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地方党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有感（论文文献综述）
朱永康[1]（2021）在《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与武汉市学生联合会一脉相承,从五四运动成立武昌学生团直到1936年受反动当局压迫停止活动算起,湖北省学联的活动历史跨越了十七年历史,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爱国主义贯穿学联组织发展始终,经过斗争与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全国学联的领导下,湖北省学联最终成长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觉开展爱国行动的社会团体。湖北省学联对湖北近代革命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当时的思想解放、民族独立事业贡献出青年的力量,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今天研究学联的历史,能够丰富党史、团史史实研究,了解学生联合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宣传的方法方式,了解青年的思想特点,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守好意识形态宣传阵地。本文通过梳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历史,探讨学生联合会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和意义,总结党和团组织在带领学生联合会成长进步中的经验,对当代做好青年思想宣传工作作出有益的启示,为做好新时代主流思想宣传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李国亮[2]（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顾超[3]（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包志国[4]（2019）在《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步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在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东西方的价值观念、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世界各国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发展和追问愈来愈烈。从这一大的全球视角来审视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重要性和时代紧迫性。价值观教育是价值观念系统建构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之中,更是发挥着建立社会价值秩序、塑造人的内心世界以及重建人们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执政党的价值观教育对政权的巩固、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以及社会思潮的引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49-1956年这一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传递新的时代精神、锻造新的时代品格和引领新的社会风尚的历史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和最为根本的社会变革。这一深刻变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进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开启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从饱受屈辱到站起来的一个全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新中国初创后的这七年,经济、政治、文化经历着急骤的变迁,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异乎寻常的矛盾冲突和选择调适。各种价值观呈现出交织交锋状态,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反革命的价值观与科学的、先进的、进步的、革命的价值观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和复杂。面对深刻的社会变化,如何通过执政党的力量来确立起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摆在当时刚刚取得全面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项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段重要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价值观教育,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构建国家和民族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平稳顺利地完成这一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社会变革,使得1949-1956年间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了蓬勃盎然的生机。本文中的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不同社会群体所进行的价值系统重塑的一种教育。从深刻意义层面来看,价值观教育是价值信仰系统建构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每个个体,都必不可少。对社会而言,其具有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融合多元的意识形态,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对个体而言,其具有认知时代发展趋势、坚定信仰、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变革时期,价值信仰系统建构如何稳固国家政权、如何巩固执政党地位以及如何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在归纳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思想为指导,以融通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价值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支撑,深入到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观层面,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开国奠基时党的价值观教育,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源头活水,剖析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梳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及核心内容,归纳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途径与载体,总结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显着成效、基本经验、主要教训以及对新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深刻启示。历史需要观照现实,现实更要回望历史。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更好构筑中国价值,均需回溯到更深的层次和更大的历史格局中,在历史语境中去解读现实。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拓展多学科协同研究的视野,在整体性把握下凸显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价值观教育的特征,突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当代走向研究,试图从学理层面为新时代构建国家民族价值信仰系统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及有益的历史借鉴。
李勇[5]（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研究说明《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裴世东[6]（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赵兴银[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陈杰[8]（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提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陆阳[9]（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冯佳[10]（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提出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二、湖北地方党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有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地方党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有感（论文提纲范文）
（1）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成立与探索时期的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二节 发展与转变时期的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
| 一、政党与学联的关系 |
| 二、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消沉与停滞时期的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
| 一、时代背景 |
| 二、从高涨走向停滞的学生联合会 |
| 三、其他形式的学联组织 |
| 第二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开展的活动 |
| 第一节 联系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 |
| 一、接受政治建构 |
| 二、发展党团力量 |
| 第二节 联系学联组织 |
| 一、联系全国学联 |
| 二、联系省内学联组织 |
| 第三节 领导与配合反帝爱国运动 |
| 一、领导学生界反帝爱国运动 |
| 二、配合社会各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
| 第三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性质转变 |
| 第一节 前期:积极探索的学生组织 |
| 一、主要领导者信仰形成的曲折性 |
| 二、爱国行动存在软弱性与妥协性 |
| 第二节 后期:自觉行动的社会团体 |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学生主体思想变化 |
| 第四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整合了学生群体力量 |
| 第二节 传播了先进思想 |
| 第三节 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价值观 |
| 1.5.2 中国共产党价值观 |
| 1.5.3 价值观教育 |
| 第2章 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源泉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1.2 列宁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1.3 毛泽东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2 实践源泉 |
| 2.2.1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初创 |
| 2.2.2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探索 |
| 2.2.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深入 |
| 2.2.4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发展 |
| 第3章 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 |
| 3.1 涤除旧的价值观念:旧中国统治阶级残余思想急需破除 |
| 3.1.1 肃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 |
| 3.1.2 清除封建主义愚民思想 |
| 3.1.3 根除官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
| 3.2 建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价值观亟待确立 |
| 3.2.1 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 |
| 3.2.2 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
| 3.3 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变革时期各阶级的复杂社会心态尚待调节 |
| 3.3.1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 |
| 3.3.2 各阶级中的复杂社会形态 |
| 第4章 教育群体与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对象及内容 |
| 4.1 教育对象: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群体指向 |
| 4.1.1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价值观教育的示范群体 |
| 4.1.2 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价值观教育的核心群体 |
| 4.1.3 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群体:价值观教育的广泛群体 |
| 4.2 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
| 4.2.1 马列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
| 4.2.2 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的价值目标 |
| 4.2.3 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的价值追求 |
| 4.2.4 集体主义:汇集众力的价值主张 |
| 4.2.5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价值倡导 |
| 4.2.6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
| 第5章 教育举措、路径探寻与价值承载: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途径及载体 |
| 5.1 方法选择: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 |
| 5.1.1 理论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灌输与渗透 |
| 5.1.2 实践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培育与践行 |
| 5.1.3 榜样示范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典范与标杆 |
| 5.1.4 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强化与提高 |
| 5.2 路径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
| 5.2.1 旧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广泛的价值观教育传播系统 |
| 5.2.2 思想改造:涤除旧社会的价值观念 |
| 5.2.3 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批判”:掌握文化领导权 |
| 5.2.4 土地改革中的价值观教育: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 |
| 5.2.5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
| 5.2.6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价值观教育:引领新中国的发展走向 |
| 5.2.7 农村冬学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
| 5.2.8 职工业余教育: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 |
| 5.3 价值承载: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
| 5.3.1 以重大活动载体增进新的价值认同 |
| 5.3.2 以重大会议载体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
| 5.3.3 以传媒载体宣传新的价值主张 |
| 5.3.4 以文艺载体讴歌新的时代精神 |
| 第6章 审视反思: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成效、经验、教训及启示 |
| 6.1 行之有效: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取得的显着成效 |
| 6.1.1 凝聚思想共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 |
| 6.1.2 新旧对比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
| 6.1.3 汇聚众力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
| 6.1.4 价值实践中人民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 |
| 6.2 以史资政: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经验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
| 6.2.2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价值观教育 |
| 6.2.3 运用政治动员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渗透力 |
| 6.2.4 注重社会各阶层的正当利益需求与价值观教育相融合 |
| 6.3 知往鉴今: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教训 |
| 6.3.1 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界限 |
| 6.3.2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式方法简单化 |
| 6.3.3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存在过激行为 |
| 6.4 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启示 |
| 6.4.1 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党自身的价值观教育极端重要 |
| 6.4.2 价值观教育要深入细致覆盖到不同社会群体 |
| 6.4.3 价值观教育要注重对多元价值观及社会思潮的引领 |
| 6.4.4 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要与时代特征相融合 |
| 6.4.5 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要不断创新 |
| 6.4.6 价值观教育要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
| 结语 现实观照:对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一、《中央政治通讯》的创刊背景 |
| 二、《中央政治通讯》的特点 |
| 三、《中央政治通讯》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间的《中央政治通讯》 |
| 一、《中央通讯》的复刊背景 |
| 二、《中央通讯》的复刊目的 |
| 三、《中央通讯》的出版与发行 |
| 四、《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五、《中央通讯》的主要作用 |
| 第三节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通讯》概况 |
| 一、第二次复刊的背景 |
| 二、第三阶段《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发展工人运动,建立有着一定武装力量的工人武装组织 |
| 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
| 三、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干部,为独立创建军队,奠定政治基础和储备军事人才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
| 二、武装斗争依靠的力量的探索 |
| 三、从举国民党左派旗帜到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
| 四、关于对土匪会党的政策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方式 |
| 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
| 第三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一、对土地革命前的中共土地政策的批判与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
| 二、对于土地没收对象的规定 |
| 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标准划分问题的探索 |
| 四、关于土地分配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伟大意义 |
|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不足 |
| 第四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第一节 暴动后武装力量的转移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 |
| 二、暴动后武装力量从向城市进攻转向向农村进军 |
| 第二节 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苏维埃 |
| 二、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第三节 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及不足 |
| 一、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 |
| 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不足 |
| 结语 |
| 一、《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贡献 |
| 二、《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9）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 一、“道与世更” |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 一、爱国精神 |
| 二、民主精神 |
| 三、科学精神 |
| 四、创造精神 |
| 五、奋斗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湖北地方党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有感（论文参考文献）
- [1]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D]. 朱永康.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4]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D]. 包志国.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5]《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9]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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