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家族“人口普查”（论文文献综述）
冀晶娟[1]（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康勇卫[2]（2020）在《江西传统民居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民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体。保护传统民居、传承地域文化是区域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地域文化景观有机更新的重要主题。江西省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和较为稳定的政区地理单元,区域民居发展历史悠久,地域特征明显,近年已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江西传统民居的既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居的保护与利用、民居类型、民居文化等方面,而对于区域民居发展的源头及其过程,民居大样本下的地域特征,区域民居的时空分异格局及其成因等问题尚未有系统的探索;另外,基于形态类型的江西民居文化分区,也未能形成广泛共识。为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地下考古发掘、地上留存实例以及文献记载材料,采取“过程—格局—机理”的研究范式,力争对江西传统民居文化地理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以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江西传统民居较为完整的印象。主要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如下:（1）基于考古发掘（秦汉及秦汉以前）、文献记载资料（秦汉以来）,对明代以前江西民居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提出江西民居“双源（缘）头”之说,即“远源”在先秦时期,在民居建材、形制、支撑架构以及营建技艺方面均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近缘”在宋元时期,官方营造法式的总结规范延伸到乡村民居,由此形成一定程度的城乡互动局面,从而为民居后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两源头间的民居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期间有承接、融会,也有创新、变革。（2）依据现存传统民居实例及相关文献记载,对明清以来江西民居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研究发现:明清民国时期,在商业扩散、人口迁移、社会动乱以及外域渗透的复杂过程中,江西民居地域分异格局初步形成。宋元以来,江西民居营造技艺总结多,创新少。明清以来,江西民居基本沿着水系及其流域呈对称状分布。江西民居的空间分布与人口的空间分异有一定的相关性。（3）利用集中性指数、离散度、核密度等方法对江西现存传统民居做了空间分布的探索,研究结果显示,在营建时间上,明代民居留存较少,清代、民国民居较多。最邻近距离指数分析结果显示,江西传统民居群（村落）在县域尺度呈现集中性特点;其地理集中性指数分析结果则呈现出集中性趋势;其基尼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市域层面的传统民居群（村落）空间分布呈现集中趋势。采用核密度方法对传统民居的空间聚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县域层面,金溪、吉州区、青云谱区、湘东区、珠山区的分布密度较高;地市层面,抚州、景德镇分布密度较高。运用Geoda软件对江西传统民居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江西传统民居空间分布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出明显的聚集趋势。（4）在时空分布格局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民居”内容,选择江西部分县域的传统民居作进一步梳理。以重点县域传统民居的复原结果为基础,将江西传统民居类型总结为三大主要类型和若干次要类型。主要类型具有分布广、影响大的特点,是江西民居与周边民居对话的主要载体。次要类型有区域小气候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江西民居的地域特色。各地市的民居类型呈现出交叉分布的状况,主要有同一民居类型在不同地市分布以及同一地市有多种类型分布两种情况。（5）基于县域传统民居的梳理以及地市传统民居类型的总结,遵循定性的初步判断和量化的自然生成原则,从传统民居的影响要素及自身特征标准对传统民居材料、形制、技艺进行初步分类分区探讨,形成技艺地域分区结果、材料及形制方面的分区思路。在单要素分类分区的基础上,综合区划方面构建了8大要素指标以及对应的12项二级指标,从要素的重要性以及要素可能的组合方面来确定要素权重系数,并进行栅格图层叠合处理。基于县域层面区划指标体系,完成了高于县域、低于省域的区域两级分层分区。区划过程兼有自上而下的划分路径,又有自下而上的归并途径。通过两种路径在地市层面进行对接,完成了不同空间尺度的传导聚合,从而形成6大传统民居文化区,即赣南客家民居文化区、庐陵天井院民居文化区、抚临天井民居文化区、赣西大屋民居文化区、广信徽式民居文化区、环鄱阳湖类官商民居文化区以及12大亚区。区划结果能够反映江西传统民居文化时空演进规律及其内在联系。（6）江西传统民居文化区的形成是基于多种影响因素及要素间多种组合的驱动而完成的。影响因素来自地理环境的约束、历史过程的积累、人口迁移与分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科学技术特别是营造技艺的发展水平、区域政策的推动、居民安全的需要、居民文化观念和不断积累的生活习惯等。诸多要素的不同组合状态及其所代表的驱动力,在不同文化区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地理环境、历史基础是动力源,居民的营建期待为外在推动力,外来冲击力是直接动力。在驱动模型中,动力系统来自支撑力系统和推动力系统,两大系统的九大驱动力在四个空间格局中全驱发力,形成了多尺度的江西传统民居文化区。传统民居文化空间演化动力系统模型对驱动模型做了量化表达,以此构建了具有预测功能的传统民居非线性连续时间马尔科夫动力学模型。以上关于江西传统民居的6方面研究,一定程度拓展了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时空观,完成了传统民居研究从静态到动态、时段到过程、分异格局到成因机理、单体到聚落的新尝试。为江西文化区划以及民居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基础,也可为当前江西传统民居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某些参考。
黎雪[3]（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王琦琦[4]（2020）在《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糖尿病是当前威胁全球人类健康最重要的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流行与防控形势严峻。全面反映糖尿病患病情况和流行趋势,发现并动态监测糖尿病危险因素,科学制定和评价糖尿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对糖尿病的个体危险因素进行评价,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地区层面开展糖尿病流行的影响因素识别和风险量化评价,对健康相关决策,尤其是健康相关其他领域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来,针对糖尿病的医疗、健康服务内容日渐丰富,及时识别高危患者和潜在风险,对开展糖尿病的二级预防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患者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卫生人员对糖尿病治疗效果了解不全面,不能对患者及时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管理。整合来自卫生健康领域人群监测、临床诊疗、健康体检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跨部门业务数据,在已有指南和研究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转化为可在基层应用的适宜技术和评价工具,有助于提高卫生健康部门,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诊疗和管理服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也有助于加强对已有临床诊疗和防控实践数据的利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以糖尿病发生、发展风险为评价对象,整合卫生健康领域已有监测、诊疗数据和其他健康相关领域数据资源,完成地区糖尿病流行风险因素分析和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评价,为糖尿病风险识别和相关决策提供可测量、可推广的模型和工具,并以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基础,完成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资料与方法:资料主要来源于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图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2015年—2017年2型糖尿病患者诊疗、体检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患者管理记录。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整合已有疾病监测和健康相关领域数据资源,从地区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壤微量元素含量与35～74岁人群糖尿病流行病状况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以个体为水平1、县（区）为水平2,利用logistic回归的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分析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壤微量元素与35～74岁人群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关联性。2.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将糖尿病管理效果分解为健康状况（无风险、低风险、高风险）和健康相关行为（无风险、有风险）两个方面的风险二维结构。利用主成分分析对健康状况和健康相关行为评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综合考虑特征值和贡献率提取主成分,以主成分得分系数为指标的权重,以最大方差旋转后矩阵的贡献率为主成分的权重,构建综合评价指数。采用ROC曲线法,确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临界值。健康状况以中国2型糖尿病综合控制目标包括的健康状况指标为基础。健康相关行为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糖尿病患者随访记录为基础。3.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利用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2015年—2017年间有诊疗记录且接受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访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样本,完成2型糖尿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以单次评价为水平1、患者个体为水平2,利用重复测量资料的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对患者的管理效果风险分级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初评无并发症的全样本队列和倾向得分匹配队列,利用Kapialn-Meier法和Cox比例分析回归模型对不同管理效果初评风险分级的患者在3年随访期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进行分析。利用传统机器学习分类器和神经网络模型,尝试对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进行预测。结果:1.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9个微量元素中,不同土壤背景铁含量和背景硒含量地区的糖尿病患病风险有差别。控制混杂因素后,土壤背景铁含量较高地区（431.407mg/kg-486.251mg/kg）的风险高于低含量地区（270.181mg/kg-384.713mg/kg）,校正AOR值为1.261（95%a,1.065～1.493）,土壤背景硒含量高地区（0.247mg/kg-0.338mg/kg）的风险高于较低含量地区（0.185mg/kg-0.216 mg/kg）,校正OR值为 1.306（95%CI,1.217～1.402）。15个经济学社会发展指标降维得到主成分5个,依次代表社会发展、工业发展、污染物排放、城市建设和人口老龄化。控制混杂因素后,社会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水平高地区（上三分位数组）的风险高于水平低地区（下三分位数组）,校正OR值分别为1.256（95%CI,1.082～1.457）和 1.174（95%CI,1.018～1.355）。2.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10个健康状况评价指标通过降维得到F1-F4共4个主成分,以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到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f取值范围为-0.90～1.08,符合中位数为-0.02、四分位间距为-0.27-0.25的偏态分布。评价标准如下:f（Ⅰ）无风险,f<-0.09;f（Ⅱ）低风险,0.09≤f<0.21;f（Ⅲ）高风险,f≥0.21。女性、60-69岁和注射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健康状况风险,相对于参照组,出现低风险的 OR值依次为 1.258（95%CI:1.074～1.475）、1.230（95%CI:1.014～1.491）和 1.260（95%CI:1.024～1.551）;出现高风险的AOR值依次为 1.454（95%CI:1.246～1.697）、1.204（95%CI:0.999～1.450）和 1.238（95%CI:1.011～1.517）。6个健康相关行为评价指标通过降维得到S1-S3共3个主成分,以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到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s取值范围为-0.33～2.45,符合中位数为-0.33、四分位间距为-0.15～0.21的偏态分布。评价标准如下:s（Ⅰ）无风险,s<0.12;s（Ⅱ）有风险,s≥0.12。年龄升高是健康相关行为出现风险的保护因素,相对于35～59岁组患者,60～69岁和70岁及以上组患者健康相关行为出现风险的OR值分别为0.187（95%CI:0.036～0.975）和0.105（95%CI:0.020～0.542）。以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和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的风险分级的二维结构,最终构建糖尿病管理效果风险分级为:0=f（Ⅰ）+s（Ⅰ）,1=f（Ⅰ）+s（Ⅱ）或f（Ⅱ）+s（Ⅰ）,2=f（Ⅱ）+s（Ⅱ）或f（Ⅲ）。3.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来自住院记录、门诊记录、体检记录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四类数据可支持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2015年—2017年在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有诊疗记录且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访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2,613人。经过数据的筛选、清理、拼接、去重,最终整合得到评价记录21,857条。21,857人次的评价中,患者管理效果为无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占比分别为59.8%、33.6%和6.5%,风险降低者占12.6%,风险增加者占12.1%。35～59岁组患者风险增加的比例（7.8%）低于60～69岁（12.2%）和70岁及以上组（14.8%）。2,613名患者中共有680人伴有并发症（占26.0%）、483人伴有多个并发症（占18.5%）。21,857人次的评价中共有2,763人次伴有并发症（占12.6%）、1,791人次伴有多个并发症的（占8.2%）。患者管理效果风险高的患者伴有并发症的可能性高于无风险者,控制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后的校正OR值为1.462（95%CI:1.001～2.134）。2,375名在观察起点无并发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有530人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出现并发症（占22.3%）,398人被诊断出现多个并发症（占16.3%）。经倾向得分匹配后,相对于初评无风险的患者,初评高风险的患者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发生多个并发症和伴有神经的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HR值分别为2.054（95%CI:1.097～3.846）和2.246（95%CI:1.080～4.671）。相对于初评低风险的患者,初评高风险的患者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HR值为1.679（95%CI:1.003～2.811）,在伴有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诊断中也观察到同样的风险,HR值为分别为2.336（95%CI:1.125～4.849）、3.251（95%CI:1.212～8.721）和 1.891（95%CI:1.025～3.488）。传统机器学习分类器中,K近邻方案的预测准确率最高,对伴有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为85.9%,对伴有肾、眼、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依次为94.0%、91.0%、91.0%、92.2%和88.6%。针对六种并发症的前馈神经网络最优隐藏层层数分别为4、4、2、2、4和4层,单层最优神经元数分别为120、140、120、120、120和120。最优结构前馈的神经网络性能优于传统机器学习方案,对伴有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为88.7%,对伴有肾、眼、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依次为93.2%、92.4%、93.4%、94.1%和 90.7%。结论:1.从地区层面来看,土壤背景铁含量较高地区的糖尿病患病风险高于低含量地区,土壤背景硒含量高地区的风险高于较低含量地区,社会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水平高地区的风险高于水平低地区。虽然风险的绝对值较小,但考虑到我国糖尿病的高流行病率和地区风险因素暴露的普及性,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对除卫生、健康领域之外,食品流通、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领域可能影响健康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具有参考意义,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从个体层面来讲,本研究建立的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包括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和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的二维结构,最终可将风险分级为:0=f（Ⅰ）+s（Ⅰ）,1=f（Ⅰ）+s（Ⅱ）或f（Ⅱ）+s（Ⅰ）,2=f（Ⅱ）+s（Ⅱ）或（Ⅲ）。模型是基于现有临床诊疗和健康管理实践的业务数据为基础开发的简易评估工具,可以转化为在基层应用的适宜技术,帮助提高糖尿病诊疗和管理服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3.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应用场景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能够实现基于真实临床诊疗、体检和公共卫生管理实践数据的动态评价。通过选择适宜的分析模型,已在3年的随访期间内观察到管理效果风险高的患者伴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加,可用于帮助卫生健康部门,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快速识别高危患者和潜在风险。
崔家勇[5]（2020）在《手机里的亲情：分居家庭的手机沟通与亲情维系》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出务工、求学所导致的异地分居已成为当代社会极具代表性的家庭生活方式。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手机为远距离的亲情沟通提供了媒介化的渠道,这引起了国内外传播学者对家庭传播议题的关注。该研究在家庭传播的视野下,通过收集、分析有关家庭沟通的生活叙事与准民族志材料,探索了手机是如何进入分居家庭,并发挥亲情维系的作用的。引言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起、文献回顾、问题意识、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选题缘起指出了分居家庭问题诞生的历史背景,并简要回顾了手机在中国的大规模普及以及国内外家庭传播研究进展。文献回顾部分比较了沟通、亲情、分居家庭等关键术语的定义,阐释了术语间的内在关联及理论假设。问题意识部分提出了三个解释性的研究问题:分居家庭中手机的的普及过程与使用场景,媒介化的亲情沟通规范,以及媒介化的亲情沟通发挥的社会支持功能。第一章介绍了该研究的研究设计,包括研究对象、抽样单元、研究步骤及研究伦理。该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分居家庭,是指尚未分家但异地分居的家庭组织。在差异化原则与代表性原则的指引下,该研究邀请了13个的受访家庭参与了该研究。受访家庭成员分享了其远距离沟通的生活故事与准民族志等定性材料,这些材料用于案例分析及三角论证。第二章到第四章围绕文献回顾中对媒介化亲情的不同解释,分别回应了三个研究问题。第二章回溯了分居家庭使用手机的历史,归纳了当前使用各类手机应用进行远距离沟通的理由,进而解释了手机亲情网络建立的硬件与软件基础。第三章通过分析沟通对象的选择、沟通网络的中心化“坞状结构”以及“家庭时间”的动态演变,解释了远距离手机沟通实践中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如何得以延续,新的数字惯习又是怎样产生的。第四章在社会网络功能的视角下,讨论了手机沟通如何实现远距离的经济支持、礼物馈赠及行动支持,使传统亲属关系的社会支持功能得到了媒介化的延续。基于上述案例分析,第五章首先总结了在分居家庭日常沟通中,手机的使用对远距离亲情维系方式产生的影响:亲情网络的媒介化、沟通规范的媒介化及亲属功能的媒介化。之后,文章总结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我国家庭传播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易肖肖[6]（2020）在《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及动力演变研究 ——以崇左市NM村7个样本家族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乡城迁移在促进城镇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进程慢、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等客观因素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族群性”等因素,其乡城迁移动力方面也有着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乡城迁移动力和其影响因素上。文章通过对边疆民族地区7个样本家族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过程可分为乡城迁移生根阶段（1978-1991年）、乡城迁移萌芽阶段（1992-2002年）、乡城迁移成长阶段（2003-2012年）和乡城迁移加速阶段（2013-至今）等四个阶段。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表现出性别均衡、年龄与进城农民数量呈现“倒U”型、低学历人群比例高、重视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依旧未脱离体力劳动和离土不离乡等特征。在迁移动力方面,工作动力、教育动力、社会关系动力、拆迁动力、婚姻动力和其他动力为农民乡城迁移动力,其中,工作动力是农民乡城迁移的最主要动力。在1978-2018年阶段农民乡城迁移动力演变呈现以下特征:工作动力愈发重要、教育动力保持稳定、社会关系动力稳定增长、婚姻动力逐渐弱化和拆迁动力间断出现。在农民乡城迁移动力的影响因素上,在主体因素中,性别无差别,知识技能是乡城迁移的重要前提,家庭伦理是阻碍乡城迁移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供给是乡城迁移的重要保障,在家庭方面,家庭负担是影响乡城迁移的重要因素,生计方式决定了乡城迁移的可能性,住房条件对乡城迁移有着双向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完善乡城迁移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强农村教育、加快边疆城镇化建设、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引导等建议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民乡城迁移。
乐欢[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的家风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与社会每一位成员都息息相关,是个人的成长摇篮,是其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指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1）。家风是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不断形成的,伴随着我们成长的精神印记,能够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精气神,家风是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一直重视家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结构变迁出现了新趋势,与家庭结构变迁相联系,家风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的家风,对于加强家风建设,促进家庭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风思想、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家风思想为指引,采取文献研究法、归纳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等对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结构变迁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的新特点、新问题、新机遇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呈现出家庭规模逐渐缩减、家庭类型多样化、代际关系简单化等趋势。家庭结构变迁对家风建设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在于家庭规模小型化有利于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家庭结构核心化有利于突出父母在家风建设中的主导;代际关系平等化有利于彰显新时代家风建设新风尚;消极影响在于:隔代寄养家庭多导致父母在家风建设中缺位;单亲家庭数量多导致家风建设传承主体单一;家庭代际数减少导致家风建设实践场域缺乏。文章最后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对家风建设的影响提出了对策建议。
Quach Cong Nam[8]（2020）在《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文中指出我是越南在中国的留学生,多年在中国学习并不断反思越南少数民族（芒族）的传统文化变迁。自20世纪90年代起,越南社会学界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芒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全国的芒族人口有1268963人。芒族的人口数量,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三位,是少数民族中比较大的民族。芒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世代主要居住和平省、清化省及其邻近地区,属于和平省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芒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越南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芒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正在发生着显性或隐性的变化,对这些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芒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成为当今越南芒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对芒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本文以清化省的芒族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其文化变迁的典型案例来说明越南芒族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将清化省的几个县社作为参照,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出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我们调查发现,芒族的语言文化、穿着文化、住宅文化以及婚姻家庭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如果将清化省芒族人的芒语来代表越南芒族语,可以看到芒语已经成为一种衰退的语言。在清化省芒族人居住的地区,芒语已经不是区域内的优势语言,最多只是村落中的一个通用语言。芒语不停地受到京语和其他语言的影响,其70-75%的固定词语是从京语借来,衰变速度越来越快。语言的衰变过程也是群体分化过程。不过,目前芒族语还可以用自己的语法来规范外来词,而不破坏自己已有的结构。此外,很多清化省的芒族人家集居在农村,形成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由此,芒语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越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影响下,芒族人的穿着文化、住宅文化的变化非常显着。传统服装不再是许多芒族人的日常穿着,而是节日礼服。在乡村,高脚屋比以前少,但仍较普遍;不少的新建房屋仍模仿传统高脚屋,但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筑风格。在市镇中心等文化交流融入力度较强的地方,高脚屋几乎不复存在。房屋结构发生变化,室内装修也朝着更为复杂、更为便利和更为清洁的方向改变。再次,清化省芒族在婚姻和家庭变化主要有:传统文化因素消失或者削弱;出现很多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男女双方在婚姻的自主权得到加强;婚姻礼仪和手续得以简化;社会关系网络日益得到扩大等。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下,许多芒族青年与其他民族的青年结婚,他们的家庭文化以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也随着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淘汰了原来的一些文化元素,如迎亲工具和家庭教育性等。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权威逐步消失,子女的发言权逐步提高。目前,虽然一些传统婚姻和家庭文化要素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但也有一些重要元素依然保存,如婚姻礼仪。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具有渐变性,如早婚和索礼等习俗虽然发生一定变化,但很难消失,很多变化都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由此可见,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并不是彻底否定或者彻底丢弃传统婚姻和家庭文化,而是吸收、继承新时代的合适元素,从而创造出具备现代社会积极性的变化。总之,芒族文化变迁呈现出一些规律性:芒族人与其他各民族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文化交流和借用而导致文化结构和内容发生变化;芒族因吸收、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发生变化,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体系朝着更为现代的方向转变;文化变迁不可避免,但变迁的时间漫长且速度缓慢。越南清化省芒族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是:文化变迁受到文化交流和文化适应的影响,更是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发展过程。第一,文化变迁的内在实现模式,是群体中个体的多方面文化不断地遵照分化—调适—整合—再分化—再调适—再整合的次序,螺旋式循环上升而实现的。清化省芒族人的语言变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家庭、个人心理、社会语言环境等因素造成影响,但从内在过程来看,其是逐渐通过群体的不断分化、调适和整合而发生。例如当前芒族人传统服装仍处于分化阶段,传统服装被革新、改造,力争适应现代生活,同时又通过不同方式维持传统服装。清化省芒族人居住文化变迁的内在过程,依然是不断重复的群集分化-调适-整合过程。第二,文化变迁过程实际上相当于溶质在溶体中溶解的过程,会出现变迁的饱和,文化变迁要素的沉淀遵循相似相容原则,文化变迁具有可控性。第三,文化变迁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宋帝[9]（2020）在《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与我国当代家庭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以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和感染力在促进家庭和谐发展、加强家庭成员代际联系、形成独特的家庭观念和文化传统、增强家庭社会功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的传承和发展,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为当前家庭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家风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时代价值,认为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把家风与社会风气、党风政风、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联系,拓展了家风的内涵和培育的范围。通过对当前家庭建设的现状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当前优秀家风家教传统的延续存在一定的危机,家庭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在经济发展转型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家庭既呈现出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功能模糊化、结构简单化的发展趋势,又同时存在家风传承意识薄弱、家庭观念淡薄、家庭文化式微、家庭教育负担加重等问题。因此,如何在顺应家庭发展趋势的同时破解家庭建设出现的问题,探索出一条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要求的家庭建设路径就显得尤为必要。面对家庭建设在新时期展现的新变化和存在的种种问题,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加强家庭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在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文章提出了全面加强家庭建设的四个方向:一是传承家庭文化,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二是注重家庭教育,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三是建设优良家风,增进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四是重视家庭地位,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期以这些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应对方法,为当前中国家庭建设提供路径思考。
王荣[10]（2020）在《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文中认为村民自治起源于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现代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乡村一直在国家控制体系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天下未稳农村先稳,天下未乱农村先乱。怎么处理好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都要审慎应对的问题。当前,对村民自治而言,由于现实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当初的设计者们未能预料的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对此,学界多从共时性的角度,对这项制度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然而,村民自治从历史传统、孕育产生、发展嬗变到效能提升,自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规律,这个逻辑与规律,又始终离不开国家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既立足村庄,又跳出村庄看自治,才能形成较为深刻、完整的认识。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来看,村民自治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中国的“化国家为天下”转为近代以来的“化天下为国家”,继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下,随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设进程而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国家”建设步伐加快,村民自治从最初的地方性探索开始,逐步具备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的制度要素,并形成了统一模式向全国推广。但是,具备了民主的制度要素,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相应的民主效能。相反,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效能不足的普遍困境,民主的实践机制不能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因此,必须对民主的制度要素与民主的实践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自治单元、自治载体和自治形式等方面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和新路径,找出让制度要素真正落地生根、有效贯彻实施的方法和机制。
二、网络家族“人口普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网络家族“人口普查”（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 1.2.4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对象 |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 4.1.1 样本选定 |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坡度坡向 |
| 4.2.3 河流水系 |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3.1 传统民居 |
| 4.3.2 村落布局 |
| 4.3.3 历史环境 |
| 4.3.4 村落规模 |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4.1 建村年代 |
| 4.4.2 世居民族 |
| 4.4.3 语言与民系 |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2）江西传统民居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
| 1.2.1 江西民居历史研究 |
| 1.2.2 江西民居地理研究 |
| 1.2.3 江西传统民居文化研究 |
| 1.2.4 江西传统民居保护研究 |
| 1.2.5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小结 |
| 2 江西民居发展的历史过程 |
| 2.1 江西民居的渊源 |
| 2.1.1 远古先民的居住遗址 |
| 2.1.2 秦汉时期的江西民居 |
| 2.1.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西民居 |
| 2.1.4 隋唐五代时期的江西民居 |
| 2.1.5 宋元时期的江西民居 |
| 2.2 明清民国时期江西民居的继续发展 |
| 2.2.1 明代的江西民居 |
| 2.2.2 清代的江西民居 |
| 2.2.3 民国时期的江西民居 |
| 2.3 江西民居发展演变的特征及规律 |
| 2.3.1 江西民居发展演变的脉络特征 |
| 2.3.2 江西民居发展演变的阶段性规律 |
| 2.4 小结 |
| 3 江西传统民居的空间分布及地域特征 |
| 3.1 江西传统民居的空间分布 |
| 3.1.1 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
| 3.1.2 空间分布密度 |
| 3.1.3 空间分布相关性 |
| 3.2 江西传统民居的地域特征及类型 |
| 3.2.1 县域传统民居概述 |
| 3.2.2 传统民居的类型及地域特征 |
| 4 江西传统民居的地理区划 |
| 4.1 江西传统民居区划原则和方法 |
| 4.1.1 江西传统民居区划原则 |
| 4.1.2 江西传统民居区划方法 |
| 4.2 江西传统民居要素区划 |
| 4.2.1 江西传统民居分区的环境基础 |
| 4.2.2 江西传统民居形制分区 |
| 4.2.3 江西传统民居材料分区 |
| 4.2.4 江西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分区 |
| 4.3 江西传统民居综合区划 |
| 4.3.1 江西传统民居综合区划方案 |
| 4.3.2 江西传统民居综合区划的生成 |
| 4.4 小结 |
| 5 江西传统民居文化时空分异成因及其机理 |
| 5.1 影响江西传统民居文化分区的因素 |
| 5.1.1 自然地理条件 |
| 5.1.2 历史基础 |
| 5.1.3 人口空间分布 |
| 5.1.4 经济发展与营建水平 |
| 5.1.5 防御形势与政治制度 |
| 5.1.6 文化观念与生活习惯 |
| 5.2 江西传统民居文化空间分异的驱动机理 |
| 5.2.1 驱动力系统 |
| 5.2.2 驱动模型及机理 |
| 5.3 区域传统民居文化时空格局预测模型 |
| 5.3.1 模型构建的条件 |
| 5.3.2 空间演化动力学模型 |
| 5.4 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个体影响因素与糖尿病的单因素分析 |
| 3.2 地区土壤微量元素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3.3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 讨论 |
| 4.1 地区土壤微量元素背景值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2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3 研究的局限性 |
| 4.4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健康状况的风险评价 |
| 3.2 健康相关行为的风险评价 |
| 3.3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 |
| 4. 讨论 |
| 4.1 综合评价工具的构建 |
| 4.2 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 |
| 4.3 研究的局限性 |
| 4.4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综合评价工具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的可行性 |
| 3.2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价结果 |
| 3.3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与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
| 3.4 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
| 4. 讨论 |
| 4.1 综合评价工具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的可行性 |
| 4.2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价结果 |
| 4.3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与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
| 4.4 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
| 4.5 研究的局限性 |
| 4.6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2型糖尿病流行的地区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5）手机里的亲情：分居家庭的手机沟通与亲情维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与家庭转型 |
| (二)手机在中国家庭的普及 |
| (三)传播学视域下家庭研究的兴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一)沟通 |
| (二)家庭与亲情 |
| (三)媒介化亲情 |
| 三、问题意识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分居家庭 |
| (一)抽样单位 |
| (二)样本选取 |
| 二、作为方法的生活叙事与准民族志 |
| (一)生活叙事 |
| (二)准民族志 |
| 三、研究有效性及研究伦理 |
| (一)定性研究的有效性 |
| (二)研究伦理 |
| 第二章 使用手机连接:家庭沟通网络的建立 |
| 一、连接的物质基础 |
| (一)固网时代的终结 |
| (二)手机终端在家庭中的普及 |
| 二、手机在家庭沟通场景中的使用 |
| (一)电话 |
| (二)点对点消息 |
| (三)家庭群 |
| (四)社交网络 |
| 第三章 数字惯习:分居家庭的手机沟通规范 |
| 一、亲情沟通网络 |
| (一)沟通对象的选择 |
| (二)手机沟通的中心化结构 |
| 二、家庭时间 |
| (一)沟通频率与时长 |
| (二)沟通质量 |
| 第四章 遥远的支持:亲情网络功能的媒介化延续 |
| 一、经济与物质支持 |
| (一)礼物馈赠 |
| (二)家庭账单 |
| 二、行动支持 |
| (一)日常事务 |
| (二)家庭决策 |
| 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家庭与亲情的媒介化 |
| 一、研究结论 |
| (一)亲情网络的媒介化 |
| (二)沟通规范的媒介化 |
| (三)亲属功能的媒介化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受访家庭系谱图 |
| 附录 B 访谈提纲 |
| 附录 C 部分受访者访谈记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及动力演变研究 ——以崇左市NM村7个样本家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乡城迁移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农民乡城迁移动力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历程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农民乡城迁移概述 |
| 第二节 7个样本家族40年乡城迁移的过程 |
| 第三节 农民乡城迁移的特征 |
| 第四章 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动力演变分析 |
| 第一节 农民乡城迁移的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农民乡城迁移动力的演变 |
| 第三节 农民乡城迁移动力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乡城迁移劳动力市场建设 |
| 第二节 加强教育培训 |
| 第三节 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引导 |
| 第四节 加快边疆城镇化建设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A 关于农民乡城迁移情况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B 关于乡城迁移的影响因素的访谈提纲 |
（7）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的家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不足及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研究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家庭 |
| 2.1.2 家风 |
| 2.1.3 家庭结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观 |
| 2.2.2 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
| 2.2.3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建设思想 |
| 2.2.4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家风建设思想 |
| 3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的趋势及原因 |
|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趋势 |
| 3.1.1 家庭规模呈现出小型化趋势 |
| 3.1.2 家庭类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
| 3.1.3 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简单化趋势 |
| 3.2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的原因研究 |
| 3.2.1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家庭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 |
| 3.2.2 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推手 |
| 3.2.3 婚姻观念的转变是家庭结构变迁的重要催化 |
| 4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对于家风建设的影响 |
| 4.1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对家风建设的积极影响 |
| 4.1.1 家庭规模小型化有利于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
| 4.1.2 家庭结构核心化有利于突出父母在家风建设中的主导 |
| 4.1.3 家庭关系平等化有利于彰显新时代家风建设新风尚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对家风建设的消极影响 |
| 4.2.1 隔代寄养家庭多导致父母在家风建设中缺位 |
| 4.2.2 单亲家庭数量多导致家风建设传承主体单一 |
| 4.2.3 家庭代际数减少导致家风建设实践场域缺乏 |
| 5 加强家庭结构变迁下的家风建设,培育优秀家风的措施 |
| 5.1 顺应家庭结构变迁,提升家长素质,是培育优良家风的根本所在 |
| 5.1.1 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提高家庭成员幸福感 |
| 5.1.2 提升父母道德修养,发挥父母榜样模范作用 |
| 5.1.3 家风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树立科学教育理念 |
| 5.1.4 父母家风建设角色回归,发挥主体作用 |
| 5.2 加强代际交流,丰富家风建设主体,是培育优良家风的必要条件 |
| 5.2.1 加强隔代交流机会,传承优秀传统家风 |
| 5.2.2 加强亲子交流沟通,创新培育现代家风 |
| 5.3 丰富家风素材,弥补场域不足缺陷,是培育优良家风的内在要求 |
| 5.3.1 继承优良家风,为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提供丰富滋养 |
| 5.3.2 弘扬红色家风,为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注入时代力量 |
| 5.3.3 挖掘宗祠文化,为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奠定文化底蕴 |
| 5.4 创新传承方式,实现家庭社会协同,是培育优良家风的重要保障 |
| 5.4.1 宣传家风优秀典型,为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输入正能量 |
| 5.4.2 加强大众媒介传播,提升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宣传力度 |
| 5.4.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家庭结构变迁下家风建设基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乡村研究的再次勃兴 |
| 二、残缺的田野镜像:多民族杂居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
| 三、扩展与深化:芒族研究将一步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二、芒族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基础概念 |
| 一、文化价值 |
| 二、文化本色 |
| 三、文化变迁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个案描述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化变迁: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衰变中的语言 |
| 第一节 芒族语概况 |
| 第二节 芒族语:母语使用的群体分化及词汇结构变迁 |
| 一、芒族母语使用的群体分化 |
| 二、芒族语词汇结构的变迁:京族语化 |
| 三、芒族母语使用状态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语言兼用和转用 |
| 一、芒族的语言兼用:京族语最普遍 |
| 二、京族语:芒族语最主要的转用语言 |
| 三、芒族语言选用场景 |
| 第四节 芒族的语言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认识 |
| 第五节 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四章 芒族房屋和服饰的变迁 |
| 第一节 芒族房屋的变迁 |
| 一、房屋形式的变迁:最初是茅屋到高脚屋、木材房、瓦房、平房 |
| 二、房屋内部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从没有分别房间到有明显的分隔 |
| 三、地面状况及室内陈设的变迁:地面材料及功能、室内添加家居 |
| 四、清化芒族庭院布局与家园 |
| 五、居住空间的变化:倾向于住在更低的区域、近交通道路 |
| 六、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二节 服饰的变迁:服饰的时向化 |
| 一、芒族的传统服装 |
| 二、芒族人服饰的时向化 |
| 三、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五章 动态变化中的婚姻、家庭 |
| 第一节 芒族婚姻惯习、方式、婚礼及族际通婚的变迁 |
| 一、芒族传统婚姻惯习及婚礼仪式 |
| 二、芒族传统婚姻惯习的变迁 |
| 三、芒族的结婚方式及婚礼的简约化 |
| 四、芒族的族际通婚及“通婚圈” |
| 五、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二节 芒族家庭结构与互动的变迁 |
| 一、芒族家庭结构的动态变迁:家庭模式与家庭关系的变动 |
| 二、芒族亲缘网络的维持:宗族与亲戚 |
| 三、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三节 芒族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关系和弱关系 |
| 一、芒族家庭的强关系网络 |
| 二、芒族家庭的弱关系网络 |
| 第六章 启示、发展、未来 |
| 第一节 越南芒族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 |
| 一、从分化到整合:文化变迁的内在实现模式 |
| 二、溶液特征与文化变迁理论 |
| 三、环境与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芒族变迁与发展 |
| 一、芒族文化变迁趋势及其导引 |
| 二、现代化背景下芒族的发展 |
| 三、清化芒族文化变迁对芒族发展启示 |
| 第三节 变迁中走向未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与我国当代家庭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家风的研究 |
| 二、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的研究 |
| 三、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分析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法 |
| 第四节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中的创新 |
| 二、研究中的不足 |
| 第五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家风 |
| 二、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 |
| 三、家文化 |
| 四、家庭建设 |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形成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成长背景 |
| 一、家庭背景及习氏家风的熏陶 |
| 二、丰富的个人工作实践经验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背景 |
|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各项挑战 |
| 二、形势严峻的反腐败斗争 |
| 三、当代家庭转型建设的要求 |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形成的思想来源 |
| 一、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 |
| 二、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红色家风 |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观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与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一、家风引领社会风气 |
| 二、家风关涉党风政风 |
| 三、家风彰显优秀传统文化 |
| 四、家风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 一、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风气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净化党风完善政风 |
| 三、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
| 四、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第三章 当代家庭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当代家庭建设的现状分析 |
| 一、家庭规模小型化 |
| 二、家庭类型多样化 |
| 三、家庭功能模糊化 |
| 四、家庭结构简单化 |
| 第二节 当代家庭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家庭文化日渐式微 |
| 二、家庭教育问题增多 |
| 三、家风建设面临危机 |
| 四、家庭观念逐渐淡薄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对促进家庭建设的路径思考 |
| 第一节 传承家庭文化,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 |
| 一、加强家庭文化建设 |
| 二、促进家庭美德建设 |
| 第二节 注重家庭教育,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 |
| 一、创新家庭教育理念方法 |
| 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原则 |
| 第三节 建设优良家风,增进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 |
| 一、构建家风向善向上的长效机制 |
| 二、着力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 |
| 第四节 重视家庭地位,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
| 一、加强家庭观念培育 |
| 二、深化家国一体认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学术成果 |
（10）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与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文献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基本思路 |
| 1.3.3 文献基础 |
| 1.4 样本个案:村庄概况 |
| 第二章 化国家为天下:自治的传统与底色 |
| 2.1 化外之区:中华帝国的边缘 |
| 2.1.1 作为朝贡国的汉代“扶余国” |
| 2.1.2 作为羁縻州的唐代“渤海国” |
| 2.1.3 辽金元明清时期地方管理的加强 |
| 2.2 移民之地:多姓村庄的融铸 |
| 2.2.1 第一波移民浪潮:清初的招民放垦 |
| 2.2.2 第二波移民浪潮:乾嘉时期的禁关令与流民的“闯关东” |
| 2.2.3 第三波移民浪潮:清末的弛禁与民国的屯垦 |
| 2.2.4 北老壕多姓村庄的形成 |
| 2.3 关外之乡:熟人社会的形成 |
| 2.3.1 地缘关系与身份认同 |
| 2.3.2 亲属关系与社会网络 |
| 2.3.3 村庄习俗与乡民性格 |
| 第三章 化天下为国家:“民族—国家”视野下自治的试验 |
| 3.1 从清末到民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尝试 |
| 3.1.1 清末新政时的城镇乡自治 |
| 3.1.2 民国初期的地方自治 |
| 3.1.3 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 |
| 3.2 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乡村秩序的动员性整合 |
| 3.2.1 土地改革运动 |
| 3.2.2 农业合作化运动 |
| 3.2.3 基层等额选举 |
| 3.3 人民公社体制的成型:国家权力的全面渗透 |
| 3.3.1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 3.3.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3.3.3 “民主办社”的实施效果 |
| 第四章 民主的制度要素:“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4.1 体制的转型:乡村社会的秩序重构 |
| 4.1.1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的社会失序 |
| 4.1.2 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 |
| 4.2 压力的转换:“海选第一村”的诞生背景 |
| 4.2.1 整党运动:“海选”的政治背景 |
| 4.2.2 基层矛盾:“海选”的内生动力 |
| 4.2.3 整顿干部:“海选”的直接动因 |
| 4.3 制度的转轨:“海选第一村”的正式诞生 |
| 4.3.1 “三不原则”的提出 |
| 4.3.2 “海选程序”的确定 |
| 4.3.3 从地方到全国:“海选”模式的推广 |
| 第五章 民主的实践机制:“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 |
| 5.1 自治与他治:农业税时代“双重压力”下的村民自治 |
| 5.1.1 行政规制自治:村委会有限的公共财务权 |
| 5.1.2 行政预留空隙:村委会充分的矛盾调解权 |
| 5.1.3 行政指导自治:对农业生产的引导和管理 |
| 5.1.4 行政覆盖自治:农村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 |
| 5.2 无作为与不合作: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和村民 |
| 5.2.1 “村财乡管”和村庄财政空壳 |
| 5.2.2 村委会职能不全和村务管理不善 |
| 5.2.3 自治主体缺位和农户参与冷漠 |
| 5.3 不规范与低效能:当前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挑战 |
| 5.3.1 民主选举不规范 |
| 5.3.2 民主决策不充分 |
| 5.3.3 民主管理不理想 |
| 5.3.4 民主监督不到位 |
| 第六章 小结与展望 |
| 6.1 自治的单元:“大传统”还是“小传统” |
| 6.2 自治的载体:传统宗族组织还是现代合作组织 |
| 6.3 自治的主体:村干部还是村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网络家族“人口普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江西传统民居地理研究[D]. 康勇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D]. 王琦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
- [5]手机里的亲情：分居家庭的手机沟通与亲情维系[D]. 崔家勇. 河南大学, 2020(02)
- [6]边疆民族地区乡城迁移及动力演变研究 ——以崇左市NM村7个样本家族为例[D]. 易肖肖. 吉首大学, 2020(03)
- [7]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变迁下的家风建设研究[D]. 乐欢. 西华大学, 2020(01)
- [8]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D]. Quach Cong Nam.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与我国当代家庭建设研究[D]. 宋帝.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10]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D]. 王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