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陈凡[2]（2020）在《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但“三农”工作仍面临诸多矛盾,财政资金扶持是破解农业产业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财政资金通过发挥撬动、引导作用,可为产业化项目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如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及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并理论分析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面临的困境;然后,梳理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缘由、历史演变及发展现状;最后,分别从微观视角、宏观视角探究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业龙头企业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建设主体,以自身发展为抓手,微观意义上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通过对河北省、天津市60家典型农业龙头企业的深入调研,搜集2014-2018年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经营状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成长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资金每增加1个单位,将分别促进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净利润增加0.1207、0.1271个单位。第二,农民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及受益者,其收入状况是财政投入产出的微观“窗口”。探究项目区内农民是否增收、增收效果,可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效果提供微观视角。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消除差异与选择性偏误后准确估计,结果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显着提高了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5.73%。第三,基于省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宏观效果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分析表明,东部、中部、西部财政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076、0.0120、0.0080。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大区,财政投入发挥了较好的积极效果。第四,基于县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能够促进宏观农业经济增长。以北京、天津、湖南、湖北等省（市）作为调研区域,搜集财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第一产业总产值、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常规投入要素、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指标,运用DID方法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宏观农业经济增长的净效果为0.3366。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健全财政资金投入增长及监管机制;建立并推进效果评价及纠偏机制;优化资金配置并推行差别化的扶持办法;提高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目标瞄准精度。
张延曼[3]（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华清君[4]（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赵础昊[5]（2019）在《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农业人口市民化,促进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向现代城市部门转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快速、平稳现代化路径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必然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农业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对农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农业财政政策,对于未来农业改革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民主动向新型小城镇聚集。本文选择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研究案例,该地树立了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规模农业转变新标杆,解决了农业极度分散与工厂高度集约的矛盾;探索了农村人口实现快速城镇化发展新道路,通过人口集中居住将农村人口安置在现代化的大型社区内,实现进城人员身份的快速切换;打造了绿色、生态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新机制,既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可追溯,又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增值;建立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搭建合作平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治理格局。农业发展实践往往领先于理论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的做法为例,从实践中总结、提炼适用于当前中国特别是传统农业主产区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即构建要素流动上土地、产业、人口,物化形态上安居园、创业园、培训园,发展路径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治理体系上政府、企业、社会四个层次上的三元互动机制,为未来中国农业改革方向提供有益探索,丰富当前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通过该地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障碍,凸显当前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问题与不足,以此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当前农业财政政策调整的相关对策建议,创新农业补贴方式,改革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建立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国际规则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提高政策导向性和效能,包括粮食生产补贴功能由普遍增加粮农收入转向鼓励农业生产结构升级;转变农业补贴的方式和环节,由“补供给”转向“补供给”和“补需求”相结合;按照WTO规则要求,建立对市场扭曲作用小、导向性更强、起点公平的农业补贴“绿箱”政策;探索农业配套补贴方式;推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发和配置国际农业市场资源,构建符合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全球粮食供需网络。
宁凯娜[6]（2019）在《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三农”压舱石蓄势待发。而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助推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决定了财政政策支持的必要性。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完善的财政政策,可以充分调动农民参与集体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因此,财政支持政策应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鉴于此,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各项财政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影响效果,进而提出优化建议,以便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财政政策体系,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本文在整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村集体经济与财政政策的相关概念,随后论述了财政政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依据,并分析了税收政策、支出政策、补贴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机理。接着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税费改革、专项资金四个角度对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进行梳理归纳,发现尽管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较多,且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财政资金投入不充足、财税体制不健全、财政支出结构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性不高等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为了进一步分析各项财政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程度,本文着眼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增长情况,从税收政策、支出政策、补贴政策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VAR模型,建立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方差分解。实证结果表明,各项财政政策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减轻农村税负、增加财政支出、加大财政补贴可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补贴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贡献程度要明显高于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实证结果同时也说明了如今的财政支出规模仍然较小,财政投入资金不够充足。最后,结合政策梳理情况、实证分析结果和国内外经验,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财政支持力度。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三是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健全财税体制。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政政策理论体系,同时也为进一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以期能为完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有效借鉴。
王鑫[7]（2019）在《经济发展方式中介作用下的公共财政支出减贫增收效应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改革开放初的2.6亿减少至2018年底的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回顾过去40年中国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减贫历程,政府公共财政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减贫事业不断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外力扶贫方式的财政支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扶贫的间接减贫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方式与减贫增收效应关系的角度入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在公共财政支出与减贫增收效应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对于农村减贫增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及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方式、减贫增收效应三者间的概念模型,并通过划分变量二级具体测度指标,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其次,选取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从加强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内在减贫,以及优化地方产业结构,完善内生减贫机制两方面,提出促进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其一,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方式与减贫增收效应之间均为固定效应关系;其二,各类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作用大小不同,生产性支出与服务性支出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均为正向,而消费性支出为负向;其三,各类财政支出与减贫增收效应的方向大小不同,生产性支出与服务性支出为正向,促进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性支出为负向,不利于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四,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与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效应之间的关系作用大小不同,二者均会促进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影响效应更大;其五,经济发展方式在公共财政支出减贫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效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中介效应占比显着大于经济发展水平。
赵玉石[8]（2019）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农”问题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发展难题,表明在新的资源环境下农村原有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适应性问题,需要探求破解发展困境、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这一方面离不开国家建构力量,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主导农村的发展、建设,另一方面离不开农村内生力量,由熟悉农村、对农村有着特殊情感的农民来担任农村发展、建设的主体,才能将农村建设成为农民想要的样貌。然而自人民公社解体后,以家户为经营基本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进一步“原子化”（1）,特别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呈现出较大的动态变化性,农村内生力量的聚合愈发困难。“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增强农村内生力量、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作为全新的组织载体,新型农村合作社是分散经营的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运用组织化手段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相比于传统合作社具有自发性、民主性、服务性、独立性等特点,不仅承担着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的责任,而且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升农村民主化水平方面被寄予厚望,已经被列为国家着力培养的重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之一。但由于我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性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强势整合农村产生的权力惯性,新型农村合作社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嵌入的结果,因此,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规划者、服务者、协调者、规范者的角色,但基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政绩考核、利益权衡、人情关系等因素,政府行为却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展现,有时甚至背离了公共角色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合作社经典理论和政府行为基本理论为理论依托,以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与政府行为间的深刻关联为逻辑基点,运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模式、行为机制,并着重对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做了现实考量,提出“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行为优化路径,力图客观还原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全貌,寻找政府作用于合作社的适当行为着力点。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阐明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设计、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了合作社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明晰了本文的核心概念,为后续研究确立了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第二章重点剖析了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内在生长机理及对政府行为的类型化需求,通过分析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概念、性质、特点、社会基础等生长机理,对合作社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类型合作社的政府行为需求进行了类型化分析。第三章主要分析和提炼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与行为机制。在回溯建国后政府行为对农村合作组织作用变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实际,提炼出政府行为对新型农村合作社的不同作用模式,以及包括动机、方式、内容、绩效在内的政府行为机制。第四章基于对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和个案分析,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非均衡现状,并揭示政府在新型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困境。第五章比较分析了国外农村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总结各国政府基于不同国情下的行为差异和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第六章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必须理清政府行为的“度”,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划清政府行为边界,并将政府行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以增效为目标取向,通过搭建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的互动平台,统合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各种行为,凝结成契合合作社需求的政府行为合力。第三部分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得出相关结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型农村合作社根据生发模式、资源与运营环境的差异可以分为企业带动型、大户带动型、村治组织带动型和政府带动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对政府行为既有着共性需求,又存在个性差异需求。第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基于不同的作用程度和实施方式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国家主义模式、放任主义模式和混合模式,不同模式各有其形成机制,是一定条件、环境下的产物,需要依据不同地域环境、农村合作社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评判政府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是一个涵盖动机、方式、内容、绩效的有机系统。在行为动机上,行政环境的差异会使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行为的内外动机上存在较大差异,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层级分化;在行为方式上,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存在正向和反向两种方式,即“政府规制”行为和“政府俘获”行为;在行为内容上,政府行为涵盖制度建构、服务供给、监管规范等多方面、各环节;在行为绩效上,政府行为绩效由行为因素、能力因素、环境因素三个变量构成的函数关系所决定,必须依靠三个因素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整体提升。第四,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非均衡的博弈地位使政府时常出现越位、错位、缺位行为,越位行为挤压了合作社发展的空间,造成合作社独立性的丧失;错位行为使合作社混淆了发展内源动力和外部助力的边界,增加了合作社内外整合的难度;缺位行为造成了政府对农村合作社治理出现“真空”,导致合作社发展乏力。第五,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面临“上热下冷”、条块管理、制度不足、村庄空壳化等带来的行为困境,一些基层政府还缺乏为新型农村合作社提供扶持和帮助的权能和资源,这些现实困境成为政府作用发挥的掣肘,影响了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能力。第六,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要“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一是在法治政府建设这一宏观语境之下规范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明确其行为依据、原则,梳理“行为清单”,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二是实现政府行为和职能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拓宽农村合作社需求表达渠道,并通过制度设计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增进政府行为与合作社需求融合的可能性;三是凝合政府行为与合作社发展的目标取向,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理念下建构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平台,将互动、服务意识输送至政府的行为理念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为优化。
王璟谛[9]（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蒋炳蔚[10]（2018）在《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正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不断推进,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到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诸多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正是此类问题的缘由。放缓增速、调整结构、转换动力是寻求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应发挥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我国已着手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方面,灵活运用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等手段,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加强科技、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例如,我国政府采购资金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和两万亿元,其在扶持本国产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落实政府意图等方面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税收方面,我国利用税收优惠等税制改革不断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如“营改增”通过影响产业间分工协作,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带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中间投入品的税收可抵减来影响要素成本进而积极作用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然而,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也曾出现过问题,如我国光伏产业在大量鼓励性财政政策支持下,不利于光伏产业长期发展的诸如骗补、拖工期等不良现象不断出现,我国于2018年又重新调整财政对于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所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财政政策仍需不断完善。鉴于此,本文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转型为着力点,解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重点关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前者要求我们理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者要求我们寻求科学的产业结构转型测度指标,测度我国财政政策实际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程度,这也是本文的难点之一。本文利用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门限回归方法分别估计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调整效果。实证得到:其一,该阶段内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作用显着,其反向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作用高度化;不同的支出项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作用方向及程度存在差异。其二,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先正向后反向作用效果,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先反向后正向作用效果。税收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也均具有非线性效应。其三,控制变量中投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指标均对产业结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均可作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着力点。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可划分为以下五方面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1）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分析。首先,厘清产业结构的概念和特点,产业结构转型内涵、规律、依据和判断标准。其次,阐明财政政策可以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进而在清楚界定本文财政政策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阐明本文所关注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之后再分析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2）我国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现状分析。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定性描述我国产业结构和财政政策各自的变迁过程,在客观事实中发掘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之后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均打下基础。（3）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检验。这部分从本文重点关注的财政支出与税收两方面对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测度。在确定测度产业结构转型程度的科学指标值后,通过内生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4）典型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借鉴。这部分主要通过梳理产业结构转型中政府干预取得—定成效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得到“精准定位政策对象”、“注重政策间协调配合”和“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这三条经验。（5）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的建议部分。这部分既包括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遵循的客观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也包括分别从财政支出和税收两方面出发所提出的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财政政策的路径与措施,具体措施中又都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协调四方面给出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
二、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产业化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财政投入农业发展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的基础性及弱质性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与产业组织理论 |
| 2.1.3 公共财政理论 |
| 2.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特殊性分析 |
| 2.2.1 基于农业的视角 |
| 2.2.2 基于政策目标的视角 |
| 2.2.3 基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视角 |
| 2.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面临困境的博弈分析 |
| 2.3.1 管理机制角度的分析 |
| 2.3.2 利益联结机制角度的分析 |
| 2.4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
| 2.4.1 作用机制 |
| 2.4.2 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发展演进及现状分析 |
| 3.1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缘由及历史演变 |
| 3.1.1 农业产业化内涵及成效分析 |
| 3.1.2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分析 |
| 3.1.3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历史变迁 |
| 3.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主体分析 |
| 3.2.1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必要性 |
| 3.2.2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总体特征分析 |
| 3.2.3 财政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分析 |
| 3.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分析 |
| 3.3.1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基本情况分析 |
| 3.3.2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空间分布分析 |
| 3.3.3 典型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微观视角 |
| 4.1 背景分析 |
| 4.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影响 |
| 4.2.1 数据说明、指标选取及初步分析 |
| 4.2.2 模型设计、选择及研究假说 |
| 4.2.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2.4 农业龙头企业社会效益分析 |
| 4.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
| 4.3.1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 4.3.2 数据、模型及方法 |
| 4.3.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宏观视角 |
| 5.1 分析框架及作用机制 |
| 5.1.1 研究视角 |
| 5.1.2 分析框架 |
| 5.1.3 作用机制 |
| 5.2 基于省级视角的分析 |
| 5.2.1 财政扶持产业化项目及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5.2.2 变量设置及模型设定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基于县级视角的分析 |
| 5.3.1 理论框架 |
| 5.3.2 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 |
| 5.3.3 评估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城乡关系 |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 6.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5）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农业现代化理论 |
| 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三、农业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属性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 |
| 一、计划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49—1977 年) |
| 二、改革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1978—2003 年) |
| 三、高速增长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2004 年—至今) |
| 四、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分析 |
| 一、近代以来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
| 二、传统农业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
| 第三节 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面临的政策阻碍 |
| 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继承和固化 |
| 二、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
|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制约现代生产要素应用 |
| 第四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职能转变及功能定位 |
| 一、农村土地功能定位及土地制度创新 |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
| 三、现代化中的城市组成形态和空间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适度规模经营的种植效益分析 |
| 一、适度规模经营对粮食产量及收入的影响 |
| 二、适度规模经营成本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财政政策体系改进及创新 |
| 一、构建农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
| 二、实施布局全球的“走出去”战略 |
| 三、充分挖掘开发社会资本活力 |
| 第五章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一——专业合作社 |
| 第二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二——家庭农场 |
| 一、家庭农场实际考察情况 |
| 二、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分析 |
| 三、推行家庭农场面临的政策阻碍 |
| 第三节 国外关于新型农业主体培育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家庭农场 |
| 二、以色列新型农业主体分析——莫沙夫和基布兹 |
| 三、国外新型农业主体培育对中国的启示 |
|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健康视域下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 |
| 一、保障中国食品健康的四大措施 |
| 二、技术不连续性引发农业产业竞争新态势 |
| 三、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的产业融合新模式 |
|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生产功能定位 |
| 一、农业功能转变提升中国健康水平 |
| 二、农业专业功能区构建区域结构竞争力 |
|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实现路径 |
| 一、“六统一”的标准化生产耕作方式 |
| 二、对接新型城镇化的农业规模经营 |
| 三、生态循环发展的全产业链生产 |
| 四、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新型运作模式 |
|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探索并丰富了关于农业现代化改革实践 |
| (二)优化和完善了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 |
| 二、不足之处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6）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农村集体经济 |
| (二)财政政策 |
| 二、财政政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一)集体行动理论 |
| (二)公共财政理论 |
| (三)公共产品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三、财政政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机理 |
| (一)税收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机理 |
| (二)支出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机理 |
| (三)补贴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机理 |
| 第三章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演进 |
| 一、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演进 |
| (一)税收优惠政策 |
| (二)财政补贴政策 |
| (三)农村税费改革 |
| (四)财政专项资金 |
| 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成效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不断提高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不断增多 |
| 三、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不足 |
| (一)财政资金投入不充足 |
| (二)财税体制不健全 |
| (三)支出结构不完善 |
| (四)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性不高 |
| 第四章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计 |
| (一)VAR模型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二、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实证结果 |
| (一)VAR模型的最终确定 |
| (二)脉冲响应分析 |
| (三)方差分解 |
| 四、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国内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经验 |
| 一、国内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 |
| (一)江苏华西村 |
| (二)河南刘庄村 |
| (三)贵州塘约村 |
| (四)浙江景宁县 |
| 二、国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政策 |
| (一)美国支持合作经济的财政政策 |
| (二)日本支持农协的财政政策 |
| (三)法国支持合作经济的财政政策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财政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财政支持力度 |
| (一)建立专项资金,细化资金扶持方向 |
| (二)健全资金整合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三)健全财政资金监管机制 |
|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 |
| (一)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
| (二)加大财政直接补贴 |
| (三)加强科技支出力度 |
| 三、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健全财税体制 |
| (一)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
| (二)健全奖补激励机制 |
| (三)财政政策法制化 |
| (四)建立群众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经济发展方式中介作用下的公共财政支出减贫增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的研究 |
| 1.2.2 公共财政支出与减贫增收效应关系的研究 |
| 1.2.3 经济发展方式与减贫增收效应关系的研究 |
| 1.2.4 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发展与减贫增收效应关系的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 |
| 2.1.2 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 |
| 2.1.3 贫困的概念与测度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相关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 |
| 2.2.3 收入分配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维度划分与变量设计 |
| 3.1.1 公共财政支出(PFE) |
| 3.1.2 经济发展方式(EDM) |
| 3.1.3 减贫增收效应(POV)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假设 |
| 3.2.2 公共财政支出与减贫增收效应的关系假设 |
| 3.2.3 经济发展方式与减贫增收效应的关系假设 |
| 3.2.4 经济发展方式的中介作用假设 |
| 3.3 模型构建 |
| 3.3.1 概念模型构建 |
| 3.3.2 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3.3.3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 |
| 4.2.3 模型影响效应分析 |
| 4.2.4 模型影响形式分析 |
| 4.2.5 回归结果分析 |
| 4.3 中介效应的检验与估算 |
| 第五章 促进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强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内在减贫机制 |
| 5.1.1 加强财政能力建设,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
| 5.1.2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发挥财政扶贫作用 |
| 5.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内生减贫机制 |
| 5.2.1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
| 5.2.2 延伸产业链价值,促进三次产业融合 |
| 5.2.3 推广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的相关理论 |
| 一、关于合作社的经典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合作社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合作社理论 |
| (三)博弈论对合作社理论的创新发展 |
|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理论 |
| 二、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 |
| (一)政府行为的内涵 |
| (二)近代政府行为理论 |
| (三)现代政府行为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及对政府行为的类型化需求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概念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性质和特点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社会基础 |
| (四)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因素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对政府行为需求的类型化分析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的类型 |
| (二)不同类型新型农村合作社对政府行为需求的差异 |
| 第三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与行为机制 |
| 一、建国后政府行为对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变迁 |
| (一)农业合作化时期:由自发到行政主导的农村合作社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对农村合作社的全面控制 |
| (三)改革开放后:主体意识觉醒下的农村合作社 |
| (四)新农村建设时期:市场导向型农村合作社的萌芽 |
| 二、政府行为对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作用模式 |
| (一)国家主义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二)放任主义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三)混合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机制 |
| (一)行为动机 |
| (二)行为方式 |
| (三)行为内容 |
| (四)行为绩效 |
| 第四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 |
| 一、政府扶持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尝试与努力 |
| (一)以政策法规引导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二)以资源输出帮扶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三)以监督管理规范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四)以宣传教育助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非均衡现状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博弈地位的失衡 |
| (二)越位行为导致新型农村合作社丧失独立性 |
| (三)错位行为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有序运作 |
| (四)缺位行为致使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乏力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困境 |
| (一)“上热下冷”夹缝中的尴尬 |
| (二)条块分割体制下的权力虚化 |
| (三)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行为失范 |
| (四)农村社会流动增加与村庄空壳化 |
| 四、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个案研究 |
| (一)J省CL乡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个案简介 |
| (二)J省 CL乡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个案分析 |
| 第五章 国外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基本经验 |
| (一)美国经验 |
| (二)日本经验 |
| (三)以色列经验 |
| 二、各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与政府行为互动关系的差异 |
| (一)美国——松散外源型关系 |
| (二)日本——致密主导型关系 |
| (三)以色列——混合交互型关系 |
| 三、各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主要启示 |
| (一)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政府行为须兼顾共性与个性 |
| (二)市场机制是主要动因,政府行为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 (三)社员需求是价值归宿,政府行为须尊重“人”的意愿 |
| 第六章 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行为优化路径 |
| 一、以法治规范行为,限定政府行为的“度” |
| (一)法治政府建设语境中政府行为的规范与梳理 |
| (二)实践回应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审视与完善 |
| 二、以需求引导扶持,建构需求导向的政府行为模式 |
| (一)“发声”与“倾听”——构建合作社需求表达的有效机制 |
| (二)“约束”与“激励”——促进双重角色下政府行为的优化融合 |
| (三)“理念更新”与“制度设计”——推动基于需求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变 |
| 三、以扶持增强绩效,统合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发展 |
| (一)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基础的变化 |
| (二)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机制的目标取向 |
| (三)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平台的建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调研样本B市典型合作社发展情况汇总 |
| 附录二: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政策内容 |
| 附录三:“十五”以来国家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政策文件 |
| 附录四:地方政府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法规及指导性文件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研究范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4 文献述评 |
| 1.5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与财政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国家治理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3 财政职能划分 |
| 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财政相关理论 |
| 2.5 构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意义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1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3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4 民族自治地方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5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对财政问题的影响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问题分析 |
| 4.1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
| 4.2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水平分析 |
| 4.3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收入分析 |
| 4.4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5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的制度分析 |
| 5.1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财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 5.2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 |
| 5.3 民族自治地方分级财政体制问题 |
| 5.4 民族自治地方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5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6 民族自治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缺失 |
| 第六章 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 |
| 6.1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总体构想 |
| 6.2 建立并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夯实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
| 6.3 坚持并完善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财政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 |
| 6.4 .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提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治化水平 |
| 6.5 创新配套地方性法规和制度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二、主持或参与研究的课题 |
| 后记 |
（10）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
| 一、产业结构的内涵和分类 |
| 二、产业结构转型的概念及判断标准 |
| 三、衡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干预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财政职能理论 |
| 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机制 |
| 一、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二、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三、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相关因素分析 |
| 一、供给侧因素 |
| 二、需求侧因素 |
| 三、外部环境因素 |
| 第二章 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演变路径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
| 二、市场经济建立与市场化改革加速期(1992-2003年) |
| 三、科学发展时期(2004-2008年) |
|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2009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演变路径 |
| 一、1978-1997年:投资和税改为主,注重发展基础产业 |
| 二、1998-2003年:民生支出和税收优惠为主,着力科技和环保产业 |
| 三、2004-2008年:增支调税区别对待,加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 四、2009年至今:支出结构与税制不断优化,全面转型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效与问题 |
| 一、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支出总量与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三、税收总量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产业税负和具体税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一、美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二、日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三、韩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四、台湾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第二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启示 |
| 一、精准定位政策作用对象 |
| 二、注重政策工具间协调配合 |
| 三、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客观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调控财政支出总规模 |
|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适度关注宏观税负 |
| 二、优化税制结构与税制设计 |
| 第四节 配套措施 |
| 一、转变政府职能 |
|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三、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 |
| 四、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的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四、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陈凡.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3]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5]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D]. 赵础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 宁凯娜. 河南大学, 2019(01)
- [7]经济发展方式中介作用下的公共财政支出减贫增收效应研究[D]. 王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9(02)
- [8]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赵玉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10]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D]. 蒋炳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