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国有经济调整策略

一、图解国有经济调整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董少明^[1]（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认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陈文林^[2]（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王文雅^[3]（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研究》文中认为主题作为中心问题,它是理论的总纲,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或称为“根本矛盾”,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关键,一般根本矛盾只有一个。理论主题的建构,是以理论为对象,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一种主题建构。理论主题由于是带根本性特征的中心问题,一般而言,只有一个。理论主题的解释功能、引导功能、支撑功能,均需要在明确理论范围的前提下得以释放。理论范围的大小,框定了主题作用的幅度。理论主题的确立,意味着理论域的中心概念得以确立,过去的理论能够由这个主题串联起来,起到揭示思维活动规律的作用;将来的分支理论、补充理论将能够借助这个主题的指引进行创新。研究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是为解决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更改原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来建构新体系、再探索新体系主题的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自有其概念、范畴、成立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第一层含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动态性。就当前来说,它暂时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对应四个维度的解释功能。与此相适应的,是其理论主题的归纳和概括,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构建,也应当体现出鲜明的动态性,以符合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第二层含义,基于主题本身蕴含的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辐射范围,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就目前已知的范围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初级阶段上的主要形态。它承载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以及中国梦的民族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第三层含义,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线索。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的矛盾,横跨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关照。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从2017年起,成为牵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短板和动能。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略有区别。后者更加强调坚持、发展,前者更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二者并无根本冲突,仅只是前后相继的关系,确立和推进的关系。至于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主要矛盾转化的缘故,也略有不同。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初衷,是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主题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于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前者于后者,是包含关系。两者都有发展任务,兼具发展追求,差异在于发展的层次、程度、发展各比例跃迁的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在理论主题内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更强调“推进”,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主题更注重“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不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也有别于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是一个新范畴,带有总体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建立而言的。坚持和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的。因此,这个理论主题的内涵,就是要持续破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功能、实现条件的陈旧理解,在批判中丰富和发展相关认识;以动态方式把握动态逻辑,更新观念;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性,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理论主题不是主观臆造的,是由中国客观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接力探索而逐渐明晰的,这是一个认识和深化理论主题的历史过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成立条件包括: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实践主题是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国情没有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连续稳定,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以贯之,理论品格——与时俱进永不褪色。论文综合了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学科的知识,运用文本研究法、过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考察这个主题。全文结构方面,通过界定概念、探讨“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章来考察理论主题。深入阐述核心观点,得出以下结论:1.明确在新时代及以后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所依据的理论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明确坚持和发展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辩证统一的,思维领域和生产实践领域均需辩证发展。4.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不断解放思想。5.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方向。6.明确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7.强调继邓小平理论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后,继续探索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论文通过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疑问,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核心观点。这对于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及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揭示建设现代化强国理论诉求、判断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实践走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任务、促进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有积极意义。

肖海燕^[4]（2018）在《《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翻译学视角对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重译历程进行查证、梳理与分析,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自严复初译《原富》以来,“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在中国的百年汉译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变迁,二十一世纪以来掀起了重译高潮。本文在翻译模因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类型、出版机构,副文本等方面梳理《国富论》重译的整体趋势,通过对代表性译本的基本语汇和表达方式的历时对比分析《国富论》重译语言的发展特点,探讨《国富论》中的经济学思想模因和话语模因在中国复制与传播的规律,并对《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和制度语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国富论》重译版本的统计与梳理显示,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由几近停滞到逐步增长,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体现了《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在中国由弱渐强的进化过程。其间,版本类型日益丰富,从严译《原富》开始,124个《国富论》汉译版本中先后出现编译、全译、节译、编着、插图、英汉对照等不同的版本形式。全译本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且呈增长趋势,表明忠实再现原着内容,充分传递《国富论》经济思想是重译的主旋律。64个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一方面使《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激增,另一方面助推了各种类型重译版本的蓬勃发展,使重译呈现通俗化倾向。经典版本与通俗版本的并存是《国富论》在中国日益普及化的表现。无论从模因复制与传播的长久性、多产性还是忠实性来看,《国富论》在中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都堪称成功的模因复合体。本文对《国富论》代表性重译版本的语言对比分析显示,该经济学着作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归化—异化—普及化”的发展路径。《国富论》中经济学术语的重译体现了学术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中的变异性、选择性和保持性特征。基于语料库的重译语言对比分析表明,《国富论》重译在初始阶段立足于译介,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便于经济学概念被译入语读者认知与接受。而当经济学思想模因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为充分的认知时,重译则更倾向于通过原滋原味的翻译来实现经济学概念传递的准确性,翻译策略倾向于“异化”。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所有重译本中最贴近原文的并非最新重译本,而且最新学术型重译本语言呈现通俗化趋势,体现出对读者的关照和普及化的努力。《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发展历程一方面证明重译研究中的“归化—异化”假设和“译文老化”假设在解释西方经济学典籍汉译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向普及化趋势和更多的重译动因方面拓展;另一方面说明《国富论》重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国富论》重译版本作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载体,其出版发行在一定的经济与制度语境中进行。因此,《国富论》重译研究需要结合触发其经济学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分析表明,该着作的重译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逐渐得到发展。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国富论》重译处于缓慢发展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经历曲折,发展极为缓慢,《国富论》重译几近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迎来飞速发展期,《国富论》重译也在经历低迷时期之后日益得到快速增长。尤其自本世纪以来,《国富论》重译版本的增长与中国GDP和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经济指标总体上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国富论》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迎来重译热潮,说明中国不断增长、日益开放的经济现实与《国富论》重译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为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提供了理想的经济环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本文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文件和经济非国化率的变化,考察《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制度语境发现,《国富论》重译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增长,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非国有化率逐年增长,产权多元化的格局日渐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国富论》重译提供了越来越适宜的制度环境,《国富论》的重译出版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国富论》重译是中国经济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主动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体现。《国富论》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经由百年重译在中国实现更为广泛的复制与传播,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结构,副文本分析表明这已成为不少译者和出版机构重译《国富论》的重要动力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高潮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生存与传播。这一重译高潮是《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顺应中国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实现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复制、传播与进化。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系统论证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在中国迎来重译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的普及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日益增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林凯^[5]（2015）在《客户集中度、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前五大客户销售额是在上市公司年报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一项重要经营指标,基于此指标可得到上市公司的客户集中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运营指标,客户集中度的概念自被提出至今一直不曾缺少管理学界知名学者的关注。过往的实证研究在该领域得到了许多的结论,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主要从客户议价能力和企业供应链协作机制两个维度来阐述。客户议价能力机制是指,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相对客户集中度低的企业来说,客户对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强,因而会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并最终降低企业经营绩效。企业供应链协作机制是指,企业的客户集中度高意味着与主要客户保持着紧密的交易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上会强化公司与下游大客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供应链效率,同时,因为客户更集中,使得企业不必要花费过多的成本在广告和宣传费用之上,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客户集中度高会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这两种机制对经营绩效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客户议价能力机制会降低企业经营绩效而供应链协作机制则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市场化进程是针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状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各地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程度指标。与国外经济自由度概念类似,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内价格、产品、中介组织等要素越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越高,企业越容易获取到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发达的市场中,企业对潜在客户的搜寻成本大大降低,大客户对企业的威胁降低,市场化进程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本文立足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和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化的现实,采取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导论,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两种效果相反的机制,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负面影响小于正面影响,整体而言,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经营绩效正向相关。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课题,这个结论在中国是否依然成立?加入市场化进程作为调节变量后,这种关系是否依然成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该部分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对客户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同时系统的介绍了市场化进程的概念及其指标度量,为之后的假设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研究设计,通过必要的理论分析然后分别提出假设一到假设七,选取国内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介绍了相关变量及其计算公式。第四部分研究结果与分析,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用SPSS对多元线性方程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在各方程模型中使用替换变量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除了假设三和假设四之外,其余五个假设均得到了验证。第五部分研究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在研究设计上存在着取样比较单调的局限,使得结论的普适性受到限制,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扩大样本进行研究再设计,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指数度量方法的完善,市场化进程对客户集中度和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

高梅^[6]（2013）在《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探讨 ——多种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有制经济规模庞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随着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行业内的国有资本规模也在持续扩张,成为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庞大的金融国有资产规模对其管理体制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升有着迫切的需求。由于不纳入国资委体系统一管理,多年来金融国有资产依旧处于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之下,不但缺乏统一的代表出资人,也难以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的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实际是一种多模式并存的复杂状态,这种局面对我国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金融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必须对我国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笔者从我国金融国有资产管理现状入手,分析了现行体制的优缺点和亟待改进的地方,并总结国际历史经验,以法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的金融国有资产管理经验为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四种即继承国际经验、又结合我国现状的金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假设,并根据各模式的组织结构和运转方式进行多维度横向比较,分析每种可能模式的长短优劣。在综合比较多种思路之后,笔者认为目前已初具规模的中央汇金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优越性,尽管当前的管理思路存在滞后和错位,但通过适当的改革,有条件成为成熟的三层次管理模式,极大的发挥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作用。然而必须认识到,我国未来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的核心并不在于管理构架和主体选择方面,而是首先在管理观念上必须发生转变,扭转高度行政干预的思路,实施高度市场化的管理手段,尊重企业自主权和市场基本规律；其次必须做到监管分离,出资人和监管者必须由不同主体分担,才能实现完整的监督约束效果；最后是必须承认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避免,监管应该考虑跟上时代节奏实施混业监管。通过上述三个基本思路的转变,根据现有的行政机构设置和组织制度变革方向,设计出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庞大的金融国有资产纳入合理有序的管理之中,在实现保值增值的同时引领中国金融行业的前进方向。

李靖宇,吴超,陈医,詹龙^[7]（2012）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产业联动发展构想》文中研究指明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位于东北入关的咽喉,是东北地区唯一拥有海岸线的地区,也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在东北亚经济圈中也是居于核心的地位,所以可以说它们不仅是中国东北的重要地区,也是环渤海的区域引擎,以及东北亚的中枢。它们的联动发展关系着区域经济和跨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就现实而言,促成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环境正在形成。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国家设立这两大战略区域应同舟共济,抓住这历史性机遇,迅速壮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产业联动发展应当采取正确科学的对策创意。（一）依法维护市场秩序,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二）优化政府服务功能,强化市场运作机制;（三）完善配套产业链条,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引领行业错位发展,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积极进入国际市场。

徐杨^[8]（2012）在《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文中指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体经济发展迅速，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然而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大量的工业部门和生产要素高度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其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对此党和国家政府确立了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指导方针，提出要“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当前在中国希冀通过产业在区域之间合理、有序地转移，促进产业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已经成为国家对未来有效改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景。本文尝试采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在对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创新发展、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进行回顾梳理与分析比较之后，对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及其核心思想作了评述，在此基础上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产业的区际转移、聚集从而造成区域发展差距问题背后的内在机制与影响因素。之后以中国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引导产业转移改善区域发展差距的政策含义与参考。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垂直联系核心—边缘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引入了资源禀赋系数这一变量，并放松了原模型关于劳动力不能跨区域流动的限制，讨论了在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初始资源禀赋差异、工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和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地区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由于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与聚集而形成的产业区域分布模式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引入的资源禀赋系数通过影响对称均衡状态被打破时对应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即突破点B），从而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一个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越丰裕，区内企业的生产能够节省更多的贸易成本，其总的成本支出就越低，从而会增强该地区的聚集力。劳动力不仅可以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也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流动，在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名义工资水平差异的驱使下，其具体的流动情况可以通过在达到均衡状态时某地区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数目与该地区所拥有的劳动力禀赋之比较来考察判定。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框架下，不连续的“块状”区域经济中存在着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前两种效应通过需求关联（后向联系）和成本关联（前向联系）的循环累积因果链形成了聚集力，它促进产业向某一地区集中，第三种效应则因企业之间竞争的存在形成了发散力，它使得企业为避开激烈竞争而向外迁移。聚集力与分散力的合力决定了最终的产业分布模式。在不均匀的产业空间分布模式下，产业活动密集的地区成为发达地区，位于该地区的企业和生产要素能够享受到区域“聚集租金”带来的好处，从而稳固强化了聚集的自我强化机制，即既有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会抑制产业从发达地区转移至欠发达地区，从而阻碍对自身差距程度的改善。不过聚集的这种自我强化机制会受到区域贸易自由度、区域市场规模、初始的资源禀赋等变量影响，本文的实证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分析。在我国当前东部地区第二产业高度聚集，全国的区域工业发展差距正在逐年加大，并且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各自地区内部的差距。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计量回归检验发现：我国工业的区域聚集程度与企业的迁移变化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自然层面的贸易自由度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区域产业聚集，但制度层面的贸易自由度对其影响还要视当地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定；区域市场规模的大小对区域产业的聚集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目前在我国源自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支出购买力所产生的市场规模对区域的工业聚集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区域的资源禀赋丰裕程度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作用需要有当地政府层面的保护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一个地区对工业产品的支出份额对该地区的产业聚集程度有正向影响；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国有经济的适度发展更有利于该地区的产业聚集。在区域之间存在着既有的发展差距的情况下，由于发达地区的区位聚集租金优势、区位的黏性特征以及政策的门槛效应的存在，要想打破极度不均衡的区域产业分布模式、合理引导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而改善区域发展差距，就要加大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控力度，使其越过政策的门槛值，跳出原有的发展路径。制订政策时需要从区域贸易自由度、区域市场规模、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等多角度出发，如加强欠发达地区内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建设；适度发挥地方保护的作用，并因地制宜实行差别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并积极发展工业园区经济；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不发达地区合理适度地发展国有经济等。

杨昌鹏^[9]（2012）在《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贵州城镇化作为西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严重影响贵州现代化进程,还会严重影响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蓝图的实现。本文以贵州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力图通过多维度地对贵州的历史与现状辩证分析,合理地判断贵州城镇化水平,明确贵州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贵州的城镇化既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贵州的地方特色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对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城镇化理论,还对研究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贵州具有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与系统的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深入分析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应坚持的原则,应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贵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文共分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与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阐述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理论,运用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与一般规律,然后从历史角度、从“三农“问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说明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该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从贵州城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发现贵州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低以及城镇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该部分全面分析了当前阶段,造成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困难之处,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较差,由于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人的素质低、产业转化动力不足、持续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由于经济薄弱与地理限制,使得贵州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六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该部分主要分析了贵州具备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优惠政策的支持、自身优势的支撑,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等几个方面。第七部分：贵州城镇化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该部分认为贵州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坚持以能源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地方特色。第八部分：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该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想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目标,建立了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第九部分：贵州城镇化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几个关系。该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5）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7）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该部分认为要解决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就应充分考虑贵州面临的困难,发挥贵州的特色优势,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体系,强化产业支撑,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王朝新^[10]（2011）在《中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创新研究 ——以江西省萍乡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良好的水利基础设施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村水利工作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农村水利法规制度、配套政策和标准规范不够完善,规划建设体系不健全、供需存在很大的差距,有关融资制度和管理等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饮水安全问题、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投资收益问题等也都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重视水利基础设施发展的制度方面的创新,提高水利基础设施的效率和质量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在改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福利损失严重的现状,只有打破水利基础设施规模的瓶颈,改变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弥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些薄弱环节,不断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结构,充分发挥农村水利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才能打好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本论文研究中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可以为改善和评价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提供理论指导,还可以进一步对建设好水利设施的产权制度的运用和投融资模式选择能够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由于水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党中央在2011年专门发了一个1号文件,提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中国要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并把中国在新形势下的水利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可以说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党和国家都要把水利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将在10年内投入4万亿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水利工作极为重要,但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光有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解决一些制度、体制和机制中的设计问题方可大大提高国家的投资效率,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一,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等理论方法,将政府供给水利基础设施的活动归入交易活动,把市场供给和公共产品社团供给归入平等人之间的交易活动,这些交易活动都会产生交易费用,通过分析三个供给主体的供给链条和比较供给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为供给主体的选择提供依据。第二,根据基础设施产业的制度性沉没成本的大小界定水利基础设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提出采取不同的垄断和交叉补贴作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制度安排,为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管理的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第三,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中,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和社团产权各有其有效率和无效率的地方。一般性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选择逻辑是：基础设施中的国有企业具有垄断性质,产权私有化又会出现很多问题。处理的原则应该是“两个凡是”。即水利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是：凡是产权关系清晰的都可以由企业投资,凡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或者产权界定成本太高的领域都由政府投资。第四,在对供给制度中的相关产权分析的基础上,将政府与企业关系重构嵌入产权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并将引入竞争机制分解业务,从宏观层面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微观层面政府规制能力的强化里研究政府层面的改革,探讨将非国有经济纳入到水利基础设施产业的相关制度安排中并配合以相关的融资模式的可行性。论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有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概括和梳理,主要从水利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主体选择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同时阐述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从基础设施及水利基础设施的属性与功能入于,分析基础设施及水利基础设施领域的一般理论,分别从水利基础设施对国内和国外经济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研究水利设施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部分阐述对水利基础设施发展有影响的主要制度理论,包括制度和制度变迁、交易成本、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等,并分别从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主体、供给原则和价格几个方面分析水利基础设施领域的供求制度；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阶段和现状,认为水利设施规划、建设的资金来源缺口、融资制度创新不足、管理及建设质量等是目前水利建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合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体制和供给决策体制不合理是导致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环保及生态问题、收益与成本承担不明确等问题也是导致其发展受限的主要因素。同时,以江西省萍乡市为例,分析本区水利基础设施发展的概况、采取的措施、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所需要的对策等,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分析水利基础设施发展所面临的具体矛盾。第五部分则以国外发达国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为例,总结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况及其制度创新的经验和规律。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每个国家基础设施领域建设的目的决定了其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各国不同的国情或同一个国家所处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对政府资本的需求,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和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国家都非常重视采取不同的措施积极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第六部分提出水利基础设施领域制度创新的建议,在对水利基础设施领域制度创新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改革、在市场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重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将非国有经济引入水利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相关建议。第七部分对论文的内容、创新点进行总结,并结合研究中未解决的问题和论文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及制度创新有关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图解国有经济调整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图解国有经济调整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客户集中度、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探讨 ——多种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创新研究 ——以江西省萍乡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图解国有经济调整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研究[D]. 王文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D]. 肖海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5]客户集中度、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D]. 林凯. 南京大学, 2015(06)
• [6]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探讨 ——多种模式的比较研究[D]. 高梅.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02)
• [7]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产业联动发展构想[J]. 李靖宇,吴超,陈医,詹龙. 决策咨询, 2012(04)
• [8]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D]. 徐杨. 南开大学, 2012(07)
• [9]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昌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10]中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创新研究 ——以江西省萍乡市为例[D]. 王朝新. 武汉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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