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反腐倡廉思想与实践

一、陈云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杨荫源^[3]（2021）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反腐倡廉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党的反腐工作面临着空前挑战,加上文化大革命对党内造成的破坏还没完全修复,党的建设可谓“旧患”与“新伤”并存。在此背景下,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断探索从制度层面加强党的反腐工作,逐渐形成了其制度反腐思想。在党的建设史上,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独具特色,贡献重大。目前我国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充分吸收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两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三、四部分以制度为切入点,按照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体系的思维,论述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中推进党风廉政教育制度化,完善贪腐制约监督制度,加强腐败惩戒与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内容。第五部分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的评价问题,在概括其主要特色和总结其实践成效的基础上,阐述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的当代价值。

楚向红^[4]（2020）在《陈云的反腐倡廉思想及现实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反腐倡廉思想: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健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雷厉风行严惩党内贪污腐败行为。深入学习陈云的反腐倡廉思想,对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防腐倡廉制度建设,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张朔^[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全国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两条平行的垂直监察机制,以监察机构和廉政制度为节点的监察网络,对党政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监管。中共的顶层设计颇为有力,但地方组织资源大都需服务于紧迫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处于起步状态的监察板块遭到了一定忽视,无法从组织力量中汲取充足的营养,监察主体与监察客体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对比略显悬殊。全国执政并非意味革命步入“安全区”,中共执政初期可谓外忧内患兼具,外有严酷的军事斗争和国际压迫,内部统一全国还在进行之中,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尚在摸索之中,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坚守先进性、纯洁性的共产党员,来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应对潜伏在国际局势上的种种危机。如何实现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即成为执政者所面临的一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首先以批评教育为主的整风运动提升干部质量,继而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中,以群众协同“作战”的形式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新型经济贪腐行径实施有力打击。运动式反腐短暂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并未根除贪腐难题,为了标本兼治,中共开始从制度建设着手,以监察体系建设来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至1955年间,人民监察委员会依照宪法更迭为监察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初步尝试。新成立的监委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监察模式,并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双重领导”的全新领导体制。通过反腐机制的构建和党政监察机关的通力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时刻,根除了旧社会遗留的腐败毒瘤,构建了国内党内监督的新体系。

卢汉^[6]（2020）在《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政党类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也就是具有国际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自此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纲领和旗帜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此,一大批新型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诞生,有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其自身性质和党性锤炼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反映,具有先进性、纯洁性、阶级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内在规定,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目标、路线方针、组织原则、作风传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及其锤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能够始终坚持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的政党往往都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带领该国的人民群众不断取得民族振兴事业的新胜利。相反,有一些政党由于放松了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往往褪化变质、贪污腐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历史告诫和启迪人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改造旧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上半叶,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时顺应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中站立起来,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又及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而使中国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加强党性锤炼。中国共产党将党性锤炼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不断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牢固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坚持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坚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如何进行党性锤炼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党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思想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建党,坚持党的意识和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树立优良的作风,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六个方面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立场和理念,坚持党的纯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党的学习性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来论述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方案和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性思想的指导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加强党性锤炼的实践。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呈现出由运动式整风整党到活动式集中教育再到综合性集中教育的发展变化。虽然不同阶段的教育主题不尽相同,方式方法也有差别。但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个阶段党内集中教育实践的成功探索,它们呈现出了自觉性、时代性、指向性和长期性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在接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来加强党性锤炼;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要坚持思想建党,从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多方面加强党性;要坚持正面教育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将党性教育的各个环节统一衔接。综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必然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要求,是褪变政党的历史镜鉴要求。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容要点来看,具体包括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传统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规矩纪律（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精神风貌（践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精神品质）。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通过党性教育与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结合来锤炼党性;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锤炼党性;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淬炼来锤炼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遵循着上述逻辑,实际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个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坚持做到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锤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与此同时,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性锤炼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并且极大地弱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思想纯洁性问题、政治纯洁性问题、组织纯洁性问题、作风纯洁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努力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效;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员的入口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对组织队伍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刘栋^[7]（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张新洲^[8]（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磨难而不退缩,屡受考验仍不忘初心,实现革命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始终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践行先进性建设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也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使然。可以说,践行先进性建设是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列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还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性因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辉煌发展的时期,也是党的先进性建设卓有成效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新途径。通过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整风运动、整肃纪律和制度建设等措施,确立了党的建设的主线,明确了党的建设的科学目标,构建了党的建设的科学布局,逐步形成了一套保持和增强党自身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鲜明地体现了阶级性和群众性相统一、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统一、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等特点。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进程,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南。当下党的执政环境非常严峻,影响党的先进性的因素非常复杂。系统地研究并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所采取的保持自身先进性的策略与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新时代党开展先进性建设积累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思想指南。

万言^[9]（2019）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主要矛盾以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一个强大的驱动力,才能保持我国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时刻起,到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延安东渡黄河为止,中国共产党历经了近13年进行伟大斗争的光辉历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时刻以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实现民族独立为目标,积极探索党的政治建设道路,以淬火成钢的决心,淬炼出一支先进的、纯洁的、时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为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也获取了社会各界的政治信任和广泛支持,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关于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我国的专家学者主要从严肃党的政治生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严肃党规、党纪,规范和健全党的监督体系、发挥党的制度优势、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政治建设的相关经验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与研究。关于国外执政党的建设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老挝、古巴等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进行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的文章。也选取了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的文章。通过其相关文献的深入解读,为我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不仅通过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方面教育以图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指引党员干部的政治方向,还制定了一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制度。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党在延安时期根据现实国情和革命发展需要,制定的一系列加强党政治建设的措施,以重温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营造良好党的政治生态,发展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制定正确的党员干部任用标准,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历史经验。论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阐述目前国内外与之相关的研究概况,着重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解剖、分析重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主要解读党的政治建设含义,阐述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渊源,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必然性。第三部对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进行全方位阐述,分阶段梳理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历史进程,对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研究,包括维护党的中央权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发展健康的政治文化,规范人才干部管理制度,同时论证了党在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效与教训。第四部分在立足前文的基础上,先对党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予以总结,然后分析了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当代价值。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历史上光辉灿烂之作。研究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与相关经验,有利于深入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是进一步探索党的建设规律,有效地推动新时代我们党推进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张星星^[10]（2017）在《深入开掘陈云的精神财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十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总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战略高度,着力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战略蓝图和实践指南。"四个

二、陈云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云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陈云的反腐倡廉思想及现实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陈云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探析[D]. 杨荫源.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陈云的反腐倡廉思想及现实启示[J]. 楚向红. 学习论坛, 2020(12)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D]. 张朔. 武汉纺织大学, 2020(07)
• [6]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D]. 卢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D]. 张新洲. 湘潭大学, 2019(12)
• [9]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万言. 西华师范大学, 2019(01)
• [10]深入开掘陈云的精神财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十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总结[J]. 张星星. 上海陈云研究, 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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