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谢雨蓉[2]（2020）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物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手段,经济全球化涉及很多维度,其中一些因素对国际物流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应抓住主要维度、聚焦关键因素。经济全球化在推进进程中,参与主体、推进机制、表现形式等不断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国际物流的空间拓展、方式变革与形态演化等。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新的调整变化,既有的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利益分配格局等都在重塑之中,必将引发国际物流的巨大变革。在全球化当前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骤然改变,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也在悄然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全球化合作新平台。国际物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也受到这一全球化新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需要根据相关因素变化,做出积极应对,调整国际物流发展策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有效手段,也为中国积极融入和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撑。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物流之间的关系,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创新与扩散等学科理论为依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要维度,建立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该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每个维度对国际物流的影响,总结历史规律,并提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的应对策略。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在明确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物流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四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治理结构、空间格局、科学技术、规则体系,对每个维度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和界定,在各个维度上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建立了研究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以大航海为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分三个发展阶段,采用四维分析框架,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第一阶段全球化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依靠暴力与资本推进,形成了根植于殖民地经济的国际生产贸易网络,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国际产业分工和地理大发现,这一阶段全球化建立了资本推动、暴力维护的海洋运输体系,大航海将国际航线网络由地中海拓展至全球;第二阶段全球化至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建立了发达国家主导、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垂直化、专门化国际分工,在全球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在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掌控着全球物流资源与市场,集装箱革命推动产业变革,国际物流中心伴随全球产业转移,在太平洋沿岸兴起;第三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仍在推进之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化迈入多元共治与互利共赢时代,大规模的多边贸易合作转向以巨型自贸协定为代表的区域合作,国际物流格局加快调整,资源重配、市场重构、区域内需求快速增长、业态模式多元化发展将推动建立新的规则体系,也为后发国家参与规则制定创造了机遇。第三,采用四维分析框架,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新阶段下的新范式,对国际物流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作为倡议的发出者,主动推动生产网络沿“一带一路”扩散,带动欧亚大陆中间欠发达地区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物流将形成海陆双向发展格局。在海运物流格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应着力寻求国际物流陆向突破,构建陆路物流大通道,统一陆路国际物流规则,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发展的应对策略之一。第四,提出以中欧班列为载体,寻求“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发展。在四维分析框架下,梳理了影响中欧班列发展的具体因素,建立数学模型识别了关键因素、原因因素与结果因素,研究了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围绕关键因素的竞争博弈,并从加快技术与模式创新,统一规则与标准体系等方面提出中欧班列的发展思路。第五,围绕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稳步推进海运发展、寻求“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的应对策略,从中欧班列发展、“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发展和全球化新变革中的国际物流发展三个层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本文主要贡献和创新点体现在:（1）从治理结构、空间格局、科学技术、规则体系四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2）拓展了研究国际物流问题的时空视角:时间上,在经济全球化500年的历史进程中,分阶段系统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空间上,将对国际物流的研究从传统海运领域拓展到海陆两个方向、两大空间。（3）运用四维分析框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的影响,提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以市场为主导、以国家综合实力为支撑,在稳步推动海运物流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一带一路”陆路物流突破的应对策略。（4）提出围绕中欧班列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识别了中欧班列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了中欧班列与海运的博弈行为,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严婷[3]（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贸投资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以及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也是促进未来全球化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各国跨国部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分工地位不同,经济收益难以直接体现,加剧了各国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是否获益的质疑。有不少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是造成母国制造业萎缩及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是加剧母国“中产阶级衰落”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产业链的国内化趋势。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收入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迅猛提升,涵盖的行业和区位范围与日俱增,存量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388.70亿美元,增长超50倍,列世界第三位。未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际贸易环境的紧张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抓手,对国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到2008年的最大值0.491,2015年的最小值0.462,再上升为2018年的0.468,均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仍然属于较高不平等的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趋势。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动机、制约因素及对东道国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国内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工业行业内层面,主要分析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企业员工工资产生影响。鲜少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愈加重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现实背景,分别从影响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经验数据与实证分析得到的短期影响以及长期影响趋势是什么?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差异是什么?第三,未来如何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优化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的背景和问题,本文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作为指导性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会引起母国要素收入的重新分配。根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异质性,拓展“Mincer收入模型”的形式,结合“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本文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表现为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与“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产生的间接效应,并且长期影响呈现为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在经验与实证研究中,本文对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存量数据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存在性。基于中国2003-2018年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的基尼系数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因果关系。采用2003-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及“FDI Market”和“Dealogic”数据库12623家中国企业具体项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进行了跨时期、分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分东道国投资动机的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但是目前缩小的效应仍然小于扩大的效应,即当前阶段仍然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端。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会扩大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脉冲相应函数图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的趋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此外,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则扩大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交互作用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考虑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异质性影响,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总体上,中国各地区对外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并且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扩大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扩大作用具有滞后性。以2008年为分界点,跨时期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加强。以对外投资的动机进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分类,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当前总体上缩小的影响仍然小于扩大的影响。而对于制度优惠型经济体与资源丰裕类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扩大了中国地区内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行业异质性影响方面,将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商务部的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匹配。34个全行业面板数据的GMM方法结果表明:中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处于扩大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阶段。投资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影响。并且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改变母国生产要素的需求和要素报酬,以及通过对母国“生产率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影响机制的影响方向依赖于对外投资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基于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要积极引导从行业与区位布局上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特别是要审慎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外移问题及扩大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
胡云莉[4]（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李丹[5]（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一项常用路径。2002年,中国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DI）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历经了再一次飞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路径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其性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结合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过程,总结出了逆向技术具有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技术的经济外部性是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异质性分析与投资模式异质性分析。在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特征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每个发展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两方面入手,分别基于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构建相应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投资主体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经典技术溢出的思想及其相关理论,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了本文宏观层面的研究模型,进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外国技术资本溢出之间的关系,检验了2003～2017年以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总体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显着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中国总产值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显着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技术水平提升意义上的。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主要来自技术水平变化意义上的逆向溢出效应。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结论有同有异。进一步地,本文在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大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并不相同,对于一些非技术密集行业,并没有显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则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区分了投资主体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创新水平上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其次,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已经显现,且在地域、行业、企业所有制方面显示了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中国企业应多选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共同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第三,中国政府应注重人才培养,加大对国内教育的资源与经费投入,以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第四,因地制宜实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王伟[6]（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张丹桐[7]（2020）在《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石油行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经营策略选择不当导致中国石油企业整体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聚焦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为优化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经营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分析思路。本文针对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问题,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以下主要成果和认识:1.融合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和FSA/CSA理论等,构建了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的整体分析框架。阐明了企业经营策略作为内部化决策的理论内涵,研究指出决定这些内部化决策的根本因素是企业在特定情境下拥有的内部化优势,而内部化优势的差异是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母国/东道国区位优势这两个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产生的。2.根据国际石油行业的具体产业特征,有针对性地构建了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模型。进一步阐述了影响跨国石油企业直接投资的两大主要影响因素:所有权优势因素和区位优势因素。深入探讨了跨国石油企业在投资区位、进入模式、合作模式和扩张策略等四项经营策略上面临的主要选择类型、影响机制和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绩效影响。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4家跨国石油企业268个海外子公司的实践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受到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的差异化影响。其中,投资区位和进入模式的选择仅与所有权优势存在显着相关关系;合作模式的选择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进入模式均存在显着相关关系;扩张策略的选择则受到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共同影响。（2）经营策略选择对企业绩效存在差异化影响。其中,投资区位和扩张策略的选择对企业绩效存在显着影响;进入模式与合作模式的选择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4.研究总结了特定情境下跨国石油企业的经营策略组合,为跨国石油企业整体策略提供决策依据。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二者均高时采取积极扩张策略;所有权优势低而区位优势高时采取学习跟随策略;所有权优势高而区位优势低时采取风险控制策略;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均低时采取收缩撤资策略。
宁杰[8]（2020）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转移,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重构。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原材料,处于供应链中最上游,也是我国在重构全球供应链时必须着重考虑的一环。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供需缺口长期存在,需要从外部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矿产资源相比,在增强一国长期能源和资源的安全性上更加可靠。我国的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目前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出现结构变化,给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带来了相应的转型要求。了解当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态和模式,对我国矿业对外投资转型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投资模式的选择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比中国矿业对外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数据,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劣,发现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的主要模式是绿地投资模式,进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和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投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投资效率是制定我国的全球矿产资源战略布局和投资策略的重要参考。通过对我国矿业全球投资效率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对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有正相关关系,而劳动力成本和制度距离有负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效率相对于前沿水平的偏差为-36.3%,表现为投资不足的状态。而分区域来看,我国对大洋洲出现投资过度,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则出现投资不足。在对104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发现,我国在17个国家投资过度,而在剩下的87个国家投资不足。对特定区域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不足,对战略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研究发现,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水平也呈现不足的状态。针对于目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投资不足和分布不均的情况,本文建议应合理选择投资模式,充分利用矿业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同时也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构建矿产资源供给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
孙为政[9]（2019）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创新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新兴市场国际化浪潮的兴起,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然而,由母国制度环境的约束以及母国和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合法性缺失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造成阻碍,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创新追赶效果。本文试图基于制度理论,综合定量检验与定性分析,研究基于中国制度情境下的国际化战略与创新。具体而言,主要从（1）母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国际化战略与创新;（2）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与海外创新资源获取;（3）跨国公司母公司并购合法性与海外创新资源获取三个子研究展开,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政府干预是中国独特制度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企业兴起国际化浪潮的重要推手。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也会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及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从宏观层面对母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国际化与创新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均能有效促进我国本土创新的提升,而在市场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促进效果越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本土创新能力提升的驱动主要源于向发达国家投资过程中获取的技术创新资源的逆向溢出效益。而市场自由化水平在上述关系中仍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第二、针对面临“外来者劣势”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本文发现其内、外部合法性水平均能正向促进其对东道国创新资源的获取。此外,关于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的构建,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推演,提出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构建其在跨国公司内部以及在东道国的社会资本提高其内、外部合法性水平。而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落差在外部社会资本与海外子公司外部合法性关系间会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当面临制度顺差时,外部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外部合法性的正效应增强;在面临制度逆差时,外部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外部合法性的正效应减弱。第三、针对面临“来源国劣势”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本研究发现其并购的内、外合法性同样正向促进其海外创新资源的获取。进一步通过我国的五个跨国并购案例研究发现,在中国企业实施逆向跨国并购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内、外部合法性的重要程度是动态变化的。在并购前和并购过程中,在母国和东道国获得外部合法性更为重要;而在并购的后期,在东道国获取和维持其内部合法性更为重要。
李国敏[10]（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物流与经济全球化的密切联系 |
| 1.1.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格局的改变 |
| 1.1.3 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国际物流秩序的重塑 |
| 1.1.4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变革的推动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逻辑框架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
| 2.1.2 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 |
| 2.1.3 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
| 2.1.4 其他相关学科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全球化相关研究 |
| 2.2.2 国际物流的相关研究 |
| 2.3 既有文献对本文的贡献 |
| 2.4 本章小结 |
| 3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 |
| 3.1.2 国际物流的基本概念 |
| 3.2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维度 |
| 3.2.1 国际物流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
| 3.2.2 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主要维度 |
| 3.3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 |
| 3.3.1 治理结构维度的影响 |
| 3.3.2 空间格局维度的影响 |
| 3.3.3 科学技术维度的影响 |
| 3.3.4 规则体系维度的影响 |
| 3.3.5 四个维度的交叉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4.1.1 治理结构——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与掠夺 |
| 4.1.2 空间格局——殖民经济与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
| 4.1.3 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大幅提升西方生产力与军事力量 |
| 4.1.4 规则体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
| 4.2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4.2.1 治理结构——依靠军事强权和经济霸权争夺海上战略通道 |
| 4.2.2 空间格局——地中海贸易区扩张与两洋港口的兴衰 |
| 4.2.3 科学技术——天文、地理、航海、造船等技术的发展 |
| 4.2.4 规则体系——西方海权论思想与物流现代市场运行模式初现 |
| 4.3 本章小结 |
| 5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5.1.1 治理结构——大国主导下的多边合作 |
| 5.1.2 空间格局——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形成 |
| 5.1.3 科学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垂直专业化产业分工 |
| 5.1.4 规则体系——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 |
| 5.2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5.2.1 治理结构——国际资本深度参与国际通道、枢纽之间的竞争 |
| 5.2.2 空间格局——亚太物流市场扩张与国际航运中心崛起 |
| 5.2.3 科学技术——集装箱运输建立全新的国际物流运行体系 |
| 5.2.4 规则体系——统一的国际海运规则不断发展完善 |
| 5.3 本章小结 |
| 6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6.1.1 治理结构——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化共商共建共享 |
| 6.1.2 空间格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三大生产网络独立性提高 |
| 6.1.3 科学技术——工业4.0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
| 6.1.4 规则体系——新型经贸规则正在构建之中 |
| 6.2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6.2.1 治理结构——国际物流面临资源重新配置与市场重构 |
| 6.2.2 空间格局——国际物流需求在部分区域内较快增长 |
| 6.2.3 科学技术——现代科技推动国际物流多元化与创新发展 |
| 6.2.4 规则体系——适应区域物流发展的国际规则亟待建立完善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
| 7.1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7.1.1 治理结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1.2 空间格局——中国为主体的东亚生产网络沿“一带一路”扩散 |
| 7.1.3 科学技术——5G与新技术相互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
| 7.1.4 规则体系——依托自身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建立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7.2.1 治理结构——市场为主体、综合实力为支撑推进物流体系建设 |
| 7.2.2 空间格局——构建海陆双向物流大通道 |
| 7.2.3 科学技术——智慧物流与跨境电商市场广阔 |
| 7.2.4 规则体系——推动陆路物流规则统一与完善 |
| 7.3 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物流发展的应对策略 |
| 7.3.1 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
| 7.3.2 “一带一路”物流发展寻求陆向突破策略 |
| 7.4 本章小结 |
| 8 依托中欧班列实现国际物流陆向突破的策略 |
| 8.1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体系中的作用 |
| 8.1.1 中欧班列发展情况 |
| 8.1.2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陆路物流中的骨干作用 |
| 8.1.3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载体作用 |
| 8.2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8.2.2 中欧班列发展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
| 8.2.3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类分析 |
| 8.2.4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 8.3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协调发展 |
| 8.3.1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协作互补 |
| 8.3.2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竞争博弈 |
| 8.4 中欧班列与跨境电商的融合创新 |
| 8.5 中欧班列国际规则的统一与完善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中国在全球化新变革中的国际物流发展对策建议 |
| 9.1 中欧班列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2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3 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展望 |
| 10.1 完成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
| 10.1.1 完成的主要工作 |
| 10.1.2 主要结论 |
| 10.2 本文贡献与创新之处 |
| 10.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欧班列到发欧洲国家的主要线路情况 |
| 附录 B 中欧班列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 C 中欧班列问卷调查受访专家情况 |
| 附录 D 班列企业与班轮公司运价及政府最优补贴决策求解过程 |
| 附录 E 正文中专有名词简称、译文及缩写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1 基本概念界定与测算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收入分配差距的内涵与度量 |
| 2.1.3 收入分配差距指标体系的选取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收入分配的理论综述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3 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4 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规律 |
| 2.2.5 理论评述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综述 |
| 2.3.1 生产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2 行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3 区位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 |
| 3.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效应 |
| 3.1.1 生产扩张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创造效应” |
| 3.1.2 产业外移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替代效应” |
| 3.1.3 生产要素需求变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3.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间接效应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理论模型 |
| 3.3.1 罗默两部门模型与要素投入结构 |
| 3.3.2 特定要素模型与要素收入变化 |
| 3.3.3 明瑟收入模型与模仿和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事实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 |
| 4.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
| 4.2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2.1 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 |
| 4.2.2 中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3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4 中国与其他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
| 5.1.1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灰色关联度 |
| 5.1.2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比较 |
| 5.2 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
| 5.2.1 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
| 5.2.2 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误差修正模型与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6.1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1 动态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3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跨时期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东道国区位异质性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2.1 分投资动机的东道国分类 |
| 6.2.2 实证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7.1 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数据比较 |
| 7.2 行业异质性外直接投资影响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2.1 分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 |
| 7.2.2 面板模型设计 |
| 7.2.3 数据处理与计量方法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溢出与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2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干中学”与技术的溢出 |
| 2.2.2 知识的外部性 |
| 2.2.3 人力资本溢出 |
| 2.3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1 微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2 中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3 宏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
| 2.4.1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综述 |
| 2.4.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的文献综述 |
| 2.4.3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4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3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 3.1 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过程 |
| 3.1.1 技术在海外的溢出过程 |
| 3.1.2 技术的逆向转移过程 |
| 3.1.3 技术在投资母国国家层面的溢出过程 |
| 3.2 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 3.2.1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企业层面 |
| 3.2.2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产业层面 |
| 3.2.3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国家层面 |
| 3.3 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分析 |
| 3.3.1 逆向技术溢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相关性 |
| 3.3.2 逆向技术溢出的不确定性 |
| 3.3.3 逆向技术溢出的外部性 |
| 3.4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母国视角与东道国视角 |
| 3.4.1 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方面的因素 |
| 3.4.2 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择取条件 |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及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1 不同投资主体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2 不同投资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 |
| 4.1.2 调整发展阶段 |
| 4.1.3 高速发展阶段 |
| 4.1.4 稳健发展阶段 |
| 4.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
| 4.2.1 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幅增加 |
| 4.2.2 “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
| 4.2.3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占比不断提升 |
| 4.2.4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宏观数据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1.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构建 |
| 5.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 |
| 5.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2.1 样本的选取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情况 |
| 5.3.1 2002～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环比变化情况 |
| 5.3.2 2002～2017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5.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总体分析 |
| 5.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
| 5.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企业数据 |
| 6.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3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析 |
| 6.4.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 1.3.4 综述小结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 完成的主要工作量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对外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的定义与特征 |
| 2.2 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的整体分析框架 |
| 2.3 所有权优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 2.4 母国/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
| 2.5 经营策略的差异化选择及主要动机 |
| 第三章 跨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
| 3.1 国际石油行业概况及特征 |
| 3.2 影响跨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
| 3.3 主要跨国石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选择与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1 代表性跨国石油企业的差异化经营策略比较 |
| 4.2 投资区位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3 进入模式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4 合作模式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5 扩张策略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6 理论假设的提出与模型的构建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 5.1 研究设计 |
| 5.2 数据收集 |
| 5.3 数据分析与模型的修正 |
| 5.4 结果讨论与分析 |
| 第六章 政策启示与建议 |
| 6.1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所有权优势分析 |
| 6.2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主要经营策略分析 |
| 6.3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海外绩效比较 |
| 6.4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改进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成果与认识 |
| 7.2 问题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矿业新形势 |
| 1.1.2 国内矿业形势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对外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
| 1.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
| 1.4 主要内容 |
| 1.5 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矿产资源 |
| 2.1 现代全球供应链的定义和内涵 |
| 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分析 |
| 2.2.1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历程 |
| 2.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趋势 |
| 2.3 全球供应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 |
| 2.3.1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 |
| 2.3.2 中国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意义 |
| 2.4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矿业视角分析 |
| 2.4.1 供应链上游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 |
| 2.4.2 供应链上游的竞争和战略产业发展 |
| 2.5 我国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
| 2.6 本章小结 |
| 3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分布 |
| 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3.2.1 初始阶段(1993年以前) |
| 3.2.2 起步阶段(1993-2000年) |
| 3.2.3 增长阶段(2000-2013年) |
| 3.2.4 调整阶段(2013至今) |
| 3.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现状 |
| 3.3.1 投资规模和数量 |
| 3.3.2 投资区域分布 |
| 3.3.3 投资种类和权益分布 |
| 3.3.4 投资主体构成 |
| 3.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
| 3.4.1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机遇正在形成 |
| 3.4.2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加大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
| 4.1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比较 |
| 4.2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演进历程 |
| 4.2.1 绿地投资模式 |
| 4.2.2 跨国并购模式 |
| 4.2.3 两种投资模式对比分析 |
| 4.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企业自身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 4.3.2 东道国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 4.4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进入方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4.4.2 模式建立与估计方法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分析 |
| 5.1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和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3 单边随机前沿模型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 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
| 5.4.1 模型构建 |
| 5.4.2 基础模型估计 |
| 5.4.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3.1 投资效应总结 |
| 5.4.3.2 投资净效应区域分布 |
| 5.4.3.3 投资净效应国家分布 |
| 5.4.3.4 一带一路和战略矿产国家的投资净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探索 |
| 6.1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 |
| 6.1.1 并购为主的投资模式 |
| 6.1.1.1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 6.1.1.2 有利于获得矿产品定价权 |
| 6.1.2 并购的具体策略 |
| 6.1.2.1 以间接并购为主,直接并购为辅 |
| 6.1.2.2 以联合并购为主 |
| 6.1.2.3 灵活使用支付手段 |
| 6.1.2.4 以参股为主,谨慎控股 |
| 6.1.3 识别和应对并购风险 |
| 6.1.3.1 并购风险识别 |
| 6.1.3.2 风险应对策略 |
| 6.1.4 把握对外并购时机 |
| 6.2 中国矿业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
| 6.2.1 合理布局全球矿产资源 |
| 6.2.1.1 理性选择投资目标和区位 |
| 6.2.1.2 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矿业资本市场 |
| 6.2.2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 |
| 6.2.2.1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机遇 |
| 6.2.2.2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挑战 |
| 6.2.2.3 我国矿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策略建议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本文结论 |
| 7.2 本文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创新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问题间的逻辑关系及研究框架构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价值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和章节结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章节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后发者创新追赶理论 |
| 2.2.2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 |
| 2.2.3 制度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理论 |
| 2.3 文献综述与进一步研究空间 |
| 2.3.1 文献综述 |
| 2.3.2 已有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空间 |
| 第3章 母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国际化战略与创新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贸易出口与本土创新能力 |
| 3.1.2 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土创新能力 |
| 3.1.3 母国制度环境对国际化战略与本土创新能力的调节 |
| 3.1.4 东道国资源溢出效益对本土创新的影响及母国制度环境的调节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变量选取 |
| 3.3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
| 3.3.1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3.3.2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母国制度环境的约束机制分析一基于合法性的视角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视角下的合法性与东道国创新资源获取 |
| 4.1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与海外创新资源获取 |
| 4.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结果 |
| 4.2 社会资本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合法性 |
| 4.2.1 内部社会资本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 |
| 4.2.2 外部社会资本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 |
| 4.2.3 制度落差对社会资本与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的调节 |
| 4.3 构建理论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跨国公司母公司视角下的并购合法性与东道国创新资源获取 |
| 5.1 母公司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合法性与海外创新资源获取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收集和变量测量 |
| 5.1.2 信效度检验 |
| 5.1.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
| 5.1.4 模型回归结果 |
| 5.2 中国跨国公司应对母公司合法性缺失问题的案例分析 |
| 5.2.1 理论背景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公司跨国并购的合法性策略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跨国并购中的东道国合法性与创新资源获取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D]. 谢雨蓉.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D]. 严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6]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D]. 张丹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8]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D]. 宁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9]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创新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研究[D]. 孙为政. 天津大学, 2019(01)
- [10]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