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过程与语言逻辑——论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瞿一丹[1]（2019）在《改革开放40年语文教育新话语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改革开放已届“不惑之年”,进入了回顾总结、除弊兴利的历史新阶段。当我们立足于现时,并以崭新的姿态回顾这四十年的沧桑巨变时,会感受到艰苦奋斗后的慰藉,辉煌成就面前的自豪。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这段光辉岁月予以理性的反思与客观的评价,这既是一种延续成就的力量,也是一种面向未来征程的美好展望。本文将这种“成就的欣喜”与“反思的勇气”用于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育。但是,四十年间的语文教育历史是静默而繁杂的,语文教育规律是隐晦而复杂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野:既能够让静默的历史“开口说话”,又能够将充斥于其间的繁杂事实统整为有深度的“生命体”。语文教育话语作为理解语文教育的符号化存在,能够满足研究需求、实现研究目标。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语文教育话语作为拥有多元性的陈述单位,涵盖于其中的话语言说内容与价值取向并非都吻合语文教育的发展规律,并非都能反映语文教育的行走足迹。事实上,真正能够说明、描述语文教育发展走向与嬗变轨迹的是那些在各个阶段“出类拔萃”、“与众不同”新话语,即语文教育新话语。语文教育新话语是指基于语文教育场域内的新变化、新语境而出现的,以语文教育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为核心议题,以生产、传播、实践与反思为行为导向,集对话性、实践性、价值倾向性为一体的新表述、新概念、新命题、新判断。基于以上的认识与思考,本文以话语为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语文教育新话语为研究对象,以语文教育新话语概念的厘清与分析方法的构建为基础,回顾、审视、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的语文教育新话语。进而,总结四十年间语文教育新话语的进阶关系与嬗变轨迹,窥见四十年间语文教育及其话语表征的发展状况,并据此为语文教育及其话语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思想借鉴与行动参考。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概论,对语文教育新话语予以全方面的扫描与定位,主要探讨语文教育新话语的诞生动因、概念体系与建构价值。其中,重点探讨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概念体系,包括阐释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涵义、特征与分类。第二章基于对“文本分析”、福柯关于话语的言说以及“批判话语分析”等理论的考究与借鉴,建构以分析向度、分析立场、分析视角、分析内容、分析步骤以及分析框架为具体表征的“语文教育新话语分析方法”,并由此彰显语文教育新话语分析方法的建构意义。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模块,基于前两章的理论铺垫,对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语文教育新话语进行具体分析。该章总体的分析逻辑为:以历时性分段与共时性总结为基础,根据语文教育新话语的场域规定,从繁杂的语文教育话语中筛选出四十年间的“语文教育新话语”,并予以具体的话语分析,包括话语文本评析、话语实践探析、话语价值解析。最终所呈现的改革开放40年语文教育新话语主要包括“大语文教育”新话语、“导学式教学范式”新话语、“语文学科现代化”新话语、“语文学科性质”新话语、“新生代语文教师”新话语、“××语文”新话语、“语用—语文”新话语、“语文核心素养”新话语。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年间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整体演绎与具体分析,对四十年间的语文教育新话语予以历时总结、现实反思与未来展望。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并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建构了本文语境下的“语文教育新话语分析方法”。基于语文教育新话语概念体系的明确与分析方法的明晰,本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八类“语文教育新话语”予以话语文本评析、话语实践探析、话语价值解析,进而总结四十年间语文教育新话语的进阶关系与嬗变轨迹,审视四十年间语文教育及其话语表征的发展状况,并据此为语文教育及其话语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思想借鉴与行动参考。
周师师[2]（2018）在《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关注的是“家庭与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这一问题式。具体而言,本文旨在研究“家庭”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具体表征,它可以是“人性”的象征,可以是“私领域”的场域,也可以是“封建”的载体等。家庭在文本中的比喻意是“新时期”政治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理解家庭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不同流派及作家的现代化叙事可以帮助我们还原1980年代现代化的构筑过程,发现被现代化叙事遗漏与遮蔽的历史面相,进而思考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难题。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对“伤痕-反思”小说中“无人性的问题孩子”和“无人性的’文革’干部”两类叙事的考察中,尝试阐释“伤痕-反思”小说在“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的二元对立修辞批判中遗忘与屏蔽的历史内容。第二章论述了“改革文学”中三种不同群体与象征“私领域”家庭的差异关系暗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文化规范的更迭;而在农村题材的改革文学中,改革作家肯定了以发展家庭副业为主导方向的“新家庭”/“新人”的历史合法性,但通过剖析“改革新人”理解公/私的内在思维结构,会发现此“新人”身上沉积着“私权结合”的封建色素。第三章通过对“寻根小说”的解读,发现“寻根”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阿城与莫言等作家在民间/官方的二元对立中寻找非制度化的儒家“父子”认同,它们是“伤痕-反思”小说“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叙事模式的延展;而韩少功和王安忆对“传统家族”两副面孔的描写则折射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主体表述的深层困境。第四章勾勒先锋文学中存在的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指出其与“伤痕-反思”小说中革命/家庭二元对立的一致图景,并重点考察从“暴力型家庭”（历史）中走出来的“去历史化”个人的精神结构及其局限性。第五章以1980年代极具典型性的路遥为研究个案,剖析作家建构“理想现代化家庭”的话语实践方式,而其“理想型家庭”与“现实性家庭”之间的冲突则蕴含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第六章重点辨析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小说中的“新家梦”与“家庭创伤”深深根植于19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
杨柳[3]（2017）在《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文中认为中国现代新诗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问题是涉及新诗合法性、新诗本体、新诗评价标准与新诗未来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传统是一个被延传的“变体链”,它不是单线的、稳定的、被动的,而是复杂多线的、变动不居的,并且作为一种主动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当下语言和思想的构建。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基于对晚唐诗歌绮丽含蓄、幽深婉美风格的喜爱,对温庭筠、李商隐诗词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进行了集体性的讨论与借鉴,为新诗学习古典传统做出了良好示范。此现象后来被学界称为现代派的“晚唐诗热”。以往的“晚唐诗热”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三十年代新诗观念的变革,新诗本质的探寻,以及古典传统、现代诗歌与西方资源三者关系等基本问题。晚唐诗歌流派众多,或承袭元白一派,描写民生疾苦;或如温李一派,表现艳情声色;或延续贾姚一派,作避世苦吟。其中,温李诗词属于中国诗歌流脉中非功利、非理性倾向的一派,强调文学的艺术性、独立性,注重自由想象和内心表现,追求语言艺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晚唐诗风的特征主要有:一、偏离“诗教”传统,社会担当意识削弱,文学功利性降低,主体性增强,注重表现丰富的“内宇宙”。二、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在情感表现上具有情韵缠绵、感伤忧郁、纵情声色、颓然自放的特征。三、在意象使用和象征手法上超越了感物吟志的比兴传统,以心灵主观化打破时空界限,自由组合诗歌意象,诗意因此晦涩朦胧,远离盛唐平易近人的诗歌传统。四、雕琢文字,锻炼音韵,注重对仗和典事的使用,语言因此典丽精工,具有密丽的形式美和音韵美,追求视觉美感和感官刺激。西方现代主义象征派诗学在三十年代中国新诗诗坛被广泛接受。象征主义与晚唐诗风有着内在联系。它们都属于追求纯艺术的文学潮流;都致力于创造以意象体系为核心的、以朦胧晦涩为外形的新型诗歌表意模式;都具有颓废、唯美的审美特征;都注重诗歌的色彩、视觉化和装饰性,崇尚精致、炫丽的语言美。北平现代派群体与京派文人群多有重合、互有交流。他们都要求诗歌与现实保持距离,排斥诗歌文学的“工具性”,反对浪漫主义式的滥情宣泄,强调更节制、更敏锐的诗的“感觉”,注重诗歌表现的“情趣”。他们推崇诗歌的含蓄朦胧美,强调诗歌与“谐隐”的关系,重视诗歌想象、象征和梦幻手法的运用。他们都具有“唯美”倾向,相对于意义领悟和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诗歌欣赏和批评中的美感体验更为重要。有关现代派诗歌创作与晚唐诗风的联系,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英诞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述或自白,其中以废名诗论最有代表性。对晚唐“温李”的讨论是废名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废名在晚唐温李的再阐释中发现了新诗“诗的内容”,他推崇晚唐温李诗词中含蓄深隐的表达方式,对晚唐温李诗词中的诗意幻想和典事想象手法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倡晚唐温李诗词中哀伤缠绵的非功利审美形态。晚唐诗风对现代派诗人创作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表层的意象、典故和具体诗句的化用;中层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法的类似;深层的内在精神、审美和诗歌观念上的相通。戴望舒被看做现代派“诗坛的首领”。他能够较好地将法国象征主义诗风与民族传统相融合,表现出与晚唐诗风深刻的联系。戴诗以象征主义手法打破即景抒情的传统表达方式,以感觉创造幻境,组织起一个相对单纯完整、精致艳丽的古典意象世界;其意象使用具有跳跃性、多重修饰、感觉敏锐和迷离惝恍的特点。戴望舒偏爱使用冷艳凄迷的自然意象、感官化强烈的女性身体意象和琐碎晦暗的人工意象。其诗歌中多表现情爱感伤中的痴情缠绵和自伤自悼,并同时有着商业化影响下从“爱情”通向“情爱”欲望化倾向。卞之琳写诗尤其注重技巧和语言,他从晚唐五代诗风中袭取的也是技巧和语言方面的资源。卞诗在坚持使用现代白话口语的前提下,熔铸古典雅言诗语,从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改造新诗语言工具,努力创造一种适合现代新诗诗意表达和诗体要求的、与散文白话相区别的新诗白话。卞之琳具有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他和晚唐诗人一样,注重诗歌语言和音韵的精雕细琢,致力于打造精美细巧、色彩斑斓的诗歌意象。他还注重诗歌典故的使用,在新诗中融入古典典事,形成了一种古今交错、情感沟通的诗语风格。何其芳身上的晚唐色彩更为浓厚。他改造古典思妇诗,直接承袭温词,在新诗中塑造了富丽多姿的古典女性形象,又根据自身经历,创造了明丽忧伤的纯洁少女形象。其女性书写中充满了密丽冶艳、脂粉香泽的阴柔美。何其芳还以“梦幻”方式带动诗歌想象,以梦幻逻辑串联诗歌意象、铺陈典事,借鉴李商隐和艾略特诗歌用典的“互文性”方式,创造出了新诗用典的奇观。现代派借鉴晚唐传统可以从时代背景、主体特征和接受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晚唐与民国三十年代都属于思想较为自由开放、社会动荡不安,但仍能继续维持基本稳定的特殊时期。晚唐是古典诗歌经历高峰过后的转轨期,诸多前近代-现代性因素在此时破土而出;而三十年代新诗艺术发展过程中对精工雅丽、朦胧蕴藉的诗质的寻求,决定了新诗探索者选择晚唐诗歌作为参照。三十年代年轻诗人们获得了重新审视传统的空间,能够辩证地、平等地面对传统,以现代的眼光去发现传统。他们在关注晚唐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学理、自由化、多面向的特征。现代派受晚唐传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典与西方的互动、感觉与诗质的关系、技巧与语言的探索、接受与审美的转向四个方面。现代派能够在中西诗歌中发现共同点,以东方品格为本,接纳西方影响,在融通中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们注重“诗的感觉”的书写,开掘人的内心世界,善于表现敏锐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细微感情;在诗歌中多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细小的事物,力图从平淡中见新奇,诗歌境界由此愈加狭窄化、精致化。现代派对晚唐诗艺术的继承,是对初期白话诗观的全面反思,也是新诗试图从古典传统中获取“现代性”的过程。诗歌梦幻想象手法的运用,独特的意象塑造和组织,含蓄晦涩的传达方式以及精致典雅、绮艳华丽的语言特征是现代派学习晚唐诗歌技巧的具体表现。现代派在学习晚唐的过程中还就诗歌语言的朦胧晦涩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试图影响读者的诗歌接受观,更新读者的审美思维定式。传统是新诗存在的必然基础,新诗却建立在反叛传统的前提之上,新诗的价值正体现在继承传统与反叛传统之间。新诗从其产生、存在和评价三个方面,都与古典传统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现代派借鉴传统有得也有失: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拟古,散发出某种陈腐、空洞、华而不实的气息;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注重词藻的锤炼雕饰、细节的刻画描绘,导致部分与整体的失衡;还有些诗作意象过于跳脱、意脉过于隐藏而使人摸不着头脑,从而丧失了晦涩诗美应该有的魅力。这些都是我们在新诗借鉴传统之路上应该吸取的教训。
尹一帆[4]（2016）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文中研究指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成为了西方先进文化理念的亚洲聚集地。借由日本这个桥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并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进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具体是指1898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文章谈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之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目标。第二部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进程之“日本因素”的概述。该部分主要从“日本因素”的含义、特点和形成条件三个方面揭示“日本因素”的独特性。第三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与日本的渊源关系。该部分通过论述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发展,揭示“俄（苏）—日—中”传播路径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四部分介绍“日本因素”的具体呈现。该部分首先对影响中国的主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进行归纳,其次分别论述“日本因素”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发展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形成的影响作用。日本对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介和发展,使整个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热潮,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发展提供方向和路线。第五部分介绍“日本因素”的当代意义。该部分主要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术语引入、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体系构建以及“日本因素”的当代启示三部分进行论述。日本作为中介,积极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勃兴。这一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也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杨晓颖[5]（2015）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英国文化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理论家彼得·威德森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为研究对象,全面解读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概念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文学理论关注焦点由“文学”转向“文学性”的原因;二是对作者提出的“文学性”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加以分析提炼,认为“文学性”继承了传统“文学”概念中的“想象”、“虚构”、“创造”等核心要素,指的是由这些要素在文本中塑造的一种艺术性的感知模式。在指涉对象上,凡是与“文学”概念核心要素相关的语言文本都是“文学性”文本,可以进行“文学性”的研究,从而化解了关于文学研究对象的争议。该书在文学概念范畴的研究上,采用了词义综述、词源探索、社会文化分析、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既有共时的词义分析,又有历时的理论梳理,对我们采用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学概念研究提供了启示。
张颖[6]（2014）在《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文中研究表明文学经典的相关讨论自1980年代以来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和逻辑出发就文学经典问题展开长期对话,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催生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至今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仍有着巨大的话语容量和探讨空间。但在现有的讨论中,许多研究忽视了“文学经典”问题在国内出现的语境,同时缺乏对较长时段的文学经典研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造成了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是由西方文化研究带来的伪问题还是中国文学研究和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节点、“文学经典”作为评价标准是否还具有适用性、当下文学研究是否进入了“后经典时代”以及文学经典的戏仿大话是经典的“终结”还是“新生”等问题至今缺乏基本的共识。文学经典理论建构亟待完善。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与其身处的媒介文化语境直接相关。以媒介体制、技术和传播内容等为主要因素的媒介文化是文学经典在当代传播的具体语境,也是研究者思考文学经典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探讨1980年代以来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对论争的发生及发展、论争方式与形态、主要问题和观点作一梳理,以立体呈现近四十年间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文化语境和总体状况,系统分析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得失,进而阐明文学经典在当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和理论适用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主要描述和总结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论争”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媒介文化嬗变的视野中对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历史、动态和立体的分析。第一章,中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从中西“经典”词源流变分析入手,以时间为序分五个阶段对西方文学经典研究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思考国内文学经典问题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国内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历史回溯,并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中媒介文化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出现进行了讨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线索。第二章,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主要讨论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为中心的相关论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80年代的报刊出版等活动共同决定了媒介文化的精英化和启蒙性的特征,并参与到了以启蒙话语为主要价值指向、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为中心、以作品重读和文学史重写为主要形式的文学经典论争过程。当代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的大量翻译都参与到了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的过程中,与潜滋暗长的大众文化一同构成了对经典建构的挑战。在官方/民间/精英、古代/现代/当代、中国/西方等多组力量的对比与互动中,1980年代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初步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为当代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以继承和颠覆的传统。第三章,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主要讨论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1990年代的文学经典研究在文学研究学院化和文化价值建构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以视觉形式为主要媒介、以消费为主要表征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文学经典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使得文学经典在不断扩展其影响范围的同时,其标准和文本的权威性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已不再单纯地借由文学史来确立,文学批评的转型、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加剧,制约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变得多元而复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和消解着经典建构的努力。第四章,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本章在以社会文化的媒介化为总体特征的语境中分析2000年以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总体特征和趋势。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2000年以后社会文化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开启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化电子媒介传播,推动社会文化走向了媒介化、全球化。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将关注点转向了当代文学,在媒介的推动下,以层出不穷“文学事件”为主要表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关于文学经典认知的混乱。同时,带有总结性和建构性的文学经典研究活动以当代文学60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为契机展开;另一方面,在长期讨论的基础上,研究者积极展开了本土文学经典理论研究的探索,文学经典作为文学和文化价值判断的体系重获理论活力。结语,文学经典的理论重构。总结了 19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论争的价值意义及不足,强调了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重建是理解和解决文学经典论争的关键。对文学经典理论的重建应该充分考虑其本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借鉴现有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媒介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从文学经典理论、文学经典秩序和文学经典阐释三方面入手,构建中国经典理论和实践体系。
宋喆[7]（2014）在《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 ——《呐喊》《彷徨》研究之综论》文中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呐喊》《彷徨》的批评与研究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批判与艺术审美的最高追求。一百年来,鲁迅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充分的领域,而《呐喊》《彷徨》又是鲁迅研究中开始最早、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最多、积累最丰富最深厚的作品文本。不论是彭定安、张梦阳,还是林非、袁良骏,都对鲁迅研究做过专门的学术考察。尤其是张梦阳先生三巨册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全面梳理过鲁迅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史的变迁,王吉鹏教授也从各个方面撰写了鲁迅研究的“个案”史。但就《呐喊》《彷徨》研究之于鲁迅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学术界还未能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究和考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把百年来的《呐喊》《彷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从百年《呐喊》《彷徨》的批评文本层面、“文学启蒙”与“艺术批判”的辩证关系层面,百年《呐喊》《彷徨》研究的学术发展层面对其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主要通过文本与资料细读、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阶段：一“激越时代”,这是《呐喊》《彷徨》研究最自觉、自由的时期。这个时期对鲁迅小说作品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与鲁迅对启蒙的共同追求和对艺术的自觉批判。它在学术研究范式上为以后各个时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尊崇时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鲁迅受到整个民族尊崇的情况下,研究由短暂的活跃而逐渐受到左倾政治思想的规约,曲折发展的时期。三“重读时代”,这是新时期开始后,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鲁迅作品重读中,研究开始回归“五四”和鲁迅文学启蒙传统,回归文学独立和文学研究学理性的时期。通过对上述三个时期研究状况的细致分析与论证。笔者认为：百年来《呐喊》《彷徨》研究的曲折发展证明：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与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一百年来的《呐喊》《彷徨》研究不仅是知识分子借文学研究继承鲁迅文学启蒙事业的一个过程,同时它还反映着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嬗变,体现着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学术史的考察与研究是20世纪学术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选题,“《呐喊》《彷徨》研究之综论”是鲁迅研究立足当下最核心的历史反思和专业建构。其意义与价值自然呈现于曲折的百年鲁迅研究和《呐喊》《彷徨》的细读、注解及重读之中。同时,《呐喊》《彷徨》研究还是“鲁迅学”形成的坚实基础,它对当代鲁迅研究和学术发展带来的借鉴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李中华[8]（2013）在《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文中指出自近代中国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社会逐渐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更快的速度融入世界,如今,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环境保护、商贸领域,我们都更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共同体之中。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我们已身处“地球村”之中。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全球村”时代,乃是一个听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无时无刻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切信息从四面八方同时而至,共同产生影响。从感知模式来看,此时,历时的东西被共时所取代,时间渐被空间所消弭,趋向于对“一切事物的同时感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时各民族文化相互之间的影响开始代替民族文化内部的继承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今日中国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正如中国一知名学者在总结新时期文艺学发展时所言,“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是在古今中外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是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J].文学评论,2007,（8））中国文艺学发展到新世纪,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批评形态,譬如图像文化问题、生态批评问题、媒介文化批评问题。其中,媒介文化批评（或称“媒介与文学”批评）尤为受到人们的关注,初略统计,如今,相关的专着已有二十来部,研究论文四百来篇,硕博士论文一百来篇。作为呈现出人们期待已久的问题意识本土化和现实在场性的文学批评形态,尤其是媒介问题在当代文化以及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这都将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批评形态。如何阶段性地反思并总结已有的成就和不足,推动这一批评的继续发展,已成为今天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因为在探索中,有些问题已暴露出来,比如,现象性描述多于学理性分析、也即理论性不强的问题；把人文学术做成纯粹的技术分析,在概念和符号中兜圈子,对文论学理阐发较少的问题；“阐释过度”的问题；等等。从这一批评形态的兴起来看,一方面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媒介文化现实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学术影响来看,它深受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启发（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主）。为此,本论题拟选择从新世纪“媒介与文学”批评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接受与再语境化的角度来对“媒介与文学”批评进行探讨和反思。具体来说,本文按照这一接受活动实际发生的逻辑顺序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总结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他独具特色的文艺批评。具体而言,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以技术变迁带来的人的延伸为立论基础,以媒介的社会历史影响——环境的创造为基本前提,以媒介带来的感知、文化变迁为考察中心,以媒介的发展规律为逻辑纽带；媒介的形而上学与人文视角则构成他研究媒介的显着特色。麦克卢汉不仅有着不同一般的媒介研究,他的文艺批评同样富有特色。他的媒介思想与文艺批评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他对媒介的认识、体悟来自于文艺,对文艺作品的解读构成了他媒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他的媒介思想是一种“艺术”视角的对媒介的观照；另一方面,他对文艺的认识是从媒介/技术视角出发的,也即是一种媒介/技术视角的文艺研究与解读。在这里我们以点面结合的方法首先概述他的文艺思想,然后介绍他对文学原型以及生态艺术的理解。第二部分,我们主要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三十几年的传播与接受。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对它进行梳理,首先,我们从纵向也即时间维度对它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以接受阶段（大致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界,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为依据来对之进行梳理；然后从横向角度出发,具体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解与阐释；最后,我们以问题为中心,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中国语境之间互摄、互入的角度出发,对麦克卢汉的中国接受进行批判式的总结。第三部分,我们主要研究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媒介与文学”批评对麦克卢汉理论的接受和再语境化,从媒介观的改变、“媒介与文学”研究的探讨、文学批评路径的探索三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它对新世纪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新世纪批评由于受到某种程度的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启发,从而促进了自己的发展,但是由于接受的不全面,又影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本论题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启发我们可以从“媒介即技术”、“媒介即文化”、“媒介即感知”、“媒介即环境”四个相互联系的视角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三部分之间形成一种接受发生的逻辑层递关系。第一部分对麦氏媒介思想与文艺批评的研究,在于揭示麦克卢汉之所以能被新世纪文学批评接受的潜在根源。麦克卢汉对媒介形式的强调和人文式的研究以及他对文艺所做的独具特色的批评,使人从中体会到媒介是理解和解释文艺与审美的基础这一隐含于麦氏着作中的重要思想,这是它被大多数文学批评者接受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接受的研究构成了新世纪文学批评接受麦克卢汉的前景,正是麦克卢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文学批评界才有了接受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三部分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在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接受和再语境化的分析,则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中接受麦克卢汉所产生的具体成果的概括。总起来看,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接受麦克卢汉的动态过程,也构成我们研究的一个完整图景。
郑焕钊[9]（2012）在《“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着重研究梁启超“新民”文学启蒙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论者从梁启超政治启蒙的整体文化视野出发，探讨其以文学作为启蒙方式的话语逻辑、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导向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旨在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内在的“教化”逻辑，并确认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作为古典“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的重要意义。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本质的澄清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研究梁启超“新民”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的建立的影响。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话语形态、“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和报刊文体变革实践三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文学运动话语形态、以国族为核心的话语内涵和通俗的价值导向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梁启超的文学启蒙话语是其政治启蒙话语的具体实践，这一前提形成了本文的阐释框架。本文的结论是梁启超的“新民”文学启蒙话语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古今知识转型中具有范式意义；但是这种范式转换却不是对于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士人“教化”逻辑及其对应的古典“诗教”观念的现代言说；建立一套重新言说传统的范式，正是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贡献。
赵林[10]（2011）在《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文中研究指明以省际特征较为明显的浙江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文化体系为背景,大致从1901年前后清末浙江下层启蒙风气广泛传播至1924年国共合作止,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浙江舆论氛围的变迁历程,探讨浙江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包括政治、传媒、教育等综合因素在内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还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校园文化、女性教育以及以浙省革命为背景的新文学作品中。应当说,区别于其他内陆省份,新文学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中显示出相当大的能动性,较早地以一种对话者的姿态对新思潮进行选择性接受、模仿以及改造,甚至对文化中心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称得上有“公共舆论”的开始,得益于1901年6月20日在杭州创刊发行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新知识界人士注重启蒙形式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的启蒙特征,也离不开浙江特有的人文与政治环境。作为开展留日学生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以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招聘日本教习、创办《浙江潮》等为中介,向浙江本土传递了民族主义的诉求。同时以推进新教育为核心的省教育会,通过创办教育刊物和组织名人讲演,加速了新文化新思潮的体验在浙江本土的传播。两次文学色彩浓厚的学生运动,促使了“转型时代”浙江民间舆论由校园走向社会,深化了五四运动在浙江的开展。浙江新知识界人士也面临着身份转型的苦痛,当时的文化生态、文体样式从民间文化向学院文化转换。前者因与公共传媒相结合,在扩大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促使文学走上了学院文化的道路。这种从民间到学院再到社会的过程,显示了浙江新文化空间开拓过程中雅俗共赏的情态。后者以“浙一师”校园为中心,经亨颐的“人格教育”理论与实践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以浙江新潮社、“前后四金刚”为中心的文学实践,参与了浙江本土新文学场域的建构。与此同时,章太炎及章门弟子作为近代中国知识界转型的风向标,与新文学教育关系密切。他们对于“学在民间”、“眼学与耳学”、“言文一致”的辨识与实践,不仅显示了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还昭示了新文学研究范式艰难确立的过程。近代口岸城市的逐步开放以及民族工商业、新式工业的兴起,为女性职业化趋势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时戊戌维新以来新知识界人士营造的舆论氛围也唤醒了新女界的民族意识、平等自立精神乃至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晚清民族主义的话语开始渗透到女性教育与女权运动中,女学校、女性团体、女性报刊是集中呈现女性教育和女权运动的重要载体。经元善创办的上海中国女学校,不仅改变了此前教会女塾包揽女子教育的局面,还直接促成了浙江新知识界人士对于本土女性教育的关注。“惠兴殉学”及其意义传播昭示了“满”“汉”两族群共享了近代传媒的物质条件以及民族主义话语资源。男性启蒙者在提倡女性教育的同时,还通过“废缠足”以及“倡女权”等途径对于新女性先驱进行塑造。在此过程中,新女界的精英个体从既有的身份塑造中觉醒,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包括女性教育宗旨、女性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等话题,从“女英雄”的认同逐渐衍生出“女国民”、“新女性”等观念和形象。其中,以单士厘及其游记中体现出来的女子教育的异域体验,依然局限于男性启蒙家对于新女性的设计与塑造的框架内,但女子开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是不争的事实。“女英雄”的认同观念起自蔡元培担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前后,属于新知识界人士宣扬的贤妻良母主义潮流之外的女性教育思潮。这一思潮还被1903年前后的留日女学生界吸纳,突出表现在以秋瑾、陈撷芬为代表的“实行共爱会”组织以及之后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的活动上。秋瑾参与和创办的《白话报》、《中国女报》在引导女界启蒙的同时,积极认同“女界革命”与“民族革命”之间的联系,其亲身实践活动也昭示了新女界自身转变的艰难历程。作为近现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区域之一,浙江与历次革命密切相关的事实成就了这一区域文学的革命传统与特色。浙江自古以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参与了对“革命传统”的塑造,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对于“革命”理论的建构与宣传,还表现在以陶成章及光复会为代表的实干精神上,他们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展开。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空间中以制造舆论等方式参与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与传播,同时也促成了早期革命文学网络空间的建构,为五四新文学的到来提供了新的质素。与此同时,萧山衙前这一浙江本土的农村空间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沈玄庐、刘大白相当一部分新诗对其进行了书写,显示了浙江本土新诗创作的实绩。当然,辛亥革命与浙江之间的关联是新文学经常关注的主题,这不仅体现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由秋瑾事件改编的戏剧文学中,还体现在以王钟声及“春阳社”为开端的进化团系统的戏剧上。它们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促进了革命文学、戏剧教育的发展。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时,因采取的视角、所担负的亚文化资源的差别,将浙省革命的流布以拼接的方式加以言说：无论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革命历史,还是以后来者的眼光追忆这段革命历史,浙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成为他们讲述、创作的依据,其背后流淌着他们对于乡土历史和区域文化的关切和反思。
二、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过程与语言逻辑——论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过程与语言逻辑——论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40年语文教育新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找寻新视角 |
| (二)文献综述:开辟新空间 |
| (三)概念界定:创生新语词 |
| (四)研究意义:追寻新意蕴 |
| (五)研究内容:审思新论域 |
| (六)研究方法:探索新路径 |
| 一、语文教育新话语概述 |
| (一)语文教育新话语的诞生动因 |
| 1.语文教育新话语诞生的外部动因 |
| (1)时代品性的影响 |
| (2)话语研究的启迪 |
| 2.语文教育新话语诞生的内部动因 |
| (1)教育改革的深化 |
| (2)语文教育的发展 |
| (二)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概念构建 |
| 1.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涵义 |
| (1)本源概念:话语 |
| (2)场域属性:话语的“语文教育性” |
| (3)时间规定:话语的“新质” |
| (4)创生语词:语文教育新话语 |
| 2.语文教育新话语的特征 |
| (1)对话性 |
| (2)实践性 |
| (3)价值倾向性 |
| (4)民族性 |
| (5)时代性 |
| (6)多学科性 |
| 3.语文教育新话语的分类 |
| (三)语文教育新话语的价值生成 |
| 1.新表述与新内涵 |
| 2.新视角与新空间 |
| 3.新路径与新方法 |
| 4.新启示与新使命 |
| 二、语文教育新话语分析方法建构 |
| (一)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 |
| 1.语言形式:文本分析 |
| 2.话语秩序:福柯的研究视野 |
| 3.多学科性:批判话语分析 |
| (二)分析方法的具体呈现 |
| 1.分析向度:历史向度与社会向度 |
| 2.分析立场:批判立场与多元立场 |
| 3.分析视角:总体、个体与间性 |
| 4.分析内容:话语文本、话语实践与话语价值 |
| 5.分析步骤:线性推进与自然延展 |
| 6.分析框架:多向度与多层次 |
| (三)分析方法的意义探寻 |
| 1.创新思维 |
| 2.更新范式 |
| 3.构筑现实 |
| 三、改革开放40年语文教育新话语分析 |
| (一)语文教育新话语的确定与命名 |
| 1.语文教育话语嬗变历程扫描 |
| (1)回归教育场域:改革开放初期语文教育话语 |
| (2)凸显科学主义:20 世纪80 年代语文教育话语 |
| (3)呼唤人文精神:20 世纪90 年代语文教育话语 |
| (4)走向多元发展:新世纪语文教育话语 |
| 2.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搜索与确定 |
| (1)筛选条件的阐明 |
| (2)分析对象的锚定 |
| 3.语文教育新话语的组织与命名 |
| (二)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样本与方法 |
| 1.《“大语文教育”刍议》与图表分析 |
| 2.《“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探索》与语词分析 |
| 3.《语文学科的现代化问题》与结构分析 |
| 4.“人文论”、“言语论”对比性文本与对比分析 |
| 5.《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与风格分析 |
| 6.《赵谦翔与绿色语文》与修辞分析 |
| 7.《积极语用:21 世纪中国母语教育新观念》与逻辑分析 |
| 8.“语文核心素养”不同路径对比性文本与间性分析 |
| (三)语文教育新话语的分析与阐释 |
| 1.“大语文教育”新话语 |
| (1)“大语文教育”话语文本:清晰晓畅的表征 |
| (2)“大语文教育”话语实践:母题回归与革新 |
| (3)“大语文教育”话语价值:空间延展与规划 |
| 2.“导学式教学范式”新话语 |
| (1)“导学式教学范式”话语文本:凝练精简的表达 |
| (2)“导学式教学范式”话语实践:范式转变与革新 |
| (3)“导学式教学范式”话语价值:关系重构与变革 |
| 3.“语文学科现代化”新话语 |
| (1)“语文学科现代化”话语文本:系统完整的构建 |
| (2)“语文学科现代化”话语实践:时间沟通与延续 |
| (3)“语文学科现代化”话语价值:理性寻求与平衡 |
| 4.“语文学科性质”新话语 |
| (1)“语文学科性质”话语文本:由破到立的演绎 |
| (2)“语文学科性质”话语实践:本体探索与争鸣 |
| (3)“语文学科性质”话语价值:本质思维的繁盛 |
| 5.“新生代语文教师”新话语 |
| (1)“新生代语文教师”话语文本:实践提炼与反思 |
| (2)“新生代语文教师”话语实践:时代影响与呈现 |
| (3)“新生代语文教师”话语价值:代际传承与突破 |
| 6.“××语文”新话语 |
| (1)“××语文”话语文本:修辞魅力的彰显 |
| (2)“××语文”话语实践:命题预设与运行 |
| (3)“××语文”话语价值:氛围营造与深化 |
| 7.“语用—语文”新话语 |
| (1)“语用—语文”话语文本:严谨创新的论述 |
| (2)“语用—语文”话语实践:路径生成与践行 |
| (3)“语用—语文”话语价值:本位回归与提升 |
| 8.“语文核心素养”新话语 |
| (1)“语文核心素养”话语文本:成熟规范的建树 |
| (2)“语文核心素养”话语实践:教学逻辑与建构 |
| (3)“语文核心素养”话语价值:本体解惑与澄明 |
| 四、改革开放40年语文教育新话语总结与反思 |
| (一)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演变与总结 |
| 1.话语文本:语用品质的提升 |
| 2.话语实践:实践理性的转向 |
| 3.话语价值:时代品性的彰显 |
| (二)语文教育新话语的思考与批判 |
| 1.话语核心表述随意 |
| 2.话语转换频率过快 |
| 3.话语多元叙述芜杂 |
| (三)语文教育新话语的启示与展望 |
| 1.规范文本呈现 |
| 2.联动实践过程 |
| 3.构建话语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家庭”与“人性” |
| 第一节 “救救孩子” |
| 第二节 干部、家庭与现代化 |
| 第二章 改革文学中的“家国”、“长幼”与“公私” |
| 第一节 改革文学中的家庭、国家与人群 |
| 第二节 改革文学中的“长幼”、“新旧”与“公私” |
| 第三章 寻根小说中的“父子”、“家族”和“革命” |
| 第一节 寻根小说中的“父子”叙述 |
| 第二节 韩少功与王安忆:“传统家族”(革命)的两副面孔 |
| 第四章 先锋小说中的“家庭”与“个人” |
| 第一节 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 |
| 第二节 马原与积极的“去历史化”个人 |
| 第五章 路遥的“现代化梦”与“现实性家庭” |
| 第一节 从“分开的家庭”到“复合的家庭” |
| 第二节 “自由恋爱”、“奉献型家庭”与“城乡平等” |
| 第三节 “离家出走”与“家庭幽灵” |
| 第六章 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谱系 |
| 第一节 前期叙事中的“新家梦”及其“1980年代”内涵 |
| 第二节 “新伤痕叙事”:近期作品中的“家庭创伤”书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3）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传统 |
| 第二节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群体 |
| 第三节 现代派“晚唐诗热”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晚唐诗歌传统溯源 |
| 第一节 晚唐概念的历史流变 |
| 一、晚唐政治历史概况 |
| 二、晚唐文学概念的形成与分期 |
| 三、晚唐诗坛概况与诗歌流派 |
| 第二节 晚唐诗风的代表:李商隐与温庭筠 |
| 一、独辟宇宙的李商隐 |
| 二、开启词派的温庭筠 |
| 第三节 晚唐诗风的评价与特征 |
| 一、晚唐诗歌的历代评价 |
| 二、晚唐诗风的特征 |
| 三、晚唐诗歌传统的功能 |
| 第二章 现代派诗歌理论与晚唐诗风 |
| 第一节 接受背景:三十年代新诗理论建构 |
| 一、象征主义与晚唐诗风的契合 |
| 二、北平诗坛理论建设的共鸣 |
| 第二节 共同关注:现代派对晚唐诗风的接受 |
| 第三节 理论阐释:废名诗论与晚唐诗风 |
| 一、超越诗形的“诗的内容” |
| 二、含蓄深隐的表达方式 |
| 三、诗意幻想与典事想象 |
| 四、哀伤缠绵的审美形态 |
| 第三章 现代派诗人与晚唐诗风(上篇) |
| 第一节 戴望舒:感伤爱情书写与晚唐诗情 |
| 一、清丽流美的古典象征 |
| 二、精致哀艳的意象世界 |
| 三、忧伤寂寥的爱情苦痛 |
| 第二节 卞之琳:古典语言意识与晚唐诗语 |
| 一、融通古今的现代诗语构建 |
| 二、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 |
| 三、典丽精工的晚唐诗语品格 |
| 第三节 何其芳:绮丽梦幻想象与晚唐诗美 |
| 一、女性塑造中的阴柔美 |
| 二、孤寂心灵的梦幻抒情 |
| 三、铺陈典事的互文写作 |
| 第四章 现代派诗人与晚唐诗风(下篇)(待完成) |
| 第一节 废名:直觉写作中的禅意诗美与晚唐禅诗 |
| 一、朴讷浑然的直觉写作方式 |
| 二、禅悟思维中构造禅意诗美 |
| 三、禅理意象系统的典事想象 |
| 第二节 林庚:从自由到格律的“晚唐的美丽” |
| 一、自然静美的展现 |
| 二、清丽疏朗的格调 |
| 三、寂寞迷茫的抒情 |
| 第三节 朱英诞:“真诗无题”追求中的晚唐风调 |
| 一、沉静气质中的渊奥诗思 |
| 二、纤丽物象中的冲淡诗境 |
| 三、“天真”表达中的自然诗美 |
| 第五章 现代派对晚唐诗风的借鉴与融合 |
| 第一节 现代派接受晚唐传统的原因与机制 |
| 一、时代背景 |
| 二、主体特征 |
| 三、接受机制 |
| 第二节 现代派接受晚唐传统的表现与特征 |
| 一、在与西方诗学的互动中选择传统 |
| 二、在感觉世界的书写中寻找诗质 |
| 三、现代性表现手法与语言艺术的探索 |
| 四、接受方式的转向与多元审美的提倡 |
| 第三节 现代派“晚唐诗热”的启示 |
| 一、新诗与传统的对立统一关系 |
| 二、新诗传统观的形成与更新 |
| 三、现代派借鉴传统的得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背景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进程之“日本因素” |
| 第一节“日本因素”的含义 |
| 一、“日本因素”的内涵 |
| 二、“日本因素”的意义 |
| 第二节“日本因素”的特点 |
| 一、本质特点 |
| 二、具体特性 |
| 第三节“日本因素”的形成条件 |
| 一、主观条件 |
| 二、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与日本的渊源 |
| 第一节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兴起 |
| 二、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变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
| 第三节“日本因素”的中介性 |
| 一、“俄（苏）—日—中”模式 |
| 二、俄（苏）、中、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源性 |
| 第三章“日本因素”的具体呈现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的主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 |
| 一、青野季吉与“目的意识论” |
| 二、藏原惟人与“无产阶级写实主义论” |
| 第二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发展的“日本因素” |
| 一、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 |
| 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形成的“日本因素” |
| 一、中国现实文艺观的形成 |
| 二、中国大众文艺观的形成 |
| 第四章“日本因素”的当代意义 |
| 第一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术语引入 |
| 一、“日源新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
| 二、“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 |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体系构建 |
| 一、蔡仪与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周扬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 |
| 第三节“日本因素”的当代启示 |
| 一、文艺与政治 |
| 二、西化与本土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攻读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的主要内容 |
| 1.1“文学”概念的形成历程 |
| 1.1.1 辞书中的“文学”释义 |
| 1.1.2“文学”——由一般到特殊 |
| 1.2 典范“文学”在当下语境中的局限性 |
| 1.3 理论的探索——从“文学”走向“文学性” |
| 1.3.1“文学性”：一种文本塑造的艺术性的感知模式 |
| 1.3.2“文学性”概念的功能及用途 |
| 第2章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的研究方法 |
| 2.1 词义综述：横向整理“文学”在辞书中的释义 |
| 2.2 词源探索：纵向梳理“文学”概念的历史 |
| 2.3 社会文化研究：分析“文学”概念形成的社会文化要素 |
| 2.4 个案研究：阐释“文学性”概念的理论用途 |
| 第3章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的启示 |
| 3.1 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性”的话语现象 |
| 3.1.1“文学性”话语概念的理论意义 |
| 3.1.2“文学性”话语的研究内容 |
| 3.2 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中心问题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文学经典论争溯源 |
| 第一节 什么是“经典” |
| 一、汉语中的“经典”流变 |
| 二、西方“经典”流变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 |
| 一、俗语文学:现代经典的建构 |
| 二、文学经典的文化功用 |
| 三、回归正统:经典的重评与重构 |
| 四、文化与社会:文学经典研究的范式转变 |
| 五、“拓宽”还是“扞卫”:文学经典的危机 |
| 第三节 国内“五四”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 |
| 一、颠覆与重构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
| 二、媒介文化:新时期新问题 |
| 第二章 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论争:作为问题的凸显 |
| 一、“经典”一词在研究中的使用 |
| 二、作品“重印”、“重评”中渐次展开的文学经典研究 |
| 三、“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 |
| 第二节 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与文学经典论争场域的重建 |
| 一、1980年代社会分化中的媒介转型 |
| 二、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 |
| 三、出版活动的复苏与文学话语场域的重建 |
| 第三节 以出版为依托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 一、以史料挖掘重启文学经典研究 |
| 二、以“重评”展开的文学经典讨论 |
| 三、以“重写文学史”确立的现代文学经典 |
| 四、在“影响的焦虑”中被质疑的文学经典 |
| 五、西方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竞争 |
| 第四节 文学经典的解构性话语力量的潜滋暗长 |
| 一、“人民”话语中的大众 |
| 二、通俗文化中的大众话语权 |
| 三、文学期刊的分流与启蒙话语的分化 |
| 第三章 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 第一节 市场化进程中的媒介文化转型 |
| 一、媒介技术的普及与提升 |
| 二、媒介功能拓展与分化 |
| 三、媒介文化生产机制转变 |
| 四、媒介文化的大众化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研究转型与文学经典论争的学术语境 |
| 一、“经典”作为研究话语使用的总体状况 |
| 二、文学经典论争主体的转变 |
| 三、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中文学经典的变动 |
| 四、文学批评的转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解构 |
| 五、激活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理论话语 |
| 第三节 “百年文学经典”建构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 一、选本引发的经典论争 |
| 二、“文学大师”之争 |
| 三、“百年文学经典”之争 |
| 第四节 媒介文化大众化对文学经典的冲击 |
| 一、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冲击:以金庸小说经典化为例 |
| 二、视觉文化对文学经典文本的冲击: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之争 |
| 三、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价值的冲击 |
| 第四章 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文化媒介化 |
| 一、信息网络化 |
| 二、媒介融合与媒介化社会 |
| 三、媒介化时代文学经典的境遇 |
| 第二节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论争 |
| 一、“大师事件”引发的时代与经典关系论争 |
| 二、“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家参与下的当代文学经典论争 |
| 三、被“炮轰”的文学界:媒介对文学经典论争的策划和影响 |
| 四、当代文学60年回顾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反思 |
| 第三节 文学经典的理论论争与理论探索 |
| 一、文学经典“危机” |
| 二、文化研究引发的文学经典理论反思 |
| 三、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 结语:文学经典理论的重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 ——《呐喊》《彷徨》研究之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激越时代”：启蒙的追求与艺术的批判(1913～1949) |
| 第一节 新文学阵营内对鲁迅小说的关注与评说(1913～1927) |
| 第二节 论争中的批评与探讨(1928～1936) |
| 第三节 身后的哀荣与研究的转向(1936～1949) |
| 第二章 “尊崇时代”：政治的规约与批评的变异(1949～1977) |
| 第一节 新的政治话语与研究的短暂活跃(1949～1962) |
| 第二节 日益严重的政治规约与泛政治化“解读”(1963～1970) |
| 第三节 文学的独尊与极“左”的评注(1970～1977) |
| 第三章 “重读时代”：启蒙的反思与艺术的再批判(1978～2013) |
| 第一节 “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批评的复归(1978～1989) |
| 第二节 文学的“边缘化“与研究的多样化(1990～2000) |
| 第三节 启蒙的批判与研究的新趋势(2000～2013)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1.1 对“媒介与文学”研究的反思 |
| 1.1.2 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文艺学/美学价值的发掘 |
| 1.1.3 对麦克卢汉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反思与总结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对“媒介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现实目的与意义 |
| 1.3.2 理论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2 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与文艺批评 |
| 2.1 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概述 |
| 2.1.1 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基本内涵 |
| 2.1.2 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理论特质 |
| 2.2 麦克卢汉的文艺批评 |
| 2.2.1 麦克卢汉论文艺 |
| 2.2.2 麦克卢汉论文学原型 |
| 2.2.3 麦克卢汉论生态艺术 |
| 小结 |
| 3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阐释 |
| 3.1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
| 3.1.1 麦克卢汉在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的传播与接受 |
| 3.1.2 麦克卢汉在90年代后期—2010年的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3.2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的阐释与解读 |
| 3.2.1 “媒介即讯息”的阐释与解读 |
| 3.2.2 “媒介是人的延伸”的阐释和解读 |
| 3.2.3 “冷热媒介论”与“地球村”的阐释与解读 |
| 3.2.4 麦克卢汉方法论解读与比较研究 |
| 3.3 麦克卢汉中国接受的特点与总结 |
| 3.3.1 前“冷”与后“热” |
| 3.3.2 非历史化 |
| 3.3.3 再语境化 |
| 小结 |
| 4 麦克卢汉与新世纪文学批评 |
| 4.1 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麦克卢汉接受语境 |
| 4.1.1 文学领域媒介因素影响的凸显 |
| 4.1.2 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 |
| 4.2 中国文学批评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再语境化 |
| 4.2.1 麦克卢汉与新世纪文学批评媒介观的改变 |
| 4.2.2 麦克卢汉与新世纪“媒介与文学”批评的探讨 |
| 4.2.3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路径的探索 |
| 小结 |
| 4.3 媒介作为视角：麦克卢汉媒介思想对文学研究的启发 |
| 4.3.1 “媒介作为技术”对文学研究的启发 |
| 4.3.2 “媒介作为文化”对文学研究的启发 |
| 4.3.3 “媒介作为感知”对文学研究的启发 |
| 4.3.4 “媒介作为环境”对文学研究的启发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 论 |
| 第一章 “启蒙”概念的本源与中国现代的误读 |
| 一 “启蒙”外来说及其“断裂”语境 |
| 二 中国传统的“启蒙”概念 |
| 三 西方现代的 Enlightenment 概念 |
| 四 中国现代“启蒙”概念外来说的质疑与辨析 |
| 五 “启蒙”话语的现代误读 |
| 第二章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逻辑建立 |
| 一 梁启超的“新民”与中国现代“启蒙”误读的发生 |
| 二 士人危机与“中等社会”：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主体的建立 |
| 三 公共空间的政治激情与“在野美俗” |
| 四 “欧西新意境”的“借光”与 “宗经”思维的现代幽灵 |
| 五 “诗教”传统与梁启超文学启蒙的精神资源 |
| 第三章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话语形态 |
| 一 “历史人格者”与群体心理 |
| 二 报刊启蒙与小说理论的激情 |
| 三 中层启蒙与政治小说的提出 |
| 四 对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的反思与评价 |
| 五 “小说界”：“诗可以群”的现代重构 |
| 第四章 梁启超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国族内涵 |
| 一 知识普及：晚晴小说地位凸显的实用思潮背景 |
| 二 “国民”与“中国小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小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性 |
| 三“新小说”认同建构的两种途径 |
| 四 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小说总体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范式的确立 |
| 五 充满裂缝的“中国文学” |
| 六“中国文学”与“文学经国” |
| 第五章 梁启超的报章启蒙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雅俗之辨 |
| 一 报章启蒙与梁启超的文体思想 |
| 二 近代雅俗之辨（一）：文体“雅正”与正统/异端 |
| 三 近代雅俗之辨（二）：文体“夷夏”与抵制东瀛文体 |
| 四 近代雅俗之辨（三）：文体“新旧”与融合困境 |
| 五 另一种“雅”：梁启超文体变革的精英性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大陆（含部分台湾）梁启超学位论文题目索引 |
| 附录二： 中国大陆梁启超文学美学方面学位论文摘要题录（不完全统计）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10）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思潮的传播与互动 |
| 第一节 《杭州白话报》与启蒙运动 |
| 第二节 留日运动与名人讲演 |
| 第三节 从“木瓜之役”到“浙一师风潮” |
| 第二章 区域文化背景中的新文学与新文化 |
| 第一节 传媒与区域文化的开拓 |
| 第二节 “浙一师”校园与新文学场域的建构 |
| 第三节 章门弟子与新文学教育的确立 |
| 第三章 辛亥前后的女性教育及其文学 |
| 第一节 舆论、行动及男性“启蒙姿态” |
| 第二节 新女界、女报与民族主义话语 |
| 第四章 浙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 |
| 第一节 城市公共空间与革命传统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的一页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过程与语言逻辑——论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40年语文教育新话语研究[D]. 瞿一丹.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2]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D]. 周师师. 厦门大学, 2018(07)
- [3]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D]. 杨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D]. 尹一帆. 中南民族大学, 2016(04)
- [5]《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研究[D]. 杨晓颖. 河北大学, 2015(12)
- [6]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D]. 张颖.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
- [7]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 ——《呐喊》《彷徨》研究之综论[D]. 宋喆. 宁夏大学, 2014(08)
- [8]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D]. 李中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3(10)
- [9]“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D]. 郑焕钊. 暨南大学, 2012(10)
- [10]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D]. 赵林. 南京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