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与乐的对话》（论文文献综述）
陈文贞[1]（2021）在《茶道艺术与音乐的运用分析》文中提出茶道艺术既是赏茶、沏茶、品茶的美感之道,也是一门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泡茶、赏茶、闻茶香、品茶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友善,美心修德。学习茶礼,领略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人们文化素养与美德,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活动的载体,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可以提升艺术情操和文化素养;扩大音乐视野;培养健康向上的音乐审美情感,在音乐实践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学会把音乐运用于茶道艺术中,做到茶、乐融为一体,推动音乐与茶道艺术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姜建伊[2]（2021）在《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影视教育教法研究是影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问题,旨在提升影视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术性。民族志影像是将影像视为书写工具的摄制活动,是影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影像,留存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社会变迁、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学术探究活动。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梳理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建立系统教学教法的过程,探究其教育教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典型教师的教学智慧,从而为影视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学个案,推动云南影视教育和全国影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导论,提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核心问题,从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研究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建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口述史研究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关键概念,描绘民族志影像在云南的缘起、及其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章,以云南本土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民族志影像的实践经验与民族志影像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云南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志影像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三章,以外国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英国、德国的民族志影视教育的问题意识、感官训练和合作拍摄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手法,引入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并将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合,培养云南本土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外国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四章,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课程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描述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分析其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模式。第五章,从建构主义的“教育是师生合作,挖掘学生的教育潜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出发,分析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合作式影像生产与影片文化共感”的教学智慧和实践教学理念。结语,回到叙事教育有的理论框架,讨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操作模式和教学系统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影像教育提供学理和现实案例。
王辰竹[3]（2021）在《茉莉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丝路审美文化视域下研究外来物的物质文化,实际是以外来物种为源点,对其社会生命的发展进行传记式研究。植物茉莉在丝路文化旅行的过程中,见证了人类文化自区隔到互通发展的历程,因而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视角出发,对植物茉莉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的生成的研究,通过以小见大,反衬出丝路审美文化的熔铸生成与融通。茉莉在其原生文化语境中受到信仰统摄被赋予“神性”意味,建构出其在域外与宗教紧密联系的宏观性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在宗教传播与贸易等多方作用下,茉莉裹挟着最初的宗教意义与实用价值进入中国,被宗教、伦理、美学等价值重塑,经历了自“神”至“人”的文化生成过程,美学意义不断凸显,成为中国文化中颇为典型的文化符号。其中,作为听觉符号的“茉莉”在传至西方之时,一度成为东方色彩的代表,审美意义再度发生变化。随现代传媒发展带来的“时空压缩”,中西方在“茉莉”文化上均以植物为源头,以“和而不同”的态度积极进行文化对话,在这一过程中,“茉莉”与中国逐渐同构,在跨文化交流中,茉莉的审美意义被再度阐释,文化生成呈现融合会通的趋势。至此,茉莉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生成过程得以明晰。茉莉所携带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是不同话语建构的产物,“茉莉”的文化与审美意义的流变意味着异种文化碰撞与融合。选取茉莉作为个案进行研究,看似是研究植物个体在丝路时间至空间的审美生成历程,本质是以茉莉为切入点,从个体植物的传播迁移与审美意义增衍与脱落出发,探讨后现代丝路空间里中外文化互通道路方向,进而对丝绸之路上物种的跨文化交流与平等对话提供可行性方法论。
郑韵扬[4]（2021）在《北宋七言古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北宋七言古诗为研究对象。北宋七古以创作生态、题材内容、表现功能、风格技巧等多方面的新变,实现了七古诗体的艺术成熟。本文围绕七古诗体特色和发展中的突出现象,重点把握代表作家对诗体和诗歌发展的引领作用,纵向置于唐宋七古演变中考察,横向比较同时代不同诗人、诗体的差异,对北宋七古的发展创新和艺术成就作出比较全面的探讨。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庆历诗人为中心,从酬唱语境切入,研究酬唱令庆历七古在题材内容、手法风格、表现功能等方面产生的关键变化。通过分析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体选择,明确庆历诗人对七古一体存在一定的自觉选择意识,且受到七古体制、功用和主体心态、人生经历等多重因素影响。庆历诗人自觉将七古大量用于知己朋友的私人交流酬唱,在题材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好奇”倾向,常见以多重视点的对话组织内容;在手法风格上,兼善抒情与议论说理,并且易具有轻松畅达、活泼奔放的风格。酬唱对庆历七古题材和表现功能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友情题材中友情内涵的扩充和共同记忆的叙述,现实与历史题材中鲜明的议论品质,和咏物题材中穷形尽理的咏物模式更新。第二章以苏门诗人为中心,研究他们几类重要的七古题材如何营造“奇趣”的审美感觉和风格。苏轼的山水纪游七古擅长景物的动态呈现并具有哲理导向,主动对游踪进行贴合主体体验的剪裁。苏门诗人的题画七古往往与画作形制、内容、风格达成和谐一致,多运用以真实写虚幻的手法,呈现丰富的真幻关系,并展开更自由广阔的联想。苏门诗人书写日常生活的七古,善于运用多种叙写技巧形成平中见奇的反差化趣味,并以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谐谑和对物我关系的建构来超越日常。第三章探讨北宋七古的章法结构。北宋七古在起首与结尾、分段与线索、转折与过脉三个方面都有精密的表现和创新。“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对北宋七古章法有重要影响,通过梳理和辨析以古文章法论七古的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七古章法的差异。苏轼七古的命意、构思和布局经常能在相应的古文中找到参照或形成互动,善于从前代典籍中汲取章法经验。欧阳修与王安石七古章法有舒缓和陡峭的差别,且欧阳修更擅长情感线索和结构线索有机融合的复合式结构。黄庭坚七古体制明显趋于收缩、收敛,以短章见长,也代表了其后北宋诗人诗体创作重心的变化。第四章探讨北宋七古的修辞特点,分为比喻和用典两方面。北宋七古擅长博喻和详喻,在喻体的选择、比喻的审美风格和创作方式上竞出新意,并且注重比喻的理路。梅尧臣七古用典已有博取和详写的趋势,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用典将陌生诗材纳入传统的表现经验,赋予更深刻的内涵。欧阳修擅长通过用典刻画事物,和塑造七古特定的风格,并体现博物学的倾向。苏轼和黄庭坚七古用典更加广博、密集、形式灵活,能够自出己意,与七古擅长的议论说理结合,使用典真正服务于奇思的表达。用典能够有效改善七古过分追求畅达而易伤平滑、直露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影响意脉流畅、形成套语等弊端。北宋七古用典的发展过程,也是知识影响七古风貌的过程。
郭苗苗[5]（2021）在《遂昌“昆曲十番”音乐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地区的遂昌“昆曲十番”乐种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学、历史学、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笔者多次实地采访所获的直接文本和感性经验的积累作为本文的研究线索和证据补充,选取遂昌“昆曲十番”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曲目,放置在与之相紧密联系的历史文化背景、民间艺人的审美观念中,对其音乐的生成、发展以及共性与个性的特征进行分析与解读。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陈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对本文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及界定本文主要概念。第一章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谱例,以及对班社、民间艺人等进行实地采访、记录并梳理,试图探究遂昌“昆曲十番”所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二章主要弄清遂昌昆曲十番是什么?笔者选取遂昌“昆曲十番”手抄本中最具代表性且演出次数最多的曲目作为音乐分析的对象,从而分析遂昌“昆曲十番”文、武十番“器乐化”的演进路径。通过对音乐文本和实际音响的比对,从其旋律构成、乐器搭配、音乐结构、音色音响特征、锣鼓音乐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试图总结出在大十番乐种中,遂昌“昆曲十番”共性与个性所在。那么第三章主要是对遂昌“昆曲十番”的生成和发展发问。为什么遂昌“昆曲十番”依附于昆曲、婺剧?以及遂昌“昆曲十番”在当代的发展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本章从昆曲的“雅化”对民间乐人的审美选择上、剧种与乐种的相互关系上分析,再从“昆曲十番”在当代传承问题、生存状态出发,观察小乐种与大剧种之间的关系变化,并关联民间艺人审美与专业乐人审美的各自倾向,挖掘现象自身与中国传统音乐发展脉络的联系,并对此进行反思。遂昌“昆曲十番”虽作为个案被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其所涉及的戏曲与乐种的相互关系、区域的音乐风格、民间性的审美理念在十番乐种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所以对于遂昌“昆曲十番”的研究,不仅仅是个案的研究,更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十番乐种的普遍性、规律性发展脉络的再一次实证和延伸。另外还彰显了笔者所处时代的特点,以传统连接当代,既回顾寻找传统,又反思传统在当代的路径。
宋哲琦[6]（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认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王岩[8]（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认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黄若然[9]（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研究指明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陈政[10]（2020）在《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生活美学研究日益兴盛的背景下,探究中华美学精神中蕴含的生活美学思想,以中国话语与中国经验介入到当代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的价值建构之中,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学人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从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发展历程看,宋代生活美学是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典范形态,既承接中唐以来中国古典美学的“内在转向”,又开启明末以来生活审美的奢靡之风,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开启了中国古典审美的新风貌。实践层面,宋代士人在文玩鉴藏、士人园林、山水悠游、雅集交游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审美化趋向。理论层面,一批具有生活美学理论着作雏形的书籍在此时大量出现,为晚明涌现的《闲情偶寄》、《长物志》、《考盘馀事》等生活美学着作奠定了基础。宋代审美主体范围急速扩大,从宫廷到民间,其中士人阶层在宋代理学思辨精神影响下,对日常生活审美实践进行自觉反思并形成理论表述,其生活观念、生活审美观念、生活审美实践,对于建构当下中国话语的生活美学理论,回应西方日常生活美学理论,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宋代士人生活美学问题的由来和研究意义,进行了文献综述,阐明了研究的思路、方法。第二章分析生活美学的理论语境,从中西方哲学、美学生活论转向出发,梳理当代生活美学的理论演变,认为“生活美学”中的“生活”指日常的活生生的生活状态,“生活美学”可具体区分为生活美学观念和生活经验中的审美两部分内容,主要分析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观念、审美经验与审美方式。以此,本文进行的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主要是指对中国古代现实生活中审美观念与活动的研究。第三章从“生活”概念的词源学分析开始,通过“生”与“活”及其二者的词义构成关系来对中国古代“生活”观念进行思考。从“生生”到“日用”,古人使用了两套言说话语来表现东方式的生活观念与理想,从而让中国古人的生活既有超越性的生命之思,亦有形而下的生活之用,在生活审美层面同时形成了感性维度与超越性维度的共存。第四章从审美观念角度出发,着重考察闲、情、理、欲、物等范畴,分析宋人对于快感（欲）、美感（情）的价值判断。从宋人生活审美中的“物欲”关系入手,以苏轼“寓意于物”思想为视角,考察宋人日常生活审美中的价值论维度与伦理关怀。第五章从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出发,阐释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的情境营造与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经验的实现方式。宋人以生活物象为载体,以居室、园林为空间依托,在雅集交游中营造审美氛围,构筑审美化的生活情境。以西方日常生活美学为参照,将宋人生活审美方式划分为艺术审美式、参与式和自然环境认知式三种,呈现生活审美经验的多维面向。第六章总结宋代士人生活美学对晚明文人生活美学思想的影响,并阐述宋代生活美学的当代意义。宋代士人超越有限物欲羁绊而通达精神世界的无限,在实践层面为当代日常生活审美主体性丧失问题、精神内涵弱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反思的资源,在理论层面为美学走向生活审美,走出纯粹的理论性研究,面向真实的审美实践提供参照。第七章,论文认为,宋代士人生活美学是一种精英主义美学,是具有理性精神的生活美学,以此区别于六朝尚逸的生活美学,以及明代重情的生活美学。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重视大众文化而忽视精英文化,对宋代生活美学研究也有利于弥补此类研究的不足。基于宋代士人生活观念,论文认为宋人在“超越性”与“生存性”的互融互生中为现实生活带来张力,实现生存状态的情理谐和。立足宋代士人生活审美观,认为宋人以“心统性情”、“吟咏性情”观肯定生活审美的感性特征,以“寓意于物”、“玩物适情”观确立生活审美的价值指向,在感性审美中实践诗意生活理想。以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为范例,反思当代生活审美经验,认为生活美学是一种亲近和尊重生活的价值之学、幸福之学。通过宋人生活美学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分析,反思当代生活美学理论发展,认为中国生活美学不同于西方日常生活美学,应着重在审美价值论、境界论等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话语理论。生活美学与传统西方美学并不完全对立,生活美学的回归感性学主张并不是与艺术为敌,而是打破美学研究中的唯艺术论,将生活审美的情感经验纳入美学研究视域,彰显生活的审美品质。
二、《茶与乐的对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茶与乐的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1）茶道艺术与音乐的运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茶道艺术与音乐的重要性 |
| 二、茶道艺术与音乐融入于美育 |
| 三、茶道艺术与音乐的运用 |
| （一）茶艺音乐 |
| （二）品茗——三籁之声 |
| （三）茶会音乐 |
| 1. 茶的季节时序 |
| 2. 品茶的位置和空间 |
| 3. 茶叶的种类 |
| 4. 茶侣的区别 |
| （四）茶艺赛项音乐的选择 |
| 1. 规定茶艺 |
| 2. 自创茶艺音乐 |
| 3. 茶汤质量比拼音乐 |
| 五、结论 |
（2）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叙事研究:教育学研究的新方法 |
| 二、影视教育研究:教学设计的构建与生成 |
| 三、民族志影像及其教育研究:民族文化的呈现与社会问题的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云南民族志影像教学的发端、基础和建设 |
| 第一节 发端:“北吴南杨”的社会学与民族学调查 |
| 一、“北吴”的乡村研究 |
| 二、“南杨”的文化历史研究 |
| 三、影像:作为人类学研究工具出现 |
| 第二节 民族志影像的基础:民族学调查与纪录片摄制 |
| 一、“西南学”的跨学科方法实践 |
| 二、民族纪实片的拍摄实践(1957-1981) |
| 三、影视人类学拍摄实践(1980-) |
| 第三节 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
| 一、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星星之火” |
| 二、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机构的建立 |
| 三、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师资建设 |
| 第二章 云南本土教师“怎么教” |
| 第一节 从理论中学习 |
| 一、影视人类学的教学积累 |
| 二、影视人类学的教学理念 |
| 三、影视人类学早期教学实践 |
| 第二节 在田野中学习 |
| 一、拍摄目标:影片的文化解释 |
| 二、拍摄实践:长期的田野调查 |
| 三、教学方法:人类学视角的拍摄成果 |
| 第三节 边学边教 |
| 一、教学内容:素材融汇于心 |
| 二、教学方法:重视田野 |
| 三、授课:理论和实践并重 |
| 第三章 外国教师“怎么教” |
| 第一节 保罗·亨利:理论与实践的双线教学 |
| 一、实践经验:印第安本土研究 |
| 二、教学理念:分阶段培养 |
| 三、教学实践:参与式观察 |
| 第二节 芭芭拉·艾菲:感觉人类学的教学实践 |
| 一、实践经验:卡什纳华人田野 |
| 二、教学内容:“主题讨论”教学 |
| 三、教学方法:田野合作法 |
| 第三节 其他教师:快速成片和影像库教学 |
| 一、人类学影片教学 |
| 二、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像库教学 |
| 三、菲律宾的一分钟短片法 |
| 第四章 云南民族志影像的教学体系 |
| 第一节 教学理念:师徒传承 |
| 一、培养能够实践的人才 |
| 二、人类学视野下影像拍摄的“起点”与“终点” |
| 三、教师的拍摄反思 |
| 第二节 教学方法:人类学理论与影视学技术的结合 |
| 一、选题探索 |
| 二、拍摄技法 |
| 三、“看作业”的案例讲解 |
| 第三节 实践教学 |
| 一、进入田野 |
| 二、作业反馈 |
| 三、教学分析 |
| 第五章 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经验和智慧 |
| 第一节 教学理念的传承 |
| 一、选题的合作碰撞 |
| 二、拍摄基础:人类学理论的学习 |
| 三、田野调查实践与“四个成片”的拍摄 |
| 第二节 教学方法的整合和创新 |
| 一、讲故事的课堂 |
| 二、放在身边的田野实践 |
| 三、教学中的文化视角 |
| 第三节 教育拓展:“乡村之眼”的教学实践 |
| 一、乡村影像的“眼” |
| 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
| 三、影像理论的成长 |
| 第六章 结语:学习国外到云南经验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茉莉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茉莉的丝路文化旅行概论 |
| 第一节 植物茉莉丝路传播概述 |
| 第二节 生成、脱落与增值:茉莉审美意义的流变 |
| 第二章 从植物到象征:茉莉的域外旅行及文化生成 |
| 第一节 古印度的茉莉崇拜 |
| 一、茉莉与世俗:茉莉审美的萌发 |
| 二、茉莉与宗教:神圣象征的符号 |
| 第二节 古波斯的茉莉隐喻 |
| 第三节 地中海的茉莉象征 |
| 第三章 从物性到诗性:茉莉在中国的意义增衍 |
| 第一节 茉莉入华:植物茉莉的东传 |
| 第二节 物质交换中的审美建构 |
| 一、茉莉的物性与日常审美 |
| 二、命名之争:茉莉、素馨、耶悉茗 |
| 第三节 文化书写中的审美意象生成 |
| 一、茉莉的诗性建构 |
| 二、 “比德”:茉莉的伦理性 |
| 三、茉莉与女性的同构 |
| 第四章 中西交汇:茉莉审美意义的熔铸生成 |
| 第一节 向西传溯的音乐符号 |
| 一、东方的表征——《茉莉花》 |
| 二、 “茉莉”音乐符号的西传 |
| 三、 《图兰朵》中的“茉莉花” |
| 第二节 现代化中“茉莉”的多向融合 |
| 一、审美表征的多样化 |
| 二、中西交流的桥梁——“茉莉花” |
| 三、当代对话中的文化熔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附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北宋七言古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七言古诗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七古概念与体制的辨析 |
| (二)七古发展流变研究 |
| (三)名家七古个案研究 |
| 三、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酬唱中的北宋七古新变:以庆历诗人为中心 |
| 第一节 庆历诗人的诗体选择和七古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庆历七古知己酬唱的特征 |
| 一、对象场合:知己朋友,私人交流 |
| 二、题材内容:“好奇”倾向,对话视点 |
| 三、手法风格:情理兼长,轻松畅达 |
| 第三节 酬唱对庆历七古题材和表现功能的拓展 |
| 一、友情内涵的扩充和共同记忆的叙述 |
| 二、现实与历史关照中的议论品质 |
| 三、穷形尽理的咏物模式更新 |
| 第二章 北宋七古“奇趣”的开拓:以苏门诗人为中心 |
| 第一节 苏轼的山水纪游七古 |
| 一、景物的动态呈现和哲理导向 |
| 二、贴合主体体验的游踪剪裁 |
| 第二节 苏门诗人的题画七古 |
| 一、题画诗的诗体选择 |
| 二、以“真”写“幻”,心游画外 |
| 第三节 苏门诗人书写日常生活的七古 |
| 一、平中见奇的反差化叙写 |
| 二、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谐谑和物我关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北宋七古的章法结构 |
| 第一节 北宋七古章法结构的变化 |
| 一、起首与结尾 |
| 二、分段与线索 |
| 三、转折与过脉 |
| 第二节 “以文为诗”对北宋七古章法的影响 |
| 一、以古文章法论七古的代表性观点 |
| 二、欧、王、苏、黄七古章法比较 |
| 第四章 北宋七古的修辞特点 |
| 第一节 北宋七古比喻的博、详、新、理 |
| 第二节 用典:知识对北宋七古风貌的改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北宋主要诗人七古创作比例表 |
| 附录二 宋元明清诗话七古论评汇编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5）遂昌“昆曲十番”音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本课题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遂昌“昆曲十番”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江南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 |
| 一、遂昌地理历史环境 |
| 二、昆曲在民间的学府 |
| 三、高腔、乱弹盛行之地 |
| 第二节 遂昌“昆曲十番” |
| 一、文、武十番两种不同的音乐形式 |
| 二、遂昌十番锣鼓班社 |
| 1,石练镇石坑口村文十番锣鼓班社 |
| 2,湖山乡奕山村武十番锣鼓班社 |
| 三、谱本 |
| 1,石练镇石坑口村文十番手抄本《白雪阳春》 |
| 2,湖山乡奕山村武十番手抄本《昆山遗韵》 |
| 小结 |
| 第二章 遂昌“昆曲十番”音乐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文十番对昆曲唱腔具有“民间性”的“器乐化”演进路径 |
| 一、曲笛从昆曲唱腔伴奏到文十番主奏 |
| 1,昆曲字调的“规约性”与方言字调的“可塑性” |
| 2,昆曲唱腔的器乐化与文十番的民间性融合并存 |
| 二、文十番伴奏乐器在民间“单声思维”下的音色音响特点 |
| 1,吹拉类的“线性旋律”对主奏旋律的“附和”与“并行支撑” |
| 2,弹拨类与云锣的“点状旋律”对主奏旋律的“填充”与“音色对比” |
| 第二节 武十番对昆曲、婺剧曲牌“融合性”的“器乐化”生成路径 |
| 一、武十番唱腔曲牌对北曲、草昆唱腔曲牌的吸收融合 |
| 1,武十番对北曲风格以及草昆“以腔传辞”的旋律生成模式的继承 |
| 2,武十番对曲牌稳态特征的“保留”与“器乐化”的“发展” |
| 二、武十番锣鼓曲牌对婺剧锣鼓曲牌的吸收融合 |
| 1,武十番“头身尾”三段式逻辑结构与戏曲情节呈示式逻辑结构的相融 |
| 2,婺剧锣鼓曲牌到武十番锣鼓乐功能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遂昌“昆曲十番”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为什么遂昌“昆曲十番”依附于昆曲、婺剧? |
| 一、昆曲“雅化”对民间音乐的影响 |
| 二、遂昌“昆曲十番”对已萎缩的昆曲音乐的给予关照 |
| 三、文、武十番不同倾向的用乐选择和审美观念 |
| 第二节 遂昌“昆曲十番”在当代的“流” |
| 一、遂昌十番民间艺人在不同场域中演奏的“声音”意义 |
| 1,在较为私人的场域中十番“声音”的意义——隐含的“民间性” |
| 2,在制度文化表演场域下十番“声音”的意义——从“民间性”中抽离而虚拟 |
| 二、“民间”与“专业”之间如何建立有效衔接?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8）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和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及目的 |
| 第一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概况 |
| 第一节 音乐故事的类型简目 |
| 一、音乐创制类 |
| 二、音乐传承类 |
| 三、音乐表演类 |
| 四、音乐风俗类 |
| 第二节 复合类型的连缀规则 |
| 一、连缀结构的四种形态 |
| 二、连缀形态的逻辑关系 |
| 三、连缀组频和类型属性 |
| 第三节 叙事母题的异类融合 |
| 一、宝物与妙音 |
| 二、禁忌与沉默 |
| 三、乐人与智者 |
| 第四节 故事类型的三维结构 |
| 一、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 |
| 二、212个型式结构 |
| 三、结构的意义 |
| 第二章 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 |
| 第一节 音乐认知:乐感的要素 |
| 一、时空:感官的形式 |
| 二、数字:有限代无限 |
| 三、联觉:五感的相通 |
| 第二节 音乐审美:情感的复调 |
| 一、心象:人化的自然 |
| 二、悲欢:合情的奏听 |
| 三、共鸣:主体间对话 |
| 第三节 音乐伦理:理欲的扬弃 |
| 一、自发:为人欲而音乐 |
| 二、自觉:为社会而音乐 |
| 三、自由:为音乐而音乐 |
| 第四节 音乐信仰:神圣的话语 |
| 一、孕世:乐风贯生息 |
| 二、通天:天道和天意 |
| 三、升仙:乘乐往永生 |
| 第三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音乐创制:多维的融通 |
| 一、创制环境:农耕与游牧 |
| 二、创制人物:乐者无贵贱 |
| 三、创制动机:生存与生活 |
| 四、创制结果:乐归于民众 |
| 第二节 音乐传承:变动的秩序 |
| 一、行业秩序:师徒义与同行利 |
| 二、表演秩序:守正统和翻花样 |
| 三、社会秩序:天下平与美名扬 |
| 第三节 音乐表演:真与善归美 |
| 一、真:以情达意 |
| 二、善:由情生益 |
| 三、美:唯情而已 |
| 第四节 音乐风俗:权力的声麦 |
| 一、认同:权力的话语 |
| 二、权力:歌颂的对象 |
| 三、音乐:至高的权柄 |
| 第四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 |
| 第一节 乐人形象的互文层累 |
| 一、乐人形象的四重阶段 |
| 二、乐人形象的互文叙事 |
| 三、乐人形象的历时层累 |
| 第二节 空间区隔与地方认同 |
| 一、故事类型的分布圈层 |
| 二、故事异文的空间弥散 |
| 三、故事情节的地方想象 |
| 第三节 英雄制乐与族群塑形 |
| 一、族群英雄的分工制乐 |
| 二、族群分界与英雄选择 |
| 三、族群形象的音乐基调 |
| 第四节 口承主体的表演视域 |
| 一、讲述者的性别分界 |
| 二、讲述者的个人阅历 |
| 三、讲述者的地域视角 |
| 第五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转化应用 |
| 第一节 知音名片:故里之争与记忆重构 |
| 一、知音景观的记忆再造 |
| 二、品牌博弈的记忆分据 |
| 三、制衡发展与记忆共建 |
| 第二节 乡愁作曲:齐·宝力高与《苏和的白马》 |
| 一、草原家国:乡愁的过去式 |
| 二、曲式结构:乡愁的现在式 |
| 三、现场互动:乡愁的进行式 |
| 四、传统再造:乡愁的未来式 |
| 第三节 寓教于乐:《伯牙鼓琴》和《月光曲》的教学实践 |
| 一、民与士:课文的来源 |
| 二、古和今:教学的策略 |
| 三、学与乐:问卷的分析 |
| 四、伪与诚:社会的反响 |
| 第四节 行会凝聚:闽西傀儡戏的田公信俗 |
| 一、两派唱腔的田公传说 |
| 二、庙宇戏偶的互文叙事 |
| 三、田公会及行业规约 |
| 四、诞辰仪式与行会共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民间音乐故事类型(212个) |
| 一、音乐创制类(1-4系列) |
| 二、音乐传承类(5-8系列) |
| 三、音乐表演类(9-17系列) |
| 四、音乐风俗类(18-20系列) |
| 附录二 《伯牙鼓琴》和《月光曲》教学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生活美学的理论语境与概念辨析 |
| 2.1 生活美学发生的西方语境 |
| 2.1.1 西方哲学的生活论转向 |
| 2.1.2 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 |
| 2.1.3 西方生活美学的理论进路 |
| 2.2 中国美学语境下的生活美学 |
| 2.2.1 美学在中国 |
| 2.2.2 生活美学的理论前奏 |
| 2.2.3 中国生活美学的兴起 |
| 2.3 生活美学的概念界定 |
| 2.3.1 中西美学界对生活美学的界定 |
| 2.3.2 “生活”与“美学”—对生活美学概念的分析与界定 |
| 2.3.3 宋代士人生活美学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4 本章小结 |
| 3 宋代士人生活观念与生活美学 |
| 3.1 生存与超越——理解中国古代“生活”观念的两条路径 |
| 3.1.1 中国古代哲学对“生活”论证的两种路径 |
| 3.1.2 基于超越性的“生”—“生生”哲学 |
| 3.1.3 作为具体存在的“活”与“生存” |
| 3.2 宋代士人生活观念的双重维度 |
| 3.2.1 超越维度:宋代士人关于“生”的宇宙本体论 |
| 3.2.2 生存维度:宋代“生”范畴的“日用”转向 |
| 3.3 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的双重维度 |
| 3.3.1 日常感性之“情” |
| 3.3.2 超越境界的日常生活之“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观念诉求 |
| 4.1 闲适 |
| 4.1.1 “闲人得自由”——闲适与生活审美 |
| 4.1.2 “心充体逸”——宋代士人的休闲身心论 |
| 4.1.3 “心中闲而义理自出”——宋代士人的休闲体道之境 |
| 4.2 性情 |
| 4.2.1 宋代“理”本生活美学——心统性情,玩物适情 |
| 4.2.2 宋代“情”本生活美学——性命自得,吟咏性情 |
| 4.3 物欲 |
| 4.3.1 存理制欲——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价值观念 |
| 4.3.2 寓意于物——宋代士人在审美层面对“物”与“欲”的超越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表现 |
| 5.1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的情境营造 |
| 5.1.1 “玩物以适情”——生活物象的审美展开 |
| 5.1.2 “不可居无竹”——生活空间的审美场域 |
| 5.1.3 “宾朋交错,游赏其中”——生活事象的场景营造 |
| 5.2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的实现方式 |
| 5.2.1 “静中之乐,以为清玩”——生活审美的艺术模式 |
| 5.2.2 “抚摩谛玩,清谈洒洒”——生活审美的参与模式 |
| 5.2.3 “精研物性,求真尚理”——生活审美的科学认知模式 |
| 5.3 本章小结 |
| 6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影响与当代意义 |
| 6.1 宋代至晚明生活审美观念的嬗变 |
| 6.1.1 从尚雅到雅俗共赏 |
| 6.1.2 从格物到燕居闲赏 |
| 6.1.3 从吟咏性情到感官享乐 |
| 6.2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当代价值 |
| 6.2.1 生命主体地位的提升 |
| 6.2.2 生活审美价值的复魅 |
| 6.3 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的理论意义 |
| 6.3.1 研究领域:由艺术走向生活 |
| 6.3.2 研究方法:理论美学与实证美学的互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语 |
| 7.2 本文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茶与乐的对话》（论文参考文献）
- [1]茶道艺术与音乐的运用分析[J]. 陈文贞. 艺术品鉴, 2021(20)
- [2]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D]. 姜建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茉莉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生成[D]. 王辰竹. 兰州大学, 2021(02)
- [4]北宋七言古诗研究[D]. 郑韵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5]遂昌“昆曲十番”音乐研究[D]. 郭苗苗. 上海音乐学院, 2021(09)
- [6]《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9]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D]. 陈政. 大连理工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