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研院所要经常“科技下乡”（论文文献综述）
孙曈[1]（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张静[2]（2019）在《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视角的科特派企业减贫研究 ——以秦巴山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美誉。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精准扶贫”的思想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指导思想,实现了扶贫单元从面向区域到瞄准农户的转变,扶贫工作也由“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党的十九大肯定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成就,并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因此要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动脱贫攻坚有机衔接,互促共进、长效发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企业（以下简称科特派企业）能够将政府、企业、高校、科技和农户等多种资源有效集聚,是有效衔接产业减贫、创业减贫和智力减贫的重要抓手,是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提升精准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的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区交通和信息较为闭塞,在农业生产价值链中还处于低端,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供求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贫困户脱贫严重受限。科特派企业通过实施农业产业融合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嵌入企业的社会资本能够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由此可见,基于社会资本和产业融合的视角对科特派企业减贫进行机理分析,并以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为例进行实证验证,在我国当前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交汇实施的关键时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依据产业融合理论、六次产业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企业减贫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在系统评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视角下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理论框架并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剖析,利用秦巴山区陇南片区科特派企业的案例访谈,以及秦巴山区五省一市的208家科特派企业的数据调研,详细剖析了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现状及问题,构建了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及其细分维度的表征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测度并解析了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及其细分维度的各项指数,进而运用数理模型及方法深入探究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内在影响机理,对现有的科特派企业减贫机制进行优化,以期为我国科特派企业减贫机制创新和制度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科特派企业减贫主要从帮扶带动减贫、产业增收减贫和投资收益减贫三个维度分析,帮扶带动减贫中,样本企业帮扶带动减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值为27.71户,从区域平均值比较来看,重庆>河南>四川>甘肃>陕西>湖北;产业增收减贫中,样本企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年收入增加额均值16237.98元,从区域中位数比较来看,河南>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甘肃;投资收益减贫中,样本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贷款的数量平均值为9.05户,从区域平均值比较来看,河南>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甘肃。（2）本文所设计的表征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较为科学、实用、得当。整体来看,产业融合指数高低的区域排序为,河南>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北,其中,河南、四川和重庆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值,甘肃、陕西和湖北低于整体样本的平均值;社会资本指数高低的区域排序为,四川>河南>重庆>陕西>湖北>甘肃,其中,四川、河南和重庆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值,陕西、湖北和甘肃低于整体样本的平均值。（3）基于产业融合视角,采用似不相关模型研究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的三个维度均有显着正向影响,企业的创业年限、注册资金和员工数量对科特派企业减贫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产业融合指数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各维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帮扶带动减贫>产业增收减贫>投资收益减贫。（4）基于社会资本视角,采用似不相关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各维度对科特派企业减贫有显着正向影响,企业的创业年限、注册资金和员工数量对科特派企业减贫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各维度对帮扶带动减贫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认知型>关系型>结构型;社会资本各维度对产业增收减贫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认知型>结构型>关系型;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投资收益减贫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认知型>关系型>结构型。（5）基于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中起到的不完全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在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的总效应传导中,社会资本起到约22.34%的中介效应。科特派企业减贫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产业融合促进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直接路径,二是科特派企业在产业融合实施过程中通过社会资本促进科特派企业减贫的间接路径。（6）本文从通道优化、服务支撑和保障机制三方面提出了科特派企业减贫机制优化的总体思路,并基于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视角分别从运行机制、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融资机制和参与机制五个方面对科特派企业减贫机制进行了优化,同时本文还分别从创新科特派企业联盟、构建科特派企业利益共同体、整合科特派企业科技智库以及建立科特派企业农业标准和追溯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科技减贫制度的创新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褚楚[3]（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张丹青[4]（2019）在《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历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海南省公民科学素质比例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位列全国倒数,农民科学素质比例更是严重落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距甚远。不仅制约了海南省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农民的提升,而且制约了海南省经济、社会、文化的快步向前。因此,专门针对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提升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推进新农村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分析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现状;探究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存在的问题;从农民自身、政府、社会、科协等四个层面挖掘制约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原因;最后,结合海南省地域特色和农民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研究探索提升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的有效对策:增强农民科学意识、切实加强政府主导、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科协优势。
韩枫[5]（2019）在《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文中认为我国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起源于福建省南平市,而后经过国家科技部的总结及推广,目前已成为全国各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一项新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为广西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构建了新的科技服务模式,加速了农村科技的进步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带动农民致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总体活力不够、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定位不清和管理不善等制约着它的良性发展。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分析国内三种先进、典型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模式包括南平模式、宁夏模式、浙江模式,还有国外发达农业国家美国、日本、荷兰农技推广的成功经验,并根据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典型案例的分析,以及国家现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吸取符合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情况的优点,提炼出符合广西自身实际情况的良性建议。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原理,既要加强农村科技特派员自身队伍建设,同时又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明确和完善有偿服务机制,进一步清晰强化农村科技特派员本身的定位和认识,改善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保障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长效、健康发展,为广西打赢全区脱贫攻坚战,实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锦雁[6]（2019）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研究 ——以贵州省N校为例》文中指出当前,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学习和就业,大幅减少了农村务农劳动力,农村呈现出“兼业化、老龄化、低文化”的现象,影响着乡村的繁荣发展。为积极应对农村“人才荒”的问题,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就地培养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2017年10月,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指出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培养造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必须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8年1月9日,农业部出台了《“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划。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次强调,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以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显然,培育高素质、会经营、懂技术、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了新时代农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和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首先立足于乡村需要大量新型职业农民的这一基本国情下,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为切入点,梳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梳理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国家要求,即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行政策梳理。其次,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各个结构进行拆解、分析、检验和重组,形成能够良好测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问卷和访谈提纲。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得更加详细深入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记录,反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研究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着培育主体单一、培育内容保守、培育方式形式化、培育对象层次偏低、评价机制不完善和培育保障不充分等问题。最后,结合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问题,结合国外的经验,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探讨和反思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解析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即:加快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共同培育的制度、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更新机制、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拓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建立完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体系和深入拓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制度。总之,本文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入手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国家诉求,结合学术资料,对分析政策文本得到的结论进行分析;结合贵州省N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获得更加客观的一手资料,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改善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意见。然而,由于该研究较为复杂、庞大,既有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也有复杂的实践工作。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文化程度不尽相同,他们在回答问卷时对问题的理解有所偏差或者就“敏感”问题的回答采取了防御机制,使回答失真。因此,本研究在后期完善中一方面要努力扩大样本量,获得更广泛的资料,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另一方面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每个环节进行更加精准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形成更加系统的且针对性更强的对策。
卢文秀[7]（2019）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研究》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小生产-大市场”的市场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业产业链需求端信息难以高效准确传递到生产端,日益升级的农产品市场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使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凸显。为缓解矛盾,国家大力号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受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的三重影响,资本等要素逐渐向农村和农业聚集。部分企业开始探索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了农户、农业的发展,实现了生产资源重新整合和组织模式重组。然而,部分企业与农户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违约行为频发、农业产业化经营绩效低下等现象仍然存在。究其原因,资本的逐利性和农户的有限理性,致使双方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共生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态势。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共生关系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组织模式,不仅对企业与农户的行为产生影响,关系到双方利益,还对农业产业化绩效产生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致力于研究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把握共生关系的演化机制和演化趋向,以期对提升农业产业化绩效、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所裨益。本文首先通过现实观察和相关文献梳理,得出当前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静态共生关系及共生特征,利用共生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二者共生关系演化的动因;其次,借助logistics模型刻画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动态过程,剖析共生关系演化的机制;最后,基于苏北花卉与农户共生发展的现实案例,探讨上述演化机制对二者共生关系演化的作用,并基于演化机制提出促进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相关措施。研究表明:（1）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经历了从独立共存到二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松散型共生关系,再到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紧密、纵向松散型共生关系,最后到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紧密型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2）组织化程度和利益分配差异性是推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机制,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农户双方不断调整组织结构,提高组织化程度,深化分工合作,实现了从单一商品契约到复杂关系契约的高级组织形态的演化;另一方面,随着双方的利益分配形态从契约型、合作型到股份合作型的转变,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分配差异性逐渐缩小,共生关系逐渐从松散到横向紧密、纵向松散,最后发展为全紧密型,稳定性逐渐增强,共生收益也逐渐增加。
刘群彦[8]（2017）在《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社会学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和升级为标志的巨大社会转型中,国家法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法学领域规范主义与事实主义研究范式的对立映照于科技法学领域,国家科技进步与科研人员法律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国家法规范的存在及其实施之于科技进步的作用,在于以科技成果的力量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转型发展。研究科研人员的法律意识,从“法律反思”的角度进一步指导、调节其行为,从而使其与科技进步形成互动或“共振”关系,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法律意识的既往研究为我们思考科研人员法律意识及其与国家科技进步的关系提供了如下启示:其一是立基于主体内在主观精神的法律意识是否及如何受到外在维度的影响?其二是法律行动在法律意识的内在和外在维度处于何种地位及发挥何种作用?其三是在法律多元主义的法社会学视角下,法律意识是否也存在多元化的图式结构以及其中有何种逻辑关系?其四是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意识是如何影响科技进步的社会秩序?法律意识的过往研究大多站在法理学、社会心理学视角展开,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其研究呈现出法社会学的转向趋势。法理学内在维度的研究倾向,社会心理学外在维度的引入,法律文化研究中的空间理论以及法社会学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思路。我们试图引进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概念,整合出内在维度、外在维度以及行动意识的法律意识研究的假设图式,通过各种要素的互动关系描述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现实特征以及法律性构建模式。这种图式包括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内在维度（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和外在维度（资源驱动、制度阻滞、转化空间）,两者既具有相互扭结的特点,又与科研人员的法律行动意识互为表述。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在确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产资源、交易制度、转化空间三个外在因素之后,将其“切入”到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图式结构中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从而将法律意识分为内生利用型、外发反抗型和传统逃避型三种类型。我们有理由相信,将各种要素融合并在合理分类基础上进行实践研究的模式与传统法律意识的研究完全不同,它不仅是对基于法律实践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事实状态的书写方法,也是法社会学实证法律意识研究的一种新的探索。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的问题提出、选题意义、法律意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的选择。第二章通过对科技创新场域中法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分析,提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性及其与法律意识的“互动图式”,以及将科技成果转化外在要素切入法律意识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第三章对科研人员在资源驱动中的内在法律意识维度的调研,结合科研人员优势累积的要素、知识产权的法律及身份符号化分析,归纳出科研人员内生利用型法律意识的特征和法律性构建。第四章对科研人员在制度阻滞下的内在法律意识维度的调研,结合公权扩张的法律制度、角色转化和法律控制下的交易预期等研究,从而总结分析科研人员外发反抗型的法律意识的特征和法律性构建。第五章着重分析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层制环境、“微观政治”、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理想相交织的社会情境中,科研人员的传统逃避型法律意识的特征和法律性构建。第六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对文章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通过对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生产资源、交易制度和转化空间的三大要素切入,内生利用型、外发反抗型和传统逃避型三种类型的法律意识各有其具体的图式特征。整体来说,科研人员的法律意识特征为:科研人员内在维度法律意识具有高水平性、非递进性和属性差异性;外在维度的法律意识具有复合性和相互转化性;内外维度的法律意识在互动中生成国家法敬畏之下的民间越轨行动;法律意识从整体上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向度,积极性向度居于主导地位。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产生和实践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科技进步秩序的形塑作用,体现了法律与社会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互动关系,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法律性通过几个方面得以建构:法律意识与科技成果转化共同作用,对科研人员的社会分层形成支撑效果;具有普遍意义的民间法规范在公权抑制私权的过程中与国家法规范并存共生,对科研人员的法律意识起到形塑作用;法律意识在微观组织、传统文化中产生外部强制力,并在事实上规范其行动。
王甲云[9]（2014）在《我国农业技术服务模式与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业技术服务体系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而我国传统政府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的多头管理、职能模糊、效率低下、技术与生产脱节、队伍不稳、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政府在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职能转变迫在眉睫。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逐步推进,农业产业效益不断得到提升,在农业产业的某些行业和领域已经具备了市场化的趋势和基础,一批以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等为主的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主体也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农业技术服务的市场化和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鉴于此,新形势下在多元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架构之中,各服务主体的职责如何划分、功能如何定位、关系如何协调,以及不同服务模式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如何优化,亟待深入研究和细化。论文采用文献梳理、理论与计量模型分析以及典型案例解剖等方法相结合,力图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农技服务体系中各主体的运行模式及成效等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借鉴国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不同类型农业技术服务主体的功能职责与角色定位；同时,在深入解析国际国内农业发展对技术服务的现实需求及其自身发展趋势基础上,研究提出建立新型多元农业技术服务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思路,体系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建议。论文主要内容：1.论文梳理和介绍了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历史沿革和系统构成。论文对新时期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共分为四个时期：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和完善时期（1949-1978）、农技服务社会化趋势初显时期（1978-1990）、基层农技服务机构深化改革时期（1990-2000）、倡导建立多元化农技服务网络时期（2001至今）。在服务体系的系统构成上,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服务的主体逐渐演变为政府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和教育机构、涉农企业和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群众性科技组织等类别,呈现“一主多元”的发展趋势。虽然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发展较为迅速,但仍存在着技术服务体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手段及发展环境有待完善等问题,需要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2.论文阐述了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及市场化农技服务体系的典型模式与运行机制。我国政府公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成效初步显现,公益性职能进一步明确,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基础设施与服务手段不断改善。但仍然存在投入保障不足、管理体制不顺、人员素质亟待更新提高、责任考评不规范、服务方式滞后等问题,导致农技推广效率低下。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农业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让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方拥有更多的农业科技服务选择权,也能够让需求主体享受到更加多元、更符合生产实际、更高质量且价格更低的农业技术有偿服务。同时,农技服务的市场化不仅有效弥补了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中的“政府失灵”,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到农业服务领域,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的紧密融合,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的信息化、现代化建设。3.论文论述了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及农村社区互助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典型模式与运行机制。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具有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丰富、学科专业齐全、了解和掌握当代科技发展前沿,能够向生产领域提供所需的各种先进技术,满足农业发展对技术和人才需求等诸多优势。与其他几个服务主体不同,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在农业技术服务中更多的是扮演了一种基础性的作用,即科技支撑与引领的作用。农村社区互助型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模式区别于其它各类农业技术服务模式,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扩散、培育需求等手段,连接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农技推广机构与农户,组成了一个广阔的网络结构,构建了特殊的农技服务模式,具有独特的作用机理。从我国合作组织的现状来看,无论从数量、涉及行业、技术领域来说发展都非常迅速,在农户技术培训、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标准化经营等农业科技服务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还依然存在着技术供给不足、人员素质不高、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运转资金缺乏等问题。4.论文分析和测算了我国农技服务效率与影响因素。论文运用DEA模型测算了我国农技服务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我国大部分地区近年来农技服务效果呈现提升趋势,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农技服务水平相对高于其他地区。从全国整体来看,近15年来,我国农技服务效果呈现稳步提升趋势。第二、农技人员人力资本、农技服务平台、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农户禀赋条件对农技服务效果存在显着正向影响,加强农技人员人力资本的优化以及农技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有效运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优化农户的禀赋条件,有利于我国农技服务效果的提升。5.论文分析了我国新时期农技服务的需求及发展趋势。论文研究认为,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与服务内容将更趋多元化、综合化、全程化和信息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求农技服务的范围更广、领域更宽,服务主体也将更多面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和涉农企业等众多需求主体。而为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必须着力加强劳动力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技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并逐步转变为以产品为主线的技术服务。农户对农技服务的需求将更加强调简便化和低成本,合作组织则急需农业产前、产中环节相关技术的集成服务,涉农企业则更加关注产后技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农业技术服务的内容将更强调农业“软”技术的开发和集成应用,并以农业整体效益提高为目标,协同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效益。6.论文提出了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今后,应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将农技服务的内容与领域向生产、加工、储藏、物流、信息、营销、保险、金融等全产业技术链延伸,逐步构建起“政府为基础、企业为主导、研发与教育机构为支撑、农村社区互助型组织为依托”的多元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国家层面要探索设立“农科教和产学研促进委员会”,建立“三权归县”的公益性农技推广垂直管理体制,积极培育农技服务市场化主体,强化农村社区互助型技术服务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探索建立以地方农业科研和教育机构为支撑的农技推广模式。同时,从完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农业技术交易市场,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多元化科技服务组织创新能力建设,改革基层农技服务资金筹集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论文主要创新点：一是重新界定了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农村社区互助型技术服务组织、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四大服务主体在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与职能定位。这在农业技术服务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一定拓展和创新。二是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农业技术服务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当前影响农业技术服务效率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三是提出了“明确政府与市场界限,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和“积极探索设立农科教和产学研促进委员会,建立‘三权归县’的公益性农技推广垂直管理体制,积极培育市场化主体,强化农村社区互助型技术服务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等对策建议,对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欧阳辰晨[10]（2013）在《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研究 ——以“易农在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现代信息技术正在加快向农业领域渗透,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重要手段。当前,伴随农业科技信息推广及应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入,农村、农民对农业科技信息的需要更为迫切。如何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将农民所需的科技信息及时传递到农民手中,并为农业的产-供-销-加工储藏等各环节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科技信息服务,对于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内外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适应于不同地域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发展和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各种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总结、概括和分析,以便为本文的模式构建提供研究的基础。其次,本文从江苏省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农业发展需求出发,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组成要素,即信息服务主体、信息服务对象、信息服务内容和信息服务手段和策略等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以“易农在线”为例,提出适应江苏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并对以“1+N”模式的目标、功能、运行机制、管理保障以及具体构架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再次,为了更好的了解江苏省农户对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使用和需求的现状,本文结合“1+N”模式的内容,通过农户问卷和合作社问卷,对苏北、苏中、苏南的东台、扬州、泰州、南通、南京、句容等6个城市的15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67位农户和16位合作社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本文对“1+N”模式的实施背景、步骤和成效进行案例分析,并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以及“易农在线”平台试运行的数据,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的各组成要素和具体架构模块进行调整和细化,以便完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同时,对江苏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政府支持,加大政策和资金保障力度；培训支持,提高农户的信息化意识和水平；平台支持,加强多种信息内容和方式的整合。
二、科研院所要经常“科技下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研院所要经常“科技下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 （三）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2. 研究视角创新 |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 （一） 认同 |
| （二） 政治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二、 参政党认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视角的科特派企业减贫研究 ——以秦巴山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科特派企业减贫是推进国家科技扶贫战略的重要路径 |
| 1.1.2 产业融合是以科特派企业减贫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
| 1.1.3 社会资本是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推动力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科特派企业 |
| 2.1.2 科特派企业减贫 |
| 2.1.3 产业融合 |
| 2.1.4 社会资本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融合理论 |
| 2.2.2 六次产业理论 |
| 2.2.3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理论 |
| 2.2.5 企业减贫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科特派企业减贫的作用机理 |
| 2.3.2 产业融合与社会资本影响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现状剖析 |
| 3.1 科特派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 |
| 3.1.1 科技特派员的起源——南平经验 |
| 3.1.2 科特派企业的探索实践——宁夏模式 |
| 3.1.3 科特派企业的全国推广 |
| 3.2 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多案例剖析 |
| 3.2.1 案例研究方法与设计 |
| 3.2.2 案例企业简介 |
| 3.2.3 案例内分析 |
| 3.2.4 案例间分析 |
| 3.2.5 结论与讨论 |
| 3.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样本描述 |
| 3.4 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现状剖析 |
| 3.4.1 全国科特派企业减贫的现状 |
| 3.4.2 样本企业帮扶带动减贫现状 |
| 3.4.3 样本企业产业增收减贫现状 |
| 3.4.4 样本企业投资收益减贫现状 |
| 3.5 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5.1 科特派企业同质化严重且发展受限 |
| 3.5.2 科特派企业减贫模式需要突破创新 |
| 3.5.3 科特派企业社会资本挖掘不够 |
| 3.5.4 科特派企业产业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的测度及解析 |
| 4.1 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构建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的测度及结果 |
| 4.2.1 基于熵值法的科特派企业产业融合测度 |
| 4.2.2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科特派企业社会资本测度 |
| 4.3 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的特征分析 |
| 4.3.1 产业融合的特征分析 |
| 4.3.2 社会资本的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融合对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分析框架 |
| 5.2 模型构建与变量含义 |
| 5.2.1 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模型构建 |
| 5.2.2 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变量含义 |
| 5.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 5.3.2 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3 产业融合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实证结果 |
| 5.3.4 秦巴山区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资本对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1.1 科特派企业社会资本对帮扶带动减贫的影响 |
| 6.1.2 科特派企业社会资本对产业增收减贫的影响 |
| 6.1.3 科特派企业社会资本对投资收益减贫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含义 |
| 6.2.1 社会资本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模型构建 |
| 6.2.2 社会资本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变量含义 |
| 6.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3.1 科特派企业社会资本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3.2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6.3.3 社会资本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4 社会资本对科特派企业减贫影响的实证结果 |
| 6.3.5 秦巴山区的区域差异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资本在产业融合影响科特派企业减贫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1.1 产业融合与科特派企业减贫 |
| 7.1.2 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 |
| 7.2 模型构建与变量含义 |
| 7.2.1 产业融合、社会资本与科特派企业减贫的模型构建 |
| 7.2.2 产业融合、社会资本与科特派企业减贫的变量含义 |
| 7.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3.1 测量模型信度、效度检验 |
| 7.3.2 Bollen-Stine联合正态检验 |
| 7.3.3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评价 |
| 7.3.4 假设检验与路径分析 |
| 7.3.5 中介效应检验 |
| 7.3.6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视角的科特派企业减贫机制优化 |
| 8.1 总体思路 |
| 8.1.1 通道优化 |
| 8.1.2 服务支撑 |
| 8.1.3 保障机制 |
| 8.2 科特派企业减贫机制的优化 |
| 8.2.1 运行机制优化 |
| 8.2.2 合作机制优化 |
| 8.2.3 利益分配机制优化 |
| 8.2.4 融资机制优化 |
| 8.2.5 参与机制优化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创新科特派企业联盟,集聚社会资本减贫 |
| 9.2.2 构建科特派企业利益共同体,引入考核机制减贫 |
| 9.2.3 整合科特派企业科技智库,引领成果转化减贫 |
| 9.2.4 建立科特派企业农业标准和追溯体系,运用第六产业减贫 |
| 9.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秦巴山区陇南片区科特派企业减贫多案例访谈提纲 |
| 附录2 秦巴山区科特派企业减贫调研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 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科学素质 |
| 2.1.1 国外定义 |
| 2.1.2 国内定义 |
| 2.2 农民科学素质 |
| 2.3 其他相关概念 |
| 3 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3.1 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现状 |
| 3.1.1 基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的分析 |
| 3.1.2 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的分析 |
| 3.2 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存在的问题 |
| 3.2.1 农民自身科学意识淡薄 |
| 3.2.2 政府部门推动不力 |
| 3.2.3 社会力量鲜少参与 |
| 3.2.4 科协工作不够到位 |
| 4 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 农民自身方面 |
| 4.1.1 受教育程度低 |
| 4.1.2 经济发展缓慢 |
| 4.1.3 信息相对滞后 |
| 4.2 政府部门方面 |
| 4.2.1 领导不够重视 |
| 4.2.2 经费保障不足 |
| 4.2.3 缺少长效机制 |
| 4.3 社会力量方面 |
| 4.3.1 保障措施不完备 |
| 4.3.2 对接平台未建立 |
| 4.3.3 科普公益事业发展缓慢 |
| 4.4 科协方面 |
| 4.4.1 科普组织薄弱 |
| 4.4.2 科普人才缺失 |
| 4.4.3 科普设施落后 |
| 4.4.4 科普手段陈旧 |
| 5 提升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的对策研究 |
| 5.1 增强农民科学意识 |
| 5.1.1 推进教育公平 |
| 5.1.2 推进科普信息化发展 |
| 5.2 切实加强政府主导 |
| 5.2.1 纳入绩效考核 |
| 5.2.2 加大农村科普经费投入 |
| 5.2.3 建立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 |
| 5.3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 |
| 5.3.1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
| 5.3.2 逐步搭建科普信息平台 |
| 5.3.3 推动发展农村科普产业 |
| 5.4 充分发挥科协优势 |
| 5.4.1 健全有力的科普组织 |
| 5.4.2 组建优秀的科普队伍 |
| 5.4.3 建设先进的科普设施 |
| 5.4.4 创新丰富的科普活动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 |
| 附录2 |
| 致谢 |
（5）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研究现状 |
| 1.3 国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研究现状 |
| 1.4 本文的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现状分析 |
| 2.1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历史 |
| 2.2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现状 |
| 2.2.1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运行机制 |
| 2.2.2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模式 |
| 2.3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
| 2.4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典型案例分析 |
| 2.4.1 以2018年南宁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情况为例 |
| 2.4.2 以梧州市苍梧县“太平模式”,藤县“凤凰坪”模式为例 |
| 2.4.3 以陆川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情况为例 |
| 2.4.4 以李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为例 |
| 第三章 国内外农业科技推广制度的比较研究与经验借鉴 |
| 3.1 国内的三个科技特派员制度模式对广西有何借鉴意义 |
| 3.1.1 南平模式对广西的借鉴意义 |
| 3.1.2 宁夏模式对广西的借鉴意义 |
| 3.1.3 浙江模式对广西的借鉴意义 |
| 3.2 国外发达国家对广西发展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参考与学习 |
| 第四章 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的对策研究 |
| 4.1 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是推动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 |
| 4.1.1 严格把控农村科技特派员的准入机制 |
| 4.1.2 建立健全的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 |
| 4.1.3 加强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教育和培训 |
| 4.1.4 提高农村科技特派员的福利和待遇 |
| 4.2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是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长远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
| 4.2.1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
| 4.2.2 落实并逐年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 |
| 4.2.3 加大对农村科技特派员项目的倾斜,实现税收减免 |
| 4.2.4 加大对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宣传力度 |
| 4.2.5 加大金融系统扶持农村科技特派员的资金比例 |
| 4.3 有偿服务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
| 4.4 农村科技特派员本身定位和认识需要进一步清晰强化 |
| 4.4.1 明确农村科技特派员定位,制定实施相关的法规 |
| 4.4.2 对于农村科技特派员自身来说,要不断加强责任感 |
| 4.5 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要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 |
| 4.5.1 继续推进技术创新 |
| 4.5.2 改革生产方式 |
| 4.5.3 做好标准化工作 |
| 4.5.4 继续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
| 4.5.5 加大对职业农民的培训,建设新型农业人才队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研究 ——以贵州省N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1.6.1 农民 |
| 1.6.2 职业农民 |
| 1.6.3 新型农民 |
| 1.6.4 新型职业农民 |
| 1.7 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论基础及政策依据 |
| 2.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乡村教育理论 |
| 2.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依据 |
| 2.2.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与分析 |
| 2.2.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多元化 |
| 2.2.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与时俱进 |
| 2.2.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多样化 |
| 2.2.5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主要来自农村 |
| 2.2.6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涉及培育主体和政府 |
| 2.2.7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围绕农业和农民 |
| 第3章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案例分析 |
| 3.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调查分析 |
| 3.1.1 研究样本 |
| 3.1.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1.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测量量表综合信度分析 |
| 3.1.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测量量表综合效度分析 |
| 3.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多样性不明显 |
| 3.2.1 官方培育主体占据绝对优势 |
| 3.2.2 民间机构处于弱势地位 |
| 3.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更新机制不足 |
| 3.3.1 基本能力的培育有所欠缺 |
| 3.3.2 综合素养的培育重视不够 |
| 3.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针对性较弱 |
| 3.4.1 培育模式陈旧 |
| 3.4.2 培育方法缺乏实践与指导 |
| 3.5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层次不高且范围窄 |
| 3.5.1 培育对象比重不均 |
| 3.5.2 培育对象类型单一 |
| 3.6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机制不完善 |
| 3.6.1 缺乏跟踪评价 |
| 3.6.2 评价忽视培育质量 |
| 3.7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不足 |
| 3.7.1 资源保障不充分 |
| 3.7.2 人才保障机制欠缺 |
| 第4章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升建议 |
| 4.1 加快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共同培育制度 |
| 4.1.1 官方组织方面 |
| 4.1.2 民间机构方面 |
| 4.2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更新机制 |
| 4.2.1 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关键能力 |
| 4.2.2 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素养 |
| 4.3 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 |
| 4.3.1 完善和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
| 4.3.2 恰当运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法 |
| 4.4 拓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范围 |
| 4.4.1 培育对象身份选择应有侧重 |
| 4.4.2 拓展培育对象类型 |
| 4.4.3 关注新生型培育对象 |
| 4.5 建立完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体系 |
| 4.5.1 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跟踪评价 |
| 4.5.2 健全新型职业农民评价反馈机制 |
| 4.6 深入拓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 |
| 4.6.1 加大资源保障力度 |
| 4.6.2 重视人才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共生理论 |
| 2.1.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互动关系的研究 |
| 2.2.2 农业产业化组织相关研究 |
| 2.2.3 共生理论相关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分析 |
| 3.1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与特征 |
| 3.1.1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 |
| 3.1.2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特征 |
| 3.2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动因 |
| 3.2.1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内因 |
| 3.2.2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外因 |
| 第4章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与机制 |
| 4.1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 |
| 4.1.1 从独立共存到二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松散型共生关系的形成 |
| 4.1.2 从二元主体参与到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紧密、纵向松散型共生关系 |
| 4.1.3 从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紧密、纵向松散型到全紧密型共生关系 |
| 4.2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机制 |
| 4.2.1 组织化程度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作用机制 |
| 4.2.2 利益分配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作用机制 |
| 第5章 苏北花卉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确定与分析框架 |
| 5.1.1 案例确定 |
| 5.1.2 案例分析框架 |
| 5.2 苏北花卉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 |
| 5.2.1 从独立共存到二元主体合作松散型共生：“龙头企业+农户” |
| 5.2.2 从二元主体到多元主体横向紧密型共生：“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 |
| 5.2.3 从多元主体横向紧密型到全紧密型共生：“股份合作制一体化” |
| 5.3 组织化程度、利益分配对共生关系演化的作用机制 |
| 5.3.1 基于亲缘地缘关系提高横向组织化程度,构建共生关系 |
| 5.3.2 借助村企共建提高纵向组织化程度,创造共生收益 |
| 5.3.3 建立多重利益纽带,强化共生关系 |
| 第6章 促进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演化的对策 |
| 6.1 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互补、协同效应 |
| 6.1.1 农户方面 |
| 6.1.2 企业方面 |
| 6.2 合理分配共生收益,促进多元主体全紧密型共生关系形成 |
| 6.2.1 搭建行业平台,畅通沟通机制 |
| 6.2.2 完善契约 |
| 6.3 营造共生环境,正向激励共生关系 |
| 6.3.1 完善政府服务配套、夯实共生发展基础 |
| 6.3.2 激发农民群体力量壮大共生参与主体 |
| 6.3.3 营造发展环境、提升共生活力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的主要科研工作 |
（8）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社会学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科技进步与法律意识的紧张关系 |
| (二)科技创新与法律意识的理性平衡 |
|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进路 |
| (一)基于图式理论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
| (二)外在要素切入图式后的研究进路 |
| 三、核心概念的确定 |
| (一)法律意识及其内在维度 |
| (二)科技成果及其转化 |
| (三)科研人员及其身份属性 |
| 第二章 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研究的法社会学融合 |
| 一、法律意识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法律意识的研究传统 |
| (二)国内法律意识的研究传统 |
| 二、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研究的学科范式 |
| (一)法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法律意识研究 |
| (二)科学社会学：科学精神的市场化转向 |
| (三)法律意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 三、科技成果转化与法律意识的研究融合 |
| (一)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性 |
| (二)内在维度向外在维度的研究扩张 |
| (三)图式假设：资源、制度和空间要素的切入 |
| (四)内在维度的问卷调查样本和可靠性检验 |
| 第三章 生产资源驱动的内生利用型法律意识 |
| 一、内在维度法律意识的问卷分析 |
| (一)法律认知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二)法律情感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三)法律评价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四)法律意识内在维度的综合分析 |
| 二、资源驱动：科研人员优势累积中的国家法意识 |
| (一)优势累积的经费资源竞争关系 |
| (二)应用性科技成果的生产逻辑 |
| (三)国家法意识缺席下的法律认知 |
| 三、知识产权的符号取向和成果生产的理性选择 |
| (一)知识产权生产的“符号隐喻” |
| (二)知识产权再生产的理性选择 |
| (三)科研优先：科技成果生产中的法律理想 |
| 四、法律利用的行动观念和内生利用型法律意识 |
| (一)法律行动的内在意识及属性差异 |
| (二)法律利用：内在意识的行动表达 |
| (三)由内而外：资源驱动的内生利用型法律意识 |
| 第四章 交易制度阻滞的外发反抗型法律意识 |
| 一、内在维度法律意识的问卷分析 |
| (一)法律认知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二)法律情感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三)法律评价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四)法律意识内在维度的综合分析 |
| 二、公权扩张的国家法律制度逻辑 |
| (一)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下的公权扩张 |
| (二)契约自由被抑制中的交易效率 |
| (三)国家法越位下的法律情感 |
| 三、角色转化和法律控制下的交易预期 |
| (一)成果交易角色的转换和分层 |
| (二)交易秩序的法律冲突和控制 |
| (三)法律理性：成果交易的预期和动机 |
| 四、法律反抗的行动观念和外发反抗型法律意识 |
| (一)法律行动的内在意识及属性差异 |
| (二)法律反抗：相对弱者的关联交易 |
| (三)由外而内：制度阻滞的外发反抗型法律意识 |
| 第五章 转化空间互动中的传统逃避型法律意识 |
| 一、内在维度法律意识的问卷分析 |
| (一)法律认知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二)法律情感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三)法律评价平均水平和属性差异 |
| (四)法律意识内在维度的综合分析 |
| 二、科层制与微观组织管理体制 |
| (一)管理与学术之间的身份选择 |
| (二)微观组织中的绩效考核 |
| (三)科层与绩效中的敬畏性评价 |
| 三、文化传统和社会情境的观念交织 |
|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想象 |
| (二)现代社会情境与国家法规范意识的互动 |
| (三)传统与现代扭结中的自发逃避 |
| 四、法律行动的观念和传统逃避型法律意识 |
| (一)法律行动的意识及属性差异 |
| (二)法律逃避：科技创业的民间法规范 |
| (三)内外互动：转化空间中的传统逃避型法律意识 |
| 第六章 总结和讨论 |
| 一、总结：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图式互动及法律性建构 |
| (一)互动图式：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整体特征 |
| (二)法律意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法律性建构逻辑 |
| 二、讨论：反思与展望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访谈对象编码》 |
（9）我国农业技术服务模式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2.2 国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研究动态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农业技术创新与服务基础理论 |
| 1.3.1 农业技术创新理论 |
| 1.3.2 准公共产品原理 |
| 1.3.3 系统工程原理 |
| 1.3.4 农业结构原理 |
| 1.3.5 参与式推广理论 |
| 1.3.6 农业信息系统理论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7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
| 2.1 新时期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与概念界定 |
| 2.2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历史沿革 |
| 2.2.1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时期(1949-1978年) |
| 2.2.2 社会化农技服务趋势初步显现时期(1978-1990年) |
| 2.2.3 农技服务体系深化改革时期(1990-2000年) |
| 2.2.4 倡导建立多元化农技服务网络时期(2001年至今) |
| 2.3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系统构成 |
| 2.3.1 政府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
| 2.3.2 农业科研和教育机构 |
| 2.3.3 涉农企业与技术服务机构 |
| 2.3.4 农村互助型合作组织 |
| 2.4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成效与问题 |
| 2.4.1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 |
| 2.4.2 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模式研究 |
| 3.1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职能与特征 |
| 3.1.1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内容 |
| 3.1.2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基本特征 |
| 3.2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运行机制 |
| 3.2.1 组织管理机制 |
| 3.2.2 技术获取机制 |
| 3.2.3 技术推广机制 |
| 3.2.4 财务运营机制 |
| 3.3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典型模式与评价 |
| 3.3.1 “三权归乡(镇)”农技推广模式 |
| 3.3.2 “三权归县”农技推广模式 |
| 3.3.3 政府“购买服务”农技推广模式 |
| 3.3.4 不同公益性农技推广模式的比较 |
| 3.4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成效及问题 |
| 3.4.1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 |
| 3.4.2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5 澳大利亚、荷兰与以色列模式借鉴 |
| 3.5.1 澳大利亚政府农技推广“垂直管理”模式 |
| 3.5.2 荷兰政府农技推广“垂直管理”模式 |
| 3.5.3 以色列政府主导的“统一管理”模式 |
| 3.5.4 经验启示与借鉴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模式研究 |
| 4.1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的内涵与特征 |
| 4.1.1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的内涵与职能 |
| 4.1.2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的典型特征 |
| 4.1.3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的作用机理 |
| 4.1.4 市场化农技服务与其它类型农技服务的比较 |
| 4.2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 |
| 4.2.1 技术获取机制 |
| 4.2.2 技术推广机制 |
| 4.2.3 资金获取机制 |
| 4.2.4 人才培养机制 |
| 4.3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的典型模式与评价 |
| 4.3.1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典型模式分析 |
| 4.3.2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模式的比较与评价 |
| 4.4 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建设的成效及问题 |
| 4.4.1 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建设取得的成效 |
| 4.4.2 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面临的困境及成因分析 |
| 4.5 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
| 4.5.1 澳大利亚的企业主导型农业技术服务模式 |
| 4.5.2 荷、美、法等国的企业技术推广模式 |
| 4.5.3 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技术服务的典型模式 |
| 5.1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的现状与特征 |
| 5.1.1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的基本现状 |
| 5.1.2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的服务职能 |
| 5.1.3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特征 |
| 5.2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开展技术服务的运行机制 |
| 5.2.1 组织管理机制 |
| 5.2.2 知识供给机制 |
| 5.2.3 技术供给机制 |
| 5.2.4 财务运行机制 |
| 5.2.5 人才培养机制 |
| 5.3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典型模式与评价 |
| 5.3.1 “院县共建”农技服务模式 |
| 5.3.2 “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技服务模式 |
| 5.3.3 河北农业大学的“农业综合开发”农技服务模式 |
| 5.3.4 四川农业大学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农技服务模式 |
| 5.3.5 不同科研教育机构农技推广模式的比较和评价 |
| 5.4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参与农业技术服务的成效与问题 |
| 5.4.1 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参与农业技术服务的成效 |
| 5.4.2 农业科研、教育机构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存在的问题 |
| 5.5 美、澳、日、德等国农业科研与教育机构技术服务经验借鉴 |
| 5.5.1 美国“三位一体”的农技推广服务模式 |
| 5.5.2 澳大利亚的校企合作农技推广服务模式 |
| 5.5.3 日、德等国的农协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广模式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社区互助组织农业技术服务模式研究 |
| 6.1 农村社区互助组织开展技术服务的内容 |
| 6.1.1 农村社区互助型组织开展技术服务的内容与方式 |
| 6.1.2 农村社区互助型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特征 |
| 6.1.3 农村社区互助组织的发展概况 |
| 6.2 农村社区互助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运行机制 |
| 6.2.1 组织管理机制 |
| 6.2.2 技术获取机制 |
| 6.2.3 服务供给机制 |
| 6.2.4 财务运营机制 |
| 6.2.5 人才培养机制 |
| 6.3 农村社区互助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的典型模式与评价 |
| 6.3.1 合作社农技服务典型模式 |
| 6.4 农村社区互助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面临的困难 |
| 6.4.1 合作组织外部技术支撑不足,技术供给缺乏 |
| 6.4.2 合作组织内部技术人员素质不高,知识结构落后 |
| 6.4.3 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制约了合作组织的示范带动 |
| 6.4.4 运转资金缺乏,制约合作组织服务创新和职能拓展 |
| 6.5 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经验借鉴 |
| 6.5.1 法国和丹麦的农业技术咨询服务体系 |
| 6.5.2 日本农协的营农指导体系 |
| 6.5.3 台湾农会的农技综合服务体系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农技服务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效率测算与评价——基于技术效率角度 |
| 7.1.1 评价方法 |
| 7.1.2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效率的分析和比较 |
| 7.2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模型设计 |
| 7.2.3 数据分析及结果 |
| 7.3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8章 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与趋势 |
| 8.1 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需求分析 |
| 8.1.1 现代农业发展对我国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分析 |
| 8.1.2 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分析 |
| 8.1.3 农业技术需求主体视角下的新型农业技术服务需求分析 |
| 8.2 新形势下对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
| 8.2.1 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将会逐步健全和完善 |
| 8.2.2 农业推广活动将以广大农业生产者为导向 |
| 8.2.3 推广的内容将由单纯的技术推广向提供全过程服务发展 |
| 8.2.4 要更加重视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
| 8.2.5 要重视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 |
| 8.2.6 农技推广服务以农业整体效益提高为目标 |
| 第9章 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与体制重构 |
| 9.1 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系统构成与职能界定 |
| 9.1.1 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系统构成与基本内涵 |
| 9.1.2 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中不同主体的职能界定 |
| 9.1.3 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内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 |
| 9.2 我国多元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变革的方向定位与路径选择 |
| 9.2.1 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 |
| 9.2.2 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
| 9.2.3 创新服务理念与拓展服务目标 |
| 9.2.4 完善分类管理制度 |
| 9.3 新时期我国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体制重构与机制设计 |
| 9.3.1 设立农科教和产学研促进委员会,促进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服务的有机结合 |
| 9.3.2 进一步深化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 |
| 9.3.3 加强对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主体的扶持和培育 |
| 9.3.4 强化农业科研和教育机构对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引领与支撑功能 |
| 9.3.5 推进农村社区互助型技术服务组织能力建设 |
| 9.4 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变革的政策选择 |
| 9.4.1 健全和完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 9.4.2 积极培育农业技术市场 |
| 9.4.3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
| 9.4.4 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服务资金筹集机制 |
| 9.4.5 扩大农业技术补贴的实施范围与力度 |
| 9.4.6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农业技术服务效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研究 ——以“易农在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概述 |
| 1.2.1 国外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 |
| 1.2.2 国内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 |
| 1.3 研究目的与工作假说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工作假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构建——以“易农在线”为例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信息服务 |
| 2.1.2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
| 2.1.3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 |
| 2.2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的构建 |
| 2.2.1 “1+N”模式的需求分析 |
| 2.2.2 “1+N”模式的要素 |
| 2.2.3 “1+N”模式的构建 |
| 2.2.5 “1+N”模式的具体构架 |
| 第三章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调查分析 |
| 3.1 调查表的设计与调查统计方法 |
| 3.1.1 调查表设计 |
| 3.1.2 调查对象 |
| 3.1.3 调查方法 |
| 3.1.4 录入统计分析方法 |
| 3.1.5 样本发放与回收情况 |
| 3.2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3.2.1 样本属性 |
| 3.2.2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主体需求情况分析 |
| 3.2.3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内容需求情况分析 |
| 3.2.4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式需求情况分析 |
| 3.2.5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策略需求情况分析 |
| 3.2.6 用户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实施的建议 |
| 第四章 “易农在线”实证分析和“1+N”模式的完善及建议 |
| 4.1 “易农在线”实证案例分析 |
| 4.1.1 “易农在线”实施情况 |
| 4.1.2 “易农在线”的优点 |
| 4.1.3 “易农在线”的不足 |
| 4.2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的完善与细化 |
| 4.2.1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服务主体的完善 |
| 4.2.2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服务内容的细化 |
| 4.2.3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服务手段的完善 |
| 4.2.4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服务策略的完善 |
| 4.2.5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完善模式的具体构架 |
| 4.3 开展现代化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建议 |
| 4.3.1 政府支持，加大政策和资金保障力度 |
| 4.3.2 培训支持，提高农户的信息化意识和水平 |
| 4.3.3 平台支持，加强多种信息内容和方式的整合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本文的主要工作 |
| 5.2 本文的创新点 |
| 5.3 本文的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科研院所要经常“科技下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视角的科特派企业减贫研究 ——以秦巴山区为例[D]. 张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3)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海南省农民科学素质研究[D]. 张丹青. 海南大学, 2019(05)
- [5]广西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D]. 韩枫. 广西大学, 2019(01)
- [6]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研究 ——以贵州省N校为例[D]. 王锦雁.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7]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演化研究[D]. 卢文秀. 江苏大学, 2019(02)
- [8]科研人员法律意识的社会学研究 ——以上海为例[D]. 刘群彦. 华东师范大学, 2017(12)
- [9]我国农业技术服务模式与机制研究[D]. 王甲云. 华中农业大学, 2014(12)
- [10]农业科技信息服务“1+N”模式研究 ——以“易农在线”为例[D]. 欧阳辰晨.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