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林公司制定五年发展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黄智[1]（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闫博[2]（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龚天聪[3]（2021）在《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久远。茶产业与旅游融合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当时中国各茶叶产地纷纷推广饮茶文化、普及茶叶知识,力图通过茶产业与旅游融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1990年的国家级评选中,信阳毛尖品牌的绿茶综合品质就赢得了第一名,被冠之“绿茶之王”的美誉。早在1915年信阳毛尖就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以来,旅游业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反复性的考验,需要在疫情有效防控的基础上,发掘国内消费潜力,完成产业转型。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强、带动性强的行业,通过茶旅融合发展,可找到茶产业和旅游契合点。自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信阳市浉河区以茶旅融合为主线,通过多渠道及多平台促进茶旅融合发展。但是目前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融合度不足,和茶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研究结合SERVQUAL理论评价方法,从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五个方面建立了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田野调查的研究实例结合数据分析来论证,提出了影响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质量的三个关键性因素,即旅游战略提升、茶旅融合质量、旅游体验质量,以期为茶旅融合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并为未来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作用。本文的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诸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介绍了国内外产业融合、乡村旅游、茶旅融合、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现状,并说明了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对茶产业、旅游产业、茶旅融合、茶旅融合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产业融合理论、旅游体验质量理论、旅游服务质量理论,以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概况。对信阳市浉河区茶产业发展历史与现状、访谈茶产业中茶农和茶企的现状以及茶旅融合后的发展、信阳市浉河区现有茶旅融合现状三方面分别进行了概述和分析。第四部分是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质量评价研究。用SERVQUAL模型构建了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调查样本进行了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质量分析,包括信效度分析、总体感知服务质量差距分析、各维度间服务质量差距分析、各指标间服务质量差距分析。第五部分是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质量提升策略。根据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和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指标评价体系的分析结果,得出目前与旅游的优质发展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结论。为了促进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提质增效,应该从旅游战略提升、茶旅融合质量、旅游体验质量三个方面来促进旅游质量的提升。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杜方正[5]（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刘志永[6]（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严琪[7]（2020）在《J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2015年,我国政府与国务院正式通过并推行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指导意见,为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明确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2018年,江西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实施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等举措为省内国有企业市场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良好的改革发展机遇。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摸索着成长,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特色主义的发展道路。但面对未来更加严峻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要取得成功离不开发展思维的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还需要更加科学的战略管理和切实有效的管控模式。现在,国有企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且随着各个行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本文以一家地方性国有投资运营公司--J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下简称J市国控集团）为例,阐述了J市国控集团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J市国控集团外部环境及内部资源的关键因素,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并采用SWOT分析模型、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工具和方法,详细分析了J市国控集团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从而更加深入的了解公司目前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完善的发展战略。通过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发现,企业在经营与发展过程中,是很容易受到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的,所以,企业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要积极主动的适应新的发展经营环境,不能被动适应,及时找出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作为地方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的一份子,J市国控集团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性,借其为例管中窥豹,能够更加深入的挖掘地方国有企业今后的发展脉络,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国有投资运营公司的发展战略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睦欣[8]（2020）在《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正面临如何打造自己的制造业,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本文选择对2000年以后的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进行研究,可能是认识和解决中国制造业现阶段转型“怎么办”的有效途径之一。结果显示:第一,美国制造业经历了建国至南北战争前的起步阶段,南北战争至一战前的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地位确立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在徘徊中螺旋发展阶段,并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进入战后黄金发展期阶段,正式确立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冲击,美国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20世纪末有所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全球价值链这一分工模式下,进一步向研发等价值链上游移动。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稳定状态,但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出现下滑。第二,针对美国制造业发展优势,本文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的分析发现:（1）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份额变动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资本要素投入份额在制造业细分产业中普遍呈提高趋势,平均提高幅度为39.12%,仅有4个产业的资本要素投入份额出现下降。与之相比,劳动要素投入份额在13个产业中出现下降,平均降幅为15.83%,能源要素投入份额在所有产业均呈下降趋势,原材料投入份额在10个产业中呈下降趋势。（2）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提高趋势的产业为美国主导性制造业。美国制造业资本要素生产率在全产业中普遍呈下降走势,只有初级金属和运输设备产业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出现提高,与之相比,劳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要素生产率在制造业各细分产业中普遍呈提高趋势。第三,对美国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发现:（1）美国制造业主要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美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VS）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中蕴含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在不断增加,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也有所提高,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持续提升,但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先增后降。（2）美国制造业无论是通过隐含在下游产业部门中的出口增加值中间品还是蕴含的上游产业部门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而其出口中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RDV）所占比重却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美国制造业更多依靠本国产业链,其自身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很大提升空间。（3）美国制造业前向产业关联程度要小于后向产业关联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相对下游位置,但随着制造业“回流”,一些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所提升。第四,美国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有“空心化”趋向,单位劳动成本有所降低以及逆全球化下的美国选举制度。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的《美国创新战略》、《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以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主要通过吸引制造业回归和吸引外资对美投资、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以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主要举措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先后启动“制造业就业计划”,实施《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发布《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战略》,以保持美国制造业领先地位。第五,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经济效应,本研究发现:（1）美国全产业就业总量提升,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制造业就业已经开始呈现老龄化趋势;非耐用品各类就业岗位的增减变动与制造业总体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耐用品则表现出少许差异,美国耐用品产业就业增量超过非耐用品产业就业增量;美国制造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服务性的生产环节不断分离到生产性服务业中,不会使外包的生产环节回归美国,也不会使分离到服务业中的环节再整合到制造业中,新提供的岗位不是目前失业工人的技能水平能够胜任的,重振制造业不能在短期解决失业问题。（2）美国制造业影响力在观测期间内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对美国全产业的推动并不稳定,且近期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制造业对第二产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力显着下降;对比2000年和2016年的需求项目发现,个人消费支出、住宅私人固定投资、非住宅私人固定投资、非住宅固定设备投资、货物和服务出口、州和地方对建筑物投资、州和地方消费支出、非住宅私人固定投资知识产权产品8个最终需求项目是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3）制造业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农林牧渔类制成品、全部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产品中的自动化设备制成品和工程类制成品以及全部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净额为负,且普遍呈扩大趋势;中等技术中的加工类制成品贸易净额持续为正,资源类制成品中的其他资源类制成品先期贸易净额为负而后转正;制造业进口贸易结构主体为中等技术制成品,且呈提高趋势。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主体为中等技术制成品,但呈下降趋势;（4）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超过全产业均值,饮料烟草、木制品、家具、纺织、其他制造业、餐饮、造纸产业吸引外资的额度呈正向提高趋势;2008年后制造业吸引外资能力增强,其中烟草产业、木制品和家具产业吸引外资能力最强。最后,在归纳总结美国制造业发展经验基础上,回答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问题。本研究针对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建议总体上有三个方面,分别为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区位优势、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张承志[9]（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提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姜群[10]（2019）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对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基础研究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的重要载体,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把基础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作为提升本国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在全球科技竞争正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的趋势下,基础研究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途径,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同时,基础研究的知识成果能够增加一国乃至全球的知识储备,是一国综合国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关键。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在投资和从事基础研究过程中,政策制定对于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而随着财政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如何借助于财政政策实现基础研究成果的突破,提高我国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理性客观地分析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与存在的不足,探索促进基础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有效路径,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探讨了财政政策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除绪论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DEA和Tobit模型,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效率进行了量化评价,揭示其影响因素。再次,采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然后,采用归纳比较分析方法论述了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基于以上内容,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有效路径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主要围绕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情况、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四个方面对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进行分析:第一,基础学科研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基础研究发展平台逐步完善、企业关注力度有所提升、基础研究成果多方面提高。第二,19842018年,我国相继出台了适应不同时期的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及人才计划,基础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但依然存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渠道单一、基础研究薄弱的短视现象。第三,为了促进基础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础研究的政府采购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2）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鉴于财政作用于基础研究有两个可能的重要渠道:一是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的效率与效果;二是影响拔尖人才的成长。首先,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模型对20092016年基础研究投入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运用Tobit模型从经济、人力、地区、社会、贸易、财政结构等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效率与技术变化的年平均下降速度均为4%,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综合效率指数年平均提升1%。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源水平对于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信息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表现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财政负担对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影响效果不明显。其次,以19992016年197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分布及成长路径。从学科分布上可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学科的分布上存在集中趋势,主要分布在工学和理学两个学科上,共约占总人数的71%;不同学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赫芬达尔指数表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依托单位的分布上呈高度集中趋势。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本硕博直读型培养方式、分学科分类别交叉型教育模式有利于加速拔尖人才的形成。（3）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第一,在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方面,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权限在分配上没有实现统一与制衡;财政投入强度不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偏向严重,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中以应用研究为主,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以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主,均未给予基础研究应有的重视;未形成多元投入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单一,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不足;财政投入地区不均衡,基础研究投入效率有待提高等。同时,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存在采购规模小、可操作性差、支持范围有限等问题。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表现出立法层级偏低、政策缺乏稳定性、税收优惠政策间不协调、普惠性力度不强、税收优惠方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研究方面,教育投入不足、政策激励程度有限、人才分布集中是制约人才发展的主要原因。（4）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国际比较。选择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新型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执行结构、投入规模、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三国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体系上各具特色。美国的主要特点是资助体系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双主体运行,各主体资助结构迥异,任务导向型特征明显,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形成了侧重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体系;日本政府内部拥有稳定的基础研究资助部门,基础研究经费分类拨付,高度重视竞争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其税收优惠偏重于“应税收入抵扣”;韩国政府形成了因时而变的灵活资助模式,注重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配套。三国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以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资助体系,以大学或企业为主体的执行结构,稳定充足的投入规模,有效的税收优惠制度。（5）政策建议。在前文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实证分析、国外借鉴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第一,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调整中央、地方的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资助体系;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第二,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第三,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第四,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定位,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最后,从优化基础研究环境、发挥政府采购的激励效应、注重学科均衡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联合、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质量等方面提出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综合性配套措施。
二、红林公司制定五年发展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红林公司制定五年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范式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高质量发展 |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 1.3.3 出口竞争力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 2.1.2 新古典理论 |
| 2.1.3 新贸易理论 |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创新 |
| 7.3.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小结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茶产业 |
| (二)旅游产业 |
| (三)茶旅融合 |
| (四)茶旅融合景区 |
| (五)旅游高质量发展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产业融合理论 |
| (二)旅游体验质量理论 |
| (三)旅游服务质量理论 |
| 小结 |
| 第3章 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
| 一、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概况 |
| (一)浉河区概况 |
| (二)信阳市浉河区茶产业发展历史 |
| (三)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概况 |
| 二、信阳市浉河区茶产业和旅游融合归纳分析 |
| (一)信阳市浉河区茶农访谈 |
| (二)信阳市浉河区茶企访谈 |
| 三、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发展现状 |
| (一)宏观规划建设茶旅融合为核心的五大板块 |
| (二)微观打造核心环南湾湖茶旅融合精品观光带 |
| (三)发挥茶旅优势,建设百里茶廊 |
| 小结 |
| 第4章 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发展质量评价 |
| 一、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预构建 |
| (二)SERVQUAL评价模型的构建 |
| 二、基于调查样本的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质量分析 |
| (一)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
| (二)信效度分析 |
| (三)总体感知服务质量差距分析 |
| (四)各维度间服务质量差距分析 |
| (五)各指标间服务质量差距分析 |
| 小结 |
| 第5章 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高质量发展提升策略 |
| 一、旅游战略提升 |
| (一)健全治理架构,完善整体智治 |
| (二)以质量效果为导向,精准定位建设 |
| (三)培育市场体系,优化产业发展赋能 |
| 二、茶旅融合质量提升 |
| (一)加强融合平台建设,促进完成三个转变 |
| (二)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及时有效处理投诉 |
| (三)提高社区参与程度,优化社区服务供给 |
| 三、旅游体验质量提升 |
| (一)提升游客信任感,加强景区监管约束 |
| (二)提升游客参与度,提倡个人定制 |
| (三)活化融合创新度,顺应数字化产业趋势 |
| 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发展质量调查问卷 |
| 致谢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J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第2章 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与工具 |
| 2.1 战略管理的理论 |
| 2.1.1 相关定义 |
| 2.1.2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
| 2.1.3 基本竞争战略理论 |
| 2.1.4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 |
| 2.2 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 |
| 2.2.1 PEST分析模型 |
| 2.2.2 波特五力模型 |
| 2.2.3 SWOT分析模型 |
| 第3章 J市国控集团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
| 3.1 J市国控集团基本概况 |
| 3.1.1 J市国控集团简介 |
| 3.1.2 J市国控集团组织架构 |
| 3.1.3 J市国控集团各产业分布情况 |
| 3.2 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 |
| 3.2.1 宏观环境 |
| 3.2.2 产业环境 |
| 3.3 公司发展的内部环境 |
| 3.3.1 财务资源情况 |
| 3.3.2 组织结构情况 |
| 3.3.3 人力资源情况 |
| 3.3.4 业务资源情况 |
| 3.4 存在的问题 |
| 3.4.1 功能性任务与市场化效益之间难以平衡 |
| 3.4.2 资产资源局限性较强 |
| 3.4.3 对控股企业管控模式老旧 |
| 3.4.4 专业投资运营团队人才短缺 |
| 3.4.5 缺乏科学有效的风控体系 |
| 3.5 SWOT分析 |
| 3.5.1 优势 |
| 3.5.2 劣势 |
| 3.5.3 机会 |
| 3.5.4 威胁 |
| 3.5.5 SWOT矩阵 |
| 第4章 J市国控集团的发展战略 |
| 4.1 公司愿景与使命 |
| 4.1.1 公司愿景 |
| 4.1.2 公司使命 |
| 4.2 战略发展方向及目标 |
| 4.2.1 发展定位 |
| 4.2.2 总体战略 |
| 4.2.3 公司发展目标 |
| 4.3 战略发展总体思路 |
| 4.3.1 整合现有产业 |
| 4.3.2 推动产融结合 |
| 4.3.3 拓展经营模式 |
| 4.3.4 优化管控模式 |
| 4.3.5 形成核心竞争力 |
| 4.4 现有业务选择 |
| 4.5 实施路径 |
| 4.5.1 集团本部业务规划 |
| 4.5.2 金融板块业务规划 |
| 4.5.3 产业园区开发运营规划 |
| 4.5.4 公共事业板块规划 |
| 4.5.5 资产经营板块规划 |
| 4.5.6 新兴产业板块规划 |
| 第5章 战略实施保障措施 |
| 5.1 提升集团组织执行能力 |
| 5.1.1 完善国资监管三级架构 |
| 5.1.2 完善董事会决策机制 |
| 5.1.3 完善经营责任机制 |
| 5.1.4 完善沟通机制 |
| 5.1.5 规范信息化管理体系 |
| 5.2 探索资本运营的渠道机制 |
| 5.2.1 加快推进产融结合 |
| 5.2.2 积极开展资本运作 |
| 5.2.3 做优做强增量资产 |
| 5.3 实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
| 5.3.1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
| 5.3.2 加强组织绩效考核 |
| 5.3.3 探索推进市场化用工机制 |
| 5.4 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 |
| 5.4.1 优化全面预算管理模式 |
| 5.4.2 大力夯实财务管理基础 |
| 5.5 推动企业品牌与文化建设 |
| 5.5.1 提升品牌知名度 |
| 5.5.2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
| 5.6 形成有力的风险管控体系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发展优势评价研究 |
| 1.2.2 产业发展的动因研究 |
| 1.2.3 产业发展的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本研究的创新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分析 |
| 2.1 产业集群基础理论 |
| 2.1.1 产业集群的定义 |
| 2.1.2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
| 2.1.3 工业区位理论 |
| 2.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 |
| 2.2.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2 传统经典国际竞争力理论 |
| 2.2.3 波特关于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 |
| 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3.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 |
| 2.3.2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
| 2.3.3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
| 2.3.4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 |
| 2.4 马克思生产劳动观视阈下的产业结构发展理论 |
| 2.4.1 传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逻辑困境 |
| 2.4.2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增长效应的分析 |
| 第3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 |
| 3.1 美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美国制造业起步阶段(建国至南北战争前) |
| 3.1.2 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地位确立(南北战争至一战前) |
| 3.1.3 在徘徊中螺旋发展(一战至二战) |
| 3.1.4 战后黄金发展期(二战后到20 世纪70 年代) |
| 3.1.5 制造业的停滞与恢复(20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3.2 美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 3.2.1 制造业产出及产业部门结构变化 |
| 3.2.2 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 |
| 3.2.3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
| 第4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优势分析 |
| 4.1 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竞争力 |
| 4.1.1 资本要素 |
| 4.1.2 劳动要素 |
| 4.1.3 能源要素 |
| 4.1.4 原材料要素 |
| 4.2 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生产率竞争力 |
| 4.2.1 全要素生产率 |
| 4.2.2 资本要素生产率 |
| 4.2.3 劳动要素生产率 |
| 4.2.4 能源要素生产率 |
| 4.2.5 原材料要素生产率 |
| 第5章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 |
| 5.1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 |
| 5.2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美国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 |
| 5.2.2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 |
| 5.3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
| 5.3.3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 |
| 5.4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全球价值链长度 |
| 5.4.2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
| 第6章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及其着力点分析 |
| 6.1 美国制造业回流相关背景及原因分析 |
| 6.1.1 制造业发展呈现‘空心化’趋势 |
| 6.1.2 制造业就业压力持续增加 |
| 6.1.3 逆全球化下的美国选举制度 |
| 6.2 奥巴马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及着力点 |
| 6.2.1 奥巴马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 |
| 6.2.2 奥巴马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的主要举措与特征分析 |
| 6.3 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及着力点 |
| 6.3.1 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 |
| 6.3.2 特朗普政府“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路径调整 |
| 第7章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制造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 7.1 制造业回流战略就业效应 |
| 7.1.1 制造业就业总量呈下降趋势 |
| 7.1.2 耐用品制造业就业超非耐用品 |
| 7.1.3 制造业就业老龄化加剧 |
| 7.2 制造业回流战略产业效应 |
| 7.2.1 制造业影响力在波动中下降 |
| 7.2.2 制造业生产诱发效应加速提升 |
| 7.3 制造业回流战略国际贸易效应 |
| 7.3.1 制造业贸易赤字持续扩大 |
| 7.3.2 中等技术制成品为进口贸易主体且呈提高趋势 |
| 7.3.3 中等技术制成品为出口贸易结构主体且呈下降趋势 |
| 7.4 制造业回流战略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7.4.1 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超过全产业均值 |
| 7.4.2 外资进入高技术产业呈加速趋势 |
| 第8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分析结论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
| 8.1 本研究主要结论 |
| 8.2 我国的应对方略 |
| 8.2.1 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区位优势 |
| 8.2.2 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 |
| 8.2.3 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 致谢 |
（9）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果评价 |
| 1.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拔尖人才成长 |
| 1.2.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因素 |
| 1.2.4 不同财政工具对基础研究的影响效果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依据 |
| 2.1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财政政策 |
| 2.1.2 基础研究 |
| 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作用机制 |
| 2.2.1 基础研究的特点 |
| 2.2.2 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财政支持 |
| 2.2.3 基础研究外部性与矫正性的财政政策 |
| 2.2.4 基础研究引发的市场失灵与财政支持 |
| 2.2.5 基础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激励 |
| 2.3 本章小结 |
| 3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 |
| 3.1 基础研究发展情况 |
| 3.1.1 基础学科影响力 |
| 3.1.2 创新基地建设 |
| 3.1.3 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
| 3.1.4 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 |
| 3.2 财政投入政策 |
| 3.2.1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及政策 |
| 3.2.2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 |
| 3.2.3 基础研究人员投入情况 |
| 3.2.4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情况 |
| 3.3 政府采购政策 |
| 3.4 税收优惠政策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4.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率分析 |
| 4.1.1 DEA原理与Malmquist指数 |
| 4.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3 实证研究 |
| 4.2 基于Tobit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指标设定说明 |
| 4.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路径分析 |
| 4.3.1 数据处理 |
| 4.3.2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4.3.3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4.3.4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1 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 |
| 5.1.1 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 |
| 5.1.2 政府采购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 |
| 5.1.3 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不健全 |
| 5.2 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主要问题 |
| 5.2.1 教育投入不足制约人才发展 |
| 5.2.2 激励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力度不足 |
| 5.2.3 基础研究人才的分布存在“马太效应” |
| 5.3 本章小结 |
| 6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 6.1 美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1.1 资助体系 |
| 6.1.2 执行结构 |
| 6.1.3 投入规模 |
| 6.1.4 税收优惠 |
| 6.2 日本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2.1 资助体系 |
| 6.2.2 执行结构 |
| 6.2.3 投入规模 |
| 6.2.4 税收优惠 |
| 6.3 韩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3.1 资助体系 |
| 6.3.2 执行结构 |
| 6.3.3 投入规模 |
| 6.3.4 税收优惠 |
| 6.4 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建议 |
| 7.1 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 |
| 7.1.1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
| 7.1.2 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 |
| 7.2 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
| 7.2.1 调整R&D内部经费结构 |
| 7.2.2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
| 7.2.3 强化管理运行机制 |
| 7.2.4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
| 7.3 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 |
| 7.3.1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 |
| 7.3.2 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 |
| 7.3.3 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 |
| 7.4 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 |
| 7.4.1 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 |
| 7.4.2 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定位 |
| 7.4.3 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 |
| 7.5 完善综合性配套措施 |
| 7.6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红林公司制定五年发展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茶旅融合景区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D]. 龚天聪.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J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严琪.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D]. 王睦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9]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D]. 姜群.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