就业假定。现代货币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不同群体争夺有限实际产出的过程,通货膨胀是否会发生与当时的生产和分配状况有关。在政策上,现代货币理论反对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刺激政策,主张功能财政需要考虑政府财政收支的结构,从而避免政府支出在局部领域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极端的政治经济局势,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货币数量变化。

廖海杰^[9]（2019）在《士的自卑——论袁俊抗战时期剧作《山城故事》》文中指出袁俊（张骏祥）创作于1944年的三幕剧《山城故事》是一部文学史上常有其名,但几乎不被展开论述的作品。由于被折叠进"暴露与讽刺"的阐释框架中,《山城故事》的重要背景和情节核心单元受到遮蔽。这是一部独特的、以战时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的作品,深刻摹写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翻转中的负面心态,并凝聚着"士的自卑"之体验,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山城故事》以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给评论者以悲喜剧混杂的感受。《山城故事》的文本中十分少见地凝聚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公职人员存在的"士的自卑",而这与其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是分不开的。

王斐^[10]（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指出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货币理论”政府发行货币支出思想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3）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大后方文学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4）战时生活之雾——宋之的剧作《雾重庆》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9）士的自卑——论袁俊抗战时期剧作《山城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10）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货币理论”政府发行货币支出思想分析[J]. 李翀,冯冠霖.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04)
• [2]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D]. 杨贤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大后方文学转型[J]. 廖海杰. 文学评论, 2021(01)
• [4]战时生活之雾——宋之的剧作《雾重庆》新论[J]. 廖海杰.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 2020(01)
• [5]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文学的“国难财”书写[J]. 廖海杰.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0(02)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现代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J]. 贾根良,何增平. 学术研究, 2020(02)
• [9]士的自卑——论袁俊抗战时期剧作《山城故事》[J]. 廖海杰.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05)
• [10]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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