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的书面报告

一、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文世芳^[1]（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范金林^[2]（2017）在《海外军事基地国际法研究》文中认为《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海外军事基地,作为重要的军事存在,彰显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国力,对于一国甚至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它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维持殖民统治、谋求霸权主义、掠夺海外资源的重要依托,发挥了对外政治宣示、干预他国事务、实施武力威慑、实行强权霸权的海外战略支点的作用。然而,鉴于海外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敏感性和国际性,研究难度大、研究成果少,非常有限的研究成果高度集中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外交等领域,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基于此,本文打破海外军事基地传统的政治研究视角,尝试从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研究视角,根据非常有限但真实案例,研究海外军事基地的选择、设立、使用、消亡所有过程（如人的一生一样,有从生到死、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的法律性质或特征。本文从英美等西方国家海外军事基地的案例分析（主要是1940-1990年之间的案例）1、海外军事基地协定的合约文本分析和国际条约、区域组织和国家宪法的法律分析,运用了“军事基地的真实案例——军事基地的协定文本——国内外法律法规”的“三维分析法”,遵循了“诞生——使用——消亡”全过程的逻辑思路,阐明了海外军事基地的法律属性、法律权利、法律争端、法律责任,论述了海外军事基地为国家利益、国家权利而服务的法律性质。本文主要论述了海外军事基地涉及的相关概念,主要是军事基地重要概念的界定、类型化分析、价值功能解析、军事基地协定解读、英美海外军事基地布局概况;论述了海外军事基地的法律属性、违约行为、违法行为以及合法性、正当性,分别从学者观点、国家主权、第三国权利、中立国家权利作阐述,同时对美英海外军事基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给予相应评价;论述了海外军事基地的设立与选择的法律规制,受到国际条约、多边条约、双边条约等法律文件的限制,应该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制,设立与选择均要适用合约原则与合法原则;论述了海外军事基地使用的法律问题,受到了法律和协定限制。论述了海外军事基地终结的法律方式,从军事基地协定争议、协定解除和争端解决,直到最后终结的过程。我们既看到国际法体系下国家利益博弈的利弊权衡,又看到法律对于调整国家竞争、权利争夺的有限作用。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军事基地具有重要的启示。不拘泥于“是否要建立”或“能否建立”等问题,而是另辟蹊径寻求海外军事基地的替代方案——构建中国战略港口。中国应该打破常规思维,不照搬英美等国家旗帜鲜明地部署海外军事基地作为刚性军事存在,而是以“创造性介入”思维,选择全球重要海上运输航运通道、海外利益攸关区和海洋敏感区域的重要港口,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法体系,通过中国与港口接收国以签订“战略港口协定”的法律制度安排,获得海外战略港口或阶段性或永久性的使用权、管理权甚至所有权,有理有节地将海外战略港口打造成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既可以作为柔性的军事存在,战时发挥“准军事基地”作用,也可以作为重要商业存在,平时发挥“商业港口”作用。既可以避免落入英美等国家在海外建设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的传统窠臼,也可以避开与现有强国的针锋对麦芒的激烈碰撞,又可以降低海洋国家对中国不断强大可能产生威胁的敏感性,还可以为中国节约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马晓云^[3]（2017）在《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疑欧主义”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震惊世界。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从“疑欧”到“脱欧”,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降低了英国加强与欧洲关系的压力,促使它去寻求新的国际介入。其次、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在防务领域,英国曾主导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基本原则是把它视为是北约的补充,加之该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成员国对防务能力承诺的投入不足,以及成员国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使英国的立场发生动摇。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的主导性战略是脱离介入。鉴于英国在欧洲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防务在“脱欧”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领域,英国国内对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在英国贸易份额中比例的下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地位的上升,同时,成员国地位阻碍了英国与欧盟之外国家和地区签订更自由的协定,使得这一争论更加突出。卡梅伦政府迫切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然而,欧债危机大大降低了英国对欧出口,加剧了英国银行业对欧投资的风险,尤其是危机突显的欧元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削弱了英国人对一体化的功利性支持,助长了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迫使卡梅伦对欧盟采取强硬的立场,使英欧分歧公开化。支持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是卡梅伦政府对欧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然而,TTIP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英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欧盟的离心力。在政治领域,英国一贯反对向欧盟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反对欧盟朝联邦制方向发展。卡梅伦政府强烈反对欧盟为应对危机而加强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欧盟向财政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与英国参与一体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欧盟新签订的“财政契约”使欧盟内的权力从“法德轴心”向“德法轴心”转变,英国陷入孤立,坚定了它寻求调整英欧关系的决心。另外,由于欧盟拒绝给予伦敦金融城以特别保护,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将必须接受欧盟不断趋紧的监管规则,例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威胁其金融业的利益,使它不得不考虑退出欧盟。重要的是,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并未缓解国内要求就欧盟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政治压力。否决欧盟修约成为英欧关系的分水岭。综合经济、政治两方面因素考量,欧债危机无疑是英国“脱欧”的导火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动因,而政治因素是重要的纽带。再次、基于对欧洲政策困境的认知,卡梅伦宣布将重新谈判英欧关系并举行“留/脱欧”全民公投。作为情势施动者,卡梅伦改变对欧政策传统旨在调和党内、党外和民众的诉求,缓和国内矛盾,稳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把“脱欧”作为筹码,迫使欧盟在英欧谈判中做出让步。随着英欧矛盾与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2016年2月,英欧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期间,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民众疑欧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倾向,尤其是难民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激起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成为民众选择“脱欧”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留欧”,然而,“脱欧”这一结果反映出政治精英阶层战略上的短视及其对国民情绪的误判,突显了在社会纬度,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形成的鸿沟,公投“脱欧”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反叛。从英国对欧政策的传统、历史、观念和情感等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可以理解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的目的不是要抛开欧盟,而是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是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的再次体现。从中、短期来看,“脱欧”这一政策后果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长远来讲,目前还难以对“脱欧”的利弊做出进一步的评判。至于英欧关系的未来,双方最终能否达成“英国模式”的安排,让我们拭目以待。

支继超^[4]（2016）在《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需要成熟理性的大国关系作为支撑,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也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环境。摒弃“冷战思维”,打破“国强必霸”逻辑,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和现实选择,也是中美两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大国责任。本文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模式,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面临的时代选择,论述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条件、基本原则和建构路径。第一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搭建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关系互动的学理性分析框架。论文对国际体系、体系大国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要素和主要影响;分析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大国角色和大国互动关系模式;通过分析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转型时期的大国互动,为研究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与分析方法。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主要呈现出三大基本态势,即世界权力的流散、系统效应的强化和体系混沌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挑战方面,体系结构的转型客观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体系规范的转型影响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竞合,体系文化的转型则凸显了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在机遇方面,国际体系转型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中美两国重新调整双方的发展战略,国际体系的治理则要求中美共同担负国际责任,为大国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第三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从利益、制度、共识三个视角论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在利益基础方面,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密切相互依赖的利益格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呈现逐步拓展的趋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动因。在制度基础方面,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两国政府间战略对话与合作机制,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对话机制。它们为中美两国开展对话和协商,消除分歧与争端,开展战略协调与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制度平台。在战略共识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选择,自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两国元首和高级官员逐渐凝聚起了共同经营的战略共识,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强大的观念动因。第四章,深入论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关系议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中美两国关照对方的国家利益,维护双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于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以及相互认同对方的大国地位。中美两国应当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的指导下,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冲突、不对抗;深化合作共赢的利益格局,夯实两国和平发展的利益基础;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防止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应当秉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原则,通过维护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为打造稳定优良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大国贡献。第五章,探讨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路径。首先,体系权力的全球性流散和系统效应的强化,要求摒弃传统的“国强必霸”理念,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制度合作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搭设了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中美有条件实现大国协调与合作;第三,通过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在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等理念上形成广泛的战略共识;第四,通过发展协同促进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进化”。在国际体系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课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责任。它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将造福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牛继承^[5]（2013）在《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全文共分6章。第一章就欧盟边境管理管理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和决策机制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第二至第五章从不同角度深入地分析研究了申根制度、外部边境管理制度的详细内容、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方法。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理论总结,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第一章首先提出欧盟边境管理内容主要是指人员出入境管理和外部边境管理,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后续研究明确了基础。随后,主要论述了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的构成问题。欧盟基本立法中认为成员国的国家边界分割了一的市场,进而提出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人员、服务与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开始到《里斯本条约》,欧盟边境管理内容从“签证、庇护、移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逐渐发展为建立欧盟的“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在申根协定并入《阿约》后,欧盟取消了成员国内部的边境检查,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正式诞生。欧盟法令是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2006年欧盟出台了《申根边境法令》等欧盟法令。这些法令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边境检查和边境监管两个方面,法令的及时性和灵活性完善了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当前,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签证和其他短期居留许可的共同政策、出入外部边境人员应接受检查事项、第三国国民半年内在欧盟不超过3个月的自由旅游条件、逐步建立一体化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所必需措施等问题上享有立法权。欧洲理事会负责确定欧盟边境管理问题的发展领域和发展方向,是欧盟边境管理的政治决策机构,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等机构负责相关的立法、法律解释等事项。第二章通过对申根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的法学分析,对欧盟人员出入境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申根制度从工人自由流动开始构建,在欧共体框架外由申根5国持续推动,从1985年《申根协定》到1990年《申根条约》,逐渐明确规定了边境检查、第三国民、边境口岸等基本法律概念,1990年《申根条约》第6条是申根制度的核心,即边境检查必须系统地进行,所有出入境人员必须接受检查。1999年申根一揽子协定并入了《阿约》,申根制度从一项政治制度转变为法律制度,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正式成形。随着内部边境检查的取消,警务合作成为申根区深化的主要问题之一,《普鲁姆条约》再次以政府间的方式推动了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基于申根信息系统和签证信息系统,边境管理人员依据《申根边境法令》、《边境管理实用手册》等欧盟法令得以以同一标准实施着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基于申根制度存在的缺陷,我们发现申根制度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制度,欧盟一直避免国家主权权力（利）对申根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操作性层面上不断地进行完善。第三章主要就外部边境监管问题展开论述。欧盟外部边界管理局是协调成员国进行外部边境监管的欧盟机构,而成员国是外部边境监管的主要执行主体。本章中通过对欧盟资深成员国德国、法国边境管理活动的分析说明,欧盟外部边境监管过程中,国家依然是绝对的主体。但是,欧盟外部边界管理局通过风险分析、承担训练工作、提供技术、操作支持和协助遣返等方式打破了成员国的国家垄断,积极地协调成员国间的外部边境监管联合行动。根据欧盟理事会第2007/2004/EC号条例,外部边界管理局仍需要在联合遣返、操作支持等问题上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第四章对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进行了整体性分析,根据《里斯本条约》提出的目标,欧盟将一体化边境管理作为其发展的政治目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体化边境管理相比,欧盟的一体化管理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在国际上,欧盟积极向邻国输出欧盟的边境管理标准；在欧盟内部,面临着整合26个成员国的艰巨任务。无论是管理人员培训问题、财政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一体化边境管理是欧盟联邦化或者国家化在欧盟边境管理问题上的直接反映。第五章对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的成因和特点进行了研究。欧盟边境管理具有多个主体,服务经济发展是该制度的重要特征。该制度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特殊情况,允许建立差异化的边境管理制度。该制度建立于紧密的国际合作基础之上,没有申根成员国的互相信任与合作,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就不会存在。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是建立单一市场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是内务与司法合作的成果。另外,欧盟海关制度的建设直接影响、带动了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是欧盟重新配置成员国边境管理制度的法律成果,从制度内容上看,该制度较好地协调统一了26个成员国的边境管理行为,一体化边境管理初具规模。但是,由于边境管理行为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区域,一体化边境管理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态势,同时,在保障人权等问题上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第六章对欧盟边境管理进行了深入地理论分析。欧盟的实践表明,边境管理的传统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边境管理的目标和功能已经呈现出多维化的发展态势。地区性组织共同依法进行管理成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建立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之上,实践证明,新边境管理制度能够便捷人员出入境和保障国家安全。借鉴欧盟的经验,本文指出应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一体化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对内进行管理体制的整合,对外积极建设与邻国间的一体化边境管理合作制度。同时,我国一体化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应尊重边境地区的历史惯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什么样的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最终是由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决定的,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依然是构建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最根本的出发点。

伍绍勤^[6]（2012）在《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角度全面回顾总结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历程、内容、成就、影响及启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指导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已显现出越加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的理论思维模式还是产生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二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忽略了战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加速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过度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强调了战争的紧迫性，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加以调整。从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和历程看，进入19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改变20世纪70年代的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在国内，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这就需要外交工作的积极配合，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国际上，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战场，内外交困，国力下降，在与美国争霸世界中力不从心，被迫调整内外政策；美国则反守为攻，咄咄逼人。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联美反苏，显然不利于国际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同时，在主观上，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对世情、国情的把握越来越熟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越来越成功。这些国际、国内，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推动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交理念的创新，具体又包括时代观、结盟观、开放观、外交目标、外交原则、领土冲突解决等方面。这个层面的调整最为深刻，影响也更加持久；二是在新外交理念指导下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的调整，具体又包括：中国调整了对美国、苏联、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美国适当拉开了距离，不再搞战略关系，中国还调整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国家的关系，与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关系。总而言之，这次调整是全方位的、多领域的。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次外交战略调整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得以成功应对80年代末国内风波造成的对中国国际处境的不利影响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国际形势动荡，迅速适应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而推进了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继续顺利作为、继续顺利发展。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制定具有诸多有益启示。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不墨守成规；要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转化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化解风险，管控热点问题，不断提高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国际局势的能力；要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同所有的国家都来往，广交朋友，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徐军华^[7]（2005）在《非法移民的法律控制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种人口跨国无序流动的非法移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给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被称作是一道世纪难题。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实施对非法移民的控制,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已经在各自领域内展开了法律行动。实践证明,控制非法移民不能单靠国家的单边行动,而应寻求国际合作以在国际法的框架内控制非法移民,并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才能控制继而消灭非法移民现象。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非法移民的严峻挑战,中国的相关国内法也需要改进和完善。 本文将从非法移民问题入手,然后分别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角度分析控制非法移民的现实途径,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在结构上,本文包括引言和正文两大部分,其中正文又分为四编,一共有九章。 引言 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研究非法移民法律控制的重要性,介绍了目前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程度,指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本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编 非法移民:世纪难题困扰世界各国 本部分包含一章,即非法移民概述。该章结合现有的相关国际移民理论详细分析了非法移民的概念和性质特征、手段和过程、历史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产生的原因以及危害后果。本章是问题的提出,为后文的分析和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第二编 非法移民:国内法律控制 在这一编里,文章对非法移民的国内法律控制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选择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现行控制非法移民的立法和执法进行分析和评价。文章指出国内法律控制不能适应非法移民跨国性的特点,国家必须走出单边法律控制机制,寻求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才是控制非法移民的理性选择。 第三编 非法移民:国际法律控制 在这一编中,文章从控制非法移民的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国际多边合作三种国际合作机制展开论述,分析了在现行控制非法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中的相关国际法问题。在每一种合作机制中,文章都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分析和论证。在双边合作机制中,选择了美国和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英国和意大利、英国和法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边合作;在区域合作机制中,选择了欧盟这一典型代表进行分析和论证;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中,文章主要选择了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在控制非法移民国际合作中的相关国际法问题进行论述。

全国人大代表团^[8]（2004）在《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文中研究说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应荷兰议会参众两院、冰岛议会、马耳他议会、奥地利国民议会邀请,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于2004年7月6日至18日先后对上述四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代表团成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

二、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2）海外军事基地国际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非法移民的法律控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海外军事基地国际法研究[D]. 范金林.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3]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D]. 马晓云. 南京大学, 2017(05)
• [4]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D]. 支继超. 吉林大学, 2016(03)
• [5]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研究[D]. 牛继承. 武汉大学, 2013(03)
• [6]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D]. 伍绍勤. 南开大学, 2012(06)
• [7]非法移民的法律控制问题研究[D]. 徐军华. 武汉大学, 2005(05)
• [8]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荷兰、冰岛、马耳他和奥地利四国情况的书面报告[J]. 全国人大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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