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票可以继承,手续如何办理?（论文文献综述）
杨超[1]（2021）在《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托源起于英国,但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财富传承功能被世界各国所移植发扬。而信托之于我国,不仅是一种“舶来品”,更是在特定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从1979年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以来,信托行业风雨四十余载。发展至今,历经数次清理整顿,其中曲折自不必说。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颁布施行,随后的“一法两规”格局逐渐形成,标志着我国信托业已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法制时代。伴随着政策利好的支持,我国信托行业也顺利跻身金融业四大支柱。之后,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下,信托业开始寻求业务转型创新,家族信托凭借其本源功能和灵活运作顺势而生,成为信托界的新起之秀。家族信托起源于英国的一种古老的土地赠与制度,发展至今已经历了数世纪的沉淀洗礼,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领域,其历史源远流长。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社会财富得到了空前的积累,私人财富数量随之攀升,高净值人群规模不断扩充,由此带来的私人财富管理需求愈来愈多。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金融工具经历了一个推陈出新,更迭进步的发展过程。大浪淘沙,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财富管理服务”为目的的家族信托最终脱颖而出。我国家族信托起步较晚,从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我国首单家族信托产品至今尚不足十年。与市场上种类繁复的理财工具相比,家族信托具有运作结构灵活、保障财产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等较强优势,因此受到高净值人群的青睐。在我国,尽管家族信托拥有数量可观的受众群体,但它的“扎根之路”并不顺畅。最初,我国信托行业对于家族信托存在认知偏差,普遍认为家族信托只是一种新型的投资理财工具,所以最初盛行的均是诸如“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类的标准化信托产品,这与家族信托的本源功能背道而驰。随之而来的产品混乱、监管无力等问题让家族信托的发展一度凝滞。为避免家族信托落入被曲解本源功能的窠臼,让家族信托的功能还本复原,解决我国当下正面临的制度缺失困境便成为首要任务。囿于我国家族信托配套法律制度的缺失,家族信托的实践操作也如“水上浮油”一般,欲打破这一桎梏,势必要完善家族信托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机制,让家族信托在我国真正地实现落地生根。2018年,银保监会颁布的《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成为我国首个明确阐述家族信托定义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首次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对家族信托的内涵进行界定。这是我国家族信托发展史上里程碑式定义,它值得肯定。但家族信托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仍需细化和完善,许多实践中的问题还需时日加以解决。此时,我们需要依托家族信托的实践操作,完善家族信托背后的理论支撑,重塑其配套法律规范。家族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信托财产,而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在移植信托制度之时,由于英美信托法中的“双重所有权”理论无法与我国固有的“一物一权原则”相融合而没有被一并引入,于是自信托制度在我国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信托财产归属之争。另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未明确区分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民事信托的表达即为family trust（或private trust）,但各国在移植信托制度的过程中普遍将其异化为商事信托引入本国,这也使家族信托在各国的发展面临层层阻碍。此外,受托人是家族信托法律关系中的核心主体之一,受托人能否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尽忠职守是家族信托业务赖以存续的基石,是以,英美法一直以信义义作为约束和规范受托人的行为的标尺。但我国始终只在理论层面解析信义义务,具体的法律条文散见于数个法律规定之中,并未形成系统化的、完整的信义义务规范体系。除此之外,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尚不健全。信托登记制度是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保障,信托财产的交易安全仰赖于完备的信托登记制度。尽管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但信托登记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许多登记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尚未可知,这也是我国当前法律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部门提出“探索家族财富管理”的指导方向,我国家族信托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导向:突出家族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从生前信托到遗嘱信托;股权家族信托驶入信托蓝海。在探索家族信托新面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蕴含其中的发展障碍和制度困境,文中就发展中的困境及成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作为信托制度项下的家族信托在国外发展得较早,因此,国外已具备相对成熟的家族信托法律理论和制度规范,但我国家族信托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其价值功能、设计架构和法律基础仍需不断完善。因此,适当借鉴国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家族信托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可行性进路。
齐云凤[2]（2021）在《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财富的保障和传承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平稳有序的过程,面对这一难题,信托制度孕育而生。信托制度是一项具有稳定性、灵活性、安全性的优秀财产制度,可以集财产管理、风险规避、资产管理等多项功能于一身。随着信托业的发展,投资类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类业务渐渐取代融资类业务,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在家族信托如火如荼的开展时,股权作为财产权在价值、规模上具有天然优势,受到各金融机构的青睐。股权家族信托在我国境内尚处初始阶段,尽管有很大的市场,但是目前境内开展股权家族信托还是有一些制度障碍,制度的构建明显滞后于信托项目的创新发展,且尚未有明确、特定的制度对股权家族信托进行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设立股权家族信托在操作中的难点,主要有股权家族信托在法律适用上的难点、受托人的法律责任、信托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信托的登记问题、股权家族信托产生的征税问题等。在境内设立与发展股权家族信托虽困难重重,但还是在法律、经济和组织上具有可行性。在法律上,我国有《信托法》、《民法典》、《公司法》等为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提供依据和保障;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一直是“行稳致远”,平安银行私人银行和福布斯中国发布了一份《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该白皮书显示中国富豪的总财富量已经达到了14.1万亿人民币,而一年前同时期的总财富值为9.1万亿人民币;在组织上,全国68家信托公司中,已有36家开展了家族信托业务,头部信托公司也都发行了股权家族信托产品,并且家族信托办公室也在兴起,私人银行、第三方财富机构等纷纷开始开辟股权家族信托这片“蓝海”。对于构建我国公司股权信托的路径,本文分析了公司股权设立信托的两种路径架构,即“资金+SPV”模式和“股权+SPV”模式,虽然目前国内的股权家族信托用的都是“资金+SPV”模式,但是“股权+SPV”模式有着其自身的优势,如果没有制度阻碍,会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结构。信托中的财产登记制度一直都是我国发展股权家族信托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我国的股权作为财产权由委托人委托给受托人时,是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登记,使得财产权形式的信托财产归属不明确。因此,急需建立一个新的非交易性股权过户登记制度,或者完善当前的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职能,使其承担财产权登记任务。本文认为信托财产的登记可以采用“信托财产分散登记模式”或“信托财产统一等级模式”。目前的税收制度对股权家族信托的发展也有阻碍,委托人将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用意,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家族的稳定传承,信托项目清算后,公司的股权一般原状分配给委托人或受益人,受托人并不最终持有该股权,设立该信托的意图也不是转让企业股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般会增收转让股权的税费,这会造成此类信托设立的成本增加。当一个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财产,这有利于对委托人及受益人信息的保护,但是也存在受托人损害到委托人及受益人利益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受托人对信托项目中的信息严格谨慎的披露,减少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在当前信托业严监管、速转型的环境下,回归家族信托本源业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股权家族信托出现“叫好不叫座”、“利润薄”的局面,使得客户需求虽旺盛,产品规模难扩大。因此,解决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痛点”,完善信托计划设立的路径,是具有理论意义与实务价值的举措。
廖颖恺[3]（2020）在《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借名登记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及实务认为系“当事人约定,一方（借名人）经他方（出名人）同意,就属于一方现在或将来之财产（借名财产）,以他方名义,登记为所有权人或其它权利人,但借名财产之实际管理、使用、收益与处分仍由一方自行为之的法律行为”,至于借名财产则包括土地、房屋、船舶、航空器、车辆、股票、存款账户、公司负责人等,此于刑事法律关系中亦多有援用。在民事法律关系中,通说认为借名登记行为性质上为劳务契约,法律效果应类推适用委任契约之规定。借名登记行为之发生,是基于当事人实际需要而创设,并经由实务不断累积之案件事实,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交易型态,早期学说及实务见解多以“脱法行为理论”与“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之消极信托”作为借名登记行为是否有效之判断依据,近期学说及实务则变更见解,从个案中具体判断借名登记行为之内容,认为若无违反强制、禁止规定或公序良俗,且原因正当之前提下,依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原则,即赋予借名登记行为法律上效力。借名登记行为之效力,可区分为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内部效力系指借名人与出名人间权利义务关系,亦即于借名关系存续期间,借名人负有将借名财产以出名人名义登记之义务;出名人则负有出借名义供借名人登记,并不得干涉借名人管理、使用、收益与处分借名财产,且于借名关系终止或消灭后,负有将登记名义返还之义务,若有违反,则借名人得请求出名人返还借名财产或损害赔偿。外部效力则指出名人将借名财产处分予第三人时之效力,最新实务见解基于登记名义具有公示力与公信力、保障第三人之信赖及维护交易安全而采有权处分说,即不论第三人是否恶意,均认为出名人之处分行为有效,此时,借名人仅得请求出名人损害赔偿。相较于借名登记行为在民事上系通过回复原状或金钱填补损害之方式,恢复私人间之权利义务关系,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中产生的价値或利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则较为广泛,亦即,借名登记行为若有侵害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法律上利益者,刑法即介入施以刑罚。也就是说,纵使借名登记行为在民事上被赋予法律上效力,仍不得侵害刑事法律保护之利益。例如出名人未经借名人同意将借名财产移转登记予第三人,因民事上采有权处分说之结果,不论第三人是否恶意,均取得借名财产之所有权,且无庸负担民事责任;然而,在刑事上,第三人若属恶意,即明知借名财产实质所有权人为借名人时,第三人可能与违背任务之出名人成立背信罪之共同正犯,应负担刑事责任。由此可知,由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性质不同,二者在成立标准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即便当事人之行为在民事上无庸负担民事责任,在刑事上仍可能因侵害刑法所保护之利益而受处罚,可见在刑法保护法益的角度上,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似较为周全。近年来,因借名登记行为在民事上日益发展,行为人常自恃该行为为法律所允许,而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作为犯罪之手段,实务曾出现之犯罪包括侵害个人法益的背信罪、侵占罪、诈欺罪、侵害社会法益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伪造文书罪、填载不实会计凭证罪、侵害国家法益的逃漏税捐罪、洗钱罪、诈术投标罪及借牌投标罪等,然借名登记行为不应在民事体制下毫无限制任其发展、更不应容任行为人利用借名登记行为作为犯罪工具,基于规范国民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保护法益、预防犯罪、保障自由人权之刑法机能,实有必要对于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予以刑法规制。由于借名登记行为盛行于华人地区,欧美国家并无整体刑事立法,于参酌、比较国内外立法规范时,仅临近韩国有不动产登记实名法及我国台湾地区各种法规,其他国家则系基于国际协议之要求,着重于规范洗钱行为的防治与处罚,例如日本犯罪收益移转防止法、德国刑法、美国众议院2019年企业透明度法案等。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借名登记行为发展类似,惟二者对于借名登记行为之态度却大相径庭,前者要求真实权利者须实名登记,明文禁止借名登记行为,若有违反则对借名人或出名人科以“名义信托罪”之处罚,后者则基于尊重私法自治及契约自由原则之思维,而宽认借名登记行为之效力,仅依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之样态来判断应成立何种犯罪。因此,通过各国（地区）立法规范之观察,参酌我国台湾地区法令实务的现状,应可成为我国大陆以刑法规制借名登记行为的借鉴。在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刑法规制上,笔者见解认为,对于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实施犯罪者,应依照犯罪行为之样态（或类型）,参酌本文所提各该罪名成立之要件界限,科以所犯罪名的刑罚。例如,在出名人处分或拒绝返还借名财产可能成立背信罪之类型中,其要件界限应以出名人之行为有无影响借名人就借名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稳固而定。其论理过程为,于“借名登记法律关系存续期间,为借名人持续担任借名财产之登记名义人,使借名人能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借名财产,并于借名登记契约终止或消灭时,确保借名人就借名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稳固”,应属出名人为借名人处理事务之范围;若出名人于借名登记法律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处分借名财产,或于借名登记法律关系终止或消灭时,积极以实质权利人自居,拒绝返还借名财产,客观上已使“借名人就借名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稳固”之事实产生变动,难认其无违背任务之行为,应成立背信罪嫌。滥用借名登记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后,仍有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令之正当行为等阻却违法事由的可能,例如,借名人或出名人遇有借名财产遭受现在不法之侵害行为,得为避免自己或他人权利或利益受侵害,对于加害人为适当、必要之防卫行为。然而,须加以辨明者,若借名人与出名人就借名财产之买卖,系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以假买卖之不实事项向地政机关申办登记,自不能主张系依法令之信托让与行为而阻却违法。至于业务上之正当行为、得被害人承诺与推定之承诺等,本文认为借名人或出名人并无可主张得该事由而阻却违法之情形。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之借名人或出名人应否负担刑事责任,以有无责任能力、是否欠缺不法意识、有无期待可能性加以判断。在责任能力部分,仍以年龄及精神状态为准。在欠缺不法意识部分,应依行为人标准观察,若无“有正当理由而无法避免”之情形,即不得主张欠缺不法意识而免除刑事责任。在期待可能性部分,应以借名人或出名人于实施行为时的客观现实状况,是否有不得不为之事实或规范等压迫情境与心理,有无当为、须为且无其它合法方式可为之情况作为参考基准,若无法期待借名人或出名人实施适法行为时,就不能对借名人或出名人行为加以非难,而无从要求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滥用借名登记行为,除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伪造私文书罪、填载不实会计凭证罪、逃漏税捐罪不处罚未遂犯外,其余各项犯罪,均有成立未遂犯之情形,至于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各种犯罪之共同正犯部分,原则上,仍应以行为人间是否有成立犯罪之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予以判断,但仍应注意特别规定,例如税捐稽征法第43条系对于逃漏税捐之教唆或帮助行为特设之专条,为独立之处罚规定,故出名人担任公司名义负责人,使借名人得以利用该公司名义帮助他人逃漏税捐,借名人与出名人应构成帮助逃漏税捐罪之共同正犯。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仍有可能成立教唆或帮助犯,惟仍应依具体事实判断应否成立共同正犯。
张茜茜[4]（2019）在《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时期,作为调剂社会经济,扶助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近代银行在此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商业银行主要围绕存款、放款及投资三大业务,充分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加速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巩固了银行自身的实力,而且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口金城银行作为金城银行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从创设之始即秉承总行放款业务的方针与原则,面向工矿企业、商业、个人及军政机关等放款。总的来看,商业性放款一直是汉口金城银行放款业务之大宗。金城银行向来注重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始终将放款的稳妥性放在第一位,对各项放款种类、金额及对象的选择严格把关,保持稳健审慎的态度,以求高效、灵活、稳妥地运用资金。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及后续事态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的遇到欠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围绕着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刘子敬作为汉口富商,其名下产业及经营实业均须大量周转资金,银行作为资本流通的中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刘子敬借贷的对象。汉口金城银行作为汉市着名的商业银行之一,面对汉市工商业广泛开展放款业务,对刘子敬的放款即为其众多放款对象之一。然而由于刘子敬的破产及突然病逝,导致汉口金城银行多次陷入巨大的债务纠纷之中。在这些债务纠纷当中,不仅涉及抵押品产权的争夺,而且涉及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债权争夺,众多利益纠葛穿插其中,使纠纷难以调和。在此种情况下,汉口金城银行与债务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司法交涉与诉讼,以期达到维护债权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的诉求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满足,诉讼双方最终又回复到以和解的方式调停纠纷。本文以刘子敬借款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呈现汉口金城银行历次纠纷案件发展的全过程,阐释该银行在面对风险损失时的应对与处理机制,以此透视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债务纠纷的双方处理纠纷的模式以及经济纠纷背后的法律制度现象,进而探讨商事习惯、习俗与法律制度在调停纠纷中的相互作用。
谈笑[5]（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王小丹[6]（2018）在《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清代到民国,我国矿业法制历经了多个发展阶段,由传统矿业管理转变为近代矿业法制。矿业权是矿业法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国家对矿业权的规范,实质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一种利益分配。研究“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矿业法制变迁的社会图景,还能够为探究当今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发展提供必要的“前见”。通过对清中前期采矿权以及清末、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矿业权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动态运行的分析,本文试图探究两个问题:我国传统采矿权是如何转变为近代矿业权的?移植于西方的矿业权规范是如何与中国本土矿业传统发生冲突与碰撞,而中国又是如何将其内化,使其逐渐生长,最终形成本国近代矿业权制度的?清中前期,国家尚未颁布统一的矿业法规,仅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的采矿规定。此时,国家采矿规定界定“禁采区”,并确定“本地人采本地矿”。对于官地,采矿者必须持有官方所颁发的照票开采;对于民地,除了国家垄断经营的矿种外,“悉听地主自采”。此外,官方对“私采”和“外地矿徒越境采矿”这两类违规采矿行为进行了监督与规制。百余份巴县煤山出佃约和门头沟煤窑合同反映出矿业契约是民间重要的采矿权规范。巴县煤山出佃约可视为山主签发的采矿权凭证。门头沟煤窑合同约定矿商与地主合伙采矿,采矿权并未发生转移。采矿权依附于土地业权,“土地扫卖,采矿权随之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矿地山主将地下煤炭采矿权独立出佃,自己则保留地上耕作权,这为日后的地矿分离奠定了基础。当时主要有矿商与矿地土人、矿商与矿地山主、矿地土人之间三类采矿权纠纷。清季,清廷吸收了西方矿业法律的经验,先后颁布了多部矿务章程。《矿务暂行章程三十八条》最早设置矿业权,确立了矿业权法定原则,划分了探矿权与采矿权。1907年《大清国矿务正章》所设矿业权规范初具成果,将矿地权利划分为归于地主的地面权利和归于国家的地腹权利,构建了地矿分离的法理基础;还创制了矿业权之优先权。爬梳《矿务档》所载多份华洋办矿章程和华商办矿合同,我们可以了解清末矿业权的实施情况。这些章程和合同不仅具有合约的性质,是特定矿业公司办矿的依据;还由于它们经过中国官方的认可,其中一些规范逐渐演进,最终形成了“本土化”的一些矿业权规则:明确矿业权期限、缩小地主矿地地权、确立排他性的矿业权、保护矿地先经开采者权益和雇佣矿地土人采矿。有的章程或合同在国家矿章颁布之前,有的在国家矿章颁布之后,因此矿业权实施与国家立法之间出现了有趣的交织。北京政府时期,官方比较重视发展矿业,设立了专门的矿业部门。农商部制定的《矿业条例》确立了矿业权基本法律制度,《小矿业条例》对传统的小窑小矿进行了合法化引导。针对各地矿业实务部门和普通民众对矿业权规范的疑问,农矿部进行了解释和澄清。为了矿地土人的生计,矿业行政机关对土人私采给予暂时的宽容,逐渐引导其依法呈请矿业权。当矿业权人采矿受到矿地土人、矿棍或土匪侵害时,得到了一定的官方保护。大理院处理矿业权纠纷时,试图将矿业权从地主土地业权中剥离,扭转民众“地矿一体”的固有观念,通过判决强化“矿业权法定”。平政院处理矿业权纠纷时,细化了矿业权之优先权的认定标准,具化了矿业权禁采区的范围,还深化了矿业权人权利的保护。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南京国民政府构筑的矿业权制度,为矿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法制平台。1930年《矿业法》不但明确了矿业权采取国有主义,地矿分离,即使身为矿地地主,“非依法取得矿业权,不得探采”;而且确定呈请在先者取得矿业权之优先权,矿地地主不能再凭借矿地业权而要求优先取得矿业权。在《矿业法》的推行中,实业部、经济部先后对矿业权规范进行了行政解释,例如澄清“地主无批准矿业权之权”,具化“矿业权之优先权的时间标准”,阐释“矿业用地”的概念,加强了矿业权规范的精确性和适用性。矿业主管机关在审核矿业权时,侧重于排除地主干扰,进一步实现矿业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在矿业权保护层面,重点打击私采与盗采,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矿业权人的保护请求;在处理矿业权纠纷时兼顾采矿利益与矿地民生,尽量调合矿业权人和矿地土人的关系。行政法院虽处理的矿业权案件不多,但补充了矿业权之优先权的规则,澄清了矿业权审核中的疑义。清季以来,矿产资源的社会需求猛增,亟需国家构建适宜的矿业权制度。矿业发展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这就必须打破“本地人开本地矿”对外地资本与技术流入矿地的限制。新兴资本家投资矿业也迫切希望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近代矿业权变迁主要源于四个方面。西学东渐让中国有机会从已有的西方矿产产权制度中选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矿业权制度。矿业技术的显着提高,对采矿权的分配与规制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要求。矿产社会价值的提升促使国家对矿地使用和矿产开采作出适宜的制度安排。兴矿富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如何规范采矿权的期限、范围及取得,如何限制外国人投资我国矿业,都有待于国家颁行适宜的矿业权规范。通过对清中前期矿业契约、清末《矿务档》以及民国时期的矿业杂志、政府公报等史料的分析与整合,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矿业权变迁的规律:“地矿一体”的采矿权转变为“地矿分离”的矿业权;矿业权主体逐渐突破“矿地本地人”的籍贯限制;矿业权准入担保由人的担保转变为物的担保;矿业纠纷的处理从不甚规范到规范有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法缺乏对矿产权属关系的界定,涉及采矿的立法缺乏体系性,且采矿权安排存在着一些弊病。国家禁止外地商人到矿地采矿,容易造成事实上的矿地闲置。矿地山主与矿商对矿地“一地一议价”,交易成本非常高。采矿纠纷多由纠纷双方私下解决,其公平性和有效性难以保障,有时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流血冲突。矿业生产秩序和矿商人身安全也得不到充分保护。民间矿业产权主要由采矿权习惯规则调整,但是一些习惯规则存在着局限性,影响了矿业的发展壮大。政府是近代矿业权变迁的主导者。立法机关先后仿照西法颁行了多部矿业法律,让矿业权运行有法可依。行政机关通过解释,弥补了矿业权规范中的缺漏,明确了矿业权管理的操作规范。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矿业管理机构,还构建诉愿和行政诉讼程序,规范了矿业权纠纷的处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矿业权纠纷的裁决,进一步厘清矿业权法律关系。近代矿业权的变迁攻克了多重的障碍,促进了矿业开发自由。矿业立法不但将全国矿产归于国有,使国家掌握了授予采矿资格的权力,矿商采矿不再受制于山主;而且打破采矿的籍贯限制,不再限于“矿地本地人”。矿业权人与矿地山主、矿地土人的矛盾开始依据矿业法律化解。矿商采矿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减少了私力救济之流血冲突。这样,移植而来的矿业权规范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矿业产权结构,生成了“中国化”的矿业权制度。近代矿业权变迁优化了矿业产权结构。矿商、矿地山主、矿地土人和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更高效益的利益格局。矿业法律确定矿地山主能够获得矿地租金及损害补偿,由官方提供政府指导价,这降低了山主与矿商的议价成本,使得山主收益增加。矿业权之优先权的设置是一种矿业开发竞争机制,使矿商们力争“最先呈请”某地域某矿种的矿业权,提高了矿地开发的效率。矿地土人不但能够被矿业公司雇佣,而且还享有一定的采矿红利和地方公共福利,其利益得到整体性提升。国家获得可观的税收,且矿业拉动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外方的干扰,地方割据破坏矿业规范的统一适用以及矿业权规范自身的不成熟,近代矿业权规范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不宜做过高的评价。
李光荣,高传捷,王力,王宏,李青云[7]（2018）在《分报告五:关于建立我国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制度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是指委托人以企业股权、家庭资产为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实现财产管理、事业传承、保险保障、节税避税、子女教育、亲属关怀、公益慈善的财产管理活动。委托人一般指有传承需求、有一定资产、企业股权等家族财富的机构或和个人;受托人是营业信托、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受益人通常是家族事业与财产的继承人。在欧美国家,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已使家族企业实现了数十年、上百年以至几百年的稳定、健康经营,是一种重要的家业传承方式。当代中国,有传承需求的家族企业以民营制造业企业居多,它们的健康持续经营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同时,公益慈善通常也列为家族传承信托中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制度对信托产业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家族企业的传承概念。家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家族企业传承是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三权合一的财富转移,但同时包含了诸多重要的社会元素,是企业家多年经营过程中言传身教的精神传承,是我国代际交接过程中企业精神的传承。继任者成为企业的管理人给企业的冲击对企业、社会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功的家族企业事业传承对个人、企业、社会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我国家业传承中,人们习惯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子承父业;在海外,信托方式传承已成为与传统传承并行的制度选择。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开展传承信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家族企业事业传承的继承人缺乏经营能力、出现品德缺陷、喜好挥霍,家业企业会衰败。单个家族基于血缘进行"三权合一"的家族传承失败,既有传承人引起的偶然性因素,也有制度依赖导致的必然性。不引入新的制度,旧有制度引起的传承失败将会累积成为多数性、公共性问题,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为解决我国民营企业的"接班"高峰和大批企业的代际传承困难,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服务提供具有紧迫性。由于我国传承信托制度无障碍,让境外信托机构趁虚而入,它们大力开拓国内家族传承信托业务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在海外设立家族信托,家族经营受到境外受托人控制,未来可能产生经济社会问题,严重会成为政治问题。完善我国家族企业事业传承制度建设十分必要。第三部分对家族企业传承信托的优势进行了理论分析。企业传承信托依托信托制度,通过委托人对信托文件的设计,实现对财产愿景的追求;受托人受到多重外部监管,利益相关方权利义务得到明确,受益人权益得到保护,从而保障企业传承的意愿得到落实。信托机制通过财产权的转移,有效地保护交付信托的财产。同时,因内外部制约机制受托人履职风险得到管理,帮助委托人达成预定目标。目前,信托制度的理论优势与我国传承信托实践有较大差距,尤其在受托人治理、监察人机制以及配套制度完善等方面,因此需要推动必要的制度建设。第四部分对境外实践及国内案例进行了简要介绍与评析。海外传承信托发展历史悠久,有许多成功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信托的架构对企业稳定成功的传承发挥了基础和保障的作用。从海外、港台地区典型案例可以发现,从信托目的设定、信托架构、受托人治理等方面的经验与国内近年的案例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实践与先进经验存在明显差距。第五部分是对建立我国传承信托制度框架的研究。报告提出的目标是:为完善我国的公司制度和传承制度,支持我国民营企业实现长期发展、成功传承,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形成适合我国实际的家族事业传承信托制度。具体目标是,要完成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解决制度障碍;提高受托人管理水平,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解决管理能力短板;改进传承信托的内部治理,发挥委托人家族改进管理、提高企业发展质量的基础作用。报告对传承信托制度框架完善的实现路径和信托构建设想进行了具体阐述。第六部分预测建立家族事业传承信托的收益和风险管理。传承信托制度运行有利于保障家族企业稳定传承;实现商事制度的创新;促进企业经营稳定,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信托服务竞争力;通过成功企业行为传导社会正能量。需要管理的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和受托人尽职履责风险等。第七部分提出了促进事业传承信托发展的具体建议。建立我国的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是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结合民营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针对性地通过改革扶持实体经济进步的重要举措。要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协调合作;重点是建立健全有关税收、信托财产转移与登记、修改《信托法》有关内容、完善监管制度。
蔡慧永[8]（2019）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文中提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是公司法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我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全面的规定,旨在调整日益增加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但这些规则缺乏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模式和法律效力的系统性构建,并未彻底解决当前股权转让中诸类问题的制度根源,进而导致股权转让交易的法律效力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合同在公司股权转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公司的性质和股权的性质决定了其转让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物权,合同和单纯的变更登记并不能够产生股权变动的效果,因为股权转让并非纯粹财产性权利的让与,而且涉及股东身份资格的变更。公司法规范不同于合同规范的特征,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则并非纯粹的任意性规则,而应当具有某种强制性,这决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并非一个单纯的合同问题,合同生效不能决定股权变动。随着我国公司实践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股权转让合同呈现出日益复杂多样的特征,如国有企业股权转让的前置审批、私募基金中的股权回购、以股权转让担保借贷等,兼之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穿透”、股东隐名出资等问题。因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受到行政审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法律关系和无权处分等问题的影响,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自其成立时起能够产生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鉴于股权系股东对于公司之相对权利这一性质,应当确立公司介入股权转让的制度端口或曰构建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中心地位,以公司为载体协调和平衡转让股东与公司其他内部股东之间、原股东与新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股权转让对公司而非股东的通知制度、公司同意转让制度和新型的股东名册制度是建立新型股权转让模式的两大基石。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中心地位体现在:（1）明确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通知受领义务和对其他股东的通知义务;（2）重建同意权制度,将股权转让的同意权重新赋予公司,而非其他股东。公司股东大会应当通过决议的方式作出是否同意股权转让的决定,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可以在此期间向公司和拟转让股东作出意思表示。（3）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一样,均为公司重要的法律文件,应由公司专门负责,并且仅向被登记为股东的人及其代理人开放,以记录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应当重新建我国的股东名册制度,将其规定为与公司章程并列的公司文件。由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将取决于公司自股东处获取通知、并以公司股东大会形式体现的各股东同意权的统一行使,此举将提高股权转让的效率和法律上的确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提供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构建既符合实践需求、也符合理论逻辑的股权转让模式、明晰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增强交易的安全性。应当将股东名册变更作为买受人取得股东资格的时间节点,自此时起买受人可以对公司行使其股东权利;应当将工商登记变更作为其股东获得对抗第三人效力的时间节点。确立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中心地位,进而确认股东名册在股权转让中的重要地位,使其发生在股东之间产生股权交付和变动的法律效力,将大大减少股权被无权处分的可能,从而彻底消除股权善意取得的可能。在公司介入股权转让交易的情况下,能最大发挥股东名册的制度作用,将最大程度上减少股权转让纠纷的发生,并切实维护交易安全。
马颖[9]（2016）在《金融资产继承的障碍与救济》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总量迅速增加,包括存款、债券、股票、保险、基金等各类管理性资产。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超过700万,意味着大量的家庭面临继承这个敏感的问题。然而当前金融资产继承权的行使面临种种障碍。包括因为财产分散在众多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机构,难以查实。继承人因为继承的方式,传统习俗,人员流动等影响确定比较困难。加上继承处理手续繁杂,适用法律分散滞后,矛盾频发,纠纷不断,有些人被迫放弃继承。因此,我们应该做到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家庭成员沟通、谅解,改变观念,提倡用遗嘱确定金融资产,同时尽量集中相关资产避免过于分散而增加继承的难度。从而充分保障金融资产继承人的权利,有利于家庭稳定和金融投资的连续。
张世慧[10]（2016）在《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文中研究表明破产,是债务人全部资产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一种经济状况。唐以降历代王朝律令中对破产导致的债务违约问题有所规范,但实际司法审判中政府往往视为“细故”。18世纪中期,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破产案,打破了固有的债法体系,清政府开始通过增订律例的方式,规范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件。新增订的律例把部分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从普通债务规范中分离出来,使破产案开始走出细故。19世纪中后期,主要通商口岸出现了严重的倒帐案,使以往集中于局部行业的破产问题扩展整个商业领域。相比清代前中期部分区域及行业的破产案,通商口岸爆发的倒帐案规模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倒帐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处理破产案的举措。与此同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频繁,域外破产法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肇始,清政府开始转变对破产等钱债案的审理观念,破产案彻底走出了细故。新式商人团体——商会也积极介入到破产清理中,改变以往破产审理、分配过程中,商人的被动局面。清末经济风潮的爆发导致破产案频繁发生,在实践需求的刺激下,近代破产制度初现端倪。但在此期间成文破产法——《破产律》颁布后,引起社会各界争议,最终被迫夭折,也成为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挫折。民国建立后,成文破产法并未颁布,且由于纯泰破产案纠纷,《破产律》也正式被司法部废止。为弥补成文法建设的缺憾,大理院通过“判例”、“解释例”的形式,融合中西法律与习惯,对中国近代破产制度进行建构。同时,商业实践中,伴随着政体转型、司法改革建设全面展开,破产案审理更加法制化,清理程序日益规范,清偿方式进一步公平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成文破产法,民初商业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纷争。另外,民初商会还被赋予合法的商事公断权,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破产纠纷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破产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重要法规,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破产法立法依赖于整体法制建设的完善,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并未提上立法日程。直到1934年,随着司法建设的完备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法立法才正式展开。1935年7月《破产法》的颁布,标志着统一的近代破产法在中国正式建立。从立法内容看,1935年《破产法》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破产法案,不仅吸纳域外破产法立法理论,也充分考虑到近代中国具体经济环境和社会习惯。但也不容忽视的是,该法案侧重维护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对债权人权益保护存在诸多漏洞。综上所述,早期全球化开启了中国大转折时代,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也随之开始孕育成长。总体看,在全球化、政治转型等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下,商业活动中破产案的频繁发生,进而促使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不断吸收、融合域外破产制度,最终建立了一部具有鲜明地中国特色,深受传统力量影响的近代破产法。
二、股票可以继承,手续如何办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股票可以继承,手续如何办理?（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五、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家族信托的历史源流及法律构造 |
| 第一节 家族信托之肇始 |
| 一、家族信托早期形式:英国用益制 |
| (一)用益制度(Use)——特殊的土地处分制度 |
| (二)衡平法的诞生——对用益制度的弥补 |
| (三)溯源理论之争——罗马法说和日耳曼法说的排除 |
| 二、现代家族信托形式:双重用益制 |
| 第二节 家族信托的典型架构 |
| 一、洛克菲勒家族信托及其家族办公室 |
| (一)洛克菲勒家族信托概述 |
| (二)家族办公室制度的理论探析 |
| 二、吴亚军和蔡奎的股权家族信托 |
| 三、海外家族信托制度的评析 |
| (一)可替代遗嘱的信托(will alternatives) |
| (二)专为配偶设立的信托(marital trust) |
| (三)为残障人士设立的信托(trust of incompetent person) |
| (四)王朝信托(dynasty trust) |
| (五)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的演进历程 |
| 一、历次整顿——重塑信托公司功能定位 |
| 二、萌芽期——离岸信托的选择 |
| 三、酝酿期——家族信托业务的破冰 |
| 四、发展期——家族信托业务的推广 |
| 第二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实践 |
| 一、信托公司主导的资产专用性模式 |
| 二、银信合作共赢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现实需求 |
| 一、家族信托的功用 |
| (一)灵活传承财富 |
| (二)有效隔离风险 |
| (三)便于税务筹划 |
| 二、我国发展家族信托的动因分析 |
| (一)信托行业内部环境变化 |
| (二)市场需求驱动金融创新 |
| 第四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方向 |
| 一、突出家族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 |
| (一)慈善信托可填补慈善事业的空缺 |
| (二)慈善信托可保障捐赠物的安全 |
| (三)慈善信托可激发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 |
| 二、从生前信托到遗嘱信托 |
| (一)遗嘱信托有效弥补遗嘱继承方式的不足 |
| (二)遗嘱信托合理合法节省遗产税税款 |
| 三、股权家族信托驶入信托蓝海 |
| (一)股权家族信托的内涵界定 |
| (二)股权家族信托的制度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与我国一物一权原则的冲突 |
| 一、英美法系的信托理论基础——双重所有权 |
| 二、大陆法系下的物权理论核心——一物一权原则 |
| 三、两大法系信托制度基础理论的冲突 |
| 第二节 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界分混乱 |
| 一、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界定范围模糊 |
| (一)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区分标准之争 |
| (二)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概念廓清 |
| (三)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监管比较 |
| 二、界分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存在的问题 |
| (一)商事信托范围界定不清 |
| (二)商事信托监管混乱 |
| (三)《信托法》中民事信托设立要件严苛 |
| 第三节 信义义务的缺失 |
| 一、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根本来源——信义关系 |
| (一)传统信托业界法律关系性质——平等交易关系 |
| (二)信义关系在其他领域的适用 |
| 二、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
| (一)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利益冲突 |
| (二)“代理问题”传统解决路径及其局限性 |
| (三)“不完备契约”理论与代理成本解决路径之信义义务 |
| 三、我国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缺陷 |
| 第四节 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不健全 |
| 一、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二、家族信托登记的正当性分析 |
| (一)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
| (二)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交易安全的利益平衡 |
|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信托登记制度分析 |
| (一)英美法系的信托公示制度 |
| (二)大陆法系信托公示制度的双重性 |
| 四、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一)信托登记生效主义严苛 |
| (二)信托登记财产范围模糊 |
| 第五节 我国家族慈善信托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家族慈善信托发展的中国化进程 |
| (一)我国慈善信托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慈善信托发展的主要模式 |
| (三)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公益信托与慈善信托的争论 |
| 三、受益人权利救济制度滞后 |
| 四、信托财产公示制度缺失 |
| 五、税收优惠制度缺位 |
| 第六节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遗嘱信托成立条件矛盾 |
| 二、受托人的选任规则混乱 |
| 第七节 我国设立股权家族信托的法律困境 |
| 一、股权家族信托欠缺税收机制 |
| 二、受托人难以介入家族企业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家族信托的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与一物一权原则理论的融合 |
| 一、“物权+债权”模式 |
| 二、“双财团理论” |
| 第二节 家族信托向民事信托复归 |
| 第三节 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制度的完善 |
| 一、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 |
| 二、谨慎义务(duty of care) |
| 三、公平义务 |
| 四、适当性义务 |
| 五、说明义务 |
| 第四节 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 |
| 一、生效主义向对抗主义蜕变 |
| 二、限定财产的信托登记范围 |
| 第五节 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建构 |
| 一、受益人救济制度之填补——完善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 |
| 二、税收优惠制度之补足——完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 |
| 第六节 《民法典》视阈下遗嘱信托的完善 |
| 一、遗嘱信托成立条件之修正 |
| 二、受托人选任条件之弥补 |
| 第七节 我国股权家族信托制度的重思 |
| 一、股权家族信托税收机制的完善 |
| 二、信托机构内部设置受托人委员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一、公司股权家族信托的概述及优势 |
| (一)股权家族信托概述 |
| (二)股权家族信托优势 |
| 1.股权家族信托制度的风险隔离优势 |
| 2.股权家族信托的保密性优势 |
| 3.股权家族信托将公司财产设立信托优势 |
| 4.股权家族信托灵活管理企业优势 |
| (三)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案例分析 |
| 1.徐州同鑫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2.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
| 二、公司股权家族信托的发展现状及发展优势 |
| (一)公司股权家族信托的发展现状 |
| (二)公司股权家族信托发展优势 |
| 1.法律优势 |
| 2.经济优势 |
| 3.组织优势 |
| 三、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障碍 |
| (一)股权家族信托认定股东资格问题 |
| (二)股权家族信托中的信托财产所有权问题 |
| (三)股权家族信托的登记制度问题 |
| (四)股权家族信托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 |
| 四、完善公司股权家族信托的路径 |
| (一)完善股权家族信托的结构 |
| 1.“资金+SPV”模式 |
| 2.“股权+SPV”模式 |
| (二)完善股权信托登记制度 |
| 1.信托财产分散登记模式 |
| 2.信托财产统一登记模式 |
| (三)完善股权家族信托税制 |
| 1.以存量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税收分析 |
| 2.以资金对控股公司增资设立家族信托的税收分析 |
| (四)完善受托人的披露义务 |
| 1.受托人的主动披露义务 |
| 2.受托人的被动披露义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之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架构 |
| 五、本研究之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借名登记行为的民法、刑法视角考察 |
| 第一节 借名登记行为的一般描述 |
| 一、借名登记行为的意义与要件 |
| 二、借名登记行为之历史沿革 |
| 三、借名登记行为的当代展开 |
| 四、借名登记行为的性质与效力 |
| 第二节 借名登记行为在民法与刑法上的意义考察 |
| 一、民、刑事规范对象、保护法益、违法责任之区别 |
| 二、借名登记行为在民、刑事保护范围、违法责任之差异性 |
| 第三节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前提:刑法机能与目的 |
| 二、滥用借名登记行为的现状及危害 |
| 三、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国内外立法规范 |
| 四、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原则 |
| 第二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类型 |
| 第一节 背信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二节 侵占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三节 诈欺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四节 与我国大陆地区法制之比较 |
| 第三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的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类型 |
| 第一节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二节 伪造私文书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三节 商业会计法填制不实会计凭证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四节 与我国大陆地区法制之比较 |
| 第四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类型 |
| 第一节 税捐稽征法逃漏税捐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二节 洗钱防制法上之洗钱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法上之诈欺围标罪及借牌投标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四节 与我国大陆地区法制之比较 |
| 第五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之刑法抗辩事由 |
| 第一节 违法阻却事由 |
| 一、正当防卫 |
| 二、紧急避险 |
| 三、依法令的行为 |
| 四、正当业务行为 |
| 五、得被害人承诺与推定之承诺 |
| 第二节 责任阻却事由 |
| 一、无责任能力 |
| 二、欠缺不法意识 |
| 三、欠缺期待可能性 |
| 第六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未完成阶段与参与形态 |
| 第一节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未完成阶段 |
| 一、预备 |
| 二、未遂 |
| 第二节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参与形态 |
| 一、共同正犯 |
| 二、教唆犯 |
| 三、帮助犯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4）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第一章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概况 |
| 一、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其放款概况 |
| (一) 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及纠纷缘起 |
| (一) 汉口买办刘子敬及其产业情况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 |
| (三) 纠纷缘起: 刘子敬的破产及病故 |
| 第二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中华蛋厂的提单抵押纠纷 |
| 一、中华蛋厂纠纷案缘起 |
| (一) 银行对中华蛋厂的放款 |
| (二) 天津聚兴诚银行截留提单货品 |
| 二、金城银行与聚兴城银行关于提单蛋品归属的交涉 |
| (一) 直接交涉 |
| (二) 司法交涉 |
| 三、讼争与妥协: 中华蛋厂纠纷案的解决 |
| (一) 关于执行“假处分”的诉讼 |
| (二) 天津中国银行与地方洋行对此案的参与 |
| (三) 提单蛋品的最终分配 |
| 第三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既济水电公司的房产抵押纠纷 |
| 一、水电公司房屋产权的归属纷争 |
| (一) 刘辅堂遗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
| (二) 蔡刘惠卿与刘家关于房屋产权的分歧 |
| 二、汉口金城银行为保全抵押权的交涉与诉讼 |
| (一) 清理刘子敬债款合同的签订 |
| (二) 银行与蔡刘惠卿关于“假处分”的争论 |
| (三) 银行对房屋抵押权的最终确立 |
| 三、收取水电公司租金之争 |
| (一) 交地执行与收租主体之争执 |
| (二) 水电公司房地价值的估定及租金分配方法的出台 |
| (三) 意外的和解: 水电公司房产纠纷的结局 |
| 第四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抵押租产的租金纠纷 |
| 一、辅义里租户与汉口金城银行的分歧 |
| (一) 房屋修葺与减租的诉求与欠租之间的矛盾 |
| (二) 银行经租处与业主关于减租事宜的交涉 |
| 二、欠租讼案——以租户汉口聚兴诚银行为例 |
| (一) 汉口聚兴诚银行欠租诉讼案缘由 |
| (二) 聚兴诚银行欠租讼案之结局 |
| 第五章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抵押借款的清算 |
| 一、刘子敬借款产生瑕疵损失数额的清算 |
| (一) 银行与刘府关于瑕疵账的交涉 |
| (二) 借款应补足瑕疵帐目及计算瑕疵之标准 |
| 二、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借款的最终结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6）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与史料应用 |
| 第一章 清中前期采矿权的规定与实践 |
| 第一节 传统采矿管理的历史沿革 |
| 一、清代以前采矿管理的特点 |
| 二、清中前期采矿的开禁之争 |
| 第二节 清中前期采矿权的规定 |
| 一、采矿准入资格 |
| 二、采矿权凭证 |
| 三、违规采矿 |
| 四、采矿权的限制 |
| 第三节 契约中的采矿权 |
| 一、煤山出佃 |
| 二、以地作股 |
| 第四节 清中前期采矿权纠纷 |
| 一、矿商与矿地土人的纠纷 |
| 二、矿商与矿地山主的纠纷 |
| 三、矿地土人私采地界纠纷 |
| 第二章 清末矿业权的初设与实践 |
| 第一节 清末矿业权创立的背景 |
| 一、办矿开源的财政渴求 |
| 二、兴矿强国的社会呼声 |
| 三、矿权外泄的主权危机 |
| 四、军民工业的产业驱动 |
| 五、变法修律的时代需求 |
| 第二节 清末矿业权的草创 |
| 一、设置采矿权的最初尝试 |
| 二、国家矿章设置的采矿权条款 |
| 三、矿业权条款的雏形 |
| 第三节 从《矿务档》看清末矿业权实践 |
| 一、明确矿业权期限 |
| 二、缩小地主矿地地权 |
| 三、确立排他性的矿业权 |
| 四、保护矿地先经开采者权益 |
| 五、雇佣矿地土人采矿,以工代赈 |
| 第三章 北京政府时期矿业权形成与实践 |
| 第一节 矿业权形成的背景 |
| 一、财经危机亟需矿业开源 |
| 二、设立专门机关规范矿业管理 |
| 三、军阀割据危害矿业发展 |
| 第二节 矿业权立法与行政解释 |
| 一、矿业权立法 |
| 二、矿业权规范的行政解释 |
| 第三节 矿业权的行政执法 |
| 一、处理私采 |
| 二、调查矿区是否重复 |
| 三、保护矿业权人采矿 |
| 第四节 矿业权的司法确认与保护 |
| 一、矿业权的依法取得 |
| 二、矿业权的优先权标准 |
| 三、矿业权禁采区的范围 |
| 四、矿业权人的权利保护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矿业权发展与实践 |
| 第一节 矿业权发展的背景 |
| 一、矿业在国民经济中日益重要 |
| 二、战乱阻碍矿业发展 |
| 三、基本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
| 第二节 矿业权立法发展与行政解释优化 |
| 一、矿业权立法的发展 |
| 二、矿业权行政解释的优化 |
| 第三节 矿业权行政执法的推进 |
| 一、矿业权审核排除地主干扰 |
| 二、矿业权保护严禁私采和盗采 |
| 三、矿业权纠纷处理兼顾采矿利益与矿地民生 |
| 第四节 矿业权司法确认与保护的深化 |
| 一、补充矿业权的优先权规则 |
| 二、澄清矿业权审核的疑义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规律和特点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原因 |
| 一、深受日本矿业权制度的影响 |
| 二、矿业技术显着提高 |
| 三、矿产社会价值提升 |
| 四、采矿观念转变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规律 |
| 一、从“地矿一体”的采矿权到“地矿分离”的矿业权 |
| 二、矿业权主体突破“矿地本地人”的籍贯限制 |
| 三、矿业权准入由人的担保变为物的担保 |
| 四、矿业纠纷处理从不甚规范到规范有序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特点 |
| 一、政府主导下的法制近代化 |
| 二、矿业权变迁形成更高效益的利益格局 |
| 三、矿业权规范的实施效果有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基础性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股权转让过程中公司所处地位问题的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综述小结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安排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的影响要素 |
| 一、公司的性质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
| (一)公司的基本性质 |
| (二)公司性质与股权转让之关联 |
| 二、《公司法》的性质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
| (一)公司法的契约法和组织法属性 |
| (二)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则 |
| 三、股权的性质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
| (一)股权性质之辩 |
| (二)股权性质对股权转让之影响 |
|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股权转让 |
| (一)有限责任公司之人合性 |
| (二)有限公司人合性对股权转让之影响 |
| 五、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的利益冲突及协调原则 |
| (一)股权转让中当事人的利益冲突 |
| (二)化解和协调股权转让利益的基本法律原则 |
| 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
| 一、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效力构成 |
| 二、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特别要件:行政审批 |
| (一)以行政审批为生效要件的股权转让合同 |
| (二)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
| (三)行政审批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再思考 |
| 三、公司章程限制对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
| 四、几种特殊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
| (一)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
| (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企业借贷的合同效力 |
| (三)因“对赌”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
| 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的股权变动效力 |
| 一、股权转让中不同股权变动模式的分析与比较 |
| (一)股权转让意思主义模式 |
| (二)股权转让形式主义模式 |
| (三)股权转让修正主义模式 |
| 二、我国现行股权转让模式的缺陷和完善 |
| (一)我国现行的股权转让模式 |
| (二)我国现行股权变动模式的缺陷 |
| (三)股权转让中股权变动模式及法律效力的梳理与反思 |
| (四)我国股权变动模式的完善建议:强化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地位 |
| 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股权变动效力的明确 |
| (一)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 |
| (二)股权变动效力的始点 |
| (三)涉及公司资产转让的特殊股权变动 |
| 四、股权变动总体程序的构建和完善 |
|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 |
| (二)公司领受股权转让通知 |
| (三)公司同意股权转让与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
| (四)股东名册变更——继受股东取得公司股东资格 |
| (五)工商登记变更——继受股东获得公示保护 |
| 第四章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
|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之性质及法律适用 |
| (一)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
| (二)优先购买权的穿透问题 |
| (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同意权制度 |
|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效力的影响 |
| (一)损害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
| (二)“同等条件”的认定与股权变动效力 |
| 三、国有股股权转让中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
| 第五章 隐名持股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 |
| 一、有限责任公司隐名持股的基本法律问题 |
| (一)隐名持股的概念和法律性质 |
| (二)隐名出资和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结构 |
| (三)隐名出资和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 |
| 二、隐名投资人转让投资权益与显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 |
| 第六章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中的善意取得 |
|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适用与价值 |
|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 |
| (一)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情形 |
| (二)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中的困难与解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金融资产继承的障碍与救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金融资产继承的障碍 |
| (一)财产分散难以查实 |
| 1. 由于银行之间的业务竞争,储户存款频频搬家。 |
| 2. 自2015年4月13日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结算)取消自然人开立A股账户的一人一户限制,最多可以在20家证券公司开设20个账户。 |
| 3. 还有不少人拥有多份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单,以及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理财产品。 |
| 4. 近年来,随着沪股通的发展,以及即将到来的深港通,还有出现的境外投保热,国内居民拥有跨境金融资产也在逐步增加。 |
| (二)继承人确定比较困难 |
| 1. 由于继承的方式不明确。继承可以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继承法》第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我国实行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原则。因此首先,要确认是否有遗嘱或者遗赠以及遗赠扶养协议;其次,要确认上述文件,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第三,还要确认相关遗嘱、遗赠继承人是否放弃权利,从而来确定继承人范围。 |
| 2. 因为受排斥或被隐瞒。 |
| 3. 源于人员流动迁徙。 |
| (三)继承手续繁琐 |
| 1. 无继承权争议的公证,又有两种情形。 |
| 2. 有争议的继承诉讼。 |
| (四)适用法律分散、滞后 |
| 三、金融资产继承权行使的救济措施 |
| (一)梳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
| (二)厘清公证相关规定 |
| (三)改变观念早立遗嘱 |
| (四)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 |
| (五)尽量集中金融资产 |
| 四、结语 |
（10）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被割裂的近代史与商业制度史研究 |
| (一) 历史分期与近代性的割裂 |
| (二) 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
| 二、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史研究 |
| (一) 中国近代破产法的研究 |
| (二) 法令之外:中国近代破产案的研究 |
| 三、主要概念辨析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重难点及主要资料 |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债法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问题的法律规范 |
| 一、政府对债权的承认与保护机制 |
| 二、政府对放贷者索债的限制机制 |
| 三、错位的平衡: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制度解析 |
| 第二节 牙行侵欠客商案及法律调整 |
| 一、垄断性“官牙制”的确立与牙行侵欠客商案 |
| 二、从地方到朝堂:早期关注与初步应对 |
| 三、牙行侵欠客商例的制定与颁布 |
| 第三节 京城钱铺关闭案及法律规范 |
| 一、清代前中期钱铺的发展 |
| 二、“京城钱铺关闭例”的制定 |
| 三、19世纪前中期京城钱铺关闭例的修订 |
| 四、地方案件对“京城钱铺关闭例”的援引 |
| 第四节 广州行商商欠案及清理措施 |
| 一、行商贸易体制与行商商欠案 |
| 二、主要商行商欠案债务清理状况 |
| 三、从广东行商案看清代前中期的债务清理制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19世纪中后期倒帐案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 第一节 19世纪中后期的倒帐案 |
| 一、倒帐案的主要表现 |
| 二、倒帐案爆发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倒帐案的应对与清理 |
| 一、倒帐问题的社会建议与地方性宏观政策 |
| 二、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倒帐案的审理 |
| 三、政务思维下倒帐案审理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西语境中破产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 一、19世纪前中西语境中的“破产” |
| 二、19世纪中后期域外破产知识的引介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破产制度建设的尝试与顿挫 |
| 第一节 商政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转变 |
| 一、破产案审理观念的新变化 |
| 二、商部(农工商部)、商务局与破产案审理 |
| 三、商事审判制度变革与破产案审理 |
| 第二节 制定法的尝试:《破产律》颁布与夭折 |
| 一、《破产律》的酝酿与颁布 |
| 二、《破产律》的立法纲领、内容与特点 |
| 三、《破产律》颁布后的舆论及商界争议 |
| 四、《破产律》夭折及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调处与规范 |
| 一、商会对破产案件介入的合法性 |
| 二、商会与破产案的和解 |
| 三、商会参与官府(审判厅)破产案审理 |
| 四、商会与破产案中商人权益的保护 |
| 第四节 清季商业实践中新式破产制度的孕育 |
| 一、清季经济风潮中的破产案 |
| 二、破产专门清理机构的初步设立 |
| 三、破产公平清偿制度的尝试 |
| 四、破产“重整制度”的雏形 |
| 五、独特清理制度:彩票与破产案清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破产制度的新旧过渡与纷争 |
| 第一节 民初纯泰钱庄案与《破产律》适用的争议 |
| 一、民初部分地区对《破产律》的援用 |
| 二、纯泰钱庄破产案的争议 |
| 三、《破产律》的废止 |
| 第二节 大理院与破产制度的建构 |
| 一、关于破产发生、法源及法律效力的界定 |
| 二、破产财团及相关特别权利的规定 |
| 三、破产清偿制度的规范 |
| 第三节 商业实践中近代破产制度的萌芽 |
| 一、司法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变革 |
| 二、破产清理程序的规范化 |
| 三、破产清偿的公平、合理化 |
| 第四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公断及审判 |
| 一、商会与破产案的公断 |
| 二、破产案审判中商会与司法机关的合作 |
| 第五节 破产案中新旧制度的冲突与争议 |
| 一、破产抵押权、撤销权的纷争——以敦康颜料案为中心 |
| 二、破产案中股东责任的争议——以民生伞厂案、新世界案为中心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文破产法的建立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破产案审理的新变化与纷争 |
| 一、法制建设与破产制度相关规范的颁布 |
| 二、新式企业破产清理与破产制度进一步孕育 |
| 三、商业实践中破产案的新纷争 |
| 第二节 商会商事仲裁权调整与破产案的清理 |
| 一、商会商事公断机构存废之争 |
| 二、商会参与破产纠纷的新变化 |
| 三、商会参与破产纠纷新变化的解析 |
| 第三节 1935年《破产法》的立法背景及过程 |
| 一、破产法立法条件的成熟 |
| 二、破产法立法的紧迫经济需求 |
| 三、破产法的立法过程及各方争议 |
| 第四节 1935年《破产法》立法内容与总体特点 |
| 一、《破产法》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破产法》立法的总体特点 |
| 小结 |
| 结语: 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成长逻辑 |
| 附录一: 《破产律》 |
| 附录二: 《大理院判例全书·破产法》 |
| 附录三: (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 |
| 附录四: 《中华民国破产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股票可以继承,手续如何办理?（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D]. 杨超.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法律问题研究[D]. 齐云凤.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研究[D]. 廖颖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4]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D]. 张茜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6]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研究[D]. 王小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分报告五:关于建立我国家族企业事业传承信托制度的研究[A]. 李光荣,高传捷,王力,王宏,李青云. 2015--2017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 2018
- [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D]. 蔡慧永.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8)
- [9]金融资产继承的障碍与救济[J]. 马颖.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9)
- [10]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D]. 张世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