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仍将主导经济增长

一、内需仍将主导经济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夏杰长,刘诚^[1]（2022）在《迈向2035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文中提出2021—2035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期,是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实施"两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且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发展环境变革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在深刻剖析世界经济变局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合理推论,提出了迈向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十大趋势,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制造"质量显着提升、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等。

徐翔,吴舒钰,李稻葵^[2]（2021）在《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十四五”开局之年：加快完成疫后恢复是重中之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是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全面完成疫后恢复。2021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强度,特别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与此同时,外贸出口与经常账户的顺差强势反弹,但缺乏可持续性,随着欧美疫情的逐步稳定,中国外贸、外资、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很可能出现压力。为此,建议2021年保持"六稳六保"政策的连续性,力争下半年从根本上完成国内经济的疫后恢复,这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重中之重。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预计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预计2021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

潘秋晨^[3]（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吴业强^[4]（2021）在《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投资的过程是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间的比例分配不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投资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的产生。因此,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结构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构成,使得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0年全国两会强调,要“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进而明确释放了投资结构优化以及投资方向转型的信号,即要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传统基建的功能,在培育大型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不能间断小型投资项目的开展,在短期加大投资力度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长期的效益发挥、结果优化以及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投资仍是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手段,但长期粗放式的投资方式导致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衡,阻碍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长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体制机制改革与制度供给建设的挑战之一在于投资继续发挥促增长作用的同时防止投资结构的恶化。但已有研究文献不足以支撑也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换言之,已有研究文献对不同维度投资结构的探讨尚不充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且缺乏时代观点。基于此,论文从投资产业结构、投资来源结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用途结构四类典型的投资结构出发,分别构建相适应的数理模型或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一定有益结论。当然,投资结构的维度划分有多个角度或方法,论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择取了其中具有系统重要性与广泛关联性的四类投资结构展开分析,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将对投资结构的更多侧面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或讨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经济发展是经济质量、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综合反映。中国经济质量已发展至“合理区间”,但近年来已有所放缓。T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质量处于“合理区间”时,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与经济周期的“减速器效应”会对冲投资产业结构的“加速器效应”,且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间的负反馈循环会进一步抑制经济质量的提升。随着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脱钩”现象的改善,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将得到抑制,稳定经济质量的政策成本将有所降低。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投资与非第三产业投资间已形成乘数效应。但2019年以来的经济稳增长压力仍将持续,需要以政策争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允许经济质量的暂时放缓以换取长期发展。（2）投资来源结构优化有利于防控投资失速与稳定经济增长,在当前阶段具有迫切现实意义。中国直接融资比重长期偏低且停滞不前,银行市场集中度又始终偏高。论文首先通过数理推导论证了金融结构失衡对投资来源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数理模型与实证模型的一致性原则,采取转移概率具有时变特征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在投资来源结构恶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会进一步强化投资来源结构的恶化趋势,此时需要降低银行市场集中度,而在投资来源结构优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也不利于投资来源结构的优化持续,此时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②投资来源结构波动存在自稳定器机制,有着震荡式熨平波动的自发倾向;③当“稳增长”的目标权重上升时,投资来源结构会出现恶化倾向,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投资需求过度依赖信贷的重要因素;④投资来源结构大幅波动易引发区制转移。因此,中国应在继续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上,重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银行市场竞争性,促进投资来源结构多元化发展。（3）投资主体间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某一投资引导与调控政策往往只在某一时期发挥作用,因此,局部因果关系的存在性检验是必要的。论文基于多元时变因果关系模型发现:私人投资是投资主体结构的核心,投资主体结构由于缺乏负反馈机制而存在内在不稳定性;货币-财政政策工具变量均会对投资主体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调控作用,其中,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的调控作用是最全面的,且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一起共同驱动了国有投资动态;经济-金融环境变化也会不同程度的引起投资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有投资活动脱离经济基本面的现象长期稳定存在,仅受到债券市场冲击的影响。因此,投资主体结构负反馈环的嵌入设计与国有投资与经济基本面协同发展的制度供给是新时代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4）长期的持续上涨使得房价水平处于绝对高位,其是否会受投资放缓的牵引而回落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IMS-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房价惯性长期稳定但基础脆弱。近期房价惯性的陡然骤升与房价增速的趋于平缓表明房价泡沫的被迫出清概率增加。从投资角度,TVE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现阶段房地产投资已向上突破门限值,此时房价及其惯性的当期波动均仅受自身的前期偏离影响,其中,房价波动将平滑式收敛,而房价惯性波动将震荡式收敛,但缺乏确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作为靶向路径,收敛过程及新的均衡状态可能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因此,现阶段的政策调控应致力于恢复房价及其惯性与投资及其结构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波动溢出机制,使得投资用途结构优化红利的释放成为房价平滑回落、惯性回归理性过程中的有力支撑,以政策换时间、以时间创空间,即以付出一定政策成本的代价延缓房价泡沫向临界点的逼近,最终通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与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实现对房价泡沫的消化而非刺破。

何德旭,汪红驹,马珺,何代欣,汪德华,赵瑾,依绍华,刘奕,李超,戴学锋,于树一^[5]（2021）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同时也是我国积极应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战略机遇期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为了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财经智库》特邀宏观经济、财政、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专家撰写笔谈文章。

王红梅^[6]（2019）在《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连续下台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同时,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由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转变为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减弱,甚至产生负的贡献。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全球价值链重构期、外部需求不确定期和外贸政策转向期“五期”叠加的特点。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迁,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动力由传统的比较优势向规模经济与“大国市场”转变,我国不断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的背景下,本文对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对外贸易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这对于回答我国未来是否还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还要不要努力扩大出口,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梳理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第3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迁,分为四个阶段,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略有不同。同时,对当前学术界围绕对外贸易地位和作用的争论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三章分别从内部因素——外贸发展动力、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外部因素——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角度,对我国对外贸易及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三章为论文的核心章节部分,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第4章为发展动力演变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通过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贸易顺差结构的比较,来识别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观察图形中数据点偏离趋势线的程度,对具体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对更多地属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部分产品借助贸易专业化指数（TSI）进行了再考察。然后从“大国市场”视角对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新动力探源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资本积累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篮子的主导地位。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的大国市场将逐渐成为开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总之,传统的发展动力削弱,新的发展动力还在孕育之中,这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进入新阶段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第5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首先对工业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通过一个国际比较研究,分别对美、德、日三国不同工业化阶段对外贸易发展变化的情况进行了剖析。接着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了判断,并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发展各阶段的对外贸易情况,最后得出各国经验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并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和趋势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外贸发展已进入拐点。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外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会立即下降,但必将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之,产业是本,贸易是流,工业化发展阶段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是我国外贸及其作用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第6章为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从全球价值链及其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萎缩的原因,是国际学术界较为主流的看法,也自然对我国的外贸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章首先介绍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迁,最后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参考OECD创立的全球价值链指数,基于OEC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贸易面临的结构性因素即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轨迹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第7章基于上述三种因素对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章将以上三种因素纳入统计分析中,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我国对34个代表性国家2000—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人均GDP、外国人均GDP、外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中间品进口额占贸易出口额比重、外国中间品进口额占贸易出口额比重、国外经济自由度、腐败的控制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对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潜力具有促进作用;而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与目标国的地理距离、公民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法制水平、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对外贸易出口潜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对平均效率的分析发现,不管是从整体还是个体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还没有完全实现,还存在着一定的挖掘和实现空间。第8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从外贸发展动力来看,我国的大国市场逐渐成为开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制造业仍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看,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较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工厂”。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仍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提质量、调结构的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仍将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吴琦^[7]（2017）在《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文中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供给侧改革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民工市民化是在强调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背景下被提出的,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转移,强调从农民到市民的全方位转变,从破除户籍身份藩篱到逐步剥离捆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的权利分配制度,构建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福利共享体系。然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内部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门槛,这都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仅仅要破除“农民工身份”的“显性户籍墙”,还要打破“市民化表现”的“隐性户籍福利墙”。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已经在户籍层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定量化政策模拟分析的需要。因此,论文试图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对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定量政策研究。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理论建模—政策模拟—政策评估”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相关研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量化研究等文献。并在梳理我国当前农民工转移的年龄、区域、就业和转移偏好四大方面特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型广度水平和质量型深度水平进行测算,刻画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沿着从市民化广度到市民化深度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依据国务院户籍改革意见的分层次框架,结合渐进式市民化分阶段分步骤的核心思想,遵循“分类型、分地区、定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四个层面搭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框架,并初步设计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路线图。结合预测数据和权威报告,总结概括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割变化引致的职业依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矩阵变化这四个方面。这些为后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新模型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和设置政策模拟场景提供了核心思路和量化评估依据。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以CHINAGEM模型为原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有效劳动力方程、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方程,设置了反映“职业依赖”特征的劳动力供给模块、反映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的劳动力空缺—填补动态链接机制、反映农村有效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程、反映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不仅可以使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更加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还可以为定量评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应提供更为可行的模拟分析工具。在动态模拟基线方面,本文重新设置了 2006-2015的历史模拟值,同时详细刻画了产业、劳动力供需的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并根据研究需要,从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就业六个方面对产业进行了划分,重新设置了模型的产业划分和产业映射关系。其中,预测模拟的基线设计综合考虑了权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数据,2006-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惯性路径和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特征。运用该模型,本文系统评估了户籍侧改革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在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模拟中,考虑了按照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和假设劳动力市场完成一体化这两种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总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幅高于农村劳动力降幅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的略微下降,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产业化规模化的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生产,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基于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较大,虽然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仍高于农村,但农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幅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绝对值,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工资变化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尤其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等。（3）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樊分解结果,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向国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口规模,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会增强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实际GDP和和实际GNP均明显上升:有效提高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且城镇失业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与CMW-HSH的结果相比,在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并没有显着增加;产业产出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保险业产业产出的增速快,反映出市民化进程中对住房、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较为旺盛。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更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并有利于拉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相关产业的产出,尤其是第三产业受益最大。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符合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也能吸纳很大一部分市民化后的“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助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我国实际GDP的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且长期拉动效应更加显着。但是由于内需相对较快的增长,进口产品价格相对国内成品价格较低,净出口水平会逐渐下降,贸易平衡可能转变为逆差,这可能会让人民币在将来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李方正^[8]（2015）在《我国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目标之一。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造成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需求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需求约束。在我国所处“三期叠加”的转型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首要任务。当前理论层面虽然已有关于需求及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共识,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多集中于静态下的总量分析,而对于动态下的结构研究较少,对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机理的研究不足。二是对于需求结构演进自身而言,当前并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标准去评价需求结构演进均衡与否。同时,在实践层面,对于我国需求结构演进规律是否偏离了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的讨论以及我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基于上文分析,本文做了如下创新:（1）针对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机理研究的匮乏,本文首先基于需求结构视角扩展了AD-AS模型,推导了需求结构变动对AD曲线的影响。继而本文按照一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产品供需状况将其划分为“供小于需”和“有效需求不足”两个阶段。在供小于求的阶段,经济体的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经济增长不受需求结构约束;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增长受到需求约束,需要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其后本文基于需求结构互动的视角扩展了有效需求不足时期,需求结构约束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2）针对当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去判定需求结构演进均衡与否。本文首次界定了判断需求结构偏离程度的指标体系,主要分为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两类。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的唯一性,本文并未界定需求结构失衡是否的具体标准,而是仅仅比较需求结构偏离的程度,通过对比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了我国在国家层面的需求结构偏离程度。（3）针对优化我国需求结构的路径,一是本文初步界定了消费升级的概念,认为消费升级不仅仅是消费结构升级,而是在需求结构中,随着消费需求地位的上升和消费与投资的互动发展,消费者选择消费品到消费品转化为效用过程中,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理念的升级,并提出基于消费升级视角下优化我国需求结构的路径。二是为了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初步阐述了城乡消费互动的理论来优化优化我国需求结构。本文所做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如下:一是总结和分析需求结构的总体演进规律和不同维度下的演进规律。在选择投资率（TIR）、消费率（DCR）、净出口率（NER）、消费投资比（RCI）、外需内需比（EDC）五个分析指标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继而选择国家的发达程度、区位差异和国家规模为分指标,探究不同维度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进规律。二是基于需求结构演进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演进规律,探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选择和需求结构失衡的程度。首先基于国家规模、经济增长阶段和二元结构作为主要分析维度,认为从国家规模来看,我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其必然性;从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处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期;从二元结构来看,我国的农村消费更能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继而借助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的需求结构偏离程度,得出结论:在国家层面,我国存在较严重的需求结构失衡。具体而言,我国在1979年—1996年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在1997年—2012年间,我国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失衡。三是基于EBA计量模型定量分析我国需求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本文的EBA模型分别选取实际消费拉动率、固定资产拉动率以及净出口拉动率为3个指标为核心变量,选择消费投资比的变化率、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为目标变量,选择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变化、城市可支配收入变化率、基尼系数的变化、储蓄率的变化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作为条件变量。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消费投资比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着影响,而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着影响。同时发现,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EDR）是经济增长的正的“稳健性”影响因素,表明外需内需比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外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相对于内需更加具有效率。四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指出优化我国需求结构的重点集中于增加消费贡献率与提升外需增速上。具体而言,通过消费升级、新型城镇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增加我国消费率与提升外需增速,优化我国需求结构。

陈红进^[9]（201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仍然能够保持较高速增长,但因经济高速增长而被暂时掩盖起来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一国三个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比例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才算合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各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有哪些共同的规律可资借鉴?本文选取了英、美、德、口、韩、印六国作为典型国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条件、方向及路径。论文的第一章对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几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第二章为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五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三、四章是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第三章分别对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印度、韩国两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进行历史回顾,用历史归纳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各国产业转型特点进行总结；第四章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六国为例对开放视角下产业转型的规律展开分析。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转型中更为关键和困难的问题,论文第五章从分析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条件出发,以新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升级专门展开论述。第六章提出了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及路径,并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下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进行了进一步论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内外文献也非常多,但都是从某一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论述,缺乏从更全面的高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理论梳理,论文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五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尽管论文在制度学派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理论维度方面还缺少实证研究,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经典理论的提出就是从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中总结出来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程度的深化,包括经济理论研究维度的扩展,近年来有关产业转型国际比较的研究大多是零星的,或者说以两两比较、区域比较为主（如中印、中美、金砖国家等的比较）。本文选择了英美德日印韩六个国家作为典型国家,从产业发展史的角度对各国产业转型升级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寻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的规律,这种比较视角也是论文的创新点之一。论文用逻辑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上述六国外贸发展、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的数据为蓝本,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视角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重点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分析：①对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②对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联动以及外贸商品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联动进行深入探讨；③以韩国为例对参与国际分工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上述六国中,德、日、韩三国可以说是赶超型经济发展在欧洲和业洲的典范。论文从分析中国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外部条件、根本条件、制度条件和要素条件出发,以新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思想为基础,用案例实证的方法,分别从系统竞争力、从内部发展、政府干预三个面解读了德、日、韩三国产业转结构转型升级中的独特之处,认为需要从更广阔的理论视角来认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产业升级问题,从而明确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然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结论主要包括：1、经济开放有利于一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这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产业转型升级共同的发展规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越有利于该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发挥优势产业的作用。论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真理。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要素资源,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本国生产要素的质量。2、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间的表现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轻易得出经济增长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结论,也不能说产业结构转型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时间序列上看,与产业结构相比,各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不平稳性。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转变,并从更广泛地层面理解发展的内涵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3、对赶超型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的干预推动必不可少,但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市场制度。结合新结构主义理论认识德日韩三国相对成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对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而言意味着要用系统竞争力的思想代替相对狭隘的竞争优势理论,用“从内部发展”的思想构建本国的技术创新体系,而政府需要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处理好自己的管理边界,以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和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为宗旨,努力建设监管型政府。4、中国的产业转型绕不开重工业化,但重工业化并不必然等于高碳化,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全球性选择,中国也必须跟上这一转型步伐；在全球产业链的各环节中,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要谋求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并以此来增强抵御长期经济风险的能力。5、应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认识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国家层面主要是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约束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来消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制度障碍；产业层面则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并通过广泛的产业间区域合作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层面要做到审慎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入,分层推进、逐步转型,在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中探索“开放式创新”的新路。6、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方向性指导。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中国消费型经济形感的作用以及大力推进本国城市化进程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同步意义；而在全方位开放中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陈腾龙^[10]（2012）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下简称双顺差）格局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2年、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①（非特别指明,以下简称资本项目或资本账户）和1993年的经常项目为逆差外,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已经持续将近20年。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宏观经济制造了不少麻烦。双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剧增,而央行的对冲干预行为又形成流动性过剩预期,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最终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甚至丧失独立性。同时,由于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集中投资于美元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国际社会抨击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以缓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发展历程及特征1.从2005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中国双顺差的主要来源。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80%以上,而约一半的出口贸易是由加工贸易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服务贸易逆差已持续多年,且有扩大趋势。除2007－2009年为顺差外,收益项目逆差已持续十几年,产生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收益逆差过大。2.中国在外直接投资增幅长期低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幅,使得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在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仅占中国国际投资总资产的6%左右；中国目前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际投资资产,近70%属于外汇资产,绝大部分被动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二）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模型基于微观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最优选择模型,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经济的跨期消费和跨期贸易模式,同时从跨期资本流动角度对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框架,对双顺差的性质及其成因有了更深的认识。（三）产生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适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其商品贸易逆差成为必然,同时其快速壮大的服务业又具有不可完全贸易的特性,发达国家很容易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产能。2.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具有生产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成熟、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等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将制造工厂从发达国家甚至从昔日的东亚“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相当于中国承接了大部分原本属于它们的贸易顺差。3.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在出口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资源价格人为低估、出口补贴和关税政策等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同时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不断流入扩大了直接投资顺差。4.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不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国民总储蓄率很高,但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占比较小,从而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推动了无效供给的不断增加,最终表现为经济整体性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5.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在外资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过剩国民储蓄并非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直接转化成国内投资,而是需要转道国际金融市场,以FDI的形式回流后弥补中国国内的实际投资一储蓄缺口。于是便存在国内储蓄为外国在华投资“曲线”融资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成为资本输出国,主要投资于国外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经由中国外汇储备融资的FDI又回流中国,主要投资于企业股权。（四）中国双顺差的影响、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1.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汇率管制下的对冲干预机制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螺旋式“自我实现”。外汇占款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只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实际上并没有消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在双顺差格局暂难逆转的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经过数年贸易顺差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正被美元贬值战略不断“蚕食”2.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短期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但是现阶段,中国出口优势依然存在,政府和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优势；同时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需要时间,消费增长仍需时日,这些都决定了出口依赖不会很快消失。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金融项目顺差规模也不会迅速收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西方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开支,国外需求萎缩似乎正在形成,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快速回落,迫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尽快做出调整。3.双顺差的再平衡机制多年的双顺差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中国有能力调整自身经济和金融战略。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抓住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本位向多元化转化的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努力摆脱美元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出口创汇型经济政策,加大对外投资。（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短期能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但从长期来说,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国外需求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远大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国内需求的增加对贸易顺差水平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六）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现阶段汇率保持稳定预期有利于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和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但是人民币汇率稳定不能简单地“钉死”,应在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监测能力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的浮动范围,发挥市场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有效的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同时应当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七）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现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利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措施正处于攻坚阶段,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和汇率制度的灵活管理营造合适的改革环境。（八）不足之处1.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计量经济模型略显简单,同时实证分析可能会因数据采集、处理的问题使结论偏离正确方向。2.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创新性数量模型,仅利用现有成熟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没有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来求证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3.由于汇率政策的选择受国家政策和经济改革路径的影响较大,甚至牵涉到国际政治因素,故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仅结合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有可能使分析结果偏重于经验分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过于主观,尚不够成熟和细致。

二、内需仍将主导经济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需仍将主导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迈向2035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2）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十四五”开局之年：加快完成疫后恢复是重中之重（论文提纲范文）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6）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内需仍将主导经济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迈向2035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J]. 夏杰长,刘诚. 全球化, 2022(01)
• [2]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十四五”开局之年：加快完成疫后恢复是重中之重[J]. 徐翔,吴舒钰,李稻葵. 改革, 2021(06)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D]. 吴业强. 吉林大学, 2021(02)
• [5]“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J]. 何德旭,汪红驹,马珺,何代欣,汪德华,赵瑾,依绍华,刘奕,李超,戴学锋,于树一. 财经智库, 2021(01)
• [6]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D]. 王红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D]. 吴琦. 湖南大学, 2017(06)
• [8]我国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李方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12)
• [9]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D]. 陈红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7)
• [10]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陈腾龙.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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