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T时代的领先者——印度成为软件大国剖析（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周红芳[2]（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指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巍,李玙译[3]（2021）在《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指出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知名高科技企业华为发动的"市场战"和"技术战"不断升级,举世瞩目。美国一方面在需求端全面狙击华为产品和服务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供给端直接切断上游企业对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的供应。作为全球霸权国,美国无视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通过市场狙击和技术管制两种方式打击崛起国的明星企业,震慑崛起国的产业安全,这是对国际统一市场和跨国分工网络的公然挑战,必然削弱经济的全球化,加剧经济的民族化,从而可能从根本上威胁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这也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市场和技术的控制能力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权杖。美国针对华为所发动的两场"战争",不仅构成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秩序演进的一个分水岭,也为构建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案例,同时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握有供应链权力的超级企业"找回来"提出了紧迫性。
李波[4]（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晏娇[5]（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李鑫[6]（2020）在《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各国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时代发展,出口管制政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手段措施不断多样化,因其隐蔽性好,一直被各国所青睐。美国施行出口管制政策经验丰富,除经济领域外,也常将其运用于政治、军事、国防等领域,出口管制政策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特点十分鲜明。受国际形势变化及美国自身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宽严交替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特点在高科技领域更为明显。虽然面临来自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仍取得快速发展和瞩目成绩。因此,探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产品出口的影响机理、具体路径、影响程度,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出口管制政策的研究边界,还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和企业实力。但是,由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公开性不足、在产品层面的精准测度长期缺乏,部分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得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定量评估、特别是对企业微观行为研究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根据公开数据构建了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可测度指标,并借鉴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开展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微观绩效的因果评估。首先,本文按照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程度划分了四个等级的标准,通过借鉴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根据美国在高科技产品层面实际出口的份额差异构建一个衡量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用以测算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出口管制程度,并将与中国同级别国家的管制程度作为对华出口管制的工具变量。其次,收集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经济复杂度实验室,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数据,在企业层面开展了对研发创新、产品出口质量和企业增加值出口的实证检验。再次,在上述分析和实证中证明美国对华高科出口管制政策确实存在,且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比较确切的发现了对中国企业产品研发和出口的影响效果及机制。最后,根据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产生影响的效果及本文结论,深入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产品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影响程度和政策效果。全文共分八个章节,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包括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已有研究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本章从国际政治竞争格局相关理论入手,探析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之间的联系,重点对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贸易政策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对外战略重要手段之一。最后,分别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研发、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三个层面进行文献梳理。第三章,重点对出口管制政策的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进行阐述,明确本文的研究界限,清晰掌握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趋势。第四章,阐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介绍了本文的核心变量指标设定的主要思路和检验过程,并对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管制程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五章,从实证角度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创新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并未完全达到美国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会通过选择共克时艰,企业收到相关领域的补贴和加大主动投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研发水平上的提升。第六章,重点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管制政策限制,中间产品投入受阻,企业生产链条受影响,导致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七章,探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提升了企业产品的出口增加值率,可能的机制是综合了管制政策对研发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得益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得到提高。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从不同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穆朗峰[7]（2019）在《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逐渐推进,中国制造业已由生产低端制造品过渡到生产中高端产品,现阶段,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正向高端制造业不断迈进。作为中国制造业核心构成元素的制造业企业能否生产出受市场认可的高端产品并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市场,将决定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败。当前,中国制造业厂商在尝试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时面临着一系列进入壁垒,不同类别进入壁垒有其各自独特的产生原因,只有分析中国制造业厂商面临不同类别进入壁垒的深层原因并找到突破壁垒的有效途径,中国制造才会真正实现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如今,中国制造业已逐渐摆脱过去代工、模仿的发展模式,正逐渐形成技术引进加自主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内也已诞生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历史上,制造业领域内实现技术追赶及超越的最成功的国家莫属日韩。研究日韩历史经验,总结我国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企业的经验,找到可以向全行业推广的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领域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始于美国,中国国内对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较少。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进入壁垒问题的理论发展脉络,通过理论梳理尽可能的涵盖不同种类进入壁垒的成因及可能突破路径,为找到突破中国企业在全球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的路径做好理论积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认清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有助于分析中国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面临进入壁垒的真正成因。在全球主要制造业强国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以及中国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之时,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已经展现出必然性。本文通过分析汽车制造业以及ICT产业这两项全球制造业领域内产值最高的产业内中国主要企业的发展现状,归纳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即:大而强却不是全球最强,部分领域仍存短板。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之时面临各种进入壁垒,本文研究核心在于找到中国企业面临进入壁垒的深层原因并给出路径建议,因此分析不同类型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不同种类进入壁垒的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进入壁垒的种类,依次从绝对成本优势进入壁垒、产品差异进入壁垒、政策性进入壁垒三个层面对中国企业面临相关进入壁垒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当前,大量有志进军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中国企业在努力突破不同类别进入壁垒时面临一系列困难,本文分析并总结了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相关进入壁垒之时所面临的困难,分别从中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劣势、市场在位者垄断企业所具有的占先优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倾斜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厂商在努力突破进入壁垒之时所面临的困难。历史上大量东亚地区技术追赶型国家的厂商曾在美国高端产品市场上成功突破进入壁垒,在美国高端产品市场站稳脚跟。近年来,我国国内也诞生了以华为为代表的成功突破全球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先驱。分析这些厂商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仍在努力突破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分别从日韩政府彼时的产业政策、日韩企业彼时突破美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独特路径以及中国华为公司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经验三个层面,梳理可以在中国制造业全行业内进行推广的企业突破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路径经验。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会在根本性层面上决定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边界。在大量颠覆式创新和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不断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时代,如果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领域发展所面临的短板问题,在党和政府创造的良好创新发展环境内,中国制造业将有机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在众多领域内对传统制造业强国实现弯道超车。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自身行为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企业只有选取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模式,才更有机会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成功进入高端产品生产领域并在全球主流高端产品市场站稳脚跟。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和厂商行为两方面针对性地提出突破进入壁垒的路径建议,从以科教兴国战略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发挥我国大国优势为企业扫清政策性阻碍、以“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创建良好创新发展环境、以及企业加强自身竞争力这四个维度针对中国企业在突破进入壁垒时面临的困难,提出提高国家综合科研强度、扩大自由贸易范围、完善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及企业提高产品设计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营销能力等企业突破进入壁垒的路径建议。
佟伟伟[8]（2019）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在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之际,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取得了显着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合作和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等问题。为此,推进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深化东亚经济合作和降低东亚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次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了“雁行模式”分工体系,从而奠定了自身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先者”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相对衰弱以及中国、东盟等经济的迅猛增长,东亚原本梯次分明的垂直型分工模式逐渐被垂直型与水平型并存的“东亚生产网络”取代。从“雁行模式”到“东亚生产网络”演变的过程中,日本充分发挥了“领先者”作用,通过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余年后迅速成为了世界领先经济体、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首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启了迅猛增长之势,对东亚直接投资流量更是于2008年超越了日本。不仅如此,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为最终消费品提供进口市场外,中国在其他产品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均已高于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新的“领先者”,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适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藉此推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通过联动发展分析、实证分析全面剖析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藉此为中国提供更好的借鉴。首先,基于生产要素集聚、国际生产分割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基本理论,同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作用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国际分工变迁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重要载体角色。其次,在回顾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规模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联动发展分析。在规模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日本自身以及“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电气机械行业以及精密机械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互补关系;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替代关系;与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以及食品、纺织、化学、钢铁及非铁金属、一般机械和交通设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则不明确。在结构层面,日本对“四小龙”直接投资与“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互补关系;日本对中国和东盟五国直接投资与其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替代关系;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自身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不明确。日本各行业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该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食品行业和一般机械行业表现为替代关系;在纺织行业、化学行业和精密机械行业表现为互补关系;在钢铁及非铁金属行业、电气机械行业和交通设备行业表现的不明确。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分工模式演进以及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不无关系。再次,在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层面,分别构建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及贡献。总体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前23期呈正向影响,第23期开始呈负向影响,其影响及贡献比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经济开放度更大;地域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日本和“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对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对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呈正负交替变化。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次序为东盟五国、中国、“四小龙”和日本;行业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均呈正负交替变化,不同时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纺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贡献最大、对电气机械行业贡献最小。最后,通过中日比较发现,中国在东亚直接投资来源地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均已超越日本。然而,中国地位提升对日本区域作用发挥以及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基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郑长江[9]（2017）在《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工业革命之后现代西方文明迅速崛起,追赶上富裕国家是落后国家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经济赶超是早期各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快速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关注焦点逐渐从经济赶超转变为技术赶超。大部分研究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界定技术赶超路径,且重点描述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赶超政策,忽视给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之间也缺少内在联系。本文重点研究如何描述和选择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以及揭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之间有何联系。本文构建的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以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作为基础,根据该框架可以识别出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竞争和技术跟随四种技术活动,以及六种典型技术赶超路径。技术赶超路径选择和技术赶超战略选择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结合赶超国家与领先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从六种典型技术赶超路径中进行的选择可以划分为跟随型、嵌入型、对抗型和竞争型四种技术赶超战略。由领先国家主导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赶超机遇从外部影响技术赶超路径选择与实现。技术革命首先带来范式间赶超机遇,范式间赶超机遇会逐渐地转化为范式内赶超机遇。抓住范式间赶超机遇需要具有足够的制度创新能力,把握范式内赶超机遇需要具有稳定推进制度变革的能力。制度变革从内部影响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制度变革工具有自主制度创新、制度移植和制度转型三种类型。制度变革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且不同赶超国家的制度变革成本差异巨大。因此,赶超机遇和制度变革工具选择会共同影响技术赶超绩效。实证分析主要以从麦迪森经济统计数据中选取的1900年至2010年人均GDP为基础。以人均GDP差距和相对差距代表技术差距,并对之进行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等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德国和日本的技术赶超战略都经历了从对抗型转为跟随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赶超战略是嵌入型。从长期看,中国的技术赶超战略属于竞争型,印度的技术赶超战略是竞争型和跟随型的混合。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分为单纯技术移植、制度冲突、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基础、开启技术大国复兴之路和在复杂产品系统领域进入领先国家行列五个阶段。中国是典型巨型赶超经济,是中华文明集团的核心国家,技术赶超战略目标是复兴成为世界技术领先国家之一。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不能复制其他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经验。技术赶超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中国的技术赶超对策主要是: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独立性和继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加强对中华文明复兴和文化赶超的财政支持力度;塑造友好国际技术赶超规则体系;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增强技术赶超动力;关注技术变革动态提高把握赶超机遇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是:（1）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技术赶超经验具有明显差异,这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具有一定必然性,不同赶超国家均倾向于根据自身内部和所处外部条件理性选择适合自身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2）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会相互影响,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具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关系。国家技术赶超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是赶超绩效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决策是以考虑竞争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3）技术赶超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从长期看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具有高度连续性,始终是以成为技术领先国家之一作为赶超目标,竞争型赶超战略是已经历过的各个赶超阶段以及在未来时期继续进行技术赶超的重要基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是:（1）提出一种竞争性视角的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这种模式对巨型赶超经济意义重大。对巨型赶超经济而言,技术赶超路径阶段转换通常是由技术移植发展到技术竞争,这种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与由模仿、模仿到创新转型、创新这种赶超阶段转换模式不同。后者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中小开放型赶超经济,这种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不适合于巨型赶超经济。（2）以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作为二维度界定因素来理解和探讨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问题。已有国家层次技术赶超理论大多是以技术能力差距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是采用技术能力差距和制度差异两个界定因素结合起来的方法思考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问题。增加制度差异这一界定因素不仅有必要,而且扩大了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和提高了解释能力。（3）将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方法与经济发展历史比较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实证分析,以相同的判断标准对选定国家的赶超历史阶段进行识别,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李国鹏[10]（2017）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在金融危机爆发的10年时间里,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大调整,发达国家经济从最初的严重受挫到逐渐从危机阴影中走出来,依托宏观发展战略规划和微观经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抱团群暖并产生一系列高质量、高标准的新生模式。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新兴经济体从高速增长不断下滑,尤其进入到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脆弱性、过度依赖性等问题开始暴露,高速的经济增长呈现下降态势。在世界经济发展“过山车式”的调整周期中,不同于以往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旧体系,新兴经济体在新形势下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考虑到后危机时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新兴经济体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抓住有利时机应对潜在挑战。在发达国家本土优先发展政策的导向下,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抬头趋势,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体系下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将拓展相互的发展空间,在一定范围内构建生产与消费共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模式将极大的提高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生存能力,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化发展将极大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整体性,在世界经济新体系和全球治理新体.系构建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国家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和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将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新体系。在开放发展环境中,从2013年开始,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模式,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团结联系在一起,加快实现新形势下的开放包容发展,逐渐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新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发展势头良好的新兴经济体,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寻求“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和新兴经济体群体化发展的契合点将为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提供新思路,同时带来一举两得的效应: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群体化的共同建设将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从宏观框架设计向微观具体实施转变,具体化其推进方式,以沿线新兴经济体为突破口找到一条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路径;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群体化的共同建设将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发展提供新方向,充分发挥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头羊角色,将“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凝聚在一起,带动提高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整体性,在全球治理新体系中发出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声音。本文依托国际经济合作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地缘政治经济理论等,在评述关于新兴经济体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和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研究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角色以及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与中国的角色,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政治合作难易和经济利益大小两个维度,全面剖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双边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和潜在风险,基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合作原则、“政治主导与经济主导双驱动”的合作方式以及“政治导向型合作、经济导向型合作、多元化合作”的合作路径,稳步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双边经贸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路径和新兴经济体群体化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的框架结构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背景和意义,评述关于新兴经济体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和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研究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释义概念与研究边界;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从概念、形式、层次、范围、影响因素等角度阐释相关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并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阐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确定本文研究的经济理论基础。第三章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角色。梳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未来前景与面临的挑战,综合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定位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角色。第四章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与中国的角色。在梳理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发展过程中,分析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开展经贸合作情况,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全面分析新兴经济体经济一体化协议签署对贸易发展的现实影响,即经贸合作程度对贸易发展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中国在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中的角色。第五章“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在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下,全面剖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博弈和经济发展意义,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南非,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兴经济体开展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与思路,明确“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双边经贸合作以及群体化发展的基本框架。第六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在全面分析中国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双边共同利益和潜在风险的基础上,确定双边经贸的合作层次、合作原则、合作方式、合作路径、合作内容等,梳理面临的相关挑战,并提出通过双边经贸合作向新区域经济合作转变的方式,打造新兴经济体群体化发展平台,提高新兴经济体群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第七章结论与研究展望。总结文章主要研究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与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可以加快落实开放发展理念、紧随新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并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整体性。未来新兴经济体合作发展的方向是在新兴经济体群体化的平台下,研究如何从宏观到微观落实,进而找到新兴经济体合作发展、共同前进的具体措施。
二、IT时代的领先者——印度成为软件大国剖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IT时代的领先者——印度成为软件大国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市场控制与技术控制：大国的两个权杖 |
| （一）技术控制与国际政治权力 |
| （二）市场控制与国际政治权力 |
| （三）供应链权力的生成 |
| 二、半导体产业的跨国供应链格局 |
| （一）上游环节：原材料和生产设备 |
| （二）中游环节：芯片设计、制造与封测 |
| （三）下游环节：芯片应用 |
| 三、美国对华为的市场战：来自需求端的买方权力 |
| （一）封锁华为美国市场 |
| （二）围剿华为国际市场 |
| 四、美国对华为的技术战：来自供应端的卖方权力 |
| （一）阻止华为的投资并购 |
| （二）限制华为的产品采购 |
| （三）中国的买方权力 |
| 五、结语与启示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5）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6）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基本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研究方法 |
| 1.3.2 实证研究方法 |
| 1.3.3 案例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贡献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及贡献 |
| 1.4.2 仍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经济竞争是大国竞争重要表现形式的相关研究 |
| 2.1.1 英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温和轮替的相关研究 |
| 2.1.2 英德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的相关研究 |
| 2.1.3 美日关系调整与经济领域紧密度的相关研究 |
| 2.1.4 美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冷战的相关研究 |
| 2.2 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2.2 贸易管制政策的相关研究 |
| 2.2.3 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4 贸易政策与国家战略的相关研究 |
| 2.3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双边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双边竞争格局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 2.3.3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 |
| 2.3.4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层面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2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3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评价 |
| 2.5.1 现有研究特点 |
| 2.5.2 现有研究不足 |
| 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 |
| 3.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 |
| 3.1.1 理论来源 |
| 3.1.2 基本概念 |
| 3.1.3 主要内容 |
| 3.1.4 限制目标 |
| 3.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化发展 |
| 3.2.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整体趋势趋于放松 |
| 3.2.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 |
| 3.2.3 出口管制政策随美国政府对华态度不断调整 |
| 3.2.4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可能再次趋于严厉 |
| 3.2.5 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
| 3.3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事实影响及潜在后果 |
| 3.3.1 审批程序繁琐致使美国企业主动放弃对华出口 |
| 3.3.2 管制实施国企业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受挫 |
| 3.3.3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
| 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 |
| 4.1 美国对不同贸易国家分类方法 |
| 4.2 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 |
| 4.2.1 出口管制政策难于测度 |
| 4.2.2 借鉴经典研究方法设定研究思路 |
| 4.2.3 主要研究目标 |
| 4.3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程度的测定 |
| 4.3.1 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设定 |
| 4.3.2 美国对中国和其他类别国家出口管制程度的比较 |
| 4.3.3 检验美国对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的测定 |
| 4.4 美国ATP管制程度的分类测算 |
| 4.4.1 分类别测算比较美国ATP产品管制程度 |
| 4.4.2 比较美国对不同种类国家及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 |
| 4.4.3 分类比较美国对不同等级国家十大类ATP管制程度 |
| 5.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研发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核心变量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机制检验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4.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6.1 研究背景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方法 |
| 6.3.2 核心变量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质量影响的机制检验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4.4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 |
| 7.1 研究背景 |
| 7.2 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核心变量 |
| 7.3.3 数据来源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4.4 异质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 |
| 8.2.2 产业层面 |
| 8.2.3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后记 |
| 致谢 |
（7）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理论基础 |
| 四、论文创新点、难点及研究方法 |
| 五、数据来源综述 |
| 第一章 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和趋势 |
| 第一节 全球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趋势 |
| 一、美德引领的全球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 |
| 二、美国“工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三、德国“工业4.0”时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四、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五、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趋势 |
| 一、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必然性 |
| 二、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目标-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 |
|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 |
| 第一节 绝对成本优势进入壁垒 |
| 一、中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劣势 |
|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创新劣势 |
|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能力劣势 |
| 四、中国企业面临的产业链一体化劣势 |
| 第二节 产品差异进入壁垒 |
| 一、在位者寡头企业的占先优势 |
| 二、在位者寡头企业的销售网络优势 |
|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广告壁垒 |
| 四、中国企业面临的文化差异壁垒 |
| 第三节 政策性进入壁垒 |
| 一、中国企业面临的政策性法律法规进入壁垒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受到的限制 |
| 第四节 其他进入壁垒 |
| 一、自然垄断行业 |
|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进入壁垒的主要困难 |
| 第一节 突破技术劣势的困难 |
| 一、在位者寡头企业的专利优势 |
| 二、突破尖端技术的困难 |
| 三、我国质量标准的落后 |
| 第二节 突破在位者寡头垄断企业占先优势的困难 |
| 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消费者转换成本 |
| 二、突破在位者企业销售网络优势的困难 |
| 三、在位者寡头垄断企业受到的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受承认 |
| 第四节 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倾斜 |
| 第四章 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经验 |
| 第一节 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 |
| 一、日本产业政策经验 |
| 二、日本企业的经验 |
| 三、韩国产业政策经验 |
| 四、韩国企业的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成功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企业的经验 |
| 一、标杆企业选择-中国华为 |
| 二、华为突破技术垄断经验 |
| 三、华为突破产品差异进入壁垒经验 |
| 第三节 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经验总结 |
| 一、日、韩产业政策经验总结 |
| 二、中、日、韩企业突破全球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经验总结 |
| 第五章 产业升级背景下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路径和对策 |
| 第一节 以科教兴国战略为企业突破进入壁垒提供科技支撑 |
| 一、加大科教投入占GDP的比重 |
| 二、促进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
| 三、延长“五年规划”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时间 |
| 四、打造适应智能制造时代的配套教育、科研体系 |
| 第二节 发挥大国优势为企业进入海外高端产品市场清扫障碍 |
| 一、扩大自由贸易谈判的范围和深度 |
| 二、扩大政府间商务谈判范围和谈判频率 |
| 三、加强对“中国制造”系统性地宣传工作、打造中国“品牌簇” |
| 四、强化政府对战略性海外收购的支持 |
| 第三节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企业创设突破壁垒的发展环境 |
| 一、提高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
| 二、完善创新推动的政府管理体制 |
| 三、完善创新推动型财政体系 |
| 四、利用国有企业优势填补产业链空缺 |
| 第四节 加强企业突破壁垒的能力 |
| 一、提高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实力 |
| 二、提高产品质量 |
| 三、提高营销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8）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一体化的概念及测度 |
| 1.2.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理论与机制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基本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因素分析 |
| 2.2.1 内部因素分析 |
| 2.2.2 外部因素分析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
| 2.3.1 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 |
| 2.3.2 国际分工演变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 |
| 2.3.3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分析 |
| 3.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历史演进 |
| 3.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 3.1.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演进特征 |
| 3.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2.1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历史演进 |
| 3.2.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3.2.3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分析 |
| 4.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规模与结构视角 |
| 4.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联动发展 |
| 4.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结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结构的联动发展 |
| 4.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 |
| 4.2.1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转移 |
| 4.2.2 由日本主导的东亚产业分工的演进 |
| 4.2.3 日本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1.1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 |
| 5.1.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1.3 VAR模型构建 |
| 5.1.4 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5.1.5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1.6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地域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2.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3 VAR模型构建 |
| 5.2.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2.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2.6 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行业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3.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3.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3.3 VAR模型构建 |
| 5.3.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3.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3.6 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基于中日两国比较 |
| 6.1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比较 |
| 6.1.1 对东亚直接投资动因比较 |
| 6.1.2 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比较 |
| 6.1.3 对东亚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比较 |
| 6.1.4 对东亚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比较 |
| 6.2 中日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比较 |
| 6.2.1 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依赖度比较 |
| 6.2.2 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3 在东亚区域内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4 在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5 在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3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6.3.1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6.3.2 VAR模型构建、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6.3.3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冲击效应 |
| 6.3.4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的启示 |
| 7.2.1 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 |
| 7.2.2 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 |
| 7.2.3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问题描述与提出 |
| 1.1.1 人均GDP和 CTFP比较 |
| 1.1.2 主要国家(或地区)赶超经验概述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提升技术赶超理论研究的系统层次 |
| 1.2.2 加强技术赶超理论分析的规范性 |
| 1.2.3 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
| 1.2.4 完善技术赶超政策和防范赶超风险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结论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家技术赶超分析的概念基础 |
| 2.1.1 总体层次技术概念的界定 |
| 2.1.2 国家技术赶超的内涵 |
| 2.2 国家技术赶超路径研究 |
| 2.2.1 技术赶超阶段意义上的路径 |
| 2.2.2 技术跨越意义上的路径 |
| 2.2.3 技术赶超路径与赶超动力一般匹配关系 |
| 2.3 国家技术赶超战略研究 |
| 2.3.1 雁行模式的技术赶超战略 |
| 2.3.2 工业化为载体的技术赶超战略 |
| 2.3.3 国家创新系统为基础的自主创新赶超战略 |
| 2.4 研究现状评价 |
| 2.4.1 已有贡献 |
| 2.4.2 存在不足 |
| 第3章 技术差距、制度差异与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分析 |
| 3.1 技术赶超情境状态界定因素 |
| 3.1.1 技术差距 |
| 3.1.2 制度差异 |
| 3.2 技术赶超情境状态 |
| 3.2.1 情境状态(1)：技术模仿 |
| 3.2.2 情境状态(2)：技术移植 |
| 3.2.3 情境状态(3)：技术竞赛 |
| 3.2.4 情境状态(4)：技术跟随 |
| 3.3 技术赶超路径分析 |
| 3.3.1 基本假设与初始条件 |
| 3.3.2 技术赶超路径集合 |
| 3.3.3 技术赶超路径类型 |
| 3.3.4 技术赶超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3.3.5 主要国家技术赶超路径简要描述 |
| 3.4 国家技术赶超战略 |
| 3.4.1 跟随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4.2 嵌入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4.3 对抗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4.4 竞争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5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选择的启示 |
| 3.5.1 技术赶超路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
| 3.5.2 国家能力建设是赶超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
| 3.5.3 成为技术领先中心之一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
| 3.5.4 中国的技术赶超需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变革对技术赶超路径的影响 |
| 4.1 技术赶超机遇的内涵与类型 |
| 4.1.1 技术赶超机遇的内涵 |
| 4.1.2 范式间技术赶超机遇 |
| 4.1.3 范式内技术赶超机遇 |
| 4.2 赶超机遇与技术赶超路径选择 |
| 4.2.1 赶超机遇对制度变革的需求 |
| 4.2.2 初始面临范式间赶超机遇时的赶超路径选择 |
| 4.2.3 初始面临范式内赶超机遇时的赶超路径选择 |
| 4.2.4 赶超机遇转化对赶超路径选择的影响 |
| 4.3 赶超障碍对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影响 |
| 4.3.1 制度性赶超障碍 |
| 4.3.2 技术性赶超障碍 |
| 4.4 中国抓住技术赶超机遇的政策启示 |
| 4.4.1 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是把握范式间机遇的重要保障 |
| 4.4.2 在范式间和范式内两种机遇间合理分配制度资源 |
| 4.4.3 把握赶超机遇与中华文化复兴有效结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制度变革工具 |
| 5.1 不同时期制度变革的特点 |
| 5.1.1 马尔萨斯生产技术时期的制度变革 |
| 5.1.2 索洛生产技术时期的制度变革 |
| 5.2 赶超国家的制度变革 |
| 5.2.1 赶超国家的制度转型 |
| 5.2.2 赶超国家的制度创新 |
| 5.3 制度变革驱动技术赶超的理论基础 |
| 5.3.1 制度赶超论 |
| 5.3.2 关系协调论 |
| 5.4 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制度变革工具 |
| 5.4.1 自主制度创新 |
| 5.4.2 制度移植 |
| 5.4.3 制度转型 |
| 5.5 制度变革驱动技术赶超需注意的问题 |
| 5.5.1 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同 |
| 5.5.2 实证研究存在困难 |
| 5.5.3 理念分歧影响制度变革工具选择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的实证研究 |
| 6.1 基于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的技术差距变化阶段实证分析 |
| 6.1.1 多重结构断点检验原理简述 |
| 6.1.2 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统计建模 |
| 6.1.3 人均GDP、TFP等指标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结果 |
| 6.1.4 新增数据对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结果的补充 |
| 6.2 主要赶超国家或地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的实现 |
| 6.2.1 德国 |
| 6.2.2 日本 |
| 6.2.3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
| 6.2.4 印度 |
| 6.3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实现历史的描述 |
| 6.3.1 中国对美国技术差距的结构断点 |
| 6.3.2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阶段 |
| 6.3.3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的特点 |
| 6.4 中国促进技术赶超的战略对策 |
| 6.4.1 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独立性 |
| 6.4.2 加大中华文明复兴支持力度 |
| 6.4.3 塑造友好国际技术赶超规则体系 |
| 6.4.4 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技术赶超动力 |
| 6.4.5 提高把握范式间赶超机遇能力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本文的贡献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美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2 日本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3 德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4 韩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5 中国台湾地区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6 印度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7 中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8 主要国家或地区人均GDP(1900-2010) |
| 附表9 中国CTFP和 RTFPNA(1952-2011) |
| 附表10 主要国家GDP比较(1970-2015) |
| 附表11 主要国家人均GDP比较(1970-2015)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文献述评 |
| 1.3.1 关于新兴经济体界定与发展的研究 |
| 1.3.2 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研究 |
| 1.3.3 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 |
| 2.1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
| 2.1.1 国际分工理论 |
| 2.1.2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
| 2.1.3 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2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2.2.1 地缘政治理论 |
| 2.2.2 地缘经济理论 |
| 3 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角色 |
| 3.1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的新兴经济体发展 |
| 3.1.1 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情况 |
| 3.1.2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 |
| 3.1.3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
| 3.2 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地位 |
| 3.2.1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
| 3.2.2 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
| 3.2.3 新兴经济体的角色 |
| 3.3 本章小结 |
| 4 新兴经济体制度性合作与中国的角色 |
| 4.1 新兴经济体经济一体化协议签署 |
| 4.2 中国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
| 4.3 经贸合作对新兴经济体贸易发展的影响 |
| 4.3.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4.3.2 实证分析与结果解读 |
| 4.4 中国在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中的角色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 |
| 5.1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剖析 |
| 5.1.1 政治博弈意义 |
| 5.1.2 经济发展意义 |
| 5.2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契合点探析 |
| 5.2.1 “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必要性 |
| 5.2.2 “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可行性 |
| 5.2.3 “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 |
| 5.3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剖析 |
| 5.3.1 俄罗斯 |
| 5.3.2 土耳其 |
| 5.3.3 印度 |
| 5.3.4 印度尼西亚 |
| 5.3.5 沙特阿拉伯 |
| 5.3.6 南非 |
| 5.4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
| 6.1 “一带一路”视阈下新兴经济体的层次划分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
| 6.2.1 合作原则与合作方式 |
| 6.2.2 合作顺序 |
| 6.2.3 合作路径 |
| 6.2.4 合作内容 |
| 6.2.5 由双边经贸合作到新区域经济合作 |
| 6.3 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IT时代的领先者——印度成为软件大国剖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3]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J]. 李巍,李玙译. 当代亚太, 2021(01)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5]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6]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D]. 李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D]. 穆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D]. 佟伟伟. 辽宁大学, 2019(05)
- [9]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研究[D]. 郑长江.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10]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研究[D]. 李国鹏.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