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英雄，何立碑

一、如此英雄 何立丰碑（论文文献综述）

倪恺祺^[1]（2021）在《姜朝皋戏曲剧作研究》文中提出姜朝皋是中国当代剧坛一位颇具创造力的戏曲剧作家,他的作品内蕴丰富、涵盖面广,既有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又有纷繁变幻的时代印记;既有对人生哲理的理性思辨,又有对英雄伟绩的深情讴歌,作品曾被十多种地方戏曲剧团搬上舞台,为新时期的戏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以姜朝皋创作的戏曲剧本作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不同阶段的创作历程的基础上,对其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戏剧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行研究。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其创作历程进行划分,以求把握作品的整体风貌;第二部分探讨剧作的主题,分析其作品中的主旋律思想内涵、人生及社会层面的开掘出的哲理性;第三部分探究其作品的艺术特征,包括道具线索的运用、现代戏与历史剧的改编策略、戏剧的语言以及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从中笔者得出,姜朝皋在戏剧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有很大突破;主旋律题材的主题内涵中集中表现对战争、革命的胜利的坚定守望,以及对新时代的人和社会的多维表现。此外,部分作品对人生与社会意义有着思想性开掘,一方面通过新旧时代的嬗变来折射人们的精神风貌,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在剧中设置两难的人生处境,让人物在个人选择中凸显崇高的价值,进而以小见大地将主题从个人层面上升社会层面,具有一定的隐喻与哲理性。在戏剧的艺术特征上,姜朝皋选用独特的道具线索贯穿全剧,达到多样化的表现效果;现代戏的改编策略重在主题与人物的提纯,而历史剧的改编则是凸显了视角的转变与历史人物形象的革新;戏剧语言呈现出一唱三叹、性格化的特征;他借鉴现代派艺术表现方法,在作品中别出心裁地运用荒诞、心灵外化、虚实结合等手法为作品增色。姜朝皋以积极进取的创作心态不断探索着戏曲的表现形式与内容,极大丰富了我国当代戏曲的创作。

刘畅^[2]（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邱丹^[3]（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表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邵晓峰^[4]（2020）在《为抗“疫”而塑的新时代艺术精神 中国美术馆国家主题美术创作组作品解析》文中认为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增添了全国人民抗"疫"必胜的信心。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以及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以团结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与看不见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他们以担当、责任、使命、信念、坚强、果敢、热忱、无私……谱写了庄严、洪亮的生命之歌,自塑了一尊尊令人感动、受人尊敬的光辉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全国美术家们积极响应而投身创作,全国美术馆界也及时行动起来共同为弘扬抗"疫"精神、获得战争胜利而努力,中国美术馆国家主题美术创作组迅速组织艺术家展开抗"疫"题材创作,"为抗‘疫’而塑——中国美术馆国家主题美术创作组作品选登"是向观众呈现的第一批成果。此次选登的雕塑作品,全部聚焦抗"疫"现实,凝练地记录了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战士们"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和崇高精神,塑造出一个个具有鲜明"在场感"和"当下感"的形象。

梁衡^[5]（2019）在《将军几死却永生》文中研究表明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和国的由来有多块奠基石,其中之一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诚如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所说:"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团结

刘钰娴^[6]（2019）在《赵翼咏史诗研究》文中认为赵翼是清代中期着名的诗人、史学家、诗论家。赵翼一生创作诗歌五千余首,其中有三百余首是咏史诗。赵翼热衷于咏史诗创作,一方面是由于他独特的游宦经历,另一方面也与其个人的勤学好读有关。赵翼的咏史诗有鲜明的创作特色:在思想性上集中表现在旧题新解和以古鉴今,在艺术呈现上主要有运典浑融、叙事详赡、结构巧妙、用语奇谐等特点。赵翼咏史诗之所以形成如此鲜明的创作特色,主要与其诗人史家的双重视角、游宦的丰富经历以及深受的儒学影响有关。赵翼咏史诗的创作水准整体较高,具有学术、思想、文学史的多重价值。赵翼的咏史诗中常穿插对史事的注述,多有新探以补史缺,具有学术价值;其在咏史诗创作上则具有经世致用、个性化的历史解释等思想价值。赵翼在咏史诗创作上,结合自身所长积极创变,避免落入咏史拟作的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通过自然晓畅的语言表达、精妙的意象选取和结构设计,在厚重学识与灵动诗思间获得了较好平衡。赵翼的咏史诗创作很好地实践了其创新、自然的诗学理念,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同代咏史诗理论认识与创作实践的不足,对于清代咏史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赵翼咏史诗总体呈现出精巧的立意构思,用心的结构剪裁,雄厚的学识品格,质朴自然的语言表达等艺术特征,在思想、艺术与品德间获得最佳的组合效果,具有思想艺术多方面的贡献和价值,是真正能立于后世的“可传之稿”。

牟英杰^[7]（2019）在《1990年代中国话剧民族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话剧民族化问题由来已久,名噪三度而未有定论,理论的持续乏力使得该话题陷入长坐冷板凳、居于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中国话剧民族化进程是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合力发展融过程与目标于一体的永续发展过程,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应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而在1990年代的话剧转型期,民族化具体体现为多元化的特征。在经历从不自觉到自觉探索的民族化进程中,尽管理论的构建在逐步完善,但在1990年代,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却愈发严重。中国话剧民族化实质上始终面临着的来自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来自欣赏主体的民间认同危机,在1990年代也并未解决。中国话剧民族化问题研究于1990年代伊始被拦腰截断,面对新时期乃至新世纪的话剧生态,话剧民族化理论根本动摇甚至止步于此。戏剧理论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方向的认知也陷入了一片迷茫,这种焦虑与无措错误地给1990年代中国话剧扣上“暗淡”“平庸”“黑暗”的骂名。1990年代中国话剧民族化进程固然有其困苦境遇,但依然有较大的艺术斩获,具体而言,它实现了内容的现实主义转向,它重视个人生活、个体生命的探索,善用新题材快速对时局作出反应,体裁上呈现正剧向喜剧偏移的趋势。同时,在舞台技术手段、舞台形式、观演关系的处理上也充分表明了其在形式上的多样化探索。我们也要看到,话剧民族化正遭遇着探索的同质化与消解过程,如题材、情节的应景重合、艺术手法的普遍借鉴,承受着商业化冲击和文学性弱化带来的双重消解。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的话剧民族化保留着七八十年代戏剧狂飙的余续,也受制于多方因素不可避免地开始收敛。主旋律戏剧、商业戏剧、先锋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并非一文不值,这是中国话剧民族化多元化趋向的全面开拓,它主动而又被动地经历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流,迫切地寻求着合理的商业语法与准则,也试图探索话剧大众化的可能。

闫娜^[8]（2019）在《“文革”时期（1966-1977）山水画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革”山水画是新中国“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对激发群众的热情、鼓舞斗志和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代新形势、新内容、新观点和主流审美,需要画家创作也应随时代,山水画家围绕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城乡、新建设、新山河、新诗意和新圣地这些主题进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面貌、新气象、新风尚。虽然画家从不同题材,不同角度,不同内容进行创作,但核心观点具有一致性,都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出发点,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反映时代政治主题和社会精神风貌。艺术应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文革山水画创作,艺术家需对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文化自由与派生自由等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艺术创作要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二为方向”与“两结合”,要求题材和内容要反映客观现实,要求画家走向基层群众,反映人民生活,反对形而上的表现。其创作观念和创作技法独具特色,选材和创意要与政治导向保持一致,画家选材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品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城乡建设、工农业建设和文化艺术建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体现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体现出人们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作品主题鲜明,内容积极,体现了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政治的和谐统一,同时也体现出“文革”时期山水画的精神内涵和社会价值。山水画和人物画相比,政治色彩没有那么浓重,山水画表现主要是以山水为主体,山水画创作在保持政治主题性的同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特点,一方面又对传统笔墨程式进行改造,以适应政治性、社会化与艺术性的相对统一,出现了所谓“红色山水画”。通过山水画来反映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状况,是这个时期山水画的总体创作特色。“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政治需求限定了画家的创作范围,包括题材、内容、技法,甚至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动机,都要进行改造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的创作模式,虽然突出了文艺的政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但使作品的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大大减弱,出现虚假和浮夸的现实主义、伪浪漫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这是“文革”绘画包括山水画的主要特征。

饶红红^[9]（2018）在《新大陆拓殖传奇下的性别探索 ——以考琳·麦卡洛《摩根的旅程》、《呼唤》、《荆棘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选取考琳·麦卡洛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摩根的旅程》、《呼唤》、《荆棘鸟》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和文献研究的方式,用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性别气质理论来解读其在二十世纪后半段之后重拾澳大利亚这段殖民历程,书写这些新版本的新大陆叙事潜伏下的性别议题。希望通过探索作家笔下出现的传统性别气质建构、颠覆、重构现象,来探讨作家对构建女性主体和新的性别气质,实现两性和谐共生所做的努力。本论文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考琳·麦卡洛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对《摩根的旅程》、《呼唤》、《荆棘鸟》这三部作品进行简单的介绍。在对三部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后,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对考琳·麦卡洛的研究多是以期刊论文、采访记录、宣传性资料以及硕士论文为主,因而相对于考琳·麦卡洛的国际影响力和创作的丰富性而言,目前国内外对考琳·麦卡洛的研究成果是比较缺失的。本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考琳·麦卡洛在二十世纪较后时段重拾这段故事,一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澳大利亚文学的世界化,另一方面,她书写了在男性史诗背后潜藏的新的性别议题,让我们看到造成两性悲剧的根源,并为实现两性新和谐找到出路。第一章笔者结合文本作品,通过分析英雄主义与男权主义合谋下孕育的人物:摩根和亚历山大,男性权威家长代表人物:帕迪和鲍勃,以及在传统性别规训下自我内化的女性形象,揭示出作家对传统性别气质的批判。第二章通过对文本中传统性别气质断裂的探究,梳理出男性社会的规训不仅对女性造成伤害,同时也给男性带来伤害,并归纳出男女两性传统悲剧的根源在于男权社会普遍认同的传统性别气质。并通过研究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同性恋人本压抑之苦,表达出作家对同性恋者的同情,说明两性真正的解放除了异性恋合法外,同性恋、双性恋的合法性也是其中应有之义,体现出作家的人本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第三章通过探究作家笔下理想的男性、女性人物,得出作家解构传统性别气质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双性化的性别气质,这样一种气质也正是作家为两性和谐相处和建构女性的主体找到的道路。第四章分别从历史意义、创作心理学、女性主义研究这三个方面对考琳·麦卡洛性别探索的意义进行总结:一是为我们研究那个年代澳大利亚人们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历史画卷;二是通过探究作家的家庭创伤经历为我们揭示了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原因,也为创作心理学研究提供有效案例;三是揭示出传统性别规训是造成两性不和谐的根源,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思维,实现去性别化是走向两性的新和谐的道路之一。结语部分对论文整体写作情况进行总结,阐明论文结论:一方面,考琳·麦卡洛为近现代拓殖史诗和开发传奇增加了一个精彩的澳大利亚版本,借助这个题材,她成功地把澳大利亚的色彩和热力带进了世界文学的审美版图。另一方面,通过对拓殖过程中潜伏的性别议题的书写,得出传统性别气质是造成两性悲剧的根源,只有两性重建自身性别气质,跨越界限,才能走向新的和谐之路。

刘宁^[10]（2018）在《尹湛纳希小说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文学传播学为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体系及相应的学科方法,同时配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用大量的参考文献以及相应的跨学科知识和理论,对尹湛纳希小说传播这一特定的文学传播学现象进行系统地研究。在具体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考察分析研究了《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等尹湛纳希的三部着名小说的传播。论文梳理尹湛纳希小说传播的过程,归纳该过程所体现的传播特点,分析概括该过程与文学发展有关的价值。在揭示出一定的文学传播学规律的同时,推进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国内外的发展,为加快文学传播学的相关学术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论文主体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介绍了尹湛纳希小说传播研究的现状、选题意义及思路方法等,对当前国内外关于尹湛纳希及其几部小说作品的研究情况分门别类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以尹湛纳希的传播倾向为切入点,对尹湛纳希在创作三部小说过程中体现出的传播倾向进行阐述及说明。此部分内容的传播方向是由内到外的,是作者本人对外部进行传播。其主要包括追踪大家与模仿名着、依托民族英雄和立足民族传统弘扬三部分。第三部分对尹湛纳希小说的三种不同传播方式进行归纳梳理、分析与解读。首先是对《青史演义》和《一层楼》《泣红亭》等作品的编辑出版与翻译情况进行归纳阐述,其次是分析国内外学界对于三部小说作品的研究评论所形成的学术传播,最后是概述国内关于尹湛纳希及其作品的文化表演形式。此部分内容是在外部传播形式上对尹湛纳希小说进行论述。第四部分以尹湛纳希本人的传播主观自觉性和作品所体现蒙汉文化交流特点、民族情感等为主要内容阐述尹湛纳希小说的传播特点。论述从尹湛纳希作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传播与实践出发,对其内容层面的文化交流性与民族性进阐释,揭示了尹湛纳希的小说作为传播的媒介而言所具有的特点。第五部分是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概括该过程与文学发展有关的价值,亦即尹湛纳希小说传播的多层次意义。主要有:弘扬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了经典的民族人物形象与可贵的性格品质,从而增强了凝聚力,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进步。

二、如此英雄 何立丰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此英雄 何立丰碑（论文提纲范文）

（1）姜朝皋戏曲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4）为抗“疫”而塑的新时代艺术精神 中国美术馆国家主题美术创作组作品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6）赵翼咏史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90年代中国话剧民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革”时期（1966-1977）山水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大陆拓殖传奇下的性别探索 ——以考琳·麦卡洛《摩根的旅程》、《呼唤》、《荆棘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尹湛纳希小说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如此英雄 何立丰碑（论文参考文献）

• [1]姜朝皋戏曲剧作研究[D]. 倪恺祺.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3]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4]为抗“疫”而塑的新时代艺术精神 中国美术馆国家主题美术创作组作品解析[J]. 邵晓峰. 美术大观, 2020(02)
• [5]将军几死却永生[J]. 梁衡.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19(09)
• [6]赵翼咏史诗研究[D]. 刘钰娴. 河南大学, 2019(01)
• [7]1990年代中国话剧民族化研究[D]. 牟英杰. 华侨大学, 2019(01)
• [8]“文革”时期（1966-1977）山水画创作研究[D]. 闫娜. 曲阜师范大学, 2019(12)
• [9]新大陆拓殖传奇下的性别探索 ——以考琳·麦卡洛《摩根的旅程》、《呼唤》、《荆棘鸟》为例[D]. 饶红红. 深圳大学, 2018(07)
• [10]尹湛纳希小说传播研究[D]. 刘宁. 沈阳师范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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