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异常死亡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剖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袁蕊^[1]（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陈世海^[2]（2019）在《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地区寻求发展出路,是当前我国社会流动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移民搬迁后,少数民族嵌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本地村民混合居住而构建了新的生活场域,形成了民族互动的多种样态。本研究在嵌入视角下,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自发从凉山欠发达地区搬迁到相对发达的宝乡汉族农村而形成的彝汉民族互动现象开展了研究。文章包括导论等八个部分,主要从物质生产、日常交往、民族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嵌入视角下的民族互动研究,主要研究发现有:当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自发搬迁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时,便形成了嵌入式民族混居场域;在阶层结构上,因资源占有、职业分布、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在整体层面嵌入在了社会结构的底层,这种“底层结构嵌入”是双方社会互动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汉族生活习惯、社会规则等方面也从文化、价值、规范等角度嵌入到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之中,形成了“双重嵌入”的局面,这种局面既为双方社会互动提供了条件,又限定了行为规范、制度约束的协商空间。居住和种植空间的交叉分布,为双方日常交流以及生产方式的互动提供了条件。在种植内容和种植工具方面向汉族融合,是少数民族在形成文化震惊与差异体验的“内驱力”,以及借助社会支持力量等“外助力”完成技术学习后的双重合力驱动下的行为,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自适应”以及由习惯主导转变为效用主导的理性选择;在互动中的语言使用方面,当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哪个民族群体处于高社会阶层,其语言便同其社会地位一样,拥有吸引其他民族自觉学习、使用的力量;在礼物往来中,互惠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礼物的受和授往往依据其社会阶层的位置而决定,除去授受双方礼物数量、价值以外的净值,体现出来的是结余方更高的社会阶层、权力和声望;在民族文化方面,外来小民族群体与本地大群体文化中差异大、甚至带有“危险性”元素的文化特质,最易在外群体压力和内群体自我纠正机制下被同化,相比于内隐文化（如宗教信仰）而言,外显文化（如民族服饰）更容易被同化。在底层嵌入的格局下,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与本地汉族群体在总体上可能构建出“示好型社会关系”和“梯度型社会关系”等社会关系形态,也存在少量的“和谐型社会关系”和“排斥型社会关系”;经济社会文化的本源性差距是影响双方社会关系的面上原因,而人际交往能力、为人处事方法则是影响社会关系的点上原因;一般来说,有过与汉族人互动经验,具备随和、老实、谦卑、勤劳、肯出力等性格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得到本地人接纳;在后天形成的嵌入式生活中,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鸿沟,没有治理和服务层面的介入,这种鸿沟通常难以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弥合。文章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对少数民族嵌入汉族地区的社会互动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以供后续研究予以批评。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后天生成的民族混居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指出:当异质性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嵌入到规模更大的汉族群体时,原先的社会治理结构将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治理经验缺乏,特别是缺乏对嵌入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议事规则的了解,对于开展民族治理将造成较大障碍。而嵌入的少数民族群体过分执着于与本地文化差异较大、甚至会给本地人带来心理或潜在人身威胁的传统和文化特质,将更容易引起大群体的排斥,并反过来影响自身在本地的可持续发展,更将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通常来说,地方管理者受本地稳定发展的“大局观”限制,会在多重比较和博弈后生成“不出事逻辑”,以此为基础,运用体制内动员、多部门联合、法理与协商等多种治理手段,化解因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纠纷。而事实上,这种治理理念和方法都存在弊端,难以应对民族嵌入后的社会格局。要突破这种状况,需要重新界定“大局意识”,将管控式思维转变为服务性思维,吸纳本土精英和嵌入精英,激发内源性发展力量,强调自组织建设,在专业社会组织的配合下,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综合化、专业化、本土化服务,完善治理结构,才能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

林承园^[3]（2019）在《《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文中提出空间视角是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热点。《资本论》是马克思生前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着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首次提出“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此外,在《资本论》中还隐含了许多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开始用空间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开创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但是,通过学术回顾发现,部分国内学者在运用时容易混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因此,从理论上探索《资本论》中蕴含的空间理论不仅可以通过空间维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也便于我们厘清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实践层面上,通过《资本论》空间理论的研究,以期对经济的空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提供一点思路,为指导社会主义空间实践给予些许指导。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都可以归纳为空间不平衡,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空间不平衡,从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这个“根”出发来解决不平衡的矛盾,才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空间均衡。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个方面是理论部分,把《资本论》空间理论当作是对“空间一般”原理的阐述。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抽象出空间理论,即指用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满足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以及促进生产和流通的顺利进行而抽象出来的空间条件。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分为影响资本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简称为“生产空间”。影响资本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交通运输工具、地理位置天然差异、信用制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简称为“流通空间”。由于农业生产和流通的空间限制条件有其特殊性,比如生产阶段的中断、农产品不易保存、保质期短等,故用“土地空间”表述。从《资本论》中还可归纳出三条原理,即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然后概括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先是回顾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来源并简单指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分歧,然后具体比较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剑客”（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与《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的理论创新诉求。第二方面是从现实出发,通过空间规划实践对“空间特殊”概念的延伸。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空间规划为主要工具或手段通过作用在空间地理的调整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但空间规划的结果并没有实现空间均衡的目的。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分权统治下,空间规划中的多中心的策略并不能有效解决区域不平衡。再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中用于改善交通、通讯、国别地理限制、信用制度等,都是为了将流通中节省的时间换回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为资本主义赢得持续发展的时间。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和资本扩张造成了不同阶级的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化,空间规划中“平衡的大都市”“去城市化”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诸如美国等国家的空间隔离、贫富隔离已经完全超出了合理、可控的范围,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的普遍的异质性以及不同阶段造成的在合理范围内的空间不平衡状态。通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实施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现了空间“非中性”的现实呈现,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反映的仍是占少数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间规划的尝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规划的效果不同,关键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建设,“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四个方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正式开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具体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主线,以“三线”作为底线,以“三生”空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是实现“一张蓝图”,生产上“拓展发展新空间”,流通上实现深层次互联互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从实践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除生产、生活之外,增加了“生态空间”的概念,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拓展了《资本论》空间理论中影响生产和流通的上限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上限是以较高发展程度的资本为限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中还认为生产受生态规律的影响,以大自然生态恢复能力为上限,主动明确底线也是延续人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和空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资本论》中探寻空间理论,并概括出《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三条原理,即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二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总结。

罗奔^[4]（2019）在《基层派出所民警非警务活动研究》文中提出警察是一种综合性、复杂性较高的职业,警察工作直接关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基层公安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承担着纠纷调解、侦察破案、社区管理、救助服务以及场所检查等一系列工作,不仅仅有法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负责的警务工作,也有一些非警务工作。在实践中,基层公安警察参与非警务活动,虽然一方面有效的解决了纠纷、方便了社区的管理、维护了社会治安,对社会管理和安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基层民警参与非警务活动这种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引起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的重视,前中央领导人早在2003年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就强调“不得随意指派公安机关参与非警务活动”,可是,近十四年过去了,基层民警过多的参与非警务活动的现象仍然普遍。因此,对基层警察参与非警务活动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将综合分析并阐述非警务活动的概念及传统的非警务活动表现形式和新时代背景下新型非警务活动表现形式,并对这些非警务活动在基层公安机关实践中的活动现状及特点进行分析,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和思维分析方法对非警务活动存在的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并从地方政府视角、公安民警视角、民众视角对非警务活动的实质进行分析,多个维度对其存在原因进行阐述。本论文还将对派出所民警参与非警务活动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地方政府层面、公安层面、民警层面多维度、全方位的提供解决方案。

郭远智,周扬,韩越^[5]（2019）在《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文中提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科学认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机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本文揭示了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对策。结果显示:（1） 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保持"东北-西南"格局。（2） 2000年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到2010年,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未进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3）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刘风^[6]（2018）在《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文中研究表明我国30多年来的人口流动过程,亦是流动人口不断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在流动人口分化与融合过程中,社会资本成为支撑其不断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流动人口,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情况,通过解析社会资本的变迁,来讨论流动人口从边缘到中心的迁移以及流动人口主体性地生成。在不同角度下,学者对社会资本做出不同解释,且论述的核心相似。即,社会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收益的一种资本形态。无论布迪厄提到的制度化的网络资源,还是科尔曼认为的人和人之间尚需偿还的关系,抑或是帕特南关注的信任、网络或规范要素,奥斯特罗姆强调的在互动模式中呈现的理解、期望、共享知识、规范和规则,又或者是福山论述的有助于个体间可说明的、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这些解释视角意涵了社会资本两个重要的类型:制度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这两类资源为个体或社会在获得价值或收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和制度资源可作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行动中得以变迁,成为当今研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本文将个体置于制度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对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从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中所可能获得的各类关系资源和制度资源。那么,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称为关系资本,把流动人口的制度资源称作制度资本,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个社会资本类型为主要分析理路,将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或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两类。制度资本主要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制度资源,例如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政策规范、地方政策以及创新性规则等;关系资本则主要意涵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内部到外部、由非专业到专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与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组织关系。鉴于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分属于以国家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两个不同层面的主体,二者之间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发生联系,产生互动关系,于是在二者之间引入行动视角,建立一个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分析框架,继而从行动者的行动出发,借由“过程——事件”的分析逻辑,以广东省N区为分析场域,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空间的流动人口是如何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进而完成比较华丽的转型。从制度资本的视角来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没有掌握更多地权力,也不是制度的设计者或者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执行者,他们是在现代社会从事生产、尝试生活、试图发展的群体。他们有的居于底层,有的游走于边缘,有的向上迁移,有的成为群体中的精英。流动人口各式各样的状态,源于他们在一个规则明确的社会中生产、生活与发展,现有的宏观制度不断阻隔着其获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对待,致使他们采取多样化的行动去争取权益。比如,流动人口通过钻制度或者政策法规的漏洞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从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具有明确规则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通俗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在当下的社会中暂时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则会使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去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如若有比较明确的、合理的制度资源能够支持流动人口实现其目标,因流动人口而产生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则会相应递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创造的价值则会更大。宏观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最优社会融合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其产生的影响深远且力度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央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制度改革被逐渐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改革前沿、敢于创新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后出台一系列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政策,创新各项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规则。制度政策环境从约束到开放的转变,为制度资本的变迁、制度资本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而也为流动人口在规范的制度资本环境中,创造和投资各类关系资本提供了可能性。从关系资本的视角来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增加了流动人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流动的勇气,为流动人口进入完全陌生的社会搭建熟人圈子的桥梁,让流动人口能够获得相对具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毋庸置疑,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关系网络,为促使其进入流入地的落脚区打下基础。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社会规则不断解构原本牢固的熟人圈子时,具有传统社会特征的人情、面子以及各类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揭开面纱,露出其中的无力感和困顿,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被需要。因为只有重新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特征的关系网络,才能实现流动人口较为长远的目标以及扞卫更为重要的、多元的权益。于是,业缘关系、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关系纷纷登场,并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帮助流动人口从无力感和困顿中走出。业缘关系与组织关系突出了流动人口工具理性选择的特点,为流动人口的合理性流动以及获得身份认同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提供了更加稳固且丰富的关系资源,增加了流动人口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关系资本引领下,流动人口得以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多权益,实现向上流动,逐渐摆脱边缘性地位,完善主体性意识,完成社会融合。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其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是互为型塑的。制度资本离不开关系资本,关系资本也必须在制度资本的制约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故而,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只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发挥最优的效果。行动是连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内在逻辑链条:流动人口通过行动来表达自身的需求,促使政府与社会发挥制度资本的正面效应;政府与社会通过行动来推动各项制度资源的合理化,确保流动人口可以搭建更多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过程,完成了流动人口与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换与合作,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社会融合,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主体性生成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社会资本变迁的过程,即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逐渐发挥积极的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不断表达自身的需求,激发流动人口从“外围”意识向“内核”意识转变,主动性和能动性逐渐提高;第二,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类型,二者具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消极效应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积极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代化、城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出现倒挂、社会分层逐渐调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消极效应日渐式微,转而发挥更多积极效应,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获取更多权益。第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依赖,单方面的资本功能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也不能解决流动人口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第四,行动要素不可忽视,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产生的能量较大。行动主体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互动、交往,才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意愿,获得最精准的信息,从而规划最合理的制度,搭建最有效的关系网络。行动对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类型具有粘合性效应。总的来说,社会资本的变迁过程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由被排斥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投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在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生成具有前瞻性意义。

田孟^[7]（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钟启平^[8]（2016）在《六次人口普查布依族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动研究》文中指出人口数量及结构是人口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各民族都存在各种不同的人口问题。本文以布依族人口数量及结构为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布依族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动的趋势,发现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所得的研究结果能反映布依族人口的现状,有利于布依族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从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对比中来全面研究单一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将近五万字。绪论部分,概述了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方法、路线以及“人口普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的概念,描述了布依族的概况。第一章,主要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布依族人口数量的总体变动状况以及各个阶段的变动状况,并探究了其变动的原因。第二章,主要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布依族人口结构的变动状况,并探究了其变动的原因。人口结构的变动具体分为自然结构、地域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动,其中自然结构又分为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地域结构又分为行政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又分为文化结构和行业、职业结构。第三章,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发现了布依族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动存在的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存在增大量略大,变动的波动性大两个问题;人口结构变动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率低,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产业人口分布比重不合理五个问题。第四章,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针对数量变动问题提出了对策,即适当控制人口增长,正确把握数量变动的走向;针对结构变动问题提出了对策,即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普遍提高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适当改善产业结构。

孔娜^[9]（2014）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村曾一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该时期乡村危机是在中国社会不适当地快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主要表现为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贫困化、金融枯竭、乡村存在“反行为”等。这次乡村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首先，乡村危机的发生与共产党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实行的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影响，存在理解的误区；另一方面则直接受到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实践中选择了优先、甚至是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了配合这种工业化战略，国家实施了相应的保障制度，如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剪刀差”价格制度等，强化了农村的弱势地位，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其次，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体制使得这些方针政策难以阻止。最后，客观上，自然灾害对这一时期乡村危机的发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次乡村危机与苏联历史上的农村危机相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与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和八九十年代“三农”问题相比，则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具体包括：危机发生的主观性、制度性和难以避免性，发生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以及民众对危机反应程度的可控制性。这次危机的影响非常大。首先，乡村危机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制约，如内需不足的制约、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制约，从而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其次，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共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最后，乡村危机使得国家领导人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农村，但也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认识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在当时被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之争的高度，进而为随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埋下了种子。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对我们思考怎样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反思，从而为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历史实践证明，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按照规律办事，妥善处理国强与民富的关系，构建城乡、工农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

陈熙^[10]（2014）在《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问题的起点,是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脱轨的现象。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同步提高,相反,城市化水平到六七十年代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城市化浪潮中,我国城市发展的这种现象显得十分特殊。而当我们将观察的视野延伸到近代,会发现从开埠至今,我国城市化的总体趋势是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近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亦如此,唯独在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的城市化长时间止步不前且与工业化脱轨。从我国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停滞状态也显得非同寻常。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种停滞状态与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密切相关,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分隔体制使得人口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几乎被完全阻断。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政府有组织的行政性移民,典型的包括1955-1956年的城市人口紧缩运动、大跃进及困难时期精简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本文从城市化的视角,对上述四次重大的移民事件进行再分析。研究显示,1955-1956年的城市人口紧缩运动将城市里的“非生产性人口”包括外来农民、失业人员、劳改人员、游民等疏散到农村,从事垦荒和农业生产,以达到减轻粮食供应负担,降低消费以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目的。大跃进曾引发了数千万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大流转,大跃进初期的经济过热造成城市劳动力的虚假短缺,成千上万的农民借此涌进城市,然而随后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又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刚刚进城不久的农民以及相当部分的城市职工送到农村去。此后,国家对于城市人口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并开启了随后近二十年的城市化停滞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城市失业问题是该运动发起的直接动因,这使得动员青年下乡具有向农村输出失业的意义。与其他移民运动不同的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城市的青年人口,青年群体的离开不仅带走了他们自身,还带走了他们即将到来的旺盛的生育能力,不仅直接减少了城市人口,也降低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出于战备的需要,三线建设将大量的一线城市的工人、工厂和工业迁移到内地,藏之深山。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使得内地工业经济出现了一次快速发展的高潮。从移民和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形成了工业、工厂和工人自东向西的迁移流。对于东部城市来说,三线建设不仅拆迁走了大量的工厂,而且也造成中央对东部城市投资的减少,对城市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在内地由于三线企业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因而尽管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总体而言,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工业的迁入并没有明显提高内地城市化水平。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导致我国六七十年代城市化发展的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历次的移民运动在对象、目标、动机、规模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都是实现了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和内地,削弱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且都是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推行。本文将这种凭借国家的社会控制力和动员力,有意识地阻止农民进城和并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从而抑制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概括为“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人为地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剥离的过程。国家在推行反城市化政策时,通常不是采用制度的手段推行,而是通过政治动员方式来进行。通过舆论渲染、组织学习、反复劝说乃至政治批斗、“带帽子”等方式,营造出强大的政治道德压力,使得民众放弃个人私利的考虑而背起行囊去到农村。全民动员的方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运动的高潮,动员大批人口离开城市,然而运动的热情无法持久,这也使得运动往往在经历了不长的时间后迅速走向低谷,使得运动呈现出急起急落的特征。上述历次移民运动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在历次动员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民众的抵制。尽管这种抵制并不会阻碍国家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但回城的意愿仍然时刻藏在下乡民众的心底。研究发现,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不论是农民还是那些被动员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他们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涌向城市的愿望。这种愿望在政治压力之下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一旦政府的控制稍作松懈,那么进城或回城的意愿就会立刻会转为现实的行动。从这点说,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力是反城市化移民政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

二、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剖析及对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剖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4）基层派出所民警非警务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8）六次人口普查布依族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剖析及对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2]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D]. 陈世海. 云南大学, 2019(09)
• [3]《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D]. 林承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基层派出所民警非警务活动研究[D]. 罗奔.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5]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J]. 郭远智,周扬,韩越. 地理研究, 2019(03)
• [6]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D]. 刘风.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8]六次人口普查布依族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动研究[D]. 钟启平. 贵州民族大学, 2016(08)
• [9]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D]. 孔娜.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以上海为中心[D]. 陈熙. 复旦大学,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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