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管理与跨国经营

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管理与跨国经营（论文文献综述）

董少明^[1]（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说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张飞雁^[2]（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董哲^[3]（2019）在《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支付系统是市场经济下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支付系统在金融体系中定位为“血液循环系统”,使其不仅成为连接商品交易和社会经济的血脉,而且成为风险传递的主要渠道。因此,其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密切相关。而跨境支付系统由于涉及跨境因素,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更加需要注重与其相关的规则制度的完善。另外,跨境支付系统与国际政治格局、国际金融治理等也息息相关。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与美元跨境支付系统的垄断优势,成为美国对其他主权国家动辄威胁进行单边金融制裁的重要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不仅有利于中国联合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对抗金融强权、完善国际治理格局,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研究对象为提供大额跨境支付服务的跨境支付系统。根据服务对象与支付金额大小等标准,支付系统可以分为大额支付系统与小额支付系统。其中,跨境支付系统往往提供跨境的大额支付业务,因而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关键,同时也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的高危地带之一。其也因此被归入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的范畴。对跨境支付系统的研究,目标在于明晰系统的具体规则制度并据此提出完善建议,从而降低系统运行风险,促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跨学科分析等研究方法,遵循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脉络,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分析入手,对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基础、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这三个方面的规则制度展开分析,以期为上线不久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提供进一步的制度完善建议。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正文分为以下几章。第一章为总论,探讨了跨境支付系统研究的概念、特征等必要前提。第一,明确支付、跨境支付、支付系统、跨境支付系统等基本概念,并对跨境支付法律关系以及其中法律权利义务进行了系统梳理。跨境支付系统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实现资金跨境转移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第二节对全球跨境支付系统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了美元、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产生以及发展现状。随后文章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发展历程,包括了CIPS上线前在CNAPS支持下人民币跨境支付模式及其挑战,以及CIPS上线的重要作用等内容。第三节主要意在提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即对文章主题——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析。从国际金融法研究角度出发,该主题可以被分解为三个小问题:跨境支付系统的国际标准研究;跨境支付系统的具体规则制度研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支付完善建议。后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第二章分析了跨境支付系统建设与监管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支付经济学理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理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其中,支付经济学理论对支付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支付经济学视角下大额支付系统的作用与发展趋势,支付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安全与效率价值平衡等内容进行分析。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理论,则主要包括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与识别标准,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角度的金融风险应对,并结合美国与欧盟的实际标准,分析了跨境支付系统的系统重要性在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最后,文章分析了金融监管中常见的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并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三章探讨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相关的国际标准的问题。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国际标准发布的背景。新形势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跨境运营监管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相应国际监管机制合作以及国际监管规则合作随之出现。这也成为有关国际标准出台的背景与依托。第二节分析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与跨境支付系统相关原则。《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有关支付系统的内容,核心内容继承自《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核心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与补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相关原则可以被总结归纳为法律基础、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第三节探讨了跨境支付系统国际标准的法律性质。现有研究或将其视为国际习惯法,或将其视为国际软法。文章对于国际习惯法与国际软法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前述国际标准的具体内容与特征,认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具有国际金融软法性质。第四章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营与监管法律基础的问题。文章第一节对于美国与欧盟的跨境支付系统法律基础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总结。其中,美国模式表现为联邦法律与州一级法律相结合,而欧盟模式则是欧盟层级指令与条例与成员国层面的国内法结合。第二节结合美欧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于美元跨境支付系统CHIPS与欧元跨境支付系统TARGET2与EURO1的法律基础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了法律适用规则、结算最终性规则、恢复与处置规则等方面基本规则。在探讨前述跨境支付系统的所在地域的具体法律制度之后,文章在第三节对调整跨境大额支付法律关系的联合国《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进行了分析梳理,并将其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等规则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在法律性质、法律效力、跨境支付系统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调整范围等方面异同。第五章分析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治理结构的问题。第一节探讨了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营者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了组织架构、管理与决策机制等。其中,CHIPS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EURO1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二者均为私营机构所有并运营,并且具有公司类似的多层次决策机制。TARGET2则由欧元体系所有并负责运营,后者属于欧盟层面的公共性质实体机构,具有不同于公司形式的多层级的决策机制。第二节主要探讨了美欧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准入的具体标准,主要包括了初次准入标准、参与者层级管理与参与者风险持续评审等制度。第三节则探讨了它们的公共利益权衡、信息披露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其中,公共利益权衡部分,对于三个支付系统的公共利益体现与考量进行了比较分析。信息披露则主要分析了CHIPS所独有的利益冲突披露以及回避制度。第六章分析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风险管理的问题。支付系统风险可以分为结算风险、运行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这三类。文章第一节探讨了结算风险管理问题,包括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界定与危害性,结算风险管理的原理,以及美欧跨境支付系统的结算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第二节探讨了运行风险管理问题,包括了法律风险、操作风险与商业风险的含义与表现,运行风险管理的原理,以及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行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第三节系统性风险管理则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系统性风险的界定与成因;系统性风险的传导与管理控制的原理;美国、欧盟与英国对于系统性风险管理控制的监管规则制度。相应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国际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第七章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制度完善问题。第一节分析了CIPS法律基础的不足与完善。CIPS法律适用、结算最终性、恢复与处置规则以及支付系统监管规则存在具体法律法规缺失或效力层级较低,缺乏具有操作性的规则制度等不足,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进行完善。第二节分析了CIPS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完善。其中,CIPS运营者组织形式存在股权结构较为单一、决策机制不明等问题。CIPS参与者准入标准则存在国籍要求倒退,可能导致法律适用问题与相应法律风险,未来需要结合CIPS全球运营状况,分阶段予以解决。另外,CIPS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未来可以结合组织形式完善一并解决。第三节分析了CIPS风险管理制度不足与完善。CIPS风险管理不足表现为结算规则疏漏、违约管理机制缺失、数据备份中心建设不足等问题,未来可以在借鉴CHIPS、EURO1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在系统性风险管理完善方面,未来中国监管部门可以借鉴美国欧盟的规定,确定具有操作性的具体SIFIs识别标准,并明确由具体的部门承担SIFIs识别与监管职责等,降低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

丁芳伟^[4]（2013）在《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体制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其组织结构调整和经营绩效的改善关系到金融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基于这样的经济现实,我们有必要研究我国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从我国现阶段体制转轨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系统性要求来考察,建立国有银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分析框架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现有的关于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研究是对组织结构本身的关注有余,而对影响其组织结构因素的分析不足。本文拟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其外部发展环境和银行战略目标等因素结合起来,尝试性地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的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分析框架。本文以我国国有银行的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战略-组织-绩效（S-O-P）”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依托研究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如何由外部发展环境和战略目标决定,以及组织结构影响组织绩效的逻辑。从“S-O-P”的运行框架来看,国有银行的外部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要求国有银行在不同时期必须选择不同的战略目标,也要求其组织结构不断调整。国有银行的组织结构调整是为了达到其战略目标,银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对其绩效的作用机理通过其信贷行为体现出来。国有银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在不同时期得以提高和改善的历史验证了S-O-P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世界范围内,花旗银行、标准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组织结构的运行特征及其经验,对我国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组织结构高效运行的基础,是现代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本文对国有银行的研究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理论上清晰描述战略目标对组织结构的规定性,组织结构对绩效的制约问题,第二步是在既定的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阶段的绩效实证考察,并以中国银行为例做案例研究。基于国有银行发展历程的历史间断性决定其绩效衡量适合采用分阶段和多指标的绩效衡量方法,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绩效衡量方法的基础上,对国有银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选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考量,并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历史考察。结果显示,国有专业银行时期的四大国有银行对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资产质量在这一时期逐年恶化；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期,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率也继续恶化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但在此时期国有银行对宏观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时期,四大国有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其市场绩效、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等国际通用的商业银行绩效衡量指标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商业银行的水平；不同历史时期国有银行的人均盈利能力和机构盈利能力,表明国有银行的市场绩效与其组织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国有银行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与战略目标调整,本文对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的原则和方向进行了论述,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外部环境主要有金融深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金融国际化、金融监管、信息技术等网络化发展构成,环境变化会使国有银行在经营中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战略目标,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应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追求精简和高效、分权和集权相结合、适度虚拟化等为原则,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方向是必须继续完善现有的纵向和横向组织结构,构建完善的现代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根据环境变化创新组织结构模式。在笔者看来,要使国有银行运行达到以上的格局,就必须把战略目标、组织结构和绩效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研究。

王之亮^[5]（2012）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价值方面,首先,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大型商业银行的角色也从“大一统”体制的银行、国家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逐步变迁。在此过程中,符合现代产权理论的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持续改善其产权制度安排,有效提升了组织资源配置效率及经营业绩,并初步建立起了所有权基础上的银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的组织架构。其次,如何有效激励和监督管理层,是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委托代理理论与现代管家理论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分歧,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解决思路。而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使其管理层激励存在着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特殊解决方案。第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倡导公司应关注并服务于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受此理论影响,大型商业银行亦将社会责任作为其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要素,通过兼顾股东价值最大化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平衡,促进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在现实意义方面,笔者认为,自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成功上市,标志着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全面完成,其公司治理改革由此进入了“后股改时期”。目前,大型商业银行虽在形式上具备了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的基础架构和基本要件。但与我国很多其他领域改革当前所处困局相似的是,其发展至今,大型商业银行原有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改革的“制度红利”将不可避免趋于递减。接下来的公司治理改革会更为复杂艰巨,亟待探索新路径,寻求新突破。与此同时,受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金融集团盈利模式转型、信息技术创新以及金融监管方式更新等影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从理念、架构到规则都在发生持续、深入的变革。为此,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需要达到的总体标准是,既能遵从国际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义和一般准则,也要体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特有的国情要素。从长远看,如果大型商业银行未能建立起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治理,即使在经营规模、股票市值上继续领先于全球同行,也无法形成和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未竞的使命。有鉴于此,笔者的研究旨在理性反思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为其优化方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本论文从阐述公司、公司治理的一般概念、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基本内涵及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出发,以大型商业银行从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角色变迁为背景,系统回顾了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产生及演进过程,较全面地解构了其公司治理的现状及主要缺陷,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主要路径和基本思路。论文共分为六章,包括：导论；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解构；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及治理绩效的探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路径。在第一章“导论”中,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评述了相关研究文献,阐述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基本思路、逻辑结构及创新之处。在第二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中,从公司的属性、公司治理的释义开始讨论,简述了笔者对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评述了当前全球公司治理的主流模式及有关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并探讨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殊性的主要具体表现。在第三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中,笔者认为：如以公司治理的视角来回顾、审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后逾30年的成长历程,从专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空白状态,到股改成功后大型商业银行初具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框架和制度体系,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产权改革、组织建构及制度设计。而大型商业银行循此主线的发展演进,具体表现为：产权改革从全民所有到国有控股,组织建构从单一结构到权力制衡,制度设计从粗放治理到依法治理。在此章中,笔者参照中国银监会对大型商业银行发展分期的划界标准,从产权改革、组织建构及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大型商业银行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第四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解构”中,从股权结构、组织架构、决策规则、激励约束等四个维度对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了逐一解构。在股权结构方面,分析了大型商业银行股本规模庞大、股权集中度高及国家股“一股独大”等股权结构的基本特点；回顾了大型商业银行从股份公司设立至今,其股本结构的形成过程；在组织架构方面,研究了“三会一层”治理结构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组成、专门委员会设置等问题,讨论了“三会一层”的相互关系。同时,从机构体系、条线体系的角度,论述了大型商业总分行体制下组织管理的运作模式、主要特点；在决策规则方面,阐述了银行公司治理机构的议事规则、授权经营与分级决策的基本情况；在激励约束方面,从激励机制设计、约束机制构成两个层面,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薪酬体系现状、股权激励的局限性以及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问题。在第五章“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及治理绩效的探讨”中,探讨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有关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及公司治理绩效等重要问题。借鉴了欧美国家在议会席位分配中常用的方法,结合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实际,提出了确立非执行董事席位分配原则及其他改善董事会结构的建议；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现有管理层激励机制中的不足及改进管理层激励的策略和思路；提出了狭义公司治理绩效、广义公司治理绩效的概念,实证研究了大型商业银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薪酬等代理变量与银行人均资产、成本收入比的相关性,借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大型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函数的简略模型,阐述了银行（广义）公司治理绩效与经营业绩的关系。在第六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路径”中,分析了以中国特殊国情为约束条件,在全球银行业公司治理发展趋势影响下,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路径的合理定位,并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内外部治理机制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异同；从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治理、董事会建设、监督权配置、组织架构与激励约束、信息披露与透明度以及社会责任共6个方面,探讨了大型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对策；在将大型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划分为市场化机制与非市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证券市场、银行家市场和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市场,以及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党管干部”原则对大型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并提出了简要的优化思路。与国内现有研究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文献对比,本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主要有：第一,将股东持股数与其应委派（非执行）董事人数的关系,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某一政党所代表的选民人数与其在议会中应得席位的关系相类比。借鉴议会席位分配的比例代表制、份额分配法两种主要分配方法,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非执行董事席位分配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在上述分配法下,大型商业银行大股东非执行董事席位应分配数与实际情况均有明显差异,突出表现为汇金公司实际分配席位偏少。在股权集中度高、“一股独大”条件下,份额分配法与比例代表制分配法结果相同或差异不大；在股权相对分散条件下,前一方法较后一方法相对更为公平。笔者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应采用份额分配法等相对公平的方法分配非执行董事席位,提高席位分配的透明度。第二,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东、管理层在成果不确定且不可监督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在考虑管理层激励的某些特殊性条件下（双层激励、薪酬不挂钩业绩、职务消费、寻租机会）,股东、管理层的期望收益及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笔者认为,大型商业银行管理层薪酬不可能按欧美银行对职业银行家的市场化规则定价。为正向激励管理层勤勉尽责、防范其不当获利风险,应适度提高管理层期望收益。管理层部分薪酬应与其在职期间工作风险、廉洁情况及银行业绩挂钩,实行延期支付,使勤勉、廉洁、业绩突出的管理层能获得更高期望收益。对管理层实施“高薪养廉促勤”虽必要,但强化对其监督、考评、问责等配套约束机制,实现激励约束动态平衡,加大违规重处力度更为重要。第三,对公司治理绩效作出广义和狭义上的解释,提出了公司治理绩效与经营业绩的函数表达式。从组织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绩效作出狭义上的解释。通过研究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层薪酬等公司治理变量与狭义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讨论了公司治理变量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公司治理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类比,提出了银行经营业绩的简单函数表达式,并对公司治理绩效作出了广义角度的解释。

孔伟艳^[6]（2010）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商业银行国有化的现象。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却反其道而行之,以200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为标志,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金融危机带来的银行国有化,是不是对过去非国有化改革的否定?股份制改革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对策是什么?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深化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国内背景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在实践上有利于推动我国四大银行深化产权改革,提高我国银行的微观经济绩效,进而提高金融业整体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本文遵循“问题→原因→对策”的研究思路,正文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问题部分（第1、2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包括大一统阶段、专业化阶段、商业化阶段和股份化阶段。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股份制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但同时也遗留和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差距,以及股改上市、金融创新、混业经营等导致金融监管困难增加的问题。2.原因部分（第3章）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后股改时期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改革不够彻底,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中国有股份（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所占比例在70%以上（新建行为57.02%）,政策制定主体和市场主体混淆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真正的公司治理制度就难以建立,高成本低效益的经营现状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因此,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接下来从理论综述与实践经验两个方面探索了深化产权改革的方向。首先,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张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其次,世界主要国家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基本规律也表明:产权多元化是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趋势,也必然是中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最后,金融危机引起的银行国有化,只是产权多元化这一主旋律中的插曲。3.对策部分（第4、5章）我国要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分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首先,在股份制改革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产权多元化具有必要性、必然性与可行性,建立以产权多元化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深化产权改革的必然方向。其次,建立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首要步骤是优化产权结构,其目标模式应当是有一定集中度又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产权结构,其实现途径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已经股改上市的三大银行中,随着国有股减持,全要素生产率（TFP）、股本净回报率（ROE）和总资产净回报率（ROA）呈现上升趋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建议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优化产权结构实行“三步走”战略:中国农业银行加快引资上市,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继续优化产权结构,构造股权适度集中、国家相对控股的产权结构。在坚持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取向的同时,还要进行与产权改革相关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使之与产权改革互相促进;稳步推进混业经营,扩大银行利润来源,分散银行经营风险;积极探索政治民主化改革,切断政企不分的根源;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相关法律,保障产权交易自由。论文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国有股减持的贡献时,主要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创新。（1）论文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 = f （ K , L ）= AKαLβ,以已经股改上市的三大银行为案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减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国有股减持对股本净回报率和总资产净回报率的贡献,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结果表明:①无论是以净资产为投入,以税前利润为产出,还是以总资产为投入,以税前利润加利息支出为产出,无论改革前后劳动力弹性系数β的值是否改变,三大银行股份制改革后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比改革前明显增加;②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下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股本净回报率和总资产净回报率都明显提高。（2）研究结论的创新包括:①分析了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认为产权多元化配合风险管理和有效监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②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其基本内涵为主体明确、约束严格、产权多元、交易自由,核心是产权多元化,目标模式为有一定集中度又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产权结构,具体到我国就是股权适度集中、国家相对控股的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有效途径是国有股减持。

王菁^[7]（2010）在《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文中指出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各种限制逐渐取消,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商业银行在统一的国际规则下竞争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金融的渐进式改革与外部规则的矛盾已经逐步显现出来,顺应客观发展的形势,及时实现既有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适应性转变已经成为当前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制度的基础上,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如何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探讨针对我国商业银行这一特定主体在施加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外部约束后,资本约束如何推进商业银行资木管理与风险控制制度改革,以及如何推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强化银行公司治理。本文提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既来源于内部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非均衡性,又来源于外部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变迁是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不断冲突和协调的演化过程。竞争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的银行业接受和遵守以巴塞尔协议为核心的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提高资本充足率,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型；同时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改进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公司治理,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真正地建立起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体制。与此同时银行业监管当局也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监管能力,开展与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以适应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转变,才能满足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是我国商业银行制度面临的外部约束的重大变化,因此,应以制度改革创新消除阻碍商业银行发展的种种制约,引入“外部变量”,制度变迁的模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逐步向诱致性变迁模式引导,改革产权制度,强化金融制度的实施机制,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创造条件。

赵喆^[8]（2008）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科学构建》文中提出当今世界,金融已成为经济的核心,维护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施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经济持续、稳定、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金融创新不断推出,金融竞争十分激烈,金融风险不断显现,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抵御金融风险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深入了解金融全球化趋势给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和金融监管体制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明确国际监管的新变化,把握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发展,研究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是维护金融的安全稳定和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也是更好的使我国金融业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竞争,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本文共分六章,详细论述了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科学构建。第一章金融监管理论的基本概述。主要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行政管制理论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监管理论的梳理,打造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科学监管新理念。第二章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及影响。主要分析了金融全球化趋势的表现和特征,从金融全球化对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和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影响论述了金融全球化对世界金融业的影响;从金融业的竞争、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的难度等论述了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第三章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通过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回顾,找出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同时借鉴国外的先进金融监管理念。第四章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沿革和发展。主要论述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金融监管为维护金融稳健运行发挥重要作用。第五章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中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分析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不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第六章构建适应新趋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体制。核心内容包括建立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完善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孔德昌^[9]（2007）在《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对于背负了大量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成本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股份制改革是一次重大战略转型,又恰似一场深刻的革命,历程艰难而沉重。改革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其中每一个关键举措都曾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并在诸如国家注资、战略引资等很多问题上饱受各方的质疑和争议。而上市后,各家银行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和亮丽的业绩表现又令世人开始重新审视其股份制改革的作用,并对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充满了期待。2002年,国务院成立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工作小组开始正式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目前工、中、建、交四大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中国农业银行也正在积极为股份制改革做准备。因此,选择以股份制改革为主要背景和内容的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作为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主要沿着回顾国有商业银行为战略转型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背景和历程、借鉴东欧、日韩等国的商业银行改革经验、深入探讨改革中的每个关键阶段以及改革的绩效与存在问题等问题展开,并综合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进而为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战略转型及我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提出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相关研究综述、本文的主要内容结构以及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主要阐述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体制变迁。首先,介绍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第二,介绍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改革历程;第三,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为战略转型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国内外背景及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应对国际竞争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第三章,以捷克、波兰、匈牙利为例,考察这些国家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第四章,主要回顾国有商业银行为战略转型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历程。回顾分析自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总体历程,以及2002年国务院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工作小组以来,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工、中、建、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主要历程。第五章,对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几个关键举措的探讨。主要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为例分析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步骤: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处置、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引资和发行上市;探讨这四家银行在这几个阶段的具体举措,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些举措的讨论和争议。第六章,主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进行了分析评价。首先,根据改革之初国家设定的评估指标考察了几家改制银行的达标情况;第二,利用成本收益法考察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并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改制前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指标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运用DID模型对股改的绩效进行了进一步计量检验;第四,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变化。第七章,是对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战略转型的方向和思路探索,力图对中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首先,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历程和其他国家银行业改革的经验为基础,探讨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外部困境和内部困境;第二,借鉴已经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农业银行在财务重组、选择投资者、改制上市等方面提出建议措施;第三,分析刚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在今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应该致力于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提高上市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等等。第四,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战略转型的三个发展方向:基于金融功能观的综合化经营改革方向、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方向以及国内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方向等,最后提出中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组建我国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周振海^[10]（2007）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由导言和四章基本内容组成。本论文以马克思货币理论为基础，以当代货币银行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1978年以来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为研究目标，在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背景下，提出深化中国金融改革政策选择的可行性方案，切实解决束缚中国金融发展的羁绊，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最终实现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改革目标。理论上，金融体制主要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三大部分，其中，金融机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载体，是联系经济和金融的纽带，可以说是一国金融体制的核心；金融市场是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从事金融活动的场所和领域；金融工具则是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的手段。通常来说，不同的国家之所以具有不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路径，正是由于不同国家制度环境、金融活动的主体以及创新活动产生和扩散的过程存在着差异。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之所以具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路径，原因正是在于我国的转型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不仅决定了金融机构创新活动的环境、动因不同，而且决定了金融创新效应的差异，进而影响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演进方向。我国在建国初期实施的是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在改革初期采用的是有计划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管理体制，即发展的起点是处于金融抑制状态，金融深化水平较低，金融体系不发达，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缺乏追求主动创新的经济激励。到目前，为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体制由政府主导型逐步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推动下的金融制度变革和创新。论文第一章是对中国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的全面论述，从金融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主要内容纵、横两条线展开论述。纵向上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分为五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横向上从八个方面对银行中国金融改革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总结论述，一是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及发展；二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三是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四是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和业务创新；五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六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七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创建和深化改革；八是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论文第二章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成效做出充分肯定，得出了通过金融改革，中国金融业自身得到不断成长和发展，同时金融有效地支持和促进了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发展的结论。客观地总结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几个重要经验，即：应坚持金融的改革开放，以配合不同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借鉴外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服务；积极、稳妥、渐进地推进改革；正确处理好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现有的金融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高速发展；以法制来规范金融体系，立法上留出空间，支持金融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必须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适度调控和监管，保证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论文第三章本着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借鉴现代经济学、政治学中最新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金融抑制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行为选择理论等，对近30年的金融改革存在的弊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面临两难困境的根本制度原因进行了阐述，由于金融活动的微观主体缺乏创新激励，国家成为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主体，但是现有金融机构产权结构的缺陷又使得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活动进行寻租和掠夺的行为盛行，而且国家对金融机构寻租行为进行监管的成本极大化而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这样我国金融改革中金融活动的微观风险就容易加总转化为制度性整体风险，从而使国家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为了推动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国家需要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但是金融机构又会利用金融创新进行寻租而导致社会金融风险的积累。论文第四章对中国金融改革所处的国内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世界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借鉴亚洲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金融改革的经验，深刻剖析当前中国金融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如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和服务功能较弱、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完善、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亟待建立、外汇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推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完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现以及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问题，如：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健全问题、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存款保险机制的建立问题、与金融体系相一致的法律、法规的完善问题等。最后，根据“十一五”发展规划，笔者提出深化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支持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改革的政策选择应从金融体系内部的改革与完善和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两方面入手，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

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管理与跨国经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管理与跨国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8）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科学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9）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管理与跨国经营（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2]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D]. 董哲. 武汉大学, 2019(08)
• [4]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D]. 丁芳伟. 浙江工商大学, 2013(09)
• [5]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D]. 王之亮.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4)
• [6]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问题研究[D]. 孔伟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7]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D]. 王菁. 东北大学, 2010(06)
• [8]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科学构建[D]. 赵喆. 中国政法大学, 2008(09)
• [9]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研究[D]. 孔德昌. 中南大学, 2007(12)
• [10]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D]. 周振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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