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中心在支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能（论文文献综述）
阮一晨[1]（2021）在《基于数据驱动的杭州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城市生活性空间的发展随之转变为引领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主要动力之一。城市公共中心体系是承载城市居民生活性活动的主要空间,在城市公共服务与消费空间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城市研究数据与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引入,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量化支撑。但同时也引申出公共中心体系研究中,数据表征的充分性、研究方法的适应性、表征关系的实效性等数据技术应用层面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杭州市萧山区为对象,针对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研究,在数据技术选择与应用、影响要素与机制分析、优化布局手段等多方面文献综述基础上,结合规划研究中数据应用的特征,总结出本研究着力探索的三个主要问题:如何观察并总结公共中心的特征、公共中心体系发展类型特征与影响要素有哪些、怎样正确引导公共中心空间优化。并借鉴弱假设强表征的数据驱动范式,形成了由理论线索指导表征数据,再构建表征关系,从而推导特征规律的研究逻辑,将之应用于研究问题所对应的空间认知、空间分析与空间优化三个主要流程,以实现空间认知与优化的研究目的,解释公共中心体系空间特征与规律,完善其优化方法与流程。研究内容与结论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公共中心体系的识别与空间特征认识。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入手,针对公共中心体系的构成要素,搭建手机信令、POI与调研数据结合的多源数据识别框架,实现杭州市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识别,并从中心的空间布局、结构关系与功能关联认识其基本空间特征。初步认识了体系内的公共中心路径依赖与道路亲缘特征规律与“一主一副数次多基”的4级中心体系,同时发现政府主导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在中心关联中具有重要引领性作用。二是在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程度与影响要素分析。构建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两大层面的分析框架:在常态化层面,遵循先扩样后收缩的思路,从浙江省扩样识别公共中心体系的初长型、增长型、成熟型、完善型四大聚类,定位出与萧山区近似的成熟型与完善型聚类样本。同时地形条件、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城市建设、居民消费力与公共交通6类影响要素存在显着的类型性差异,其变化特征主要由发展初期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后期由市场引领的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各影响要素间呈现相互作用的网络机制,其中人口规模是发展程度最直接最核心的影响要素。在非常态化要素方面,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深受G20、亚运会与新冠疫情防控等大事件中正向推动力的促进,并在后续使其持续影响。三是在公共中心体系优化分析。杭州市萧山区的研究范围,通过人口与公共中心体系具有强关联的线索,从人口的居住、就业、旅游三方面入手构建“人口—公共中心”的空间关联模型,推导出中心优化的空间基础。在此基础上借助三方面目标准则:一是通过公共中心发展的监督学习模型、满意度与亚运会大事件分析结合,总结出经验目标。二是通过人本主义价值尺度下总结出效率与公平的发展目标,三是在公共中心现状特征中总结的规律性原则。最终在空间与非空间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的优化指引。经三方面内容的逐层推进,实现了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的数据驱动研究框架搭建,通过实证案例分析与认知,总结具有时空背景的特征经验与一般性的规律,丰富了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康雯嘉[2]（2021）在《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的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变迁。城市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以及基层善治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改革以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国家在改革调适传统自上而下的纵向“条线”式管理体系的同时,逐渐实现重心下移,向以“街居体系”为中轴,多元主体纵横嵌入的“重层性”治理格局演化。在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命题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弥合国家与社会间结构性张力,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实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和理论旨归。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对C市N区多个街道展开持续深度的田野调查,结合社会学理论话语与实证资料,将伴随新时期街道改革和社区建设而生成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界定为“嵌合式治理”。质言之,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是指在街道主导下,以社区为平台,在“街居复合性主体”（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社区两委）与“多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志愿者、居民等）之间,通过彼此持续密切的嵌入和互动,生成的一种立体交叉、相互形塑的关系构型和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它突破了国家单统的“条线”式治理传统,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以“公+共”为特质的本土新公共性营造。研究发现,将研究视野限囿于社区微观场域,难以解释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运作逻辑。实际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展受到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的深刻形塑,因而本文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视域转向对街居复合结构的整体观照。本文以“嵌合式治理”为研究框架,重点研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命题,并以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嵌合式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维度。本文将“嵌合式治理”的研究置于我国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换与街道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实证方法对嵌合式治理,及其所内含的嵌合关系的建立、嵌合结构与运行机制、嵌合内蕴动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展开整体性研究。其一,嵌合关系的建立研究。从嵌合关系的建立机制上看,街居主体与多元社会力量嵌合关系的构建需要满足多种基本条件,即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研究发现嵌合关系的建立依循不同路径展开,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街道搭建嵌合平台构成了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可见,嵌合关系的建立主要由基层治理行政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所主导,但此并非力图构造国家对社会的吸纳、收编和控制关系,而是以政社互嵌与合作为价值导向的。其实质是在由国家主导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基层社会活力的“复兴”与“再造”。其二,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研究。嵌合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结构关系搭建和行动关系运转的一种机制提炼。本文依托“结构——行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资源,对嵌合治理的场域关系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展开研讨。广泛嵌入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社会力量,与街居主体嵌合而成的治理结构与实践形态存在极其复杂的面向,需要我们针对性辨析。本研究发现,展开于城市基层社会领域的嵌合式治理在结构与行动上是相互形塑、耦合、协变的,政社的关系结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行动选择与进展,政社治理行动不断突破既有限域,拓展出政社嵌合的新式结构。一言以蔽之,嵌合式治理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其三,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研究。以行政权威和资源作为动力机制构造基层治理嵌合结构并展开治理行动,仍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将政党维度带入嵌合治理动力结构中加以分析。党组织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性作用,它能够将基层区域内多元主体和资源激活调动起来,使之参与到服务群众的结构体系当中。在街道改革的背景下,以街道党工委协同社区党委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系统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构型与运行机制,政党的组织嵌入、体制吸纳、政治资源、价值引领成为嵌合治理的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内蕴动力。其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研究。常态的嵌合式治理机制在面临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难以“一键切换”至新式形态并对问题予以妥善破解,因而探寻应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嵌合治理逻辑及其行动是嵌合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新冠疫情爆发与基层抗疫展开的非常时期,街居主体采取应急动员的方式将大量居民吸纳进疫情防控体系,构筑起应急状态下的嵌合治理机制。非常态的嵌合治理不是在原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生长和镶嵌其中的机制创新。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起常态与非常态嵌合治理机制间的关联性和转换方式,形成顺应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常态化嵌合治理机制。文章认为,与行政吸纳、依附合作等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概念不同,以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为旨归的嵌合式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持续互嵌、协动、形塑的过程中“磨合”出更加有助于治理行动开展的政社关系结构,而此结构又将进一步促进治理行动的发展和升级。特别是街居与多元社会力量在彼此嵌入的基础上,耦合而成了一个全新的“治理嵌合体”,其超越了嵌入主体治理权力、资源、功能的简单相加与复合,生产出新的治理和服务功能。质言之,嵌合式治理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方向。但我们仍需注意,嵌合式治理仅是开其端绪,仍处于复杂的调适过程,并呈现出一些局限,如外部社会主体的嵌入,可能造成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街道主导嵌合关系的建立并深度调控嵌合行动,会挤压社会自主运作空间,并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商业性变量的引入存在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的风险;常态性与非常态性嵌合治理机制面临衔接和转换的复杂难题,等。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懈地营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公共性”,并赋予嵌合治理新意涵、演展其新形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闫菁清[3]（2021）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高速发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浪潮、公民文化需求兴起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政府制度改革创新产物的行政服务中心是行政服务工作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它通过将行政审批职能部门集中整合形成一站式服务机构,来为企业与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以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消除制度性障碍的同时,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力。行政服务中心在从诞生至今的二十余年内,发挥着巨大成效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建设。目前,随着各级政府对政务服务建设的重视度逐年提高,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纷纷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不断进行政务创新,开始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设,而当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依旧沿用僵化、保守的政务办公建筑设计方法,忽略了行政改革及信息化时代背景发展需求,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明显滞后于新的政务服务模式,而显现出建筑设计中的各种问题。基于对此的思考,本文以我国各地的市级、区级行政服务中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针对当下时代发展需求与行政服务中心建筑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梳理,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影响机制为启发对行政服务中心建筑策划与建筑设计提出策略性意见,从而使行政服务中心建筑顺应时代发展,产生积极效应。本文以当前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阐述,探究阻碍行政服务中心建筑发展的深层困境。分析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产生背景、作用机制以及它对行政服务中心建筑的影响,总结归纳出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行政服务中心建筑发生的转变,并根据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行政服务中心建筑发展新趋势,总结出行政服务中心在互联网+政务模式下的设计前期和建筑设计的策略,对行政服务中心建筑在建设目标、功能配置、空间构想方面提出前期策划策略,对行政服务中心建筑在空间形态、布局组织与环境设计等方面的设计策略做出详细阐述,为互联网+政务模式下的新型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筑设计提供指导与借鉴。
王梦[4]（2020）在《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治道变革的浪潮在全球蔓延,学界围绕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获得迅猛发展。在当今时代,诸多国家均积极参与治理的实践探索,以期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实现本国经济快速提升的同时,也推进国内民主政治的优化,最终达成治理理论指导下国家的长效稳定发展的目标。尽管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治理”的概念尚存诸多分歧,但对于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则较为一致,包含多元治理主体依靠自主自治网络体系,实现互信合作的管理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间边界与责任的模糊性。其中,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美国印第安纳学派所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思想从众多治理理论中脱颖而出,它对多中心秩序下的公共行政体制的分权、公共经济的多主体参与竞争以及立宪秩序下的多决策中心等组织结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了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形式赋予这一理论以可操作性的实践内涵与价值。比较而言,“单一中心”公共行政体制视政府为唯一的决策中心,而多中心治理思想更加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皆可成为决策中心,政府不应该成为孑然独立的唯一决策主体。因此,多中心治理思想试图冲破政府唯一决策体系的桎梏,采用多中心的决策体系实现自主治理下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基于此,通过对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工作,挖掘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价值,继而对该思想的运用与拓展进行价值审视,探讨其局限性,以期为未来的国家治理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公共行政理论思想的基础之上,融合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异于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和理论渊源,是在汲取了多学科研究传统的养分基础上,以不同的公共行政思想理论为导向而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治理理论。详细述之,二战以后,伴随经济逐步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复兴,同时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思想危机的出现,并且伴随着大城市治理的失败,使得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上述时代环境中生成。与此同时,以公共选择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官僚制理论以及主权理论为学术渊源的思想理论皆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结果做出了理论铺垫,为冲破单中心行政体制的束缚,多中心秩序的生成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背景。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起于其对美国大都市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系列研究,致力于围绕多中心主义概念建立的社会理论以及经验主义展开,并侧重于关注各类案例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具体而言,文森特是在美国西部水资源的治理研究、大城市地区治理研究以及美国宪法实践经验的案例分析基础上,勾勒出多中心政府行政理论、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和多中心立宪秩序理论的系统框架。此后,文森特对多中心思想予以概念界定,并形成一个理论观念上的认知,总结出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核心要义。在具体实践层面,多中心治理思想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制结构的困局,创造性地引入了公民群体这一“第三方”参与,实现治理的多元化和结果公平性,增强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同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除此之外,文森特还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对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实践可操作性方法研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为核心理念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对世界诸多国家的治道变革产生了重要实践性的影响。文森特不仅依据制度分析与反思,构建了多中心治理体系下的自主治理,扩宽经济学的影响范围和应用场域,使得公共经济学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支撑,而且基于多中心理念基础上予以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期确认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适应性与局限性,并且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自主治理的路径开辟,也是文森特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重要创新点。进一步分析,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具体效果、以及这一思想对后世研究治理问题的延伸作用给予探究十分必要。继承和发展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学者们通过警察服务案例分析,非洲水资源案例分析以及金融经济分析,实现了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其制度分析框架下所实现的立宪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可操作层次的实践影响。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强调权力分散和管辖重叠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多中心治理实例具有重要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不同的治理主体还是治理的应用场域,亦或治理的方式,都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思想对世界诸国的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公民参与国家与市场的二元结构重构过程中,多中心治理思想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展示了多中心行政权力分散的优势,也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人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存在的局限性,包括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学术界不仅对多中心治理思想加以深入研究与发展,也要重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将其思想真正运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总而言之,多中心治理思想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强调了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倡导除政府主体外,市场、社群组织、公民等主体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使得不同主体共治以及社群组织和公民自治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多中心治理思想运用市场、层级和网络的结构使用规则、合约、信任等多种工具促进国家能力在各个层次的参与整合,不仅改变政府的单一决策中心现状,也实现市场参与最大化和公民自主治理的有效化,体现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治理困境新的解决路径,通过制度分析框架实现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组织模式,进而使得组织结构内各独立要素协调适应,确保重叠决策中心在多中心秩序下和多层组织结构内有效运行。因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有其特定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借鉴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利于加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和探讨深度。随着时代更新和社会变迁,多中心治理思想会不断被赋予新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方法,为后世的治理实践提供更加积极的指导作用。
李垣萤[5]（2020）在《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安全威胁的紧迫性明显下降,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小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足,为了更好地保护民生福祉和“人的安全”,客观上需要外部援助和国际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外部援助有可能带来人道主义干预,进而侵蚀其主权,威胁国内政治安全。在后冷战时代,要实现综合安全,小国需要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甚至对合作进程进行主动塑造和引导。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否可能?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既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对小国关注较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跨地区的特征,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广泛合作来应对这类挑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大国责任和策略展开,即大国如何在新的安全形势下调整思路和战略,如何在维护全球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好领导作用,而中小国家的行为和影响则较少进入研究议程。在涉及安全合作的规范问题上,既有研究也多以西方观念和经验为基础,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则被视为影响和改造的对象,在西方主导的规范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总的来说,目前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存在明显的大国研究偏好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较少关注小国的观念与诉求,也缺乏关于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可能性的讨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越来越多的小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治理。多元行为体从事多元实践,不同的实践活动又会生产不同的知识。这会对原有的由西方大国主导的知识体系构成挑战,此前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或是进行地位伸张,全球性知识体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小国可以在共同的背景知识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实践共同体,通过塑造区域性知识中心主导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知识中心建立在本土知识和信息网络以及互动关系基础上,而不是以物质资源为依托的实质性权力中心。知识中心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知识与信息,以及协调区域内外安全关系两个方面。小国实践共同体构建区域知识中心的路径有三条,分别是身份设定、制度创新和能力塑造,这三条路径依次展开并互相加强。身份设定是指小国实践共同体在结合自身背景知识和具体实践情境的前提下,探索和明确知识中心在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过程。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中心的行动目标和方式。为了将行动目标付诸实践,小国实践共同体需要结合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进行制度创新和建设,制度创新反过来也会巩固身份定位。初步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会经历合作实践的检验,制度和能力建设中的不足也会显露出来,因此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和塑造知识中心的能力,从而强化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和制度效力。本文拟结合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案例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印度洋海啸和缅甸风灾这两场重大自然灾害后,真正认识到通过地区合作管理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寻求将东盟塑造成为具有协调性主导作用的区域知识中心来管理减灾救灾合作。在明确了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后,东盟通过制度创新将协调性主导作用付诸实践,建立了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并确立了涉及灾害管理合作各环节的操作程序和具体机制,初步构建起综合性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在应对台风“海燕”时经历了重大考验。东盟经过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了合作中的新变化、新挑战和新任务,并激发了“一个东盟,一个声音”的构想。台风“海燕”之后,东盟致力于全面塑造和提升知识中心的能力,加强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协调性主导者身份和完善区域合作制度框架,并向着成为未来全球灾害管理领导者的目标努力。东盟作为区域知识中心,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管理和对内外合作关系的协调,在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推动了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与扩展。
陈志峰[6]（2020）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文中认为据推测,我国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数量超过1000万,其中儿童超过200万。广州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干预最前沿的城市之一,也作为广东省内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断和治疗资源聚集地。因此,本研究以广州市为例,了解和分析患者家庭的生存状态,审视贯穿生命周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何满足资源需求。同时,在我国,广州亦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前沿发展阵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投入位居前列。由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在社会支持体系中如何改善患者家庭生存状态。“生存”上,资源发展不及群体规模增长带来的供需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状态”上,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患者家庭要面临精神、认知、经济、就业和双老困境,这些困境共同反映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性上的现实需求。回应这些现实需求,广州市患者家庭各生命周期阶段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正式社会支持,本文列举了公立医院、康复训练机构、学校教育支持体系、就业支持体系、“双老”家庭支持体系、家长组织等九类。朋辈、亲友、邻里和志愿者等较亲近患者家庭的非正式支持作为正式社会支持的重要补充。患者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总体来说,资源虽种类丰富,但仍十分有限;资源在各生命周期阶段分布不均,并且不同阶段的支持体系间互动与转介是不顺畅的;政策补助主要通过正式社会支持实现。社会支持视角下患者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是可行且必要的。为患者家庭提供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主要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本文沿着从发现症状到老去的生命周期时间轴以及从微观服务到政策倡导归纳现有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板块,也体现了社会支持网络的运用。从服务成效可总结出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对患者家庭生存状态的改善。目前服务存在着“社工不懂自闭症谱系障碍”“‘非社会工作’专业从业人员不懂社工”“服务微弱、松散而不成体系”等问题。美国在社会工作介入患者家庭的跨学科、跨系统和全年龄段服务理念值得借鉴。本文最后结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回到社会支持体系框架,讨论福利输送过程中如何优化对于处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
刘春梅[7]（2020）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分析 ——基于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放权于社会,给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以其自身存在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不足,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兴起,是全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政府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决定了社会组织的现实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决定了两者能否和谐共处并形成合作共治的良好局面,不仅关系到两者各自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质量。本文运用嵌入性理论工具,以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嵌入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调研,逐一解读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大致经历了依赖政府资源---依靠政府资源并开拓外部力量---自主性增强与需要政府支持并存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的行动过程。研究发现,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组织采取制度嵌入、政治嵌入、党组织嵌入和项目嵌入等策略,从而转变自身职能以实现政府的目标,而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对政府采取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和认知嵌入等策略以获取资源,促进组织的发展。通过政府的“主动嵌入”与社会组织的“反向嵌入”共同塑造的一种“双向嵌入”关系,总结了这种双向嵌入关系的实践效果与嵌入困境,并提出了优化双向嵌入关系的路径,即以项目嵌入为方向标,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结构嵌入为突破口,提高监督评估功能;以制度嵌入为助推器,提高组织议价能力;以认知嵌入为着力点,提升社工职业认同感。本文是以个案研究,尝试探析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嵌入关系,但在研究中,个案只是大千世界的样本,不能进行总体性的推论。因此对于在嵌入性视角下分析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关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做出深入的探索。
孙苏佳[8]（2020）在《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推行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行政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服务的基本模式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而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现已成为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政府服务机构。在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初衷是以公众为导向,为公众提供便民、高效的行政服务,公众满意度的测评对于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在公众角度对行政服务中心进行满意度测评。基于系统评价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和期望不一致理论,运用调查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探究和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公众满意度影响因素,从而构建出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对测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优化和解释;其次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出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根据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对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进行公众满意度测评,根据测评结果进行分析,找到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包括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信息电子化不足、运行机制不健全、投诉回应度低,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严平[9]（2019）在《C中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从国内与国外两个发展大格局大趋势出发,科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将军民融合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深入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这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要。如何把握党中央、习主席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程度上落到实处,在富国与强军的伟大实践中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早日实现,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紧迫的实践课题。这其中,军民科技融合作为军民融合的重中之重与关键所在,我国虽然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探索成果与实践经验,探索出了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体制性障碍、政策性问题、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制约了军民科技融合向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展态势与发展格局迈进。针对当前军民科技融合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制定科学规范的法规制度,拿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办法,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空气动力学作为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科学和基础性科学,因其具有“军民两用、军民共享”的天然属性,已经成为军民科技融合中实践性最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而C中心作为唯一的国家级气动中心,肩负着气动报国、气动强国的历史重任,其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军民融合协调创新发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历史。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既是C中心更好地服务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贯追求与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与释放C中心科技创新活力、实现长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国家经费投向投量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军民融合尤其是军民科技融合深度发展中,充分利用自身设施配套齐全、人才队伍强大、科研能力突出、成果专利丰硕等独特优势,以及不可替代的国家中心地位,探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模式并取得丰硕成果,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既是回报党中央、习主席关怀厚爱的务实行动,也是C中心作为空气动力学领域“国家队”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必须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抓好贯彻落实。鉴于此,本文聚焦于C中心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的军民科技融合展开研究,目的在于运用战略相关理论及分析工具,对C中心的军民科技融合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为C中心及同类型单位深入开展军民科技融合能够采取的战略提出兼具参考性与可行性的建议。论文首先从战略、发展战略及军民融合、军民科技融合等基本概念及与此相关的基础理论出发,通过对比研究国内外开展军民融合尤其是空气动力领域军民科技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在理清国内外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现状与矛盾问题的基础上,运用PEST模型分析法,综合分析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摸清找准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矛盾问题;再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C中心在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因素,并从法规制度、思想观念、人才建设、科学管理、发展规划等方面入手,为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提供战略选择。最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C中心的实际情况与发展规划,提出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建议措施。C中心正面临着国家大力发展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长,结合高标准完成各类型号试验任务与研究任务,推进空气动力学相关领域军民科技融合的创新实践大有可为,从而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与国防武器装备研制服务,为强国梦强军梦注入强大动力。
郜清攀[10]（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二、学习中心在支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习中心在支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能（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数据驱动的杭州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带来的新需求 |
| 1.1.2 公共服务规划地位提升形成的新定位 |
| 1.1.3 数据科学革命引领的新视野 |
| 1.1.4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新要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主要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数据驱动 |
| 1.3.2 公共中心体系 |
| 1.4 研究内容与范围 |
| 1.4.1 研究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定性研究方法 |
| 1.5.2 定量分析方法 |
| 1.6 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1.6.1 研究技术路线 |
| 1.6.2 章节组织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城市形态发展与演化理论中的城市中心 |
| 2.1.2 城市空间组织理论中的城市中心 |
| 2.2 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识别 |
| 2.2.1 城市中心识别数据源 |
| 2.2.2 城市中心及其体系识别方法 |
| 2.3 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演变趋势与影响要素 |
| 2.3.1 城市多中心结构的实践与效能 |
| 2.3.2 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趋势 |
| 2.3.3 公共中心的形成机制与影响要素 |
| 2.4 公共中心与城市服务的空间布局优化 |
| 2.4.1 公共中心的布局优化 |
| 2.4.2 各类城市服务的布局优化 |
| 2.5 借鉴与启示 |
| 2.5.1 研究借鉴 |
| 2.5.2 研究启示 |
| 3 研究框架 |
| 3.1 数据驱动的发展脉络 |
| 3.1.1 大数据的发展及利用 |
| 3.1.2 机器学习发展历程 |
| 3.1.3 数据驱动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 |
| 3.2 表征学习与城市空间科学互动的研究理念 |
| 3.2.1 表征学习的应用难点 |
| 3.2.2 分析框架的基本流程 |
| 3.2.3 数据分析的基本逻辑 |
| 3.2.4 数据获取的基本原则 |
| 3.3 数据驱动的公共中心体系研究框架 |
| 3.3.1 研究主要问题难点 |
| 3.3.2 测度识别的理论先验 |
| 3.3.3 影响要素分析的理论先验 |
| 3.3.4 优化策略的理论先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识别与空间特征 |
| 4.1 供需视角下的中心度评级体系与数据基础 |
| 4.1.1 中心度的评价 |
| 4.1.2 中心度计算的数据基础 |
| 4.2 中心度计算结果与空间特征 |
| 4.2.1 指标权重计算 |
| 4.2.2 设施聚合度:多中心结构展现 |
| 4.2.3 设施规模度:中心集聚特征显着 |
| 4.2.4 设施使用度:就近满足的网络结构 |
| 4.2.5 中心度:内聚外散,北密南疏的整体格局 |
| 4.3 识别与特征分析 |
| 4.3.1 基于密度阈值的公共中心识别流程设计 |
| 4.3.2 公共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3.3 公共中心的体系结构特征 |
| 4.3.4 功能关联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程度与影响要素 |
| 5.1 公共中心体系发展程度的表征 |
| 5.1.1 公共中心体系的总能级 |
| 5.1.2 公共中心体系的总数量 |
| 5.1.3 公共中心体系的均衡度 |
| 5.2 基于集成学习的中心度表征模型 |
| 5.2.1 特征构造与模型设计 |
| 5.2.2 模型精度检验方法 |
| 5.2.3 模型训练与精度表现 |
| 5.3 基于集成模型省域区县中心度拟合 |
| 5.3.1 中心度的分块拟合 |
| 5.3.2 中心体系的采样结果 |
| 5.3.3 省域区县公共中心体系表征 |
| 5.4 常态化影响要素分析 |
| 5.4.1 公共中心体系常态化影响要素的选择 |
| 5.4.2 中心度的多元线性回归 |
| 5.4.3 公共中心发展程度的聚类及其特征 |
| 5.4.4 公共中心体系的演化趋势分析 |
| 5.4.5 常态化影响要素构成与影响机制构建 |
| 5.5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的非常态化影响要素 |
| 5.5.1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
| 5.5.2 基础设施建设 |
| 5.5.3 城市空间调整 |
| 5.5.4 经济发展 |
| 5.5.5 城市品牌价值提升 |
| 5.5.6 城市治理能力提升 |
| 5.6 本章小结 |
| 6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布局优化 |
| 6.1 人口与公共中心体系布局的空间关联 |
| 6.1.1 基于人口的公共中心体系布局先验 |
| 6.1.2 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与空间关联 |
| 6.1.3 人口与公共中心的空间关联模型构造 |
| 6.1.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6.1.5 人口与公共中心体系关联中的主要特征 |
| 6.2 公共中心优化目标 |
| 6.2.1 经验目标 |
| 6.2.2 价值目标 |
| 6.2.3 规律原则 |
| 6.3 公共中心体系布局优化指引 |
| 6.3.1 空间优化指引 |
| 6.3.2 服务优化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1.1 公共中心识别与空间特征分析 |
| 7.1.2 公共中心的影响要素与机制分析 |
| 7.1.3 公共中心的优化指引 |
| 7.2 主要创新之处 |
| 7.2.1 引入了多源数据与算法适应的公共中心识别系统 |
| 7.2.2 尝试了表征数据与理论结合的影响要素解释机制 |
| 7.2.3 构建了集成框架与机制协同的目标估计监督模型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3.1 研究内容的深入挖掘 |
| 7.3.2 研究理论的深化演绎 |
| 7.3.3 数据技术的更新适应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浙江省区县中心体系发展程度影响要素 |
| 附录2 集成树分类规则 |
| 附录3 网络调查问卷中公共中心体系相关问题 |
| 个人简介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1.1 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宏观转向 |
| 1.1.2 论域及框架锚定 |
| 1.1.3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 |
| 1.2.2 街道改革相关问题研究 |
| 1.2.3 嵌入与互嵌的相关问题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的反思与进路 |
|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理论视角 |
| 1.3.1 “嵌合”概念和理论的追索 |
| 1.3.2 “嵌合式治理”的界定 |
| 1.3.3 理论比较视野中的“嵌合式治理”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街道办事处制度变迁 |
| 2.1 单位制时期:主辅并行的条线式治理结构 |
| 2.1.1 主线:国家——单位——个人 |
| 2.1.2 辅线:国家——街居——个人 |
| 2.1.3 主辅并行式条线结构的制度后果 |
| 2.2 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末:街居治理条线核心化 |
| 2.2.1 “主线”的弱化 |
| 2.2.2 “辅线”的核心化 |
| 2.2.3 城市基层治理“辅线核心化”的实质与限度 |
| 2.3 新时期街道改革主要模式与分析 |
| 2.3.1 撤销街道办的初步尝试及其评价 |
| 2.3.2 治理重心下移与街道服务管理多重改革探索 |
| 2.3.3 治理视域下街道改革的总体趋向 |
| 2.4 C市N区的街道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
| 2.4.1 C市N区街道改革的地域性变量及其制约 |
| 2.4.2 嵌合式治理:C市N区街道改革主导面向 |
| 第3章 基层治理嵌合关系的建立 |
| 3.1 嵌合关系建立的条件 |
| 3.1.1 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 |
| 3.1.2 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 |
| 3.1.3 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 |
| 3.1.4 非对等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 |
| 3.2 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 |
| 3.2.1 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 |
| 3.2.2 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 |
| 3.2.3 街道搭建嵌合平台 |
| 3.3 嵌合关系建立的实证分析 |
| 3.3.1 嵌合关系的载体铺设 |
| 3.3.2 委托枢纽型组织联结嵌合关系 |
| 3.3.3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中的嵌合关系 |
| 3.3.4 建立“治理嵌合体”争取上级政府资源 |
| 3.4 嵌合关系建立的逻辑及其限制 |
| 3.4.1 面向“治理共同体”的嵌合结构功能 |
| 3.4.2 嵌合关系建立的社区“被动化”及其吊诡 |
| 3.4.3 非竞争性购买关系的建立及其变异 |
| 第4章 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 |
| 4.1 嵌合治理的“结构——行动”范式 |
| 4.1.1 “结构——行动”理论分析视角 |
| 4.1.2 “结构——行动”范式的嵌合治理研究适用性 |
| 4.2 治理嵌合体构塑及其行动的实证展开 |
| 4.2.1 案例呈现与治理嵌合体的构塑 |
| 4.2.2 社区服务的三重空间嵌合 |
| 4.2.3 常态服务与项目制叠加的嵌合行动 |
| 4.2.4 疫情防控与线上服务转移 |
| 4.3 嵌合治理结构与行动的分析讨论 |
| 4.3.1 治理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形塑与良性互构 |
| 4.3.2 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 |
| 4.3.3 商业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 |
| 4.3.4 街道主导下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 |
| 第5章 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 |
| 5.1 嵌合治理的动力结构分析 |
| 5.1.1 国家——社会的复合动力结构及其局限 |
| 5.1.2 以“政党维度”分析嵌合治理动力结构 |
| 5.2 以政党力量为内核的嵌合治理动力 |
| 5.2.1 典型单位制转型与社区衰败 |
| 5.2.2 街道行政主导的旧城改造及其限度 |
| 5.2.3 以政党资源为内蕴动力的嵌合治理 |
| 5.3 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思索 |
| 5.3.1 街居党组织促动嵌合治理的何以可能 |
| 5.3.2 以街道作为嵌合治理运作单位的恰切性 |
| 5.3.3 党建引领嵌合治理的长效机制问题 |
| 第6章 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 |
| 6.1 社会动员的理论谱系与中国动员传统 |
| 6.1.1 社会动员理论回溯及其界定 |
| 6.1.2 我国社会动员传统与应急动员 |
| 6.2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动员式嵌合机制 |
| 6.2.1 社区网格化治理逻辑与局限 |
| 6.2.2 社区网格的非常态治理与联动 |
| 6.2.3 应急动员式嵌合治理的实质与超越 |
| 6.3 街道主导性应急动员的限度与进路 |
| 6.3.1 应急动员倒逼行政力强化 |
| 6.3.2 基层“政绩竞赛”与嵌合悬浮化 |
| 6.3.3 超越网格联动机制的全能化迷思 |
| 6.3.4 应急动员的嵌合治理向常态化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7.1 嵌合式治理与基层社会“新公共性”营造 |
| 7.2 社会互构论视域下的嵌合式治理及其评价 |
| 7.2.1 嵌合式治理的多维性与联通性 |
| 7.2.2 基层社会治理的街道定位与功能再探讨 |
| 7.2.3 对嵌合式治理双向性与非均衡性的体认 |
| 7.3 城市基层社会走向“善治”的路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治体制改革与信息化快速发展 |
| 1.1.2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提出 |
| 1.1.3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问题亟待解决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现状 |
| 1.4.2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概况与现状问题 |
| 2.1 行政服务中心的演变与发展概述 |
| 2.1.1 行政服务中心的历史演变 |
| 2.1.2 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概况 |
| 2.2 当前行政服务中心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 |
| 2.2.1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浪潮 |
| 2.2.2 人民公共文化需求兴起 |
| 2.2.3 信息化发展与广泛应用 |
| 2.3 行政服务中心的现状调研及存在问题 |
| 2.3.1 调研总体框架 |
| 2.3.2 问卷调查分析 |
| 2.3.3 当前存在问题 |
| 2.4 行政服务中心建筑现状问题成因分析 |
| 2.4.1 政务服务职能定位的失衡 |
| 2.4.2 传统官僚管理体制的弊病 |
| 2.4.3 传统政务服务模式的僵化 |
| 2.4.4 政务服务的服务理念偏差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形成及对行政服务中心建筑的影响 |
| 3.1 “互联网+”介入政务服务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
| 3.1.1 “互联网+”的发展概况 |
| 3.1.2 “互联网+”引入政务服务模式的可行性 |
| 3.1.3 “互联网+”对政务服务模式的指导意义 |
| 3.2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综合概述 |
| 3.2.1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产生背景 |
| 3.2.2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范式转变 |
| 3.2.3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基本要素 |
| 3.3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对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的影响 |
| 3.3.1 服务体系指引建筑建设方向 |
| 3.3.2 运行机制催化空间形态变化 |
| 3.3.3 办理模式衍生布局组织转变 |
| 3.3.4 服务理念主导空间情景氛围 |
| 3.4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新趋势 |
| 3.4.1 功能构成标准化与复合化 |
| 3.4.2 空间形态多义性与开放化 |
| 3.4.3 布局组织集约化与灵活化 |
| 3.4.4 环境氛围智能化与体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的行政服务中心设计前期策略 |
| 4.1 适应新模式的科学化建设目标 |
| 4.1.1 基于体系的职能定位重构 |
| 4.1.2 协同城市发展的规划选址 |
| 4.1.3 满足发展需求的建设规模 |
| 4.2 协同政务服务体系的功能配置 |
| 4.2.1 市级——拓展复合化服务功能 |
| 4.2.2 区级——设定标准化服务功能 |
| 4.2.3 基层——与社会资源功能整合 |
| 4.3 契合政务服务新模式的空间构想 |
| 4.3.1 功能空间类型划分 |
| 4.3.2 功能空间配置标准 |
| 4.3.3 功能空间规模构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策略 |
| 5.1 增强建筑空间的适应性 |
| 5.1.1 网络化取代等级化的办公空间 |
| 5.1.2 信息化整合趋势的服务空间 |
| 5.1.3 强化多义与复合的交往空间 |
| 5.1.4 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辅助空间 |
| 5.2 布局组织的整体性优化 |
| 5.2.1 集约整合的整体布局 |
| 5.2.2 灵活自由的空间组织 |
| 5.2.3 优化高效的流线组织 |
| 5.3 强化服务意识的环境塑造 |
| 5.3.1 增强建筑空间的体验感 |
| 5.3.2 建筑边界的开放性塑造 |
| 5.3.3 环境氛围的人性化营造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综述 |
| (二)国内综述 |
| (三)简要述评 |
| 三、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印记:文森特所处社会环境 |
| (一)社会变迁:治道变革的时代进程 |
| (二)文化迷思: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危机 |
| (三)经济复兴:新古典自由主义复兴 |
| (四)政治困境:大城市地区政府制度失败 |
| 二、理论思考:多中心体制的研究传统 |
| (一)立足行政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
| (二)立足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市场与公共权力的相互关系 |
| (三)立足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分析:信任与社群的相互关系 |
| (四)立足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民主与法制的相互关系 |
| 三、学术积淀: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合作博弈理论 |
| (三)官僚制理论 |
| (四)主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传统秩序理论:市场秩序和主权秩序 |
| (二)创新多中心理论: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 |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逻辑演绎 |
| (一)多中心立宪秩序:立足美国宪法的实践经验 |
| (二)多中心公共经济:立足大都市地区治理的特征 |
| (三)多中心政府体制:立足美国西部资源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明晰制度框架: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 |
| 二、实现自主治理: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 |
| (一)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理论背景 |
| (二)自主治理的多中心框架分析 |
| 三、保障互惠信任: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
| (二)多中心下的信任超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实践运用 |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警察服务研究 |
| (一)警察服务研究的前提:突出权力分散 |
| (二)警察服务研究的过程:注重交叠管辖 |
| 二、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 |
| (一)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的现实前提:强调多元主体 |
| (二)肯尼亚水资源多中心治理的过程:关注跨级统辖 |
| 三、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金融经济分析 |
| (一)金融经济与多中心体制的结合:认同多边参与 |
| (二)金融运行的实践方向:走向重叠监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延伸 |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二)民主行政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 |
| 三、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理论层面 |
| (二)实践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文章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既有研究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一节 冷战后安全威胁性质的变化 |
| 第二节 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中小国的缺位 |
| 第三节 东盟灾害管理合作相关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前提假定:多元实践与地方性知识兴起 |
| 第二节 知识中心:管理与协调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建构知识中心:身份设定、制度创新与能力塑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印度洋海啸到缅甸风灾:知识中心的身份设定 |
| 第一节 印度洋海啸前东南亚的减灾救灾机制 |
| 第二节 印度洋海啸:救灾行动引发反思 |
| 第三节 AADMER:奠定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基础 |
| 第四节 缅甸风灾中的东盟:合作进程的协调性主导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AHA中心及相关机制:以制度创新构建知识中心 |
| 第一节 AHA中心:运作与协调中心 |
| 第二节 标准操作程序 |
| 第三节 灾害监测与信息管理 |
| 第四节 灾害评估与报告 |
| 第五节 灾害应急物资管理与分配 |
| 第六节 专业能力培训与人才储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应对台风“海燕”及反思:知识中心的能力塑造 |
| 第一节 台风“海燕”概况及东盟的应对措施 |
| 第二节 台风“海燕”后的反思及能力提升措施 |
| 第三节 全面的能力塑造:地区团结与全球领导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知识中心与东盟灾害管理合作 |
| 第一节 以东盟为知识中心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 |
| 第二节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四)文献述评 |
| 1、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研究 |
| 2、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社会支持的研究 |
| 3、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群体社会政策的研究 |
| 4、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
| 5、现有研究的简单评论 |
| (五)研究方法 |
| 1、田野调研方法 |
| 2、文献分析方法 |
| (六)研究思路与行文框架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自闭症谱系障碍 |
| 2、心智障碍 |
| 3、生存状态 |
| (二)理论基础 |
| 1、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络 |
| 2、社会政策与发展型社会政策 |
| 3、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本章小结 |
| 三、广州市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现状分析 |
| (一)广州市自闭症谱系障碍群体现状概述 |
| (二)广州市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所面临的困境 |
| 1、精神困境 |
| 2、认知困境 |
| 3、经济困境 |
| 4、就业困境 |
| 5、双老困境 |
| (三)本章小结 |
| 四、广州市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现状分析 |
| (一)正式社会支持 |
| 1、公立医院 |
| 2、康复训练机构 |
| 3、学校教育支持体系 |
| 4、就业支持体系 |
| 5、“双老家庭”支持体系 |
| 6、家长组织 |
| 7、基金会 |
| 8、广州市少年宫 |
| 9、媒体 |
| (二)非正式社会支持 |
| 1、朋辈 |
| 2、亲友 |
| 3、邻里 |
| 4、志愿者 |
| (三)本章小结 |
| 五、广州市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现状与成效分析 |
| (一)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1、必要性 |
| 2、可行性 |
| (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
| 1、提供康复训练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
| 2、社工服务站项目 |
| (三)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基本现状 |
| 1、介入服务提供现状 |
| 2、总结当前的角色定位 |
| (四)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成效与改善患者家庭生存状态 |
| 1、提供就近方便的直接服务解急时难 |
| 2、直接服务助患者适应所在安置环境 |
| 3、在服务对象系统中改善康复环境 |
| 4、介入目标系统中营造关爱和接纳环境 |
| 5、在托养环境中满足发展性需求 |
| (五)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存在的问题 |
| 1、社工不懂自闭症谱系障碍 |
| 2、自闭症谱系障碍领域“非社会工作”专业从业人员不懂社工 |
| 3、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微弱、松散而不成体系 |
| (六)本章小结 |
| 六、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美国经验分析 |
| (一)跨学科合作模式 |
| (二)社会工作介入概述 |
| (三)社会工作介入服务 |
| 1、学前教育 |
| 2、中小学教育 |
| 3、过渡年龄段后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五)本章小结 |
| 七、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完善建议 |
| (一)设立专项服务项目,从试点开始 |
| (二)对提供康复训练服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相关认证与管理 |
| 1、机构层面 |
| 2、师资方面 |
| (三)社会工作介入服务与学校教育体系的衔接 |
| (四)社会工作介入服务与就业支持体系的衔接 |
| (五)社会工作介入服务与安置养护支持体系的衔接 |
| (六)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社会融合宣传教育 |
| (七)发展型社会政策倡导 |
| (八)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分析 ——基于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相关研究 |
| 1.2.2 嵌入性理论及其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贡献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主要贡献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相关理论与概念概述 |
| 2.1 相关概念概述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双向嵌入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嵌入性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3 基于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 |
| 3.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的关系变化 |
| 3.1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 |
| 3.1.1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简介 |
| 3.1.2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性质 |
| 3.1.3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 |
| 3.2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的关系变化 |
| 3.2.1 依赖政府资源 |
| 3.2.2 依靠政府资源并逐步开拓外部力量 |
| 3.2.3 组织自主性增强与需要政府支持并存 |
| 4.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双向嵌入的行动过程 |
| 4.1 政府主动嵌入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动机 |
| 4.1.1 科层制的控制惯性 |
| 4.1.2 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 |
| 4.2 政府主动嵌入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行动策略 |
| 4.2.1 制度嵌入 |
| 4.2.2 政治嵌入 |
| 4.2.3 项目嵌入 |
| 4.2.4 党组织嵌入 |
| 4.3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反向嵌入政府的动机 |
| 4.3.1 合法替代---嵌入的源动力 |
| 4.3.2 拓展自身的合法性空间 |
| 4.3.3 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资源 |
| 4.4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反向嵌入政府的行动策略 |
| 4.4.1 结构嵌入 |
| 4.4.2 认知嵌入 |
| 4.4.3 功能嵌入 |
| 5.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双向嵌入的实践效果与困境 |
| 5.1 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的实践效果 |
| 5.1.1 街道办事处:提高了工作效率 |
| 5.1.2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拓展了发展空间 |
| 5.1.3 社区居民:提升了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
| 5.2 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存在的困境 |
| 5.2.1 项目嵌入——政府存在嵌入依赖性 |
| 5.2.2 结构嵌入——政府监管评估不到位 |
| 5.2.3 制度嵌入——组织议价能力薄弱 |
| 5.2.4 认知嵌入——组织社工职业认同感低 |
| 6.优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的路径 |
| 6.1 以项目嵌入为方向标,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 |
| 6.2 以结构嵌入为突破口,提高监督评估功能 |
| 6.3 以制度嵌入为助推器,提高组织议价能力 |
| 6.3.1 建立集体决策机制 |
| 6.3.2 建立多元筹资模式 |
| 6.4 以认知嵌入为着力点,提升社工职业认同感 |
| 6.4.1 完善社工保障制度 |
| 6.4.2 改善社工薪资待遇与晋升渠道 |
| 6.4.3 增强社工的综合能力 |
| 7.总结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计量与综述 |
| 1.2.1 文献计量 |
| 1.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与论文创新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论文创新点 |
| 2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阐述 |
| 2.1.1 行政服务中心概述 |
| 2.1.2 公众满意度概述 |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 2.2.1 系统评价理论 |
| 2.2.2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3 期望不一致理论 |
| 3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 |
| 3.1 构建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的基础 |
| 3.1.1 明确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思路 |
| 3.1.2 构建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的步骤 |
| 3.1.3 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设计的原则 |
| 3.1.4 测评体系设计的方法 |
| 3.2 构建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 |
| 3.2.1 公众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测评指标的初步采集 |
| 3.2.3 测评指标的筛选与优化 |
| 3.2.4 测评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解释 |
| 3.3 基于AHP-FCE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 |
| 3.3.1 基于AHP-FCE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思路与步骤 |
| 3.3.2 层次分析的简介 |
| 3.3.3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简介 |
| 3.3.4 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应用 |
| 4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实证测评 |
| 4.1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现状分析 |
| 4.1.1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基本概况 |
| 4.1.2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践措施 |
| 4.2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过程 |
| 4.2.1 建立等级评语集并设计调查问卷 |
| 4.2.2 数据收集 |
| 4.2.3 模糊综合评价 |
| 4.2.4 综合评判结果 |
| 5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分析 |
| 5.1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的描述性分析 |
| 5.1.1 问卷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和总体分析形态 |
| 5.1.2 公众满意度评价结果分析 |
| 5.2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测评的问题分析 |
| 5.2.1 满足公众需求方面存在欠缺 |
| 5.2.2 服务信息电子化不足 |
| 5.2.3 运行机制不健全 |
| 5.2.4 投诉回应度较低 |
| 5.3 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3.1 问卷调查对象特征存在差异 |
| 5.3.2 信息化建设不完善 |
| 5.3.3 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 |
| 5.3.4 监督监管建设力度不够 |
| 6 提高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的对策 |
| 6.1 了解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 |
| 6.1.1 根据服务需求调整工作方式 |
| 6.1.2 加强服务队伍建设 |
| 6.2 实现政务信息透明化 |
| 6.2.1 实现信息服务的公开化 |
| 6.2.2 实现办事流程的可视化 |
| 6.3 完善政务服务运行机制 |
| 6.3.1 对窗口充分授权 |
| 6.3.2 推进业务流程的优化 |
| 6.4 加强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 |
| 6.4.1 转变“互联网+政务服务”思想观念 |
| 6.4.2 加强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 |
| 6.5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
| 6.5.1 完善投诉管理机制 |
| 6.5.2 建设全方位监督评价体系 |
| 7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 |
（9）C中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论文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特色 |
| 2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战略理论概述 |
| 2.2 军民融合概述 |
| 2.2.1 国外军民融合总体情况 |
| 2.2.2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简要历程 |
| 2.3 军民科技融合概述 |
| 2.4 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 |
| 3 国内外军民科技融合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军民科技融合现状 |
| 3.1.1 国外军民科技融合现状 |
| 3.1.2 国内军民科技融合研究现状 |
| 3.1.3 国内开展军民科技融合面临的主要矛盾 |
| 3.2 国内外空气动力领域军民科技融合总体情况 |
| 3.2.1 国外空气动力领域军民科技融合现状及发展趋势 |
| 3.2.2 国内空气动力领域军民科技融合现状及发展趋势 |
| 4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现状 |
| 4.1 C中心简要概况 |
| 4.2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主要工作 |
| 4.3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的代表性项目 |
| 4.4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面临的问题分析 |
| 5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环境分析 |
| 5.1 外部环境分析 |
| 5.1.1 宏观外部环境 |
| 5.1.2 微观外部环境 |
| 5.2 内部环境分析 |
| 5.2.1 优势分析 |
| 5.2.2 劣势分析 |
| 6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的战略选择 |
| 6.1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的战略分析与战略选择 |
| 6.1.1 SO战略——内部优势与外部机会相匹配 |
| 6.1.2 ST战略——内部优势与外部威胁相匹配 |
| 6.1.3 WO战略——内部劣势与外部机会相匹配 |
| 6.1.4 WT战略——内部劣势与外部威胁相匹配 |
| 6.2 战略选择 |
| 6.2.1 基本竞争战略 |
| 6.2.2 技术创新战略 |
| 6.2.3 人力资源战略 |
| 6.2.4 机制调整战略 |
| 7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建议 |
| 7.1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的发展目标 |
| 7.1.1 构建空气动力学学科发展体系 |
| 7.1.2 提升风洞试验质量效益 |
| 7.1.3 增强核心竞争力 |
| 7.1.4 寻求军民科技融合新突破 |
| 7.2 C中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战略阶段 |
| 7.2.1 第一阶段:全速冲刺 |
| 7.2.2 第二阶段:全面建成 |
| 7.2.3 第三阶段:全域引领 |
| 7.3 C中心开展军民科技融合战略的实施与保障措施 |
| 7.3.1 推进空气战略资源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 |
| 7.3.2 加强前沿基础科学问题协同攻关 |
| 7.3.3 促进战略高技术和新兴产业的空气动力学创新发展 |
| 7.3.4 探索建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制度机制 |
| 总结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学习中心在支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能（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数据驱动的杭州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研究[D]. 阮一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D]. 康雯嘉. 吉林大学, 2021(01)
- [3]“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建筑设计研究[D]. 闫菁清. 北京建筑大学, 2021(01)
- [4]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D]. 王梦. 吉林大学, 2020(01)
- [5]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D]. 李垣萤. 外交学院, 2020(08)
- [6]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D]. 陈志峰.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3)
- [7]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分析 ——基于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研究[D]. 刘春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烟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D]. 孙苏佳.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2)
- [9]C中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严平. 西南科技大学, 2019(08)
- [1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