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中国利率政策的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赵美艳[1]（2020）在《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将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努力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一直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丰富和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巩固发展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援助理念的对外援助实践,丰富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推动南南合作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过去近70年的历程里,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形式、规模和制度几经变化,配合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整个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登上了国际发展合作的舞台,提供的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发展援助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然而对外援助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切入点,还有一些亟需改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对外援助目前尚没有一套专门的法律,仅有零散的部门规章。作为政府的一种对外交往行为,对外援助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对外援助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要有法律依据。有了对外援助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对外援助行为才会更加透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才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有更多的了解,避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和指责。二是对外援助决策、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碎片化,援外部际协调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对外援助的现实需要差距还较大。三是监督评价制度不完善。目前对援外项目的监管只有对外援助管理机构自身（2018年3月之前为商务部,2018年3月之后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织的监督和评估以及财政部对援外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缺乏外部监督评价机制。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对外援助有可以适用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条约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1）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都制定了对外援助的基本法。（2）这些为中国的对外援助立法提供了借鉴。此外,传统援助国较为成熟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也可以充分借鉴,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各领域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能够更好地主动设置国际发展议程,引领国际发展援助规范,在国际发展援助机制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从制度的视角对对外援助做出不同阶段的划分,结合具体的对外援助案例分析在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欠缺之处以及其他国家在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建议。同时,将对外援助制度的完善提升至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高度。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是提出研究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在对外援助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对对外援助、制度、机制、治理结构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对外援助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第二章从对外援助阶段划分、规制的演变和管理机制演变的维度介绍对外援助制度的演变,并根据提出的对外援助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其背后的演变逻辑。第三章分析对外援助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欠缺,并以具体案例分析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组织管理。为对外援助立法提供国际规制依据,并对比发达国家在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借鉴。第四章提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原则,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外援助制度在法律体系、机制建设和保障制度方面的完善建议。制度完善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治理能力,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当前中国一系列改革推进的目标。对外援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突破口。因此,本章还在分析全球发展治理新格局的基础上,论述中国如何以对外援助为抓手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发展治理中。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完善对外援助制度势在必行。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对外援助改革,完善对外援助的法律体系,完善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和监督评估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发展援助格局的变化、更好地服务于参与全球发展治理。
张健康[2]（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李晗僖[3]（2020）在《唐代借贷契约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契约是记录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变化发展。随着贫富差距现象持续恶化,整体生产力继之萎缩,民间借贷活动成为了民生疾苦的风向球、社会秩序的指标,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借贷契约的考察可得知:在唐代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上有庞大的借贷需求,自然也显示当时存在不少具经济实力的放贷者,这背后带动的巨大收益使私营借贷活动日益活跃,较官方提供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也为贫困百姓提供更便利的借贷途径。但令人困扰的高利率及苛刻的相关规定使其深受诟病,为了防止借贷行为引发财政危机,甚至为政治投下不安的变数,唐代政府不得不制定大量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对借贷契约的形式、内容、利息、履行、违约责任等都做出了限制,试图将其纳入自身控制范围之内。同时这些法律条文对借贷契约起到督促履行的作用,使借贷活动顺利落实,可以说唐代民间借贷是暂缓社会贫富矛盾的缓冲剂,在提升财政方面或许成效有限,但在金融体系中的价值无可否认,对于社会稳定及对后世的借鉴价值具有深远的影响。
刘芮嘉[4]（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吴尚燃[5]（2019）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迅速提高,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动了全社会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速的变动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与货币金融环境的变化。众所周知,适当的债务杠杆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当债务杠杆率过高时,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为实现债务杠杆的优化调整,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调控措施。与此同时,全社会债务杠杆率仍居高不下,继2018年出现小幅下挫后,2019年又再度攀升,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债务利用效率的降低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债务杠杆的动态变化对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债务杠杆率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波动,因此,货币政策的选择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尤为重要。但国内外的调控实践证明,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调整面临着两难,具体表现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加速债务规模的扩张,从而累积债务风险。而如果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则可能引发流动性紧缺,造成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引发“债务——通缩”。如何处理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与“控杠杆”间的权衡关系,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同步调整,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进行货币政策的选择,以达到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标是债务杠杆调整中货币当局应关注的重点议题。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旨在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债务杠杆效率的优化为目标,系统研究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通过研究中国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了我国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杠杆率形成的驱动机制;通过研究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指出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结构性改革视角研究了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分层”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债务杠杆调整阶段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进程及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为分析起点,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杠杆”的形成。系统梳理了每个阶段的债务杠杆率变动背后我国不同经济主体负债活动的发生、发展与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由于债务杠杆的攀升和波动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货币政策进行定性判断的参考指标应考虑债务杠杆的运行趋势与驱动因素。针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指出“稳杠杆”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能够稳定杠杆率的增速、抑制其过快上涨的势头以及提升债务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配置效率。第二,论文分别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两方面对我国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不同实体部门、不同区域是否具备加杠杆的空间提供政策依据。对于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论文构建了VECM模型从分部门角度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不同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具有显着差异,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并且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高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刺激效应。随后通过嵌入空间计量分析的索洛余值核算方法,对我国31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区域间存在投资效率的差异。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模型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间接融资比重、人均GDP、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全要素生产率、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对债务杠杆率的提升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其他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则产生了分化,这说明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应具有空间思维,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债务杠杆优化调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了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中传导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首先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了有利于债务杠杆率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随后通过构建VAR模型研究了包括我国全社会债务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利率和汇率四个变量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利率在其变化的初期,对债务杠杆增长率带来正向刺激,并逐渐减弱,直到第5期转为负向刺激,于第9期附近达到负向最大刺激,随后逐渐减弱;汇率对债务杠杆率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大约在第4期呈现负向刺激效应,但这种冲击始终比较微弱,并在随后的时期内一直保持负向冲击;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确实能够起到降低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因此货币当局应密切关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去杠杆”任务提出以来,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滞。论文进一步从“影子银行”对货币调控指标的影响、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同业监管引发的流动性分层等方面分析了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弱化的原因。第四,有鉴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弱化,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分层”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模与数值模拟,研究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并对“去杠杆”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TVP-VAR模型实证分析显示,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债务杠杆率、经济增长均有显着影响,其中,抵押补充贷款对“控杠杆”与“稳增长”的刺激效果最好,其次是中期借贷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中期借贷便利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负向效应。常备借贷便利未能起到“控杠杆”与“稳增长”的效果。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有所权衡。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分别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的选择两个方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债务杠杆率的调整方面:一是应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式去杠杆,坚持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在货币金融领域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区域,要充分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而对于落后产能,应尽量通过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式进行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二是应尽快构建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债务杠杆管理评价体系,债务杠杆管理框架下的评价体系中应纳入我国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指标,基于经济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把握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优化。三是推进我国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建设,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加快完成社会资源产权的市场化确定,改善现有新三板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交投清淡的现状,加强区域性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的建设,发挥民营银行的差异化特色,以金融科技为主要抓手拓宽金融的服务范围,开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实现提高经济领域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融资比重的目的。四是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实施规则监管、分类监管与科技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探索与我国债务杠杆率调整相适应的监管方法与风险处置机制。货币政策选择方面:一是把握调控的力度与节奏,为债务杠杆率的优化调整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关注债务杠杆率总量变动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还应关注各部门债务可持续性的差异,应尽量实现微观主体收入的上升速度大于其债务的增长速度,防止利率的快速上升加重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负担。二是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打造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操作灵活、风险可控的多工具调控体系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央行应通过基于经济金融形势与流动性的判断确定目标利率,并展开相应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降低实际贷款利率为目标缓解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压力。四是应以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公开市场业务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所覆盖的金融结构范围,加强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持续完善预期管理制度。五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确保流动性能够进入实体经济部门,通过探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目标,从而通过做大债务杠杆率指标中GDP分母的方式实现债务杠杆结构的优化调整。
张都[6]（2018）在《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其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相结合,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时期,货币供给量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以利率为调控手段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的时变特征以及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向价格型调控倾斜的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学者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本文从货币交易方程MV=PY的角度出发,从有效货币供给水平、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以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走势三个方面,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与调控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梳理并总结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施政状况及其面临的现状。随后,我们将目光放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之上,从宏观与时变的角度对比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趋势性特征与实际调控效果,比较二者在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优劣,进而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的选择框架进行了有效地补充和完善。本文全文分为7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全文研究的绪论部分,这一章系统地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内涵,调控手段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用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相关概念以及其他各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从本文的第二章开始至第四章为止,为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系统研究部分。其中第二章主要从我国货币有效货币供给水平与货币供给缺口的角度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存在长期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并且我国的货币供给水平与实际货币缺口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在广义货币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两种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水平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第三章主要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对M2供给的统计公式,从货币供给层次分解的角度,对我国不同经济阶段广义货币供给结构的数字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结构的动态演进趋势。随后,我们利用TVP-VAR模型,从广义货币供给结构调整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信贷水平与外汇储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调控机制,针对我国目前出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下降,货币中性化特征明显的现象,给出了货币供给结构层面的解释。第四章主要对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且对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了简要的计算,对其趋势性以及趋势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其中M0的流通速度V0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U”型走势,M1与M2的流通水平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这种流通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得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相应的下降,货币供给量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了限制。然而,货币流通速度趋势的稳定下降同样使得中央银行能够对M2流通速度的变化进行合理的预期,进而能够对我国实际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相对准确地计算。货币供给量调控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调控手段。第五章至第七章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部分。在第五章中我们利用TVP-FAVAR方法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因子模型,估计并分析了在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具有调控效应较强,调控周期较长的特点;相比之下,利率调控的调控效应较弱,并且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就产出效应而言,次贷危机后货币供给量调控与利率调控的产出效应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次贷危机后,M2调控对产出的调控效果趋于稳定,而利率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则不断提升。此外,二者对于通货膨胀水平方面的调控效应均十分显着,控制货币数量与调节利率都是稳定物价的有效手段。第六章从利率调控对异质性通货膨胀调控的角度出发,首先建立了新凯恩斯框架下包含泰勒规则的通货膨胀模型,从消费者与生产者两个角度分析了利率对不同层面通货膨胀的影响的差异性。随后利用TVP-VAR模型,从不同经济阶段的角度分析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CPI与PPI调控效应的时变特性与动态差异,并对2010年以来我国CPI与PPI之间背离现象产生与持续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七章从中央银行规则型货币政策选择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综合对比了中央银行在施行数量型规则、利率规则以及“混合规则”模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以及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宏观经济应对经济体外生冲击的反应情况。就数量型货币政策而言,其有着易于定量调控以及趋势性调控方面的优势,并且具有调控周期长,应对外生冲击能力弱的特点。而利率政策规则在宏观调控反应速度,反应幅度以及波动性调控方面效果较强,具有较强的短期效应,能够满足中央银行的连续性需求和预调微调的调控模式。最后,由于“混合规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同时对货币供给量水平以及利率水平进行调控,因此同时具有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的特点,通过量价二者之间的互补能够规避单一政策调控过程中的缺陷,但是就调控效果而言却并不突出。
桂立[7]（2017）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的影响研究 ——兼论中国应对危机政策的减贫效果》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事业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1%,下降到2015年的5.7%。但是,与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不同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果使用“最低生活保障”来度量城市贫困人口,中国在1996年的城镇贫困人口为84.9万人,2015年的人数增长到1382万人。贫困直接影响到人们生存的可能性,造成人际交往中的种种不体面,以及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此外,贫困还会产生放慢经济增长的功能性影响,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中国贫困问题仍然是学术界和决策层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同以往爆发的金融危机一样,国际金融危机也受到了经济学家、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格外重视。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果,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危机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沉重打击,研究测算累计产出的损失。在对整体经济构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国际金融危机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冲击存在明显差异,对贫困群体的打击更加猛烈。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贫困这一重要问题上,国内学者的定性研究比较有限,更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在形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冲击的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并给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带来巨大挑战。那么,在对整体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哪些渠道对我国的贫困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及其程度呢?其次,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以4万亿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以信贷扩张为主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振兴调整计划、就业政策和民生政策等会对贫困人口产生何种影响,是否有利于减少贫困?最后,旨在消除类似金融危机的内外部冲击对贫困人口的潜在、长期的负面影响,增强贫困人口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中国应当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本文旨在就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政策对中国贫困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为中国政府制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或类似的内外部冲击）与减少贫困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战略与政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参考依据。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其次,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议;最后,界定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与回顾了金融危机与贫困的基础理论。金融危机部分,主要涉及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与传导机制的理论观点;贫困部分,主要包括贫困及其度量、贫困形成的理论观点,以及反贫困的政策主张。对金融危机与贫困的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回顾,为本文的机制、实证和政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中国贫困的渠道。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与归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贫困的主要渠道,包括经济增长渠道、就业与工资渠道、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渠道、价格调整渠道、政府公共支出渠道和社会环境渠道。第四章实证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减贫和贫困群体的影响。首先,以经济增长为渠道,分三步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估计:第一步,通过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计算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冲击;第二步,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实证估计;第三步,根据第一、二步的计算结果,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进行估算。其次,从就业和消费角度实证考察了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群体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就业两个层面,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群体就业的影响;二是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五章探讨了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及其减贫效应。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和民生政策。财政政策方面,重点分析与测算了“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的减贫效应。货币政策方面,分别从信贷规模扩张和信贷结构调整两个方面的减贫效应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产业政策方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经由就业、产业转移等渠道产生了短期和长期的减贫效果。就业和民生政策分别在保障农民工等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以及在解决中国贫困群体温饱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或类似的内外部冲击）与减少贫困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战略与政策建议。短期推行保增长与减贫相结合的刺激政策,主要包括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建设,稳定和改善贫困群体的就业,以及加强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救助等。长期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创新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优化公共资源分配格局,合理引导资金配置与流向,加大城乡专项扶贫干预的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与救济制度,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
朱子静[8]（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李鹏飞[9]（2016）在《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及其成因机制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弗里德曼1968）,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货币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更是金融理论研究的前沿。如何更好把握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关乎政府和货币当局能否做到科学决策、精准调控更深刻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要战略目标的实现。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一样是一个总量总体的概念即货币政策当局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管理的过程应更多关注整个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运行情况,无需考虑太具体的微观细节,这个基本结论成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同一货币区的不同经济体,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冲击下,经济反应效应却有着明显差异。一方面,不同区域利用自身区位特色或者通过制度改革创新,将经济潜力转化为经济优势,产生区域发展差异；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是复杂且曲折的,涉及到货币当局、金融市场、大量的金融机构,最终影响微观主体。整个传导渠道的畅通与否及传导环节中介变量和微观主体的差异都会对最终效果产生明显影响,进而导致不同区域对单一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效应。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将经受严峻的考验。怎样利用货币政策的理论来指导宏观货币信贷管理,竭力避免货币政策工具成为区域间发展差距拉大的因素,将是中国能否在“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关键。本文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哲学基本分析思路,从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三个层次全面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及其成因机制。在对国内外文献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定量比较分析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及31个省份在面对统一货币政策冲击时的不同响应,得出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存在的结论,并针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产生的原因从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区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理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特殊性四个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成因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内容共九章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二章,为本文的绪论及文献综述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以及创新点等内容。第二章介绍了本文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第三章,为本文的实证部分。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构建货币政策（M2）对区域经济产出（真实GDP）和价格水平（GDP平减指数）的冲击模型。从区域整体角度出发,基于区域视角对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析；从区域内部差异性入手,基于省际视角对31个省份进行分析,得出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的结论。实证结论显示货币政策对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影响差异十分显着,整体来看正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效地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不会带来较高的价格变化,货币政策冲击下中西部地区产出增长低于东部地区,而价格变化却高于东部地区。第三部分是第四、五、六、七章,为本文的成因机制分析部分。主要从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区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理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特殊性四个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成因机制。第四章采用劳动力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资本流动性4个评价指标对中国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这一命题进行了统计研究。第五章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本情况,并从传导机制的核心内涵出发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在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方面的差异及其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章基于区域AD-AS模型框架,探讨了区域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以及区域总需求曲线货币政策乘数的差异,解释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并且货币政策对发达地区经济推动作用更加显着,模型分析结果与本文第三章实证结果一致。第七章从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政府传导机制及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实践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的干预,尤其是借助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和金融信贷传导渠道进行干预,以及再贴现业务、存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政策和再贷款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区域传导差异也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第四部分是第八章,为政策建议部分。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成因机制入手,提出根据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现代金融对经济乘数杠杆效应,推动区域金融体系协调发展：在保持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实施部分货币政策工具在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差别化操作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五部分是第九章,为结论部分。阐述了本文基本结论,不足及研究展望。
刘乃梁[10]（2016）在《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研究》文中指出溯源不足百余年的当代反垄断法秉承竞争宏愿,以独立规制禀赋常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图之中,因其恢弘效果而被社会舆论褒奖为“经济宪法”,也因此标签设定而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使命与规制期待。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肩负着为市场经济发展肃清垄断荆棘的任务,它与银行业垄断问题的广泛质疑和银行业市场化探索的行之惟艰“不期而遇”。当回顾、审视和反思我国银行业从垄断经营到竞争引入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知晓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开展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源于现实和发展之迫切需要。我国银行业发展呈现出对政府干预的高度路径依赖,这使得银行业垄断以一种既复杂又简单的形态呈现于社会舆论面前:它因公权的过多介入而游走于市场与法律的边界,又因公私交融之下金融机构权利的权力化倾向而表现出市场行为的肆意。在种种争论之中,金融消费者和大多数社会舆论声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为富不仁”,经济学家更多地痛陈银行业市场精神之缺失,业界人士极力维护银行业的正面形象,而决策层隔岸观火静待银行业市场化进程的外部性展开。在银行业垄断的“罗生门”之中,《反垄断法》的实施成为问题澄清和解决的应然进路,银行业垄断的传媒语境亟待法律层面的认知、剖析与应对。从金融学到法学,银行业垄断问题需要从指数分析和效果评测回归《反垄断法》的法定垄断类型和法律规制结构之中,进而寻求法律框架下的合理界定与规制进路;从金融法到竞争法,银行业需要引入更为独立、更为权威的维护市场竞争机制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制手段,通过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探索实现对银行业市场金融规制的补充和完善;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我们应当在尊重银行业金融规制的基础上,立足主体权利的维护,从主体行为逻辑出发构建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银行业垄断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比之我国反垄断法规范体系的单薄、银行业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一家独大”比之我国反垄断法规制机构的分散与不成熟,种种对比的结论在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完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但是,我们不能因反垄断法的羽翼未满而对银行业垄断问题视而不见,亦不能因反垄断法律规范的既有残缺而放弃对银行业垄断行为专业规制路径的探索。在金融法治化的议题之下,我们没有理由使金融市场化的建设脱离最符合市场化诉求、最能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立足于银行业垄断问题的特征,从反垄断法规制优势出发不断寻求制度完善,以期为银行业市场化进程保驾护航。本文的研究与写作立足于法学视角,在遵循问题主义进路的前提下,依照法律规制开展与完善的基本结构展开对核心命题的论述。具体来看,从“规制需求—规制供给—规制问题—规制分析—规制路径”的法律规制进路逻辑出发,对银行业垄断的规制缘起、银行业垄断行为的法律界定、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现实困境、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律逻辑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全文除导论之外,共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银行业垄断:问题与规制进路”。本章通过银行业垄断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梳理,阐明命题的法学属性,明确银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制度体系的宏观向度。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虽然存在着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的观点之争,但是从整体发展趋势而言始终是从垄断逐渐走向竞争。鉴于反垄断法对银行业垄断结构规制的局限性和行为规制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应当确立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行为导向,将银行业垄断问题的关注点从金融学的市场评测转入法学视野下的行为规制。银行业垄断问题的法学本质在于形成垄断行为、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我国银行市场的垄断行为夹杂政府的不当干预具有多层次、多场域的特征,从根本上渗透于银行业市场的各个领域。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立足于市场化建设,从垄断行为规制着手,树立“攘外必先安内”的规制理念,正确处理与金融规制的关系,借《反垄断法》实施之东风,探索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的完善路径。第二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内涵阐释”。本章在厘清《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障碍的基础上,明确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认定思路,阐明银行业经营者的主体特殊性,将广泛存在于社会舆论之中的“意定”垄断行为置于法定垄断行为框架之内分析,通过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对号入座明确银行业市场垄断的法律真实性,从法律适用的层面释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银行业垄断行为的法律认定应当以合理规则适用为主,慎用本身违法规则,相关市场认定应当着眼结论的发展性与科学性,与此同时应当尊重银行业的行业特征,适时调整认定方法。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秉承经营者的同一性,树立“以经济垄断规制为主,行政垄断规制为辅”的推进维度。除宏观认定思路阐释之外,本章从银行业市场价格联盟、“银行业反垄断第一案”和“大到不能倒”等问题着手,着重分析银行业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等垄断类型方面表现出的不同个性。第三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问题审视”。本章从“目标—主体—方法—效果”的规制结构出发阐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我国银行业市场反垄断法规制承继了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目标虚化”,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多元定位不仅导致自身规制目标的不集中,也使得与银行业规制目标趋同,产生外部挤压。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与行业规制的权力冲突不利于规制目标的实现,并且银行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反垄断法规制体系自身的不健全更是加剧了银行市场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排斥。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面临着一种“内忧外患”的实践困境,规制方法的不完善首先成为“内忧”的始作俑者,而后反垄断法规制的“无计可施”又对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产生减损效应,最终导致反垄断法规制“无从下手”,威慑与合规指引的双重规制效果成为奢求。第四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学逻辑”。本章依据第三章提出的目标虚化、主体冲突、方法困境和效果评测四方面的问题,立足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特征和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现状,从规制理念、权利导向、冲突协调和规制调试四个方面进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学逻辑阐释。我们认为,反垄断法规制秉持着助推而非主导、规制而非控制、工具而非万能以及独立而非附庸的法律适用理念,在金融市场化、金融法治化和金融民主化的银行业市场发展思潮下,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树立一种法治、辅助且独立的规制理念,通过对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促成银行业市场金融规制的有效变革,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创造实现银行业市场监管路径依赖的适当破除。银行业市场应当明确竞争者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不同的权利诉求,反垄断法规制立足于相关市场主体的权利维护,并且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的自我调试缓解法律的不确定性,挖掘反垄断法规制之于银行业市场的特殊禀赋。第五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进路”。本章针对前文问题梳理与逻辑分析首先明确银行业反垄断规制权的行使原则和边界,明确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的特征在于软硬兼施、多元参与和制度明晰。首先,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建立明确的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为规制协调机构,不断促进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司法化改造,合理配置垄断行为执法管辖权,依据区分原则开展银行业市场政府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并通过执法和解制度的探索柔性处理银行业市场问题。其次,通过以大数据和银行业市场竞争性评估的基础制度完善、以法律规范体系和量化标准为核心的实体制度完善以及以执法和司法为内容的程序制度完善,缓解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不确定性。最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还应从主体多元化、守法促进、政府不当干预排除和产业政策协调等方面着手,完善私人实施、专家参与、竞争倡导、竞争中立和行政指导等关联法律制度。
二、论中国利率政策的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利率政策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从制度完善的角度研究对外援助 |
| 三、文献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辨析 |
| 二、制度与机制 |
| 三、对外援助制度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
| 一、制度变迁的原因 |
| 二、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三、制度变迁的阻力 |
| 四、对外援助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援助的阶段划分及特点 |
| 一、对外援助阶段的划分 |
| 二、不同援助阶段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框架下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变迁 |
| 一、对外援助第一阶段——以领导人主张和政策方针为主的制度体系 |
| 二、对外援助第二阶段——战略方针继承、调整与执行规范的制定 |
| 三、对外援助第三阶段——以部门规章为主的制度体系 |
| 四、对外援助第四阶段——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管理机制模式发展 |
| 一、总交货人制度 |
| 二、承建部负责制 |
| 三、投资包干制和承包责任制 |
| 四、21世纪初期的援外管理机制 |
| 五、援外管理部门重归专门部委 |
| 第四节 对外援助管理制度变迁的演变逻辑 |
| 一、制度变迁的宏观与外部背景因素 |
| 二、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三、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第三章 当前对外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援助法律制度缺失 |
| 一、现有规章制度的评析 |
| 二、对外援助立法的必要性 |
| 三、对外援助的国际规制依据 |
| 四、其他国家对外援助法律借鉴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管理制度不完善 |
| 一、现有管理机制评析 |
| 二、其他国家援助管理机制的借鉴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项目的组织与管理——以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为例 |
| 一、东亚减贫项目总体概况 |
| 二、东亚减贫项目组织管理分析 |
| 三、东亚减贫项目进展情况分析 |
| 四、东亚减贫项目存在问题分析 |
| 五、东亚减贫项目的政策建议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完善建议与战略展望 |
| 第一节 制度设计思路 |
| 一、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 二、制度设计的原则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制度完善的建议 |
| 一、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 |
| 二、完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 |
| 三、完善对外援助监督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全球发展治理变革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展望 |
| 一、治理结构 |
| 二、全球发展治理新格局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唐代借贷契约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民间借贷的概述 |
| 第一节 借贷契约的概念 |
| 第二节 唐代借贷契约的特征 |
| 一、借贷类型的多样化 |
| 二、借贷主体的丰富 |
| 第三节 唐代借贷契约签订过程 |
| 一、达成合意 |
| 二、订立书面契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重视借贷契约的原因 |
| 第一节 经济因素影响 |
| 一、沉重的赋税负担 |
| 二、日常消费等支出 |
| 第二节 思想文化影响 |
| 一、根植深入的契约观念 |
| 二、诚信理念的主流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影响 |
| 一、乡邻互助的人情社会 |
| 二、无讼贱讼的法律传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唐代借贷契约的重点法律规制 |
| 一、对借贷利息的法律规制 |
| 二、对借贷契约主体的法律规制 |
| 三、对借贷契约质物的法律规制 |
| 第二节 唐代律令对借贷契约违约责任的规制 |
| 一、借贷之债违限不还的违约责任 |
| 二、关于掣夺债务人财物抵偿的规定 |
| 三、保人的责任 |
| 第三节 唐代借贷契约法律规制与民间自治的关系 |
| 一、以约定抵御官法 |
| 二、以乡法抵御官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借贷契约制度评析 |
| 第一节 唐代借贷契约规制的不利影响 |
| 一、借贷利息居高不下 |
| 二、私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
| 第二节 唐代借贷契约制度的存在价值 |
| 一、促进唐代信用业的发展 |
| 二、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安定稳定 |
| 三、契约本身的功能在借贷实践中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3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关于“债”与债务杠杆率的定义 |
| 2.1.2 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1.3 “金融不稳定”与“流动性陷阱” |
| 2.1.4 “金融加速器”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债务杠杆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 |
| 2.2.2 “高杠杆率”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与内涵 |
| 2.2.3 债务杠杆率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问题研究 |
| 2.2.4 有关杠杆调整下货币政策选择的研究进展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与货币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历程 |
| 3.1.1 企业与政府逐步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积累阶段(2001-2007) |
| 3.1.2 地方政府为事实负债主体的杠杆率大幅攀升阶段(2001-2007) |
| 3.1.3 居民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杠杆转移阶段(2015-至今) |
| 3.2 高杠杆下的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分析 |
| 3.2.1 流动性约束下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
| 3.2.2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有所增强 |
| 3.2.3 信贷资源在企业利润率分化下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
| 3.3 “去杠杆”以来我国所实施的货币调控政策 |
| 3.3.1 全面去杠杆阶段(2015-2017) |
| 3.3.2 以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第二阶段(2018 年) |
| 3.3.3 稳杠杆与结构性去杠杆同步发力的第三阶段(2019 年以来) |
| 3.4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
| 3.4.1 货币政策受到多目标的掣肘 |
| 3.4.2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降低 |
| 3.4.3 “脱实向虚”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
| 4.2.1 模型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分省TFP测算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3.2 不同区域债务杠杆率差异成因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引言 |
| 5.2 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2.1 债务杠杆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
| 5.2.2 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4 传统货币政策影响债务杠杆调整的主要问题 |
| 5.4.1 “影子银行”使得M2 调控指标的作用弱化 |
| 5.4.2 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变动敏感性不强 |
| 5.4.3 流动性分层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流动性分层的作用机制研究 |
| 6.2.1 理论模型的构造 |
| 6.2.2 模型的求解 |
| 6.2.3 比较静态分析 |
| 6.2.4 数值模拟 |
| 6.3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2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时变参数特征分析 |
| 6.3.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债务杠杆率调整方面 |
| 7.2.2 货币政策选择方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货币政策调控理论及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工具 |
| 1.2.2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综述 |
| 1.3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3.1 货币中介目标选择理论综述 |
| 1.3.2 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 |
| 1.3.3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 |
| 1.3.4 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相关综述 |
| 1.4 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第2章 我国有效货币供给规模与宏观经济关联机制研究 |
| 2.1 货币缺口核算方法介绍 |
| 2.2 我国货币供给水平测量与货币供给缺口分析 |
| 2.3 我国货币需求门限协整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 2.3.1 门限协整模型估计原理与估计方法 |
| 2.3.2 我国货币门限误差修正模型的构建与参数估计 |
| 2.3.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3.1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3.2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结构的数字化特征分析 |
| 3.3 货币供给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
| 3.3.1 TVP-VAR模型介绍 |
| 3.3.2 国内信贷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析及短期预测 |
| 3.3.3 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及短期预测 |
| 3.3.4 广义货币供给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特征研究 |
| 4.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4.2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 |
| 4.2.1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的相关概念及运用 |
| 4.2.2 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 |
| 4.3 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走势的国际经验分析与理解 |
| 4.4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4.6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小结 第5章 我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与调控效应对比 |
| 5.1 研究现状 |
| 5.2 TVP-FAVAR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 |
| 5.2.1 TVP-FAVAR模型建立 |
| 5.2.2 潜在因子的选取与先验参数的设定 |
| 5.2.3 模型的VAR表示 |
| 5.3 中国货币政策宏观因子模型的建立 |
| 5.4 数据处理 |
| 5.5 数量型货币政策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6 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第6章 利率政策与异质性通货膨胀调控 |
| 6.1 研究背景 |
| 6.2 文献回顾 |
| 6.3 新凯恩斯框架下包含泰勒规则的通货膨胀模型 |
| 6.4 利率冲击对CPI与PPI影响的静态特征分析 |
| 6.5 货币政策冲击对CPI与PPI影响的动态特征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第7章 开放经济视角下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适用性研究 |
| 7.1 研究背景 |
| 7.2 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回顾 |
| 7.2.1 单一货币增长率规则 |
| 7.2.2 McCallum规则 |
| 7.2.3 泰勒规则 |
| 7.2.4 混合规则理论 |
| 7.3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DSGE模型构建 |
| 7.4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 7.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7.5.1 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7.5.2 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7.6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致谢 |
（7）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的影响研究 ——兼论中国应对危机政策的减贫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理论研究 |
| 二、实证研究 |
|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 |
| 四、简要评议 |
| 第三节 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
| 一、主要观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金融危机与贫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导机理 |
| 一、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 |
|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 |
| 第二节 贫困形成理论与反贫困政策 |
| 一、贫困及其度量 |
| 二、贫困的形成理论 |
| 三、反贫困政策 |
| 第三章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中国贫困的渠道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与归因 |
|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 |
|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归因 |
|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贫困的渠道分析 |
| 一、经济增长渠道 |
| 二、就业与工资渠道 |
| 三、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渠道 |
| 四、价格调整渠道 |
| 五、政府公共支出渠道 |
| 六、社会环境渠道 |
| 第四章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影响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 |
|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 |
| 二、经济增长与中国贫困人口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 |
| 三、金融危机对贫困人口收入影响的估算 |
|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对贫困群体的冲击 |
| 一、危机期间贫困群体的状况与特征 |
| 二、金融危机对贫困群体就业的冲击 |
| 三、金融危机对贫困群体消费的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及其减贫效应 |
| 第一节 财政政策及其减贫效应 |
| 一、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
| 二、“4万亿”政府投资的减贫效应评估 |
| 三、其他财政政策的减贫效果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及其减贫效应 |
| 一、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二、信贷扩张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 |
| 三、货币政策的减贫效应 |
| 第三节 产业与就业政策及其减贫效应 |
| 一、应对危机的产业政策及其减贫效应 |
| 二、应对危机的就业政策及其减贫效应 |
| 第四节 民生政策及其减贫效应 |
| 一、危机期间的民生政策 |
| 二、民生政策的减贫效应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一节 本文的研究结论 |
| 一、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中国贫困的渠道 |
|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的影响估算 |
| 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减贫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短期、长期政策含义 |
| 一、短期推行稳增长与减贫相结合的刺激政策 |
| 二、长期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创新的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及其成因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研究思路及文章结构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货币政策的含义 |
| 2.1.2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
| 2.1.3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
| 2.1.4 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区域非对称效应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存在的实证检验 |
| 3.1 相关实证研究技术 |
| 3.1.1 平稳性、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3.1.2 VAR模型 |
| 3.1.3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3.2 基于区域视角的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实证检验 |
| 3.2.1 变量的选取及样本区间确定 |
| 3.2.2 变量加工及统计特征描述 |
| 3.2.3 平稳性、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3.2.4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
| 3.3 基于省际视角的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实证检验 |
| 3.3.1 变量的选取及平稳性检验 |
| 3.3.2 各省份产出对M2的脉冲响应 |
| 3.3.3 各省份价格对M2的脉冲响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成因机制(一)——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 |
| 4.1 最优货币区理论及评价 |
| 4.1.1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诞生及蒙代尔劳动力流动性评价指标 |
| 4.1.2 麦金农的经济开放度评价指标 |
| 4.1.3 凯南的产品多样化评价指标 |
| 4.1.4 通货膨胀相似性度评价指标 |
| 4.1.5 英格拉姆资本流动性评价指标 |
| 4.1.6 政治一体化评价指标 |
| 4.1.7 最优货币区理论评价 |
| 4.2 中国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 |
| 4.2.1 劳动力流动性评价指标 |
| 4.2.2 经济开放度评价指标 |
| 4.2.3 产品多样化评价指标 |
| 4.2.4 资本流动性评价指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成因机制(二)——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5.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5.1.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发展过程 |
| 5.1.2 银行信贷传导渠道 |
| 5.1.3 利率传导渠道 |
| 5.1.4 资产价格渠道 |
| 5.1.5 汇率渠道 |
| 5.1.6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评价 |
| 5.2 金融体系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 |
| 5.2.1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 |
| 5.2.2 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 |
| 5.3 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 |
| 5.3.1 三大产业受货币政策冲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2 中国三大经济区产业结构差异 |
| 5.3.3 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 |
| 5.4 企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 |
| 5.4.1 不同规模企业受货币政策冲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2 中国三大经济区企业规模结构差异 |
| 5.4.3 企业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 |
| 5.5 实证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成因机制(三)——基于区域AD-AS模型分析 |
| 6.1 总供给理论及中国区域总供给曲线斜率分析 |
| 6.1.1 总供给理论 |
| 6.1.2 中国区域总供给曲线斜率分析 |
| 6.2 总需求理论及中国区域总需求曲线货币政策乘数分析 |
| 6.2.1 总需求理论 |
| 6.2.2 中国区域总需求曲线货币政策乘数分析 |
| 6.3 基于区域AD-AS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成因机制(四)——基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特殊性分析 |
| 7.1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 7.1.1 宏观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之间的关系 |
| 7.1.2 中央政府宏观管理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力博弈 |
| 7.1.3 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的负效应 |
| 7.2 中国特殊性的货币政策地方政府传导分析 |
| 7.2.1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化 |
| 7.2.2 地方政府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7.2.3 地方政府金融信贷传导渠道 |
| 7.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区域传导差异分析 |
| 7.3.1 再贴现业务区域传导差异 |
| 7.3.2 存款利率区域传导差异 |
| 7.3.3 存款准备金率区域传导差异 |
| 7.3.4 信贷政策区域传导差异 |
| 7.3.5 再贷款政策区域传导差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策建议 |
| 8.1 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
| 8.1.1 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 |
| 8.1.2 加大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 |
| 8.1.3 加快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 |
| 8.1.4 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8.1.5 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
| 8.2 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
| 8.2.1 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
| 8.2.2 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8.2.3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
| 8.2.4 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 |
| 8.3 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 |
| 8.3.1 继续完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
| 8.3.2 进一步发挥再贷款的结构调整功能 |
| 8.3.3 加强和发挥再贴现的结构调整功能 |
| 8.3.4 进一步发挥宏观信贷指导政策的结构调控作用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9.1 本文基本结论 |
| 9.2 本文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现有文献的评述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价值与力图实现的创新 |
| 五、关于本文的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银行业垄断：问题与规制需求 |
| 第一节 银行业垄断：从结构到行为的问题演进 |
| 一、银行业垄断结构及其外部性传导 |
| 二、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反垄断法规制思路变迁 |
| 三、垄断行为：我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律规制导向 |
| 第二节 银行业垄断：从社会争议到法学问题 |
| 一、银行业垄断社会争议中的法学追问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既有趋势 |
| 三、银行业垄断引发的法学问题澄清 |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基于市场化需求的分析 |
| 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的制度变迁 |
| 二、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衍生场域 |
| 三、我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律规制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内涵阐释 |
| 第一节 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的理论澄清 |
| 一、反垄断法适用的制度障碍及其释明 |
| 二、反垄断法视野下的银行业性质判断 |
| 三、《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的实然逻辑 |
| 第二节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认定思路 |
| 一、垄断效果的判断规则 |
| 二、合理规则的具体实施：市场界定 |
| 三、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认定的一般思路 |
| 第三节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主体言说 |
| 一、垄断行为主体的反垄断法理解 |
| 二、银行业垄断行为实施主体审视 |
| 三、银行业垄断行为利益相关主体 |
| 四、银行业垄断行为主体一般结论 |
| 第四节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类型探讨 |
| 一、银行业垄断行为之垄断协议 |
| 二、银行业垄断行为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 三、银行垄断行为之经营者集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问题审视 |
| 第一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目标虚化 |
| 一、法律规制目标的一般理解 |
| 二、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实然把握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现实语境 |
| 四、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虚化效应 |
| 第二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权力冲突 |
| 一、反垄断法规制与行业规制冲突的理论阐释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与金融规制的权力冲突表现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与金融规制的权力冲突缘由 |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方法困境 |
| 一、银行业对反垄断法规制提出的挑战 |
| 二、反垄断法规制方法的银行业适用 |
| 三、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看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 |
| 第四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效果预估 |
| 一、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现有效果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效果推导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效果实现之要点初探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学逻辑 |
| 第一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理念阐释 |
| 一、反垄断法规制的理念秉持 |
| 二、银行业发展的传统与未来——基于监管理念的演变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理念预设 |
| 第二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利导向 |
| 一、从竞争到权利的反垄断法规制目标转化 |
| 二、银行业主体的权利预设及其垄断演化 |
| 三、社会转型背景下银行业市场权利冲击 |
| 四、银行业市场权利重塑与垄断问题破解 |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冲突协调 |
| 一、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冲突的普遍性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冲突的客观必然性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冲突化解的应然逻辑 |
| 四、银行业金融规制的现实趋势——基于规制冲突的缓和 |
| 五、银行业垄断治理规制冲突的缓和向度 |
| 第四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调试向度 |
| 一、银行业反垄断：从法律效力到法律实效 |
| 二、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由局限回归特征 |
| 三、独特性塑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示范与突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进路 |
| 第一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禀赋 |
| 一、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实施维度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发展向度 |
| 第二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力协调 |
| 一、主要国家银行业垄断规制权的配置模式概览 |
| 二、银行业垄断规制权的法域涉及 |
| 三、权力协调之整体架构 |
| 四、权力协调之协调机构设置——基于反垄断法规制主导的思考 |
| 五、权力协调之关键问题：垄断行为执法管辖权配置 |
| 六、权力协调之特殊问题：政府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
| 七、权力协调之制度补充：执法和解 |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完善 |
| 一、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基础制度完善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实体制度完善 |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程序制度完善 |
| 第四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方法探索 |
| 一、银行业反垄断实施的主体多元化 |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竞争倡导适用 |
| 三、银行业市场发展的竞争中立原则 |
| 四、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行政指导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论中国利率政策的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D]. 赵美艳. 外交学院, 2020(08)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唐代借贷契约制度研究[D]. 李晗僖.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4]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5]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D]. 吴尚燃. 吉林大学, 2019(02)
- [6]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D]. 张都. 吉林大学, 2018(12)
- [7]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的影响研究 ——兼论中国应对危机政策的减贫效果[D]. 桂立. 武汉大学, 2017(06)
- [8]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中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及其成因机制分析[D]. 李鹏飞. 云南大学, 2016(12)
- [10]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研究[D]. 刘乃梁.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