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村党员思想教育刻不容缓——对湖南省株洲市农村党员调查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农村党员思想教育刻不容缓——对湖南株洲市农村党员调查的一些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围^[1]（2021）在《“大跃进”时期湖南高等教育研究（1958-1960）》文中提出

夏理想^[2]（2020）在《何键的抗战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何键是湖南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从1929年任职湖南省主席到1937年调任内政部长,其前后统治湖南长达九年时间,是民国建立以后统治湖南时间最久的地方官员。在何键主政期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为防患未然,他还在湖南实施了很多战备措施,为后来湖南地区的抗战奠定了基础。文中第一部分是介绍何键抗战思想形成时的国内外背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法西斯势力暗潮涌动,搅得各国政治动荡不安。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控制了国家政权以后,为了摆脱本国危机,加快实施了其武力侵华的政策。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抗日情绪,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对日作战。而此时何键统治的湖南地区也受到了抗日思潮的影响,加之何键本人又深受传统民族思想中的夷夏观念和公忠体国思想影响,使他很早便明确提出了武力抗日的主张;第二部分是对何键抗战思想中的备战内容进行叙述。1934年红军战略转移后,何键便将工作重心放在湖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他还实施了大量地战备建设工作,包括物资储备、军事动员、通讯交通等。这些应对措施后来为湖南地区的抗战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是对何键提出的作战方略进行论述。何键分析认为,日本强而小,中国弱而大,中国是自战其地,日本则是孤军深入。所以中国的应采取持久作战、全民作战的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夺取最后胜利。但何键同时强调,军事上的胜利不是抗战的根本目的,通过在抗战建设强有力地中央政府,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才是此次抗战的最终目的;第四部分是对何键的抗战思想进行评析。通过对何键的抗战思想探究。发现何键的抗战思想尽管内容涉及广泛,包含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但其思想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受到传统经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抗战思想当中存在严重的守旧复古、片面抗战、政治投机等问题。但瑕不掩瑜,何键抗战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如在内政方面推行基层自治、农村合作社、移风易俗、发展教育等;对外方面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宣传传统文化、加强国际合作等,现在来看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杜俊奇^[3]（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梁丹蓓^[5]（2019）在《湖南省近年来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小官巨贪”“村霸”频上热搜,作为农业大省,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问题是湖南省在农村实施基层自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党和政府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以及扶贫政策的大力实施,农村土地征收款、农林水项目建设金、惠民补贴、扶贫款等各项资金汇聚到农村,使得村级组织不再是“清水衙门”,村干部也成了“含金量”颇高的岗位,村干部贪污侵占、虚报冒领、索拿卡要、截留挪用,雁过拔毛等涉腐违纪违法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许多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专家研究的侧重点都在公职人员反腐以及基层反腐上,较少研究村干部这一对象的涉腐违纪违法问题的成因以及对策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筛选了湖南省2013年以来受到通报的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的案例,总结分析这些案件所反映的本省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行为具有村主职干部涉腐违纪违法案件较多、经济类和作风类的违纪违法事件突出、窝案窜案明显等特征。且发案领域多集中在社事类、扶贫类、村庄集体经济类等。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寻租理论分析近几年湖南省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的原因有权力的膨胀、利益的驱使、村干部自身素质低、村民自治管理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缺乏人民群众有效监督、缺失上级部门制约力度和缺少第三方组织监督等。湖南省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的治理对策,可以运用反腐败战略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健全党委反腐主体责任体系,包括严把村干部入口关、完善村干部管理考核制度和健全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反腐败无死角体系。包括发挥民主监督、强化上级监督和开展纪检监察监督;三是建立健全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新格局,包括事后严惩,建立长效机制等。希望本文在湖南省近年来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同类地区提供参考。

汪庆军^[6]（2018）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事业面临着具有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执政环境考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关涉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为问题导向,从坚定维护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出发,提出要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的形势要求和迫切任务,将中国共产党关于严明政治纪律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推进至新的时代高度,使得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科学总结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将党的政治建设突出摆在党建全局的首要位置,围绕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继续强化政治纪律的重大部署,强调全党服从中央、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党的建设要以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从而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新时代使命。严明政治纪律是运用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党内制度约束手段来推动实现全体党员不断强化政治纪律意识与践行政治纪律要求的实践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形成的一贯优良传统和强大政治优势,亦是新形势、新时代背景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完成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开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研究,源于深化党建理论的现实需要与推动实践发展的时代诉求,不仅能够在理论上推进严明政治纪律的理论创新,探索严明政治纪律的内在规律、历史逻辑以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且有利于在实践中增强政治纪律教育实效,有效应对管党治党的风险挑战,推动党的政治建设顺利开展,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展研究工作,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文献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结合跨学科研究与案例分析的方法,从考察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中探索其内在规律与历史必然,从探析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的实践逻辑中阐明未来的时代走向。本研究基于严明政治纪律的思想政治属性和党内法规条款,从政治纪律的概念及性质出发来挖掘严明政治纪律的重要价值。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规矩、政治言行的四要素上把握严明政治纪律的实质内涵,紧扣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政治、言行这三个向度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实践要求,在党的基本理论、历史使命、时代要求、实践发展四个维度上提炼严明政治纪律的内在理路,并以此为研究思路展开框架布局。本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严明政治纪律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勾勒出严明政治纪律的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在历时性的宏大视野下提炼出严明政治纪律的内在规律与历史必然,从而破除关于严明政治纪律的认识误区和思想困惑。其次,严明政治纪律对于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极端重要意义,引发了我们对于新形势、新时代背景下严明政治纪律时代境遇的反思: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近在咫尺之际,全党却面临着全球化、经济市场化、信息网络化、制度形式化、党情复杂化等复杂环境的挑战,党内仍然存在着思想腐化、不讲政治、纪律松弛以及不讲规矩等突出问题,其问题根源就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动摇,其直接后果会使党的团结统一和中央权威遭到破坏,党的政治生态遭到污染,最终势必会危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而,回顾历史与观照现实,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严明政治纪律的理论、制度、实践进行了全面创新,取得了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产生历史性变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最后,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立足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经验、新成果,围绕继续加强教育、持续优化环境、进一步深化制度建设和不间断强化制度执行力,是立足新时代背景推进严明政治纪律实践发展的必经途径。

万海玲^[7]（2017）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对政治主体的意识和感情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政治认同的标准有区别,而且不同成员对政治主体的认同度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累积,社会成员的利益与价值观趋向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我国,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厘清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其次,在阐述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接着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与政治认同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学理分析,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间的渗透、影响,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为本文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论述了社会转型必然对农民政治认同产生影响:即一方面社会转型使得农民政治认同主体从“臣民”向“公民”身份转化,另一方面推动了政治认同客体的政治现代化步伐。接着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不仅从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即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方面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方面,同时探讨了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再次,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即“利益-制度-价值”,探讨了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的内在关系,指出不仅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而且农村社会组织也不能更好地为农民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提供组织保障;不仅农村现行制度的缺陷是农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重要原因,而且农民参政权的缺位也影响农村制度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仅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较少也使得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困难重重。最后,从如何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培养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以及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以强化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归属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坚实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实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以政治认同理论和“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统一作为理论基础,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在运用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放在国家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场域中加以考察,这样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放在因社会转型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不仅有助于拓展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而且有助于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凸显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特质,避免单纯政治学研究和经验社会学研究的片面性和抽象性,遵循事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合理平衡,以更好地探索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第二,拓展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内容,初步建构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一般机理模型。即政府治理现代化、农民政治有序参与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化、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等“四化协同,义利并举、体用统一”的对策体系。笔者把政治认同理论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统一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指出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辩证关系的调整与处理,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统一为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笔者在分析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利益因素与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不是绝对的正向关系,强调了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培养农民的政治情感、端正农民的政治态度以及规范农民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体系。这样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是对农民政治认同进一步深入、系统化研究的尝试。

王玉^[8]（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问题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并把它作为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组织保证,作为转折关头的重大举措,作为着眼未来、积蓄力量的战略任务,不断开创和推进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发展的历史规律,不断探索干部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新途径、新趋势和新方法,为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和后续支撑,这对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实现进一步发展创新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运用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论文分为六章:第1章,绪论。共分四个部分内容: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有待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面临的形势。分为两部分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干部队伍的现实状况。第一部分对干部教育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认真分析,指出这是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即对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决定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政策与措施的制定、内容与方法的选择及其深入发展的进程。第二部分对干部队伍的现实状况作了认真分析,指出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状况还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所以特别需要加强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第3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分为三部分内容:以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贡献;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为实践基础。第一部分,阐述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目的、目标、方针、原则、对象、内容及方法。第二部分,阐述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贡献:一是对马列主义干部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二是为干部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办学模式。第三部分阐述了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基础。第4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的贯彻实施。共分为三部分内容: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方针政策;建立以党校为中心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实施以提高治国理政为内容的干部教育培训。第一部分,阐述了全国教育总方针的确定及发布制定系列干部教育培训指示和计划。第二部分,阐述了建成从党校到地方的党校教育培训网、设立各种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和训练班、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第三部分,阐述了实施以提高治国理政能力为内容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现在:加强理论培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开展文化教育培训、注重业务知识培训。第5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的特点。共分三部分内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注重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改造和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以及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第一部分,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性原则一直是党的干部教育坚持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阐述了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紧缺问题,中国共产党注重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改造和对年轻干部的培养。第三部分,阐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思想、颁布实施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第6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成就与不足及当代启示。共分三部分内容:干部教育培训的成就;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不足;干部教育培训的当代启示。第一部分,阐述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成就为提高了干部文化素质、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理论学习、确保了党和国家各项建设的需要。第二部分,阐述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不足是:理论和思想教育方面的问题、文化和业务方面的问题、干部教育实践和年轻干部培养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阐述了干部教育培训的当代启示为:干部教育要干部教育必须坚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要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要着力提高两个水平和两个能力、要不断改革创新。

宋强^[9]（2014）在《治理理论视阈下的网络反腐研究》文中提出“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形态,近年来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反腐利器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已经显现。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当前的网络反腐主要是舆论监督式的,其基本模式是运用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纪检监察部门对网络媒体上反映的问题予以查处。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匿名、快速和开放的特点,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等问题同样十分突出。网络反腐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与商业活动有很大不同,对虚假信息等的处理不当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将网络反腐推向深入,更好地治理腐败,以及如何避免网络反腐的负面效应则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网络反腐与广大公众息息相关,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因此,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实证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既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又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的网络反腐形态属于舆论监督的一种；从公共治理的视野分析,网络反腐呈现出多元主体、协作和公开透明等治理上的特征。网络反腐问题既与治理理论相关,又与议程设置理论契合。所以,本文选用这两种理论对网络反腐进行阐释和剖析。在综合考量网络反腐正反两个方面的价值和国内外发展状况后,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网络反腐主要问题是网络信息的“无序化”和网络反腐治理框架的缺失。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法制建设、议程设置、政府治理和网络监督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对策分析。本研究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案例研究部分,本文选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案例予以分析,为全文的论证提供了实证支撑。全文在内容上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主题、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等予以说明。绪论部分首先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网络反腐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说明了研究的主题思想和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最后交代了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对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的阐释。论文的基本概念主要聚焦于网络、网民、腐败、反腐败等。理论基础则主要介绍了治理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第二章对网络反腐进行总体性的论述。包括我国网络反腐产生的背景,网络反腐的基本构成与发展历程,网络反腐的基本模式,网络反腐的一般过程等。第三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描述了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分析了网络反腐的特点,讨论了网络反腐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以及分析了当前网络反腐面临的困境。第四章为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部分。本章选取了国内的株洲市和韩国的首尔市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两地的实践予以对比分析。最后一章在前面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我国网络反腐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及相应策略。当前我国主流的网络反腐形态是民间网络反腐,主要依靠网络媒体聚集舆论压力促使公共部门关注并查处腐败案件,它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我国的网络反腐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产生了信息混乱、网络暴力等负能量。网络反腐不应只停留在网络媒体无序反腐的状况,更需要构建一个适应网络时代的腐败治理框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技术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同时消除其负能量。未来的网络反腐必将走向官方和民间融合的道路,网络在大众媒体和公共治理体系内部的应用会进一步加深,政府、公众、媒体、第三部门等主体都可以参与到腐败的治理中来,多方之间协调互动,达到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目的。

江轶^[10]（2014）在《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研究（1938-1947）》文中研究指明“青年”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概念,“青年运动”则是在近代青年群体与青年阶层形成的背景下,以青年政治参与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在救亡的背景下,以新的社会因子——青年为主要参与力量进行,在当时爆发了巨大的能量。正因为青年群体与青年运动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各政治势力开始注重并运用青年运动之手段,借助青年群体之力量达到自身政治目的。自国民革命时期开始,国共两党对于青年组织与动员十分重视,并用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来尝试领导青年运动,而后中共之青运较为活跃,国民党青运则趋于沉寂,直至于抗战时期才有所改变。以往之青年运动研究集中于中共层面,对于国民党青年运动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蒋介石于抗战时期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研究尚未深入。三青团是国民党蒋介石运用青年运动的方式,用青年“语境”与“符号”吸引青年的政治组织,是其政治上的一种运用。有关三青团的研究以往局限于中央宏观层面,对于基层三青团之运作较少涉及。本论文正是基于既往研究的不足,以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湘北、湘中、湘东、湘东南、湘南微观区域下的九个县的三青团基层组织（醴陵、湘潭、长沙、耒阳、衡阳、岳阳、宁乡、茶陵、涟源九个县）作为系列基层研究点来探讨,对三青团基层组织在组织形态、经费运作、社会服务、团务活动、党团关系、团地关系等方面的状况进行研究,以揭示三青团之成败。从内容而言,分为六章,具体概述如下：第一章揭示三青团的缘起及在湖南的发展。三青团的缘起有着深刻的动因和目标,三青团成立的根本动因是出于蒋介石的政治需要。这种需要是沿着两条线索来布局的,一是使用传统的政治手腕解决组织派系问题,二是运用新兴社会力量——青年群体解决社会控制问题。同时,蒋介石希望运用三青团达到政治上的预期效应和组织目标。同时,本章介绍了湖南三青团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概况。第二章考察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形态,重点考察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扩展途径、纪律机制、乡村团务、学校团务与组织清理运动,由此透析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运作机制与动员效能。第三章分析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经费运转情况,这是既往研究未曾涉及的。本章重点研究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经费现状和经费来源途径,特别是解析三青团基层组织经费“困窘”的原因。第四章解读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团务活动——抗日活动、宣传活动、康乐文体活动、训练活动,重点考察这些活动的进行方式与实际效果。第五章阐释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重要活动——社会服务,对其开展社会服务的方式——生产服务、便民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服务、教育服务、指导青年升学就业、战地服务、参与社会管理进行解读,并进而分析社会服务对三青团基层组织运作的影响。第六章探讨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构建,重点研究两种关系——党团关系与团地关系,考察三青团基层组织处理上述关系的心态与途径,探析基础社会对于三青团基层组织锲入的反应及其原因。最后对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予以总评价。从青年动员的角度研究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的影响,并指出其缺陷与不足,并予以反思。总之,本研究以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为研究对象,弥补学界在三青团研究中的不足,用“目光向下”的视角从基层研究出发,由此剖析三青团的失败与经验教训。当然,本研究亦有许多不足,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二、加强农村党员思想教育刻不容缓——对湖南株洲市农村党员调查的一些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农村党员思想教育刻不容缓——对湖南株洲市农村党员调查的一些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何键的抗战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5）湖南省近年来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问题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9）治理理论视阈下的网络反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研究（1938-1947）（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强农村党员思想教育刻不容缓——对湖南株洲市农村党员调查的一些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跃进”时期湖南高等教育研究（1958-1960）[D]. 刘围.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何键的抗战思想研究[D]. 夏理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湖南省近年来村干部涉腐违纪违法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D]. 梁丹蓓. 湖南大学, 2019(07)
• [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研究[D]. 汪庆军. 电子科技大学, 2018(09)
• [7]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万海玲.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问题研究（1949-1956）[D]. 王玉. 吉林大学, 2017(09)
• [9]治理理论视阈下的网络反腐研究[D]. 宋强. 武汉大学, 2014(06)
• [10]湖南三青团基层组织研究（1938-1947）[D]. 江轶. 武汉大学,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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