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兴发现电灯公司早期“说帖”（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提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胡小京[2]（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李柏霖[3]（2018）在《庚子事变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庚子事变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场伴随着20世纪来临的重要事变在近代文学中也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反映。史学界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庚子事变的研究。然而孕育自庚子事变的诗词、小说、戏曲、说唱等各类文学作品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挖掘,但相比于历史研究,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研究要冷清许多,不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还存在许多空白。事实上,对作为特定时代产物的庚子事变文学加以整体的、系统的、细致的研究不仅能够集中且深刻地展现近代文士对庚子事变这一家国劫难的认知与判断,而且可以为后人观察庚子事变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与社会状况打开另外一扇窗户。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文史互证的方式,兼顾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并结合知人论世、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对有关庚子事变的诗词、小说、戏曲、说唱作一全面、具体且深入的解析。虽然作为历史事件的庚子事变早已化为历史的云烟,飘逝远去。但于此事件的文学书写却并没有因庚子事变的结束而停止。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中,不断有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文本出现。为了避免误解,必须说明本文论述的“庚子事变文学”是对近代文人创作的反映庚子事变的大量诗词、小说、说唱、戏曲等文学作品的统称。综合以上,文章分六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对庚子事变文学产生的各方面背景予以揭示。第一、二节着重从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重要原因,梳理庚子事变的历史进程来呈现庚子事变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三节从探讨嘉道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对文学观念变革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文学观念变革的具体内容出发来考察庚子事变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学背景。第二章对庚子事变的诗歌抒写进行概述。晚清庚子事变激发诗人们长歌当哭,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诗歌文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160多位诗人创作了 3300余首庚子事变诗歌。为略窥以庚子事变为重大题材的诗歌创作概貌,第一节分类介绍了代表诗人及其诗作,具体以身居庙堂,主张“剿拳和洋”的诗人;困处北京的诗人;在两宫西逃期间随侍其左右的诗人;偏安东南的诗人;筹谋勤王的诗人作为分类说明的依据。第二节分庚子事变进程的记录;社会血泪史的呈现;时代风貌的反映三个层面论述了庚子事变诗歌的“诗史”价值。为了展现“庚子”诗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特色,第三节从叙事方法入手,概括、分析了诗人是如何以诗题、诗序、诗注叙事;片段呈现式叙事;组诗叙事;长篇铺敷来进行诗意化的叙事。第三章主要结合时局走向、诗人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来勾勒庚子事变时期的诗人的心路历程。第一节重在推导庚子事变时期诗人对外心态由求战转向求和。第二节选择蒋楷、李希圣、易顺鼎三位代表诗人对庚子事变时期诗人济世无门的失落心态作一微观考察。第三节分析袁昶、康有为、周馥、敦崇等诗人在庚子事变期间产成孤独心态的原因以及他们各自的孤独心态在诗歌中的反映。第四节着重探讨乌目山僧（黄宗仰）、赵必振、潘飞声等诗人创作的《<庚子纪念图>题词》所传达出来的诗人的羞耻心态。第四章试图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以庚子事变诗歌为线索,研讨慈禧太后与珍妃这两位与庚子事变有着密切关联的女性历史人物在诗人笔下的形象特征,进而揭示诗人在这两位历史人物身上所贯注的思想情感。第一节主要对关于慈禧太后的庚子事变诗歌加以梳理、分析,力图还原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时期的真实面目并揭露诗人对慈禧太后的情感态度,并由此认定在国家面临重重危机时,慈禧太后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素养和精神面貌还有很大距离。第二节主要围绕诗人对珍妃死宫井事的题咏议论展开解析。通过细读文本,可以了解到对珍妃与光绪帝爱情悲剧的同情;对现实政治的讽刺与家国兴亡的感伤是关于珍妃之死的诗歌中所包含的重要意蕴。第五章探讨《庚子秋词》的作者生平、“情性”含蕴与整体风格。第一节就创作《庚子秋词》的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四位词人的生平、政治生涯及词学几方面作概述。第二节对《庚子秋词》所包孕的种种愁情加以梳理、分析,进而得出词人的愁情是由乱而生,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愁;对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悲愁;对生活流离、人生短暂的哀愁是《庚子秋词》愁情的主要内涵。第三节在探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提出的“沉郁”说的基础上,分析《庚子秋词》在比兴寄托、用典、章法布局的等方面的艺术特点,进而证明“沉郁”实可代表《庚子秋词》的整体词风。第六章以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论述关于庚子事变题材的小说、说唱、戏曲作品。第一节分析连梦青《邻女语》所展现的封建末世的全景图画。第二节论述吴趼人《恨海》如何通过叙写两对男女在庚子事变时期所遭遇的爱情悲剧来展现挣扎在乱世中的普通个体的悲剧命运,进而论证吴趼人主张以“恢复旧道德”作为拯救国家、人民的重要手段。第三节分析林纾《剑腥录》“兼贻史料”与“自写风怀”的创作特色,从中可发现林纾主张以改良维新的方式来挽救国家。第四节探讨陆士愕《孽海花续编》所表现出来的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特点。第五节探讨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在艺术化再现庚子事变全貌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创作特色。第六节分别探析林纾《蜀鹃啼传奇》、陈季衡《武陵春传奇》、赵祥瑗、吴梅《枯井泪杂剧》、包天笑《燕支井》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的重要特点。综合以上已大致描叙出近代文人笔下的庚子事变文学的整体图景。最后,在.搜集关于庚子事变诗人的生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还编制了“庚子事变诗人群体考论简表”附于文后,表由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生平概况、庚子活动、庚子诗作、资料来源等栏目组成,能够为庚子事变诗歌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与线索。但由于本人学识、精力有限,还有很多创作有庚子事变诗歌的诗人生平未及考论,特此说明。
周炜[4]（2018）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文中指出国货陈列馆是近代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陈列馆的兴盛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国货陈列馆的兴衰与国货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和发展与饱受列强经济侵略的国际形势以及首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不无关系。帝国主义列强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侵略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伴随而来的经济侵略也与日俱增。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爱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难以在军事和政治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唯有抵御其经济侵略才能争取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商战”思想成为社会共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迫在眉睫。商品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而消费国货也被视为爱国的表现,提倡国货,号召民众消费国货成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要途径。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后,策进工商,发展实业,积极提倡国货运动。虽然面临经济侵略、全球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等困境,但在国民政府努力应对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较为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货运动也如火如荼。举办国货年和国货展览会成为了政府提倡国货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引起短暂的轰动效应,时人皆呼号提倡国货和服用国货,但终究昙花一现,为延长提倡国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筹设商品陈列所的便提上议程,商品陈列所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扩张海外贸易而设,只不过近代中国仿效国外设置的商品陈列所多陈列国货,极具陈列国货商品的意味。随着洋货的汹涌而至,民族工商业难以为继,为号召全国一致提倡国货,统一步伐,政府通令大部分商品陈列所直接改组为国货陈列馆。实业部率先筹办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以作为全国各省市国货陈列馆效仿的榜样,两所国货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国货机构。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发展可以分为兴盛和衰亡两个主要阶段。1929年9月至1936年3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盛时期,也是该馆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经费充足,陈列馆尝试设立了各种便于开展提倡国货活动的部门,积极征集国货出品以准备日常陈列,举办了十几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很好地宣传国货,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国货,号召国人服用国货,为改良国货和发展实业作出巨大贡献;积极开设国货商场,销售有质量保证的国货,为民众提供值得信赖的购物平台,也为国货厂商开拓销路,为实业家与消费者提供媒介,将提倡国货落到实处;陈列馆还代为国内外国货团体或国货机构征集国货展品,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会,政府层面的经济外交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拓展了国货的海外贸易;认真履行函复咨询、参与部分国货调查、办理国货证明、发行报刊、编制货品目录等职责;通过组织国货运动基本区、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国货旅行团等活动以提倡国货,通过举办周年纪念会、菊花大会、赠品周等引起国人提倡国货的兴趣,甚至兴修马路以更好地开拓馆务。1936年3月至1937年12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衰亡阶段,由于战事频繁以及财政问题,政府无暇他顾,加之列强的胁迫,政府不再将提倡国货作为工作重点,原本由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分别交由南京和北平两市政府接管。南京市社会局于1936年3月接收了首都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南京市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再享有实业部的津贴补助,经费骤减和频繁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陈列馆提倡国货活动的开展,陈列馆的职员和致力于国货运动的仁人志士仍然坚守岗位,为更好地经营国货陈列馆呕心沥血,努力征集展品、整理展品、准备日常陈列、举办国货展览会、整顿国货商场、积极参加提倡国货宣传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事频繁,国货运动受挫,国货陈列馆也受到沉重打击,勉强支撑,直到南京被占领后,陈列馆惨遭日军洗劫,其建筑和展品也被震毁,首都国货陈列馆从此湮没无存,但遗址仍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衰历程直接展现了其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脉络,也从侧面展现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货运动中的尴尬处境和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研究首都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历届展览会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模式和过程;其附设国货商场的研究也可以加深对国货营销的认知;通过分析首都国货陈列馆陈列品和展览会展品信息,可以窥察民国重视教育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以衣物和饮食消费为主、没有条件提高审美品味的概况;对比首都国货陈列馆和同属于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以及民办国货机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可以显现首都所在地的国货机构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深远的影响力和容易受政府利益所左右的弊端。
袁博[5]（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杨涛[6]（2012）在《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文中提出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领域为主要活动空间,积极赞襄北洋与东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与实践者,为早期现代化和北洋集团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求新、务实、敢为的作风,并体现了积极扞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倾向共和,为南北统一、颠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劳。对推进铁路事业、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并深远影响着民初的铁路事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交通系领袖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交通业方面,其经济政策主要倾向为国有化问题。如路政方面推行商办铁路国有、借债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铁路事业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为促进国有铁路营运、管理、建设、财会制度的发展,则以统一路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为手段。在电政方面则颁布有《电信条例》,明定国有原则,在管理上分设电政管理机构。在邮政上,设立电政管理区,废除驿站,打击民信局和客邮,厘定邮政司与帛黎之间的关系。航政方面则更激烈地表现为轮船招商局的官办与商办之争。这说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从实际效果看,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交通领域对促进四政的发展、改观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铁路、电信与邮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发展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对中交二行的控制权。在他们努力下,中交二行实际取得国家银行地位,形成复杂中央银行制度,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公债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为财政清理与统一奠定基础。但其政策中充满了金融与财政杂糅特点,发行公债与垫款即为突出表现。但相对于后者,前者对民初财政好转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后者不仅对中交二行的官办方向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以反对停兑为表现,促成二行向商办化转型。此外,中行归部直辖,中交合并风潮也是金融与财政政策杂糅的体现。同时交通系领袖还举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垄断邮政储蓄业务。在交通系领导下,中交二行也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挹注作用,特别体现在一战爆发后对缫丝业的支持；同时成立具有金融投资公司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抵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侵夺；积极参与上海银业公会这一新型金融组织的活动。在币制方面,梁士诒、周自齐、吴鼎昌等积极帮助袁世凯推行币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整理各省滥币,筹划币制借款,推广袁头币,统一铸权,力主银本位制,设立平市官钱局等。币制改革为此后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在财政税收方面,周自齐、梁士诒等首先帮助袁世凯加强财政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实行中央专款制度,各省财政事权收归中央,出台各种考成条例等。在具体理财办法上,二人都反对举借外债,但迫于财政现状而不得已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举债时间、借款额、利息、附带条款等方面注意减少主权损失；进行官产清理,这一方面具有消极性,即保守的弥补财政目的,但也有促进垦荒,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力主举办官业,对官矿业、官农业的扩大以及商业专卖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交通系领袖还积极整理旧税,特别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赋、牙税、当税等,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并因此与保守派和袁世凯产生矛盾；他们注意制度创新,如举办预算,在会计、审计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税制,如印花税、营业税等。交通系的税制整理体现了扩充财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适应财政、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周自齐、梁士诒还积极筹划关税谈判,特别是对常关税进行改革,并统一关税管辖权,其意义十分重大。周自齐、梁士诒与张弧还推行盐政改革,以统一盐政机关、整齐税率、施行商运、剔除耗斤、先税后盐、制造精盐、争取盐余为最有意义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学熙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实业政策上,周自齐、朱启钤、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农、林、商、工、矿等各部门,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敏感、重大问题,如矿业管理、垦务、清丈、博览会举办、企业专办问题等等。在垦务、矿业、地质调查、农业改良、林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特别肯定的。交通系经济政策具有财政本位、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倾向、专业技术化特征。在清王朝与南京政府之间,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续,具有体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来许多致力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集团一样,在涉及财政与经济发展,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仍未能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满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满了矛盾性。特别是交通系将其经济政策的成败与否,财政经济政策推行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袁世凯这一政治强人身上,寄望于一个威权政府的建立,并将其经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与袁世凯的集权统治结合于一。这就决定了其经济政策中的良莠杂糅,新旧杂糅,也决定了交通系这一集团经济政策的根本属性与作用,决定了这一集团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
段海龙[7]（2011）在《京绥铁路研究（1905-1937）》文中研究指明京绥铁路由京张铁路展筑而成,东起北京西至包头,建于1905—1923年间。京张铁路开我国自主建设铁路之先河。通过对史料的解读,认为晚清政府对修建铁路的态度经历了拒绝、尝试、兴建的过程,军事顾虑是促成其转变的重要因素；甲午中日战争后,我国铁路建设借贷外资有殖民侵略性质,工程师一度依赖洋人；外人与外资的渗透使得中国铁路路权旁落,铁路自办的呼声日益高涨。兴建铁路的政策为自办京张铁路提供了良好背景。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修建淞沪铁路并非欺骗而是官员默许的结果,民众对铁路进入中国的态度与政府拒绝的态度不同。以原始文献为主要参考资料,详细探究了京张铁路资金筹备、人员安排、路线测量和道路施工情况,从技术层面对隧道修建和桥梁架设做了细致描述。京张铁路资金来源主要为关内外铁路余利,少量由政府调拨；主要工程人员除詹天佑、颜德庆为留美幼童外,陈西林、俞人凤、翟兆麟、柴俊畴都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工程班学生。詹天佑反复勘测路线,采用“之”字形路线,缩短隧道长度,成功跨越八达岭。开井法加速了开凿八达岭隧道的进程。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了最佳路线,成为京张铁路成功的关键。在筑路过程中,詹大佑尽量就地取材,通过开设临时厂矿、用片石替代水泥等,节约了资金。京张铁路是铁路技术由我国独立实施的成功案例。本文认为詹天佑带领的筑路人员的努力是京张铁路成功的决定因素,同时政府支持作用甚大。探究京张铁路的厂房、水塔建筑过程和支线建设。通过分析京张铁路成功的原因,认为在当时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京张铁路的成功得益于国内一统、技术人员克己奉公。从资金筹备、路线勘测着眼,探讨其建筑过程,对张家口至包头段铁路的修建进行考察,重点对南口机厂和张家口机厂在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张绥铁路选线既考虑了工程难度,更考虑了将来经济效益和交通衔接问题。由于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工程两次停工,丰镇之后工程通过八次募集,方修筑完成,期间借贷日本资金。由于工期紧张、资金拮据,工程质量没有得到保证,站房、信号等设施直到南京政府时期才有所改善。认为张绥铁路在人员、资金筹备等方面是京张铁路的延伸,由于所处历史时期不同,资金到位情况、工程质量、工程进度与京张铁路存在很大区别,表明社会环境是影响技术实施的重要外因。通过考察京绥铁路车辆购置与各时期管理运营情况,认为京绥铁路作为西北交通干线,对西北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有巨大作用,催生了集宁这座城市,使包头由一小镇转变为大城市,影响了大同和呼和浩特的城市格局,积极促进了沿途及周边地区近代化进程,为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形成及赈灾抚边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所处时期动荡,管理人员随着军事和政治局势变化而变换,管理一度混乱,军事干扰严重影响了京绥铁路的正常运营。京绥铁路的规章制度、《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及《平绥技术汇刊》是京绥铁路留给后人的重要史料。首次对《平绥技术汇刊》整体分析,认为该刊重在介绍国外先进铁路技术,技术引进及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对京绥铁路遗存进行了初步实地考察,发现京张段铁路部分建筑受到了重视和保护,但仍面临消失状态；张绥段有民国时期的建筑遗存,需要进一步的更为彻底的调研、深入探讨其工业遗产价值。认为有近百年历史的京绥铁路是我国百年发展变化的见证者,是铁路技术在我国实现本土化的实例,在工业遗产方面有着重要的科技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但目前缺乏完整的调研与保护,需要各部分协作,组织成规模的调研小组对京绥全线进行考察评估与保护。通过挖掘、整理原始史料,对比解读,并结合实地考察,本文认为：京绥铁路实现了铁路技术在中国的完全本土化,并由此证明包括修筑和管理在内的铁路技术的成功实施需要良好的外界环境、充足的资金、技术精湛团结协助的团队等诸多因素共同保证。近代铁路对于沿途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京绥铁路见证了百年历史,有必要对其遗存价值作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李君[8]（2011）在《“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 ——1931年以前之郑孝胥探研》文中认为郑孝胥深受儒学教养,又对西方事物有一定了解。他作为多位督抚大吏的重要幕僚,对晚清的商务、政事,均有所推动和影响。在辛亥革命前,他已形成有体系的施政措施、稳定的从政品质,为舆论所关注,已然为政坛英才。辛亥革命后,郑孝胥避居海藏楼,以“清国遗老”自命,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他认为:革命破坏纲常、扰乱秩序;清政府失在纪纲不振,应该实施改革,而非革命;“共和”是“佳名美事”,但不适合中国现实。这使他在民国建立后的二十余年间,以复辟为己任。同为清末立宪领袖的张謇,则在革命中转向共和。二人对时局的认识与判断实有共同之处,但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同志睽隔。作为遗老,郑孝胥在民国的社会生活丰富而广泛。他以遗老名节与诗书成就,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他从未放弃政治理想,始终预事复辟。他的复辟活动,分三个阶段:在1924年进入逊帝小朝廷之前,为第一阶段;1924年2月北上居京至1925年2月赴津前,为第二阶段;1925年2月赴津后至1931年11月居津期间,为第三阶段。作为逊帝溥仪的股肱之臣,郑孝胥深刻影响了清室复辟活动的面貌、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名士与居官者的双重身份,使郑孝胥表现出丰富、复杂的人生状貌。而“文”、“政”二质的生成演化,相辅相成,又导致他一生面貌的变化与侧重。自标高格、俊逸超拔,与秉道赴义、兴不可遏,共为面相。他的政治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行藏”与“节义”两方面。“万人如海一身藏”,实韬匿豪气,隐中求志。“惟将节义见胸襟”,文化认同而外,更多政治标榜。个人的儒学教养及成长背景,奠就郑孝胥的思想基础。建设一个改良后的君主制国家,并以中兴宰辅的身份青史垂名,这是他一生的政治目标与人生追求。而“负气”之个性,又使他一定要找一抱负施展处。他的人生状貌,既是历史塑造,亦为自我塑造。别无选择,他只能是近代历史上的“这一个”。在他人生状貌的“变”与“不变”中,“变”的是随时代环境相应改变的社会身份、政治生活、人生结局;“不变”的是他作为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包括政治文化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指导下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人生追求。清室复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史上的醒目事变。自1912年至1945年,复辟力量作为一种势力,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郑孝胥的政治追求,可谓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可能,以及这一种可能的命运。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结构,实存在着“道”与“势”的深刻矛盾。历史情景或有相似,郑孝胥式的抉择与痛苦,即使在今日,也会可能以别种面目出现。如何面对及突破,仍为难题。晚清士大夫是王朝政治文化的最后承载者,他们集体的命运、分化后的个人人生状貌与结局,是近代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作为这一群体中的“这一个”,郑孝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为何,之于群体的普遍及特殊意义又在哪里,特需分析与思考。
苗青[9]（2010）在《盛宣怀与近代上海社会》文中认为本文以盛宣怀在实业、文教、社会事业以及日常生活等四个层面的活动为主要线索,以19世纪70年代至1916年间盛宣怀与近代上海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奏疏、电稿、信函、日记、文人笔记、竹枝词、传记中搜寻盛宣怀的生命轨迹,关注他办事、做人的综合表现,兼及盛宣怀家族和上海城市发展的相关人与事。将主要兴趣点集中于近代上海社会对盛宣怀的影响以及盛宣怀对近代上海社会所起作用之间的互动。尝试刻画出一个全面、客观的盛宣怀,为历史人物与城市社会的互动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样本。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中国通商银行三家企业都诞生于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转型阶段,创办于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在开业之初同样采用官督商办的体制。它们的创建,为清政府挽回遭外国人长年控制的航运权、机器纺织技术和金融运作提供了自强振兴的底气。盛宣怀以官员身份在上海督办近代中国的轮船、纺织、银行等实业建设,尤其是他在督办轮船招商局时积累的商战经验,帮助他娴熟地应对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难,进而摸索出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同时,也为他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盛宣怀为保证所办实业的成功运行,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培养实业亟需的人才,他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奠定了今天交通大学的基础,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政治、外交和技术人才。南洋公学所开设的师范班、特班、译书院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创之举。盛宣怀倾注心血和财力搜购中外书籍,建成一所近代上海着名的图书馆,虽然该馆最终未能对外开放,但在主持古籍善本的保存、外国着作的翻译等方面,盛宣怀用他的实际行动推动了近代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896年以后,盛宣怀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在控制诸项实业的同时,也为近代上海社会事业的起步、慈善意识的培育做出了贡献。盛宣怀奏设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为近代中国商会的雏形。他在赈灾期间的捐款捐物、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时的亲历亲为、兴建慈善机构时的尽心尽责,既与他承袭父辈好善乐施的家风有关,也与他身居高位,掌握诸多社会资源密不可分。盛宣怀对洋务实业的掌控和他个人的巨额财产是其参与发展社会事业的权力保障和经济基础。近代上海民情习尚发生了巨大变化,盛宣怀和他的家族成员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社会风气的影响,狎妓选艳、聚赌争利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正常消遣,一掷千金、死要面子是他们摆阔心态的自然体现。事实证明,盛宣怀本人有沉溺欢场花国的喜好,有生活用度豪奢的派头。他去世后所举办的那场堪称“盛事”的大出丧是他生前崇奢黜俭作风的延续。盛宣怀个性的塑造、权力的获得、事业的壮大都离不开近代上海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在诸多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又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他所走过的发达之路已融入近代上海社会的肌体之中,他对上海城市所做的改造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
张立胜[10]（2010）在《县令·幕僚·学者·遗老 ——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家世、受教和交游,仕宦和幕僚生涯,政治思想,学术兴趣与成就,教育活动及主张,遗老活动及其心态等方面对劳乃宣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劳乃宣出身于浙江桐乡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受劳家家学影响不显,主要得益于母亲沈蕊及沈家。同治十年（1871）劳氏成进士,为今后居官、入幕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一生交游很广,笔者选取某些代表性的人士,略述他们之间的交往,以助于进一步了解劳氏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光绪五年至二十六年（1879-1900）间,劳氏先后担任过直隶临榆等六个县的知县,颇具政声,三次被保荐“卓异”。而在因故不能任官时,他又曾入范梁、李鸿章、曾国荃、周馥、盛宣怀、李兴锐、端方等人的幕府,主要负责处理文案。笔者据《劳乃宣公牍手稿》对其在端方幕府所作的文案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由于在端方幕府的出色表现,劳氏才得以由幕而仕,担任朝廷正官,品级愈来愈高,最后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这表明劳氏的游幕生涯和其担任正官相辅相成。劳氏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劳的变法主张虽然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及进入民国后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劳乃宣在义和团运动中,撰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着述,始终坚持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实系邪教”的主张,由于劳氏论证中的粗疏、臆断等诸多原因,该主张没有被朝廷采纳而付诸实行。民国建立后,劳氏鼓吹所谓“共和思想”,即君幼不能行政,仿效周召共和,复辟清室,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并且一再强调“民主之制不适合中国”。劳乃宣作为近代一位涉猎广泛的学者,对于中学研究造诣较深,对于西学的认知也有一定的水平。笔者对劳氏的中学和西学的成就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劳乃宣的学术成就中,既有显着的进步性,又有一定的保守性,尤其是在民主政体的借鉴方面,因为劳氏溺古太深,难以突破“道则从古从旧,器则从今从新”的束缚,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劳乃宣又是清末的一位教育家,其教育活动涉及了从私塾、书院、简字学堂到近代学堂等诸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末教育新旧更替的特点。劳氏的教育活动既有促进近代教育发展的进步性,也有受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而维护传统礼教的保守性。在多年从教的基础上,劳乃宣提倡蒙学教育、女子教育,提倡私家教育,主张普及教育,试图为实行君主立宪打下良好的基础。民国建立后,劳乃宣还是一位着名的“遗老”。他力主尊孔,效忠清室,敌视民国。其活动和想法,违背了历史潮流,结果仍是“劳而无功”。另一方面,劳氏帮助卫礼贤翻译《易经》等儒家经典,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劳氏是一位政治保守型的学者,和传统士人有共性,以传统的价值观以依归,他又集县令、幕僚、学者、遗老于一身,在这一类型中又有其独特性。
二、嘉兴发现电灯公司早期“说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嘉兴发现电灯公司早期“说帖”（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庚子事变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对象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 三、研究方法、思路 |
| 第一章 庚子事变文学创作背景综述 |
|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庚子国祸 |
| 第三节 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
| 第二章 庚子事变的诗歌抒写 |
| 第一节 庚子诗人与诗歌文献 |
| 第二节 庚子事变诗歌的“诗史”价值 |
| 第三节 庚子事变诗歌的叙事艺术 |
| 第三章 庚子事变时期诗人的心路历程 |
| 第一节 对外心态之转折——从求战到求和 |
| 第二节 济世无门的失落心态——以蒋楷、李希圣、易顺鼎为例 |
| 第三节 “黍离麦秀孤臣泪”——乱世之中诗人的孤独心态 |
| 第四章 关于慈禧太后、珍妃的诗歌 |
| 第一节 “褒姒灭周天丧乱,离骚忧国语涕洟”——关于慈禧太后的诗 |
| 第二节 “堪怜一夕哀笳动,眢井长埋玉女魂”——关于珍妃的诗 |
| 第五章 《庚子秋词》论 |
| 第一节 《庚子秋词》的作者概论 |
| 第二节 《庚子秋词》的“愁情”含蕴 |
| 第三节 《庚子秋词》的“沉郁”词风 |
| 第六章 庚子事变题材的小说戏曲研究 |
| 第一节 《邻女语》——封建末世社会的全景图画 |
| 第二节 《恨海》——历史灾难下普通个体悲剧命运的展现与反思 |
| 第三节 《剑腥录》——“兼贻史料”与“自写风怀” |
| 第四节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孽海花续编》 |
| 第五节 《庚子国变弹词》——艺术化再现庚子事变的弹词 |
| 第六节 叙庚子事变的四部戏曲—《蜀鹃啼传奇》《武陵春传奇》《枯井泪杂剧》《燕支井》 |
| 结语 |
| 附录一:庚子事变诗人群体考论简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内容 |
| 第一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国货运动的兴起 |
| 一、国货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二、国货运动的发展过程 |
| 三、国货运动的深远影响 |
| 第二节 商品陈列所(馆)的兴起 |
| 一、国外商品陈列所(馆) |
| 二、国内商品陈列所(馆) |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国货陈列 |
| 一、国货运动催生国货陈列馆 |
| 二、国货陈列馆促进国货运动 |
| 第二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组织沿革及演变 |
| 第一节 各地国货陈列馆(所)的设立 |
| 一、实业部国货陈列馆 |
| 二、各省市国货陈列馆 |
| 三、海外中华国货陈列馆 |
| 第二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成立 |
| 一、拟订规程 |
| 二、场馆选址 |
| 三、征集出品 |
| 四、扩大宣传 |
| 五、经费问题(筹设期) |
| 六、开幕日期 |
| 第三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内部建制组织 |
| 一、人事管理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经费问题 |
| 四、规则章程 |
| 第四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终结 |
| 一、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接收与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成立 |
| 二、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主要活动 |
| 三、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终结与延续 |
| 第三章 首都国货陈列所馆的活动 |
| 第一节 举办国货展览会 |
| 一、周年纪念展览会 |
| 二、棉织丝绸展览会 |
| 三、江苏省特产展览会 |
| 四、上半年或春季国货展览会 |
| 五、其他主题展览会 |
| 第二节 代国内外征集国货 |
| 一、代国内各团体征集国货 |
| 二、代国外各团体征集国货 |
| 第三节 经营国货商场 |
| 一、我国早期的国货商场 |
| 二、首都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 |
| 第四节 开展国货调查与规范国货市场 |
| 一、国货调查与函复咨询 |
| 二、办理国货证明 |
| 第五节 开展国货运动 |
| 一、组织首都国货运动基本区 |
| 二、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 |
| 第六节 发展馆务与参加社会活动 |
| 一、发展馆务 |
| 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
| 第四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展品和陈列品分析 |
| 第一节 陈列品的地域与类别分布 |
| 第二节 展览会的给奖展品 |
| 第五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与其他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一、北平国货陈列馆的起源 |
| 二、北平国货陈列馆 |
| 三、北平国货陈列馆与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的比较 |
| 一、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的成立 |
| 二、商品陈列所的特设部门 |
| 三、经费问题 |
| 四、主要活动 |
| 五、结局及影响 |
| 六、上海特别市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与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三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6）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学术前史 |
| (一)、关于“交通系”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交通系人物经济活动与经济政策”的研究现状 |
| (三)、余论 |
| 二 选题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重点、难点和主要学术创新 |
| (三)、研究的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
| 三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 第一章 北洋集团的崛起与交通系的形成、发展 |
| 第一节 交通系主要成员及早期经历 |
| 一、出身、文化与教育状况 |
| 二、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密切 |
| 三、职业经历与社会活动特征 |
| 四、与北洋集团核心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的关系 |
| 第二节 北洋、东北新政及辛亥革命中的建树 |
| 一、在北洋、东北新政中的建树 |
| 二、辛亥革命中的功勋 |
| 第三节 交通系主要人物与清末铁路、金融 |
| 一、控制交通行政权 |
| 二、收回路权 |
| 三、革新路政 |
| 四、创办交通银行 |
| 五、对铁路国有化的态度 |
| 第二章 交通系与民初交通四政政策 |
| 第一节 对交通部及交通行政、事权的控制、影响 |
| 一、对交通部的控制 |
| 二、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成立 |
| 三、利用“二次革命”对路权的进一步控制 |
| 第二节 交通系与民初铁路 |
| 一、铁路国有政策的推行 |
| 二、统一路政 |
| 三、国有铁路的资产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交通系与民初的航政、邮政、电政 |
| 一、电信事业的发展 |
| 二、邮政事业的重大改观 |
| 三、航政——轮招局的国有、商办之争 |
| 第三章 交通系与民初金融政策 |
| 第一节 对中交二行的控制与影响 |
| 一、控制中交二行的人事与行政管理权 |
| 二、对中交二行性质、地位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理内国公债 |
| 一、发行内债之必然性 |
| 二、梁士诒、周自齐力主发行公债 |
| 三、民三、民四内国公债的募集 |
| 四、民三、四年内国公债发行成功之表现 |
| 五、民国五年内国公债的发行 |
| 六、中交二行与内国公债 |
| 七、内国公债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垫款与中交停兑风波 |
| 一、1912年——1916年间中交二行垫款情况 |
| 二、中交第一次停兑风波 |
| 第四节 交通银行金融业务的广泛开展 |
| 一、梁士诒与民初交行的经营方针 |
| 二、交行业务的整理与扩大 |
| 第五节 其他金融活动 |
| 一、新华储蓄银行的设立 |
| 二、通惠实业公司对汉冶萍公司的维持 |
| 三、对民族工商业的挹注 |
| 四、发起上海银行公会 |
| 第六节 交通系与民初币制 |
| 一、整理滥币 |
| 二、影响币制改革 |
| 第四章 交通系与民初财税政策 |
| 第一节 交通系人物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一、梁士诒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二、周自齐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第二节 对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 |
| 一、财政部官制修订 |
| 二、考成条例与征收官交代条例的颁行及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规定 |
| 三、预算制度的举办 |
| 四、国地税名目取消与规复解款 |
| 五、会计与审计制度 |
| 第三节 外债的举借 |
| 一、梁士诒与外债举借 |
| 二、周自齐与外债举借 |
| 三、对交通系举债的评价 |
| 第四节 官产、官业政策 |
| 一、官产、官业问题的形成及北洋政府的最初政策 |
| 二、交通系与官产、官业处理 |
| 第五节 整理旧税与施行新税 |
| 一、整理旧税 |
| 二、施行新税 |
| 第六节 盐政改革与海关管理 |
| 一、盐政改革 |
| 二、海关管理 |
| 第五章 交通系与民初农工商政策 |
| 第一节 农业政策及影响 |
| 一、农业政策 |
| 二、大力发展林业 |
| 第二节 工商业政策及影响 |
| 一、设立劝业委员会并拟订章程 |
| 二、对各地商会组织的规范 |
| 三、商业政策 |
| 四、工矿业政策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京绥铁路研究（190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前人工作 |
| 四、本文工作 |
| 1 京绥铁路修建背景 |
| 1.1 铁路技术的产生 |
| 1.1.1 铁路和火车的发明 |
| 1.1.2 世界铁路的早期建设 |
| 1.2 铁路知识的传入 |
| 1.2.1 早期介绍 |
| 1.2.2 传教士的工作 |
| 1.2.3 外国人在华修建铁路的尝试 |
| 1.3 晚清政府对铁路态度的渐变 |
| 1.3.1 开始接触:拒绝态度为主 |
| 1.3.2 两种态度的冲突 |
| 1.3.3 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逆势而出 |
| 1.3.4 清廷出台筑路政策 |
| 1.3.5 军事顾虑促使朝廷转变态度 |
| 1.4 铁路技术的引进 |
| 1.4.1 出洋留学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 |
| 1.4.2 设立学堂 |
| 1.5 晚清中国铁路的建设 |
| 1.5.1 铁路初建阶段(1881-1894) |
| 1.5.2 兴办铁路时期(1895-1911) |
| 1.6 民国时期中国铁路的建设 |
| 1.6.1 北洋军阀时期(1912-1927) |
| 1.6.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8) |
| 2 京张铁路的筹建、勘测与道路施工 |
| 2.1 筹建:缘由、资金与人员 |
| 2.1.1 修建缘由 |
| 2.1.2 资金筹备 |
| 2.1.3 人员组成 |
| 2.2 勘测 |
| 2.2.1 踏勘与初测 |
| 2.2.2 分段定线 |
| 2.3 道路施工 |
| 2.3.1 原材料的准备 |
| 2.3.2 施工过程 |
| 2.4 开凿隧道和架设桥梁 |
| 2.4.1 山洞开凿过程 |
| 2.4.2 开凿八达岭山洞 |
| 2.4.3 架设桥梁和铺设涵洞 |
| 3 京张铁路厂房、水塔及支线修建 |
| 3.1 建造车站用房及附属厂房 |
| 3.1.1 车站用房修建 |
| 3.1.2 机车库修建 |
| 3.1.3 机器厂和材料厂 |
| 3.2 修建水塔 |
| 3.3 支线建设 |
| 3.3.1 京门支线 |
| 3.3.2 鸡鸣驿煤矿支线 |
| 3.3.3 环城支线 |
| 3.3.4 宣化支线 |
| 3.4 京张铁路的影响 |
| 3.4.1 京张铁路成功原因分析 |
| 3.4.2 京张铁路的特殊性 |
| 3.4.3 京张铁路在当时的影响 |
| 3.4.4 京张铁路培养了中国自己的铁路技术团队 |
| 4 张绥铁路的筹建、勘测与修筑过程 |
| 4.1 展修缘由与购地 |
| 4.1.1 展修缘由 |
| 4.1.2 购地 |
| 4.2 资金筹备、人员与路轨购置 |
| 4.2.1 资金筹备 |
| 4.2.2 人员组成 |
| 4.2.3 路轨与枕木购置情况 |
| 4.3 勘测与路线选择 |
| 4.3.1 路线初定 |
| 4.3.2 分段细测 |
| 4.4 修筑过程 |
| 4.4.1 张家口到大同修筑过程 |
| 4.4.2 大同到绥远修筑过程 |
| 4.4.3 绥远到包头修筑过程 |
| 4.4.4 修建大同运煤支线 |
| 4.5 修建机厂 |
| 4.5.1 南口机厂 |
| 4.5.2 张家口机厂 |
| 4.6 京绥铁路整体概况 |
| 4.6.1 京绥铁路初建成的情况 |
| 4.6.2 电报、电话和电灯使用情况 |
| 4.6.3 京绥铁路警务、卫生、教育工作 |
| 4.7 张绥铁路与京张铁路比较 |
| 5 京绥铁路乍辆、运营与影响(1905—1937) |
| 5.1 京绥铁路的车辆购置与号志设立 |
| 5.1.1 京张铁路的机车和客货车情况 |
| 5.1.2 京绥时期车辆购置情况 |
| 5.1.3 号志的设立 |
| 5.2 京绥铁路的管理与运营情况(1909—1937) |
| 5.2.1 设站情况 |
| 5.2.2 晚清时期对京绥铁路的管理(1905—1911) |
| 5.2.3 北洋政府时期对京绥铁路的管理(1912—1927) |
| 5.2.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京绥铁路的管理(1928—1937) |
| 5.2.5 京绥铁路的运营情况 |
| 5.3 京绥铁路的其他成果 |
| 5.3.1 《京张铁路工程纪略(附图)》 |
| 5.3.2 规章制度 |
| 5.3.3 《京张铁路标准图》 |
| 5.3.4 《平绥技术汇刊》 |
| 5.4 京绥铁路的影响 |
| 5.4.1 京绥铁路对沿线经济的影响 |
| 5.4.2 对城市兴起和城市格局的影响 |
| 5.4.3 对巩固边防、救援灾区的作用 |
| 6 京绥铁路的变迁、遗存及其价值 |
| 6.1 京绥铁路的变迁 |
| 6.1.1 新中国成立前变迁情况 |
| 6.1.2 新中国成立后变迁情况 |
| 6.2 京绥铁路遗存 |
| 6.2.1 调研过程 |
| 6.2.2 线路与车站遗存概况 |
| 6.3 京绥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 |
| 6.3.1 国际对于作为工业遗产的铁路评价情况 |
| 6.3.2 京绥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初探 |
| 7 结语 |
| 7.1 京张铁路是铁路筑路技术在中国首次实现本土化的标志 |
| 7.1.1 资金全部自筹 |
| 7.1.2 工程人员全为华人 |
| 7.1.3 京张铁路成功模式的探讨 |
| 7.2 张绥铁路是京张铁路的延伸 |
| 7.2.1 张绥铁路在技术实施方面是京张铁路的延仲 |
| 7.2.2 张绥铁路更深入地影响着西北地区 |
| 7.3 京绥铁路工业遗产价值需进一步考察研究 |
| 7.3.1 京绥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 |
| 7.3.2 京绥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 ——1931年以前之郑孝胥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内容 |
| 四 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之郑孝胥 |
| 第一节 知识结构 |
| 一 儒学之涵养 |
| 二 西学的接触与影响 |
| 第二节 政治活动与主张 |
| 一 主张变法 |
| 二 参与新政 |
| 三 鼓呼立宪 |
| 第三节 人际之交往 |
| 一 亲缘、乡谊 |
| 二 城西朋好 |
| 三 幕主及僚友 |
| 四 立宪同志 |
| 第四节 革命前夕之郑孝胥 |
| 一 政治品质与追求 |
| 二 社会形象及相关舆论 |
| 附:郑孝胥被保举情况一览表 |
|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中郑孝胥社会身份的转变 |
| 第一节 郑孝胥与辛亥风潮 |
| 一 社会背景情状 |
| 二 在辛亥风潮中 |
| 第二节 观实应对 |
| 一 影响因素 |
| 二 革命后之应对 |
| 第三节 郑孝胥与张謇 |
| 一 关系渊源 |
| 二 立宪过程中的分歧 |
| 三 革命后之比较 |
| 第三章 “遗老”郑孝胥 |
| 第一节 遗老身份的认同 |
| 一 “清遗”的界定与存在 |
| 二 “清遗”身份之确认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与交往 |
| 一 经济来源 |
| 二 日常消费 |
| 三 闲暇娱乐 |
| 四 交游 |
| 第三节 复辟活动与政治主张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复辟中的角色 |
| 三 政治主张 |
| 第四章 郑孝胥之人生状貌及政治人生哲学 |
| 第一节 名士抑或政客 |
| 一 名士 |
| 二 居官者 |
| 三 人生状貌 |
| 第二节 “行藏”观 |
| 一 早有来自的“海藏” |
| 二 对“时”的理解 |
| 第三节 “节义”观 |
| 一 遗老“节义”之表达 |
| 二 是否“愚忠” |
| 余论 |
| 一 “满洲国”实质及郑孝胥的帝制努力 |
| 二 郑孝胥研究之进一步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盛宣怀与近代上海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盛宣怀与实业 |
| 第一节 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 |
| 一、轮船招商局创办的时代背景 |
| 二、盛宣怀参与创办和整顿轮船招商局 |
| 三、盛宣怀经营轮船招商局的举措 |
| 附录：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大事记 |
| 第二节 盛宣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 |
| 一、机器织布局创办的时代背景 |
| 二、盛宣怀参与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
| 三、盛宣怀推动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 |
| 附录：盛宣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大事记 |
| 第三节 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 |
| 一、近代中国银行创立的时代背景 |
| 二、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
| 三、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历史功绩 |
| 附录：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大事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盛宣怀与文教事业 |
| 第一节 盛宣怀与南洋公学 |
| 一、晚清新式学校兴办的历史背景 |
| 二、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过程 |
| 三、盛宣怀督办南洋公学期间的主要贡献 |
| 附录：盛宣怀与新式学堂大事记 |
| 第二节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成就 |
| 一、盛宣怀的教育思想 |
| 二、盛宣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成就 |
| 第三节 盛宣怀与上海图书馆 |
| 一、盛宣怀与图书刊印 |
| 二、上海图书馆藏书的来源 |
| 三、盛宣怀创建上海图书馆 |
| 四、愚斋藏书的流散 |
| 附录：盛宣怀与上海图书馆大事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盛宣怀与社会事业 |
| 第一节 盛宣怀与上海商会 |
| 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创立的历史背景 |
| 二、盛宣怀奏请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
| 三、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改组及其历史地位 |
| 附录：盛宣怀与上海商会大事记 |
| 第二节 盛宣怀与清末赈灾 |
| 一、盛宣怀参与赈灾活动的起步 |
| 二、盛宣怀积极参与各类赈灾活动 |
| 三、盛宣怀的荒政经验 |
| 四、盛宣怀从事赈灾活动的评价 |
| 附录：盛宣怀与赈灾大事记 |
| 第三节 盛宣怀与中国红十字会 |
| 一、盛宣怀督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
| 二、盛宣怀奏请设立中国红十字会 |
| 三、盛宣怀就任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后的工作 |
| 附录：盛宣怀与中国红十字会大事记 |
| 第四节 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公益组织和文化传播机构 |
| 一、义赈组织 |
| 二、广仁堂 |
| 三、贫儿院 |
| 四、尚贤堂 |
| 五、玉佛寺 |
| 附录：盛宣怀与近代上海公益事业大事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盛氏家族的奢靡生活 |
| 第一节 盛宣怀狎妓选艳之喜好 |
| 一、盛宣怀委人选艳、贪恋欢场 |
| 二、董夫人对盛宣怀的规劝 |
| 三、盛氏妻妾轮班随侍制度 |
| 第二节 盛氏家族的家赌 |
| 一、晚清近代上海赌博的盛行 |
| 二、盛宣怀家族成员家赌叙略 |
| 第三节 盛宣怀大出丧 |
| 一、清末民初丧葬礼俗的特点 |
| 二、盛宣怀大出丧的盛况 |
| 三、盛宣怀大出丧引起的社会反响 |
| 附录：盛宣怀出丧大事记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上海魔力：接触西方文明的起点 |
| 二、实业救国：开辟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新路 |
| 三、长袖善舞：政商学界开新局 |
| 四、生活世界：非常之人的家常活动 |
| 五、千夫所指：以公谋私留骂名 |
| 六、翻脸无情：只认名利不认人 |
| 七、还原历史：人与社会交互影响 |
| 附录：盛宣怀在上海的历史遗迹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10）县令·幕僚·学者·遗老 ——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写作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家世、受教与交游 |
| 第一节 家世和受教 |
| 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
| 二、良好的教育 |
| 第二节 交游 |
| 一、与国内人士 |
| 二、与外籍人士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仕宦与幕僚生涯 |
| 第一节 知县生涯 |
| 一、近二十年知县生涯 |
| 二、对劳氏知县生涯的评价 |
| 第二节 游幕生涯 |
| 一、游幕经历及幕中活动 |
| 二、屡次入幕的原因 |
| 第三节 所作文案举隅 |
| 一、与各国领事、过境外国军官招待事宜等涉外文案 |
| 二、与中国驻和（即荷兰）公使及华侨事务相关的文案 |
| 三、与北京各部及某些京官的文案 |
| 四、与辖区外之督抚司道等的文案 |
| 五、办理属内抚、道及其他相关人员等的文案 |
| 六、其他文案 |
| 第四节 由幕而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思想 |
| 第一节 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变法主张 |
| 一、洋务运动时期 |
| 二、清末新政时期 |
| 三、民国建立以后 |
| 第二节 鼓吹“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 |
| 一、“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的提出及其论证 |
| 二、劳氏镇压义和团的具体措施 |
| 三、劳氏“义和拳乃白莲教支流”说的传播和影响 |
| 第三节 所谓的“共和思想” |
| 一、简析《共和正解》与《续共和正解》 |
| 二、分析《君主民主平议》 |
| 三、与梁启超、孙中山主张之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术兴趣与成就 |
|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
| 一、致力于“义理之学” |
| 二、倾心于“礼学经世” |
| 三、潜心于语言文字学研究 |
| 四、长期从事于古筹算学研究 |
| 五、力图倡导近代图书馆事业 |
| 第二节 对西学的认知和选择 |
| 一、编辑《各国约章纂要》 |
| 二、对西学的迎拒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教育活动与主张 |
| 第一节 教育活动 |
| 一、设塾、课士等传统的教育活动 |
| 二、创办和领导简字学堂、高等学堂或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活动 |
| 第二节 教育主张 |
| 一、提倡蒙学教育及女子教育 |
| 二、提倡私家教育 |
| 三、主张普及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遗老活动及其心态 |
| 第一节 遗老活动 |
| 一、屡次拜谒光绪帝陵寝 |
| 二、隐居涞水、青岛等地，以遗老自命 |
| 第二节 遗老心态 |
| 一、始终坚持忠于清室，复辟帝制 |
| 二、鼓吹“尊孔”，推崇曾国藩 |
| 三、使用干支纪年、鼓吹彝伦节义 |
| 第三节 去世之影响及沦为遗老之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劳乃宣自定年谱》正误及补遗 |
| 附录二：《劳乃宣公牍手稿》条目一览表 |
| 附录三：《桐乡劳先生遗稿》版本简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嘉兴发现电灯公司早期“说帖”（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3]庚子事变文学研究[D]. 李柏霖. 山东大学, 2018(11)
- [4]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D]. 周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6]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D]. 杨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 [7]京绥铁路研究（1905-1937）[D]. 段海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1(09)
- [8]“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 ——1931年以前之郑孝胥探研[D]. 李君. 河北师范大学, 2011(10)
- [9]盛宣怀与近代上海社会[D]. 苗青. 上海师范大学, 2010(08)
- [10]县令·幕僚·学者·遗老 ——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D]. 张立胜. 北京师范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