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灾区群众（论文文献综述）
高雅楠[1]（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理论来源和艰辛的形成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军。同时,全球进入了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实现全面而充分的人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逐步形成。以“立君为民”“君权民授”“民贵君轻”和“限君为民”等思想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学东渐”时期引进的先后受“天赋人权”论、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西方人权思想,以人权的历史观、阶级观、辩证观和相对观为基本架构的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权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经历了1949年至1977年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78年至1990年人权思想的萌芽与反思、1991年至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以及2002年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阶段后,开始进入2012年至2017年的正式形成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该思想的正式形成,并由此进入了深化发展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而且人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实现人权与主权、权利与义务、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三是“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来看待,同时应当坚持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生态权利等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四是“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以法治与人权的关系发展为主线,要求充分重视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价值,并通过立法“定”人权、执法“保”人权、司法“救”人权以及守法“护”人权来充分实现人权的法治保障。五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内涵,并使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统一。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经过了自然主义人权思想、功利主义人权思想、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能力正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每一种思想都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局限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与西方人权思想之间在价值取向、权利侧重以及现实导向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以和谐为价值导向,要求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文明进程中谈论个人价值与个人人权,而西方人权思想始终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侧重积极权利,即既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又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各项权利;西方人权思想侧重消极权利,即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既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又重视人权的特殊性,倡导人权模式的多元化;西方人权思想混淆人权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倡导人权模式的唯一化。与西方人权思想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理论、道路、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为使这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应当夯实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克服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困境,同时确立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和传好中国声音两种路径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应依靠法治、政策和教育三种路径进行贯彻。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经历了人权立法期、人权司法期和人权法治期三个发展时期。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具有主体的普遍性、范围的广泛性、人权享有的公平性、体系的开放性、视野的国际性等突出特点,其基本面向是坚持党对人权法治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人权法治建设。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不仅表现为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表现为发布指导意见、规定、办法和通知,同时表现为开展专项行动。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具有针对性强、及时高效、灵活易调等优势,但也存在保障主体难以平等、保障水平难以均衡、各项政策难以协调以及难以保持保障的稳定性等局限。基于此,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发展,不但要求加强联结整合,提高人权保护的有效性,而且需要重视学习研究,增强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同时需要扩大社会参与,提升政策实施的影响力,还需要加强监督评估,确保政策评价的科学性。新时代加强人权宣传教育,是增强青年学生“四个自信”、澄清西方国家恶意诋毁和中国承担国际人权保障义务的需要,应当从教育载体、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三方面进行体系架构。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经历了萌芽、起步和初步发展三个阶段,且目前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公职教育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境,应当通过在国家层面加大人权教育保障力度、在学校层面推进人权教育专业化发展以及在社会层面实现人权教育全民普及等路径进行优化。
中共应急管理部委员会[2]（2021）在《党领导新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应对挑战、战胜灾难、不断前进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经受了三年困难时期、唐山大地震、98特大洪灾、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考验,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领导人民胜利渡过难关,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灾减灾救灾事业继往开来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杨娜[3]（2021）在《关于加强高校高素质巡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文中研究说明高素质干部队伍是高质量巡察工作的基本保障,高质量巡察工作是发现、培养高素质干部的优质平台。"打铁必须自身硬",巡察干部要从政治过硬、思想过硬、能力过硬和作风过硬等方面提升自我修养。巡察工作应通过建强临时党支部搭建党建引领平台、健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搭建干部发现培养平台、聚焦重点难点搭建攻关研究平台等多样化平台引领巡察干部发展。
本刊记者[4]（2021）在《国新办举行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奋力开创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文中研究说明本刊讯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山西省副省长韦韬,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殷美根,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乐成,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围绕《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杨楠[5]（2020）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在党和国家,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下,灾区人民渡过了艰难时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们始终心怀感恩,砥砺奋进。通过对灾区人民感恩精神以及当代价值的研究,弄清楚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表征、实质、特色、形成原因及在当代的价值,有利于弘扬感恩精神,发挥感恩精神在个人成长以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23名亲历过汶川特大地震的灾区人民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丰厚的一手资料。然后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运用Nvivo11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建构出了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表征、实质、特色及形成原因,总结出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发现: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的感恩精神表现为:一,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二,感恩奋进,力行报恩;三,传承精神,施恩于人。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的感恩精神具有情感性、凝聚性、激励性以及传承性的特色。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的感恩精神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体现。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形成原因是:一,党和国家对灾区人民的关怀;二,社会各界的同舟共济;三,灾区人民的自立自强。在总结了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表征、实质、特色、形成原因的基础之上,探究了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当代价值。第一,灾区人民的感恩精神是灾区人民拥护党的领导,促进军民关系融洽的精神支撑。第二,灾区人民的感恩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彰显。第三,灾区人民的感恩精神是助力灾区发展的精神动力。
苏杰[6]（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李攀[7]（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时旭梅[8]（2018）在《雅安“4·20”芦山强烈地震后感恩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感恩不仅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品质,更是一个人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恩于个体而言,是个体实现自身价值、走向成功的基本动力和前提;感恩于社会、国家而言,是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学校以及家庭重智育而轻德育等方面的原因,近几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知恩受恩不报的现象。五年前的4月20日,雅安芦山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简称“4·20”芦山强烈地震）,给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心理以及精神等都造成了严重的迫害。大灾来临时,灾区群众也获得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援助,切身感受到了天下一家亲的大爱。苦难是最好的导师,亲身经历是最好的教育素材。雅安紧抓“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这一契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感恩教育活动。今年是芦山强烈地震五周年,也是雅安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开展感恩教育的第五年,感恩教育在雅安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成绩的背后仍然还存在着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援助为应尽职责等知恩受恩不报、感恩意识缺失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雅安灾后恢复重建以来的感恩教育进行总结与反思,为其他地区和领域开展感恩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助推雅安感恩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立足雅安感恩教育的具体实际,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系统分析法,对雅安“4·20”芦山强烈地震后感恩教育进行一定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在对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雅安地震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的具体实际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其次,分析问题,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感恩教育的相关概述在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一定的界定,对灾区群众进行感恩教育的必要性和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雅安灾后恢复重建中的感恩教育现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在前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灾区群众感恩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灾区群众进行感恩教育的具体策略,构建社会、学校、家庭、自身四位一体的感恩教育体系。
谢忠强[9]（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韩颖[10]（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二、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灾区群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灾区群众（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历史形成 |
| 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背景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
| 2.2.2 “西学东渐”与人权思想的引进 |
| 2.2.3 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 |
| 2.2.4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3.1 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49-1977 年) |
| 2.3.2 人权思想的解放与反思(1978-1990 年)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1991-2001 年) |
| 2.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2002-2011 年) |
| 2.3.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正式形成(2012-2017 年) |
| 2.3.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深化发展(2018-现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 |
| 3.1.1 根本目的:发展为了人民 |
| 3.1.2 动力来源:发展依靠人民 |
| 3.1.3 根本价值: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
| 3.2 “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 |
| 3.2.1 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 |
| 3.2.2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
| 3.2.3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
| 3.2.4 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 |
| 3.3 “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 |
| 3.3.1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
| 3.3.2 坚持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 |
| 3.4 “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 |
| 3.4.1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价值基础 |
| 3.4.2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3.4.3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主要内容 |
| 3.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 |
| 3.5.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 |
| 3.5.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比较优势 |
| 4.1 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的流变 |
| 4.1.1 自然主义人权思想 |
| 4.1.2 功利主义人权思想 |
| 4.1.3 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 |
| 4.1.4 能力正义人权思想 |
| 4.2 中西人权思想的主要差异 |
| 4.2.1 价值取向不同 |
| 4.2.2 权利侧重不同 |
| 4.2.3 现实导向不同 |
| 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体现 |
| 4.3.1 理论优势 |
| 4.3.2 道路优势 |
| 4.3.3 制度优势 |
| 4.3.4 文化优势 |
|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表达 |
| 4.4.1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国际背景 |
| 4.4.2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基础 |
| 4.4.3 建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 |
| 4.4.4 人权思想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的中国进路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贯彻路径 |
| 5.1 依靠法治贯彻 |
| 5.1.1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5.1.2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突出特点 |
| 5.1.3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2 依靠政策贯彻 |
| 5.2.1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 |
| 5.2.2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客观评价 |
| 5.2.3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3 依靠教育贯彻 |
| 5.3.1 新时代人权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 |
| 5.3.2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体系架构 |
| 5.3.3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3.4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现实困境 |
| 5.3.5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优化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2）党领导新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党领导新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历程 |
| 防灾减灾救灾事业的发展成就 |
| 主要经验和启示 |
（3）关于加强高校高素质巡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高校巡察干部队伍应具备高素质 |
| 以高质量支部建设引领高素质巡察干部队伍 |
| 健全高校巡察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 |
| 开展深度研究式巡察工作 |
（5）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简评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感恩 |
| 1.3.2 精神 |
| 1.3.3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实施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设计与实施 |
| 第2章 感恩精神的源流与本质 |
| 2.1 感恩精神的源流 |
| 2.1.1 马克思主义关于感恩精神的思想 |
| 2.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感恩精神的思想 |
| 2.1.3 西方关于感恩精神的思想 |
| 2.2 感恩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
| 2.2.1 感恩精神的内涵 |
| 2.2.2 感恩精神的外延 |
| 2.3 感恩精神的本质 |
| 第3章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表征、实质与特色 |
| 3.1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表征 |
| 3.1.1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
| 3.1.2 感恩奋进力行报恩 |
| 3.1.3 传承精神施恩于人 |
| 3.2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实质 |
| 3.2.1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
| 3.2.2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体现 |
| 3.3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特色 |
| 3.3.1 情感性 |
| 3.3.2 激励性 |
| 3.3.3 凝聚性 |
| 3.3.4 传承性 |
| 第4章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成因 |
| 4.1 党和国家对灾区人民的关怀 |
| 4.1.1 党和国家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 |
| 4.1.2 党和国家对灾区人民关怀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
| 4.2 社会各界的同舟共济 |
| 4.2.1 团结一致,与灾区人民心手相连 |
| 4.2.2 顽强拼搏,与灾区人民生死相依 |
| 4.2.3 无私奉献,与灾区人民守望相助 |
| 4.3 灾区人民的自立自强 |
| 4.3.1 自救互救,困难面前不低头 |
| 4.3.2 奋发向上,勇敢前行 |
| 第5章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的当代价值 |
| 5.1 灾区人民感恩精神是拥护党的领导、融洽军民关系的精神支撑 |
| 5.1.1 有利于灾区人民拥护党的领导 |
| 5.1.2 有利于促进军民关系融洽 |
| 5.2 灾区人民感恩精神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彰显 |
| 5.2.1 增强了灾区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
| 5.2.2 提升灾区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感 |
| 5.3 灾区人民感恩精神是助力灾区发展的精神动力 |
| 5.3.1 有利于灾区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
| 5.3.2 有利于灾区的经济发展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雅安“4·20”芦山强烈地震后感恩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理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及手段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感恩教育的相关概述 |
| 2.1 感恩及感恩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感恩的内涵 |
| 2.1.2 感恩教育的内涵 |
| 2.1.3 灾区感恩教育的界定 |
| 2.2 感恩教育的理论支撑 |
| 2.2.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 |
| 2.2.2 理论根基：我国传统感恩思想 |
| 2.2.3 理论借鉴：西方感恩教育理论 |
| 第三章 灾区感恩教育的必要性和基本内容 |
| 3.1 灾区感恩教育的必要性 |
| 3.1.1 灾区感恩教育是平复心理创伤,健全人格的需要 |
| 3.1.2 灾区感恩教育是培育责任感,增强雅安发展内生动力的需要 |
| 3.1.3 灾区感恩教育是强化感恩意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
| 3.2 灾区感恩教育的基本内容 |
| 3.2.1 爱国敬业,践感恩党和政府之行 |
| 3.2.2 自立自强,报社会各界援助之恩 |
| 3.2.3 诚信友善,扬邻里乡亲守望相助之精神 |
| 第四章 灾后恢复重建感恩教育的现状分析 |
| 4.1 雅安灾后恢复重建中感恩教育的主要做法 |
| 4.1.1 强化规划引领,助推感恩教育开展 |
| 4.1.2 细化活动方式,丰富感恩教育形式 |
| 4.1.3 具化感恩载体,促进感恩教育常态化 |
| 4.2 灾区群众在灾后恢复重建中感恩概况 |
| 4.2.1 灾区群众感恩奋进之群像 |
| 4.2.2 灾区群众感恩缺失现象 |
| 4.2.3 灾区群众感恩缺失现象的原因 |
| 4.3 雅安灾后恢复重建中感恩教育存在的问题 |
| 4.3.1 内容缺乏深刻性 |
| 4.3.2 活动缺乏实效性 |
| 4.3.3 机制缺乏长效性 |
| 第五章 灾区感恩教育对策 |
| 5.1 丰富感恩教育的内容,提升灾区群众感恩认知度 |
| 5.2 打造社会感恩教育环境,增强灾区群众感恩意识 |
| 5.2.1 贯彻新发展理念,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
| 5.2.2 弘扬传统美德,丰富感恩文化载体 |
| 5.2.3 拓展感恩教育方式,营造良好感恩氛围 |
| 5.3 巩固学校感恩教育主阵地,强化灾区群众感恩意识 |
| 5.3.1 创新学校办学理念,增强感恩教育的科学性 |
| 5.3.2 发挥各教学科目作用,增强感恩教育的系统性 |
| 5.3.3 打造校园感恩文化,增强感恩教育的实效性 |
| 5.3.4 建立和完善感恩教育长效机制,增强感恩教育的规范性 |
| 5.4 夯实家庭感恩教育基础,深化灾区群众感恩情感 |
| 5.4.1 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引领感恩教育 |
| 5.4.2 加强言传身教,引导感恩教育 |
| 5.4.3 改进家庭教育方式,优化感恩教育 |
| 5.5 提升自身感恩素质,促进灾区群众感恩行为 |
| 5.5.1 加强自省,深化认知 |
| 5.5.2 学会“慎独”,提高道德修养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9）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言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及题意的说明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的设定与说明 |
| 五、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几点推进（创新之处）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历史概况 |
| 第一节 上海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 |
| 第二节 解放以来全国支援上海的发展过程 |
| 第三节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初步开展（1949——1958） |
| 第一节 支援治淮：“开国治水”中的上海力量 |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 |
| 第三节 “一五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 第四节 支援内地高等教育事业——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为例 |
|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支援全国文化事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进一步开展（1958——1978） |
| 第一节 上海与“全国一盘棋”方针 |
| 第二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全国三线建设 |
| 第四节 上海支援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支援福建：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1949 年上海组建南下服务团 |
| 第二节 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延续和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历史语境的变迁 |
| 第二节 内联协作与对口支援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全国防疫和救灾中的上海力量——以防治“非典”和“5·12”地震救灾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部分 |
| 附录一：上海支援全国大事年表 |
| 附录二：市委整顿金融业工作委员会动员上海金融业职工 2000 人参加西北区行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 附录三：上海支援广西的迁厂工作总结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出版的专着及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
（10）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灾区群众（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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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党领导新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 中共应急管理部委员会. 中国应急管理, 2021(11)
- [3]关于加强高校高素质巡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J]. 杨娜. 北京教育(高教), 2021(10)
- [4]国新办举行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奋力开创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J]. 本刊记者. 宏观经济管理, 2021(10)
- [5]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感恩精神及当代价值研究[D]. 杨楠.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雅安“4·20”芦山强烈地震后感恩教育研究[D]. 时旭梅. 四川农业大学, 2018(02)
- [9]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
- [10]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