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教育》1987年总目录

一、《甘肃教育》1987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普化才让^[1]（2021）在《敦煌古藏文写本《摩利支天陀罗尼经》研究》文中认为

李思家^[2]（2021）在《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白话诗代表,敦煌藏经洞所存的王梵志诗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以往学界多从文献、文学、语言词汇、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对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整理、结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不足。通过搜集整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14个写本,并从写本的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全面地关照,重点分析写本的抄写者、抄写情景和应用情景,注重从写本的抄写状况归纳出其包含的社会文化活动信息。同时结合传播学和文学视角,探究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卷“上中别”版本和卷第三版本情况及其成书过程,并在整理研究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王梵志诗的思想内容和文学史意义。在上述研究思路之下,第一章论述王梵志的生平及敦煌文献中存王梵志诗的不同写本,论及学界对王梵志和王梵志诗的研究现状。第二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特征,首先从写本的题记、装帧形制入手探讨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抄写人、使用人及抄写和流传等问题。重点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的抄写及应用情况,写本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章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情况,通过对14个写本叙录的整理和叙录工作,结合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论证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过程,同时分析了诗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深入探究了写本时代的诗歌传播问题。论证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及唐代结集之风对诗歌传播的推动作用。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不同结集的受传者及传播范围差异,结合时代特征探究其成书过程。第四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结合其创作背景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其“生不如死好”的现世观与“有钱多造福”的转世观体现了佛教传播的“世俗化”和“庶民化”过程。最后重点探究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对后世白话诗和僧人宗教诗的继承和影响。

焦树峰^[3]（2021）在《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研究》文中认为敦煌壁画是丰富的形象史料。敦煌石窟中有坐禅、燃灯、绕塔等佛教日常行事图像。坐禅图像可能是僧人日常修行的反映,也可能是僧团在进行冬夏安居的写照。燃灯图像的意涵包括燃灯供养和节日燃灯。礼忏祈福是绕塔图像的主要涵义。敦煌壁画中有讲经和授戒等法会图像,维摩诘经变是对讲经法会中法师讲法、都讲问难、听众听讲等仪式的图像折射。莫高窟第323窟可以反映出授戒法会有设置坛场、请师、问遮忏悔、宣示戒相等仪式。浴佛节、盂兰盆节、腊八节等佛教节日在敦煌石窟中也有反映。浴佛节时要用香水洗浴佛像,石窟中的“九龙灌顶”图像可以为我们提供“浴佛”的图像参考。不仅如此,浴佛节还要举行写经、供佛大会、浴僧等活动。盂兰盆节起源于目连救母的故事,敦煌石窟中有盂兰盆节送盆破盆活动的图像折射。腊八是佛陀降魔成道的日子,壁画中的放生情景是腊八节举行放生活动的图像再现。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有教化僧众、辅助僧人进行俗讲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消灾祈福、安定人心等功能。

张亦鸣^[4]（2021）在《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敦煌乾元寺是唐宋之际敦煌地区的重要僧寺,敦煌文献中简称“乾”,寺名很有可能源自唐肃宗年号乾元（758年二月至760年闰四月）。该寺自吐蕃统治时期的辰年（788年）出现,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仍有活动。乾元寺应与莫高窟有特殊关系,笔者认为文献中所见“窟寺”亦为乾元寺。乾元寺拥有寺门、钟楼、经楼、佛殿、讲堂、仓库等建筑,但规模较小。乾元寺僧人数量较少,出身乾元寺的张金炫和阴海晏分别担任都教授和都僧统,他们积极广结善缘、弘法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乾元寺积极参与敦煌僧团组织的斋戒活动,并依靠自身丰富的藏经,成为敦煌地区传播禅宗义理的大寺,吸引敦煌地区的大族入寺修习。囿于寺院规模,乾元寺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与其他僧寺相比缺少借贷收入。虽然凭借自身的影响力获得了较多信众布施和僧团纳赠,但始终无法积累起可观财富。由于人手不足,乾元寺较多雇佣百姓从事寺院各类劳役,在此过程中加深了与世俗百姓的联系,沟通起世俗世界与宗教空间。对于以香料为代表的奢侈品,乾元寺仅在僧团组织的法事活动中使用配额,基本不会额外购买。与此同时,迫于经济压力,乾元寺甚至拍卖信众布施的奢侈品,以补贴寺院日常用度。

马聚英^[5]（2021）在《唐宋时期敦煌永安寺研究》文中认为永安寺是唐宋时期敦煌僧寺,敦煌遗书中简称“永”。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诸寺各种名目的宴设活动频繁,设院是永安寺专门进行宴设招待的场所。永安寺在财产管理方面十分成熟,寺院财产按照佛教经律的规定分而置之于仓司、招提司等不同的机构进行管理,管理人员有执仓和都师,均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且采用算会、点检等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核算与监督。S.9227《永安寺僧绍进上表》所载永安寺僧人的房舍纠纷反映了永安寺住寺僧人过的是个体生活,房舍位于寺院的东西两院,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该件诉状包括了诉事人姓名身份、诉讼理由、诉讼请求以及具状时间等项内容,是晚唐五代时期诉牒的典型代表。同时由该表文的文体和文本格式并不相符可窥知“西汉金山国”的性质及张承奉称帝的实际情形。P.3223《某甲勘寻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申上状》所展示的永安寺僧人借粮纠纷案的审理程序大致包括四个环节,即诉讼人提起诉讼、官府立案受理、官员调查取证和审判官判决结案。该案承办官员审理案件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讯问获得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同时控辩双方陈述结束后还需在案卷上签字画押,这是唐代证据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作为敦煌名寺,永安寺积极履行对僧团的义务,活跃于都司组织的抄经、转经、勘经等修习弘法活动以及方等道场、佛教节日等法事活动中,这些宗教实践极大促进了佛法的传播,为敦煌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社邑活动和寺学教育为永安寺与敦煌在家信众之间架构了有型的纽带。永安寺不仅为信众团体举办各类活动提供了聚会场所,寺院僧人还积极参与社邑举行的丧葬互助、营建佛塔等活动。该寺的寺学教育活动以僧俗并收、兼顾儒佛的特色,成为影响敦煌世俗民风和教化乡民的重要途径。

张重洲^[6]（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龙光海^[7]（2020）在《敦煌蒙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面世,流传在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蒙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敦煌蒙书作为一种童蒙教材,内容上具有丰富多彩、通俗易懂等特点。形式上具有句式整齐押韵、篇幅结构短小松散、文章体例多样等特点。敦煌蒙书被唐五代敦煌地区各类学校所采用,深受当地学童的欢迎。蒙书写本的内容和抄写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及学生学习生活最为原始的社会风貌。不仅如此,敦煌蒙书对中国古代民间文艺的创作也产生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语文教育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以往学者对敦煌蒙书文学性的研究虽有涉足,但多倾向于单篇蒙书的研究,从写本层面去把握蒙书文献在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所具有的应用价值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鉴于此,我们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以保存在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蒙书写本作为文献基础,立足蒙书写本与唐五代敦煌学校教育的关系,将蒙书写本置于唐五代宋初历史文化背景下,就敦煌蒙书与蒙书文献的发展演变、敦煌蒙书的内容与形式特点等从文本细读展开研究。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就敦煌蒙书与蒙书文献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首先,概述蒙书文献的发展演变,使人们对蒙书这一批文献的起源、发展过程有大致了解。其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蒙书进行概说。最后,把敦煌蒙书置于唐五代宋初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为敦煌蒙书奠定历史视角。第二章主要分析敦煌蒙书的内容特点。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是分析敦煌蒙书内容的丰富多彩,第二节是分析敦煌蒙书内容的通俗易懂,第三节是分析敦煌蒙书注重实用性。第三章主要分析敦煌蒙书的形式特点。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从句式整齐押韵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二节从篇幅结构短小松散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三节从文章体例多样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四节从对偶、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对蒙书写本与唐五代敦煌地区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从写本视角选取有代表性的蒙书写本,对蒙书写本的内容、抄写方式、学郎诗、学郎杂抄及其杂写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探究蒙书写本在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所具有的应用价值。第五章主要分析敦煌蒙书的研究价值与影响。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史料与思想价值方面对敦煌蒙书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古代民间文艺创作、当今小学语文教育的借鉴意义及其从学郎杂写看敦煌蒙书的应用价值方面对敦煌蒙书的影响进行分析。

吴园^[8]（2020）在《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敦煌写本《事林》与《事森》皆是以道德伦理和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人名居首体类书,在类书的发展史尤其是《类林》系类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为上、下两编,对《事林》《事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上编绪论部分讲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并通过回顾王三庆、张涌泉、张文举等学者对P.4052号写卷、P.2621号写卷以及S.5776号写卷的相关研究史,对《事林》《事森》写卷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叙录。第一章对《事林》《事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厘清了其与《孝子传》的关系,并通过对写卷题记及诸多杂写的考察,提升了对《事林》《事森》的认知,《事森》的抄写者可能是出身敦煌翟氏的净土寺学郎员义,员义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杂抄诸书而成新作,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早期敦煌寺学的教学状况。第二章是关於《事林》《事森》引书研究的考察,二书引用了经部、史部、子部典籍共54部,经部类引书不限於九经,数量不多;史部类引书共42则,比例最大,其中主要是《高士传》《列女传》《孝子传》《楚国先贤传》等杂传类史籍,也有前四史与《东观汉记》《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还有少量地理类着作,如《会稽录》《晋阳春秋记》等;子部类引书为《说苑》《世说》等。《事林》《事森》的主要内容多为先贤人物故事,二书之事例亦非通常的类书引书模式,多对所引文献进行节抄、缩写,甚至有删减过度之举,而《事林》《事森》思想多是积极向上的,内容上多半是宣导道德教化、忠孝仁义。第三章通过对《事林》《事森》残存篇目与《类林》《语对》《籯金》的对比,阐释了《事林》《事森》的编纂体例,二书之体例无疑是类事类书,但是又有其独特的特点,与《类林》之体例关系最爲密切,可统称为《类林》系类书,人名居首是其特点,《事森》廉俭篇、孝友篇、敦信篇、贞洁篇、报恩篇的部分内容,亦见於《语对》等类书,但是体例有别,人物取舍、故事内容又不完全一致。文章下编对写卷内容作了更加准确的录文和校注。

李雅君^[9]（2020）在《山西唐宋佛寺壁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佛教自汉魏时期东传入晋地,从此展开绵延千年的山西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山西古代佛寺壁画遗存面积约11940平方米,是世界宗教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上从唐迄至明清,代有留存;在年代分布上,有“远少近多”的特点,即金元明清的佛寺壁画数量达11300平方米,占总数量的95%,而唐、五代、辽宋时期的佛寺壁画遗存较少,总计约640平方米,本论文即以此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论文的研究主要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并依靠翔实确凿的文献资料,在查阅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和借鉴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佛寺壁画的图像所绘内容进行释读,继而从山西区域文化、自然地理、佛教义理、民族关系与艺术风格等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对山西唐宋时期佛寺壁画图像的形成、演变进行分析与阐释,进而挖掘其信仰内涵、思想观念等。在壁画图像的释读方面,笔者试图达到题材内容识读的准确、风格形式的多样化分析以及图像与文本的互证。本论文将以山西地区盛唐至北宋时期（8世纪下半叶——11世纪末）佛寺壁画的典型个案为主要研究内容,涵盖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壁画的探讨。主要考察大殿北次间拱眼壁佛说法图与主尊须弥座背面毗沙门天王变相图,通过对图像题材内容、风格样式、配置组合等因素的分析,结合八世纪下半叶佛光寺的具体历史文献的考察,从而勾勒出佛光寺壁画图像的渊源、流布与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五台山佛教部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第二部分,是对平顺大云院五代壁画的研究。首先对弥陀殿东壁维摩诘经变图像、扇面墙背面残存壁画图像的释读,并重点探究壁画中“南派山水”出现的缘由,接下来通过比较,推断出大云院维摩经变的图像风格样式的两种来源途径。根据扇面墙背后以及北壁残存的图像,推测两铺壁面所绘的题材内容,为接下来西壁壁画内容的重构与复原作铺垫。基于以上问题的探讨,并通过历史性的考察东壁维摩经变与其他经变的组合形式,进一步论证西壁壁画所绘内容;第三部分,主要围绕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所表现题材内容展开相关探讨。首先,重新解读北壁东侧墙面“东扆壁”所绘图像内容,明确其为弥勒上生经变,并进一步揭示出晋东南地区流传已久的弥勒上生信仰的盛行原因,以及其与高昌回鹘的密切联系。其次,对目前存有疑议的西扆壁所绘题材内容的再探讨。本章最后对东壁壁画中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进行溯源及对比分析,揭示出这一题材图像的时代语意及图像意涵;第四部分,是对灵丘觉山寺舍利塔辽代壁画的研究。首先从佛塔作为佛教美术的起源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探讨,以及辽代佛塔状况的考察,都直接反映了辽代社会佛教末法思想的流行。通过对壁画中白衣观音像与地藏菩萨像的识读,对壁画风格样式的探讨及溯源,阐明辽代佛教美术图像与高昌回鹘的密切联系,进一步阐释这种图像组合透射出的佛学义理及佛教部派的发展趋势,指出辽代造塔、刻经以及从图像上的“回归传统”,都是僧众祈求将佛法永传万世的愿景,是11世纪弥漫于整个佛教世界的末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本论文基于对山西境内唐宋时期佛寺壁画的实地考察与文献整理,在我国“一带一路”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区域文化的视角,对山西唐宋佛寺中的壁画艺术的题材内容、风格流变、图像演变以及图像意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挖掘山西古代美术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佛寺壁画艺术的思想性。

费丽芳^[10]（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二、《甘肃教育》1987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肃教育》1987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宋时期敦煌永安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敦煌蒙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山西唐宋佛寺壁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甘肃教育》1987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古藏文写本《摩利支天陀罗尼经》研究[D]. 普化才让. 西藏大学, 2021
• [2]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D]. 李思家.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研究[D]. 焦树峰. 兰州大学, 2021(12)
• [4]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D]. 张亦鸣.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唐宋时期敦煌永安寺研究[D]. 马聚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7]敦煌蒙书研究[D]. 龙光海.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8]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D]. 吴园. 兰州大学, 2020(01)
• [9]山西唐宋佛寺壁画研究[D]. 李雅君.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10]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标签：甘肃教育;  兰州;  王梵志;  佛教;  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