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两班”教室挤满了学生

一、湖南“两课”教室被学生挤满了（论文文献综述）

丁燕燕^[1]（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指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王颖^[2]（2016）在《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及其在大学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具有创造性的人,可以通过批判和改造活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人性并非完美,又必须接受来自社会的限定和矫治。就道德而言,它既是客观社会物质经济生活的产物,又要受制于它的唯一主体——人。因此,大学道德教育唯有将推动人创造性的充分发展和促使社会的有效运行作为双重目的,既培养道德创造能力,又传递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才可能体现出价值。道德创造的能力,包括创造性地执行、运用和思考道德规范以及创造出新规范的能力,是道德知、情、意、行能力充分发展的结果,是个体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能够作出正确道德选择的支持,可以促使道德生命走向灵动,因此,理应受到大学道德教育的热切关注,成为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关键着力点。在传统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大学道德教育实践处于规范性道德教育观的主导下。这种观念强调人的社会性,肯定伦理具有的制约性,看重道德教育的规范性、约束性功能,以培养占有道德知识和遵从道德规范的人为主要目的,教育方法以灌输为主,教师在教育中占据权威的地位,学生的主体性却相对缺位,其道德创造能力的发展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毋庸置疑,这种道德教育观指导实践,既有助于矫正个体行为、调和人与外界间的矛盾,又有助于社会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国家传播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忽视培养学生的道德创造能力,且道德教育中的师、生和教育方法没有充分体现出创造和创新性,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这种观念已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完全照搬指导西方道德教育实践的创造性道德教育观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强调人的个性价值,肯定伦理所具有的超越性,看重道德教育的创造性、激励性功能,将培养人的道德判断和创造能力、促使学生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和实现道德的自我生成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轻视传递既定的道德规范,强调教授道德的形式特征,反对灌输法,主张通过启发法来开展道德教育。显而易见,这种道德教育观又容易导致道德的放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发挥。这些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反思和批判,一些国家甚至为道德教育朝向规范性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努力。有鉴于此,应该用创新后的创造性道德教育观指导我国大学道德教育实践。这种观念既是对规范性观念的弥补和升华,又是对创造性观念的修正和调适。它强调人的个性价值,却又不忽视其社会性价值,肯定伦理所具有的规范性和超越性,看重道德教育的规范性、约束性功能和创造性、激励性功能。它注重发挥师生在直接和间接道德教育途径中的创造性,既重视传递道德规范,又强调培养道德创造,将促使社会和人的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采用灌输和启发结合的方式来开展道德教育。它认为大学道德教育应该从规范性一端向创造性一端位移,同时,又要兼顾道德教育的规范性功能。我们主要通过回应以下三个问题来展开研究:“为什么要建立中国大学的创造性道德教育观?”“新型创造性道德教育观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和“怎样在中国大学道德教育中应用之?”中国大学创造性道德教育观的树立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前提条件作支撑。从理论层面来说,这种观念是充分借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质论以及大学本质论和中西道德教育观的研究成果的产物。从现实层面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教育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和我国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社会现实,使其实现具有可能性与必要性;而回顾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历史因素,并分析现下教育的发展特征,又可看出其应用有着一定的阻力。在理论上,新型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包含了特有的对道德教育中的人、道德教育的本质、目的、内容和方法的看法。具体而言,它认为从目的性、工具性和载体性的角度来看,道德教育具有人本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重属性;它将道德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看成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将满足社会和个体需要作为教育的目标;从道德规范的类型、层次和品德的结构三个方面来设计教育内容;提出了说服、对话、示范和角色扮演等教育方法。因此,在这种新观念的指导下,道德教育将具有促使完整生命发展、促进道德智慧生成、回归生活和追寻意义等实践特征。另外,此道德教育观之“新”,还在于其提出道德教育应该在传递道德规范与培养道德创造间实现张力协调,并对如何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创造进行了探索。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在中国大学道德教育中的有效应用,亦离不开先进典型的示范。因此,有必要从道德教育的两个主体的角度,探寻并展示教师开展道德教育和学生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范例,还应该从直接和间接道德教育途径的角度,找出教学范例作为参照。同时,新观念的落实亦离不开来自教材、校园文化氛围和课外活动等方面学校教育条件的支持,也需要以人为本的社会氛围进行烘托。但是,囿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新型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在我国高校的全面落实还将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然而,还是应该充满信心。相信到那时,学生将获得德性生命的完满发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鲜活个体;大学道德教育也方可走出困境,充分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价值内涵,释放出解放人、发展人的力量,充满感召力和吸引力!

李姣^[3]（2016）在《傅葆琛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傅葆琛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民主教育家,他先是从事乡村平民教育事业,后来转向民众教育事业。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乡村平民教育和民众教育两大领域。傅葆琛分析了开展乡村平民教育的迫切性,他提倡通过乡村平民教育改变乡村落后现状,推进乡村建设,促进国家繁荣富强。据此,他认为乡村平民教育应对乡村人民施行识字、生计、公民三个方面的教育,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傅葆琛开始着眼于全国民众的教育,他强调民众教育要关注民众整个的生活,对民众教育的分类及实施原则做了细致的梳理,认为民众教育实施初期要首先推行民众识字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傅葆琛将教育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提出国难时期民众教育的实施方案,号召“政教合一”,实现民众自治、自养、自卫的目标,从而促进社会生、地方自治、挽救民族危亡。傅葆琛在教育上治学严谨、注重实践、立足乡村、放眼全国、接轨西学、结合国情、视野开阔、富于洞见。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不局限在教育领域,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同时他将教育与推动地方自治、实现民主宪政相联系,从而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对我国当前的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罗莹^[4]（2016）在《交互式电子白板在中学作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写作能力是中学生必备的重要能力,作文教学也是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目前学生写作现状和作文教学现状都令人担忧。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交互式电子白板在教学应用的普及,研究交互式电子白板在中学作文教学中的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对交互式电子白板在中学作文课堂的运用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是以交互式电子白板应用在课堂教学中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以基于交互式电子白板的中学作文教学课例为依托的。本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分析了交互式电子白板运用于中学作文教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从理论上来看,交互白板为人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信息技术和学科整合等理论在中学作文课堂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这些理论又为在作文教学中使用交互白板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交互白板已在各个学校普及,教师也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操控白板的能力。这些都为交互白板在中学作文教学的运用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二章通过对传统作文指导案例和使用交互白板进行作文指导的案例比较分析,结合教师已有的教学实践,总结了运用交互式电子白板进行作文指导的策略：利用播放功能营造学习氛围；利用互动特性激发写作兴趣,利用交互白板的资源库拓展学生思维；利用演示、书写功能传授行文技巧。第三章通过对传统作文评讲案例和使用交互白板进行作文评讲的案例比较分析,结合教师已有的教学实践,总结运用交互式电子白板进行作文评讲的策略：利用演示功能展示对比学生习作；利用圈点批注功点评学生习作；利用交互式特性让学生自评作文。第四章对交互式电子白板在作文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总结其作用,正视其问题,并反思了应对策略：遵循适时性原则和适度性原则；改变教学理念,注重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提高业务能力,充分挖掘交互白板的功能。

方翰^[5]（2015）在《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建筑教育也随之发展,承担建筑教育的建筑类教学空间场所的营造也显得尤为关注。通过对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进行比较和研究,从建筑类教学规律着手,分析建筑类教学空间构成,观察到建筑类教学空间在使用者需求和空间营造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国内外案例的调研,大多数建筑类院校都能把握住建筑类学科特殊性,从教学规律出发进行场所营造的设计,但是都缺乏关注建筑类教学空间更深入的营造要素分析。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应当充分体现设计感,通过空间的体验激发使用者的创意、灵感,并不能将教学空间设计趋于传统空间。本文主要调研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等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方法,结合文献查阅、实际案例调研,最终整理出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原则和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及发展方向。本文从六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章：对选题背景进行概述,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以建筑类专业的教学规律为基础,探索建筑类教学空间构成要素以及需求及问题。第三章：研究教学空间内使用者行为特点,根据行为建筑学理论、环境行为心理学理论、场所精神理论对使用行为和空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第四章：研究国内外建筑类教学空间特点,主要选取了七所学校建筑教学空间进行实例分析并找出构成要素。第五章：通过调研案例分析得出建筑类教学空间场所营造的优化设计方法,提出场所营造原则及策略。第六章：通过国内外建筑类案例分析,综合查阅文献资料分析适合实际案例的方法,并对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学楼改建方案进行实例分析。

张玥^[6]（2013）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超然”,是指知识分子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非功利化的心态潜心于研究本身从而从事学术的创造与创新；“介入”,是指当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社会立场出发,主动介入社会。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的核心,在大学的学术属性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抉择,在大学成为“象牙塔”还是“社会服务站”之间如何平衡。这是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问题起点。本文旨在以掌舵人角色作为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着眼点,以掌握到的史料和文献等资料为基础,以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开展的主要研究方法,以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以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与大学的生存、发展与提升为研究展开的基本维度进行分析。组织生命理论中关于组织特征的分类是：组织创建阶段,组织发展阶段,组织成熟阶段。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也具备这样的组织发展特征。这在文中具体表述为：“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绪论部分对研究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等做了具体说明。第一章作为研究的开端,对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校长做了仔细梳理和介绍；并在结合中外理论和校长们、研究者们的着述基础上,提出了“掌舵人”概念,将之作为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角色。第二章以“战时需做平时看”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宗旨,以及具有战时特色的大学内迁,从而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国立大学生存的基本要义。第三章以“炸弹下长大”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如何秉持通才教育与学生自治、如何坚守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从而实现了战时大学的发展和壮大,这就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大学发展的主要内容。第四章是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研究主题,从文化角度探究这些校长在大学提升层面的作为,以大学文化和精神作为大学内在提升的关键,以校训以及教风学风的建设作为精神文化的外在表达,从而构成大学走向成熟阶段的内在力量。最后,在前之研究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掌舵人的理念与治校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得益于战时国立大学校长群体的智慧谋略、胸怀担当与个人魅力,从而使国立大学在内迁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保证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大学发展基调,立志于培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并实现了“炸弹下的长大”,从而终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大学发展之根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总结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与当代启示：即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们领先于时代,超越于现实,通过“领导”大学、秉持学术、管理民主、文化建构,进一步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研究还对大学校长的素质与遴选、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大学的外部发展环境进行了具有比较意义的借鉴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今的大学管理与发展提供改革的思路,值得今日为之观照。

赵鹏^[7]（2012）在《基于课堂教学与管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育人的重要使命之一,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课堂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利保障和有效补充。目前高校学生的思想存在着较大波动,包括地理环境、学习环境、家庭背景、自我心理变化引起的思想方面的波动等,文章通过对课堂教学、课堂管理的优势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入手,结合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分析了课堂教学与管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分析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在论文的结构安排上,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课堂教学、课堂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要素。课堂教学的优势在于系统性、针对性、长期性比较强;课堂管理的优势在于及时性、参与性、教育性特征比较明显。第二部分从专业思想政治教育课和其他专业课两方面分析了课堂教学与管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第三部分通过对新时期“90后”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归纳总结,详细分析了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形式的挑战。第四部分则分别以教师和学生的视角出发,提出增强课堂教学与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途径。教师要强化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具体措施:一是强化教学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二是采用先进手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三是营造浓厚的、正向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四是加强教师个人魅力及成果等客观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要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一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二是鼓励学生的创造性;三是要倡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孙增德^[8]（2012）在《一位外交官的文化履迹—颜惠庆与清末民国的文化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元老颜惠庆是着名外交家，他的外交经历和政坛生涯极为显赫，但他更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其文化履迹在二十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学界对于他在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少有述及。颜惠庆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基督教华人牧师，还是早期留美生，使得颜惠庆自小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后来求学美国，西学的储备更是丰富。与此同时，颜惠庆在发蒙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颜惠庆早年的文化际遇，为以后的文化履迹奠定基础。颜惠庆本人精通好几门外语，最擅长英语。他在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英华大辞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双语工具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畅销数十年。在商务印书馆时期，他还有《华英翻译捷诀》刊行于世，这是他在圣约翰的教学实践积累而成的。颜惠庆不仅对西方文化大力宣传，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是不遗余力，促成梅兰芳访苏表演就是其大手笔。颜惠庆时任驻苏大使，为演出的成功劳心劳力，堪称是梅兰芳访苏的总管家。由于颜惠庆在民国时期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许多大学都聘请他出任董事乃至董事会主席。着名学府圣约翰、燕京、清华、南开等校都曾获益匪浅。他与圣约翰大学关系最密切。他在圣约翰大学度过自己的童年，后赴美留学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归国后，执教圣约翰大学，直到1908年跟随伍廷芳使美。结束教师生涯后，开始从政。但是不论身在何处，颜惠庆都没有断绝与圣约翰大学的联系。抗战后期出任圣约翰大学校董和校董事会主席，与圣约翰大学一起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颜惠庆结识司徒雷登后，随即被拉入燕京大学董事会，出任校董会主席，为燕京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脉支持。燕京通过他，在中国社会上争取了不少资金援助。由于他与张伯苓私交甚笃，被张伯苓邀请出任南开学校董事会主席，在任期内为南开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至于清华大学，缘起于美国退还庚款，自退款兴学之初，他便有幸参与其中。后来接替周自齐担任清华学堂总办。彼时清华隶属外交部，他执掌外交部，清华几任校长都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对早期清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还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颜惠庆出任首任董事长，直到1929年中基会改组后辞职，后来抗战期间再度出任中基会董事，直到抗战胜利。颜惠庆在任期内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他对基督教在华事业亦多有助力，除教会大学外，他参与创办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先后出任副会长、干事多年。综上所述，颜惠庆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家。在长期的外交生涯和社会事业实践中形成了独到的文化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辟的认识，主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改良中国文化。他的文化观有着对中西文化兼通的理性自觉，期望世界文化的大同。当然他的文化观并非完美无瑕，有其不足之处。通过叙述颜惠庆的文化活动，把握颜的文化初衷，厘清他的文化归宿，给予颜惠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坐标。

李天雄,陈远星^[9]（2002）在《青年邓小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第一章告别故乡1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四川是我们伟大祖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它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资阳人”、巫山县大庙龙坪村的人类化石、广汉三星堆到新近发掘的出土文物,把四川的历史大大向前推进,近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远可以到数百万年以前。在商周时期,今四川地区已有巴族和蜀族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巴国据盆地东部嘉陵江、长江一带,蜀国据盆地西部岷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巴国、蜀国的人民就在盆地东部、西部辛勤耕耘,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

易丹^[10]（1999）在《左右与螺旋——关于一个文人和他的时代的另类文本》文中提出 从上面看下去,他发现病床上的自己睡得很安静,像一个可爱的婴儿。亲人朋友们关切悲哀的表情,他从上面看得异常清楚。但他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他自己觉得,眼下并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此时此刻,当他的灵魂在这洁白的天花板下扑闪翅膀时,当他看见自己的肉体在白布包裹中像具尸体一动不动时,他感到从未有过

二、湖南“两课”教室被学生挤满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两课”教室被学生挤满了（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2）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及其在大学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傅葆琛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交互式电子白板在中学作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课堂教学与管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一位外交官的文化履迹—颜惠庆与清末民国的文化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湖南“两课”教室被学生挤满了（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创造性道德教育观及其在大学的应用研究[D]. 王颖. 云南大学, 2016(08)
• [3]傅葆琛教育思想研究[D]. 李姣. 苏州科技大学, 2016(05)
• [4]交互式电子白板在中学作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罗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建筑类教学空间的场所营造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为例[D]. 方翰.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2)
• [6]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D]. 张玥. 南京大学, 2013(08)
• [7]基于课堂教学与管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研究[D]. 赵鹏. 东北石油大学, 2012(07)
• [8]一位外交官的文化履迹—颜惠庆与清末民国的文化事业研究[D]. 孙增德. 南开大学, 2012(07)
• [9]青年邓小平[J]. 李天雄,陈远星. 中国作家, 2002(11)
• [10]左右与螺旋——关于一个文人和他的时代的另类文本[J]. 易丹. 小说界, 19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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