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发展:基因技术必须坚持的伦理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何妤如[1]（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郑艳艳[2]（2020）在《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趋势,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并在技术实践中给人、自然与社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那么,我们能否理解以及如何理解超越人类经验直观的现代技术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引发的伦理问题,这是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给技术伦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超越实证方法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是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尤其是哲学诠释学将理解视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历史与现在、自我与他者、陌生与熟悉的汇合或融通,其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实践智慧”等基本范畴的阐释为人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即在效果历史中反思前见,对前见进行一次再启蒙,形成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风险的“完满性”的前把握。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奠基于一定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并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境界。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是形成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前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开启了实现理解之可能性。在既有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技术境遇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看似不可逾越的“时空距离”,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具有积极的因素。“时间距离”可以过滤和筛选掉招致误解的关于现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假的前见”,在新技术境遇下展示出筹划伦理问题的新的意义因素;“空间距离”可以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的现代技术伦理观念在沟通中存异求同,即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澄明,就是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从外向型的“技术评估”转向内向型的“技术伴随”,即从技术设计开始“伴随”技术发展的始终,彰显其整体性、情境性和前瞻性,从“人—技术—世界—历史”的关系统一体出发,建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情境的、健康和谐的人—技术关系。“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即通过在更广阔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技术实践中不同的视域,构建一种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的视域互构共生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在技术实践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奠基于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和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开始的情感动因,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进行的有效途径,三者彼此渗透,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其次,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展开,历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因时间距离所导致的具体技术实践与既有伦理要求之间的视域冲突,以使技术伦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各类视域中不断的融合与扬弃,发展一种具有伦理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技术;共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由空间距离所造成的现代技术伦理多元主体间的视域对抗,以促进相关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秩序。最后,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呈现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以及伦理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直接效果是技术和伦理的视域都得到了扩大和拓展,不但凸显了技术的伦理功能,也开拓了伦理的物转向,但其最终旨归是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技术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伦理只有从生活世界缘起才能彰显其意义。“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诠释学的自我思考召唤实践智慧以引导人们创新并负责任地应用技术,以构建一种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应对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强调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有助于妥善处理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实践智慧以理论指向与情境分析的沟通与交融为进路,既消解了理论与现实、伦理原则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张力,又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丰富并扩充了自身的内容。其次,实践智慧作为对善的谋划和审慎,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合乎“中道”的探索,有助于消解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合理地把握技术发展的“中道”以避免其产生危害人类的严重后果,抑或如何对技术可能的后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境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涉及的是实践智慧对“中道”的探索,表现为明辨度量分界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第三,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性反思能力离不开实践主体,通过内化为现代技术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自觉,实践智慧有助于弥合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逻辑距离。以人的现实实践为目的诠释学,通过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将人的认识与实践联结起来,形成并实际地体现于人的理解和实践过程,沟通了存在于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其联结注入了自觉的内涵。对于技术活动的实践主体而言,实践智慧有助于使科学技术活动的合伦理性内化为其伦理意识的自觉,这既符合技术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融伦理价值于科技工作者行为之中的重要诉求。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成果对现代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从诠释学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和“实践智慧”等基本理论出发研究现代技术伦理问题,阐明了人类理解超越日常经验、困扰人类认知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但为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而且为消解传统技术伦理的理论局限,构建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进行诠释学思考可以引导我们在效果历史中对既有的前见进行理性反思,在“对谈”中关照多元主体间复杂的价值诉求,并让古老的实践智慧照鉴未来,从而使现代技术在承载人类命运的同时关涉人类的幸福,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技术健康发展的实质。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柳丽萍[4]（2020）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审视 ——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谈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相生相伴,它既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亦可能是威胁人类生存、摧毁人类文明的刽子手。正如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描绘的科技极度发达的2532年未来新世界那样,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技术便捷的同时,也加重了对人的精神和心理控制,抹杀了人的个性自由。反观当下由现代科技引发的伦理危机与道德挑战,我们不禁要对科技与人的关系发出系列伦理追问:科技使人进化还是退化?科技使人幸福还是不幸?人是科技的主人还是奴隶?现代科技是否陷入伦理困境?现代科技之未来将走向何方?本文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为线索,从四个方面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态势进行伦理审视。第一部分,反思科技活动的伦理意蕴。通过分析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科技极度发达条件下的人之生存境遇,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态势提出伦理追问。围绕科技活动的实现形式和活动主体两个角度论证科技活动负载伦理价值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科技活动负载伦理价值的具体维度及涵义。第二部分,全面梳理古今中外的科技伦理思想。有关科技伦理的思想观点、理论纷争磅礴杂多,这一部分主要针对中、西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历史演变作全面系统的理论考察,进而为下文辩证分析与有效克服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困境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第三部分,充分揭示现代科技发展面临的伦理困境。由现代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无可逃避的严峻事实。这部分在全面厘清科技伦理关系历史逻辑的基础上,从人与外部自然、人与自身自然、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三个方面揭示现代科技发展所面临的伦理问题,继而结合思想理论与实践现状就人类认识水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发展状况几个方面分析现代科技伦理难题的成因。第四部分,论证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破解。科技与伦理的协同共进,是维护人类社会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现代科技发展伦理危机的破解,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科技伦理思想为指导,以完善科技伦理建制为关键,以加强科技主体建设为根本,构建科学完善的解决机制,促进现代科技的良性发展。
马诗雯[5]（2020）在《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学反思 ——一种责任伦理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合成生物学是新兴生物科学技术中具有重大潜力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旨在通过重新设计和改造现有的生物系统,或者从头设计与构建新的生物部件、装置和系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然和生命本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生产和发展出有利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生物技术产品。合成生物学在生物能源与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应用价值,因此受到科学技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然而,由于合成生物学涉及对生物系统和生物体的操作,因而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与伦理问题。正因如此,合成生物学自诞生起,就引起学界对其伦理问题的极大的关注。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就是为了在追问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及其产生的语境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规范和促进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将责任伦理学作为探讨合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框架。首先,文章在对合成生物学的学科内涵及其哲学思想进行概述的基础之上,追问合成生物学为什么会产生伦理问题。借助于“构物致知”与“构以致用”这两种技术研究范式,分析了合成生物学的主要特征,讨论了合成生物学集科学、技术与工程一体化的学科特点。其次,通过对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和汉斯·伦克（Hans Lenk）的相关责任伦理思想进行概括与分析,从“责任”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构建了合成生物学的责任伦理研究框架,围绕责任伦理可以为合成生物学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为什么要开展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三,深入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针对合成生物学两类不同的伦理问题,即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伦理问题,区分不同的责任类型。文章将概念性的伦理问题与合成生物学的“叙事”和“隐喻”相结合,指出对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担忧与关于合成生物学的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比如“隐喻”的运用相关。而这些伦理担忧和争议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对未来风险的“推测”和“预设”。合成生物学的非概念性伦理问题,包括安全性、风险与机遇的公平分配等,与其他技术伦理学问题相比,并不是全新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根据其不同的伦理类型有针对性地开展责任伦理的研究。第四,根据合成生物学责任伦理研究的理论框架,要求以前瞻性的责任视角看待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因此对合成生物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和展望离不开相关的技术评估。除了考虑风险评估外,对一些概念性的伦理争议还应当借鉴远景评估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于合成生物学实践当中的责任问题,有必要将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监管及其责任体系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依据不同的责任主体,尝试提出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责任体系,就相关责任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基于我国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相关法规与条例,提出了合成生物学研发行为的基本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针对合成生物学研发人员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和行动规范建议。讨论如何在责任伦理的指导下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研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姚科敏[6]（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指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周颜玲[7]（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程文[8]（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张金艳[9]（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孙蕾[10]（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理论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提出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诸多发展问题,一些重大基本问题有待深入解决,这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梳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以往成果和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文献研究法,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力求在研究视角和观点上有所创新。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有利于回应“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探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在实践层面能够发挥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作用,能够促进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实践提供有效借鉴。具体而言,论文内容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五章。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研究的结构及创新点。第一章,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关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由来、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的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理论、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及联系。通过从不同角度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对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及联系的阐述,明确了本研究内容和其他相关理论内容的区别所在。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思想资源。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我国传统文化渊源和西方理论中生态文明思想三个角度,阐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思想渊源,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列宁生态文明思想和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儒家生态思想、道家生态思想和佛教生态思想等等。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实践历史基础上,历经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迎来飞跃的阶段,取得了初步成就,如国土空间开发初具规模,格局错落有序;资源节约工作初显成效,减排能力有所提升;环保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保护能力有所增强;环保宣传力度有所加大,环保意识有所加强;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力度增强;社会转型阶段性告捷,环保目标更加明确;生态求美文化逐步深化,制度体系加快形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要素之间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价值观、意识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论文根据取得的初步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建设的必要性。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本内容。包括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本内容。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应响应“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突出“中国特色”,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蕴含中国政治想象,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挥导向作用,指导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百家之所长,推动生态发展战略转型。在结语部分,除了总结论文的大致思路和基本观点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化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二、可持续发展:基因技术必须坚持的伦理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持续发展:基因技术必须坚持的伦理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诠释学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 1.2.2 现代技术伦理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问题产生的背景及诠释学阐释 |
| 2.1 现代技术及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解析 |
| 2.1.1 现代技术的本质及特征 |
| 2.1.2 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 |
| 2.2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诉求 |
| 2.2.1 超越外在主义的困境 |
| 2.2.2 消弥伦理考量的价值冲突 |
| 2.2.3 增强技术伦理的实践有效性 |
| 2.3 诠释学阐释现代技术伦理的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
| 2.3.2 诠释学与伦理学和技术伦理的内在贯通 |
| 2.3.3 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 |
| 2.4 诠释学视角下的现代技术伦理概念 |
| 2.4.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 |
| 2.4.2 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 |
| 2.4.3 现代技术伦理的“实践智慧” |
| 2.5 本章小结 |
| 3 前理解: 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 |
| 3.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 |
| 3.1.1 现代技术伦理“前有”境域的多维性 |
| 3.1.2 现代技术伦理“前见”基础的导向性 |
| 3.1.3 现代技术伦理“前把握”要件的规定性 |
| 3.2 现代技术伦理的“时空距离” |
| 3.2.1 现代技术伦理在“时间距离”生成意义 |
| 3.2.2 现代技术伦理在“空间距离”存异求同 |
| 3.3 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进路 |
| 3.3.1 效果历史在“外在主义”中的遮蔽 |
| 3.3.2 效果历史在“内在主义”中的绽现 |
| 3.3.3 现代技术伦理在“效果历史”中的朗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视域融合: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 |
| 4.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节点 |
| 4.1.1 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 |
| 4.1.2 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 |
| 4.1.3 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 |
| 4.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维度 |
| 4.2.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历时态维度 |
| 4.2.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共时态维度 |
| 4.3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 |
| 4.3.1 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 |
| 4.3.2 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 |
| 4.3.3 伦理生活世界的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实践智慧: 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指向 |
| 5.1 实践智慧及其诠释学复归 |
| 5.1.1 实践智慧的含义与特征 |
| 5.1.2 实践智慧的辨析 |
| 5.1.3 实践智慧的诠释学复归 |
| 5.2 实践智慧关涉现代技术伦理的必要性 |
| 5.2.1 伦理理论与现代技术实践的矛盾 |
| 5.2.2 伦理规约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张力 |
| 5.2.3 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人文精神的萎缩 |
| 5.3 实践智慧在现代技术伦理中的展现 |
| 5.3.1 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的统一 |
| 5.3.2 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的中道 |
| 5.3.3 现代技术伦理意识的自觉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语、创新点与展望 |
| 6.1 结语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审视 ——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根据与意义 |
| 1.1.1 选题根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科技控制下的“美丽新世界” |
| 2.1 “美丽新世界”的未来图景 |
| 2.1.1 极发达的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极限控制 |
| 2.1.2 单向度的个人——对技术统治的绝对服从 |
| 2.2 “美丽新世界”的现实指向 |
| 2.2.1 科学技术的滥用 |
| 2.2.2 个性自由的压抑 |
| 2.3 “美丽新世界”的伦理省思 |
| 2.3.1 科技活动负载伦理意蕴之争 |
| 2.3.2 科技活动负载伦理意蕴之维 |
| 第3章 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考察 |
| 3.1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演进 |
| 3.1.1 产生于神话和哲学中的西方古代科技伦理思想 |
| 3.1.2 发展于自然科学中的西方近代科技伦理思想 |
| 3.1.3 形成于新科技革命中的西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 |
| 3.2 中国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 |
| 3.2.1 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思想 |
| 3.2.2 中国近代的科技伦理思想 |
| 3.2.3 中国现代的科技伦理思想 |
| 3.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 |
| 3.3.1 逻辑起点:批判资本逻辑下的科技异化 |
| 3.3.2 内在诉求: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
| 3.3.3 终极关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 第4章 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难题 |
| 4.1 现代科技发展提出的伦理难题 |
| 4.1.1 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问题 |
| 4.1.2 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问题 |
| 4.1.3 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问题 |
| 4.2 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成因 |
| 4.2.1 人类认识水平限制 |
| 4.2.2 文化价值观念影响 |
| 4.2.3 社会发展状况制约 |
| 第5章 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解决 |
| 5.1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科技伦理思想为指导 |
| 5.1.1 构建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原则 |
| 5.1.2 坚持多维协调的科技发展方法 |
| 5.1.3 开拓持久永续的科技发展路径 |
| 5.2 完善科技伦理建制 |
| 5.2.1 加强科技法律制度保障 |
| 5.2.2 健全科技伦理运行机制 |
| 5.2.3 加强科技伦理道德导向 |
| 5.3 加强科技主体建设 |
| 5.3.1 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 |
| 5.3.2 增强科技主体的职业道德 |
| 5.3.3 开展多级主体之间的对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学反思 ——一种责任伦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合成生物学何以成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
| 2.1. 什么是合成生物学? |
| 2.1.1. 人类认识生命的里程碑: 从分析还原到合成建构 |
| 2.1.2.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
| 2.2.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
| 2.2.1. “构物致知”的合成生物学 |
| 2.2.2. “构以致用”的合成生物学 |
| 2.3. 合成生物学的本质 |
| 2.3.1. 合成生物学的特征 |
| 2.3.2. 科学、技术还是工程? |
| 2.4. 本章小结 |
| 3. 合成生物学责任伦理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1. 汉斯·尤纳斯的“形而上学”责任伦理 |
| 3.1.1. 未来导向的伦理学 |
| 3.1.2. 责任伦理的理论论证 |
| 3.1.3. 责任伦理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启示 |
| 3.2. 汉斯·伦克的责任伦理体系 |
| 3.2.1. 责任类型的划分 |
| 3.2.2. 明晰责任类别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启示 |
| 3.3. 负责任创新的责任伦理基础 |
| 3.3.1. 负责任创新的概念及内涵 |
| 3.3.2. 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 |
| 3.4. 本章小结 |
| 4.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与责任 |
| 4.1. 合成生物学的概念性伦理问题 |
| 4.1.1. “扮演上帝”的伦理争议 |
| 4.1.2. 合成生物学对生命概念的挑战 |
| 4.1.3. 合成生物实体的道德地位 |
| 4.1.4. 合成生物学对人类尊严的挑战 |
| 4.2. 合成生物学的非概念性伦理问题 |
| 4.2.1. 生物安全风险 |
| 4.2.2. 生物安保风险 |
| 4.2.3. 新物种的挑战 |
| 4.3.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与“叙事” |
| 4.3.1. 围绕合成生物学的不同叙事视角 |
| 4.3.2. 联想、科学想象与共情 |
| 4.3.3. 合成生物学叙事中的隐喻及其伦理意涵 |
| 4.4. 针对不同的伦理问题应该树立不同的责任观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负责任地发展合成生物学 |
| 5.1. 合成生物学的未来展望 |
| 5.1.1. 合成生物学的风险评估 |
| 5.1.2. 合成生物学与远景评估 |
| 5.2.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监管及其责任体系 |
| 5.2.1.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监管原则 |
| 5.2.2. 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责任体系 |
| 5.3. 我国合成生物学研发的伦理与行动规范建议 |
| 5.3.1. 合成生物学研发行为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
| 5.3.2. 合成生物学研发行为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
| 5.3.3. 合成生物学研发人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
| 5.3.4. 合成生物学研发人员的行动规范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践价值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
| (二)系统研究的方法 |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论文的结构及创新点 |
| (一)论文的基本结构 |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 |
| 一、生态文明概念的由来 |
|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 |
|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 (二)从人类社会形态组成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 (三)从生态文明组成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 (四)从生态文明所涉及的对象间关系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 (五)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
|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
|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 |
|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理论 |
| (一)“五力模型”设想 |
| (二)注重理念说 |
| (三)生态主导说 |
| (四)机制构建说 |
| 五、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及联系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思想资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 |
| (二)列宁生态文明思想 |
| (三)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 |
|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
| (一)儒家生态思想 |
| (二)道家生态思想 |
| (三)佛教生态思想 |
| 三、西方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
| (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
| (二)生物中心主义理论 |
| (三)生态中心主义理论 |
| (四)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 |
| (一)实践历史依据 |
| (二)实践探索阶段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步成就 |
| (一)国土空间开发初具规模,城市格局错落有序 |
| (二)资源节约工作初显成效,减排能力有所提升 |
| (三)环保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保护能力有所增强 |
| (四)环保宣传力度有所加大,环保意识有所加强 |
| (五)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力度增强 |
| (六)社会转型阶段性告捷,环保目标更加明确 |
| (七)生态求美文化逐步深化,制度体系加快形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要素之间的矛盾问题 |
|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
|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价值观、意识的矛盾问题 |
|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
| (一)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 (二)建设美丽中国 |
| 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一)科学规划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 |
| (二)树立科学的生态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保障 |
| (三)完善生态法律制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 |
| (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为保障 |
| 三、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一)科学规划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
| (二)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 (三)坚持绿色发展之路 |
| (四)坚持循环发展之路 |
| (五)坚持低碳发展之路 |
|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
| (一)“两型社会”背景下的空间格局 |
| (二)“两型社会”背景下的产业结构 |
| (三)“两型社会”背景下的生产方式 |
| (四)“两型社会”背景下的生活方式 |
| 五、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
| (一)走实现人类全面发展之路 |
| (二)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之路 |
| (三)走延伸人类文明发展之路 |
| (四)走科学总结历史教训之路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方向 |
| 一、响应“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 (一)弘扬生态求美文化,将求美精神渗透到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 |
| (二)发挥生态文化内聚力,形成并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
| 二、突出“中国特色”,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
| (一)传承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精髓 |
| (二)破解生态发展难题,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
| 三、蕴含中国政治想象,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 (一)蕴含中国的政治想象,保持理论活力 |
| (二)破除僵化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
| (三)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作用 |
| 四、发挥导向作用,指导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
| (一)理论要发挥科学树立生态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的导向作用 |
| (二)理论要发挥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导向作用 |
| (三)理论要发挥提升全民生态消费意识水平的导向作用 |
| 五、坚持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一)借鉴国外先进生态建设理论是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 |
| (二)借鉴国外先进生态建设理论是克服生态弊端的有效方法 |
| (三)具有全球视野,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
| 六、集百家之所长,推动生态发展战略转型 |
| (一)吸收交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及时解决新问题 |
| (二)科学总结经验,发挥推动生态与发展战略转型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可持续发展:基因技术必须坚持的伦理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2]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D]. 郑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审视 ——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谈起[D]. 柳丽萍. 吉林大学, 2020(08)
- [5]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学反思 ——一种责任伦理视角[D]. 马诗雯.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7]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9]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D]. 孙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