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纳和排斥: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困境（论文文献综述）
车志远[1]（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吴迪[2]（2020）在《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梦想。作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休闲参与的态度、行为和满意程度等折射了该群体的身心健康发展水平。作为促进个体健康认知和行为、充实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环境感知,城市融合诠释了外来人口对工作城市、生活环境的文化、习惯、情感等方面的内聚性。探讨城市融合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内在联系,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幸福感、城市公共卫生的健康发展。基于此,综合城市融合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休闲限制理论等理论、观点,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个案研究法等,以上海市1102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13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访谈对象,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获得核心现象问题的数据支撑,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理论构建“城市融合→体育休闲参与”的机制模型,揭示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内在影响机制。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处于中等水平;城市融合在性别、婚姻状况方面具有一致性特征;在社会层次、文化程度、技术等级、工作年限方面存在差异,其中,社会层次、技术等级越高、工作年限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城市融合的经济融合、城市认同、社会接纳水平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合的经济融合和城市认同水平越高。2.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休闲参与态度和参与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体育休闲参与行为处于中低水平。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行为的性别差异显着,男性比女性更为积极;社会层次越高或者技术等级越高,体育休闲参与态度的“认知态度”和参与行为越积极;文化程度越高,参与态度（包括“行为认同”“认知态度”和“价值认同”）、参与行为（包括“体育锻炼情况”和“体育消费行为”）水平越高:工作年限越长,体育休闲的参与行为水平越高。3.对于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态度、参与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体育休闲的参与态度是激发参与行为的前导思维,参与行为有助于提升体育休闲参与的满意度水平;尽管城市融合未能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满意度水平,但是可以通过激发参与态度来促进参与行为,实现间接提升体育休闲参与满意度的目的。个案研究发现,日月光集团以“社会—企业—家庭—社团”联合共建的模式,通过多元合作机制、参与助推机制、文化治理机制,充分吸收社会资源,打通企业、社团与社会的合作路径,以体育项目宣传、体育技能培训,结合多元化的体育赛事、节事等活动推进企业员工的体育参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满意度,结合理论分析证实了企业可以通过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促进体育休闲参与。并且,结合个案分析,提出了城市融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企业发展路径:通过构建体育社团,以群体融合的方式提升体育休闲参与水平;通过建立家庭共同参与的助推机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通过建立政府、企业、社会联动机制,打造员工体育服务体系,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提升体育休闲参与满意度。4.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现状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休闲参与在物质、制度、文化、行动等现实条件上还存在不足,仍然缺乏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推动力的共同参与。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通过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合、社会接纳、文化交融、城市认同等城市融合水平,整合社会、城市、企业、社区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共同构筑城市融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才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必由之路。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策略:（1）提升经济融合的支撑力—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途径;（2）强调社会接纳的保障力—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权益;（3）营造城市文化的包容力—拉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距离;（4）发挥城市认同的吸纳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获得感。
吴俊蓉[3]（2019）在《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因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因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转移劳动力的农民身份并未改变,却以其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农民与工人的“两栖性”特征而获得了“农民工”的称谓。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以其庞大的人口规模、重要的社会成员地位、巨大的社会贡献和面临的多重生存困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一是基于对国家现代化要求与农民工公民素质之间存在张力的政治关切,回应国家和社会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之下,对农民工进行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要求。二是基于对农民工因文化场域转换而产生心理困扰的人文关切,回应农民工自身从传统农业文明中的村民到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心理再塑造的现实需要。本研究一共分为七部分。导论部分提出研究的缘由和价值,梳理相关论题的研究情况,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一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背景及相关理论资源。本章追溯了农民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公民意识的演变情况,分析了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论述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本章还介绍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相关理论资源,即马克思主义公民意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和国外公民教育相关理论。第二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解析及其考察维度。首先,本章从公民概念内涵入手,通过梳理公民意识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历程分析公民意识内涵基本要素,并根据中国学者对公民意识的阐释来界定本文所论及的公民意识内涵。其次,本章基本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重点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内涵、内容、特征和功能。再次,本章根据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介绍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考察维度,即权利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为后文的调查作了铺垫。第三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本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的1180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总体较弱。在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四个考察维度中,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最强,公共责任意识最弱,民主法治意识较强,公共参与意识中等偏弱。在权利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意识最强,民事权利意识次之,政治权利意识再次之。在公共责任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爱国意识较强,宽容意识和合作意识居于中等偏弱,公益意识较弱,政治责任意识极弱。在民主法治意识方面,农民工对法律权威有高度的认同,守法意识较强,但他们的民主意识很弱,对契约精神和人本精神知之甚少,法律信仰还远未建立。在公共参与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经济参与意识最强,尤其表现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参与上,但其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的意识依次减弱。同时,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的不同又有所差异。第四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从我国公民文化发育情况来看,中国传统臣民思想的固执性、中国启蒙思想的局限性和新中国公民观念发展的曲折性都是导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公民意识薄弱的思想根源。从农民工自身的公民实践来看,由于农民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社会保护不足和自身综合素质的局限,他们的维权活动、政治参与活动、文化参与活动和社会公共参与活动等还存在诸多问题。从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来看,相关政策虽涉及农民工城市文明教育和素质提升方面的要求,但缺少直接针对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任务。农民工培训内容总体上仍然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而以融合性与发展性的城市文化适应力的培训较少。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实践主要存在理论准备不足、主体责任不明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第五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与内容。基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功能的考量,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公民、维护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领域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基本原则有四,即思想基础上遵循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交往关系上遵循主体性与公共性的结合,内容选择上遵循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实施方法上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主要内容包括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强化农民工的国家认同、培育农民工的公共精神和提高农民工的公民能力。第六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本章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讨了国家、网络媒体、社会组织和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策略。国家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就是国家通过可控制和调节的资源,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此提供良好的政策导向、制度支持和物质基础。同时,在宏观层面还要发挥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对公民文化氛围的营造作用,即借助主流媒体以明确公民文化导向、介入大众媒体以传播优良的公民文化信息、关注自媒体以校正不良的公民文化信息。社会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是社会组织利用各种资源,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并进行实践的训练与引导,造就合格公民的过程。农民工自我公民意识教育可以从自我学习、自我实践和自我反思三个方面进行。本研究试图在农民工研究叙事方式上有所创新。本文在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和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这两种农民工问题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农民工研究的“心理——文化”叙事方式,分析了农民工面临的文化场域转换问题。农民工在由农村走向城市或由同质文化圈进入异质文化圈过程中,他们不能较好地适应以公民文化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文化,是其产生文化焦虑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缓解这种文化焦虑、提高其文化适应力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所确立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目标、原则、内容和实践路径,都主要围绕农民工文化心理市民化展开。
高超[4]（2019）在《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趋势,成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战略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转型期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群体,据统计2018年已达到13506万人,他们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深刻影响下,进城农民工面临严重的制度排斥,同时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缺少高质量社会资本提供的外部支持,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精神健康方面存在极大的脆性。社会融入理论肇始于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涌现出了同化论、文化适应论、区隔同化论、曲线融入论、多元文化主义等一大批成果。社会融入理论于21世纪初开始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逐渐在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情境中得到借鉴和运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兼具动态性和工具性的特点。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制度、禀赋等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并验证了社会融入对农民工就业、消费、生活满意度等结果指标的效应,但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健康效应的研究仍较为缺乏。研究目的了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现状和困境,分析制度排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融入等多种因素对于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探讨多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其作用路径,同时比较和分解不同群体农民工在精神健康状况上的差异,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为今后推出改善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合理干预模式和政府有关决策提供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大样本的横断面调查研究。2018年7-8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从杭州市滨江区和余杭区共计获得了2434个农民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员通过社区现场调查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当场收回并核对以控制调查质量。所获数据采用Epidata 3.1中文版软件录入,通过玛叶指数考察样本的人口学代表性。问卷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1)社会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况、行业、收入;2)迁移特征:包括家庭式迁移、留城时间;3)制度排斥因素:包括户籍排斥、就业排斥、居住排斥、劳动权益排斥、社会保障排斥;4)人力资本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次数、资格证书个数、自评健康;5)社会资本因素:包括乡村型社会资本、城市型社会资本;6)社会融入因素:采用《农民工城市融入量表》进行测量,包括经济融入、行为融入、政治融入三个维度;7)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进行测量,包括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两个维度;8)精神健康:包括心理压力、自杀意念。心理压力采用《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进行测量,自杀意念采用中文版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第9条目进行测量。数据库中存在的少量缺失值采用EM算法进行补充,数据分析过程中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量表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和路径分析,使用的统计软件包括SPSS 23.0,STATA 14.0和AMOS 23.0。研究结果1)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农民工心理压力得分平均为25.69±6.44分,参照城市居民健康危险压力状态的判断标准,农民工健康危险性心理压力的检出率为56.2%,总体检出率的95%CI为（54.3%,58.2%）。农民工两周内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9.3%,总体检出率的95%CI为（8.2%,10.5%）。2)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全模型结果显示,人力资本（β=-0.07,p=0.004）、经济融入（β=-0.21,p<0.001）、行为融入（β=-0.098,p<0.001）对心理压力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协变量中性别（β=0.055,p=0.008,女性高于男性）、代际（β=0.151,p<0.001,新生代高于老一代）对心理压力的影响显着。3)农民工心理压力的群体差异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压力的估计均值差异为-0.818,其中由特征系数不同引起的系数差异可以解释总差异的87.78%;不同代际农民工心理压力的估计均值差异为-2.056,其中由特征系数不同引起的系数差异可以解释总差异的110.26%;不同婚况农民工心理压力的估计均值差异为-0.785,其中由特征系数不同引起的系数差异可以解释总差异的75.41%。心理压力在不同性别、代际、婚况的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均存在较大的歧视效应,女性、新生代、不在婚农民工面临相对较大的健康脆性。4)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体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行为融入、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水平显着高于老一代,表现出较为典型的直线融入特征。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经济融入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β=0.115,p<0.001）、婚况（β=0.064,p=0.015）、行业（β=0.058,p=0.005）、收入（β=0.121,p<0.001）、留城时间（β=-0.056,p=0.022）、制度排斥（β=-0.186,p<0.001）、人力资本（β=0.073,p=0.002）;行为融入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β=-0.071,p<0.001）、收入（β=0.082,p<0.001）、制度排斥（β=-0.111,p<0.001）、人力资本（β=0.173,p<0.001）、乡村型社会资本（β=0.081,p=0.001）;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包括户籍地（β=-0.04,p=0.052）、行业（β=0.044,p=0.039）、制度排斥（β=-0.13,p<0.001）、人力资本（β=0.067,p=0.004）、城市型社会资本（β=0.077,p=0.001）。5)对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假说的验证: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制度排斥得分不具有统计学差异（t=1.541,p=0.123）,但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型社会资本（t=-4.374,p<0.001）和城市型社会资本（t=-5.469,p<0.001）水平都显着高于老一代;乡村型社会资本对制度排斥——行为融入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B=-0.125,p=0.015）;因此,该假说的两条基本假设都未能通过实证数据的检验。6)农民工心理压力的路径模型分析:包含协变量、制度排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融入的路径分析模型总体拟合良好（c2/df=2.21,GFI=0.998,RMSEA=0.022）,性别、代际、人力资本、经济融入、行为融入对心理压力的标准化直接效应分别为0.061,0.178,-0.071,-0.192,-0.108。7)农民工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1.74,p<0.001）、经济融入（OR=0.86,p<0.001）、心理压力（OR=1.1,p<0.001）、积极应对（OR=0.97,p=0.034）、消极应对（OR=1.1,p<0.001）是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8)农民工自杀意念的路径模型分析:包含协变量、心理压力、社会融入和应对方式的自杀意念路径分析模型总体拟合良好（c2/df=2.488,GFI=0.997,RMSEA=0.025）,性别、经济融入、消极应对、心理压力对自杀意念的标准化直接效应分别为0.065,-0.1,0.101,0.163。研究结论1)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代际、人力资本、经济融入和行为融入;农民工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心理压力、经济融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女性相对于男性、新生代相对于老一代、不在婚者相对于在婚者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压力,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群体间禀赋要素边际效应的差异,因此女性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不在婚农民工具有相对较大的健康脆性。3)对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假说未能通过实证证据的检验,但假说的科学性仍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4)社会融入因素在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制度因素、禀赋资本因素与心理压力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社会融入因素在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心理压力、应对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发挥部分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今后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水平,改善精神健康状况的几点建议。在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方面:第一,继续深入推进户籍改革,消除制度藩篱,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二,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打造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第三,营造良好社区环境,促进社群互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变。在改善农民工精神健康方面:第一,立足城市社区,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服务;第二,创新方式方法,探索针对农民工精神健康方面的健康教育工作新机制。
刘萍[5]（2019）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各国的发展规律和经验可得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必然带来城市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区域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带来社会融合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外来务工者的主体,尽管他们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流入地生存状况却并不可观,面临诸多层面的融合困境,成为了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各类政策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居而不融、融而不入”的两难境地。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益保障,其均等化的实现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转变、推进社会融合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视角,阐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以及同社会融合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构建公共服务与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后,从实证上回答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文章选取上海市展开问卷调查,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与获取现状如何?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指数较低,不同类别公共服务的获取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其中,社会保障参与最为普遍。从需求层面来看,医疗与就业服务的需求度最高。（2）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心理、文化等各维度上的融合状况如何?研究将社会融合分为四个维度,并对每个融合维度分别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文化层面融合度最高,而心理融合程度最低。（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基本公共服务、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和区域特质等层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自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融合显着相关,其他控制变量则分别从不同维度影响社会融合。其中,婚姻状况和区域差异会导致社会融合程度明显不同。（4）公共服务对不同融合维度具有怎样的影响?文章定量部分重点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影响程度与差异。模型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享有情况会极大程度的影响社会融合,但与不同融合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其中,公共服务对心理和经济层面影响较大,对文化层面影响最小;社会保障对各维度融合的影响最为一致。因此,实现社会融合要从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以及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等方面进行。以上实证结论也验证了第三章的理论框架部分,即基本公共服务对社会融合有实质性影响,并得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化联系。为进一步探究差异化影响层次背后的现实原因,文章在第五部分进行了定性分析。针对定量部分的研究结论及部分未得到论证的研究假设,通过深入访谈进行问题归纳与原因剖析,试探究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与呈现差异影响路径的原因,以期为理论框架与实证结论提供更可靠的现实依据。最后,文章基于实证与访谈结果,结合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获取现状,从制度、内容、机制等方面提出解决路径,以期通过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获取不足问题,为加速供给侧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推进社会融合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叶海波[6]（2019）在《初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建构研究 ——对揭阳川籍农民工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初代农民工在长期脱离农村的城市务工生活中,他们的身份认同在解构性与建构性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变迁并逐渐趋于边缘化,表现出既不想回到农村却也无法融入城市的现实困境。而探索初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与其变迁过程,不仅能完整地廓清制度安排、城市社会、个体情感对身份认同的建塑影响,还能促进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进而推动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因此,对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现状及其生成机制进行探索研究是极为必要的。为此,本文试图以认同困境为主题来回溯不同行业和岗位的初代农民工在个人城市生活遭遇中的认同变化,通过纵向的认同变化与横向的认同比较来呈现出国家、社会和个体对于身份的建构影响。本文基于社会建构理论的研究视角,在学术界对身份认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深度个案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试图突破以往研究对具体现象相对静态的描述把握,从而在群体性“抽象工人”中寻求对一个个鲜活的“具体工人”的对话与“深描”。个案研究表明,户籍制度与现代性的互悖,致使初代农民工的身份模糊、多元且难和谐;城市社会的排斥与个体身份转变渴望之间的矛盾也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止步于群体网络;负面的城市生活体验使得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消极城市情感中内卷化发展。由此呈现的出身份认同割裂状态,不仅使得他们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满意和信任感不断降低,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城市生活体验,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风险。而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又是一个持续变化的长期过程,同时伴随着情景性的差异选择。在个体农民工的认同变化过程中,就业质量、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空间场域等因素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认同心理的叠加作用下,身份认同便逐渐形成。在这种生成机制下,农民工身份认同机制的优化构建不仅需要从提升其经济地位、完善其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还需要推动户籍制度的均等化改革以及异质性公共空间的扩展。如此,才能最终使得农民工在生活状态的提升中实现其身份认同的顺利转变。
车若语[7]（2019）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就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来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无法独自应对城市生活带来的风险。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成为身份与职业割离的城市边缘群体,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及住房保障制度所暗含的排斥,也使农民工很难实现城市融合:受到资本层面的制约,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社会资本质量偏低,从而决定了他们很难通过就业来获得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以实现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认同;受到基础公共服务层面的制约,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依据使农民工不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受教育权利以及公共文化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受到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及接受职业培训的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农民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加剧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源自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制度性壁垒,将农民工群体阻隔在城市边缘。如果说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原因,那么制度层面的设计壁垒以及政策层面的城市偏向则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可见,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明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部门所承担的责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不断探索与调整。首先,制度方面:户籍制度方面,2014年,政府着力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改变,对于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权益的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相应的户籍改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依然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偏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社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依然显着;劳动保障制度方面,2019年,政府进一步推进工资支付保障立法,力争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国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住房保障制度方面,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出售公房”阶段（1978-1993年）、以权力下放为特点的住房商品化阶段（1994-2000年）、调控价格为手段的住房市场建设阶段（2001-2015年）以及还原住房功能的规范市场阶段（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政府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对住房制度的要求,推动实现全民住有所居,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比例较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依然严峻。其次,资本支持方面,政府不断提高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及教育资金投入比重,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及素质水平,这些举措对促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市民化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综合素质及职业技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为保障和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助力,然而农民工子女教育程度偏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单一的问题依旧存在,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综上,从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进程来看,受到政府制度设计、资本支持以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基于问题导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履行什么责任”这一科学问题,以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障碍为研究起点,提出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科学论断,通过构建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内容。具体地,本文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搭建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其要点是将农民工问题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系统,而市民化是要达成的目标;重点是明晰政府责任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定位,讨论在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通过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国家比较分析,构建政府责任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概括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第二部分由第一章构成,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分别对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详述市民化理论和政府责任理论,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阐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构成要素。基于此,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定位,构建相对完整的政府责任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第二章以历史视角分析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政府责任的履行状况,依据本文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而分析和概括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情况,根据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表现,明确市民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陷。第四章论述国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通过分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各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获得政府履责的启示。第四部分由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构成,主要论述政府责任的体系。第五章论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基于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阐明政府责任理念的转变;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履行政府责任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形成政府责任的价值构图。第六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结合国外政府在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启示,从政府责任构成要素的三个方面阐述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各项内容。第七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构建政府履责方式--政府责任评估--政府责任监督的责任体系。第五部分为结论。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史敏[8]（2018）在《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并进入了社会融入阶段。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流动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特殊的阶层。他们流动的生命历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阶层化趋势。本研究拟从阶层化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阶层化的过程使不同阶层的人在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阶层化一般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某些层面如职业、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二是社会阶层的成员资格。阶层化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决定个人采取的社会行动。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的阶层理论和农民工的阶层化研究后,将结合阶层化的两种取向,从就业场域、私人生活场域、社区公共场域三个方面研究农民工的阶层化,并分别提出了研究假设。就业场域中,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的就业以次属劳动力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为主。生活场域中,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性在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习惯在他们流动到城市后面临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处于劣势状态。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社区是其落地的场所,也是除了工作之外,活动时间最多和频率最高的场域,鉴于农民工在目前的城市户籍管理体制下城市身份和资格的问题仍然存在,在社区中仍然存在“外地”、“农村”双重劣势。本研究将使用在厦门、深圳、苏州、东莞四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农民工数据,建立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四个维度,采用CGSS2010城市市民部分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农民工阶层化的相关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处于半融入状态。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大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权益保障较差,失业风险也偏大,社会保障也差强人意;生活方式上,农民工处于与现代性城市文化较为疏离的状态,消费负担重,休闲上以放松式休闲为主;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农民工已经习得城市基本道德素养,在社区中涉及到资格和权利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要素上,则还没有完全实现。就业维度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就业稳定性、就业所有制和就业状态对社会融入有显着性影响,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权益是通过就业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而影响社会融入。生活方式上,农民工的消费负担限制了农民工经济融入;休闲中的发展型休闲不论是对农民工经济融入还是心理融入都有促进作用;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普遍意义的道德素养并不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而涉及到权利的社区参与则能有效促进社会融入,社区认同作为农民工在社区中的主观评价要素也能促进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研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深化农民工阶层化理论和社会融入的相关讨论。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融入差异很大,在经济融入和生活融入上尚可,但是社会关系融入成为短板,农民工出现自我隔离现象。农民工的阶层固化现象非常明显,在制度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城市的“打工阶层”,被“区隔”在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并形成自我隔离。由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就业向上流动的通道非常窄,只能通过非规就业达到中小企业主的形式达到中产阶层。农民工被固化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为“外来底层”,无法实现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户籍制度在农民工的阶层固化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城市中心主义使户籍制度在地方层面上变形,农民工在社区仍然被区别对待,被区隔在城市公共生活之外无法实现实质的社区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仍然存在。阶层固化现象在农民工自身生活方式的不断演绎下被不断强化和稳定,农民工被动生存型的生活方式成为身份区隔的内在机制,无法获得社会性成长,并导致其自我排斥。多重劣势累加效应下,农民工遭受的不平等被再次巩固。这种“粘地板”的阶层固化趋势限制了他们融入城市。最后,研究者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建议。
刘风[9]（2018）在《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我国30多年来的人口流动过程,亦是流动人口不断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在流动人口分化与融合过程中,社会资本成为支撑其不断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流动人口,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情况,通过解析社会资本的变迁,来讨论流动人口从边缘到中心的迁移以及流动人口主体性地生成。在不同角度下,学者对社会资本做出不同解释,且论述的核心相似。即,社会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收益的一种资本形态。无论布迪厄提到的制度化的网络资源,还是科尔曼认为的人和人之间尚需偿还的关系,抑或是帕特南关注的信任、网络或规范要素,奥斯特罗姆强调的在互动模式中呈现的理解、期望、共享知识、规范和规则,又或者是福山论述的有助于个体间可说明的、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这些解释视角意涵了社会资本两个重要的类型:制度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这两类资源为个体或社会在获得价值或收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和制度资源可作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行动中得以变迁,成为当今研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本文将个体置于制度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对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从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中所可能获得的各类关系资源和制度资源。那么,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称为关系资本,把流动人口的制度资源称作制度资本,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个社会资本类型为主要分析理路,将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或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两类。制度资本主要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制度资源,例如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政策规范、地方政策以及创新性规则等;关系资本则主要意涵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内部到外部、由非专业到专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与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组织关系。鉴于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分属于以国家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两个不同层面的主体,二者之间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发生联系,产生互动关系,于是在二者之间引入行动视角,建立一个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分析框架,继而从行动者的行动出发,借由“过程——事件”的分析逻辑,以广东省N区为分析场域,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空间的流动人口是如何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进而完成比较华丽的转型。从制度资本的视角来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没有掌握更多地权力,也不是制度的设计者或者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执行者,他们是在现代社会从事生产、尝试生活、试图发展的群体。他们有的居于底层,有的游走于边缘,有的向上迁移,有的成为群体中的精英。流动人口各式各样的状态,源于他们在一个规则明确的社会中生产、生活与发展,现有的宏观制度不断阻隔着其获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对待,致使他们采取多样化的行动去争取权益。比如,流动人口通过钻制度或者政策法规的漏洞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从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具有明确规则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通俗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在当下的社会中暂时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则会使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去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如若有比较明确的、合理的制度资源能够支持流动人口实现其目标,因流动人口而产生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则会相应递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创造的价值则会更大。宏观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最优社会融合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其产生的影响深远且力度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央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制度改革被逐渐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改革前沿、敢于创新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后出台一系列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政策,创新各项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规则。制度政策环境从约束到开放的转变,为制度资本的变迁、制度资本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而也为流动人口在规范的制度资本环境中,创造和投资各类关系资本提供了可能性。从关系资本的视角来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增加了流动人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流动的勇气,为流动人口进入完全陌生的社会搭建熟人圈子的桥梁,让流动人口能够获得相对具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毋庸置疑,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关系网络,为促使其进入流入地的落脚区打下基础。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社会规则不断解构原本牢固的熟人圈子时,具有传统社会特征的人情、面子以及各类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揭开面纱,露出其中的无力感和困顿,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被需要。因为只有重新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特征的关系网络,才能实现流动人口较为长远的目标以及扞卫更为重要的、多元的权益。于是,业缘关系、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关系纷纷登场,并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帮助流动人口从无力感和困顿中走出。业缘关系与组织关系突出了流动人口工具理性选择的特点,为流动人口的合理性流动以及获得身份认同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提供了更加稳固且丰富的关系资源,增加了流动人口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关系资本引领下,流动人口得以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多权益,实现向上流动,逐渐摆脱边缘性地位,完善主体性意识,完成社会融合。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其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是互为型塑的。制度资本离不开关系资本,关系资本也必须在制度资本的制约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故而,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只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发挥最优的效果。行动是连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内在逻辑链条:流动人口通过行动来表达自身的需求,促使政府与社会发挥制度资本的正面效应;政府与社会通过行动来推动各项制度资源的合理化,确保流动人口可以搭建更多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过程,完成了流动人口与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换与合作,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社会融合,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主体性生成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社会资本变迁的过程,即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逐渐发挥积极的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不断表达自身的需求,激发流动人口从“外围”意识向“内核”意识转变,主动性和能动性逐渐提高;第二,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类型,二者具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消极效应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积极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代化、城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出现倒挂、社会分层逐渐调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消极效应日渐式微,转而发挥更多积极效应,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获取更多权益。第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依赖,单方面的资本功能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也不能解决流动人口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第四,行动要素不可忽视,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产生的能量较大。行动主体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互动、交往,才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意愿,获得最精准的信息,从而规划最合理的制度,搭建最有效的关系网络。行动对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类型具有粘合性效应。总的来说,社会资本的变迁过程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由被排斥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投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在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生成具有前瞻性意义。
陶树果[10]（2017）在《中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市民化视角》文中认为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消费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推进城镇化战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背景下,不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向城市转移,而且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将更加活跃。因此,研究两亿多流动人口的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还存在一定问题,如只重视研究流入地的消费行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忽视了在流出地的消费问题、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所使用数据多局限在某一城市或地区,权威性有待提高。本研究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项调查的权威数据,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分别进行研究,与城镇居民比较后发现,流动人口陷入了两栖性消费困境。主要体现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城镇居民,即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不大,但是消费水平严重偏低;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寄钱回家,维持流出地的家庭消费支出,甚至为在家乡建房购房、养老做准备。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流动人口陷入了消费困境?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线性回归模型、Tobit模型和CLAD模型,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不同类型城市有何差异,二是流出地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三是流动人口跨地区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四是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共分七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目标和思路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创新点。第二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章分别研究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消费现状和特征,并与流入地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第四章主要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分城市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运用Tobit、CLAD模型分析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五章主要研究市民化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作用。建构了流动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测量出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分析了市民化对流入地和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双重影响,探讨了市民化与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关系。第六章以市民化为视角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排斥与歧视等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收入是决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收入越高,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越高。新生代、非农业户口、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等个体性特征,省内跨市流动、定居性等流动特征以及家庭迁移特征对流入地的家庭消费水平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就业身份、单位行业、职业类别、社会保险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流出地的拉力越大,寄往家乡的汇款越多,就越会制约流入地的消费行为。（2）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差异明显,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家庭收入、夫妻共同流动、子女随迁对不同类型城市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代际、户口、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和单位行业等因素的作用则不尽相同。（3）流出地的消费行为主要受流出地家庭收入的影响,但来自流入地的汇款在维持日常消费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老一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子女还在老家的流动人口,其在流出地的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参加新农合能有助于增加流出地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新农保的影响则并不显着。（4）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对流出地的消费行为有显着负向影响。正是由于目前低水平的市民化,导致他们不得不把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家乡,并用汇款来维持流出地的部分消费。市民化对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同,对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影响最大,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影响最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既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消费的关系,或者把消费水平仅作为市民化的体现形式,而本研究则建立了包含身份认同在内的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再以市民化为视角研究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两栖性问题。（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确实存在两栖性消费困境问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而在流出地又必须维持一定的消费,揭示了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市民化水平越高,越会把较多地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费。本研究还揭示了,虽然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但是提高其市民化水平,对流入地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新生代,且会显着降低其在流出地的消费水平,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则对降低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二、接纳和排斥: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困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接纳和排斥: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
| 1.1.2 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心理、精神具有积极功效 |
| 1.1.3 新生代农民工“堪忧”的体育休闲参与现状亟待关注 |
| 1.1.4 城市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行为的影响有待探索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2.1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状况 |
| 1.2.2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形成机制 |
| 1.2.3 城市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内在影响机制 |
| 1.3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1.3.1 学术价值 |
| 1.3.2 应用价值 |
| 1.4 研究目标与技术线路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核心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新生代农民工 |
| 2.1.2 城市融合 |
| 2.1.3 体育休闲参与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融合理论 |
| 2.2.2 社会认知理论 |
| 2.2.3 休闲限制理论 |
| 2.3 相关文献梳理与述评 |
| 2.3.1 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 |
| 2.3.2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相关研究 |
| 2.3.3 关于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相关研究 |
| 2.3.4 城市融合对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健康行为的研究 |
| 2.3.5 文献研究评述 |
| 2.4 研究假设 |
| 2.4.1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态度的影响 |
| 2.4.2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行为的影响 |
| 2.4.3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满意度的影响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访谈法 |
| 3.2.3 问卷调查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2.5 实地考察法 |
| 3.2.6 个案分析法 |
| 4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特征 |
| 4.1 结果与分析 |
| 4.1.1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总体特征 |
| 4.1.2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群体差异 |
| 4.2 小结 |
| 5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现状特征 |
| 5.1 结果与分析 |
| 5.1.1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总体特征 |
| 5.1.2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群体差异 |
| 5.2 小结 |
| 6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影响机制 |
| 6.1 结果与分析 |
| 6.1.1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体育休闲参与的相关性 |
| 6.1.2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影响机制 |
| 6.2 研究讨论 |
| 6.2.1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直接影响 |
| 6.2.2 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影响机制 |
| 6.3 城市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影响案例研究—(日月光)企业视角 |
| 6.3.1 日月光集团员工体育(休闲)参与支撑体系 |
| 6.3.2 日月光集团通过城市融合促进员工体育(休闲)参与的理论机理 |
| 6.3.3 城市融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路径—企业视角 |
| 6.4 小结 |
| 7 城市融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对策研究 |
| 7.1 提升经济融合的支撑力—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途径 |
| 7.1.1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夯实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经济基础 |
| 7.1.2 降低体育消费的价格门槛,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休闲消费减负 |
| 7.2 强调社会接纳的保障力—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权益 |
| 7.2.1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权益 |
| 7.2.2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作用 |
| 7.3 营造城市文化的包容力—拉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距离 |
| 7.3.1 营建城市包容性文化,通过文化交融提升体育休闲参与意识 |
| 7.3.2 以社区为平台推进文化融合,拉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距离 |
| 7.4 发挥城市认同的吸纳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的获得感 |
| 7.4.1 通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提升体育休闲参与度 |
| 7.4.2 创建具有城市认同感的体育休闲赛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休闲参与的获得感. |
| 7.5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可能创新点 |
| 8.2.1 视角的创新 |
| 8.2.2 内容的创新 |
| 8.3 研究局限 |
| 8.3.1 样本取样的局限性 |
| 8.3.2 研究时空的局限性 |
| 8.3.3 理论探讨的局限性 |
| 8.4 研究展望 |
| 8.4.1 拓宽研究视角 |
| 8.4.2 扩大研究范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与体育休闲参与调查问卷(预调查) |
| 附录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与体育休闲参与调查问卷(正式调查) |
| 附录3: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休闲参与和城市融合访谈提纲 |
| 附录4:访谈资料 |
| 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一、个人学习经历 |
| 二、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三、本论文受资助情况 |
| 致谢 |
（3）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2.1 国内研究综述 |
| 0.2.2 国外研究综述 |
| 0.2.3 国内外研究总体评价 |
| 0.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0.4.1 研究重点 |
| 0.4.2 研究难点 |
| 0.5 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0.5.2 存在的不足 |
| 1.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背景及相关理论资源 |
| 1.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问题的提出 |
| 1.1.1 农民工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1.2 农民工的含义及相关词汇辨析 |
| 1.1.3 农民工发展历程及其公民意识的演进 |
| 1.2 农民工现状及其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 |
| 1.2.1 农民工现状 |
| 1.2.2 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2.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 |
| 1.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资源 |
| 1.3.1 马克思主义公民意识理论 |
| 1.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1.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 |
| 1.3.4 当代国外公民教育理论 |
| 2.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解析及其考察维度 |
| 2.1 公民及公民意识内涵解析 |
| 2.1.1 公民概念界定 |
| 2.1.2 公民意识的西方流变 |
| 2.1.3 公民意识的中国阐释 |
|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域下的公民意识解析 |
| 2.2.1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概念 |
| 2.2.2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内容 |
| 2.2.3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特征 |
| 2.2.4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功能 |
| 2.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考察维度及具体内容 |
| 2.3.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考察的四个维度 |
| 2.3.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考察维度确立的依据 |
| 2.3.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各维度的具体内容 |
| 3.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 |
| 3.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调查方案 |
| 3.1.1 调查内容设计 |
| 3.1.2 抽样程序及调查方法 |
| 3.1.3 问卷信度检测和效度分析 |
| 3.1.4 数据处理方法 |
| 3.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主要特点 |
| 3.2.1 农民工权利意识特点 |
| 3.2.2 农民工公共责任意识特点 |
| 3.2.3 农民工民主法治意识特点 |
| 3.2.4 农民工公共参与意识特点 |
| 3.3 农民工群体内部相关变量对其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1 性别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2 文化程度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3 年龄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4 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3.5 地域差别等对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影响 |
| 3.4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调查的结论 |
| 4.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 |
| 4.1 中国的公民文化发展有限 |
| 4.1.1 古代中国臣民文化根深蒂固 |
| 4.1.2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发育不成熟 |
| 4.1.3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民观念曲折发展 |
| 4.2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有所局限 |
| 4.2.1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的考察方面 |
| 4.2.2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 |
| 4.2.3 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不足的制约因素 |
| 4.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存在问题 |
| 4.3.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政策分析 |
| 4.3.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相关项目考察 |
| 4.3.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中的问题归纳 |
| 5.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与内容 |
| 5.1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目标 |
| 5.1.1 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公民 |
| 5.1.2 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领域 |
| 5.1.3 维护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 |
| 5.1.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5.2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原则 |
| 5.2.1 思想基础上遵循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
| 5.2.2 交往关系上遵循主体性与公共性相结合 |
| 5.2.3 内容选择上遵循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 |
| 5.2.4 实施方法上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 5.3 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内容 |
| 5.3.1 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 |
| 5.3.2 强化农民工的国家认同 |
| 5.3.3 培养农民工的公共精神 |
| 5.3.4 提升农民工的公民能力 |
| 6.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 |
| 6.1 发挥国家的宏观体系构建作用 |
| 6.1.1 明确政策导向以协调各方力量 |
| 6.1.2 改革相关制度以提供平等机会 |
| 6.1.3 发展市场经济以夯实物质基础 |
| 6.2 发挥互联网加媒体的公民文化营造作用 |
| 6.2.1 借助主流媒体以明确公民文化导向 |
| 6.2.2 介入大众媒体以传播优良的公民文化 |
| 6.2.3 关注自媒体以校正不良公民行为倾向 |
| 6.3 发挥培训机构的示范带动与资源整合作用 |
| 6.3.1 开发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课程模块 |
| 6.3.2 创新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方式 |
| 6.3.3 建设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师资队伍 |
| 6.3.4 创建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核心素养评价体系 |
| 6.4 发挥企业的生产激励与文化引导作用 |
| 6.4.1 结合企业生产与管理活动 |
| 6.4.2 融入企业文化建设活动 |
| 6.4.3 走进企业职工关怀活动 |
| 6.5 发挥社区的日常生活管理与服务作用 |
| 6.5.1 组织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活动 |
| 6.5.2 组织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活动 |
| 6.5.3 组织农民工参与主题教育和文化活动 |
| 6.6 发挥农民工的自我教育作用 |
| 6.6.1 系统学习公民文化知识 |
| 6.6.2 主动参与公民实践活动 |
| 6.6.3 反思自我的公民认知与实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调查问卷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和各章节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社会排斥 |
| 2.2 人力资本 |
| 2.3 社会资本 |
| 2.4 社会融入 |
| 2.5 自杀 |
| 第3章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 |
| 3.3 变量的设置与操作化 |
| 3.4 质量控制 |
| 3.5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4章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4.1 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和迁移特征 |
| 4.2 农民工受到的制度排斥情况 |
| 4.3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情况 |
| 4.4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情况 |
| 4.5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情况 |
| 4.6 农民工的应对方式情况 |
| 4.7 主要变量赋值表 |
| 第5章 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
| 5.1 心理压力的基本情况 |
| 5.2 心理压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5.3 心理压力的群体差异分析 |
| 5.4 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5 调节效应和交互效应分析 |
| 5.6 心理压力的路径分析 |
| 第6章 农民工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研究 |
| 6.1 自杀意念的基本情况 |
| 6.2 自杀意念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6.3 自杀意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6.4 应对方式与社会融入、心理压力的关系 |
| 6.5 自杀意念的路径分析 |
| 第7章 讨论 |
| 7.1 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 |
| 7.2 制度排斥及其与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关系 |
| 7.3 人力资本及其与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关系 |
| 7.4 社会资本及其与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关系 |
| 7.5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假说的讨论 |
| 7.6 农民工心理压力的群体差异 |
| 7.7 社会融入及其与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关系 |
| 7.8 对农民工自杀意念的讨论 |
| 7.9 本研究的特色和局限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农民工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新生代农民工 |
| 二、社会融合相关概念 |
| 三、公共服务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相关基础理论 |
| 一、社会融合相关理论 |
|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 第二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社会融合 |
|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转变特征 |
| 一、背景回溯: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变历程 |
| 二、纵向更替: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 |
| 三、横向对比:城市贡献与“两难”处境 |
|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进程 |
| 一、社会融合的维度划分与进程阶段 |
|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现状分析 |
|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新生代农民工融合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制度因素:户籍主导下的福利政策分化 |
| 二、社会因素:社区服务与组织平台的匮乏 |
| 三、心理因素:政府的本位主义与户籍居民的排斥 |
| 四、自身因素:自身人力资本与的社会认同的欠缺 |
| 第三章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框架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融合的理论逻辑 |
| 一、社会融合的实质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基础与价值分析 |
| 三、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诉求与获取现状 |
| 一、新生代农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 |
| 二、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现状 |
| 第三节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 |
| 一、从经济地位转向社会权利 |
| 二、从城乡分割走向城市融合 |
| 三、从供给不均转为资源共享 |
| 第四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融合的实证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一、理论分析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与选取 |
| 二、样本数据特征 |
| 三、相关变量选取 |
| 第三节 变量测量与研究方法 |
| 一、变量测量与操作化 |
| 二、自变量相关统计测量 |
| 三、信效度检验与模型方程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自变量影响融合维度的逐步回归分析 |
| 二、公共服务与社会融合的简单回归分析 |
| 三、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相关实证结论 |
| 一、实证结论与结果分析 |
| 二、相关假设与成因分析 |
| 第五章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服务的访谈研究 |
| 第一节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获取现状 |
| 一、服务结构:层级划分明显,户籍等级控制严格 |
| 二、服务内容:政策宣传类为主,技术指导型欠缺 |
| 三、服务形式:交流互动欠佳,难以满足多元需求 |
| 第二节 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的原因分析 |
| 一、职业培训与经济维度的负相关性分析 |
| 二、基本教育:保障工作不到位及低相关性分析 |
| 三、住房服务:均等化覆盖面最低的原因分析 |
| 四、医疗卫生:高需求层次与低获取现状的差异分析 |
| 五、社会保障:高参与率与影响层次差异对比 |
| 第六章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建立惠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保障制度 |
| 一、逐步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 二、制定服务标准,改善现行配套制度 |
| 第二节 完善基本服务内容体系与供给结构 |
| 一、经济性和社会性公共服务同步推进 |
| 二、合理调整公共服务供给顺序与结构 |
| 第三节 推行贴近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服务项目 |
| 一、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基本公共服务 |
| 二、扩大服务覆盖面,满足多元化需求 |
| 第四节 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机制创新 |
| 一、增设管理机构,发展多元社会组织 |
| 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服务保障机制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初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建构研究 ——对揭阳川籍农民工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西方公民身份及认同理论回顾 |
| （二）我国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纵览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工具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论文框架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五、个案简介 |
| 第二章 双重边缘：不想回去的农村 |
| 一、严格的户籍制度：“我们”——“他们”（深刻国民意识中的制度身份） |
| （一）城乡区域隔离下的“工”与“农”之别 |
| （二）制度身份主导下的二元工酬差 |
| 二、转型的中国社会：“穷”或“搏”的取舍（职业变换推动经济地位转变） |
| （一）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工”初现 |
| （二）职业变换下的自我认识再重构 |
| 三、城里的好友亲朋：“我们”的多重含义（“差序格局”再复制与群体网络） |
| （一）农村—城市人口流动中的“差序格局” |
| （二）群体空间中人际网络的再重构 |
| 四、清晨的粤式早茶：生活观念的再建构（生活方式模仿下的文化认同） |
| （一）进城谋工人口流动的沿海聚集 |
| （二）生活观念重构推动自我身份标识转变 |
| 五、渐疏的乡里乡亲：熟悉又陌生的农村（空间距离下边缘的村中地位） |
| （一）乡村人际网络衰败中的回归陌生感 |
| （二）城市化生活方式无法嵌入乡村社会 |
| 第三章 双重边缘：无法融入的城市 |
| 一、因暂住证的被抓：慢转变的政策法规（制度安排延续下的户口强歧视） |
| （一）人口流动中的户籍制度——暂住证 |
| （二）制度权利差异下的户口强歧视 |
| 二、承担不了的工作：低水平的个人质素（身份转变中对个人资本的要求） |
| （一）个体资本缺乏限制职业再发展 |
| （二）低就业质量下身份认同底层化 |
| 三、邻里的点头之交：两个封闭社会群体（社会交往中的少融合与多排斥） |
| （一）居住空间隔离下群体相互孤立 |
| （二）弱社会交往限制身份认同发展 |
| 四、叶老二到叶老板：群体内部分层演化（制度——自致身份的社会认同） |
| （一）地域规则变换下群体社会支持网络分化 |
| （二）不同社会网络支持下个体身份认同差异 |
| 五、断裂的养老保险：城市里的“旅居”过客（城市生活记忆中的情感心理） |
| （一）城乡二元结构规制下的社会保障 |
| （二）社会保障区隔下身份认同内卷化 |
| 第四章 个案中初代农民工分化的身份认同分析 |
| 一、身份认同的多重特征 |
| （一）社会身份多重化与其认同多维性 |
| （二）个体自身变化及身份认同阶段性 |
| （三）地理空间转移与身份认同情景性 |
| 二、分化的身份认同类型 |
| （一）制度性认同——二元城乡结构（户籍制度）下的身份认同 |
| （二）排他性认同——城市“差序格局”（群体网络）中的身份认同 |
| （三）未来归属性认同——社会生活记忆（情感心理）里的身份认同 |
| 三、底层身份认同困境的风险 |
| （一）个体的群体归属感缺失 |
| （二）潜在的群体性不满膨胀 |
| （三）对其的社会控制力减弱 |
| 第五章 结论与余论 |
| 一、结论 |
| （一）割裂的身份认同：一个动态的往回渐变过程 |
| （二）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生成机制：一种结构化的互动关系 |
| 二、余论：“生活状态——身份认同”下的身份认同机制构建 |
| （一）由进入到退出：就业质量——社会保障 |
| （二）由嵌入到融合：空间场域——社会交往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情况 |
（7）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研究 |
| (二)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 (三)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 (四)研宄综述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农民工 |
| (二)农民工市民化 |
| (三)政府责任 |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
| (二)政府责任的理论基础 |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分析框架构建的依据 |
| (二)分析框架的内容分析 |
| 第二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演化及特点 |
|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及政府责任演化 |
| (一)农民工显性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78-1983年) |
| (二)农民工就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4-1988年) |
| (三)农民工波动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9-1991年) |
| (四)农民工异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92-2000年) |
| (五)农民工规范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01-2012年) |
| (六)农民工全面市民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13年至今) |
|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 (一)从严格控制到放松管制(1978-1988年) |
| (二)从限制紧缩到合理引导(1989-2000年) |
| (三)从城乡统筹向公平共享(2001年至今) |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表现原因及其政府责任的审视 |
| 一、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表现 |
| (一)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统计差异 |
|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范围局限 |
|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着 |
|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差异明显 |
| (五)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缺失 |
| 二、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成因及政府责任的反思 |
| (一)政府责任价值与政策导向偏见 |
| (二)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固化 |
| (三)组织支持与资本供给约束 |
| (四)公共服务提供与基础服务匮乏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 (一)英国政府强制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二)美国市场主导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三)德国均衡发展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四)日本政府干预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二、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启示 |
| (一)消除制度性障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
|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农民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
| (三)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力保障 |
| (四)注重教育与培训是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有效措施 |
| 第五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 |
| 一、政府责任的理念转变 |
| (一)从片面追求GDP发展向平等公正转变 |
| (二)政府责任多元化与有效性的结合 |
| 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目标 |
| (一)职业与地域转变的目标 |
| (二)身份与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 |
| (三)价值观念与自我发展的目标 |
|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应遵循的原则 |
| (一)平等与公正原则 |
| (二)渐进与有序原则 |
| (三)统筹与协调原则 |
|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 |
| 一、制度设计责任的革新 |
|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政府责任 |
| (三)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的政府责任 |
| (五)法律体系构建的政府责任 |
| 二、资本支持责任的提升 |
| (一)人力资本供给的政府责任 |
| (二)社会资本支持的政府责任 |
| 三、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完善 |
| (一)提升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的政府责任 |
| (二)完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政府责任 |
| 第七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 |
| 一、政府履责方式的革新 |
| (一)协商沟通：提升政府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
| (二)合作参与：提高政府责任履行的精准度 |
| (三)公平补偿：体现政府责任履行的人本关怀 |
| 二、政府履责评估的构建 |
| (一)政府责任评估的主体 |
| (二)政府责任评估的内容 |
| (三)政府责任评估的准则 |
| (四)政府责任评估的结果 |
| 三、政府责任监督的完善 |
| (一)行政问责制度 |
| (二)司法问责制度 |
| (三)社会问责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 第二节 西方迁移理论背景 |
| 一、推拉理论 |
| 一、二元劳动市场论 |
| 三、理性选择理论 |
| 四、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 |
| 五、社会融合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及结构安排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
| 一、社会融入的内涵 |
|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维度 |
| 三、本土的社会融入理论 |
| 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 |
| 五、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阶层化理论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背景 |
| 一、阶层化 |
| 二、经典阶层理论 |
| 三、中国社会阶层理论和研究 |
| 四、社会分层结构下的农民工:农民工是否作为一个阶层? |
| 第三节 阶层化的不同空间维度 |
| 一、阶层化与就业 |
| 二、阶层化与生活 |
| 三、阶层化与社区 |
| 四、农民工的阶层化 |
| 第四节 研究述评及研究思路 |
| 一、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
| 一、调查地点 |
| 二、抽样方案 |
| 三、样本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资料分析方法 |
| 一、多元线性回归(OLS)分析 |
| 二、因子分析 |
| 第四节 概念操作化和变量测量 |
| 一、因变量 |
| 二、自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四章 变量的描述性研究及生活满意度 |
| 第一节 农民工阶层化的描述性研究 |
| 一、就业特征 |
| 二、生活方式 |
| 三、社区市民身份 |
| 第二节 社会融入的描述性研究 |
| 一、社会融入的总体描述 |
| 二、分类别社会融入状况 |
| 第三节 社会融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农民工的阶层化与社会融入 |
| 第一节 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农民工社会融入 |
| 一、就业与农民工社会融入 |
| 二、就业与分维度的社会融入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与农民工社会融入 |
| 一、生活方式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回归分析 |
| 二、生活方式与分维度社会融入 |
| 第三节 社区市民身份与农民工社会融入 |
| 一、社区市民身份与社会融入 |
| 二、社区市民身份与分维度社会融入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理论讨论 |
| 一、农民工的阶层固化 |
| 二、城市户籍管理与“打工阶层” |
| 三、“被动选择”:非正式制度下的上升空间 |
| 四、城市里的“异乡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研究的缘起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社会关系网络及人口迁移研究 |
| 二、制度视角下的人口流动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个案概观 |
| 一、研究思路及拓展 |
| 二、个案概观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会资本:一个多元的理论视角 |
| 二、社会资本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阐释 |
| 一、制度资本:具有“制度”属性的社会资本 |
| 二、关系资本:呈现“关系”属性的社会资本 |
| 三、关系资本和制度资本的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制度资本、关系资本的相互作用: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 一、在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之间:行动视角的引入 |
| 二、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形塑: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 |
| 第三章 社会资本内卷化:流动人口的边缘境遇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流动人口安居他乡的阻碍 |
| 一、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释义 |
| 二、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的“追阻”:N区流动人口面对的结构性壁垒 |
| 三、“月是故乡明”:在陌生人社区的无着落感 |
| 第二节 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流动人口“远走”他乡的内部依靠 |
| 一、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内涵解析 |
| 二、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进城”:N区流动人口的关系网络实践 |
| 三、抱团发展:把“他乡”作“故乡” |
| 第三节 表达性行动缺失:边缘化社会空间的生成 |
| 一、社会排斥与流动人口边缘化 |
| 二、边缘化社会空间的生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社会资本去内卷化:流动人口的分化 |
| 第一节 地方政策:流动人口逐步被接纳的制度性支撑 |
| 一、地方政策的扩展意义 |
| 二、地方政策的“补位”:N区流动人口获得制度性保障 |
| 三、地方政策的合理性支持 |
| 第二节 业缘关系:流动人口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选择 |
| 一、业缘关系的建构过程 |
| 二、业缘关系“扎寨”:N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行动 |
| 三、业缘关系与流动人口的工具理性选择 |
| 第三节 表达性行动重构:流动人口分化的样态 |
| 一、流动人口群体分化的类别 |
| 二、流动人口群体分化的可及性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社会资本拓展:流动人口的融合 |
| 第一节 创新性规则: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推力 |
| 一、创新性规则的重要性 |
| 二、创新性规则“登场”:N区流动人口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组织关系: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专业服务网络 |
| 一、组织关系的专业化发展 |
| 二、组织关系“助力”:N区社会组织与流动人口的互动 |
| 第三节 工具性交换:流动人口的融合形态 |
| 一、流动人口的工具性交换行动 |
|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优形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社会资本整合:流动人口主体性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资本的整合:流动人口主体性的制度书写 |
| 一、从国家到社会:完善人口流动的相关制度 |
| 二、从传统到现代:跨社会结构融合 |
| 第二节 关系资本的整合:流动人口主体性的关系叙事 |
| 一、从内部“他者”变成局内人 |
| 二、从边缘到中心:跨地域类型适应 |
| 第三节 合作互惠:流动人口主体性的生成理路 |
| 一、双向互动与主体性生成 |
| 二、共同在场与主体性生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变迁的行动逻辑 |
| 一、表达:社会资本变迁的前置条件 |
| 二、交换:社会资本变迁的关键要素 |
| 三、合作:社会资本变迁的终极推力 |
| 第二节 投资社会资本的路径与重要意义 |
| 一、投资社会资本的路径 |
| 二、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中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市民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介绍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基本情况介绍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流动人口 |
| 1.5.2 消费行为 |
| 1.5.3 市民化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1.1 西方主流消费理论 |
| 2.1.2 劳动力流动理论 |
| 2.1.3 市民化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对移民消费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2.3 国内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2.2.4 国内流动人口市民化与消费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3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现状与特征 |
| 3.1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支出现状和特征 |
| 3.1.1 流入地消费支出现状 |
| 3.1.2 职业特征与消费支出 |
| 3.1.3 家庭特征与消费支出 |
| 3.1.4 流动特征与消费支出 |
| 3.2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结构 |
| 3.2.1 食品消费支出 |
| 3.2.2 住房消费支出 |
| 3.2.3 交通通讯支出 |
| 3.2.4 学习培训支出 |
| 3.2.5 子女教育支出 |
| 3.2.6 请客送礼支出 |
| 3.2.7 医疗相关支出 |
| 3.2.8 汇款 |
| 3.3 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消费支出特征 |
| 3.3.1 流出地消费支出现状 |
| 3.3.2 流出地消费行为的特征 |
| 3.4 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分析 |
| 3.4.1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不大 |
| 3.4.2 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远低于城镇居民 |
| 3.4.3 流动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城镇居民 |
| 3.5 本章小结 |
| 4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流入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研究设计 |
| 4.1.2 模型结果分析 |
| 4.1.3 流入地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城市类型比较 |
| 4.2 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模型结果分析 |
| 4.2.3 流出地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地区比较 |
| 4.3 本章小结 |
| 5 市民化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作用研究 |
| 5.1 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指标建构与测量 |
| 5.1.1 流动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2 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量 |
| 5.1.3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和特征 |
| 5.2 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建立与结果分析 |
| 5.2.2 市民化对流入地消费行为影响的代际比较 |
| 5.2.3 市民化对流入地消费行为影响的城市类型比较 |
| 5.3 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3.1 模型建立与结果分析 |
| 5.3.2 市民化对流出地消费行为影响的代际比较 |
| 5.4 市民化与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关系探讨 |
| 5.4.1 市民化与流入地的消费行为 |
| 5.4.2 市民化与流动人口的消费决策 |
| 5.5 本章小结 |
| 6 市民化视角下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及对策建议 |
| 6.1 市民化视角下流动人口消费困境及原因 |
| 6.1.1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制约了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 |
| 6.1.2 流入地社会歧视与排斥,阻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
| 6.1.3 处于半家庭化迁移阶段,导致了流动人口的两栖性消费 |
| 6.1.4 职业技能培训不足,限制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 |
| 6.1.5 消费观念相对落后,不利于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的改变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 |
| 6.2.2 增加公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
| 6.2.3 完善住房保障,推进流动人口的举家迁移 |
| 6.2.4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
| 6.2.5 改善消费环境,培养现代消费观念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接纳和排斥: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困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2]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对体育休闲参与的影响研究[D]. 吴迪.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3]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D]. 吴俊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调查[D]. 高超. 浙江大学, 2019(01)
- [5]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D]. 刘萍.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6]初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建构研究 ——对揭阳川籍农民工的实证分析[D]. 叶海波. 西华师范大学, 2019(01)
- [7]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车若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8]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D]. 史敏. 厦门大学, 2018(07)
- [9]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D]. 刘风.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市民化视角[D]. 陶树果.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