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债务黑洞是如何形成的

一、乡镇债务黑洞是怎样形成的（论文文献综述）

宋家本^[1]（2019）在《党内法规执行过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法规是法的新成员,是党内制度的高级形态,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体现。实现依法治国,首先必须依规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严格执行党内法规。从哲学角度讲,执行党内法规是一个过程。依规制定颁布党内法规,是党内法规执行过程的源头,处理好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关系,解决好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是党内法规执行过程的重心,惩治预防腐败、净化政治生态、增强执政能力是目的。本文从基本理论入手,介绍党内法规的内涵、价值与作用、效力与执行力,说明从应然效力到实然效力是一个过程。接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方法,论述执行过程中的认识与实践问题,阐述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如号召力减弱、利益冲突、矛盾叠加等,寻找产生这些复杂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为了阐述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原因及路径,论文在介绍党内法规研究现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接着介绍了党内法规执行过程的历史考察与经验总结,同时分析了作为一个先进政党,在执行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与实践,而结果仍然令人很不满意。原因在哪?就是因为执行过程的复杂性。经济社会越发展,问题会越来越复杂。所以,本文力求从问题入手,用系统论的观点,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阐述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必须处理好的几种关系,并强调,要实行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效结合,必须提高群众工作本领,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下面分章介绍:绪论,论文的引言。从政党知识入手,介绍研究的意义。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政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世界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重视自身建设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法规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讨论党内法规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执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是党内法规的基本理论。首先介绍党内法规的理论渊源、内涵、特征、价值作用,其次,介绍党内法规的效力与实效,再次,用哲学分析法,介绍过程理论。第二章是党内法规的历史考察、执行制度与经验总结。对党内法规的执行历史,分段介绍。在此基础上,阐述有代表性的制度,并进行经验总结,用复杂性理论,分析执行过程的社会号召力减弱、利益冲突与矛盾叠加问题。第三章是执行过程的重要性及其关系问题。在这一章首先介绍党内法规执行及其作用。党内法规执行,能提高党的执政本领,维护党的执政权威,能推动全面依法治理。接着介绍了党内法规价值的实现,包括程序、实体内容以及立法精神的实现。还介绍了党内法规清理审查备案的重要性以及几种重要关系对于执行过程的重要作用。在执行过程中,有三个关系较重要,直接影响党内法规的执行。这些关系分别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依规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以及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搞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二是依规全面从严治党,三是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提高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章是执行过程问题。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按腐败严重程度,即利益冲突后果来划分,执行“黑洞”、执行不力问题。为了强调文章的逻辑联系,由上一章的矛盾叠加,引出执行“黑洞”的概念,在这一章先介绍执行“黑洞”的表现及特征,如利益输送、吏治黑洞、直接侵吞。其次是执行不力问题,主要表现:执行意识不强、执行责任不明、执行结果不符、执行奖惩不严、组织政治功能不佳。第五章是产生执行过程问题的原因。分两个层次,对应介绍产生的原因。产生执行腐败,即执行“黑洞”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弱化、党性退化以及权力异化。产生执行不力问题的根源在于四方面,一是党内法规自身,二是腐朽文化的影响,三是政治建设滞后,四是责任追究流于形式。第六章解决执行过程问题路径选择,先介绍屏蔽执行“黑洞”的路径: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坚持权力运行约束不动摇。然后介绍解决执行不力问题的路径是,完善党内法规,培养执行文化、净化执行环境,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执行能力。结束语是论文的总结,既对全文内容进行概述,又对党内法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思考,着重介绍论文力求突破的地方,是要使党内法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建议建立党内公开诉讼制度,如设立违纪处理法庭,实行党内监督阳光作业。论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过程论为基础,结合复杂性理论,结合党内法规执行的历史经验,结合党内法规文献,结合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运用哲学分析法,按照提出建议、理论溯源、实践论证的思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执行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朱妍^[2]（2016）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文中指出自近代中国在1840年被迫启动现代化,自此传统的封建王朝国家难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统治和治理,此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构建现代政府"与"培育现代国民"结合起来,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中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组织和动员各种资源来应对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构建现代国家的突出特征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化建构过程的非均衡性。但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直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社会的乡村秩序也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而不断变迁。因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首先是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是进行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向民主政治转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中,这两者都对中国乡村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轴,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乡村秩序变迁的一个外来主导力量,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本文选题通过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恩施地区传统的内部差异如何影响其乡村社会秩序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发现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恩施地区与内陆其他地区相比,乡村社会的秩序演变和发展还具有独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其作为研究样本独具特色。全文以晚清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为大背景,把国家政权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互动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对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乡村社会的民间秩序、共产党政权在恩施地区乡村秩序中的行为与作用,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施加影响,以及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详尽的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因素的介入,国家政权逐步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下延。清末"新政"标志着政治权力向基层渗透的开始,这对基层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自此一直延续下来。1953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展开,意味着国家政权完全下延到乡村基层,尽管此后新的国家政权对乡村秩序控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仍有所变化和发展,但乡村秩序总的格局已经确立,这无碍国家对基层政治的控制与管理。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政权变换频繁,但各中央政权及地方割据政权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过程并未中断,各种政治势力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大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力度。民国时期作为现代国家政权形式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进行变革,以期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纳入整个国家控制的政治体系当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基本完成以后,国家政权开始全面向地方基层渗透。由此,国家政权也日益将其触角深人到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部,企图打破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独占农村社会的格局,可结果却出现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受到打击而国家行政嵌人又无力维持秩序的局面。总的来讲,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嵌入的过程中,是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形成了博弈状态,其结果是改变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一直由村庄内生秩序和地方权威维系的局面;但由于国家行政嵌人对乡村内生力量的替代并不成功,所以最终导致乡村秩序的全面崩溃。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乡村的内生秩序力量全面萎缩,形成了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局面,新政权对乡村秩序的重构经过了 "破"与"立"两个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首先在乡村完成了旧秩序的摧毁和新秩序的重建任务,对传统社会乡村秩序进行了彻底的打破与重塑,最后在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在全国包括恩施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社会的范围内也建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建国初,新生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秩序的建构带来了恩施地区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的结构性变动,其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入、变动之深刻,在恩施地区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消灭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封闭与停滞性的旧制度,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种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建国初期恩施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保障,也初步解决了建构现代国家中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试图展现出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类似的民族地区乡村秩序演变的真实面貌,为展示中国农村社会的广袤与复杂,对当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如何进一步推进有所贡献。

罗湘衡^[3]（2014）在《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至1990年两德统一,西德联邦制历经“单一化”（1949-1969）和“合作化”（1969-1990）两个阶段,两个阶段都与德国“合作联邦主义”与“职能型联邦制”关系结构紧密相联。这一时期德国财政制度经历了1949年至1956年、1956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82年以及1982年至1990年的四个时段的调整,奠定了“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德国府际财政关系模式的基础。以发挥“初次分配”功能的分税制体系和扮演“二次分配”角色的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为主轴,德国的财政制度沿着联邦制的发展轨迹渐进式地发展。“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府际财政关系在实质上是德国联邦制在其财政体制领域的一种“映射”,由联邦制的“政治纠缠”延伸为财政体制中的“财政纠缠”。具体体现为：执掌国家政权的联邦政府几乎垄断着100%的财政立法权,并通过占据五成以上全德财政资源的“相对财力优势”以确保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统筹。作为“次国家级政府”的成员州则凭借联邦赋予的“行政中轴”的地位,享有共享税的征管权,由此在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德国财政体系中地位低下,不具有涉及财税领域之立法、决策权的能力。市县乡镇除享有比重较小的共享税之外,仅拥有少量地方专享税。德国基层政府的“财政无能”尴尬局面,与“政治纠缠”下市县、乡镇所承担的行政与执行功能相关联,其“权重”远远逊色于成员州。然而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联邦制受到两德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内外夹击”,德国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2006年,由安格拉·默克尔任内阁总理的“黑红”大联合政府开启了旨在去“政治纠缠”和反“财政纠缠”的改革尝试。2009年,默克尔政府进而展开了聚焦于财政事务的联邦制改革。迄今为止,德国联邦制改革的成效并不显着,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改革的“政治行动者”运用“政治纠缠”的方式去解决“政治纠缠”中的问题,在逻辑上陷入了悖论,使改革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次,政治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呈现出较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既得利益集团据此借助德国联邦制网状的“多重否决点”,抵制相对激进的改革动议。再次,德国强大的“求同性政治文化”致使多元“政治行动者”均倾向于寻求共识,消磨差异。总之,德国政府间财政制度中所呈现的“财政纠缠”与德国联邦制的“政治纠缠”联系在一起,德国联邦制对其府际财政关系具有形塑作用。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权力关系和组织基础,明确和限定了后者的发展形态和政策抉择。反之,德国的府际财政关系对德国联邦制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适应于后者“共同决策”的运行机制,同时兼顾联邦政府、州以及市县乡镇等地方政府的需要。德国“适度集中、相对分散”的府际财政关系模式既有其优势,也存在相应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予以发展和完善。

廖业扬^[4]（2013）在《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文中指出自古以来,中国每当遇到社会大变迁之际,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大变迁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有着质的区别。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集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多种现代性要素共同推动下的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异常复杂、不解定性因素骤增,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问题大增、社会矛盾突出,各类社会转型风险大量出现,这表明,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因此,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包括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适时地和因地制宜的变革乡村治道以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及其风险治理要求,已经成为关系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的治理问题。在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并致力于揭示乡村社会转型风险及其治理与乡村治道及其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视角探讨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逻辑。其研究意义在于,（1）理论意义。助推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结合,进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内容、议题和分析框架;深入地探讨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与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从乡村治道的分析途径剖析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说明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的逻辑依据。（2）实践意义。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危机意识与防控社会转型风险的自觉性;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建设新农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展基层民主提供有益的对策性参考;为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加速服务型政府尤其是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基本思路和建议。这一研究主题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是一个议题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学者云集,成果丰富。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已有学者论及了乡村社会风险治理问题,但是,系统地研究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乡村治道变革内在关联的成果并不多见;学界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所建构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空间;社会转型固然是乡村社会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乡村治道的滞后与僵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据此,本研究试图着重进行了如下方面的研究,第一,较为系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基本类型及其表现,描述了在社会转型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及农民所面对的主要风险。第二,借鉴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侧重从乡村治道的维度来剖析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成因,为此建构了“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结合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调查,初步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道变革的主要得失及其根源,从中得出了需要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乡村治道变革的基本结论。第四,根据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提出了乡村社会转型治理的基本思路、途径和对策。为此建构了“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对策。总之,本研究侧重于从变革乡村治道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变革威权型治道,走乡村民主治理之道是降解和化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根本途径本研究主要创新点,（1）研究视角有所创新。以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为视角,较全面地概括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主要类型,并建构了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模式,剖析了这些风险产生与存在的治道根源。（2）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有所创新。建构了“社会转型风险”、“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等系列概念,以及由此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3）本研究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色内容,提出了借鉴和吸取民族民间社会管理的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本研究不足之处,（1）本研究侧重于探讨通过变革乡村治道的途径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提出的是较为宏观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没有重视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流程设计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2）比较研究不足。缺乏不同性质模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3）没有深入探讨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包括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关联等研究,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拓展、提高与完善。

徐福伟^[5]（2012）在《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建议》文中提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刚性支出增长较快、机构膨胀及人员增加过快、财政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我国部分乡镇公共财政处境较为困难,这已成为现行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自分税制体制改革以来,国家集中财力,为实施宏观调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央与省的财政体制亦日趋完善。但从乡镇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现实运转情况看,仍存在着不少不足。随着“三提五统”,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附加等农村税费的取消改革政策的推行,乡镇公共财政减收很大,收入与支出矛盾日益突出,各种问题逐渐显现。因此,怎么缓解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事宜。随着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具有保障性和激励性的政策,对于缓解当前乡镇公共财政困难状况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同时,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各地乡镇公共财政不断扩大收支规模,乡镇公共财政总体竞争力力不断提高。但乡镇公共财政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基层财政减收增支因素逐渐诸多,加剧了我国部分经济落后县乡及乡镇公共财政困难。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探讨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课题进行研究与论证,以我国部分省份及基层地方为调研点,从公共财政基本理论的分析研究入手,开始界定公共财政收支范围,同时,运用制度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理论和实际案例及具体数据进行全面论述。在调研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各地财政困难情况,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研究,从缓解和解决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乡镇公共财政困难这一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后农业时代,我国部分乡镇公共财政现状、困境表现及负面影响、乡镇财政困境成因、缓解和解决困难的对策建议。自税费改革后,乡镇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不足,不合理收费现象依然存在,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远未消除等。同时,改革的实施还诱发出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如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艰难,农村基层组织运行困难,乡村债务问题日益突显等等。本文以现行经济体制下的乡镇公共财政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对新形势下乡镇基层组织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予以分析研究,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之策。笔者认为解决乡镇财政困境必须从创新体制、发展经济内源动力、完善转移支付、消除债务等方面考虑。

王淼申^[6]（2011）在《我国乡镇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P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经历了一次由政府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甚至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引发人们对政府债务的关注。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人民政府,是我国行政机构链条中的基层行政机关,是国家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乡镇财政是和乡镇级政府相对应的我国财政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的基础环节,它的运行与农村经济和农民利益密切相关,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目前,我国大多数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债务,并呈现负债数额大、负债面广及债务增长速度快等特点,特别是全国各地陆续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财政困境和债务问题更加凸显。乡镇基层政权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给乡镇政权运转带来了很大困难,并对地区财政运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危害,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必须尽快加以研究解决。本论文采取了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以中国乡镇政府债务为研究对象,分5部分展开研究。论文的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乡镇政府债务问题的背景,然后论述了西方学者和我国学术界的债务理论研究情况,最后概述了论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论文的第一章对乡镇债务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论文的第二章主要分析了目前我国乡镇债务的现状,指出了乡镇债务的特征以及现实危害。同时以P市为样本,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又对我国乡镇债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论文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国外的地方债务管理研究情况。论述了美国、日本等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模式以供借鉴。文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从合理划分偿债责权、创新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强化债务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地方财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路。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总之,合理把握政府举债水平,正确认识政府债务失控对财政带来的风险,对促进乡镇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推动作用。乡镇政府债务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展这项工作靠的是不断地改革、创新和探索。控制债务扩张应该将各种方法协调一致、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将乡镇政府债务控制在合理水平,建成高效的基层政府。

刘林华^[7]（2008）在《中国乡镇政府债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税费改革向纵深推进、新农村建设试点运作、“撤乡并镇”将近尾声、“乡财县管”试点已拉开序幕,一系列农村综合改革进行到这一步几乎遇到了同样的一个障碍:巨额乡村债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基层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恶化。在严重的债务压迫下,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严重的债务危机。巨额债务使乡镇财政运行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成为破产财政。许多乡镇开始减少农村公共品供应,变相增加对农民的税费征收。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研究乡镇政府债务的的现状,探讨乡镇负债的危害和形成机理,寻找化解乡镇政府债务的对策与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并进行了文献综述。介绍了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中,以乡镇政府概念界定为切入点,从凯恩斯公债理论、公债的经济效应、马斯格雷夫财政支出理论、乡镇负债规模的合理界限及其理论等方面阐述了政府负债的相关理论,为分析乡镇政府债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介绍了乡镇政府负债的分类、特点、发展历史和风险评估等相关知识。论文第三章至第五章,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及用途进行了有效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乡镇政府债务的明显差异性、区域性特征。（1）在乡镇政府债务规模上,通过对部分省份乡镇债务总体情况静态的描述,可以发现,乡镇债务的总体规模,呈现出“负债面广、负债规模较大、局部地区债务状况恶化”的特点,从地区分布来看,乡镇债务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2）在债务来源的构成上进行比较,发现东中西部之间虽各有差异,也有着一定的共性。（3）对我国乡镇政府债务用途作历史性的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债务的用途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由生产性负债到非生产性负债或者说由融资性负债到赤字负债的根本性变化。东部地区的负债由生产性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建设。第六章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乡镇财政负债的影响。包括对农村经济、对乡镇政府和上层政府,对农村税费改革、对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第七章分析了乡镇政府债务产生的机理因素及当前乡镇自身化解债务的困境。在针对行政体制因素进行分析时,着重从乡镇机构及人员臃肿的缘由及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危害方面进行了分析;在论述财政管理体制因素时,从“压力型财政管理体制”导致的债务诱因、财政支付转移制度不完善导致乡镇政府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和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导致乡镇政府财源过窄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同时还从乡镇政府债务监督管理体制的无效化和乡镇政府转变体制的进程受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八章,在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政府债务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提出治理乡镇债务的对策:（1）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2）建立完善乡镇政府债务的适度规模预警机制;（3）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体制,规范转移支付并加大支付力度;（4）建立科学的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规范的乡镇决策机制;（5）建立完善乡镇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机制;（6）适当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发债权。

齐海斌^[8]（2008）在《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成因与化解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是制约当前农村发展、改革和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化解县乡村债务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形成时间较长,成因很复杂。既有政策因素,也有体制机制问题,还有县乡村盲目举债造成债务大量增加的问题。贫困地区乡村债务的化解要因地制宜,多方联动,积极稳妥地化解已核实的债务,同时还要防止新债的产生。陕西省永寿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在化解县乡村债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永寿县的成功经验,为化解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县乡村债务的理论基础。阐述了债务、政府债务、乡村债务的基本概念及特征。文章认为,贫困地区县级、乡级和村级债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诱因。第三章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现状分析。重点以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永寿县为例,分析了永寿县县乡村债务的基本情况,近年来化解的主要措施以及得到的启示。第四章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成因与危害分析。从体制改革、财务管理、财政转移支付、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金融风险等方面分析了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的成因,并探讨了县乡村债务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害。第五章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化解的对策建议。通过对国家有关化解县乡村债务政策的分析,提出了化解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的原则,具体对策和宏观保障措施。

付平^[9]（2008）在《西北贫困地区乡镇债务化解的政策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镇政府作为我国基层的一级政府,其生存状态不仅影响到自身的正常运作,而且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尽管我国在若干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自行举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镇政府没有债务。目前我国乡镇大面积负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普遍负债较高,这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严重制约。本文以乡镇债务为分析视角,在对乡镇债务进行界定和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全国特别是西北贫困地区乡镇债务基本情况,并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对调查区域的债务规模和结构、债务影响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沉重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政策供给不足。指出:乡镇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行政管理政策供给不足,直接原因是财税政策供给不足,而金融政策供给不足对乡镇债务的形成和恶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解决乡镇负债的治本之策就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增加相关政策的有效供给。首先,要加强行政管理政策供给,主要是: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消除“条块分割”;二是“民主化”行政管理,破除“压力化”;三是完善行政考核、消除“恶性激励”;四是精简机构、缩减财政供养人员,减少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转变政府职能,防止“越位”、“不到位”。其次,要加强财税政策供给,主要是:一是合理划分财权,保证乡镇履行职能的财力;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弥补县乡财政缺口;三是科学界定乡镇财政支出范围,大力压缩非必要性支出;四是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充足乡镇财源;五是加大上级财政的支持力度,力争化解原有全部债务。最后,要加强金融政策供给,主要是:一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防止农村金融机构与乡镇政府的不合规交易;二是规范民间借贷,减少隐性债务、降低债务成本。

文宏,朱金花^[10]（2008）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债务分析及化解路径优化》文中研究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显示了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当前数额巨大的乡村债务问题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意图存在着巨大反差,我国乡村多年累积的公共负债问题,以及由此导引出的基层行政生态失序,成为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现实障碍。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化解日益严重的乡村债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优化。

二、乡镇债务黑洞是怎样形成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债务黑洞是怎样形成的（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法规执行过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3）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乡镇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P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乡镇政府债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成因与化解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北贫困地区乡镇债务化解的政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债务分析及化解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乡镇债务黑洞是怎样形成的（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法规执行过程问题研究[D]. 宋家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D]. 朱妍. 武汉大学, 2016(08)
• [3]德国联邦制下府际财政关系研究[D]. 罗湘衡. 南开大学, 2014(04)
• [4]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D]. 廖业扬. 南京大学, 2013(04)
• [5]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建议[D]. 徐福伟. 东北农业大学, 2012(03)
• [6]我国乡镇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P市为例[D]. 王淼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 [7]中国乡镇政府债务研究[D]. 刘林华. 湖南农业大学, 2008(09)
• [8]贫困地区县乡村债务成因与化解对策研究[D]. 齐海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12)
• [9]西北贫困地区乡镇债务化解的政策供给研究[D]. 付平. 西北师范大学, 2008(S2)
• [10]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债务分析及化解路径优化[J]. 文宏,朱金花. 社会科学家, 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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