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唐史研究中石刻文献的运用

一、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宋博瑶^[2]（2021）在《《全唐诗》中的魏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唐诗》中的魏博相关诗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建藩前的魏博时期”的诗作以游历为主要内容,着力描写的是魏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而“建藩后的魏博时期”则是以魏博幕府诗人的诗作为主,其中应首推田弘正时期的魏博幕府诗作。田弘正时期的创作热潮,是魏博幕府中颇难一见且能够体现在作品上创作热潮。以此时期为代表的魏博幕府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非群体创作”“随主帅而兴衰”“政治性”等特点。在魏博幕府诗人的创作中,对于主帅多有赞美歌颂,且其创作行为深受“正当性（忠义）”原则的影响,会自觉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同时,魏博幕府文人交游频繁,假日娱乐活动较为丰富,但也呈现出了对于幕府戎马倥偬的“水土不服”。总体来看,魏博此地的文化氛围大致呈现出“儒学繁盛——胡风侵染——胡化严重——儒学复兴”的趋势,且此地文化发展受到魏博与唐廷关系的高度限制,并在后期呈现出“胡汉互化”的复杂现象。在从《全唐诗》观照魏博文化生活的同时,魏博作为军镇的政治军事特点也在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反映。尤其是在田弘正时期的幕府诗作中,几乎记录了全部田弘正家族从魏博政治舞台中撤离的过程,这也为魏博的相关政治军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狄蕊红^[3]（2020）在《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文中认为唐宣宗时宰相裴休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澄观、宗密、沩山灵佑、黄檗希运等高僧交往甚深,对他们着述的传播和历史地位的确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参与了佛教典籍的撰写和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数万字着述。裴休所处的中晚唐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由理论佛教转向民俗佛教的关键时期,他既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干预皇权对佛教的决策,也是中国古代知识文化之精英,能深入领悟佛教义理。裴休的仕履变迁、家世背景、学佛历程、高僧交往、三教思想、信仰理路等,既体现了中晚唐士大夫的命运轨迹及其文化渊源,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化、佛教与儒道、生活与信仰的密切关系及其基本走向。在中晚唐的佛教发展史中,裴休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对这一时期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对裴休学界仍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政治仕途与佛教信仰作为裴休生命的两条主线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本文对裴休的研究也以这两个主干展开。第一章首先考证裴休的生平仕履和着述,力图穷尽史料,在繁杂琐碎的中晚唐史料中还原裴休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作品,依据现有史料将他一生划分为入仕前的少年苦读期、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期、三临藩镇的地方长官期、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期和垂暮晚年的罢相归隐期,这五个时期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与佛教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裴休所留下的着述众多,但也因为史料的混乱而真假难辨,经过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已知裴休撰写诗歌、碑文、文论、奏疏等近三万字,绝大部分与佛教相关,这些诗文也得益于佛教传播而存世。第二章研究裴休的家世及其家世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裴休的佛教信仰是少年时期受家庭成员信仰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成年后家庭对其佛教信仰的影响仍然存在,他与裴氏其他成员延续了父亲裴肃搭建的佛教交往关系,官宦家族与地方佛教世代相继的交往促进了地方佛教的发展。第三章围绕裴休与高僧的交往展开,在裴休的不同政治阶段,与高僧的交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前半生的中低层官员阶段多交往京师高僧,以研学佛理、撰写文论为主,后半生的高层官员阶段多交往地方禅僧,以助建寺院、阐扬佛法为主,他与高僧的交往对传播弘扬高僧佛学理论和促进禅宗地方传法中心在会昌法难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在中晚唐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的背景下,裴休提出了独特的三教同道思想,裴休自幼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在与高僧交往中不断研学佛理,他以儒释为主干兼摄道家思想,将儒释道三教圣人品格融合,以佛教心性哲学作为三教之道的核心、济世作为道之功用,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第五章力图探讨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架构与佛教实践,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过程与他仕途变迁密切相关,信仰的结构和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也与他的政治身份有密切联系,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是他佛教信仰实践中的最后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为中心考察中晚唐士大夫群体舍宅为寺行为背后的心理、政治、经济、信仰等综合性原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中国寺院文化产生的影响。政治理想与精神解脱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直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裴休实现了信仰实践的便利性与哲学理论的深度的兼顾、实现了政府宗教管理与个人信仰并举,完成了自性觉悟与儒家伦理对接,同时也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佛教中国化、三教思想融合、儒释关系、政教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王文超^[4]（2020）在《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初金石学研究以着述、访碑、拓本及汉碑书风影响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对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厘清版本、学述主旨等相关情况,结合清初金石学相关的访碑寻拓等问题的考述,阐明习汉碑风气流行之前的汉碑品评中所牵涉的诸多问题。“金石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含括内容及学科演进考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主体为金石学学术风气下产生的诸多现象考察,而非研究金石本身和相关经史问题。明晰金石学着述为反映学者学术宗旨的主体,但同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个人思想,甚至师友间所带来的互相作用都分离不开。清初金石学,除继承明末学术风气外,针对金石学发展风气肇始的两宋金石学进行相关问题说明。两宋金石学的特点,是金、石共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风气,因时代问题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时,内府及学人们对吉金研究不及石刻百一,清初金石学主体亦是针对石刻的。本课题一系列研究主旨即是围绕石刻研究为主的着述及相关问题而产生。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旨在明确研究中的倾向及所出现的群体性问题。譬如,金石学着述中的石经、《瘗鹤铭》《天发神谶碑》都出现了众多学者关注、研究、鉴藏拓本现象。在对着述进行个案考述版本,学术宗旨和相关金石学信息提炼后,以群体关注中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关照,可窥探近百年间金石学研究的嬗变,看出金石着述体例以及研究方式的进步与发展。清初学者们的研究及着述与之相关联的访碑寻拓问题,是金石学研究和书家临习师法的最重要基础材料。近年众多研究中关于遗民学者的访碑问题成果值得借鉴,而以对遗民学者群体帮助较大的官员和喜好金石学问的官员访碑行为再进行梳理考察,可寻绎访碑现象背后学者与官员间的相互影响。热爱金石学官员的研究和风气产生的一系列作用,在康熙时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典型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更多的士人们关注金石学和金石文献。康熙中期前后,拓本在社会中大量流转,也使得士人们对拓本有了购买、委托、馈赠、亲拓等等诸多途径,可以满足研究、鉴藏、临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清初金石学中的着述、访碑、拓本相关问题明晰后,同样对汉碑书法风格关注的士人们,是我们研究清初隶书审美和取法的关键。通过研究可明,在审美集中关注现象的影响下,临习汉碑者方逐渐被广泛带动起来,但这是汉隶、曹魏隶书、唐隶及时人风格并行的时代,而习汉隶的群体是在逐步扩大中进行。换言之,金石学的证定经史与拓本鉴藏者,促使汉碑审美群体扩大,进而带动了热爱书法的学者们对碑刻风格关注,访碑和拓本流布广泛更使得临习群体扩大。最后,书法史中的“碑学”与相关联的金石学,多是以乾隆一朝作为分界点,并未追溯清初。原因由本文研究可明,清初金石学是奠定一朝之风气,探索中发展。乾隆以后,考据风气大兴,金石学成为普及在小学或朴学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伴随出土金石日多,再而带动各种拓本风行,对后世所谓得“碑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清初金石学可视作“碑学”发展最源头中的润滑剂。

鲍隆轩^[5]（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认为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胡文辉^[6]（2019）在《陈寅恪徵引史料未尽之例及其他》文中指出在现代学术史上,陈寅恪素以博学着称,他对史料的掌握向来受到称道,实构成其学术神话的一环,但在细节上并非无隙可击:此文以列举实例的方式,在史料上对陈着作出补充、修正或系联,并兼及其他学术大家的同类问题,以説明在史料上"竭泽而渔"之不可能,进而深化对"史料"与"问题"关系的理解。

刘楷锋^[7]（2018）在《千唐志斋研究》文中认为千唐志斋是我国收藏墓志最多的专题博物馆,因藏有一千余方唐代墓志而得名。千唐志斋所藏唐代墓志既是唐代文学的重要史料,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随着唐代石刻与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千唐志斋研究必将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千唐志斋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千唐志斋所藏的唐代墓志所具有的文化、文献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揭示其对于唐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全文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交待研究内容、关于千唐志斋及所藏唐代墓志的研究现状、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附录是对存于千唐志斋壁间和新收的历代墓志目录进行的整理,以提高其利用价值。正文部分是对千唐志斋进行综合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千唐志斋的建造与墓志收购。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邙山为代表的洛阳古墓葬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盗发,汉魏以来历代墓志出土约3000方。这些墓志出土之后就以洛阳为中心向全国流散,保存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同时,也有少量墓志被走私到海外。唐代墓志因不受文物市场的欢迎而罕有人问津。张钫在洛阳分两次收购这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墓志,共1300余方,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千唐志斋博物馆又新购洛阳附近新出墓志近千方,整理出版的历代墓志共599方。第二章为千唐志斋对于墓志的收藏和着录。张钫在购买唐志时,在其家乡挖窑洞十五孔,将墓志镶嵌在窑洞的四壁。到1935年千唐志斋竣工时,共镶嵌历代石志1352方,其中唐代墓志共1173件。这种对出土文物的收藏形式极具特色。张钫还对收购来的墓志全部打拓100套,并据此编藏石目录,以广流传。《千唐志斋藏志》（1984年）和《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的整理出版,即得益于此。这两部墓志文献总集,也使千唐志斋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方便了学人,对增益千唐志斋馆藏唐志的学术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是对馆藏唐志所见旅葬洛阳的唐代葬俗研究。洛阳在唐代的人口变化,与洛阳出土唐代墓志的年均数量变化一致。研究千唐志斋所藏唐志,可以看出洛阳丧葬习俗的变化:初唐时期,洛阳当地官吏和隋末迁居洛阳的前朝官员,在去世之后选择旅葬于此;武周至玄宗时期,洛阳人口增长达到顶峰,墓志的主人变成了因官洛阳而移贯于此的外地官员,他们去世之后更多地旅葬于邙山,形成了旅葬洛阳的新葬俗。安史之乱后,身在外地的洛阳官民,去世之后也选择归葬洛阳,归祔葬成为主流。洛阳葬俗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唐代诗歌中得到充分反映。考察唐代伤悼诗、感伤诗与唐代洛阳葬俗的关系,对于深化对唐代诗歌的认识提供新的角度。第四章为馆藏唐代墓志的文献价值研究。千唐志斋是一座重要的唐代文学史料宝库,有着突出的文学文献价值。充分利用这些墓志文献,在考订唐代文人的姓名、籍贯、仕履、文学交游等内容之外,还可以考察文人的成长环境,墓志文献中对人物的品评等,为评介诗文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利用墓志文献,还可以校订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考证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考察当时文坛对某一作家创作成就与文学评价。此外,千唐志斋所藏近1700方唐代墓志,绝大多数为唐代佚文,可以有效丰富《全唐文》中的唐人散文创作。第五章为唐代墓志文的文体研究。首先,结合碑志等其他石刻文献,具体考察千唐志斋所藏1700方唐志,归纳墓志这一文体的石刻文体特征与文学特点。其次,通过对墓志撰写人的分类研究,试图总结墓志文撰写的规律及其演变轨迹。唐代墓志文多为丧家托请词臣撰写,造成谀墓之风盛行和墓志内容可信度的下降。盛唐之后,逝者的亲友更多地参与到墓志撰写中,甚至逝者生前指定撰志人,唐代墓志也变成文学色彩鲜明的传记文学作品,其可信性也大大增强。唐代墓志文的撰写,序文以志墓为起点,以颂德为宗旨,以怀思为感情基调,创作存在模式化。随着撰志人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墓志创作更加积极性、自由。铭文写作包含三项基本内容:颂德、怀思和祝愿,具体包括颂门第、美德才、伤逝怀思、泽后昆、留美名等五个基本要素。铭文五要素的自由组合,使唐代墓志打破了六朝以来千篇一律的铭文撰写模式,极大推进了唐代墓志文体的成熟与繁荣。根据对唐代墓志写作规律的考察,论文进一步归纳出唐代墓志文的演变轨迹:唐代初期,墓志创作仍沿袭六朝习气;武则天主政洛阳至安史之乱爆发,是唐代墓志文创作的转型期;中晚唐时期则为墓志文创作的繁荣期。晚唐在古文运动进入低潮时,墓志文的创作则仍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胡倩^[8]（2018）在《五代墓志文研究》文中认为墓志是指放在墓中、刻有逝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它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自古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但就目前来说,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唐代等墓志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而针对五代墓志的研究极少,五代墓志蕴含的较大价值亟待发掘与探讨。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五代墓志铭得以面世,笔者搜罗了除前人已整理墓志之外的五代墓志共一百多方,凡十万余字,试图补充五代史料的不足。在广泛搜寻、收集、整理五代墓志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出土墓志和正史、传世文献、文学作品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横向与纵向考察相结合、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相结合、具体分析与宏观总结相结合、文学理论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理论相结合等方法,对五代墓志进行详细分类,探寻其蕴含的文体特点、社会和文学背景、文学意义、女性形象和思想文化价值,试图展现五代时期的文学、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全貌。正文分为七大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明确墓志这一研究主题,综述五代墓志的研究情况,指出五代墓志较大的研究价值,并介绍本文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存在困难与注意事项。第一章对从古至今关于五代墓志的着录情况进行详细叙述,这主要包括古代金石学家的目录、近代学者的书籍和现当代大型墓志目录和集释所着录的五代墓志。在此基础上,指出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一书失收的2011年之前面世的五代墓志,对2011年之后的五代墓志则进行全面辑补,终于使得五代墓志的总数量达到了四百多方,并对相关内容进行录文、标点和整理,这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充实的材料基础。第二章对五代墓志进行命名、志主、撰者、结构等方面的分类。从命名上,五代墓志分为多种情况,反映出时人崇尚祖先、官位、郡望的观念、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以及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社会状况。从志主上,可分为男性志主、女性志主、男女合志等情况,涉及的志主阶层、社会身份十分多样。从撰者上,五代墓志包括亲属所撰;友人、乡邻、门吏、弟子等所撰;乡贡进士、职业撰写人等善文者所撰;奉诏者所撰;释氏所撰这几种情况,墓志撰者的构成和撰写缘由均十分复杂。从结构上,五代墓志包括有志无铭和前志后铭两类,结构基本比较固定。第三章概括了五代墓志在语体、叙述特征、表现手法、审美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在继承前代墓志特征基础上所作的创新之处。从语体特征上,五代时期墓志呈现出明显的骈俪化现象,将骈体再次推向高峰,但同时又存在韵散骚体兼行的局面,此期产生了许多韵散结合的墓志佳篇。从叙述特征上,此期墓志叙述篇幅明显增长,利于内容的丰富,开宋代墓志长篇的先河;叙述结构采用倒叙、插叙等灵活多样结构,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文学性;叙述内容上涉及志主的艺术才能、个性魅力等方面,并逐渐增多了对文章着作的介绍,出现撰者“自我表白”普遍化的崭新特点,体现了此期多样的墓志撰写理由,更加接近宋代墓志中大量记载撰写理由的特点;另外,五代墓志叙述家人时更出现了大量孙辈。从表现手法上,五代墓志铭继承唐代墓志铭的优良传统,实现了叙事、议论、抒情的综合运用。大量运用史传笔法,议论趋势明显增强,用对话勾勒场景,积极通过细节展示人物性格,通过侧面描写烘托人物个性特征,墓志写作中孕育着极强的生机活力。从审美风格上,五代墓志一方面真情流露、感人肺腑,另一方面,由于排比、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和大量典故等的使用而显得庄严肃穆、典雅宏深,同时,还由于委婉语的使用显得含蓄婉转、意蕴凄凉,此外,五代墓志还利用虚构夸张的手法和意象性的语言,形成奇幻怪诞、虚实并存的审美风格,大大增强了墓志的文学性。第四章主要探讨五代墓志产生的社会和文学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上,五代墓志作为五代时期的产物,与当时丧葬思想、孝道观念、“三不朽”思想以及统治者的许可提倡密切相关,体现出独特的社会风貌。文学背景上,达到鼎盛时期的唐代墓志为五代时期的墓志铭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此期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前提;唐代以及前代的其他文体样式也对五代墓志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唐代古文运动衰落后的骈体复炽导致五代墓志语言骈俪化趋势明显,骈体比重增加。第五章探讨了五代墓志铭的文学意义。从纵向来看,它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继承了唐代文学和墓志在结构、内容、表达技巧上的优秀传统,扩大了墓志表现的内容,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完成了这一文体由唐到宋的过渡,同时影响了宋初墓志的骈俪化,继而引起宋代文人的反骈化,开启古文运动的新路程,在各方面为宋代墓志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并且还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北宋初期的整个文坛。从横向上看,五代墓志反映了同时代文学骈俪唯美化、史传化、传奇化的潮流特征。此外,它还显示了代表作家的典型示范作用,并对考证五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具有巨大的意义。最后,笔者就五代墓志中出现的模式化写作、美化和“谀墓”现象进行了反思。第六章主要对五代墓志铭中的女性形象加以研究。笔者论述了历代女性墓志铭的书写情况及其意义,对五代墓志中的女性加以分类,并对此期女性的外貌标准、道德要求、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夫妻关系、思想状态、文学艺术才干、宗教信仰、择偶标准、早逝现象等展开全面探讨,总结五代墓志所体现女性观的传统与进步之处,并探讨其形成原因,以期展现此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地位。第七章主要探讨了五代墓志的思想文化价值。这主要包括五代时期的丧葬习俗及其所体现的宗族观念、孝道观念、厚葬观念以及宗教思想影响;时人信仰中的儒释道三教并存现象及其原因;五代孝道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崇尚原因;五代时期的等级观念等。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初衷及成就、存在的可商榷内容及本文的不足。

王承文^[9]（2018）在《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文中指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一直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而相关说法的主要依据及形成原因仍需重新讨论。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而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分别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岭南俚獠"蛮酋说",主要建立在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其解读本身既比较牵强,同时也与他们对唐代岭南历史的基本认知有关。同时,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大量南迁北方家族的关系,使南汉在五代十国政权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使南汉在岭南两千年开发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杨琼^[10]（2018）在《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新出唐代诗人墓志为研究对象,经广泛搜集、整理、校订,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不仅对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进行个案考订与解读,而且在总体考察诗人墓志基础上,对所呈现的群体特点和特殊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尝试突破单纯的诗人文学作品解读模式,致力于还原唐代诗人原生的文学环境,揭示特定的文学现象,为以往未受关注或者存在争议的文学作品提供新的解读思路。本论文共六章,前三章为诗人墓志专题研究,后三章为诗人墓志个案研究。第一章,新出唐代大历诗人墓志研究。在整理得到新出大历诗人墓志二十三方的基础上,考证大历诗人的仕宦与交游,进而探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诗人的选择和心态,并以新出墓志观察大历时期的文学生态。第二章,新出唐代诗人鸳鸯墓志研究。在整理得到唐代诗人鸳鸯墓志48对97方的基础上,考察诗人鸳鸯墓志撰书者身份,如诗人为亡妻撰志、自撰墓志与亲友撰志等情况,并由鸳鸯墓志着重探讨唐代诗人的婚姻缔结和婚外关系、文化家族和文学传承、女性诗人与悼亡诗问题。第三章,新出诗人墓志与《丹阳集》研究。着重探讨《马挺墓志》与《丹阳集》相关问题,《蔡希周墓志》与《丹阳集》蔡氏兄弟的文学和书法,《包陈墓志》及其文学世家,并发掘新出墓志所见《丹阳集》诗人丁仙芝、申堂构的新材料。第四章,新出《韦瓘墓志》与《周秦行纪》研究。首先,通过《韦瓘墓志》考察了韦瓘的文学家世、科举经历、仕宦生涯、交游情况和文学成就,探讨韦瓘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其次,因为韦瓘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也直接牵涉到唐代着名小说作品《周秦行纪》的作者问题。故而进一步对《周秦行纪》的作者进行辨证,认为《周秦行纪》是韦瓘托名牛僧孺所作的说法缺乏依据,极有可能就是牛僧孺本人所作。这是由考索新出诗人墓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诗人作品的关联研究。第五章,新出《崔尚墓志》与《唐桐柏观碑》研究。以《崔尚墓志》为中心,结合新出的几方崔尚撰写的墓志,全面梳理了崔尚的家世、仕宦和文学创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崔尚所撰《唐桐柏观碑》的流传轨迹、撰文时间、道教内涵、书法和文学价值,并纠正了以往学者以该碑文考订崔尚的生平的讹误。第六章,新出《韦元甫墓志》与《木兰歌》研究。以《韦元甫墓志》为中心,印证传世文献考订韦元甫的家世和仕宦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韦元甫撰《木兰歌》进行了辨析。

二、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全唐诗》中的魏博（论文提纲范文）

（3）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7）千唐志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五代墓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全唐诗》中的魏博[D]. 宋博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D]. 狄蕊红. 西北大学, 2020(07)
• [4]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D]. 王文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5]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6]陈寅恪徵引史料未尽之例及其他[J]. 胡文辉. 中国文化, 2019(02)
• [7]千唐志斋研究[D]. 刘楷锋.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5)
• [8]五代墓志文研究[D]. 胡倩. 厦门大学, 2018(07)
• [9]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J]. 王承文. 历史研究, 2018(03)
• [10]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D]. 杨琼. 浙江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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