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期涉及的企业和企业家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傅衍[1]（2020）在《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文中认为国际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吸引人才跨国流动与集聚,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智力来源之一是高稀缺、高绩效表现的高层次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是2008年中央政府首次推出面向国际的国家级人才战略计划,以往研究揭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是知识技术溢出与促进倍增生产的有效渠道,在自上而下的强政策执行推动下,人才回流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得以重塑。尽管研究者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特征、创新表现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局部探索,但尚未提出一个系统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来考察政策绩效的全面影响。基于已有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和人才政策绩效测量基础,本研究围绕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予以评估。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双轮评估框架,前者沿用“政策制定者—政策目标—政策绩效”的自上而下路径、经济学框架与事实评价逻辑,以结果测量、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为核心,关注政策效果为中心的客观绩效;后者沿用“政策对象—政策体验—政策绩效”的自下而上路径、行为学框架与政策满意度评价维度,关注政策满意度等相关政策体验为中心的主观绩效。围绕这一框架,研究开展了两条路径下主客观绩效的三个平行评估。研究遵循多重方法主义操作,通过指标法为基础的定量测量,实验设计为基础的项目论证,问卷和访谈为基础的政策对象调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测量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客观绩效。研究遵循“政策目标分解-政策绩效观-指标体系确定”的步骤,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域内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系统的分类绩效测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因子分析,创业类、企业创新类、高校创新类的分类型指标体系均得到了“原生—派生—溢出”维度对应的因子内涵;第二,从规模绩效和个体绩效的测算结果表明,规模绩效对政策制定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一定实现,个体绩效反映了政策的高层次人才筛选效应发挥;第三,区域聚类的千人绩效方差分析揭示,不同市场水平、政策干预水平下的创业千人与企业创新千人绩效均有显着差异,创业千人绩效中市场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企业创新千人绩效中政策干预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2）论证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干预净效应。研究沿用实验思路和双重差分模型,以高校千人计划入选者为实验组,以经匹配的未入选者为对照组,对高校千人计划出台是否影响了学术生产力的政策效应进行论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倍差法的回归分析和平行趋势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对于核心作者的论文质量、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以及非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三个反映学术产出的指标,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均对其有显着正向作用;第二,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学术生产力提升有显着的持续效应,并在第三年的激励效应大幅增加,在此后保持相对较高稳定的政策效应攀升速度,尤其在政策实施第八年对核心作者的SCI论文发表质量这一指标的影响达到12%;其他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对学术生产力无显着影响,海外经历时间（长）、海外经历丰富性（跨国多）、博士后经历（国外）、博士毕业学校国别（国外）、博士毕业学校排名（靠前）对学术生产力有显着正向影响。（3）检验了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在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研究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供给质量、政策期望、期望不一致感知、政策繁文缛节、政策满意度等变量,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拔靴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才政策对象的政策供给质量感知、期望不一致的正向落差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正向作用,政策期望、繁文缛节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负向作用;第二,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中介效应量）为18%;第三,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为66%。总体,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得到验证。最后,研究总结了在样本量、绩效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可改进之处,并提出了“人才政策治理水平”、“人才政策创新实践案例研究”和“政策战略框架构建”三个可拓展主题的未来研究展望。
张德园[2]（2020）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不确定性因素形影相随。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这使得本已就陷入2008金融危机泥潭而尚待恢复的世界经济一直延续低迷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也有所增加。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等外部因素势必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性时期,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依然不足,仍然面临着资本市场杠杆过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这些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充分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为切入点,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模型按照递进式的行文逻辑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借鉴Jurado et al.（2015）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采用MS-AR模型和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状态演变特征以及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最高峰出现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次高峰出现在2015-2016年经济下行与“股灾”期间,其他的峰值较小,主要出现在政府频繁调控宏观经济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难以从低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高不确定性状态,但从高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低不确定性状态则相对比较容易,并且处于高不确定性区制的持续期仅为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期的35%;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经济处于高不确定性状态的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具有反周期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先行滞后关系,虽然在整个分布上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低分位数和中上分位数水平上。然后,采用时变溢出指数模型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66.946%的变化是由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引起的,且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而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的影响较小。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期间,尤其是在2007Q2-2010Q2期间美国、英国和法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产生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32.233%的变化是由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紧随其后,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于2008Q1-2011Q2期间,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2007Q3-2008Q2期间尤为明显。其次,在理论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基础上,运用MH-TVC-SVAR-SV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并对比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两个典型时期的时点脉冲响应结果。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引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大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短期内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2015年“股灾”时期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明显大于2015年“股灾”时期的负向影响。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化的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大致呈现出依时间递减的趋势特征,而在持续期上呈现出随期数增加而递增的趋势;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动的贡献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大,其次为经济反弹时期,最后为新常态经济下行时期。再次,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在理论分析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基础上,利用C-SVAR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市场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传导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引致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而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金融市场压力上升并未增加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负向影响的持续期,而是通过快速增加其负向影响极值来增强这种负向效应。金融冲击虽然也引致经济不确定性水平有所上升,但是经济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冲击宏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即经济不确定性在放大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负面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最后,利用SE-I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不论央行采取价格型还是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扩张性货币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性,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并不明显。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和缩短负向影响的持续期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并未缩短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持续期,而是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
银河漪[3]（2020）在《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党中央公布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以来,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备受重视。而占全部规模企业总数的99.8%的中小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体中的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部分,常常忙于盈利而忽略了企业家精神,且本身相对欠缺,而很多中小企业并不自知。因此,中小企业应该怎样培育企业家精神、培育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才能提高中小企业绩效,成了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文选择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找出可以让中小企业提升绩效的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方式。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文章在实证研究部分,选取了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496家企业为样本,使用2016-2018年相关数据,构造了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精神、风险承担精神、专注精神三个维度的五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包含财务绩效、市场绩效、稳定绩效三方面的中小企业绩效指标体系,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中小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然后将中小企业的规模差异和年龄差异考虑进来,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验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的财务绩效、市场绩效、稳定绩效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衡量企业家长期风险承担精神的资本支出指标对中小企业的财务绩效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体现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中小企业市场绩效存在显着负向影响;对于中小企业的稳定绩效而言,代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与其正相关、短期风险承担情况指标与其负相关;企业规模也对中小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最后,本文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了能够让中小企业绩效得以提升的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方法,以达到培育中小企业企业家精神、实现中小企业长远发展的目的。
吴风妹[4]（2020）在《格拉斯与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1927-1956）》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史作为一门客观性的独立学科,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商学院。1927年,N.S.B格拉斯任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任Isidor Straus企业史教席教授,标志着美国企业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格拉斯上任后致力于企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开创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企业史研究范式,即“企业管理学范式”。他在哈佛商学院组建企业史研究团队、开设企业史课程、编纂企业史理论着作《企业与资本主义》、担任《经济与企业史》杂志编辑和企业史学会副主席等职务,为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企业史研究的实用性,注重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合作,于1947年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共创企业史基金会,使企业史在企业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当时的经济史学界对格拉斯“另辟蹊径”的做法并不认同,使得他所开展的企业史研究遭到了同一时期一些主流经济史学家的抵制与反对。但如今看来,格拉斯所谓的“离经叛道”正是他寻求突破,摆脱以往研究困境的明智之举。由于他的坚持与创新,促进了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的发展,为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及钱德勒后的美国企业史研究奠定了基本的范式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格拉斯可称为是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的奠基人,是对美国企业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史学家。但不可否认,格拉斯狭义的企业史研究方法以及其向管理学靠拢的研究风格并未得到美国传统经济史学界的支持,这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史研究的发展。
Ivan Sarafanov[5]（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李娇[6]（2020）在《《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北月刊》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发行的政治综合性期刊。由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创办,瞿宣颖担任总编辑。1933年1月创刊于天津,是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河北省期刊之一。1935年6月,受日本发动“河北事件”的影响,河北月刊社跟随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迁址后继续编辑出版刊物,中途未曾停刊,1937年5月终刊,共出版53期。论文以《河北月刊》期刊资料为主,对该刊的创办、内容和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一部分介绍《河北月刊》创办前后国内外社会动荡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围绕该刊的编辑与作者、受众对象、版面编排以及广告进行概括,由此可知《河北月刊》作为政府刊物,其编辑与作者、受众对象大多以官员、学者为主,刊登的广告既有商业类又有文化类;第三部分挑选《河北月刊》上登载的地方自治、社会救济和禁烟禁毒三方面的政令为研究对象,分析国民党执政下的河北省政府在地方民生建设事业上所作出的努力与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通过梳理编修方志的互动、地方色彩故事和地方碑刻的题词,得出《河北月刊》促进了河北地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探讨《河北月刊》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论文基于这样的框架,依托原始文本,并与历史环境相结合,对期刊的内容作详细的论述,揭示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河北月刊》在地方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河北月刊》可以看出国民党对河北地区的施政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设想的政令与最终的成效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人民的生活因此更加艰难。同时对《河北月刊》的整理可为河北省民国时期的新闻史、地方史研究提供参考。
高腾飞[7]（2019）在《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 ——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在创新精神的驱动下,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其中,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企业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在促进社会良好发展的同时也能实现企业自身的成长,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始终是困扰学界和业界的一大难题。因此,企业社会创新的理念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创新领域的前沿议题。但当前,现有研究仍聚焦于技术创新等传统创新范式与企业价值的范畴,而企业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可以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增长路径。但企业社会创新自被提出以来,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难点在于其是一个囊括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领域,已有相关成果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也阻碍了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的研究进程。为解决这些研究难题,本文尝试先对企业社会创新展开理论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增进对企业社会创新及其价值创造机制的认识。总体来看,本研究以创新理论、利益相关理论等为基础,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辨析了企业社会创新概念体系;然后梳理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演化规律,提出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最后,以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调节效应、中介效应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研究澄清了企业社会创新的概念与内涵,即企业社会创新是一种基于创新精神以提升社会幸福程度的企业行为。它的目标是提升社会幸福程度,方式是创新精神引导下的企业行为。它包含企业为提升社会幸福程度而在技术、产品、服务、社会承诺等方面做出的创新活动,是一种研究视角上的转变,即从“社会”视角来审视企业、创新与社会的关系。在核心内涵上主要包括社会要素、商业要素、能力要素、认同要素和保障要素五个方面,它可以创新社会问题解决办法,变革企业发展方式,提升社会幸福程度。第二,本研究厘清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演化规律,提出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首先,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1999年以来的企业社会创新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厘清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的演化规律。经过研究发现,截至2019年,企业社会创新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内容是:企业社会创新的管理、企业社会创新的影响等方面。其次,通过对65篇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本研究发现企业社会创新正处于理论体系建构时期。为此,本研究从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边界条件、影响结果等四个方面初步构建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第三,本研究基于2013-2017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社会创新是否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及这一影响作用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等问题做出了解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价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年的滞后期。政治关联、企业亲社会偏好对这一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也正向调节这一影响,但并不显着。这一结论为学界关于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证依据,并顺应了企业社会创新研究的新趋势,也为企业价值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四,同样以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更进一步地对企业社会创新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经济价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存在一年的滞后期,知识产出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社会价值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却不显着,知识产出在二者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从企业经济价值和企业社会价值两个细分维度,进一步挖掘了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更明确了知识产出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本研究提出的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证结论支撑。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系统揭示了企业社会创新现象,澄清了企业社会创新的概念,并提出了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为完善企业社会创新理论体系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首先,本文澄清了企业社会创新的概念,为解决因概念不清导致该领域研究进展缓慢的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其次,基于要素组合的视角系统阐释了企业社会创新的内涵要素,为厘清企业社会创新的本质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再次,系统梳理了企业社会创新的理论演化规律,并从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边界条件、影响效果四个层面构建了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第二,本研究从影响作用、调节效应、中介效应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丰富企业价值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在个体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引入政治关联、企业亲社会偏好、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等情境因素及探索知识产出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初步刻画了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基于企业社会创新这一前沿议题,发现了提升企业价值的新路径、新方式,也为推进企业社会创新领域与企业价值领域的研究进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三,本研究首次以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社会创新这一前沿议题进行了实证探索,为推进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方面,与传统以社会企业、新创企业为样本,或以个案分析、调研访谈等形式为主的研究不同,本研究深入到国内上市公司内部,揭示了其企业社会创新实践及效果,为企业社会创新领域拓展了新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在对企业社会创新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新的测量方法,本研究考察了国内上市公司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仅对国外研究成果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也为推进国内企业社会创新研究进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沈艳[8]（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资本市场已紧密联系在一起,蝴蝶效应加剧,回顾每次资本市场的重大波动,经济政策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间隔日益增多和变短,化解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任务。在目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在规律,不仅是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有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定竞争优势的经济政策。在理论研究上,国外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尤其自斯坦福大学Baker等教授编制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来,各种研究以此指数为基础,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对其影响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借助于量化技术及大数据的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又可以向前一步,本研究选取资本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债市场及其相关性的影响。首先,本研究考虑了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8大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影响,同时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波动率数据,使用神经网络模型,重新构建了针对中国市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此指数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具有全球化特征,在其构建过程中采用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10类新闻媒体数据,最大化程度的反应了世界经济体影响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第二,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良好的非线性特征,相比传统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在进行特征提取时遗漏的有效信息更少,变分自编码模型作为无监督模型的典型代表,相比主成分分析具有信噪比高,拓展性强等诸多优点;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更显着的影响,相比Baker等编制的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体现出对国内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更强烈的影响作用,诸如在工业增加值、市场波动和景气预期等方面表现出更显着的脉冲冲击响应。其次,本研究使用新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一步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小市场和子样本时序区间的影响,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存在长期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市场情绪越不稳定,股市波动越大,且表现出明显的时效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宏观因子,相对个股而言其主要影响的是整体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是不确定性主要的传导渠道。虽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波动周期基本保持了一致,但在部分区间,尤其是2016年“股灾”发生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股灾”后的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诸多财政、货币等经济政策,但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出现了与常识相违背的情形。本研究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构建了具有宏微观控制变量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预测模型,对中国A股市场在全样本周期（2002-2017年）和子样本（2008-2017年）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显着的预测结果（分别在5%水平内和10%水平内显着）。通过对整体市场细分,进行了一级行业的实证预测,结果发现除电信行业外,EPUnew的预测能力同样显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最大。在样本外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调整后的均方预测误差法（MSFE-adjust）检验其显着性,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行业及包括材料、工业、消费、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各行业均存在显着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同基准模型对比）。再次,本研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债市相较于股市整体波动较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市场情绪和对实体企业的影响进行传导。首先,研究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和公司债长期波动的影响,用上证国债指数和公司债指数作为中国国债和公司债市场的代理变量,同样使用单因子混频波动方法（Garch-Midas）引入对应频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new指标来分析中国债市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债市长期波动呈现正相关关系,不确定性增大时,债券市场波动随之扩大。相对于国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率对公司债的波动影响更为明显,这与公司债中民营企业占比较多,受整体宏观环境影响波动较大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增大债券市场的波动性,通过分析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得到市场处于较大波动的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风险存在较大影响,信用利差变大;而在市场波动较小的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仍存在正向影响,导致信用利差变大,但幅度不如状态一。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债券市场中的国债由于其政府背书的性质基本不受影响,而由于担忧行业受政策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未来盈利预期受挫,企业债收益会降低,而信用利差反映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差别,因而其波动主要跟随受影响更大的企业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市超额收益的影响,与波动类似,债券超额收益常受到宏观变量的影响而变化,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设定控制一年期存款利率（RF）,通货膨胀指标（CPI）,市场流动性指标（LIQ）和利率期限结构中的斜率（SLOPE）等传统宏观变量,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债和全债市场超额收益具有显着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国债市场长短期债券超额收益在减少,其中长期国债收益降低要高于短期国债,以中债新综合财富指数WI代表全债市场,不同于国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WI的预测系数为正,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WI相对于基准债券（一年期国债收益）的超额收益也在增加,最后重新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相同期限中债综合财富指数和国债的收益差预测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期限债券的超额收益预测系数基本保持不变,没有呈现明显的单调变化,表明EPUnew对不同期限债券信用风险的影响接近。最后,本研究从单一市场角度上升为股债两市相关性的影响分析。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两个大类,股市和债市整体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趋势,而两者的相关性常常能反映出经济的阴晴和市场的情绪。本文使用了上证综指和上证国债的2003年1月至2018年5月的日度数据,利用Dcc-Garch模型得到两市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F检验表明其为平稳过程,J-B检验拒绝其正态分布的假设）,接着使用Garch-Midas模型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两市相关性的影响,发现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和波动值的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相关系数具有正向的关系,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或波动值增大时,市场相关性的波动增大。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相关性水平影响时,采用了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通过对市场状态进行划分,发现在市场整体“活跃”的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将导致市场相关性的降低（由正到零再到负）,体现了当外围宏观环境不稳定时资产的避险情绪加重,资金从一个市场流向另一个市场。在“非活跃”期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两市相关系数长期值同样呈负相关,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影响变小,两个状态的结果均表明了资金对于外围环境的灵敏性和避险性。进一步分析影响的机理,由于新颁布的政策对行业的影响存在波动,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资金对于存在较高风险的股票市场进行回避而涌入了相较稳定的债券市场,因而会出现股跌债涨的情况,两者相关性降低。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会引致中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增加。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1）编制了适宜中国市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首次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变分自编码模型（VAE）进行信息降维和特征提取,构建了适宜中国市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时使用了Baker等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在全样本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在解释股票、债券市场波动收益和两市相关性波动上均高于BAKER等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不包含世界经济政策变动信息的CEPU解释力急速下降,甚至表现为不显着,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依然保持对市场优秀的解释能力。相比原有量化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更能反映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市场的扰动和影响。（2）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应用。本研究根据究目的不同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模型,比传统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创新性和合理性。第三章使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型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冲击响应分析;第四章针对波动特征应用了Garch-Midas模型提取长期波动和短期波动,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波动预测过程中使用添加了控制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样本外分析中采用均方预测误差MSFE模型;第五章债券市场收益预测考虑到不同时期市场表现的差异使用了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并尽可能的将特殊子区间划分出进行独立研究;第六章股债相关性分析中考虑到了相关系数的动态变化。（3）研究内容上的深入整合。本研究首次将中国股票和债券两个资本市场结合进行研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影响的联动效应,从多个层次、逐步递进的阐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构建了经典的收益和波动研究模型,选取了重要的几个股债交易市场,基本涵盖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部分,分析结果显着;本研究发现的影响规律和传导过程也可以作为政策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行业组合波动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监管层在施行经济政策时可以充分考虑对不同行业的作用强度而选取最优的实施路径,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各区块股票收益均有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稳定市场时要尽量减少政策干预。
路媛媛[9]（2019）在《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近10%的增长速度,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逐渐放缓,进入了经济新常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1.6%,2008年GDP降为9.7%,到2010年又上升至10.6%,2017年再次下降为7.1%。由此可见,我国经济近十年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国政府也相应地出台了各种政策,如“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工业4.0”、“互联网+”、“一带一路”、“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这些政策在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饶品贵等,2017）。那么,在面对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通过怎样的内部调整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已习惯于外延式发展模式的中国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模式,不仅是经济新常态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和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作为提升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创新活动,不同于一般投资活动,具有周期长、投资大、结果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另外,研究阶段费用化和开发阶段满足条件后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使其不仅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更是企业战略发展的体现。故创新活动不仅影响着企业短期收益,也影响着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因此,基于中国当前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剖析企业创新规律、内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对切实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学界对于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现有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一方面是已有对创新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微观层面（Manso,2011;李春涛和宋敏,2010;余明桂等,2016;石晓军和王骜然,2017;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Balsmeier et al.,2017;赵子夜等,2018）。虽然宏观层面的研究近几年也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是针对某一政策或制度环境对创新或研发投入的影响,如产业政策（余明桂等,2016;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谭劲松等,2017;杨国超等,2017）、财政政策（Klette&Moen,2000;张杰等,2015;王刚刚等,2017;郭玥,2018）、金融环境（Hsu et al.,2014;唐清泉和巫岑,2015;钟腾和汪昌云,2017）等,较少考察宏观经济整体变动对创新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已有研究较少将管理层动机纳入宏观经济变动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中,然而创新更多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意志,当企业面临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层出于何种动机进行创新,不同的创新动机下又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对此尚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研究成果,全面深入地探索宏观经济环境整体变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以期丰富宏微观交叉学科的研究。本文将宏观经济变动与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相结合,从可预测性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不可预测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其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作用路径及其经济后果,试图揭开宏观经济变动下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面纱,以期对规范企业创新行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有益的帮助。本文共分七章,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框架以及边际贡献。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本章首先回顾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经济周期理论、创新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其次,梳理并评述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文献基础。第三章为宏观经济变动与创新现状分析。本章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经济政策变动情况以及我国宏观研发投入和创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经济发展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章首先,考察了经济发展形势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其次,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和代理水平下经济发展形势对创新影响的选择效应;然后,分析和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的机制和可能路径,即外部市场机制和内部资源配置机制,产品市场需求路径、金融市场融资成本路径、金融化挤出路径和规模扩张挤出路径;最后,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可持续性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创新表现为逆周期性,即经济发展形势越好,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少。（2）创新逆周期性存在选择效应,即在非国有企业和较低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中更加显着。（3）创新逆周期性是通过内部资源配置机制中的“金融化”和“规模扩张”对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4）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创新可持续性发展,即经济增长越快,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越快,且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5）创新逆周期性并未显着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产出率,即创新绩效不高;同时,分位数回归显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中的非发明专利的逆周期性均呈现出随分位点的增大而增大的趋势,但发明专利的逆周期性随分位数增大呈现倒U型趋势。第五章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章将管理层动机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创新影响的分析框架中,首先,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其次,从经济后果角度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与创新投入产出率的关系,以证实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代理动机”机制;然后,基于产权性质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选择效应,并对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代理成本和内部控制进行分组,以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最后,进一步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可持续性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但是创新产出仅仅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增加,这说明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的动机。（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基于管理层的“代理动机”,表现为更低的创新投入产出率和企业价值;（3）分组检验发现,创新投入产出率在高代理成本企业和低内部控制质量企业中更低。（4）从发展趋势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可持续性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宏观经济变动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本章遵循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理论逻辑,试图通过经济后果的检验,进一步论证其影响机制,即从政府资源配置角度检验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以证实导致创新逆周期性的短视行为的内在机制,从信息中介分析师角度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以证实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创新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形势越好,创新性越强的企业并未获得政府补贴的支持,且该效应在非国企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着。该结论说明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繁荣期,并未对创新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反而强化了企业的短视行为,导致了创新逆周期现象的存在,也印证了第四章的机制分析。（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分析师对创新行为的关注,且该效应在高研发强度和创新持续时间长的企业中更加显着。该结论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创新信息的不对称程度,进而引起了更多分析师的关注,该结论与第五章的机制分析相一致。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相关政策建议和研究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展了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本文从宏观经济整体变动的两个维度,即可预测性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不可预测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考察了其对创新的影响,弥补了既有研究仅从某一特定宏观经济因素（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研究其对研发投入或创新影响的不足。第二,深化了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研究。本文从市场机制、管理层动机、政府职能和信息中介等角度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弥补了现有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分析不够清晰的缺陷,深化了宏观经济对企业创新决策行为影响机制和路径的研究。第三,分析了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边际效应。本文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边际效应,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并得出创新投入和非发明专利的逆周期性随分位点增大而增大,而发明专利则表现为倒U型的结论。该方法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创新变动的边际效果,弥补了OLS回归因剔除异常值,而损失掉重要的信息,从而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不足。第四,发挥了一定政策启示作用。本文得出创新具有逆周期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新是基于管理层代理动机的核心结论,并证实了创新的逆周期性是因为经济繁荣时期企业更加短视,将更多资本配置到风险小、收益快的非创新领域,对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管理层出于代理动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大时进行策略创新,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创新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为管理层进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更为隐蔽的条件。该结论一方面为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繁荣期,建立长效创新机制,避免企业短视行为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启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不仅要看到经济政策在维持经济平稳发展中所发挥积极,还要重视由于频繁颁布或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投资者而言,面对宏观经济的变动需要客观认识企业创新动机,发挥外部监督作用,切实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赵晓奔[10]（2019）在《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文中提出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前沿课题。本文尝试结合产业组织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对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进行研究,以期提供能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三者之间的协同演化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建立反馈环进行协同演化的:制度激励企业家迸发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创新,进而驱动产业发展,而制度变迁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致而起。这其中包含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环节,其中企业家精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制度、技术创新、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耦合起来。本文提出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竞争,为了赢得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学习,从而在现有存量知识的基础上改善知识结构并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主要通过四条途径型塑制度变迁。一是意识形态。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思想观念不断突破、调适的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应地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思想观念是否及时转变,转变得快还是慢,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二是政治企业家的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素质和能力之争,有能力的官员能感知到并实现发展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没有能力的,就会丧失机遇,一旦失去机遇就可能延误一代甚至几代的发展。显然,政治企业家的学习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地方政府类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最为突出的类公司特征是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了类似于“企业家”的决策权力。“地方政府类公司化”揭示了地方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四是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一个地方的制度创新水平与这个地方的治理水平大有关系。地方政府改进治理水平的过程,也就是一些规范社会运作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鉴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水平,加之地域文化影响,使每个地方的政府治理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次,采用模拟仿真、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三种方法进行研究。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的概念模型。该模型由产业环境行为和企业行为构成一个人工生命环境,企业在一定产业环境中运行。潜在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在位企业根据盈利、资本存量、市场份额等情况决定是否退出。产业环境行为包括政府支持、区域企业家精神、市场总需求,企业行为包括创新、产品竞争、市场退出、建立新企业。根据概念模型和参数赋值,运用MATLAB对模型进行模拟仿真。设定20个时期进行模拟实验,模拟模型运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一是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均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二是发现居民对创业创新的认知和新增企业数量对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和演化影响较大,新增企业家数量体现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这说明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深刻的影响。三是制度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制度、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产业之间协同演化。以温州电气产业发展为例对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演化进行分析。实践证明,推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的动力是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而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是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的。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过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官员的知识和偏好型塑了温州电气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变迁方向。设定计量模型,构建了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滞后一期对制度质量产生负向显着影响,产业规模、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对制度质量都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企业家精神、制度质量、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二阶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一阶企业家精神都对产出规模有正向显着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机制。再次,本文在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一是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以企业和产业互动演化为框架,设计产业发展人工生命环境,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二是建立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反馈环,并构建能力—机会—企业家精神生命周期矩阵图,分析企业家精神在制度、技术创新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催化剂”作用。三是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学习—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企业家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公司类公司化、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等途径型塑制度变迁。四是构建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设定计量分析模型。第四,提出了四点简要政策建议。一要建立健全决策科学、运行规范、执行有效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二要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竞争的核心。三要营造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四要引进高端创新要素。
二、本期涉及的企业和企业家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期涉及的企业和企业家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全球人才流动中的政策干预作用与中国人才竞争力 |
| 1.1.2 我国人才政策主题与聚焦点演变 |
| 1.1.3 研究问题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人才、人才政策研究 |
| 2.1.1 中外对比视域下的人才内涵 |
| 2.1.2 人才理论基础与人才政策实践发展 |
| 2.2 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框架、标准、方法 |
| 2.2.1 公共政策评估框架 |
| 2.2.2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 |
| 2.2.3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 |
| 2.3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1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的维度及指标 |
| 2.3.2 政策目标达成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3 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4 已有研究述评 |
| 3 研究分析框架及内容提出 |
| 3.1 研究分析框架 |
| 3.1.1 政策评估中的政策目标达成模式:绩效测量与干预效应论证 |
| 3.1.2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政策体验评估模式 |
| 3.1.3 基于政策目标达成模式与政策体验的双轮评估框架提出 |
| 3.2 分析内容 |
| 4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绩效测量研究 |
| 4.1 我国人才政策变迁与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缘起 |
| 4.1.1 人才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标志性政策 |
| 4.1.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介绍 |
| 4.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目标分析及绩效观确定 |
| 4.2.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维度及细分指标确定 |
| 4.2.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
| 4.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测量 |
| 4.3.1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样本特征 |
| 4.3.2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描述性统计 |
| 4.3.3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规模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3.4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平均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4 基于区域聚类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分析 |
| 4.4.1 区域创新能力中的政策-市场二元主体影响 |
| 4.4.2 市场因素及政策干预因素形成的区域聚类 |
| 4.4.3 政策绩效方差分析 |
| 4.5 结果讨论 |
| 4.5.1 政策目标的达成评估与政策绩效特征 |
| 4.5.2 区域绩效差异的可能解释 |
| 5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中的政策干预效应论证研究 |
| 5.1 学术生产力影响因素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样本 |
| 5.2.2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和变量测量 |
| 5.3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基本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结果讨论 |
| 5.4.1 “千人”高绩效从何而来:个体禀赋效应抑或政策激励效应 |
| 5.4.2 个体特征与学术绩效的关联讨论 |
| 6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验: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6.1 期望不一致理论与研究假设 |
| 6.2 变量测量、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
| 6.2.1 变量测量 |
| 6.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 6.3 研究结果与假设验证 |
| 6.3.1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因子分析 |
| 6.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相关性分析 |
| 6.3.4 基于逐步回归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检验 |
| 6.3.5 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结果讨论 |
| 6.4.1 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检验结果讨论 |
| 6.4.2 提升个体政策满意度的政策启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主要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4.1 研究的不足 |
| 7.4.2 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不确定性的度量 |
| 1.2.2 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分析 |
| 1.2.3 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 |
| 1.2.4 金融市场在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
| 1.2.5 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相互作用 |
| 1.3 主要研究目标、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不确定性理论基础 |
| 2.1 实物期权效应 |
| 2.2 预防储蓄效应 |
| 2.3 Oi-Hartman-Abel效应 |
| 2.4 不确定性商业周期理论 |
| 2.5 不确定性金融摩擦理论 |
| 第3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原理 |
| 3.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结果分析 |
| 3.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2.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结果分析 |
| 3.3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3.3.1 基于MS-AR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状态演变特征分析 |
| 3.3.2 基于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关联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1 时变溢出指数模型基本原理 |
| 4.2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3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3.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冲击效应分析 |
| 5.1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 |
| 5.2 MH-TVC-SVAR-SV模型原理 |
| 5.3 基于MH-TVC-SVAR-SV模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3.2 模型设定与先验信息 |
| 5.3.3 脉冲响应分析 |
| 5.3.4 时变方差分解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1 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2 C-SVAR模型基本原理 |
| 6.3 基于C-SVAR模型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与变量处理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 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分析 |
| 7.1 SE-IVAR模型基本原理 |
| 7.2 基于SE-IVAR模型的货币政策作用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2.2 模型设定与非线性检验 |
| 7.2.3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7.3 稳健性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企业家精神文献综述 |
| 1.2.2 企业绩效文献综述 |
| 1.2.3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企业家精神的概述 |
| 2.1.1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界定 |
| 2.1.2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方法 |
| 2.2 企业绩效的概述 |
| 2.2.1 企业绩效的概念 |
| 2.2.2 企业绩效的衡量 |
| 2.3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1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2.3.2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 |
| 3.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3.1 变量设置 |
| 3.1.1 被解释变量 |
| 3.1.2 解释变量 |
| 3.1.3 控制变量 |
| 3.2 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 |
| 4.企业家精神和中小企业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1 企业家精神的现状分析 |
| 4.1.1 发展现状 |
| 4.1.2 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精神现状 |
| 4.2 中小企业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2.1 发展现状 |
| 4.2.2 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现状 |
| 5.中小企业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 基于主成分分析构建的企业绩效指标体系 |
| 5.2.1 财务绩效 |
| 5.2.2 市场绩效 |
| 5.2.3 稳定绩效 |
| 5.2.4 指标体系 |
| 6.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设计 |
| 6.2 模型的建立 |
| 6.3 描述统计 |
| 6.4 相关分析 |
| 6.5 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
| 6.5.1 对财务绩效的回归模型 |
| 6.5.2 对市场绩效的回归模型 |
| 6.5.3 对稳定绩效的回归模型 |
| 6.6 实证小结 |
| 6.6.1 在财务绩效方面 |
| 6.6.2 在市场绩效方面 |
| 6.6.3 在稳定绩效方面 |
| 7.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侧重培养风险承担精神 |
| 7.1.2 谨慎培养创新精神 |
| 7.1.3 关注专注精神的培养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
| 附录Ⅱ |
| 附录Ⅲ |
| 附录Ⅳ |
| 附录Ⅴ |
| 致谢 |
（4）格拉斯与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1927-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及材料 |
| 第一章 格拉斯与美国企业史研究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产生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产生的思想渊源 |
| 第三节 格拉斯早期经历对其企业史研究的影响 |
| 第二章 格拉斯哈佛任教时期的企业史研究 |
| 第一节 任职哈佛及创建哈佛企业史研究团队 |
| 第二节 开设企业史课程与开展案例教学 |
| 第三节 倡导企业史与经济史的“决裂” |
| 第四节 撰写企业史研究着作 |
| 第三章 格拉斯与美国企业界的联系 |
| 第一节 格拉斯与哈佛企业史学会 |
| 第二节 格拉斯与企业史基金会 |
| 第四章 格拉斯企业史研究的内容及评价 |
| 第一节 格拉斯企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企业史学界对格拉斯企业史研究的态度与评价 |
| 结语 |
| 附录1 格拉斯与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大事记 |
| 附录2 格拉斯与美国早期企业史学家相关照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河北月刊》的创刊情况 |
| (一)创办背景 |
| (二)创刊与特色 |
| 二、《河北月刊》的编辑、运营与出版发行 |
| (一)编辑与作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二)发行对象、受众对象及反馈 |
| (三)版面编排与设计 |
| (四)广告 |
| 三、《河北月刊》与河北地方民生建设 |
| (一)地方自治 |
| (二)社会救济 |
| (三)禁烟禁毒 |
| 四、《河北月刊》与河北地方文化建设 |
| (一)有关编修方志的往来互动 |
| (二)有关地方色彩故事的转载 |
| (三)有关地方碑刻的题词 |
| 五、《河北月刊》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 |
| (一)加快了政令的布置与传达 |
| (二)促进了河北地方区域文化的研究 |
| (三)有助于推动地方建设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 ——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界定 |
| 1.3.2 关键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创新理论 |
| 2.1.1 创新理论起源 |
| 2.1.2 创新理论主要内容 |
| 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演变 |
| 2.3 企业生态系统理论 |
| 2.3.1 企业生态系统理论起源 |
| 2.3.2 企业生态系统理论主要内容 |
| 2.4 资源基础观 |
| 2.4.1 资源基础观起源 |
| 2.4.2 资源基础观主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献综述 |
| 3.1 社会创新相关研究 |
| 3.1.1 社会创新研究演进历程 |
| 3.1.2 社会创新研究最新进展 |
| 3.2 企业社会创新相关研究 |
| 3.2.1 企业社会创新概念 |
| 3.2.2 企业社会创新范畴 |
| 3.3 企业价值相关研究 |
| 3.3.1 企业价值概念内涵 |
| 3.3.2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
| 3.3.3 企业价值驱动因素 |
| 3.4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相关研究 |
| 3.4.1 创新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
| 3.4.2 社会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
| 3.5 现有文献述评及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探讨 |
| 4.1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形成基础与建构思路 |
| 4.1.1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形成基础 |
| 4.1.2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建构思路 |
| 4.2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核心概念 |
| 4.2.1 本文界定的企业社会创新概念 |
| 4.2.2 企业社会创新特征 |
| 4.2.3 企业社会创新内涵 |
| 4.2.4 企业社会创新测量视角 |
| 4.2.5 企业社会创新与相关概念辨析 |
| 4.3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演化规律 |
| 4.3.1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演化图谱 |
| 4.3.2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演化趋势 |
| 4.4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 |
| 4.4.1 企业社会创新影响因素 |
| 4.4.2 企业社会创新作用机制 |
| 4.4.3 企业社会创新边界条件 |
| 4.4.4 企业社会创新影响结果 |
| 4.4.5 企业社会创新理论框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概念模型 |
| 5.1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概念模型构建 |
| 5.2 基于调节效应的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研究 |
| 5.2.1 研究框架 |
| 5.2.2 研究内容 |
| 5.3 基于中介效应的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研究 |
| 5.3.1 研究框架 |
| 5.3.2 研究内容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基于调节效应的分析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 |
| 6.1.2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6.1.3 企业亲社会偏好的调节作用 |
| 6.1.4 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调节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变量定义 |
| 6.2.4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进一步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基于中介效应的分析 |
| 7.1 研究假设 |
| 7.1.1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 |
| 7.1.2 企业社会创新与知识产出 |
| 7.1.3 知识产出与企业价值 |
| 7.1.4 知识产出的中介作用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取 |
| 7.2.2 数据来源 |
| 7.2.3 变量定义 |
| 7.2.4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回归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3.5 进一步讨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贡献 |
| 8.3 管理启示 |
| 8.4 研究局限 |
| 8.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结构 |
| 第三节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理论基础 |
| 一、实物期权理论 |
| 二、金融摩擦理论 |
| 三、资本成本理论 |
| 四、预防性储蓄理论 |
| 五、Oi-Hartman-Abel理论 |
| 六、消息和信任传导理论 |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资本市场的文献综述 |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含义和度量的文献综述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文献综述 |
| 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理论和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的构建 |
| 第一节 理论研究 |
| 一、经济政策含义及分类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 |
| 三、机器学习方法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
| 第二节 数据统计和模型介绍 |
| 一、神经网络模型 |
| 二、变分自编码模型 |
| 三、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不确定综合指数构建 |
| 一、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二、脉冲响应函数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 |
| 一、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研究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
| 三、混合数据抽样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
| 一、股票指数类数据 |
| 二、宏观经济指标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影响研究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预测研究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CEPU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
| 二、CEPU对股市波动预测研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 |
| 一、债券市场波动及收益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市场 |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市波动影响研究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市收益影响研究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债两市相关性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 |
| 一、股市和债市的相关性研究 |
| 二、股债两市相互影响的传导途径研究 |
| 三、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CC-Garch |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9）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贡献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周期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实物期权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行为文献回顾 |
| 2.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行为文献回顾 |
| 2.2.3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回顾 |
| 2.2.4 简要评述 |
| 3.宏观经济变动与创新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状分析 |
| 3.3 我国研发投入现状分析 |
| 4.经济发展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4.2.2 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的选择效应 |
| 4.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计 |
| 4.3.3 变量定义 |
| 4.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5 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机制检验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6.1 经济发展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 |
| 4.6.2 经济发展对创新投入产出率的影响 |
| 4.6.3 分位数回归 |
| 4.7 稳健性检验 |
| 4.7.1 替换宏观经济变量 |
| 4.7.2 变换模型 |
| 4.8 研究结论 |
| 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计 |
| 5.3.3 变量定义 |
| 5.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创新影响机制检验 |
| 5.5.1 代理成本分组检验 |
| 5.5.2 内部控制分组检验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6.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 |
| 5.6.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可持续性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7.1 替换宏观经济变量 |
| 5.7.2 变换模型 |
| 5.8 研究结论 |
| 6.宏观经济变动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 |
| 6.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分析师跟踪 |
| 6.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变量定义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回归结果分析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的差异性分析 |
| 6.5.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分析师跟踪差异性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变换变量 |
| 6.6.2 变换模型 |
| 6.7 研究结论 |
| 7.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2章 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相关理论综述 |
| 2.1 制度的一般理论 |
| 2.1.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 2.1.2 制度的分类 |
| 2.1.3 制度的功能 |
| 2.1.4 制度变迁 |
| 2.2 技术创新一般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 |
| 2.2.2 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 |
| 2.2.3 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 |
| 2.2.4 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 |
| 2.2.5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
| 2.3 产业演化一般理论 |
| 2.3.1 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
| 2.3.2 现代演化经济学 |
| 2.3.3 协同演化 |
| 第3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引致制度变迁分析 |
| 3.1.1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演化 |
| 3.1.3 地方政府竞争和制度变迁 |
| 3.1.4 地方政府竞争的有效形式是制度质量的竞争 |
| 3.2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因素分析 |
| 3.2.2 技术创新系统外部因素分析 |
| 3.3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和产业演化机制分析 |
| 3.3.1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 |
| 3.3.2 产业演化机制 |
| 3.4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 3.4.1 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化 |
| 3.4.2 技术创新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 3.4.3 制度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 第4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及仿真 |
| 4.1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支持 |
| 4.1.1 自组织理论 |
| 4.1.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4.2 产业演化基本模型 |
| 4.2.1 NW模型 |
| 4.2.2 WKD模型 |
| 4.2.3 历史友好模型 |
| 4.3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 |
| 4.3.1 产业环境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3.2 企业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 模拟模型仿真 |
| 4.4.1 模拟平台MATLAB简介 |
| 4.4.2 模拟程序流程框架 |
| 4.4.3 模拟参数设置 |
| 4.4.4 模拟实验与仿真结果分析 |
| 第5章 案例分析：温州电气产业的演化 |
| 5.1 温州电气产业的发展历程 |
| 5.1.1 第一阶段(20 世纪70 年代)：萌芽阶段 |
| 5.1.2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初－90 年代初)：初创阶段 |
| 5.1.3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本世纪初)：成长阶段 |
| 5.1.4 第四阶段(本世纪初至今)：转型发展阶段 |
| 5.2 温州电气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 5.2.1 制度供给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 5.2.2 技术创新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 5.2.3 制度、技术创新与电气产业协同发展的分析 |
| 5.2.4 计量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简要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型仿真程序代码 |
| 致谢 |
四、本期涉及的企业和企业家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D]. 傅衍. 浙江大学, 2020(10)
- [2]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德园. 吉林大学, 2020(08)
- [3]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D]. 银河漪. 中原工学院, 2020(01)
- [4]格拉斯与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1927-1956）[D]. 吴风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6]《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D]. 李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 ——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D]. 高腾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
- [8]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D]. 沈艳.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2)
- [9]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路媛媛.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D]. 赵晓奔.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